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什么叫四型社区:杨际开：国家利益与文明利益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30 06:19:58
杨际开：国家利益与文明利益
（2011-12-01）
网络信息有没有主权，已经成为国际冲突的焦点之一。在西欧，主权这个概念本身，也是在罗马帝国的残骸中出现的近代国家意识形态。经过启蒙运动，主权的内涵又发生了从君主主权到人民主权的转变。随着近代文明向非西方地域的扩张，非西方文明也开始利用西方的国家观念，来争取从西方冲击下的“独立”。这样，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就成为非西方文明争取“独立”的文化武器。如今，在全球化冲击下，这个文化武器本身又面临失效。网络也是推动全球化的有力手段，同时，也面临管理的问题。人类是否可以共享一种高于主权的价值？并且，在全球化时代，是否不同文明、肤色以及人种的利益可以得到尊重与保障？
在西方的观念里，文明与文化是有区别的，自从亨廷顿（S.P.Huntington）在世纪之交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以来，文明作为推动国际政治的一个要素，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如今，在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文化安全”乃至“空气安全”的问题日益凸显。“文化安全”问题的提出，反映了源于西方的意识形态危机，在全球化冲击下，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意识形态都显示出不适应的症状，利用西方意识形态完成“新国家”建设的非西方国家，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同样都面临全球化的挑战。
世纪之交，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利用网络等技术的优势，把全球化挑战的危机转嫁给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中国从社会主义向国家主义转变，与美国等发达国家达成了全球规模的金权交易。在这笔交易中，中国在西方的制裁下，增加了纸币资本，甚至成了制裁自己的西方国家的债主，但财富向人口十分之一的利益集团汇集，空气污染与生态环境的破坏已经到了临界点，财富的创造者同时又成为生态环境恶化的受害者。
生态环境的恶化也就是人类等生物整体的生存危机。谁是元凶？我觉得，发源于西方近代文明的主权国家的现实主义价值观，要承担主要责任。这种“国家利益”至上的价值观风靡世界，使得非西方国家不得不采用西方的观念，来反对西方的压迫与侵略，结果是在文明与文化的层面，丧失了捍卫自己利益的能力。
我作为大陆的中国人，生长在杭州，这20年来，亲眼看到生活环境加速度地恶化。本来以为在远离城市的山区，空气污染的问题会好些，但事实上，地方乡镇的各级官员忙于为“国家利益”做贡献，空气与生态环境无人关心。
浙江新闻联播已经可以使用直升机进行采访，风景如画的浙东山区与浙南海滨的景色尽收眼底。在长途汽车上，也可以听到“关爱环境就是关爱生命”的文句，但是，沿路时常可以看到焚烧垃圾的火堆，也可以闻到焚烧塑料垃圾的气味。为什么中国人对生命本身会如此漠不关心？我要追问这个问题。
东亚文明中的不同文化地带，都多少与西方文明发生了接触，除中国这个大块头以外，与东亚文明整体的利益攸关的意识日益淡化。在东亚文明中，只要在“国家利益”与“文明利益”的天平上，“国家利益”的比重胜过“文明利益”，我们最后的文明基盘也会一点一点地缩小消失，不是走向全球化时代，而是走向文明在精神与物质双方的毁灭。 在中国近代史上，魏源在鸦片战争以后，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主张后来成为东亚周边地域回应西方挑战的指导思想。日本把这个主张从中国“洋务运动”的技术层面，发展到“国家”层面——用西方的主权观念来争取“文化”在文明中的“独立”，最后走上了“脱亚入欧”，并进而把锋芒转向了亚洲。 经过梁启超的转运，西方的“国家”观念开始成为近代中国政治的主流话语，宋恕1902年在《留别杭州求是书院诸生书》中写道：“大官落唾生珠玉，名士伸眉说国家”，对开始流行的“国家”思想进行了批判。他的担忧到了20世纪30年代，变成了日本军国主义全面入侵中国的现实。 在抗日战争期间，马一浮等浙江籍人士，对西方国家的我族中心主义的行为原理展开了批判。面对西方冲击，他们的价值取向是把“文明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现在，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面临全球化的挑战，身为东亚人，我们是否可以走出一条自己的近代之路，取决于我们的价值取向。
作者是杭州师范大学国学院专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