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纪事：1937—1947年毛泽东在延安(2)

转帖 2010-09-30 14:58:32 阅读76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要梁漱溟读《反杜林论》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使梁漱溟对抗战前途感到悲观，同时又想对中国共产党作一考察。于是，梁漱溟产生了赴延安见毛泽东的念头。经蒋介石同意，中共方面表示欢迎，梁漱溟便很快成行。1938年1月5日，梁漱溟由西安前往延安，1月25日返回，往返共三个星期。在延安，毛泽东不仅设宴招待了梁漱溟，临走时又为梁送行，而且进行了6次长时间的交谈。有两次竟通宵达旦。他们谈的内容很多，主要的归纳如下。

梁问：造成1927年后国共两党分裂、斗争的客观因素是什么？毛答：大致分为国内的因素、国际的因素。如国际的因素，那时各帝国主义同惧中国的赤化，他们可以统一起来。于是他们就来分化中国内部，使国共分裂。但到今天则相反。今天国际上有侵略的日德意一边，有反侵略的英美法一边，因统一不起来，他们就不能共同来对付中国。日本的侵略逼成中国的团结，反侵略者则不愿中国再有内战，处处从正面助成我们的团结。1936年西南“两广事件”和“双十二事变”时，英美友人的心理及其活动，就是最好的例证。毛泽东说：这就是今昔客观因素的不同。由于这些因素（国际的加国内的），他相信国共前途只会团结，不会分裂。

关于抗战前途问题，梁漱溟说出了自己的失望和悲观。中国的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他说，到延安就是专程讨教的。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他把话说完后，面带笑容，斩钉截铁地回答：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接着毛泽东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等等，使梁漱溟十分信服。毛泽东这次谈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观点，即是不久后他写成的《论持久战》一书的主要论点。

谈到如何建设一个新的中国问题，毛泽东和梁漱溟分歧很大。毛泽东事先用一天时间读了梁漱溟著的几十万字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这是梁在谈话前送给毛的。毛泽东作了许多摘录。毛泽东对梁漱溟说，你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但你的主张总的来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革命怎样才能彻底？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是在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估计后，从这一基本分析、估计得出的力量对比出发，来确定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十分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作用，梁漱溟不同意的正是这一点。他争辩说，中国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对立鲜明，但中国的中古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激烈、不固定。有句老话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自当强。”因此中国社会阶级分化和对立也就不鲜明、不激烈、不固定。根据这种分析，梁漱溟提出“伦理本位”、“职业分途”8个大字。“伦理本位”是指中国家庭和社会的重要原则，像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相敬，亲朋善友等等，即注重义务。“职业分途”，就是社会分工，人人尽责，做好本行，则社会就能稳定、发展。这一次，梁漱溟讲了许多，毛泽东耐心听着，有时插话。毛泽东强调说，中国社会有着特殊性是对的，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性的一面。毛说梁的观点太看重了中国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梁则说毛是太看重了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特殊性的一面。两人相持不下，谁也没有说服谁。

毛泽东和梁漱溟之间虽然存在着重要分歧，但毛泽东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给梁漱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致使他终生难忘。梁漱溟结束对延安的访问要返回西安去了。临别时，毛泽东对梁漱溟说：我对你说一句要紧的话，要贡献你一句要紧的话。恩格斯写了一本书，叫《反杜林论》。你要读读《反杜林论》。

叫“荣誉军人教导院”好

1938年初，在延长、延川、宜川等县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有200多名伤病员集合起来要上延安“请愿”，并点名要找毛主席提意见。

两延河防司令员知道后，很着急，他赶紧请来伤病员代表谈话。原来，这些伤病员大部分是长征过来的老同志，当时留在陕北根据地的几个伤残医院里疗养。由于日寇和国民党军队对我抗日根据地的蚕食、“扫荡”、封锁，物质条件非常艰苦。同时有些医务人员医护作风差，对伤残人员照顾得不周到，因此，他们很有意见。司令员听了伤病员代表的意见，一面找房子安排这些同志先住下，一面打电话把这件事报告毛泽东。

毛泽东详细询问了伤病员提的意见，又问司令员怎么处理的。当了解清楚后，毛泽东说：“没有责备他们就好。这些同志大部分是长征过来的，流过血，对革命有贡献，现在伤残了，没有伸手要什么，就是要求我们改进工作。是些好同志呵。”稍停片刻，毛泽东又沉痛地说：“同志，这个事情我们没有搞好啊！”“我们确有官僚主义，要发动伤病员给我们提意见，‘动手术’医治这官僚主义。”他要司令员转告伤病员：“就说毛泽东和中央领导的窑洞已经腾出来了，欢迎他们到延安来住，整整我们的官僚主义。”司令员内心很不平静，放下电话就跑到伤病员的住处转告毛泽东的话。大家听了深受感动，都说毛主席总是和群众血肉相连，心心相印，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有个伤病员哽咽着说：“请转告毛主席，我们不去延安了。”

司令员报告毛泽东后，毛泽东还是坚持邀请伤病员派代表到延安来开会。开会前，毛泽东为了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把司令员等人召到延安，制定切实改进的措施，连更改医院名称的细节都考虑到了。毛泽东说：“不能再叫残废医院了，这个名称对伤病员的人格不尊重，任何人到那里去，都会对这个名词反感，很不好。要把残废医院改成荣誉军人教导院，积极地当作训练干部去办好。”

1938年2月底，会议在延安抗大旁边的房子里召开。毛泽东亲自到会讲了话，他说：“欢迎大家提批评意见。过去工作没搞好，责任在我们上面没有组织好，缺乏主动精神来抓这一工作。当然，客观上也确实存在好多困难，需要谅解。”最后，毛泽东说：今后大家都要照这里讲好的去办。伤病员代表和所有参加会议的同志，听了毛泽东的讲话都非常激动，每个人的心中都鼓起了一股劲：做好工作，团结抗日。

会议刚开过，毛泽东根据有的伤病员要求回家乡的意见，请周恩来副主席先同国民党交涉，待人身安全有保证后，再送伤病员回去。后来，通过周恩来同国民党交涉好了，荣誉军人教导院才把2000余名荣誉军人送回老家。当时有些同志提出：将来还叫不叫他们回来呢？毛泽东说：全国胜利后，当然要他们回来，因为他们是回各地做抗日宣传动员工作的人员。在做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毛泽东还指示，全残的同志不要让他们回去，因为他们到白区去，连日常生活都不能自理，会有很大困难的。

1938年底，毛泽东还召集卫生部门和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到杨家岭向他汇报对伤残工作的检查情况。在会上，毛泽东当即指示有关部门，今后发物资的次序为：（一）前方；（二）伤病员；（三）残废同志；（四）后方部队和机关等。残废同志的伙食标准与伤病员相同（中灶标准，每人每天7分钱）。

在毛泽东的直接关怀下，伤病员和残废同志的生活立即得到提高。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忽视对伤病员和残废同志在生活上的照顾和政治上的培养。这已成为我们党和军队工作的优良传统了。

        写《读书日记》

      毛泽东20年没有写过日记了，自2月1日起再来开始，说是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在第一天的日记上写道：“看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一月十七日至昨天看完第一篇，唯物辩证法，从1―385页。今天开始看第二篇，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387―416页。”

以后毛泽东几乎每天不漏地记录着读过的页码，有几页、十几页、几十页不等，要是工作紧张没有时间，就写上“没有看书”。

2月6日，读完李达《社会学大纲》第二篇，开始读第三篇“社会的经济构造”。

2月20日，读完李达《社会学大纲》第三篇。开始读第四篇“社会的政治建筑”。

3月5日，开始读李达《社会学大纲》第五篇“社会的意识形态”。

3月16日，读完李达《社会学大纲》全书。

3月18日，开始读克劳塞维茨《战争论》。本日看完第一章，一直到55页止。

3月25日，开始读《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寄来的他所著《逻辑与逻辑学》。本日看到93页。毛泽东在日记中写道：“颇为新鲜。”26日继续阅读，27日读完全书。

