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到台中怎么走:吴中杰：晚年聂绀弩

吴中杰：晚年聂绀弩

　　一

　　萧军与聂绀弩都是三十年代追随鲁迅的青年作家，也因鲁迅的关系而相互熟悉起来。1948年，萧军在东北解放区因坚持独立思考，说出了他所看到的真实情况，因而受到批判，并被定为反党分子。聂绀弩对萧军的思想和性格都是有所了解的，但还是受到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萧军问题决议的影响，也写了批判萧军的文章：《由萧军想起的》。这大概是坚信组织的思想原则使然吧！

　　聂绀弩在这篇文章中说：“萧军事件就证明解放区的自由主义者有过多的自由，在哈尔滨公然可以发表反苏反解放战争的言论，出版发表那种言论的报刊，难道这不能使自由主义者们满意么？至于萧军的言论碰了壁，摔了跤，那是因为别人也有反对萧军自由的缘故。自由主义者该不反对别人的自由吧？至于我，却不愿意萧军有这么多的自由，作为他的朋友，至少不希望他有太多的跌跤的机会；正跟不希望我自己或别人常常跌跤一样。”聂绀弩在这里说得义正词严，语重心长，但是，却离开了他一向尊奉的真实性原则，丢弃了他一贯坚持的独立精神，而犯了批判运动中的流行病：不去查证事实，不进行独立思考，而只是根据上级所制定的罪案，跟着大批一通。

　　不过，聂绀弩的这种失误，很快就纠正过来了。纠正他这种错误的，不是他在批判萧军时所强调的理论学习，而是鲁迅所说的“由于事实的教训”。

　　1951年3月，聂绀弩离港到武汉参加中南区文教会议，并列席中南军政委员会会议，会后到北京看望妻女。这时，冯雪峰正受命组建人民文学出版社，就邀他到该社工作。聂绀弩一向以吊儿郎当的自由主义著称，与解放后文化工作岗位上的纪律性颇不适应。冯雪峰却有知人之明，他说，别人都不敢要聂绀弩，我愿意要他。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后，冯雪峰任社长兼总编辑，请聂绀弩任副总编辑兼二编室主任，负责古典文学方面的编辑出版工作，并照顾他不擅行政工作的特点，专门为他配备了负责具体工作的副主任，让他有更多时间从事研究，又照顾他喜睡懒觉的习惯，说是可以不必准时上班。这样，聂绀弩就写信辞去香港《文汇报》的工作，而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

　　聂绀弩在香港收入颇丰。后来，有人因他在香港生活的“阔气”，而指控他贪污，他因此写了一篇《在香港时的“阔”和贪污》的材料加以申辩，其中说到他在港期间的收入情况道：一到香港就为《文汇报》写社论，每月300元。写过两个月光景。不久，为《大公报》每日写一短文，每月400元，到进《文汇报》为止。在《文汇报》每月薪水450元。此外，社论和短文之外还可多少写点别的文章。光是这收入，在别人是可以养活一家几口人的。在《文汇报》时，还出版了三本书：《天亮了》、《海外奇谈》和《寸磔纸老虎》，又得3000多元。“这样，我就冬大衣，夹大衣，毛线衣，钢笔，手表，都有了，还有别的日用品及箱子、毯子之类，还带了不少的东西给家里人。”

　　那么，他为什么要放弃这么丰厚的收入和较为自由的生活，而回到北京来呢？除了他一向热爱的文学工作的吸引力之外，是否也有点厌倦了为他人立言的社论写作呢？当然，他不可能预料到知识分子此后的命运。

　　在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最初几年，聂绀弩的职业生涯还算顺遂，工作也很有成效。那时，他与周颖分居，后来又离了婚，所以索性以社为家，住在办公室里，每天晚上熬夜工作，上午别人上班多时，他才起床，拖着拖鞋到编辑部，与大家一起抽烟、喝茶、聊天，天南海北无所不谈，据当时在二编室工作的舒芜说，就在这样闲聊中，思想也交流了，工作问题也解决了，有时还能想出新的选题。二编室在聂绀弩的领导下，工作环境宽松，而效率却很高。那几年，他们经过重新整理、校订和注释，出版了《水浒传》、《红楼梦》等古典小说名著，又出版了屈原、李白等古代诗人的作品选注，在读者中产生了积极的效果。聂绀弩本人也对《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进行深入研究，做出许多研究成果。特别对于《水浒传》的研究，他陆续写成《〈水浒〉五论》——《〈水浒〉是怎样写成的》、《论〈水浒〉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逐渐提高的》、《〈水浒〉的影响》、《论〈水浒〉的版本斗争》、《论〈水浒〉的繁本与简本》，既有详尽的考证，又有理论分析，影响甚大。那时，全国各地到处有人请他去作关于《水浒传》的学术报告，他自己也很得意。

