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霞珠西拉区别:中国国学网-- 三国演义研究（3）

三国演义研究（3）
发布时间： 2010-8-17 15:51:05 被阅览数： 13 次 来源：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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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长期以来，学术界公认《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不满足于“元末明初”的笼统提法，对《演义》的成书年代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提出了五种有代表性的观点：１．“成书于宋代乃至以前”说。持此观点者主要是周邨。他在《〈三国演义〉非明清小说》一文中，就江夏汤宾尹校正的《全像通俗三国志传》提出了三条论据：（１）该书在《玉泉山关公显圣》一节中有“迄至圣朝，赠号义勇武安王”一句，而关羽封赠义勇武安王是在北宋宣和五年（1123），因而此句“只能是宋人说三分的口吻”。（２）该书“记有相当多的关索生平活动及其业绩”，而“关索其人其事，辗转说唱流传时代，应早在北宋初，也可能更早于北宋初年，在唐五代间。而这也可能是《三国演义》成书远及的时代。”（３）该书的地理释义共14条，计17处，其中15处可以推断为宋人记宋代地名；其中也有2处是明初的地名，但这可能是传抄、传刻过程中后来加上的。此说完全忽视了《三国演义》吸取元代《三国志平话》和元杂剧三国戏内容的明显事实，难以成立，因而至今无人赞同。２．“成书于元代中后期”说。持此说者以章培恒、袁世硕为代表。章培恒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前言》第三部分，根据书中小字注中提到的“今地名”进行考证，指出：“这些注中所说的‘今时’何地，除了偶有误用宋代地名者外，都系元代地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曾将建康改为集庆，江陵改为中兴，潭州改为天临；“然而，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却仍然把建康、江陵、潭州作为‘今地名’，而不把集庆、中兴、天临作为‘今地名’，这是否可以理解为该书写作时还没有集庆、中兴、天临这样的‘今地名’呢？”文章由此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似当写于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前”，其时，罗贯中当在三十岁以上。袁世硕在《明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乃元人罗贯中原作》一文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元代中后期，约为十四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其主要论据是：（１）书中共引用330余首诗来品评人物，收束情节，这“与宋元间的平话是很近似的”。书中所引诗词，“不署姓名的泛称，多用‘后人’、‘史官’，‘唐贤’一词用了一次，‘宋贤’一词用过十多次，却不见‘元贤’一类字眼。这可以视为元人的口吻，表明作者为元人。”而署名作者基本上是唐宋人，也表明《演义》作者为元人。（２）书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除了几个笔误之外，“其余的可以说是全与元代之行政区名称相符”。其中，江陵、建康、潭州均为元天历二年（1329）以前的旧地名。“据此，有理由将作注的时间断为这年之前。如果考虑到人们在一段时间里仍习惯于用旧地名，那么将作注时间往后推几年、十几年，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可以将作注的时间断为元代的中后期，约为十四世纪的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而书中的注绝大多数出自作者之手，因此，《三国志通俗演义》即应成书于这一时期。３．“成书于元末”说。陈铁民在《〈三国演义〉成书年代考》（载《文学遗产增刊十五辑》，中华书局1983年9月第１版）中认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无疑是今存最早、最接近原著面貌的刻本，利用其注释来考证《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是可靠的。根据嘉靖本注释中有评论和异文校记，以及有不少错误等情况判断，这些注释不大可能为罗贯中自作，而是《演义》的抄阅者和刊刻者零星写下，逐步积累起来的，其中有的作于元末，有的作于明初。既然有的注释作于元末，那么《演义》的成书年代自然也应在元末；即使根据一些作于明代洪武初年的注释，也可推知《演义》成书应在元末，因为只有在《演义》写成并流传之后，才有可能出现《演义》的注释。周兆新在《〈三国志演义〉成书于何时》（载其主编之《三国演义丛考》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第１版）中指出：联辉堂本《三国志传》中有“圣朝封赠（关羽）为义勇武安王”一语，汤宾尹本《三国志传》亦有相似语句，两本在提到“圣朝”之前，均曾提到“宋朝”，二者对举，可见“圣朝”不可能指宋朝；而明初洪武至永乐年间均无封赠关羽之事，可见“圣朝”也不可能指明朝。