3月28日，开始继续阅读中断的《战争论》。

《战争论》何时读完的，没有记载。《读书日记》写到4月1日为止。

中共中央政治局三月会议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又称三月会议），主要讨论抗战形势、国共两党关系和抗日军事问题。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周恩来、康生、凯丰、任弼时、张国焘8名政治局委员出席会议。王明作政治报告，坚持他在去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右倾主张，附和国民党“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说法，强调在军事上要服从国民党的统一领导。

毛泽东就抗日军事问题作了发言，提出：中国抗战最后是必然胜利的，但必须经过许多困难。国民党的腐败与共产党的力量不足，日本的兵力不足与野蛮政策，再加上复杂的国际条件，造成了中国抗战的长期性，即持久性。中国抗战应有战略退却，前一段没有大踏步的进退，只是硬拼，这是错误的。应该知道保存实力到最后便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日军的继续进攻，将使中国被割断为许多块，因此在原则上应分割指挥，以便于发展。将来战争的具体形势，是内线外线作战互相交错，日本包围我们，我们在战役上也包围日本。中国抗战要争取外援，但主要是靠自己，强调自力更生。毛泽东在发言中还提出要大量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并以此来推动群众抗日运动的发展。毛泽东的这一建议立即为中共中央采纳，3月15日，中共中央即作出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

毛泽东等的发言，实际上抵制了王明的错误主张。这次政治局会议没有形成正式文件。但会议之后，王明以个人署名公开发表了《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把他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冒充为中央政治局的“一致意见”，广泛宣传，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与合众社记者谈话

美国合众社记者王公达于1938年2月间来延安访问，毛泽东与他作了一次谈话。王公达把这次谈话记录整理成文章，经毛泽东审阅，在3月5日《解放》第32期上发表。

毛泽东在回答王公达提出的各种问题时说：我对中国抗战的前途完全是乐观的，因为中国抗战的前途必然是先败后胜、转弱为强，这已经成了确定的方向了。关于军事方面，毛泽东指出：有人说，我们只主张游击战，这是乱说；我们从来就主张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者的配合。在目前以运动战为主，以其他二者为辅；在将来要使阵地战能够有力地配合运动战，而游击战，作为战斗方式来说，则始终是辅助的，但游击战在半殖民地的民族战争中，特别在地域广大的国家，无疑在战略上占着重大的地位。关于国共两党合作建国，毛泽东指出：因为中国是处在半殖民地地位，目前则更处在亡国灭种关头，连半殖民地地位都在危险中。党派与阶级虽不同，这个共同的地位则一样，就此决定了两党不但能合作抗日，并且能合作建国。但合作是在一定纲领下的合作，是有原则的合作，是真正的合作，而不是苟合与貌合。如果离开纲领与原则，必变成苟合与貌合，这是任何有原则的政党所不许可的。有纲领有原则的合作，如同朋友之间的道义之交，只有这种道义之交，交情才能长久。

会见白求恩

1938年3月底，加拿大著名的胸外科专家白求恩大夫来到延安。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在凤凰山麓的窑洞里亲切地会见了他。

白求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他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领一支医疗队，越洋渡海，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当白求恩在翻译的陪同下来到毛泽东的窑洞门口时，毛泽东已迎出来了。他紧紧地握住白求恩的手，把他请进窑洞。毛泽东对白求恩和医疗队来到中国表示热烈欢迎。他请白求恩坐下，高兴地说：你们来解放区，说明了加拿大人民、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团结与战斗友谊，说明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间的深厚感情。白求恩向毛泽东转达了加拿大人民和美国人民的亲切问候，详细介绍了加拿大人民和美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情况。

白求恩从贴胸的衣袋里掏出党证，郑重地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双手接过党证，亲切地点点头。他意识到，这不仅是一位普通的共产党员的证明书，而且是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的一颗火热的心啊！

毛泽东询问了白求恩一路上的旅行情况，又问到他过去在西班牙战地医疗的事，白求恩一一作了回答。他兴奋地说：根据我在西班牙的经验，如果能在战场上立即给伤员们治疗，我敢说，百分之七十五的伤员一定能得到抢救。这就是说，医疗队必须到前线去，到战壕附近去。毛泽东一面听，一面满意地点头。

在谈到解放区的发展时，毛泽东告诉白求恩：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战场的暂时优势正在消失，解放区人民的抗日情绪越来越高。除了有训练的军队之外，共产党在农村里组织了很多游击队。人民一起来，日本侵略者将要完全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白求恩聚精会神地听着，他深深地被毛泽东的精辟分析，被解放区军民英勇抗日的伟大气概所感动。他立即向毛泽东请求，到前线去，到晋察冀边区去。他说：一个军医的战斗岗位应该是离火线最近的地方。在那里，我将使百分之七十五的伤员迅速恢复健康。毛泽东听了点点头，高兴地说：你的想法很好，前线很需要你这样高明的大夫。并且关心地说：前线很危险，任务重，条件差，生活艰苦，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最后，毛泽东答应由八路军卫生部来安排白求恩的工作，并且向白求恩致谢。

谈话进行了三个小时。白求恩回到凤凰山下的住处，把这次会见的情况详细地记录下来。他写道：“我在那间没有陈列的房间里和毛泽东面对面坐着，倾听他从容不迫的言谈的时候，我回想到长征，想到毛泽东和朱德在那伟大的行军中怎样领导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途跋涉，从南方到了西北丛山里的黄土地带。由于他们当年的战斗经验，使得他们今天能够以游击战来困扰日军，使侵略者的优越武器失去效力，从而挽救中国。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毛泽东那样感动每一个和他见面的人。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毛泽东说：“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就是指这次亲切的会见。

       抗大的教育方针 

      1938年3月19日，毛泽东在抗大第四期五大队开学典礼上讲话。他指出：你们一定要在学习的短短时期中完成学习计划，主要的是要学得一个方向，一种作风。方向是革命的方针，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三民主义的方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方针。其次说到作风，便是艰苦奋斗的作风。你们要练习爬山，因为“爬山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为什么如此说呢？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中国的具体任务是去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便非吃苦耐劳，努力爬山不可！否则便成为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了！再加上明确的、灵活的战略战术，学习军事知识，你们便是“文武双全”的干部了！会打军事的冲锋，又会打政治的冲锋。这两个冲锋有机地、统一地配合起来，便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所以，你们到抗大来可以学习三样：（1）正确的政治方向；（2）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3）灵活的战略战术。有了这些，你们便可出去当教员，当排长也是教员，当新闻记者也是教员，教一切和你们接近的人。

4月9日，毛泽东在抗大第四期三大队开学典礼上讲话。他指出：诸同学不避艰苦，从很远的地方，风尘跋涉，来此学习，这种精神，这种决心是很好的。你们在这里学习，就是要学一个宗旨，这个宗旨也即是全国的全中华民族的宗旨――抗日救国，这是我们学校的总的方针，也是全国人民的要求。因此你们在这里应当学到以下几样东西：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政治方向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向，你们都要学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抗日救国、怎样打、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能被打倒的正确的政治方向。其次，要学一个达到及完成这种政治方向的工作作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必须有这种作风才能达到及完成以上的政治方向。再次，你们要学做一个军人，要学军事，要学战略战术――灵活的战略战术。即是无论敌人用什么方法来进攻，我们都有一种办法对付；敌人用这一种方法打过来，我们用另一种方法打过去，等到敌人技穷了，我们便可以打胜他。总之，你们在这里要学得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灵活的战略战术，这样我们便能够最后战胜敌人。

5月4日，毛泽东在抗大第四期一大队成立大会上讲话。他指出：你们在此学什么――我们的政治方向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等等，那是第一条；再有坐地下、吃小米、爬山等等便是实行，这是第二条。现在你们是政治队，二月毕业，也可到军队中去，如果再加上战略战术，那是更好。我们抗大的学习有三：（1）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2）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3）灵活的战略战术。有了这三条就够了。

毛泽东的这三次讲话，基本上概括了抗大的教育方针，即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军人所不可缺少的，抗大的职员、教员、学生，都是根据这三者去进行教育、从事学习的.

