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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鸞的由始

正鸞生的本分

鸞堂設教扶鸞，講的是「道」，並非教人信神。其實真正明道的人，自然而然不能不信神，這個道理怎麼說呢？我們會知道所謂之神，祂是寓在人的心中，只要心靜了，其神自然而明；至於心都通明了，神靈自然而現，亦許可以看到祂的靈顯。到了這個地步，即可任由自己的靈光去應化一切，而不致受到任何的阻礙，加以自身都清明了，尤心所俱的志氣亦自然如神一般，可以依人的智慧，發揮固有的潛能，去應事應物，成己成人。我們知道神不是外來的，而是自心生神，運自己的心光，聚宇宙間的神，即所謂「時舍於心，心不離神」的道理；又神不離心、心不離神，心神相會，其知並是天命。亦許天命通了，其命即有所寄，但命怎樣為寄呢？它要寄在心裡，使其心神有所安頓，則不惟其神其心知道所當承領的是什麼命令；反之，心不能得到其所安頓，不但神不得而現，命亦無所以從，並遠離於心，使心背離於道。所以為正鸞所求者，要能時時聽到自心的心文，和聽命行健，亦即聽天之命，自強不息，如此以達順天應人。其實為正鸞其所當命者，慈悲對待一切，隨時能運用心文以感化一切，達到正鸞之所當為；亦即能運用心文，時時可以行道。上述都是為正鸞者「時舍於心，心不離神」的道理，則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若離即非道也。

乩者機之理，目的以為稽疑之作用。凡人有事求之於神，其理即通，如卜筮一般。《易?繫辭》曰：「問焉而言，受命如響。」無論人有什麼遙遠邇近或幽深的事情，神都可以順遂人心，知道其來源何因。這種妙不可測的事情，惟有心神合一，才會知道。為正鸞只要學到其至精至微的程度，都會從一切種中感交其明。又《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說明若非是天下之至神，祂不能感通於此，這就是神道設教、輔國佑民的目的。今日鸞堂設教扶鸞，以為崇善道，聚集仙靈於一堂，天人共語，仙凡交通；同時親炙其光，承領其訓，並可尚友之樂，這種育樂，還有什麼可比如？這種樂道之由，原來是由於為正鸞者能運通靈理，佈化青空，則上接神靈揮鸞所以致之功，為正鸞者何等之榮耀哉！

鸞是怎麼來的？

黃帝以鸞鳳跳動，以測禍福；文王問箕，以為朝綱。若欲溯鸞，可見久遠，一般而言，鸞始於東周時代（春秋時期），即周平王東遷洛邑間，王命不行、五霸內亂中，朝內外高等學府用來聽問天機和施政要事，因而動發天機，自成天命。這時設立者甚多，無論學府或政界及寺觀，到處林立；但鸞在此時，只興了六十年。到了周莊王年間，齊桓公用管仲稱霸期間漸漸消息，久之無跡無蹤。直到周敬王四十一年孔子逝世時，孔子嘆息鸞的蹤跡尚未被他所發現；當時孔子只為鸞的奧妙和記述所惋惜，未能親睹聖鸞。此後到了東漢光武帝時代，才由當代朝廷的王子公孫發起揮鸞聽問國政，寺廟僧尼道士收聽道緣。其最盛時期，巧遇日本遣使入朝進貢，發現我國聖鸞妙機莫測，回國後消息傳出，即受到幕府的重視，並指派廿四名學者到中國來學藝。此期鸞的復興，自漢朝一直到了永元年代，以後又漸漸衰退。鸞雖然於一段時期似不見，但到了宋朝太祖開寶年代，亦即宋太祖滅南漢這段期間，鸞又再度甦生起來，一直興盛到嘉定年間，成吉思汗出兵攻打金國時期，就是鸞最旺的年代。「鸞」於此以後，即不興也不滅的流傳到今天。今人有此機會參鸞，實在是一件很幸運的事。