　　但当时是政治运动频仍的岁月，对知识分子讲改造，讲清查，讲斗争，当然不允许二编室这样宽松工作环境的存在，也容不下聂绀弩这种吊儿郎当的自由主义者和专攻业务的作家。

　　还在1952年“三反”和整党运动中，就已触及聂绀弩，不过尚不是重点对象，他写了万把字的检查材料，也就过关了。但到得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他就在劫难逃了。虽然他已多年不与胡风在一起工作，甚至有相当一段时期不相来往，也没有参加《三十万言书》的起草，但是凭他们过去的历史关系，和他被人看不惯的生活作风和工作方法，他还是被列入了审查名单中。

　　在中国的政治运动中，大凡一个人一旦被列案审查，那么，所审查的范围就决不会只限于所列的案件了，而是祖宗三代，里里外外都要翻个遍。何况，当时本来就是要以反胡风斗争为突破口，而扩大为全国性的“肃反”运动——即“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所以审查必然是全方位的。聂绀弩是黄埔军校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又在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教过书，在中央通讯社做过副主任，在国民党的高官中有许多同学、故旧，当初共产党要他利用这种关系去搞情报，去救刊物，去做策反工作，现在这一切都成为疑点，而要他交代清楚了。于是作家的笔就无法再写诗歌、杂文和学术专论了，而是专门用来写检讨和交代。现在武汉出版社出版的10卷本《聂绀弩全集》中的第10卷，就是由1954—1957年所写的“运动档案”和几个“附录”组成，而“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写的更多的“运动档案”，还没有收在里面。

　　知识分子的笔，不是用来著述，而是用来写检查交代，这也是一种中国特色吧！

　　这次审查的结果，虽未划为“胡风分子”，却被定为“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所在党支部一致通过开除党籍，申报之后，上面改为“留党察看”处分。但撤去副总编和二编室主任的职务，降为一般编辑使用。

　　这时，不知聂绀弩是否会想起他在解放初所写的《论悲哀将不可想象》和《由萧军想起的》等文章？但无论如何，他的思想不会再停留在当年的盲目乐观和轻信轻从的水平上。现实促使他重新思考生活，重新思考政治斗争中的一些问题。

　　胡风案件，就是他需要思考的问题。

　　胡风是聂绀弩加入左联的介绍人，也可以说是他走上左翼文坛的领路人。他们一起编刊物，互相声援，关系是密切的。但后来，却疏远了。疏远的原因，在胡风，或者是因为聂绀弩没有为他续编《七月》，以致他从香港回来之后，杂志执照过期了，要重新登记新刊号；在聂绀弩，则不满于胡风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但对个人作风上的意见不能与政治问题混同一起。这一点，聂绀弩分得很清楚。他不再像批判萧军时那样轻信了，而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思考。运动初期，当批判的矛头还集中在胡风的文艺思想问题时，他尚没有充分的警觉，或者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缘故，也曾奉命作过批判报告；但到胡风被推上反革命的审判席，而且他自己也被作为“胡风分子”而受到审查时，他很快就清醒了。因为有了这一份清醒的认识，这才有1957年鸣放期间为胡风鸣不平之事，也有了胡风夫人梅志出狱后，他冒险约见梅志，鼓励她依法要求探视胡风之举。

　　1957年鸣放时，对肃反工作提意见，并公开为胡风鸣不平的，是周颖；但周颖的看法则来自聂绀弩。那时他们已经复婚，在日常生活中，聂绀弩自然会表露出对肃反受审的不满，并由个人的感受而悟及肃反运动中所存在的普遍性问题，以及对胡风冤案的看法，周颖受到这些言论的影响，在鸣放时，就作了一个关于肃反工作的专题发言，大概是点到了问题的实质，所以听者很欣赏，《人民日报》也说要发表这个发言稿，周颖就请聂绀弩作些修改。后来，发言稿没有发表，但他们夫妇二人却双双被打成右派分子。周颖属于“民革”，她是降职降薪，保留工作，保留政协委员名义；聂绀弩则开除党籍，被遣送至黑龙江密山农垦局850农场劳改垦区进行劳动改造。与聂绀弩一起发配到那里劳改的，有1300多名中央机关的右派分子。