       出席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大会

1938年1月28日，为纪念淞沪抗战6周年，延安文艺界从抗大、陕北公学等单位集中六七十位艺术人才，排练演出话剧《血祭上海》。毛泽东看了这次演出。看完后他说：戏演得好，这些人不要散了。最初打算办一个戏剧训练班，后来办了一个艺术学校，取名鲁迅艺术学院。

2月，毛泽东与周恩来领衔发出鲁迅艺术学院的《创立缘起》。文中说：艺术是宣传、发动与组织群众的最有力的武器，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正是不容稍缓的工作，因此决定创立鲁迅艺术学院，要沿着鲁迅开辟的道路前进。

4月10日，毛泽东出席由他领衔创办的鲁迅艺术学院的成立大会，并与全体师生合影。工作人员请毛泽东坐首长席，毛泽东不肯，他说，我是工作人员，不是首长。就和鲁艺的同志们坐在一起了。在成立大会上，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讲了话。当请毛泽东讲话时，他说：我是工作人员，今天不讲话，过几天再来讲吧。他说是鲁艺的工作人员，因为鲁艺是由他作为第一个发起人创立的。

会后，出了一本小册子，毛泽东题写了书名：《鲁迅艺术学院成立纪念刊》，并签了名。书内收《鲁艺创立缘起》、《成立宣言》等。

5月12日，毛泽东到鲁艺讲话。他说：我们的两支文艺队伍，上海亭子间的文艺队伍和山上的队伍，汇合到一起来了。这就有一个团结的问题。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要好好团结起来，进行创作演出。要下去，要到人民生活中去，走马看花，下马看花，起码是走马看花，下马看花更好。我们要有大树，也要有豆芽菜。怎么能有大树呢？我不懂文艺，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器。创作好像厨子做菜一样，有的佐料放得好，菜就好吃。你们要好好看书学习。书是好看的，它不会叫，不会跑，不像杀猪，杀不好，猪就跑了。除了看书，还要学习民间的东西。演戏要像陕北人。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工作者要到革命斗争中去，同时学习人民的语言。要从革命斗争中学习的东西多得很。你们看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描写骑马，平时上马是怎么上的，紧急时候上马是怎么上的，都不一样。如果作者没有参加过战斗生活，怎么写得这样真实呢？绥拉菲摩维支写了《铁流》，我们的二万五千里也是“铁流”，可惜还没有人写。《红楼梦》里有个大观园。大观园里有个林黛玉、贾宝玉。你们鲁艺是个小观园。你们也就是林黛玉、贾宝玉。但是，我们的女同志不要学林黛玉，只会哭。我们的女同志比林黛玉好多了，会唱歌，会演戏，将来还要到前方打仗。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大观园。你们的大观园在太行山、吕梁山。

毛泽东讲话后，鲁艺师生进行了热烈讨论。不久，开始派一部分同学到前方去。

张国焘一贯是两面派

1938年4月4日，张国焘假借到陕西省中部（今黄陵）县祭黄帝陵之机，私自逃离延安，在国民党军政要人的庇护下经西安到达武汉。驻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曾多次与张国焘谈话，劝其改正错误回党工作。4月16日，毛泽东同张闻天等发电报给长江局转张国焘，希望他翻然悔悟，早日归来。4月17日，王明、周恩来等根据张国焘的表现，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商讨处理办法。经中央同意，周恩来同张国焘谈话，向张提出：改正错误回党工作或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或自动声明脱党。当晚，张国焘以书面形式声明脱离共产党，公开投靠国民党。中共中央乃于4月18日作出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5月4日，毛泽东在抗大第四期一大队成立大会上作报告，讲到为什么要开除张国焘的党籍问题。他说：张国焘是共产党员，为什么开除他？因为他不干了，对共产党路线发生动摇，私自跑到国民党那里去，并声明脱离共产党，因此开除他的党籍。毛泽东说：他在西安事变时主张杀蒋，实行内战。以前，在1936年西征的时候，他要到昆仑山上进行统一战线，与姜太公、太上老君进行统一战线。我们到了陕北他还要去，他自立伪中央，自封为总书记，天下少有的这位先生。1921年中共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也到了，1923年在广州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也到了，中央决定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政策，他坚决反对与资产阶级合作，他说无产阶级是清高的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作，要沾上脏物，反对合作。可是他终是少数，在革命时就脱队了。承认错误，尾巴又在，一翻一复，两面派的行为始终占据他。现在又走了，跑到国民党那儿特务机关里去。我们要他当代主席时，希望他割掉尾巴，要他在工作中纠正错误，他说：“割掉了！”而实际上穿起袍子来，尾巴藏在里面。为什么今天才开除呢？因为讲仁义道德，而且他资格老，做过工人运动。同时，我们共产党是对党员以说服教育为前提的。他这次走，是借口到中部祭黄帝陵，黄帝抓他到墓里去了。他到西安与林伯渠讲，说边区是鸡骨头，吃之无肉，舍之有味，这是曹操讲的。这边区是否鸡骨头，可以讨论，我看你们一定以为它不是。我看边区还有两块肉：（一）坚定的政治方向；（二）艰苦的工作作风。你看这里有民主，只要抗日我们都拍掌欢迎……全国青年潮水一般地涌进来。他说边区不好，是鸡骨头，我看不对。现在他到汉口，住特务机关，脱离了共产党，因此开除他的党籍。

5月7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对即将毕业的二期学员讲话，讲关于张国焘叛党以及被开除党籍的问题。讲话中又列举了张国焘所犯过的“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分裂党的错误，指出张国焘一贯是两面派，这次叛党是被资产阶级引诱。最后说，张国焘叛党在全党可引为教训，我们每个同志都应当坚定革命的旗帜，不怕困难，坚决奋斗。

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向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了《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报告。他在报告的第七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提出：“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经验证明：有些破坏纪律的人，是由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党的纪律；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张国焘，则利用许多党员的无知以售其奸。因此，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

      会见卫立煌

1938年4月，卫立煌和他的总指挥部遭到日军的阻拦，被困于黄河之滨。为靠上他的军队，与所部会合，加之想去延安会见毛泽东，了解陕甘宁边区的情况，卫立煌决定西渡黄河，假道陕北。这样，卫立煌和总指挥部全体人员，于4月16日从山西省的永和关渡过黄河，来到陕北的延水关。第二天抵达延安。

