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色革命”背景下的美俄政治较量

                               □ 徐海燕　《百年潮》 2006年第01期
“颜色革命”的由来与特征
       如果给当今的国际全球热点问题排个序列,有关在前苏联和中东地区上演的一系列色彩的“民主革命”问题恐怕要排在前列。
       2003年11月2日格鲁吉亚国会大选结束后,反对党领导人萨卡什维利因不满选举结果,带领数千抗议者手持玫瑰走上街头,要求时任总统谢瓦尔德纳泽下台,被媒体称之“玫瑰革命”。自此拉开了“颜色革命”的序幕。
       一年之后,乌克兰爆发了“橙色革命”。近10万反对派支持者以橙色为标志,在首都基辅举行抗议活动,声称总统选举舞弊。12月31日,反对党领导人尤先科当选为新一届总统。
       2005年3月,吉尔吉斯斯坦反对党指责政府在议会选举中存在重大舞弊现象,要求阿卡耶夫总统辞职。由于反对派支持者在参与抗议活动时,虽来自不同的城市,却用一个共同的手势——握拳表达意愿,握拳形似郁金香花,因此被命名为“郁金香革命”。4月5日,该国总统阿卡耶夫在莫斯科正式辞去总统职务。
        受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相继发生的“颜色革命”的鼓舞,2005年6月18日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也来了一次“革命”的热身。政府反对派摩拳擦掌组成竞选联盟,宣布参加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
      在中东,伊拉克“民主选举”结束后,伊拉克发生的“紫色革命”和黎巴嫩的“雪松革命”使整个阿拉伯世界都有所触动,2005年5月11日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也开始同意推行多党选举制度。
     从严格意义上说,“颜色革命”并不是非常严谨的学术概念,它更多地具有表征作用,它只是提供了一个得以观察现实情况的简单模式。“颜色革命”的说法是由于在爆发的一系列“革命”中,都有一个明显的颜色为标志而来的。
         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形式,被西方国家命名的“颜色革命”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而是在中外现代历史上屡见不鲜,并与20世纪苏联东欧剧变时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一脉相承,其特点都是反对派通过和平的“革命”方式“民主”更迭政权。
       “颜色革命”一般都有西方国家支持的背景:首先,爆发“革命”的国家里都有一个亲西方的反对派代理人。从立陶宛总统阿达姆库斯、格鲁吉亚的萨卡什维利到乌克兰的尤先科都具有浓厚的美国背景。他们不是受过美国的鼎力相助,就是在美国接受过“民主教育”。吉尔吉斯斯坦的反对派主要领导人也或多或少与美国有关。其次,都有一个西方的民间组织进行幕后策划、提供资金。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美国国务院、美国民主党下属的国家民主学院、美国共和党下属的国际共和学院以及美国国际发展基金会、索罗斯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参与了“橙色革命”幕后策划。美国等西方国家则通过这些组织向其代理人提供资金支持。据统计,美国政府仅在2003年、2004年两年期间就对乌克兰政治组织提供了超过6500万美元的政治献金,对格鲁吉亚提供了超过1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在吉尔吉斯斯坦,美国在各项推动“民主”和支持反对派候选人的活动方面花了500万美元。过去我们常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是在“颜色革命”中“请客吃饭”成了革命成功的一大特色。有关数据表明,近十年来,美国政府通过“自由援助法”和名目繁多的“单项计划”向独联体国家提供的财政援助总额已超过210亿美元。可以说,美国的这种战略是收到了一定功效的:吉尔吉斯斯坦游行期间,一些人并没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参与游行只是为了获取免费的牛奶和面包。
        众所周知,“胡萝卜”方式和“大棒”方式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称霸全球惯用的伎俩和手段。但这两种方式取得的效应却不尽相同:在和平、发展为主题的今天,以军事占领而求强争霸的作法容易遭到人们的唾弃而不得人心。伊拉克战争为代表的“大棒”方式,不仅耗费了美国巨大的军事资金,而且暴力方式也使美国的国际形象受损。截至2005 年12月,美国在伊拉克已付出了超过2000多亿美元的投入,2100多名美军在伊拉克阵亡,几千名美军在伊拉克受伤的代价,但还没有完全达到目的。而“胡萝卜”方式则不然,西方国家只需用相对少量的资金资助现政府的反对派,以“选举”为契机,引发“街头政治”,较容易达到扶持亲西方势力的目的。因此,“颜色革命”成为一个时期内美国等西方国家称霸世界的一种主要方式。

