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游app研发:大饥荒年代的点滴回忆

每当我走进超市，看见堆积如山、琳琅满目的各类商品，尤其是买不光，用不尽的鸡、鸭、鱼、肉、奶、蛋、粮，油、海产、副食等，就不由得回想起三年大饥荒的艰难岁月，由衷地感谢改革开放，感谢新时期以来共产党富国强民的好政策。为了让年轻一代珍惜来自不易的好时光，我把记忆深处的点滴往事记下来，以存史留证。
1）挑着半桶稀粥上坡的二姨夫
1959年冬，城市居民粮油已定量供应，肉食、蔬菜、糖果日渐稀缺，生活渐趋艰难，可当时的农村，还在吃公共食堂，当然，早已不是最初白米白面，放开肚皮，吃饭不要钱了。
二姨在当时的张寨公社花果大队，小时候母亲常带我们去玩。花果这个名称是1958年公社化时起的，可那时哪来花果，只见荒坡连着荒坡。只有在改革开放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因地制宜，退耕还林，荒山才逐渐变成了一片片果树林，成了名副其实的花果山。
那年，我还在上小学三年级，放寒假时随母亲去二姨家玩。每天到吃饭时，门前场院里就聚上一群小孩，眼巴巴地往坡下弯弯的山路上瞅着，等着大人们从坡下约一里路外的公共食堂挑饭上来。
我们瞅啊瞅，终于看见二姨夫熟悉的身影了：他挑着装饭的木桶，摇摇晃晃地上来了。
围上一看，是大半桶稀稀的菜粥。二姨拿着勺子，给大家碗里分，大人多点。小孩少点，谁也别想多吃多占。现在想想，我们当年去玩，实际上是占了他们微薄的那口饭，真是过意不去。
吃食堂的年头，不准各家开伙，也不准私留粮食。人们饿极了，只能深更半夜悄悄地煮点私藏货吃。我记得，有几次，半夜里，我都睡得迷迷糊糊了，又被二姨叫醒，一家人关起门，偷偷地喝口偷偷煮的菜糊糊。
好在没二年农村的大食堂就解散了，以后，我们再去二姨家时，可以自己烧饭了，尽管日子过得也很艰苦，但起码不再喝坡下挑来的几乎变凉了的菜粥了。
2）抓紧，小心让人抢跑了！
孩子他妈老笑我，吃大饼时几个指头抓得牢牢的，弄得满手油。我自己也不知道，这个坏习惯是啥时养成的。记得四五岁孩提时，奶奶给我一根油条，怕我不小心掉到地上，叫我攥紧些，说天上飞的有老鹰，看见小孩油条攥不紧就飞下来叼跑了。或许，这坏习惯是怕老鹰养成的。
不过，三年大饥荒时，母亲给我妹妹们的训诫是，手上拿的吃的，要抓紧，小心让人抢跑了。这一关照绝非多余，还真让我二妹给撞上了。
一天，我和母亲、二妹从北大街回小学校。三四岁的二妹一路哭个不停，喊肚子饿，要
吃馍馍。母亲看她哭个不停，就用粮票给她买了个小馒头，吩咐她吃时要攥紧些。见了馒头，妹妹立马破涕为笑，一边吃，一边蹦蹦跳跳的。
突然，从旁边窜来一个穿得破破烂烂，蓬头垢面的的中年人，他一把抢过妹妹手中的馒头，拔腿就跑。妹妹哇的一声吓哭了，我气坏了，立马追了过去。此人一边跑，一边往馒头上吐口水，抹鼻涕，追上后，我用拳头在他背上擂，喊道：“我叫你抢！抢！”可这人随你再怎么擂，扒着身子只管吃。
不知啥时母亲过来的，她把我拉开，说：“算了，反正也脏了，给他算了。”我这才悻悻走开。多年后，在我成年后，我才理解了，一个人如果不是饿得发疯，是不会如此下做的！！古人云，衣食足而后知荣辱嘛。
3）子夜时分，我差点被电流打死