4月17日，卫立煌一行在城里稍事休息之后，就去城西凤凰山麓毛泽东的住处会见毛泽东。毛泽东走出窑洞，快步向前，热情迎接卫立煌等。在毛泽东的窑洞里，两人促膝长谈，十分倾心。中午，毛泽东设宴招待卫立煌一行。晚上，毛泽东陪同卫立煌出席延安各界举行的盛大欢迎晚会，毛泽东亲致欢迎词。他指出，卫立煌将军是坚持华北抗战的领导者，此次过延，希卫将军对边区工作加以指示。在热烈的掌声中，卫立煌讲了话。他说：这次抗战中把我国的弱点、缺点完全暴露出来了。第一是不团结现象，因而受到了局部失利。第二没有组织，没有坚强的领导。今后要把全国人民组织起来，筑成一道万里长城，来打击日本强盗的进攻。最后卫立煌称赞边区各地的人民组织实为全国的模范，应该把边区好的例子更加发扬起来。晚会上，延安鲁艺师生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毛泽东与卫立煌并排坐着，一起观赏，十分融洽。

卫立煌原打算第二天一早就走，现在又改变了主意，打算多停留一天，参观抗大和其他地方。4月19日一早，卫立煌一行离延赴西安。

关于巩固与扩大晋察冀根据地的指示

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城召开，标志晋察冀边区政府正式成立。当时负责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的王明，极力反对。1月28日，他曾以“长江局”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八路军总部，反对成立边区政府，声称晋察冀这样做会“刺激”国民党，对全国统一战线工作将发生不良影响。但党中央拒绝了王明的意见。

4月20日，毛泽东等致电中共晋察冀分局书记彭真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指出由于各种顺利条件与你们领导和同志们的努力，使晋察冀广大地区的抗日运动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根据地的建立，已经大体成功；目前你们的任务中心是在多方面巩固已得的胜利，并在巩固的现有的基础上去继续发展。电报还对为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应当进行的工作和采取的政策，提出了具体意见。

同年秋季，当晋察冀边区军民开始反击日军“北围五台”的时候，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大会主席团于10月5日特意向聂荣臻和晋察冀军民发电慰勉。电报说：“全会完全同意边区党委所执行的坚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并在这个方针下，依靠全党全军的努力，已经使晋察冀边区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这些都在华北抗战中已经和将要起极其重大的战略作用，而且你们的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肯定了晋察冀根据地的经验，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了热情的宣传。毛泽东说：全国广大的敌后地区都可以照晋察冀的样子去做，只要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都可以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工人要在抗日中做先锋

1938年4月20日，毛泽东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举行的晚会，作题为《结团体打日本》的讲话。他说工人首先要团结起来，要把全国各省各业的几千几百万无产阶级都组织起来，结成工人的团体，还要结成农民的团体，商人的团体，文化人的团体，全国各种行业的人的团体。不仅要结成全国的大团体，而且要结成全世界的大团体。这样一来，就使各国的工人也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们也要组织统一战线。三个统一战线，中国一个，全世界反法西斯一个，再加上日本无产阶级的一个，这就成了全世界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还要把它好好组织，好好扩大起来，一齐向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能够被打倒的。中国要打胜日本帝国主义，工人阶级在抗战中有重大作用，所以无产阶级要好好团结起来，只有团结，才可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5月8日，毛泽东会见来延安的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全体人员，先与工人领队作了10分钟的谈话，询问该队情况，然后向全体讲话。他说：此次你们由山西、河北到这里来，是为了抗日。抗日是中国的大事情，这事办不好，一切人都没有好的生活，工农的生活自然不用谈了！所以现在要全国团结起来一致抗日，而工农便是其中的大多数，艰苦的工作也由他们担负，没有他们就根本不行，他们在抗日运动中的责任非常之大。现在的缺点是工农还没有普遍组织起来，对自己的使命认识不够。要提倡团体，言论出版结社有自由，可以组织各种抗日团体。我希望同志们回去通通到铁路上组织工会去，工人要在抗日中做先锋。毛泽东还说：这次你们真是“不远千里”越过黄河而来，我们能见面也是因为国共两党合作的缘故。过去我们在“山上”只看见手工业工人，大城市才有产业工人。我这次见到诸位，是十多年第一次看见铁路工人哩！十多年来我没有坐火车，因为人家说“不能坐”，我只好上山打游击去。现在事情是弄好了，所以能大打胜仗。毛泽东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他一心一意为无产阶级而奋斗，从不违背无产阶级的利益。今天因为抗日，所以对资本家和地主让一点步，否则，日本帝国主义打不倒。我们要对工人同志讲清楚为什么要停止苏维埃和土地革命。工人的生活问题，农民的土地问题，我们一定要解决，但不用以前的方法，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希望同志们了解这些，经过同志们出去宣传鼓动，一道儿把这个事情干好。

关于开展平原抗日游击战的指示

冀鲁平原，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平汉、津浦铁路纵贯南北，是日本侵略者竭力争夺与控制的地区。八路军经过7个月的作战，粉碎了敌人对山区各根据地的多次围攻，完成了山西“四角”的展开，创建了山区抗日根据地，在山岳地带站稳了脚跟。而冀鲁平原虽群众性的抗日游击战争已经开展起来，但亟待加强。同时敌华北方面主力军南下进攻徐州地区友军，而友军在冀鲁平原的兵力相对薄弱，所以，为进一步发展平原敌后游击战争，以钳制和打击敌人，配合正面战场友军作战，4月21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致电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等，向八路军发出关于开展平原抗日游击战的指示。

电报指出：“根据抗战以来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面深入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广大地区的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也是可能的”；“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斗争”；“应即在河北、山东平原划分若干游击军区，并在各区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有系统地去普遍发展游击战，并广泛地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在收复的地区应即建立政府”，“组织民众抗日战争，镇压汉奸，保护民众利益，帮助部队筹拨给养”，“使政府、部队、人民密切联系起来”，“吸收民间的枪支加入游击队与军队，要采用宣传说服的方法来发展游击队”，“以人民自卫军为主要的群众组织形式”等等。

4月22日，八路军总部作了具体部署：令徐向前率两个团、一个支队挺进冀南；令陈再道、宋任穷部除仍发展冀南外，再组建一个支队挺进冀鲁边；令宋时轮支队与邓华支队组成一个纵队深入冀东；令129师主力在正太路和晋冀边区积极活动，以策应平汉路东的我军迅猛发展游击战和344旅与决死一纵队开辟太岳山脉南部地区。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八路军总部的部署，各部队积极向平原挺进，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在冀鲁平原蓬勃地开展起来了。

会见卡尔逊

卡尔逊原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他于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国各战场进行考察，1938年5月到达延安。一天晚上，毛泽东会见了卡尔逊。他们攀谈至深夜，谈到战争，欧美政治形势，古往今来的政治思想发展，宗教对社会的影响以及成功的世界机构的要素等等。

毛泽东说：“只要人民有志气忍受困难，有愿望继续抵抗，中国就不会垮台。只有人民信任他们的领导人，只有他们有过好一点日子的希望，人民才会建立起并保持这种意识。我们努力争取具备这些条件，我们训练干部要生活简朴、秉公执政，诚心实意地帮助老百姓解决困难。我们相信好一点的生活来自发展民主、学会自己管理自己。我们认为，经济生活应以合作社为基础。共产主义并非眼前的目标，是要经过长期的发展才能达到的。在它之前必须有强大的民主，然后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毛泽东继续说：“中国像一个能盛一加仑的细颈瓶，而日本灌进了半品脱（一品脱等于八分之一加仑）水。它的部队进占一地，我们转向另一个地方；他们追击，我们就后退。日本兵力不足，无法占领全部中国。只要人民决心继续抵抗，他就无法用政治手段控制。”

卡尔逊问：“对于战后，中国共产党有什么计划？”

毛泽东答：“我们希望目前同国民党的协定能持续下去，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两党政府。我们认为，银行、矿山、交通应该国有。应发展生产者和消费者合作社，我们赞成鼓励私有企业。最后，我们认为，中国应同一切愿意在平等基础上对待我们的国家建立和保持友好关系。”