“颜色革命”与美国霸权
       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说过,谁控制欧亚大陆,谁就等于掌握了世界。而称霸全球是历届美国领导人的“理想”。二战结束后,美国以地缘政治理论为指导,开始谋求在欧亚大陆东、东南、南、西南、西部边缘确立自己的地位。但由于历史、文化、制度的差异,美国对包括中东和前苏联地区在内的欧亚大陆东部边缘区的控制较为薄弱。中东和前苏联地区成为布什政府在第二任期内所确定的推广“自由”、“民主”的两个重点区域。观察家们指出,从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格局来看,中东地区、乌克兰、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等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中东地区是世界第一大能源供应地。政治经济实力仅次于俄罗斯的乌克兰位于战略咽喉地带,是布热津斯基笔下全球地缘政治的“支轴国家”之一。而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是里海石油外运通道的必经之地等等。由此可以看出,“颜色革命”的爆发是与美国的全球战略紧紧相连的。           值得一提的是,发生“颜色革命”的中东和前苏联地区,特别是前苏联地区,新组阁后的政府并没有马上表现出明显的亲美倾向。乌克兰、格鲁吉亚以及吉尔吉斯斯坦在政权更迭后,新上任的领导人也优先对俄罗斯进行访问,寻求俄罗斯的认可与支持。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现实利益都与俄罗斯有“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尽管前苏联地区的各加盟共和国都是在西式“民主”的呼声下独立的,然而,正如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所长瓦连京·博加特廖夫指出的那样,“中央集权的权威统治结构都保留了,执政的也是前苏联时代的旧臣,国内沿袭的也是前苏联的旧体制”,在体制转换时,这些国家更多保留着前苏联时期的痕迹。此外,中东地区也是与美国发生“文明冲突”最为激烈的地区。因此,美国实现这一地区完全控制尚需要一个过程,即对西方价值观认同的一个渐变的过程。

美国的“民主化”攻势与俄罗斯的战略应对
       美国实现全球战略的过程,也是逐步遏制俄罗斯的过程。在美国看来,只有彻底摧垮俄罗斯,美国才能够在中东和前苏联地区随心所欲。前苏联地区一些国家爆发“颜色革命”后,以布什和赖斯为代表的美国政府一方面开始制造舆论,公开批评俄罗斯的“民主退步”,将“民主化改造”的矛头指向了俄罗斯。2005 年7月,与美国联系密切的欧洲议会提交了300多页的报告,对俄罗斯民主状况提出严厉批评,认为俄罗斯已经“很难称得上是一个民主国家”。同时,美国在另一方面积极采取行动,加紧对俄罗斯的“民主化”攻势。2005年7月20日,美国国会两院分别批准在2006财政年度专门拨款5.6亿多美元,专门用于支持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前苏联地区“民主化”进程。其中,针对俄罗斯“民主化”的款项为8500多万美元,比上一财政年度多出一倍。
        面对美国和西方愈演愈烈的“民主化”攻势,普京认为,“颜色革命”实际上是美欧国家通过慈善机构、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在独联体国家进行渗透,培育政治精英,扶持“反对派”,支持民众以“街头革命”方式夺权,建立亲美疏俄政权的一种策略。不可否认,这种“民主化”口号下的“革命”的确具有一定的杀伤力,“颜色革命”在前苏联东欧地区的频频得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为避免在俄罗斯内部发生类似“颜色革命”的“白桦革命”,普京当局从思想上和实践上两方面入手,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
        首先,对俄罗斯在前苏联解体以来的民主问题做出了总体评价,并表示了要自主发展民主的想法。前苏联解体初期俄罗斯社会的民主,普京认为是“偏激”的和“年幼”的,认为前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民主“处于经济过度不符合现状和政治体制不符合社会发展水平的条件下”。