遠溯鸞學

鸞書之學格，是一種「依托」方式，藉聖賢仙佛之名字著作成書，故能以「神文」口語，顯化神德、神思的目的，形成為一本鸞書（善書），以為勸化作用。

扶箕（扶鸞）術來自古代初民，它與一般宗教有相同之信仰。西洋術語 COSEINO MANCY ，它是由「箕」或「篩」的說法而來，因為MANCY的意思是占卜法，國文有時寫作「乩」、「鸞」等都是後來之名稱。＜江西通志＞文孝廟在吉安府東，祀有梁昭明太子統，時「揮鸞」判事甚靈應，其所寫「揮鸞」就是扶箕，為神仙駕鳳乘鸞，故有此名（《圖書集成神異典》第三一０卷＜江西通志＞）。尤其陶弘景的《真誥》與《周氏冥通記》，可以參考。誠如《真誥》的內容，與現代扶鸞語意相同的是「誥」裡的詩詞和語句。陶弘景的理論，見受誥時不必有神器，只以手執筆，隨神靈旨意直書而已，形為扶鸞時正鸞生執柳書寫成字成文，亦即周氏之靈文。《周氏冥通記》記述隱居的周子良死後與姨母交通的神跡，同時用所著的書文獻上朝廷，與《真誥》相同，皆從扶箕一類的方法寫成。《道跡靈仙記》為六朝的作品，其中有靈人（指扶箕的正筆）辛玄子，是漢明帝時辛隱的兒子，在朝廷官室扶箕，保命莫君來告，以誥為仙人的降筆。《神虎經》解註「誥」的箕文云：受術者（正鸞）扶著動的箕，使箕在沙盤上寫字，毋須筆墨，後來才改其為丁字形桃枝柳筆，用陰陽兩手或則兩個人執著桃柳筆揮動，書寫在沙盤上，逐之由一人唱字，一人書寫簿記。

鸞的記載

鸞是一種降神的方法，是神人靈光合作的功化工作。運用一「Y」字型桃木和柳木合成的木筆（鸞筆俗稱「桃枝柳筆」，即手握處以桃枝製成，筆端寫字處卻是柳木，因桃為陽、柳為陰，又象徵「陰陽調和」），而由乩生執筆揮動成字，並經唱錄生依字跡抄錄成為文章詩詞。我國古時，在《唐書?太子承乾傳》中有「習音聲，聽神聲」的記載；又唐摭中所謂的「無聲人」，所指的是鸞；周朝御相設備「遊仙窯」，有頗豐富的資料。《漢書?杜周傳》曾寫道：「無必有聲色的音技，能夠為萬世修大法。」乃指鸞可為人指破迷津，指點明路。唐朝的《顏帥古注》說：「惟求靈鸞傳道，不注美色及音技。」《道藏》中也有「梓潼帝君化書與文昌帝君降筆於鸞」的記載。「鸞」的妙訣不只中國人重視，日本藤原道長曾在汪洋大海上，設「遊仙舟」揮鸞收聽《南天物語》，證明「鸞」可以直接聽聞天音，作修身修道的指導，且不僅是救人之身，亦可救人之心，指導人走向一條光明的正路。

鸞乩的過程與動態

化道非乩不能為功，所以乩纂之用途責任重大，而且乩意之包含也多。現在讓我們從「乩」字來研究。所謂乩者「機」矣，亦謂之「稽」，又說是「箕」，而非伎或技之說。什麼叫做「稽」呢？因為「乩」正是古代「稽」字，必須憑查證而知之、憑傳佈而知之，乃因為神道隱微不可測知，而人要知神之所以為神，必須憑乩動來了解。為什麼說是「機」呢？就像世上各種活動機器、自動機，機的本身是不能自己動作的，必須有人操作。因而把木筆當作機器一般，有人操作始能發動寫字；而乩筆沒人，永遠是不能自動的。但操作乩筆人與一般操作機器不同之點，是執乩筆人的靈光必須能運化與神靈接合，因而兩相資助，才真正神人一體，感交飛筆寫字。又說「箕」之意，係古乩是用竹做的，它的型態像箕一樣，古人稱「乩」謂「箕」。

乩是為神作用而設的，當作救世渡人的神器，憑藉乩的飛動而降神。所以執乩人一定有至大至公的修養，和不偏不倚的內涵，始稱為神人相感交的靈乩，決非社會上的伎倆或工人的技藝所可比論。