当谈到欧洲局势时，卡尔逊说，如果法国侵略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就会参战。毛泽东说：“不会。英国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作战。如果德国伸向西南，英国就会作战，但他不准备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的。”第二年10月，毛泽东的预见在慕尼黑得到证实。

毛泽东的谈论又回到抗日问题上来，他说：“日本把我们包围在五台山，我们在这里受到包围。日本和中国都使用突出阵地战术，好像孙连仲在台儿庄所采用的一样。但我们有另外一种类型。以日本在太原府的驻军来说吧！”他推出一只茶杯代表日本驻军的位置，其他4件东西代表中国军队的位置。“太原府东北五台山有聂荣臻指挥下的我军部队，西北有贺龙，西南有林彪，东南有朱德。日本人如果侵入山西，就会受到我们其中一支部队的打击。”接着毛泽东又补充说，“山西是华北的战略枢纽，五台山是山西的战略枢纽，只要我们占有五台山，日本就没法控制这个省份”。

“另外一种包围方式就是美国、苏联与中国联合起来包围日本，那是一种国际的包围。”毛泽东用这句话结束了谈话。

谈话后的第二天，卡尔逊又见到毛泽东。

5月15日，卡尔逊一行离开延安。

同徐懋庸谈“两个口号”的争论问题

徐懋庸在左翼作家联盟时，于1936年8月就“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争论等问题，写信给鲁迅。鲁迅接信后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驳斥了徐懋庸。为要弄清是非，徐懋庸于1938年3月到达延安。5月中旬之末，徐懋庸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请求接见。毛泽东第二天就复信徐懋庸，说愿意同他一谈，但目前较忙，待过几天相约，末尾说，不要急，问题总可以弄清楚，前途是光明的。又过了一天，毛泽东派秘书和培元、华民来找徐懋庸，一般地了解了“左联”的情况。

大约是5月23日，下午3点钟，毛泽东的秘书华民来把徐懋庸带到北门内凤凰山麓毛泽东住的窑洞里。毛泽东刚刚午睡起床，披了一件旧棉袄，让徐懋庸隔着办公桌，和他对面而坐。毛泽东让徐懋庸吸烟，徐说不会吸，毛泽东笑笑说：“搞文艺的人不吸烟的可不多嘛。”然后说：“现在就谈谈吧。”徐懋庸先简单地讲了自己的履历，然后把他所知道的“左联”的情况，“左联”解散的过程，两个口号的争论，他给鲁迅的信，鲁迅的那篇驳斥他的文章，以及事后上海的舆论对他的态度，他来延安要求弄清是非的决心，详细谈了一下。大概讲了一个半钟头。毛泽东十分认真地听着。当徐说到他后来基本上认为鲁迅是正确的时候，毛泽东把“鲁迅”两字错听为“路线”，马上就问：“路线？谁的路线是正确的？”徐说：“我说的是鲁迅，不是路线。”毛泽东笑了一下说：“哦！”毛泽东把徐懋庸的话全部听完以后，就两个口号的争论问题，谈了以下内容：

“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的问题，周扬同志他们来延安以后，我们已基本上有所了解。今天听了你们所谈的，有些情况使我们更清楚一些，具体一些。”

“我认为，首先应当肯定，这次争论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争论，不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争论。你们这边不是反革命，鲁迅那边也不是的。”

“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

“这个争论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争来争去，真理越争越明，大家认识一致了，事情就好办了。”

“但是你们是有错误的，就是对鲁迅不尊重。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你们应该尊重他。但是你们不尊重他，你的那封信写得很不好。当然，如你所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鲁迅可能有误会，有些话也说得不一定恰当。但是，你今天也说，那是因为他当时处境不自由，不能广泛联系群众的缘故。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对他谅解呢。”

“但错了不要紧，只要知道错了，以后努力学习改正，照正确的道路办事，前途是光明的。”

关于新四军进行游击战建立根据地的指示

根据华中战略地位、形势及开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条件，1938年2月15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东南分局书记项英等，指出：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争，“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的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地。”

5月4日，关于新四军如何开展游击战争问题，毛泽东致电项英，指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是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就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新四军主力部队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之间广大地区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创造根据地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现在条件与内战时候有很大不同。当然无论何时也应有谨慎的态度，具体的作战行动应在具体情况许可之下进行。

根据毛泽东关于开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部署，新四军军部于5月间向所属各部发出指示，明确提出新四军的任务是：“深入敌人后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达到牵制和分散敌人的兵力，配合国军主力正面作战，在持久战中，争取最后的胜利。”新四军的作战原则是：“积小胜为大胜，团结群众以游击动作进行胜利的战斗，并力求达到自身的壮大和战斗力量的坚强而能进一步进行大的运动战歼灭大的敌人。”遵照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和军部的指示，新四军各支队开始向华中敌后挺进，实行战略展开。

《大公报》否认持久战是不对的

台儿庄大捷后，蒋介石为了扩大战果，从各战区调集大批军队，企图进行徐州会战。1938年4、5月间进行的鲁南战役是徐州会战的第三阶段。4月25日《大公报》发表社论说：“现时的时局，就是抗战前途的重要关头，我们在这一战胜利了，其有形无形的影响，就可以得到准决胜的功效。”“全军将士注意！现在就是准决战”。4月26日《大公报》又发表社论说：“这一战当然不是最后决战，但不失为准决战。因为在日本军阀，这一战，就是他们最后的挣扎。”

毛泽东反对这种意见，他在5月10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上说：现在蒋介石与我们的估计都认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近《大公报》两篇社论态度变化，认为鲁南战争是准决战，否认中日战争是持久战。我们对于中日战争的估计，过去也有两种意见。我一贯估计中日战争是持久战，因为中国是大国，日本不能完全吞并中国，同时中国又是弱国，须要持久战争才能取得胜利。

5月13日，毛泽东就《大公报》宣传“准决战”问题，致电王明、周恩来等，指出：“《大公报》否认持久战，提倡准决战的论调，我们认为是不对的，徐州决战只应该是某种程度的战役决战，而决不应该看作战略决战。必须准备在徐州决战失败后，仍有充足力量为保卫武汉而战。”

会见国民党老党员施方白

1938年5月11日，毛泽东会见国民党老党员施方白，对他提出的9个问题逐一作了回答。事后，施方白整理了谈话记录，他写道：“我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一日十八时见毛主席于延安城内，谈话一小时又十余分钟。上项九答记录，有关学术思想，为慎重起见，曾于翌日将原稿送请毛主席修正，此乃修正本也。”

施方白问：抗日胜利的把握如何？假使胜利的话，政治路线有无突变的可能？毛泽东回答：抗战的必胜，那是确有把握的。你所说的突变，如果指政治进步而言，那我可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后，中国的政治，当然会有很大的进步，但不是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而是彻底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施方白问：中国是不是需要社会革命？假使需要的话，是不是要在资本主义发展以后？毛泽东回答：中国将来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的，但不一定要经过如同西方各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也不一定需要如同十月革命那样的流血革命，中国可能和平地走到社会主义。

施方白问：是不是在抗战胜利后就可进行社会革命？毛泽东回答：不是，条件还不具备，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抗战胜利后，中国的政治当然会有很大的进步，但不是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而是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5月12日，毛泽东还为施方白题写了赠言：“中国目前阶段一定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即彻底战胜日寇与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将来阶段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即实现更进步的更完满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完成这两个革命都要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只有好好团结一切革命势力于统一战线里面，才能达到目的。”

5月13日，毛泽东还把自己签名的一张照片赠送施方白。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1938年5月30日出版的《解放》第四十期上发表了毛泽东所著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