困难时期粮食定量供应，菜少，油水更少，还得吃食堂。由于母亲在小学校任教，我们几兄妹就在学校一道吃食堂。按年龄，下午饭我吃三两，也就是四两一碗的蒸米饭划掉一个角。十一二岁的孩子正能吃，这点缺盐少油的饭下肚，管不到第二天啊。我经常饿得夜里心发慌，辗转难眠。
白天饿了，学习、玩耍还能把饿的感觉冲淡一些，但深更半夜就难熬了。这样，我就想了个主意，吃二两，留一两，把省下来得这口饭偷偷藏在学校集体办公室母亲办公桌的抽屉里，待半夜里饿极了再吃了救急。
一天夜里，饥肠辘辘的肚子提醒我，该去吃藏着的那口饭了。于是，我翻身下床，悄悄拉开门，穿过黑乎乎的大操场，从教师集体办公室的窗子翻进去，黑摸着找到母亲的办公桌。趴上桌子，找灯头上的电灯开关。
我刚摸到灯头开关，突然，半个身子麻了。坏了，触电了！我心里一惊，用力甩动接触灯头的胳膊，想挣脱开来。然而，一连甩了几下都没挣脱：强大的电流把胳膊紧紧地吸住了，心抖得缩成一团，身体已开始抽搐。完了！我心头闪过这不祥的字眼，也许是急中生智，也许是出自求生的本能，我在办公桌上猛地一滚，从桌上坠落下来，靠下坠的重力甩脱了带电的灯头，总算有惊无险。
脱险后，我活动着已有些僵硬的胳膊，摸黑把那口冰凉的米饭团吃了，没有任何菜。
3）磨的树叶凭啥光给老师吃
我上小学的年代，处处讲政治，每周都有劳动课。小学生劳动课要做手工或做些轻微的公益劳动。
大饥荒最困难的时候，我就读的中山街小学让学生们经历了一段不寻常的劳动课。
当时，学校还有教师食堂，不知听哪里的宣传，说登青树叶子有营养，磨碎了可以吃。恰巧，学校里就有几棵根深叶茂的登青树，于是，学校就组织学生，利用劳动课时间剪树叶，把剪碎了的树叶再磨碎（怎么磨的，我年少不知道或记不得了），最后与面粉合在一起蒸馒头。
我吃过这样的馒头，苦涩极了，但由于二两的馒头要比没加树叶的的大得多，一时间老师们还抢着买。后来，大家觉得实在难吃，渐渐没人愿吃了，这股剪树叶的热潮才消退了。
然而，就是剪树叶这种可怜事，竟也引起了一些学生家长的不满，他们向学校提意见说，磨的树叶凭啥光给老师吃，不分些给辛辛苦苦剪树叶的小学生，这不是剥削学生的劳动吗？
不久，教工食堂的登青树叶馍退场了，学校的劳动课也不再剪树叶了。
4）妈妈，我看不见了！
二妹困难时期只有三四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年幼不懂事，老喊饿，一不动就哭。
一天傍晚，她又站在操场里哭开了，喊她回来，仍站着不动，只是一个劲揉眼睛。母亲过去问她咋了，她哭着说：“妈妈，我看不见了！”
母亲一听急了，急忙领她去看医生。医生说是夜盲症，是营养不良，缺乏维生素A导致的，最近常见这样的病例。医生开了些维生素，吩咐更重要的还是要加强营养。回去后，家里重点保证二妹，给她增加了饭量，过了一段时间，二妹的眼睛才慢慢恢复了正常。
给二妹增加的饭量是母亲口里省下来的，可我们当时知道，她的身体也由于营养不良而非常虚弱了：四肢已明显浮肿，手指一按就是深深的一个坑，久久恢复不了。幸亏当年政府对城市浮肿病人额外特供了一些黄豆粉，才使母亲熬了过来。
5）看有没有掉的粮票
大饥荒的三年中，母亲学校里只有小小的一间宿舍，由于居住条件的拮据，一段时间，我和奶奶、西安来的三姑三人相依为命，煎熬苦度。