文化院主教 汶羅清水祖師對執鸞者的訓勉

執乩的正鸞，他的責任重大，同時他的功德也一樣很大，是代天工作，神聖的任務。不過社會上有很多人雖然是靈乩，但本身缺乏恬養之功，以致靈光與眾邪混合。所以汶羅清水祖師說：「人之心非空，靈不能聚，神不能接，尤仙佛非乘人之空不能入。若心愈不空，靈愈不聚，神因之愈不接，邪意乘機而入。」這種靈乩，則不能代仙佛喉舌。

這裡有一段汶羅清水祖師關係訓乩的話：「扶乩之道，道在虛無冥渺之間。兩左右之掌，即陰陽之氣，亦即無極而太極，太極而生兩儀，是必左右兩掌，能虛懷無欲情，然後真空致思，即可受神降乩。若色染在心，慾勝理薄，思念強，強則亂真。惟有真，即有亂，無亂不能見真。斯時為執乩之正鸞生，其必先求正理以去慾之學，然後得其道理而復加扶乩之靈光，才能是正確之乩筆，足夠渡人於彼岸。否者，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偶之慾情而兒戲乩務，最易惹成邪道不正之行，凡執乩正鸞生不可不慎。」

這些訓文，是本院主教　汶羅清水祖師訓勉本院執乩鸞生的降文。

鸞的通化與德盛

「鸞」在社會上知道的雖不少，但是不知道的也很多，因為鸞堂往往被人誤認為是另一種教派。其實「鸞」是道教上的一種門戶，它遵循道教系統，聚合儒、道、釋三教的真理，憑藉執鸞人的修候功化，孕成當機的一種道理發播出來。故考據宗教上的一切經典，大都是由「鸞」著造出來的。所以鸞門正是發播上天消息的場所，以及神與人之間溝通的橋樑。我們知道，「鸞」是一種不動聲色的無聲物，執鸞人或在寧靜中運用靈感通化神意，或轉運靈光接應神意，或完全以靈空飛化的功夫注神現法，以此種種不同的境界，揮動木筆成字，所以通化的境界也有不同，這是事實；但我們不要嫌疑它的語詞，只因執筆人的通化功夫，未到火候而已。

再說德盛問題，古人說：「欲得一之成，先於德之成，德成即盛，盛則不失，德盛於靈而本諸天，其本於天，天備則靈。」因為鸞的本身就是神的代表，代表神的一切，在信徒面前說話，因此執鸞人要有致中致和的修養，隨時培養自己的人格，甚至懷有中正至極的功夫，如此迨至靈光飽滿旺盛時，自然會領悟到天地間的一切，同時與萬物結合為一體，隨後於「一體之明」中，自然而然通化實現。這就是鸞的奧妙和它的神祕。

近代鸞堂的興起

民間鸞堂，又稱鸞門、聖堂、聖門、儒門，或稱儒宗神教、儒宗聖教，專指「以儒為宗，以神為教」的形態組織，奉祀神佛於鸞堂扶乩；而其形成的宗旨，乃藉揮鸞闡明天道真理，啟悟人心，規正行為，且助行政所不及。民間鸞堂的修行宗旨是：「敬天地，禮神明，孝父母，愛國忠事，敦敬崇禮，重師尊，信朋友，和鄉鄰，改惡向善，講明五倫八德，闡發五教聖人之奧旨，遵四維綱常之古禮，洗心滌慮，借假修真，恢復本性之自然，啟發良知良能之至善，達到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挽世界為清平，化人心為良賢，冀世界為大同。」在宗教活動上，主要是扶乩飛鸞以桃柳倣彫鸞狀為筆，由正鸞生執筆，藉神靈揮筆題字於沙盤或布盤，以傳真神意而度化人。這種宗教活動的形態，其歷史淵源來自三個時期：（一）清代的宣講制度；（二）明清的文人箕壇；（三）明代以來的民間教團。