抗日战争爆发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千方百计限制八路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进行恶毒的诬蔑和攻击。同时，中国共产党内也有少数人轻视游击战争的战略作用，把希望寄托在正规战争特别是国民党军队的作战上面。为了回答和解决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要不要坚持和怎样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问题，毛泽东写了这篇文章。

毛泽东指出：中国是一个处于进步时代的大而弱的国家，而日本是一个小而强的野蛮的帝国主义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和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但日本是小国，兵力不足，必然在其占领区中有许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在战役战斗上配合正规军作战，而是在外线即在敌后单独作战，在战略上配合正面友军的正规战。并且由于有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广大群众的广泛参加，因而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进攻一整套东西发生了。这样，就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分别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6个具体战略问题：（1）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2）和正规战争相配合；（3）建立根据地；（4）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5）向运动战发展；（6）正确的指挥关系。并指出“这六项，是全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是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

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对统一和提高全党全军对抗日游击战略地位的认识，促进抗日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1939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由毛泽东题签的《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一书，作为该书第七章收入这篇文章。建国后，以原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论持久战》

早在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就指出“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还有一些人存在着“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点。在国民党内有人叫嚷“再战必亡”，有人则幻想依赖外援迅速结束战争。台儿庄胜利后，有人认为徐州会战是“准决战”，“是敌人的最后挣扎”。此外，共产党内也有人过高地估计中国的力量，过低地估计日本的力量，存在着轻敌思想。

为进一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揭示抗日战争的客观规律，为全国人民指明胜利的方向，毛泽东于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论持久战》的讲演。首先，毛泽东考察和论证了持久抗战的根据和发展过程，指出中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这场战争双方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退我进、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这些特点，规定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

根据敌我双方存在的相互矛盾着的各种因素，毛泽东科学地预见持久抗战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第二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即战略相持阶段；第三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阶段。并为这三个阶段描绘了一个轮廓。同时毛泽东还断言：“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抗日战争的实际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一科学预见。

关于如何进行持久战和如何发扬自觉的能动性以争取战争最后胜利等问题，毛泽东首先指出抗日战争的胜利离不开“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的政治目的，离不开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普遍深入的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其次，毛泽东进一步探讨了实行持久战总方针所应采取的具体作战方针与原则。就全国抗战的三个阶段来说，战略防御和反攻两个阶段是以运动战为主，以游击战与阵地战为辅，而战略相持阶段则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与阵地战为辅。在整个战争中，正规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说的是解决战争的命运，主要依靠正规战，尤其是运动战，但这不是说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不重要。游击战的战略作用一是辅助正规战，一是把自己也变成正规战，即向运动战发展。我军的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最后，毛泽东进一步突出阐明人民战争的思想，他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量是要人去掌握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有力地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深刻地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历史进程，进一步坚定了全国人民持久抗战的胜利信心，为夺取抗战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和具体道路。

《论持久战》首先在1938年7月1日出版的《解放》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上全文刊出，同月延安解放社出版单行本。1939年1月重庆新华日报馆出版订正本。1938年7月9日，毛泽东为订正本写小注：“此书是最后校正本，与《解放》报发表的，有某些小的字句上的不同。”建国后，《论持久战》以原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不能要求《西行漫记》的观点都是无产阶级的

1938年春夏之交，一天毛泽东会见了德###员、作家兼记者汉斯?希伯。希伯同毛泽东谈话，刚开始非常紧张，因为他已经给《太平洋事务》杂志写了文章，批评《西行漫记》。他认为书中有许多观点不正确，是要批的。但毛泽东看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却很夸奖，说这本书是外国人报道中国人民的最成功的著作之一。斯诺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新闻记者。当时，在美国，已有不少中国人民的朋友，斯诺就是其中的一位优秀代表。所以毛泽东知道希伯对这本书进行批评很生气，会见一开始就责问希伯，为什么要批判斯诺写的这本书。毛泽东说：斯诺不是一个共产党人，当然不能要求他的观点都是无产阶级的，但他将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史，特别是十年的斗争史，及时介绍给了世界。国民党和外国反动派一致辱骂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是“匪”，只有斯诺到了延安，比较真实地报道了我们的斗争情况。这不是中国人报道的，是通过外国人报道出去的，在国际上发生了极大影响，你为什么还要批评他呢？你是共产党人，你个人写的东西，决不可能起到斯诺那样大的作用。希伯没有辩解，事后他说：毛主席站得高，看得远，从国际统一战线的高度来看待和处理问题。从这件事上，也体现出了辩证唯物主义者的广阔胸怀，这对他教育极大。后来，希伯受到这件事的启发，冒险到达山东敌后，意图报道山东敌后八路军及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权及抗日斗争的第一手材料。可惜他的愿望没能实现。1941年11月30日，希伯英勇战死在山东沂蒙山区的沂南县大青山的五道沟下。谈话继续进行，后来毛泽东也冷静下来了，一一回答了希伯准备好的问题。最后，两人都很高兴，谈得很好.

抗战也需要国际援助

1938年6月29日，国际青联访华代表团（又名世界学生联合会代表团）到达延安。该团团长柯乐满是英国人，团员有加拿大人雷克南、英国人傅路德、美国人雅德，一共四人，都是世界###的著名领袖，进步分子，支持中国革命和抗战。当天，延安南门外广场聚集了万余群众，举行盛大的欢迎会。柯乐满在欢迎会上讲话。他说：我们看到中国许多青年都团结起来了，并英勇地参加了为民族解放事业的斗争。全世界青年也团结起来了，募集了几十万几百万现金捐给中国，美、英、印学生领导抵制日货，30多个国家学生要求国际来制裁日本，援助中国。我们相信中国一定能胜利。

7月1日，中共中央按照西方的习惯，举行鸡尾酒会招待世界###代表。毛泽东出席酒会，并致欢迎词：世界###对我国的衷心援助，我们表示十二万分的谢意！抗战虽然要自力更生，但也需要国际援助。因为日本有侵略朋友，侵略者结成了统一战线，在世界上造成了灾难。我们也要与世界人民团结，战胜法西斯。希望代表团把中国人民的这一愿望带给将要开幕的世界青年大会和全世界人民。

7月2日，毛泽东接见了代表团全体人员，和他们进行了重要的谈话。毛泽东在谈到边区在中国的意义和作用时说：边区的性质就是抗日民主的堡垒，它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以民主制度的普遍实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边区的意义和作用，在于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是最有利于抗日救国的，是抗日救国唯一正确的道路。在谈到目前中共在全中国的作用时，毛泽东说：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是目前中共的基本主张，它在全国的作用和意义也在这里。我们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只有加强和扩大统一战线，争取日本国内人民的帮助，争取世界各国的支援，我们的抗战才有缩短的可能。在谈到抗战胜利后中共的主要任务时说：一句话，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国家。这是中国的历史任务。建立这样的一个国家，不是把日本赶到鸭绿江之后的第二天才开始的，抗战过程中的各种工作，都与建立这样的国家有关联。不过许多重要工作要在抗战胜利之后才能完成，例如基本的经济建设等。在谈到青年运动的任务时说：中国青年、学生在抗战中的特殊责任，是为争取本身的权利、受教育的机会和教育改革而斗争。而世界青年和学生在支持中国方面的使命，就是要向各国介绍中国的情况，敦促各国政府向中国提供大量援助。