　　黑龙江是苦寒地带，农场所在地称为北大荒，生活条件很差。这些机关干部原来是坐办公室的，现在却要他们在这荒凉的垦区里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伐木、种地、放牛、牧马、担水、掏粪、推磨、搓绳等等，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聂绀弩当时已是55岁的老人，一向过的是笔耕生活，身体瘦弱，当然更是力不胜任。他的难友丁聪，曾画有一幅《老头上工图》，绘其愁苦之状，极其传神。聂绀弩有题画诗《丁聪画〈老头上工图〉》云：“驼背猫腰短短衣，鬓边毛发雪争飞。身长丈二吉诃德，骨瘦瘪三南郭綦。小伙轩然齐跃进，老头耄矣啥能为？美其名曰上工去，恰被丁聪画眼窥。”

　　但聂绀弩在北大荒也做了一件称心之事，即因偶然的机缘而作起旧体诗来，由此而发展出这方面的嗜好，终于独创“绀弩体”，而成诗歌名家。

　　聂绀弩在北大荒劳改时，正值大跃进的岁月。那时，除了围垦、深耕、大炼钢铁、争放高产“卫星”等物质上的“跃进”之外，还有精神上的跃进，全民写诗即是其中之一。由于受到浮夸风的影响，当时出现了许多极端夸张的民歌，因其符合当时的跃进精神，深获领导人的赞许，郭沫若、周扬迎合上意，编了一本《红旗歌谣》作为范本，周扬还在《红旗》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新民歌开拓了新诗歌的道路》，在理论上加以创导，于是新民歌运动就在全国范围开展起来。而当时习惯于以搞政治运动的方式来办事，什么事情都作为政治任务下达，都要求全民投入，如全民炼钢、全民除四害之类，新民歌运动自然也不例外，连不识字的老妪，也要她编几句顺口溜，由别人记下，所以劳改农场里的右派也不例外，要作诗。既然是搞运动，就要有竞赛，所以一首长诗，可以分成若干首短诗上报，以多为胜也。

　　这以后，过几天就来一次号召，聂绀弩也就过几天作一首七言古诗。但作来作去，渐渐感觉得烦重了，于是越作越短，短到四句或八句，这就是绝句或律诗了，后来则是以写律诗为主。可惜当年在北大荒所写的诗，都已散失，《北大荒吟草》和《北荒草》中所收的写北大荒生活的诗，都是回京后补作的。虽属后补，但从中仍可看出当时的劳动状况和作者的心境。诗中所写，都是劳动题材，如：搓草绳、锄草、刨冻菜、挑水、削土豆种、推磨、烧开水、送饭、放牛、清厕、拾穗、脱坯、割草、背草、伐木等。这种题材，从来就不入诗，但被聂绀弩写得有声有色，而且寓意深长。

　　但是，聂绀弩的吟诗和劳动的生活没有过多久，就出了一件事情，使他遭遇牢狱之灾。

　　那年冬天，队里的领导留他在家烧炕，大概也是照顾老弱者的意思吧。但他从来没有干过这种活，不知湿草如何能烧得起来，一不留心却把窝棚给烧着了。于是被当作纵火犯来批斗，并送交虎林监狱。而入狱后却又长期不提审，聂绀弩真担心要关到老死，就托能够外出的犯人寄信给周颖。周颖得信后，带着全国政协秘书长张执一的介绍信，到虎林来探监。这位张执一，就是1950年派聂绀弩到香港去做策反工作的中南局统战部长，他还不忘旧情，对聂绀弩很是帮忙。全国政协的介绍信，当然是有作用的，它促使虎林监狱进行审判，结果是“判刑一年，缓期执行”。 这次，聂绀弩在监狱里关了两个多月。出狱之后，先回农场劳动了一段时间，后来被调至牡丹江农垦局《北大荒文艺》编辑部，与丁聪一起工作。