饥荒刚起，粮食初定量时，奶奶想不到，困难期将会如此漫长，开始对计划用粮不很经意。渐渐地，粮、菜、油、糖、副食品全面管制，其他商品，大概除了铅笔、文具、玩具、书本外，实在想不出还有啥是不凭票供应的了。我记得，那时居民大都不敢将粮食指标全买成粮，往往把一部分用来买红薯：粮站规定，一斤细粮的指标可买四斤红薯。困难时期吃红薯、南瓜吃怕了，以致迄今再不愿吃这些东西了。
一段时间后，粮本上的指标早早用光了，寅吃卯粮，奶奶只有东拉西借，拆了东墙补西墙，后来实在借不动了，就卖本来为数不多的旧家具，换点钱买高价“黑市”粮度日，有好长一段，煮半个清水南瓜加一把米就是一顿饭。
记得有天傍晚，奶奶拉着我在街上走（是中山街），她突然对我说：“狗子（我小名），咱俩分开走，你走那边，我走这边，看地上有没有掉的粮票。”
那年头，粮票就是命，一两粮票都是珍贵的，哪可能轻易丢了！想捡到它，仅仅是几乎陷入绝望的人下意识产生的幻觉罢了！
6）“黑市”摆到公安局门前
改革开放前，尤其是公社化时，除了蔬菜可有限制地在市场买卖外，粮、油、棉、肉、蛋、豆类品等几乎所有农产品都只能卖给国家，国家对城市居民按各种定额票证供应，不允许
市场交易。当局把违反规定私下偷偷买卖的交易称作“黑市”，一直严厉打击不贷。
然而，到了大饥荒困难的时候，街头巷间渐渐地出现了一些提着筐筐叫卖的“个体户”，有无业的居民老太太、老头，有乡下的农民，卖的有糠饼、麸子馍，野菜糊糊、地耳包子、蒸红薯等，偶然，也能见到贵得惊人的纯面馒头。这类黑市的出现虽不合法，但可给陷入饥饿中的居民提供定额外的食物补充，深得人心！
开始，当局还派员驱赶这些“个体户”，取缔交易，后来看到防不胜防，禁不胜禁，居民又确实需要，也就睁只眼闭只眼，随它去了。渐渐地，这类买卖从避街小巷，移到了大街上，沿街都是，最后，竟公然摆到了公安局大门两边了，警官们出出进进，就当没看见。
不过，困难时期刚一过，此类“黑市”又被坚决取缔了，以前做过“黑市”买卖的居民在各居委会里受到清查和批判，此是后话。
7）难忘的西郊机场
汉中西门外的飞机场是抗日战争时修建的，为抗击日寇，争取民族解放做出过历史贡献，在三年大饥荒时代，又成了城市居民觅食求助的希望之地。
那年头，尤其是收获季节时，几乎天天一大早，城里的大人小孩就成群结队地背着背篼，提着篮子到机场四周的地边剜野菜，捡麦穗，刨土豆，觅地耳。夏收开始后，我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背个背篼，和左右邻舍的小孩子去机场周边一带了。
那时还是公社化，机场旷野处东一块，西一块的的麦地，都属生产队，没等社员割完收完，田边就密压压地蹲满了等着捡麦穗的人群，最后一捆麦子还没挑走，人群就不顾社员的阻止，蜂拥而入了。种土豆的地块，也和麦地一样，没等社员把土豆收完，刨剩土豆的人群就扑了进去，在社员挖过的地里再挖一道又一道，如果刨出个鸡蛋大的土豆，就笑得哈哈的。
雨后，是觅地耳的最好时候。今天的年轻人恐大都不知什么是地耳，更不会吃了。那是草地上，尤其是薄层硬草地上雨后自然生出的薄膜状菌类，混杂着碎草皮，很难弄干净，但那时也顾不上了，能入口就行。
还有寻猪草，当年私人不许喂猪，寻猪草实际是寻野菜，猪吃的人也能吃。我就是在那几年认识了野芹菜、季季菜、灰灰条等野菜，也知道鹅儿肠不能吃，五朵云是有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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