这样，它只能指元朝。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曾加封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结合《录鬼簿续编》的记载，《演义》当成书于元代后期。４．“成书于明初”说。持此说者较多，如欧阳健在《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一文（载《三国演义研究集》）中认为：周楞伽、王利器先生根据元代理学家赵偕的《赵宝峰先生集》卷首的《门人祭宝峰先生文》等材料，认为罗贯中即门人名单中的罗本，这是可信的，按照门人之间“序齿”的通例，可以推算罗贯中的生年约在1315—1318年，卒年约在1385—1388年；再根据对《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小字注所谓“今地名”的分析，可以判断：《三国志通俗演义》可能是罗贯中于明初开笔，其第十二卷的写作时间不早于洪武三年（1370），全书初稿的完成当在1371年之后。其时，罗贯中在五十五岁左右，其知识和阅历都足以胜任《演义》的写作。任昭坤在《从兵器辨〈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1期）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里叙述描写的火器，绝大多数在明初才创制，或才有那个名称，这证明《通俗演义》成书于明初。《通俗演义》描述的火器，使用者都是孔明，可见在作者心目中，只有孔明那样智慧过人的人才能创制使用先进火器，这说明作者所处时代是以冷兵器为主的，这也与明初的兵器实际状况相吻合。*５．“成书于明中叶”说。张国光在《〈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中叶辨》（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亦收入《三国演义研究集》）中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以《三国志平话》为基础的，现存的《三国志平话》刊于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代表了当时讲史话本的最高水平，然而篇幅只有约８万字，文笔相当粗糙、简陋；而《三国志通俗演义》篇幅约80万字，是《平话》的十倍，其描写手法已接近成熟，因此，其诞生不能不远在《平话》之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第一个成熟的《三国演义》版本，它不是元末明初人罗贯中的作品，而是明代中后期的书商为了抬高其声价而托名罗贯中的，为此书作序的庸愚子（蒋大器）很可能就是它的作者。近年来，张志合的《从〈花关索传〉和〈义勇辞金〉杂剧看〈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河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５期），李伟实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弘治初年》（载《吉林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也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代中叶。面对上述诸说，沈伯俊提出：要确定《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对作者的生平及其创作经历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尽管一些学者对罗贯中是否元代理学家赵宝峰的门人罗本、罗贯中与张士诚的关系、罗贯中与施耐庵的关系等问题作了积极的探考，但因资料不足，见解歧异，尚难遽尔断定《演义》成书的确切年代。第二，确认作品的原本或者最接近原本的版本。上述诸说，大都把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视为最接近原本面貌的版本，甚至径直把它当作原本，在此基础上立论。然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嘉靖元年本乃是一个加工较多的整理本，而明代诸本《三国志传》才更接近罗贯中原作的面貌（详下）。这样，以往论述的可靠性就不得不打一个相当大的折扣。第三，对作品（包括注文）进行全面而细致的研究。有的学者通过对书中小字注所提到的“今地名”来考证《演义》的成书年代，这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但是，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必须证明小字注均出自作者之手，否则，其价值就要大打折扣（按：陈铁民已经指出小字注并非出自罗贯中之手，王长友在《武汉师院学报》1983年第2期发表《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是作者手笔吗？》文，认为嘉靖元年本的小字注并非作者本人手笔，“作注时该书已流传较久并得到推崇”，“作注者不但不是作者本人，也不是作者同时代的人。”