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卡的旅行2金手指gg:新时期谣言的特点、机制和对策研究

　　摘要：谣言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必然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不断改变自己的形式。新时期谣言不同以往的新特点有：利益驱动不断凸显；“科学”外衣日益华丽；网络化生存已成主导；无意识传播大行其道。除一般发生机制外，其独特结构和存在条件包括：风险性的社会生活是谣言滋生的土壤；科学精神的欠缺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可乘之机；网络等新媒介是谣言传播的重灾区；公民意识的薄弱使谣言的泛滥失去了最后屏障。为了科学防控谣言，必须从政府、媒体和个人三个角度出发，多管齐下，打造一个政府主导、社会群策群力共同参与、加强媒体的自律和管理、个人自觉的综合性防治体系。其中，政府是主导，媒体是主阵地，而个人是关键。

　　关键词：谣言、新时期、特点、机制、对策

　　谣言就像社会机体中的“流感病毒”,长期潜伏，时而爆发，以致人们往往容易忘记它的存在与危害。不久前席卷全国的“抢盐”风潮让人们领教了谣言惑众对正常社会生活的严重干扰。然而，事情绝不仅仅于此，从当年的苏东剧变到当前中东北非的政局动荡，我们无不发现谣言都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毒化作用。古语说，“风起于青萍之末”。谣言绝不可等闲视之，如果任其发展，极有可能导致人心不稳、社会不安、国家动荡，长此以往，和谐社会和美好生活就无从谈起。因此，科学认识准确把握我国新时期谣言的特点及其传播机制，探寻防谣、治谣、止谣的有效途径，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新时期谣言的特点

　　谣言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大众传媒，从人们开始探索外在世界的时候，谣言就是他们相互影响的一个基本因素 。历史上，谣言总是和宗教巫术相联系。纵观社会不稳定时期，谣言往往四起，成为政治争斗不可或缺的工具。人们通常认为谣言总是和愚昧、信息交流不畅联系在一起。一般来讲，言之为谣，它们无不具有事实的虚拟性、传播的广泛性、诉求的主观性、影响的深远性等特征。正如马克思所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谣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必然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不断改变自己的形式。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谣言的滋生和传播也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谣言的利益驱动不断凸显

　　以往的谣言的目的多与宗教巫术或政治争斗相关联，如陈胜、吴广起义散布的“大楚兴、陈胜王”的谣言，以及明代的“叫魂”事件等。而现代社会的兴起和经济全球化的布展，经济利益日益成为社会生活关注的焦点。新时期的谣言与经济活动的联系也愈发密切，谣言的滋生越来越多地出于商业利益的驱动。例如，2010年百家企业串通发布绿豆涨价谣言（“豆你玩”事件），2011年联合利华散布日化产品涨价谣言，无不是出于攫取不正当经济利益而蓄意为之。

　　（二）谣言的“科学”外衣日益华丽

　　历史上的许多谣言的形成，是基于迷信或对科学的无知，如“叫魂”、“摄魂”、“毛人水怪”等。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科学知识的普及，这类谣言已经逐渐失去了存在的土壤。而新时期更多的谣言则往往是打着“科学”的旗号，利用普通群众科学知识有限、科学素养不高、对于科学的盲目崇拜心理来实现的。举例来说，所谓包含了秘藏信息的“信息茶”，只不过是经过了“科学”包装的中国传统的神仙法术的现代翻版。

　　（三）谣言的网络化生存已成主导

　　以往的谣言发生在实体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口口相传是谣言传播的主要方式。而如今，现代网络已经成为谣言传播的主要平台。通讯传播技术尤其是网络的发展突破了信息传递的时空限制。全世界连接成了“地球村”，国与国政治、经济、文化日益密不可分。借助传播速度堪比光速的网络媒体，谣言可以在极短时间内传遍五大洲。日本地震期间中国大陆发生的“抢盐风波”就是谣言网络化生存的典型案例。