代表团在延安期间还参观了党校、陕北公学、抗大、鲁艺、印刷厂、报社等，7月4日离开延安。

有名英雄与无名英雄

1938年6月，抗大在全校掀起迎接“七七”抗战一周年，创造抗战突击队员的革命竞赛运动，提出“向学习突击，向工作突击，向生活突击”等口号，运动历时一个月，涌现出520名突击队员和一批模范单位。7月9日，毛泽东出席抗大纪念“七一”、“七七”及突击运动总结大会并讲话。他用大树与小树作比喻，精辟地论述了有名英雄与无名英雄，领导与群众的辩证关系。他说：今天的突击总结大会，从总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这个胜利是在正确的领导之下，领导者和群众共同努力所得到的结果，当然突击队员们的优秀和聪明也是一个条件，不然你去训练一个木头，那无论怎样也不成功的。可是单单是这一条件也不成功。例如在森林中有很多树木，那中间一定有很多又大又高的树，假如是一棵树独长，它就不高兴长，懒得长，索性不长了。所以说森林中那矮小的树不能说它没有用，要没有它们，高大的树也长不出来的。500多个突击队员也正如大树，而其余的无名英雄则如小树。没有其余的无名英雄，500多个突击队员也是不会有的。有名英雄是从无名英雄中产生出来的，而且他们是不能分离的，这是此次突击运动中所得出的一个主要经验。

以此来看一周年的抗战中，军队与人民的关系也是如此，军队中官长与士兵的关系也是如此，团体中领袖与群众的关系也是如此。现在有一个公式说：“自卢沟桥事变以来，四万万人一齐努力，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这个公式很对，但还需要加以解释。四万万人要能打胜日本侵略者，非有群众的领导者不可。没有领袖，是做不出事情来的，那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而今的老百姓要求共产党、国民党、八路军、新四军，抗大的诸位突击队员们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你们将来出去要为着这个要求而定自己的志向，去当连长、营长、旅长，去做宣传和教育民众的工作，不辞一切辛苦，甚至说得舌敝唇焦。我们去宣传抗日，使一传十，十传百，传至四万万五千万同胞都团结起来，筑成一座火焰山，而日本帝国主义如一条牛两只角钻入这个火焰山里来，大家预备着食盐，让火烧死后就好大吃。但是要烧死这一条牛，一定要所有老百姓齐心来干才能成功。

讲到共产党的十七周年纪念――共产党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它是和老百姓联结在一起的，从没有脱离过老百姓；它不但不扰乱老百姓，而且帮助老百姓，保护老百姓的利益。这不单是共产党应该这样做，也是其他所有革命分子所应该做的。为什么一定要帮助和爱护老百姓呢？不吃老百姓的鸡蛋而给老百姓以鸡蛋，这是所谓改善人民生活。鲁迅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他却一生都为着老百姓的利益而奋斗，甚至舌敝唇焦，生肺病而死。所以我们非常尊崇鲁迅。

我们目前需要造就千万个突击队员、民族英雄，打走日本帝国主义，为老百姓谋幸福，这样“四万万人一齐努力，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题《文艺突击》、《山脉文学》刊头

《文艺突击》创刊于1938年9月中旬，初以油印本出过两期，后改为铅印本出了6期，至1939年6月止。这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与鼓舞下，在延安最早诞生的一个文学刊物。

1938年9月当第一期稿件编齐以后，发起创办人之一奚定怀（现名奚原）按照大家的意愿，于9月17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附一小张宣纸，请他给题一个报眉。原信是这样写的：“毛主席：因为觉得延安文艺活动表现得很沉寂，而事实上又很有这种需要，所以我们发起由文化界救亡协会联合延安各学校团体爱好文艺的同志们，成立一个‘文艺突击社’，并且初步工作是出版一个油印的纯文艺的旬刊，名字也就叫做《文艺突击》。这个旬刊第一号已经编好，决于二十日以前出版。大家的意思要请你题一个报眉，大小是文艺突击。希望能马上替我们挥成。你近来很忙，如果有从前的文艺作品愿意给《文艺突击》，这将使我们如何兴奋！而且也将使不久以后的每一个读者如何兴奋！此致挚爱的敬礼！一个抗大工作者奚定怀9月17日。”

毛泽东在当天就接到这封信，并立即在附去的宣纸上挥就了三幅“文艺突击”，还在原信右上端批复：“写了几个字，不知可用否？”大家接到批复和报眉后，备受鼓舞，很快就出版了《文艺突击》创刊号。

在《文艺突击》出版之后，为了进一步发展群众性的大众文艺活动，抗大、马列学院等一些青年文学爱好者又自发组织了山脉文学社。这个组织的名称，是根据毛泽东开展敌后游击战的思想而来的。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山地建立根据地之有利是人人明白的，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或准备建立的长白山、五台山、太行山、泰山、燕山、茅山等根据地都是。这些根据地将是抗日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由此可见，山脉文学社，正是受此启发而产生的。山脉文学社成立之后，即着手编辑《山脉文学》。创刊号稿子编得差不多的时候，大家又想请毛泽东题写刊头。这样由奚定怀以山脉文学社的名义，于1938年10月20日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日前，我们给你一信，请你题‘山脉文学’四字。大概因为你近来事情非常之忙，所以没有动手来办这件事吧？近期之内，我们就准备把‘山脉文学’编出来，望你能替我们题下四个字‘山脉文学’。你一定支持我们吧！”

当时正值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期间，毛泽东的确十分忙碌，但仍于数日之后的1938年10月27日，题写了三个“山脉文学”的刊名，这三款竖行题字是写在来信的信尾空白处的。毛泽东又在来信的上面横行批了几句重要的话：“写下几个字，不知可用否？名称似以‘山头文学’为好。”这个批语完全是用商讨的口气，可惜当时这些革命青年文学爱好者还不理解它的重要含义，只是觉得毛主席很忙，既然已经题为“山脉文学”，不宜再去要求重题，所以就没有改动。后来当他们读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其中有一段话说：“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现在是‘上山主义’的时候。大家开会、办事、上课、出报、著书、演剧，都在山头上，实质上都是为的农民。”这时候大家才领悟，毛主席是号召大家到山头上去，山头文学的方向，也就是革命的、战斗的大众文学的方向。这样理解，当然“山头文学”要比“山脉文学”更好些，因为它更通俗、更彻底、更为广大群众所接受。

后来，由于印刷条件未获解决，《山脉文学》未能出版，而是改出了油印的《山脉诗歌》。这样，便出现了“山脉诗歌社”。而山脉文学社的活动则持续到1940年9月。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1938年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实际上是六届六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在14日的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明确指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在24日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他指出，共产国际的指示是这次政治局会议成功的保证，同时又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导原则，指示的最主要点是强调党内团结。毛泽东分析了武汉即将失陷后的形势，指出抗日战争将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相持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论证了统一战线中统一同斗争的辩证关系。由于国共合作是对立阶级的政党的合作，所以斗争是严重的、不可避免的，具体表现是国民党顽固分子的磨擦和共产党的反磨擦。统一战线中统一是基本的原则，要贯彻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记统一；同时不能不辅助之以斗争的原则，因为斗争正是为了统一，没有斗争不能巩固与发展统一战线。在27日，也即最后一天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发言，指出这次政治局会议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从而可以保证六届六中全会的成功，并建议在六中全会通过一个中央工作规则。这次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议程，决定由毛泽东代表中央向全会作政治报告。

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召开。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党中央各部门、全国各地区的领导干部共53人，是党的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9月29日，六届六中全会开幕，毛泽东被推选为全会主席团成员，并在会上宣布全会议事日程。会上，六中全会主席团决定，以毛泽东名义写信给蒋介石。信中说：“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渐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毛泽东的这封信，由周恩来在10月4日当面交给蒋介石。