　　聂绀弩于1960年冬天从北大荒回到北京。1961年秋天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关于他如何能够回京，有着不同的说法：《聂绀弩全集》附录《聂绀弩生平年表》中说：“全国政协开常务会时，张执一向周恩来反映了周颖了解的北大荒‘右派’劳改的情况，促成流放北大荒的‘右派分子’得以全部回京”；刘保昌的《聂绀弩传》则在此基础上补充了有关周恩来的态度，说张执一发言时，“刚好周恩来总理在座，他问哪些人身体不好年纪太大？张执一就举聂绀弩为例，总理一听也觉得十分意外，他还不知道聂绀弩作为‘右派分子’被‘发配’到北大荒的事情”；但寓真在《聂绀弩刑事档案》中引聂绀弩自己对朋友说的话是：“我是怎样回来的呢？是张执一提出的，他与老夏（夏衍）商量过后，在一次国务院的会议上提出来说，有一些人在北大荒劳动，年纪太大不适应，可以回来，比如聂绀弩，他故意在总理面前这样说，他想只要总理不置可否，他就有办法立刻让我回来。谁知道总理说了一句‘聂某人自由散漫惯了，应当让他多吃些苦有好处’，这一说，事情就搁起来了。过了一个时期，和我很熟的一个局长向张执一提起我的事，他去找老夏商量。老夏说，要他回来容易，马上能办，可是回来之后工作不好摆，回‘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好，放在‘文联’也不好，大家都是熟人，对他不好。张执一说，只要他回来，工作方面我来安排。这样我才回来，张把我安排在政协，并且替我打算，叫我写个研究计划，在家做研究工作。由他拿我的计划给齐燕铭、夏衍看，他们同意，也批了。”

　　这工作，就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文史专员。他当时提交的研究计划有几个方面：翻译苏联文艺理论著作；研究《随园诗话》；评论胡风文艺思想；继续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在这些计划项目中，实际上着手做的，是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这是继续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时已经开始了的工作。那几年，他写了《论〈聊斋志异〉》和论《红楼梦》的文章。论《聊斋》文在《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上连载，反响甚佳，论《红楼梦》文原为纪念曹雪芹200周年诞辰而作，因《文学遗产》停刊，未及发表。在研究计划之外，实际上他更多的时间，继续进行在北大荒时开始的旧体诗写作，陆续编有《马山集》和《北大荒吟草》，各由旧体诗40余首组成，以手抄本形式分赠亲朋好友。

　　因为他的工作重点是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并想在此基础上撰写一部以白话小说为主体的《中国小说史》，就把《金瓶梅》、《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这几部重头作品的书名集在一起，将自己的书斋取名为“金红三水之斋”，并请书法家朋友黄苗子写了斋名，悬挂起来。

　　如果中国不再搞政治运动，他大概就想在这“金红三水之斋”里，一面学习写旧体诗，与友朋唱和，一面认真研究古典小说，撰写《中国小说史》，以实现他的宿愿。

　　二

　　1966年1月，胡风出狱回家，但不久又要他举家迁到四川去。胡风很想会见一些老友，能得到他们的帮助，留在北京从事文化工作，但是没有人回应他，也没有人帮助他。只有聂绀弩夫妇，主动来看望这位罹难的老友，并为他分析形势，认为山雨欲来，京师必将大乱，还是远避入川为好，这样才安定了老友的心。果然，不到半年，“文化大革命”就正式开始，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风暴就从京城开始。虽然聂绀弩的判断也并不完全准确，他没有估计到这场动乱涉及范围之广，连远离京城的巴蜀，也未能幸免。1967年1月25日，聂绀弩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关入北京功德林第二监狱。那时的中国，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年代，逮捕人根本无需什么法律手续，所以聂绀弩到底是犯了什么罪，大家都莫名其妙。但从后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所作出的《判决书》看，所加给他的“罪行”主要是两方面：一是“经常与一些‘右派’分子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极其恶毒地诬蔑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一是“大量书写反动诗词，为反革命分子胡风、右派分子丁玲等人喊冤叫屈”。

　　据寓真在《聂绀弩刑事档案》中说，至少从1962年9月开始，聂绀弩就成了专政机关监视的对象了。有位负责人还对聂绀弩的问题作出这样的批示：“这个姓聂的王八蛋！在适当的时候给他一点厉害尝尝。”虽然这位负责人先聂绀弩而被打倒，更早地尝到了“无法无天”统治的厉害，但他下令要整的人，还是要整的。所以聂绀弩的被捉将进去，是迟早的事。1967年1月《公安六条》出来后，不过是找到了由头而已。