　　（四）谣言的无意识传播大行其道

　　以往的谣言包含的信息或多或少对传播者来说具有某种重要意义，甚至关乎人身安全。所以传谣者往往以相对审慎、严肃的态度对待谣言。而当今社会快节奏的生活使得人们更容易感到压抑枯燥，不关心真伪的围观与跟风成了新兴时髦。人们甚至以猎奇、娱乐的态度来制造或传播谣言，使得谣言的无意识传播大行其道。举例来说，在“安庆暴尸”事件中，肇事者造谣的原因仅仅是出于无聊；2010年4月，陕西咸阳两个中学生以美国专家口吻散布地震谣言，也仅仅是为了提高QQ空间的人气。

　　二、新时期谣言的发生机制

　　谣言具有其一般的发生机制：以一定的公共背景为基础，以导火索事件为直接契机，以集体无意识为投射，依赖于集体记忆，而口口相传。然而，新时期谣言何以会呈现出上文提到的种种不同以往的新特点？从根本上说，这些新特点源自于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特别是它们得以存在的客观条件的新变化。风险社会的形成、科学技术的发展、网络时代的来临极大地改变了谣言产生及传播的“生态坏境”。因此，新时期谣言产生和传播机制都具有全新的色彩。

　　（一）风险性的社会生活是谣言滋生的土壤

　　心理学家巴萨德认为，“不安”是谣言传播的动力之一。 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社会风险和挑战。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生活的不确定性、公共安全事件频发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少数极端突发事件给人们的心理带来的创伤，都造成了社会心理的不安全感。因此，社会生活不确定性的日益凸显为新时期谣言产生和传播提供了温床。

　　1、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生活的不确定性

　　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就是经济要素的不断流动。在这种流动性中，产生了社会经济生活在各个方面的不确定性。市场主体之间的激烈竞争和经济信息的瞬息万变，使得商品价格、利率、汇率等发生波动。尤其是全球化资本主义条件下，跨国投资以及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带来了无法规避的高风险，从而使这种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越发明显。这种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及风险性，构成为新时期谣言产生和传播的深层基础。

　　2、公共安全事件频发对人们生活产生严重影响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体系。社会生活各领域、各层次、各方面之间联系越发紧密，同时，也呈现出其脆弱的一面。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对社会生活总体产生极大的影响。近年来，公共安全事件频发，加剧了民众生活的恐慌心理，也为谣言的产生创造了条件。瘦肉精火腿肠、染色馒头、硫磺生姜等食品安全事件，使百姓对食品安全的信任度大打折扣；吉林石化公司爆炸致使松花江污染、福建紫金山铜矿厂铜酸水渗漏造成汀江污染等生态污染事件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2007年，媒体报道我国部分地区香蕉患上巴拿马病毒（俗称香蕉癌），导致香蕉大面积减产的情况。结果，不少民众将“香蕉患癌”误读为“香蕉致癌”，导致了当年全国很多香蕉产地的香蕉囤积，造成重大损失。从“香蕉患癌”到“香蕉致癌”，人们把谣言的虚拟的真实放大，最终产生不良影响。不难看出，公共安全事件伴随现代社会的发展而转化为引发谣言的重要话题。

　　3、突发极端事件不时挑动人们不安的神经

　　近年来，随着社会转型过程中矛盾凸显、利益纠纷频发、社会心理不适应性增强，一些突发极端事件，特别是报复性的攻击事件（如杨佳事件、马加爵事件、邱兴华案件等），动摇了人们对现有社会秩序的信赖，冲击了不安全的神经，给集体带来了挥之不去的心理创伤。当今中国社会总体上是稳定的，个体极端事件仅是极少数，但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说，这是必须审慎处理的。正是藉于个体极端事件的这种深远影响，谣言通过重揭人们的心理创伤，煽动社会的恐慌情绪，而滋生和蔓延。这就是同集体记忆有关的谣言在新时期的发生机制。