        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民主幼稚病和叶利钦时期的假民主和伪革命不同,普京坚定地探索俄罗斯自己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他认为,民主化是国家发展的必然趋势,在“14年前,俄罗斯已经做出了赞成民主的选择……这是我们最终的选择……但是我认为……在俄罗斯土地上实施并加强民主不应危及民主理念。它应当使国家更加安定团结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民主不应成为外部势力支持本国反对派颠覆现政权的手段”。2005年5月他又明确表示:“第一,民主是不能输出的,民主是一国社会内部发展的产物。第二,在当今对国际法的遵守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建立起民主的世界秩序”。普京认为,不应把民主问题作为外交手段,以此来干涉别国内部事务和政策,特别是不允许利用民主问题来企图从外部操纵作为一个大国的俄罗斯。而 “俄罗斯将就如何贯彻自由和民主原则做出自己的独立决定,这必须从本国的历史、地缘政治及其他国情出发。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俄罗斯能够将自主地决定民主道路上的一切时间期限,以及推进民主的条件”。
        其次,在如何建立民主的问题上,普京认为,当今俄罗斯加强国家权威与维护民主、保障自由并行不悖,民主的建立应与加强秩序相统一。普京认为俄罗斯应该加强秩序的想法由来已久,早在他上台初期就认为“俄罗斯土地富饶,只是缺乏秩序”,现阶段只有强有力的国家才能保护俄罗斯人民的自由和民主,国家的软弱只会阻碍民主进程。他说:“国家的软弱无力对自由和民主的威胁,与独裁政权对自由和民主的威胁同样严重。没有国家的有效工作既不会有人和公民的权利,也不会有人和公民的自由,说实在的,也就不会有公民社会本身。”在2005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再次强调,“在俄罗斯发展民主的必要条件是建立有效的法律及政治体系。法治、来之不易的稳定、平稳推行现有经济方针,发展民主不能以牺牲上述一切作为代价”。当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政权更迭事件被西方鼓吹为民主制度的胜利时,普京则认为,这些地区“有以非法律手段解决政治问题的倾向……如果走上一条持续不断的革命之路,这些国家和人民不会得到任何好处,后苏联地区都将陷入无尽的冲突中去,后果严重”。       为了防止“颜色革命”在俄上演,普京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防范:与西方首脑开展民主对话;限制政治反对派的活动;成立金融信息监测署,构筑金融安全网;公开透明包括高官在内的收支和账户;规范政党秩序,完善选举制度;加强青少年工作,成立亲政府的青年政治组织;成立对外文化交流和宣传机构,加强俄罗斯对外形象包装宣传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三项措施较为引人瞩目。第一就是加强对俄罗斯传媒的监控,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传媒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在商业化、市场化的浪潮中,传媒业逐渐走向了自由化、西方化。“颜色革命”前后,传媒受到反对派媒体的支持和蛊惑,对国家的舆论导向加速了国家政权的更迭。对此,普京总统认为,“必须确保新闻工作者享有真正的而非装饰门面的自由,为文明的新闻业创造法律和经济条件”。同时,普京表示:“如果我们想要保证大众传媒的真正独立,最重要的是要为他们建立起独立的经济条件,使他们既独立于国家又独立于那些只保护自己集团利益而不是人民利益的寡头集团。”普京指出,谁出钱,谁点歌,任何一个有尊严的国家都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俄罗斯的事情只能靠自己来解决,并开始运用财政手段,制定一系列政策法规加强管理。其次,针对俄境内的非政府组织,俄罗斯政府已经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加强管理:第一,锐意改革,加强培训,练硬俄联邦安全局的“拳头”;第二,采用俄联邦安全局局长帕特鲁舍夫建议,杜马通过立法对国外非政府组织的行为作出明文约束;第三,对那些从事与其身份不符、违反俄法律的非政府组织予以严厉制裁、驱逐出境或禁止其从事非法活动。自2005年7月以来,普京已经发表了一系列针对西方非政府组织干涉俄内政的指责的讲话,并称俄政府将严禁外国对俄境内非政府组织的政治活动进行资助。此外,普京还对中央垂直权力体系进行了改革。自别斯兰人质事件之后,普京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垂直权力体系的措施,其中包括取消联邦主体行政长官的直选。具体做法是,地方立法机关的合法代表由该地区全体居民不记名选举直接产生,再由代表们投票支持由总统提名的州长。他认为“这种权力体系无论是从地区的角度,还是从多民族的角度考虑都将是最优选择,它并不会破坏民主原则,也不会损害俄罗斯联邦宪法规定的民主原则的基础”。
        总之,面对这场以“民主”为旗号的多米诺“革命”浪潮的冲击,俄罗斯已经开始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结果如何我们还需拭目以待。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成效不仅取决于铁腕总统普京的决心,而且还需要俄罗斯经济持续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