张志合在《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发表《〈三国演义〉中的小字注非一人一时所加》文，也指出“罗贯中决不可能就是嘉靖本的原作者，当然也决不会是其小注的作者。”这些小字注也不是出自某一时某一人之手，而是伴随着《三国演义》的成书和流传过程而存在的。）；其二，对小字注的考察，应当与对作品各个方面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可靠的结论，而以前对此所作的努力还很不够。结合以上各种因素，目前比较稳妥的说法仍然是：《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而成于明初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校理本三国演义〉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２月第１版）。
（三）关于《三国演义》版本的整理与研究《三国演义》版本甚多，仅现存的明代刊本就有大约30种，清代刊本70余种。各种版本数量之多，关系之复杂，都堪称古代小说之最。过去一个长时期中，人们对此缺乏认真细致的研究，误以为《三国》的版本问题比较简单，形成这样几点普遍的误解：（１）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或者就是罗氏原作；（２）《三国演义》只有由嘉靖元年本派生的一个版本系统；（３）在众多的《三国》版本中，最值得重视的只有嘉靖元年本（一些人称之为“罗本”）和毛纶、毛宗岗父子评改本（简称“毛本”）两种。因为如此，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80年以前，中国大陆只出版了嘉靖元年本影印本和以毛本为基础的整理本。1976年，澳大利亚华裔学者柳存仁教授发表《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一文（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８卷第１期，收入刘世德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５月第１版），率先对《三国》版本问题提出了重要的新见。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三国》版本的整理与研究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国外一些学者，如澳大利亚学者马兰安，日本学者金文京、上田望、中川谕等也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经过多年的努力，人们在以下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１．关于版本的整理*十六年来，《三国》版本的整理出版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按照出版形式，可以分为影印、排印两大类别。（１）影印本。就笔者所见，比较系统地影印《三国》版本者主要有两家：其一，台湾天一出版社影印的《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其中的“《三国演义》专辑”共收书８种，除最后两种系续书外，包括以下６种：①《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万历十九年金陵周曰校刊本（简称“周曰校本”）；②《新刻京本校正演义按鉴全像三国志传评林》，明万历间余象斗刊本（简称“评林本”）；③《新镌京本校正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万历三十三年郑氏联辉堂三垣馆刊本（简称“联辉堂本”）；④《重刻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演义》，杨春元校，万历三十八年书林杨闽斋刊本（简称“杨春元本”）；⑤《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清初吴郡绿荫堂覆明刊本（简称“绿荫堂本”）；⑥《第一才子书》，清三槐堂刊本（简称“三槐堂本”）。其二，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的《三国志演义古版丛刊》，其第一辑包括以下５种：①《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万历二十年余氏双峰堂刊本（简称“双峰堂本”）；②《新刻汤学士校正古本按鉴演义全像通俗三国志传》，江夏汤宾尹校正，明万历间刊本（简称“汤宾尹本”）；③《新锓全像大字通俗演义三国志传》，明万历间刘龙田乔山堂刊本（简称“乔山堂本”）；④《新刻音释旁训评林演义三国志传》，明朱鼎臣辑（简称“朱鼎臣本”）；⑤《新刻按鉴演义京本三国英雄志传》，清宝华楼刊本（简称“宝华楼本”）。此外，还有一些出版社影印了某些《三国》版本，如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的《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浙江人民出版社、中国书店分别影印的《增像全图三国演义》，等等。（２）排印本。由于众多出版社竞相出版，《三国》的各种排印本纷纷问世。在难以计数的排印本中，相当一部分并未经过认真整理，缺乏学术价值。