　　（二）科学精神的缺失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可乘之机

　　俗话说，“谣言止于智者”。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是抑制谣言的有效武器。2009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指出，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教育水平有了长足的提高。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达到95%以上，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5%以下，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1% 。公民的科学知识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然而，新时期下谣言的不时滋生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抑制谣言的产生和传播并不能仅仅依靠知识量的积累和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精神对于抑制谣言的重要性日渐凸显。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科学精神是一个国家繁荣富强、一个民族进步兴盛必不可少的精神”，“要在全社会广泛弘扬科学精神” 。由于传统教育观念重知识的灌输、轻科学精神的培养，导致我国公民科学精神有待提升，这就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可乘之机：

　　1、盲目信赖“科学专家”，为伪科学谣言的传播大开方便之门

　　科学精神包含一种有别于科学知识的批判性思维和坚定的求证精神。一个真正具有科学精神的人，对于所谓的科学结论，总有一种倾向，去找寻足以支撑其成立的理由；对于所谓的专家言论，总有一种反思，怀疑这种言论是否能被证明。相反，如果缺乏这种批判性思维和坚定的求证精神，就容易产生思想惰性，忽略结论背后的论证过程。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打着“科学”标签的东西就往往很容易鱼目混珠，成为谣言的帮凶。很多伪科学谣言正是利用了人们这种变异的信任心理，打着科学的旗号坑蒙拐骗。在20世纪90年代风靡一时的“沈昌信息茶”事件中，所谓“特功大师”沈昌以“信息茶”包治百病为幌子，打着科学的旗号，把没有科学根据的非科学理论宣称为科学甚至比科学还要科学的主张，谋取了数以千万计的钱财。

　　2、知识的碎片化及其主观联想，为谣言臆造出虚假的“科学”理由

　　科学精神还包含一种有别于科学知识的严格精确的分析精神和求实精神。人们科学知识水平的提高确实使人们了解了更多的科学术语和科学常识。然而，人们掌握的更多的只是“鱼”，而非“渔”。这突出表现为当人们把自己的既有知识作为理由推出结果的过程中，往往会有一个“逻辑上的跳跃”，从中臆造出某种虚假的“科学”理由，以假想的严谨性代替了严格精确的求实精神。这种虚假的“科学”理由往往为谣言产生和传播提供了有力条件。例如，人们只知道服用碘起到防核辐射的作用，而不知道碘盐的含碘量极其微少，根本起不到防辐射效果。要是想通过服用碘盐达到防辐射的目的，每天至少摄入6斤碘盐，即成人每天正常摄入量的500倍！

　　（三）网络等新媒介是谣言传播的重灾区

　　20世纪90年代开启的信息技术革命，改变了以往谣言以口口相传 、平面媒体传播 为主导媒介的模式，而新时期下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了广泛的互动关系，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大大拓宽，人们信息的接收量大大增加。然而，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介在体现其优势的同时，也客观上沦为了谣言传播的帮凶。

　　1、谣言利用网络的拓扑结构传播

　　

　　正如上图所示，由于网络的作用，人与人之间信息的传播通过电脑、手机等载体呈现出拓扑结构，在主体间的信息流通更显通达。这一传播方式的最重要的特点是将过去单一的一到多的形式转变为复杂的多到多的样态。这样的改变，直接导致了所有用户都取得了“话语权”，信息接受者同时承担着信息接收和传播的双重角色。而这一模式的最大弊端就在于每个主体都可以对原始信息进行加工，改变其原有的形式或内容，再次冠以原始信息的名号传达于受众，从而造成了真正原始信息的变形。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海洋中，虚假信息更难以辨别且易于增多，谣言可借此机会混杂于其中。另一方面，对于被动的接受者而言，各种媒介给出的信息五花八门，看似提供更多的佐证，实际更多的是使人们眼花缭乱，既选择相信，又抱有怀疑态度，失去判断力，相对信息的主体性日渐丧失，形成信息“内爆” 。“媒介和现实现在已经变得模糊一团，其真相难以辨别。” 在这种“压迫”下，我们易于对信息的选择缺乏谨慎的论证和理性的态度，谣言也借此散播开来。