清代的宣講制度

宣講制度，始於清順治九年（西元一六五二年）頒行六諭，令地方官責成鄉人等，每月朔、望宣講。此六諭文為－－ 第一訓：孝父母；第二訓：尊敬長上；第三訓：和睦鄉里；第四訓：教訓子孫；第五訓：各安生理；第六訓：毋作非為。從這六諭中，可探知早期鸞堂的活動宗旨，是提倡人倫道德、從善棄惡的宗教形態。到了康熙九年，禮部因「近見風俗日漓，人心不古，囂凌成習，僭濫多端，狙詐之術日工，獄訟之興靡已」，於是欽奉上諭頒行化民成俗十六條例，分發各直府省州縣鄉村，永遠遵行，並照例於月朔舉行講解。到了雍正二年（西元一七二四年）又御製《聖諭廣訓》萬言，就是將康熙所頒行之十六條聖諭加以推衍其文，尋繹其義；並且乾隆、嘉慶年間也曾一再降旨，通令各地廣為宣示，於是宣講制度推行於地方鄉社，屬於地方官的職責。

除了縣官設立宣講外，也有文人自立宣講。地方士紳以其文學口才，又能樂善向道，因此，分組輪流到各村里廟前代天宣化，講因果、說報應，藉以喚醒民心，共趨正道。

由地方士紳組織的宣講，初是一種社團集會，後與神壇結合，推廣了《聖諭廣訓》的內容，著重於講因果報應的民間思想色彩。這種宣講制度，遂改變為民間宗教的活動，成為神道設教的由來。宣講制度設立，初以教化為先，輔助王法之不足，收「化民成俗」之效；等到宣講制度與民間習俗混合為一時，形成了重因果、講報應的宗教活動，以「神道設教」來共存天理、共守王法。因此，由宣講制度與民間成立「代天宣化」的宗教組織，在立意上是一脈相承的；也可以說「神道設教」的目的，是繼承了宣講制度的「化民成俗」。以儒宗神教的教規，即可體會儒宗神教與宣講制度的歷史淵源。

明清的文人箕壇

扶箕又稱扶乩、扶鸞，亦稱神啟，是一種古占法。卜者觀箕的動靜，來斷定所問事情的行止或吉凶，後來漸漸發展為書寫，或與「關亡術」混合起來，不藉箕的移動，卻用口說出或用筆寫出。

扶箕成為文人官僚的信仰，大概起源於宋代。而最流行的時期是在明、清科舉時代，幾乎每府每縣的都市都設有箕壇；尤其是在文風流暢的省分，簡直有「不信箕仙，不能考中」的心理。

科舉時代，士人舉子結詩文社的活動非常興盛，而文人常在祠廟寺觀裡預備課藝、商討文章。於是箕壇多設在祠廟寺觀裡，成為文化消遣、表現文才的地方；並藉由神靈的降壇，提詩詞，成為諸仙勸善的格言。如此的箕仙詩冊及勸善格言，便成為儒宗神教扶乩著作鸞書的樣本。所以可知民間鸞堂、儒宗神教，與明、清箕壇有密切的淵源關係。

明代以來的民間教團

所謂的民間教團，乃起源於民間的信仰，並雜糅儒、道、釋的思想而創立的教派，是屬於多元性的信仰結構。其宗旨主要在勸人持齋誦經，導人行善，憐老惜貧，扶助孤苦，極有社會教化與互助的功能。

民間教團為了救世渡劫，也經常借扶鸞來為宗教說法或代天宣化，扶鸞成為民間教團神人溝通的唯一法器。在生態環境、思想信仰與社會功能方面，民間教團和地方文人所組成的箕壇相互重疊，彼此互通有無，相互影響，逐漸形成以扶鸞著善書，宣揚道德，傳真神意，以渡化眾生為重心的鸞堂。

從歷史的演變，鸞堂由早期的宣講制度、文人箕壇，到民間教團的扶鸞闡教，我們不難發現，鸞堂自早期以來，即負有相當大的社會責任與對社會的貢獻。處在這種社會環境中的每一鸞門子弟，應該有此認識，不僅不可輕視今生有幸入鸞門，更應該負起傳承的責任，繼續發揚儒宗神教自古以來的立教精神，匡正人心，導正社會的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