　　聂绀弩自己也早就感受到形势的压迫，而且也怕自己的诗作被锻炼周纳，所以不但自己焚诗，而且也多次要胡风和别的朋友将他的诗烧掉。但是为时已晚，公安机关早已收集了他的200多首诗，而且要一些受赠者解出诗中的隐喻。“诗无达诂”，历来统治者最容易以诗为题，制造冤狱，聂绀弩也不能幸免。何况还有许多言论！

　　当时聂绀弩被捕之后，在功德林第二监狱关到1968年冬，再转到半步桥第一模范监狱。196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布加强战备的《林副主席第一号命令》，北京要疏散人口。聂绀弩等“罪犯”，被押送至山西临汾第二监狱。1970年4月，又由临汾转押至山西稷山看守所，到得1974年4月底，聂绀弩在这里接到北京市高等法院判他为无期徒刑的判决书。不久，因稷山县看守所大翻修，临时转至新降县看守所。10月底，上诉被驳回，随即被送至临汾第三监狱正式服刑，编在“老残队”。[1]

　　聂绀弩这次入狱，将近十年之久。由于长期关押，身体愈来愈差。但他仍抱乐观主义态度，与狱友切磋学问，回忆过去所作旧诗，并续写新篇，而且还利用空闲时间，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无论狱里狱外，大抵只能学习毛泽东著作，而且主要是那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直到1970年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提出要读几本马列的书，以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这才允许学习马列原著。聂绀弩也就乘机读了很多马列书籍，单是《资本论》第一卷就读了十遍，远比那些高踞庙堂之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读得仔细。而且还带动狱友学习，改变了一些人的精神面貌。长期的监狱生活，使得聂绀弩的身体愈来愈羸弱了。如果再关下去，未必能把牢底来坐穿，倒是要像包于轨一样，瘐死狱中。

　　这时，恰好周颖经李健生介绍，认识了一个侠义心肠的朋友，又恰好碰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总算把聂绀弩救出牢房。

　　刀笔纵横光闪闪，化杨枝水洒枯花。

　　劝君更进一杯茶，千里万里亦中华。

　　对于周颖的奔走，他当然也很感激，故有《赠周婆》诗二首。

　　聂绀弩的裁决书是1976年9月20日作出的，“宽大释放，并予以公民权”。他本人于9月25日接到通知，但他身体很差，已无力独自回家了。只好函告周颖，由一位朋友戴浩陪同周颖来接，于11月2日回到北京家中。他当时形体变化的情况，可从《对镜》诗中看出。其中有句云：“十年睽隔先生面，千里重逢异物惊”，系实景之写照也。诗前并有小序曰：“出狱初，同周婆上理发馆，览镜大骇，不识镜中为谁。亦不识周婆何以未如叶生之妻，弃帚而遁也。仓卒成诗若干首，此其忆得者。”这里的“叶生”，是指《聊斋志异》《叶生》中的主人公，此人文章词赋，冠绝当时，但“所如不偶，困于名场”，抑郁而死，因受邑令赏识，感其知遇之恩，鬼魂如生人般随之离任远去，教其子成名。当叶生回到家中时，妻子正携簸具以出，看见叶生，骇得掷帚而逃。

　　十年牢狱之灾，不但使得聂绀弩的形体变得连自己也认不得了，而且健康也彻底摧毁，样子简直像鬼。正如他自己在《代周婆答》诗中所说：“十载寒窗铁屋居，归来举足要人扶。”大部分时间，只好躺在床上。

　　但是使他最伤心的还不是他自己的身体状况，而是爱女海燕之死。

　　在聂绀弩回京前一个月，女儿、女婿先后自杀。开始时，周颖竭力瞒着他，但这也非久长之计，几个朋友商量之后，还是将事情告诉他了。虽然朋友告诉他，这事不是由于父亲问题的牵连，但聂绀弩还是不断自责。当晚，他独自关在卧室里，第二天早晨周颖进去，只见他面朝里睡着，枕头上全是泪痕。桌上三只烟盒空了，笔筒下压着一张稿纸，上面是一首题诗《惊悉海燕之变后又赠》：