　　2、网络成为谣言的新栖息地

　　新媒体的繁荣，尤其是网络的盛行，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打破了地域的阻碍和空间的界限。人们依托网络等新媒介，拉近了距离，谣言搭上了网络的高速通道。网络信息传播速度快、受众面大 、影响范围广的特点为谣言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2010年12月6日，关于金庸逝世的消息在网络上铺天盖地地传开，在短短一个小时之内，仅在微博上的消息转发和评论均达到数万条，且在被证伪前，该消息便已传遍全球华人圈。

　　网络作为一个信息载体，被谣言所利用，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网络又可以作为有力的辟谣工具。如何利用网络这把“双刃剑”就变得尤为重要。

　　（四）公民意识的薄弱使谣言的泛滥失去了最后屏障

　　公民意识是指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高度自觉的价值准则和道德规范的总称，它包括责任意识、公德意识、法律意识等基本道德意识以及公民独立自主的选择判断能力。这种公民意识是阻止谣言传播与泛滥的最后防线。但在今天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新时期下的理性的人际关系还没有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仍在完善之中，公民意识还没有得到完全的形成，这就给谣言泛滥以可趁之机。

　　1、道德自律、法律意识的淡漠催生了与经济利益的不道德诉求有关的谣言

　　一些谣言的“制造者”为了扩大市场份额、满足一己私利，罔顾社会道德，甚至不惜触犯法律。如“豆你玩”事件中，绿豆批发商通过捏造散布绿豆大幅减产等信息来推动涨价。对于这一现象，不仅应该通过严格执法、加强监管的方式来进行治理，还应该通过强调道德自律、法律观念和社会责任感的方式来克服。

　　2、公民责任感的不足是诱发的谣言产生的土壤，以及加快谣言传播的催化剂

　　这一类谣言的产生，在直接的意义上主要是同“制造者”满足个人的猎奇、娱乐、自我实现的意图结合在一起的。陕西地震谣言，因其逼真的美国专家口吻从而带有极大的迷惑性，引起部分网民的恐慌。但事实上，它仅仅是两个中学生出于提升自己QQ空间的人气的目的而炮制出来的。这种出于精神上的空虚、无聊的个人行为在社会上却产生了一定范围内的恶劣影响。可以说，这种不符合公民精神要求的不负责任的行为，成为新时期很多谣言形成的重要原因。

　　这类谣言在产生之后，又往往借助种种“围观”行为，获得迅速而广泛的传播。具体说来，公民参与社会公共生活时没有形成高度自觉的公民责任感，一种无所谓态度在心理上的反应和体现，加快了谣言的传播。尤其是在网络日益成为公民交往的主要平台，“蝴蝶效应”在网络时代呈现出更快速的反应。一条微博，一篇帖子的反复转发，就可能引起社会波动，甚至导致社会危机。失去了独立判断和理性选择的能力，成了新时期很多谣言传播的主要原因。

　　此外，从近年来个别影响较大的谣言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的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谣言的传播。面对涉及公共安全和国计民生的危机事件，个别地方政府反应滞后，错失谣言防控的最佳时期；更有甚者，还有极个别地方政府和部门在辟谣时语焉不详，不仅没有起到止谣、治谣的效果，反倒助长了谣言的蔓延。这与个别地方政府应对社会危机的预案的不完备、发布信息的方式和时间的不当存在一定关系。事实上，政府如果能够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危机预案制度，就完全可以将谣言扼杀在初发状态。如今年年初发生的“抢盐事件”和“化工厂爆炸谣言事件”，政府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就及时而正确地进行了辟谣，从而使两个事件迅速被平息，社会秩序和人民生活很快的恢复了正常。