10月12日下午，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六中全会作政治报告，题目是《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13日下午，14日下午和晚上，继续报告。报告分八个部分：一、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二、抗战15个月的总结；三、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四、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五、长期抗战与长期合作；六、中国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八、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在敌占武汉、广州后，必达一个战略进攻的终点，抗日战争将过渡到一个新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在抗日战争的新阶段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这种新姿态就是战线的广大的发展与高度的巩固。国共两党要以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以至合作建国。报告还提出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强调全党要普遍地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的这个报告，以《论新阶段》为题，发表在1938年11月25日出版的《解放》第五十七期上。其中第七部分编入建国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题仍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11月5日下午，毛泽东在会上作结论报告。6日下午，继续作结论报告。讲了五个问题：第一，六中全会的成功。这次会议总结了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部经验，科学地分析和估计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的方针和任务。这次会议是一个好的会议，是党的历史上少有的，讨论的问题多，态度认真。我们党奋斗了17年，空前地进步了，党已能够更灵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第二，广州、武汉失守后的形势。在敌强我弱形势没有发生决定性变化的条件下，广州、武汉的放弃是正确的。这种战略退却虽一时表现了有利于敌而不利于我，但从整个形势看表现了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我们保存了实力，敌人的兵力更分散了。日军占领上海等地时是一鼓作气，占领武汉后它的力量就再而衰了，其战略进攻接近顶点，这是相持局面快要到来的象征。在相持阶段中，我方作战形式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敌后游击战争应分为两大区域，在已经大大发展了游击战争的区域，应大力加以巩固；在没有充分发展或正在发展游击战争的区域，应迅速地广大地发展游击战争。所以，应当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第三，民族统一战线的长期性。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须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在此原则下，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第四，战争和战略问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游击战争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第五，其他问题。结论报告的第三、第四部分，建国后分别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与《战争和战略问题》为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11月6日，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重要文件。同日，全会闭幕。

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基本上克服了抗战初期王明右倾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推动了党的各项工作迅速发展。

永远以革命的面目相见

1938年12月1日，毛泽东应邀在抗大第四期一、三、四大队15个队毕业典礼上讲话。他说：早几天有几个同学哭脸，武汉、广州失掉了，因为不愿意地方失掉，爱国，这个哭脸是好的，那些汉奸才不会掉泪哩。但我们要知道今天失掉个把城市是不要紧的，因为我们是长期战争，那些城市总归要失掉的。今天还有长沙、南昌，西安也差不多了，它要来，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就是打下去！要打多少年？五年还是六年我们不算数目，问问日本帝国主义要多少年？我们总归打下去，一直到胡子白了，于是把枪交给儿子，儿子的胡子又白了，再把枪交给孙子，孙子再交给孙子的儿子，再交给孙子的孙子……总要打下去。日本帝国主义倒不倒？不倒也差不多了。中国古时候有个故事，有一个老头子他要搬山，因为一座山挡在他家的门口，讨厌得很，所以要搬掉它；他的儿子也跟着他挖。他的隔壁也有一个老头子，说：“你要搬掉这个山，真是太笨了。”他回答说：“你才是太笨哩。你想想，我现在来搬这个山，我搬不完还有儿子，儿子搬不完，还有儿子的儿子，还有儿子的孙子……我的儿子是不断的，是生的，是长的，然而山却是不长的。”……我们要走下去，不半路上开小差，不像张国焘半路上忽然不见了。……我们将来要永远以革命的面目相见。现在我们就订一个条约：不开小差，坚持长期斗争，长期学习，不怕艰苦，与我们的朋友长期合作下去，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与国民党军邓宝珊部互通情报

1938年12月5日，毛泽东写信给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信中说：“近日敌侵西北之消息又有传闻，谅尊处早已得悉。不论迟早，敌攻西北之计划是要来的，因之准备不可或疏。高明如兄，谅有同情。”特嘱八路军留守兵团绥德警备区司令员陈奇涵向邓报告防务，并送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决议、宣言等。当时邓宝珊部驻在榆林。我方获得的关于日军以及蒋介石顽固派在政治、军事方面的新动向情报，特别是关系到榆林的，都及时与邓宝珊通气。我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施政纲领，重大决策，也尽快地将主要精神告诉他们，以增强了解。这种关系是5月邓宝珊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后，逐渐建立起来的。

5月的一天，邓宝珊一行事先没有通知，突然途经延安，准备停留一下悄悄通过。毛泽东得知消息后，立即指示一定要予邓宝珊一行以热情的欢迎与优待，要想办法把他们留下来多住几天。盛情之下，邓宝珊不再推辞，答应当天不走，和中###政军领导人见面。第二天一早，毛泽东同萧劲光等来到邓宝珊的住处，他们一见如故，谈得很融洽。接着毛泽东请邓宝珊等吃午饭。席间毛泽东与邓宝珊谈笑风生。毛泽东说：西北军的将领许多是爱国的，有与我党合作的民主革命的传统。现在国共重新合作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起来，只要我们共同坚持下去，并巩固发展下去，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邓先生在榆林，我们一定能合作得更好。邓宝珊也表示很有信心，他说：这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也是全国民众的共同要求。毛主席和周恩来先生在双十二事变中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促成了两党重新和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是深得人心的。从此总理生前的愿望，有实现的希望了。谈话中，毛泽东亲自挽留邓宝珊多住几天，到延安各处去参观、指导。邓宝珊被毛泽东的真挚情谊所感动，欣然决定改变计划，多住几天再走。结果邓宝珊在延安整整待了一个星期，到毛泽东的住处拜访了毛泽东，参观了抗大、陕北公学等学校，出席文艺晚会和群众大会，与其他党政军领导人也进行了交往。

邓宝珊自从与毛泽东这一次初交后，每次到西安、重庆去开会，途经延安时，都要逗留几天乃至旬日。每次来，都受到毛泽东等的优厚款待。从此，毛泽东与邓宝珊的信使往来和礼品互赠也频繁起来。

致杨令德先生两封信

杨令德是《大公报》记者，“七七”事变后，驻榆林从事采访工作。1938年初，杨令德将其外甥袁尘影送到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没想到结业后因误会被拘押。杨令德当即给西北局的高岗和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写信，同时也给毛泽东写信，请求释放袁尘影。

1938年12月14日，毛泽东复信杨令德：“先生两信均收到了，因开六中全会，久稽奉复，至以为歉！但袁尘影兄早嘱高岗同志令经手机关释放，谅已获悉。此事不但我不知，高岗、仿吾亦均不知。经手机关根据晋西北材料，遽尔如此处置，甚为抱歉！尔后此间有何缺陷，倘有所闻，尚祈见告，俾资改进，不胜盼祷！”

当时，杨令德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情给毛泽东写信的，觉得能得到毛泽东吩咐秘书给回个字，就是喜出望外了。毛泽东对于一个普普通通的新闻记者给他的信，竟是这样重视，亲笔作复，令杨令德非常感动。他马上提笔又写一信向毛泽东致谢。

1939年1月22日，毛泽东再次复信杨令德：“十二月二十四日，大示敬悉。令甥被屈事，能邀先生谅解，为之欣慰。如先生高兴来延安一游，甚表欢迎。此致抗战敬礼！”

杨令德一连得到毛泽东两封亲笔信，而且这两封亲笔信写得那样谦虚、诚挚，真使他万分钦佩和感激。杨令德先生认为，这是他终身感念的殊荣。

1943年6月，杨令德作为秘书随邓宝珊将军由榆林南下重庆，途经延安，停留一周。毛泽东在杨家岭大礼堂设宴招待邓宝珊一行。入席前，当邓宝珊介绍杨令德给毛泽东握手时，毛泽东以惊人的记忆马上想起四五年前的事，亲切地说：“噢，杨先生，我们还通过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