不过，确有一些排印本贯注了整理者的研究心得，在底本选择、整理原则、整理方法、整理质量等方面各具特色，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其中值得注意的有这样几类：①底本具有较高价值者。除了毛本《三国》已有多种标点本、校注本之外，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周曰校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李笠翁批阅三国志》等重要版本都已有了标点本或校注本。②在整理原则、整理方法上有所开拓者。如沈伯俊先后出版了《校理本三国演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第１版）、毛本《三国》整理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第１版）、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整理本（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5月第１版）、《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整理本（巴蜀书社1993年11月第１版），即以很大力量校正底本中的大量“技术性错误”（指那些并非出自作者的创作意图，并非作品艺术虚构和艺术描写的需要，而纯粹由于作者一时笔误或者传抄、刊刻之误而造成的，属于技术范畴的错误），得到学术界同行的高度评价。③系统梳理《三国》的虚实关系者。如盛巽昌的《三国演义》补正本（上海画报出版社1995年6月第１版），于毛本《三国》各回之后附列札记，共700余条，对《三国》的虚实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补正。所谓“补”，一是说明《演义》中若干人物、名物、情节的渊源来由，二是补充《演义》没有写到的若干史实掌故；所谓“正”，即是以史之实，证文之虚。此本别具一格，给读者以丰富的知识。④对《三国》进行重新评点者。已经问世的有三种：李国文评点本（漓江出版社1994年8月第１版），沈伯俊评点本（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4月第１版），丘振声回评本（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第１版）。评点者或为著名作家，或为《三国》专家，各具功底，各有所长，为《三国》评点带来了新的风貌。２．关于版本的研究（１）关于版本演变的源流关系在现存的明代《三国》版本中，数量最多的是万历至天启年间的诸本《三国志传》。过去，由于上述对《三国》版本关系的误解，人们将其视为“俗本”而不予重视。对此，柳存仁在《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中首先提出异议，认为：“《三国志传》之刻本，今日所得见者虽为万历甚至天启年间所刊刻，时间固远在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然其所根据之本（不论其祖本为一种或多种），固有可能在嘉靖壬午以前。”由此，他勾勒了《三国》版本演变的基本线索：大约在至治本《三国志平话》刊刻之后四十年左右，罗贯中有可能撰写《三国志传》，其后为其他各本《三国志传》所宗。在此之后，始有《三国志通俗演义》出世。近十几年来，中外学者作了进一步的探索，观点渐趋接近。如澳大利亚学者马兰安认为：《三国》的最早版本比后期的各种版本包含了更多的民间口头传说和较少的正史资料，其中吸收了民间流传的关索或花关索故事，而嘉靖本的编者则因关索系传说人物而删除了这些故事。由此看来，《三国》版本深化的顺序是由“志传”本到“演义”本（《〈花关索说唱词话〉与〈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变探索》，原载1985年欧洲《通报》，中文译本收入周兆新主编的《三国演义丛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７月第１版）。日本学者金文京认为：建安诸本《三国志传》可以分为四个种类：一是“花关索”系统的本子，二是“关索”系统的本子（二十卷本），三是另一部分“关索”系统的本子（十二卷·百二十回本），四是“花关索·关索”系统的本子。它们保存着古本的面貌，是没有问题的。它们与嘉靖本的关系是来自同一源头的同系统版本的异本关系，二者在文辞、内容上的差异，是在抄本阶段产生的（《〈三国志演义〉版本试探——以建安诸本为中心》，原载《集刊东洋学》第61号，1989年5月出版；中文译本收入《三国演义丛考》）。另一位日本学者中川谕分析了五种《三国》版本，认为：尽管嘉靖本是现存最早的《三国》版本，但决非最优秀的版本，也不是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三国志传》是与嘉靖本并列的版本，在某些方面保留了比嘉靖本更古的形态；毛本《三国》形成的大致轨迹是：原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抄本——周曰校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吴观明本）——毛本（《〈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毛宗岗本的成书过程》，原载《集刊东洋学》第61号，中文译本收入《三国演义丛考》）。