　　三、新时期谣言治理的对策研究

　　综上所述，新时期谣言不仅具有传统谣言形成和传播的一般特性，而且结合新时期的社会历史特征，呈现出综合性、复杂性、“立体化”的特点。由于谣言的存在本身将会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产生巨大的危害，需要加强重视、采取得力措施进行防治。基于国际国内防治谣言的成功实践经验，我们认为必须强调从政府、媒体和个人三个角度出发，多管齐下，打造一个政府主导、社会群策群力共同参与、加强媒体的自律和管理、个人自觉的综合性防治体系。其中，政府是主导，媒体是主阵地，而个人是关键。

　　（一）新时期防治谣言必须坚持政府的主导作用

　　防治谣言的根本是执政为民，通过强调政府的公开、公正、公平，确立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即公信力。此外，还应加强社会主义法律法规建设，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换言之，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一切阴暗的、偏颇的谣言都将在曝晒中烟消云散。

　　在这一前提下，政府防治谣言的相关机制建设是基础。这些谣言防治机制有：一是信息、舆情的监测、分析机制，做到面对谣言，能够“及时发现、迅速处理”；二是权威信息的准确、及时披露和发布机制，即建立健全一整套政府辟谣的科学程序，进一步提高政府应对谣言的能力。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和政府公共“微博”的建立。无论是“抢盐”风潮的迅速平定还是治理联合利华涨价造谣的成功案例，都充分彰显了权威信息披露、发布机制在防治谣言中的重要作用；三是建立健全政府的一整套危机管理体制，并自觉将谣言防控机制纳入到既有的危机管理体制中去，做到防患于未然，防治危机事件爆发后谣言传播带来的进一步危害。

　　政府防治谣言，制度的落实是关键。这是因为，制度的建立贵在实施，而不能流于形式。如果不能将建立的相关机制加以落实，就无法真正起到预防、治理谣言的作用。2003年非典流传初期，谣言的流传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在坚持政府防治谣言的主导作用同时，还要强调相关社会组织在行业监督、权威信息监管等方面的作用，并积极发挥其第三方辟谣的积极作用。

　　（二）新时期防治谣言必须坚持把新媒体作为主阵地

　　媒体是防治谣言的一个主阵地。这首先是由媒体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在现代社会中，媒体本身作为理性的化身，其责任就是要代表公共利益，反映公众的意愿，必须“发出理性的声音、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其次，媒体必须要在遵守法律和道德的制度下进行，通过必须加强自我管理和约束。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从根本上预防、控制谣言的发生和传播。

　　最后，还必须加强对新媒体空间的管理。也就是说，要对聊天室、论坛、博客、微博等新的网络媒体空间加强管理。不仅要创建，而且更要管理，做到“守土有则”，负担起管理公共空间的责任。从而在根本防治谣言的产生。其中，行之有效的一个方式就是实行网络社区的实名注册。我们欣喜地看到，南京大学小百合BBS自从实行实名注册之后，获得了较之以往更好的发展，已经被建设成为一个国内著名的绿色、健康、文明的网络社区。

　　（三）新时期防治谣言，必须坚持强调个人的关键作用

　　新时期，防治谣言的关键是个人，这是由社会转型期人际关系的转变仍处在一个变动过程中，科学精神仍有待提升，“公民意识”亟待完善等情况所决定的。第一，必须牢固树立公民个人的法律观念，充分认识到制造并有意识地传播谣言本身是一项违反法律的行为，真正做到“不造谣”；第二，必须既重视提升公民的科学知识，又全面发展公民个人理性的、独立的、富有批判精神的科学精神，能够从根本上辨明种种带有“伪科学”色彩的谣言，真正做到“不信谣”；第三，就是全面培养具有道德自律、法制观念和社会责任感等“公民意识”的社会个人，真正做到“不传谣”。（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