　　愿君越老越年轻，路越崎岖越坦平。

　　膝下全虚空母爱，心中不痛岂人情。

　　方今世面多风雨，何止一家损罐瓶。

　　稀古妪翁相慰乐，非鳏未寡且偕行。

　　这是泣血之作。写出了他的深情，也写出了他的思想境界。

　　聂绀弩没有被疾病所拖垮，也没有被悲痛所压倒。他虽然已无力像常人一样起坐行走，但是仍旧躺在床上工作。开始尚能在床上构思好后，坐到桌边来写，后来就只能躺在床上写了。所以别人称他为“聂卧佛”。黄苗子、郁风夫妇来访时即景撰一联语云：“冷眼对窗看世界，热肠倚枕写文章。”据郁风说：“得聂翁回头一笑赞许之”。

　　聂绀弩的问题，几经申诉，久拖不决。后来还是在某些高层领导人的过问下，才于1979年3月，由北京高院撤销原判，宣告无罪。接着，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改正错划“右派”，恢复共产党党籍和级别、工资，并被聘为该社顾问。这年冬天，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是一次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许多“文革”后复出的作家、艺术家聚集的场合，所以气氛特别热烈。聂绀弩出席了这次大会，但基本上是躺在房间里，会见各路旧雨新知。当时大家的精神是振奋的，只可惜缺少了一位左联的老战士——胡风。那时胡风已经出狱，安排为四川省政协委员，但这次文代会却仍没有请他。可见几十年前的宗派斗争仍在继续。这时，聂绀弩又起来仗义执言，他与吴奚如、楼适夷等左联老战友要求联名发言，提出要请胡风来参加文代大会，虽为周扬所劝阻，但影响已经很大。

　　在这次会议上，聂绀弩被选为中国文联委员，在同时召开的中国作家代表大会上，又被选为中国作协常务委员。到得1983年，他又被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这些虽然都是虚职，并无什么实际意义，聂绀弩本人也毫不看重这些衔头，但在特定的环境下，这些“桂冠”对他还是有好处的，这就是在全国范围内为他恢复了名誉。萧军曾将复出的自己，戏称为“出土文物”，其实，“出土文物”何止萧军一人，当时有一大批被埋没了的作家重返文坛，实在是当时的一大景观。

　　从此以后，聂绀弩的稿约就多起来。病残之人也重新焕发了创作青春。曾经协助聂绀弩整理稿件的周健强说：“人称聂绀弩是‘躺着著述的作家’。夫人周颖原先总是不以为然地说他是‘赖在床上，不肯活动活动’，现在却逢人就爱怜地夸他：‘老聂真了不起，病成这样，还这么用功，总在写，真刻苦。’聂老自己却常感叹：‘年轻的时候，写作欲望那么大，却不会写，不成熟，后来成熟了，也想写，又不让写。现在老了倒“红了”，到处来索稿，也想大写特写，却是力不从心了……’中国知识分子队伍里的‘老黄忠’，几个没有这样的感叹呢？但是，绀弩没有时间感叹，人生几何？更何况转眼‘百年’！来日无多，只有加紧干，才能和死神赛跑。近几年来，绀弩一次次地住院、出院，也一次次地把死神甩得老远老远。”[2]

　　诚载斯言。从1976年11月2日出狱后回京，到1986年3月26日逝世，其间不满十年，聂绀弩除写了许多新的诗文之外，还将旧作加以整理，分类出版。主要的有：《中国古典小说论集》、《绀弩小说集》、《聂绀弩杂文集》、《绀弩散文》，以及《散宜生诗》。这样，除了语文研究著作之外，他一生所涉及的主要文字领域，都进行了结集。1984年，他写有《语文半世纪·序》，大概是想把半世纪以来所写的语文论著集中在一起，但是没有出版。不过在他逝世之后，武汉出版社将他的语文论著合成一卷收入《聂绀弩全集》，也就弥补了这个缺陷。

　　聂绀弩在中年以杂文著称于世，到晚年，又以他的绀弩体律诗名动朝野，不但文坛学界许多行家里手交相赞誉，就连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胡乔木，也主动来为他的诗集写序，说是“热烈希望一切旧体诗新体诗的爱好者不要忽略作者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

　　[1]据《聂绀弩全集》第10卷附录中之《聂绀弩生平年表》。

　　[2]《绀弩诗祭雪峰》，《聂绀弩诗全编》，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443—4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