再一位日本学者上田望比较系统地考察了现存的《三国》版本，将其分为七群：一是嘉靖元年本；二是《三国志传通俗演义》系列版本，包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三是《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李笠翁批阅三国志》等120回本；四是包含关索故事的《三国志传》诸本；五是包含花关索故事的《三国志传》诸本；六是雄飞馆本《三国水浒全传》；七是毛宗岗本。它们可分两大系统——以文人为对象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二十四卷本系统）和面向大众读者的《三国志传》诸本（二十卷本系统）。前一系统中的夏振宇本是保留着古老面貌的版本之一，“李卓吾评本”和毛本都是由它或与它相同的版本发展而来的（《〈三国志演义〉版本试论——关于通俗小说版本演变的考察》，原载《东洋文化》第71号，1990年12月；中文译本收入《三国演义丛考》）。中国学者方面，张颖、陈速认为：《三国演义》的现存版本，按正文内容可分为三大系统：一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嘉靖本、周曰校本、夏振宇本属之；二是《三国志传》系统，余氏双峰堂本、朱鼎臣本、乔山堂本、联辉堂本、雄飞馆《英雄谱》本属之；三是《三国志演义》系统，毛宗岗本属之。《三国志传》不仅是《三国演义》最早的版本，而且是毛本所依之真正“古本”（《有关〈三国演义〉成书年代和版本演变问题的几点异议》，载《明清小说研究》第５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6月第１版）。陈翔华在《诸葛亮形象史研究》一书（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１版）中将嘉靖元年本与诸本《三国志传》比较，指出：①诸本《三国志传》节目字数参差不齐，而嘉靖本节目则整齐划一，均为七字句式；②诸本《三国志传》保存较多民间传说，有的刻本还详细记载不见于史籍的关索故事，而嘉靖本则无之。③《三国志传》的文字颇粗略，而嘉靖本已加修饰，较为增胜。由此可见，嘉靖本是一个修饰得更多的加工整理本。周兆新在《三国演义考评》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１版）中对几种明代版本作了比较细致的考证，指出：①“嘉靖本尽管刊印的时代较早，但它仍然是一个明人修订本，不能代表罗贯中原作的面貌。”那种把嘉靖本说成“罗氏原作”的观点难以成立，倒是《三国志传》可能更接近罗贯中的原作。②《三国志传》与嘉靖本“乃是由罗贯中原作演变出来的并列的分支。”说嘉靖本是其余各种明版《演义》来源的观点值得重新考虑。沈伯俊在《校理本三国演义》的《前言》中指出：①《三国演义》的各种明刊本并非“都是以嘉靖本为底本”，诸本《三国志传》是自成体系的。②从版本演变的角度来看，志传本的祖本比较接近罗贯中的原作，甚至可能就是罗氏原作（当然，不同的志传本的刻印者可能都有所改动）；而嘉靖本则是一个经过较多修改加工，同时又颇有错讹脱漏的版本。因此，我们不仅应该在以往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嘉靖本和毛本的研究，而且应该充分重视对《三国志传》的研究，特别要注意对各本《三国志传》之间的比较，对志传本与嘉靖本的比较。（２）对若干重要版本的研究①关于周曰校本。中川谕指出它比之嘉靖本至少多出十一个故事，是《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吴观明本）的祖本（同上文）。王长友也曾撰文，指出周曰校本比之嘉靖本有十大增文，是“李卓吾评本”的祖本。②关于《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黄霖的《有关毛本〈三国演义〉的几个问题》（载《三国演义研究集》）、陈翔华的《诸葛亮形象史研究》、沈伯俊的《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整理本《前言》等，均明确指出此本实际出自明末小说评点家叶昼之手。关于它的祖本，除中川谕、王长友持“周曰校本”之说外，上田望认为出自夏振宇本（同上文）。③关于《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王长友对其底本、补叶、刊刻等问题作了认真探讨，认为此本所署“钟惺批评，陈仁锡校阅”，目前虽不足以证其实，但在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其为伪托之前，不妨姑且信其所署（《〈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探考》，载《〈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9月第１版）。黄霖则认为：此本批评不可能出自钟惺之手，也不可能是其门人或真正仰慕者的手笔，而只能是由那些与他无甚关系而借其名来牟利的书商和文人。所谓“陈仁锡校阅”亦属伪托（《关于〈三国〉钟惺与李渔评本两题》）。④关于《李笠翁批阅三国志》。此本评语是否为李渔手笔，人们多未怀疑。黄霖则通过考证，指出：此本评语并非出自李渔之手，而是在李渔去世后，由书商在承袭“李卓吾评本”和毛本评语的基础上稍加选择、点窜而成（同上文）本文写到这里，已经超过了规定的篇幅；但为了给读者提供比较实在的信息，我不能不采取目前的写法。这样，原计划论述的几个问题，便只好介绍一些基本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