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ta2手机锁屏壁纸:我们这代孩子还是远不如日本？

我们这代孩子还是远不如日本？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习俗和文化上有着扯不断的血脉联系。但以谷物为主的植食性中国人和以鱼类为食孤立于岛国上的日本人相比，人性上相去甚远。中国地域广袤，所以中原人敦厚平和，与人为善，而能源匮乏的日本人则偏执强硬，具有没完没了的不成功则成仁的“武士精神”，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谈及日本或日本人的时候都是充满了鄙夷或不屑，可是我们的自信是不是来的太虚无缥缈？

1992年，青少年问题专家孙云晓在采访中日少年探险夏令营时发现，和同龄的日本孩子相比，中国孩子身上存在很多缺点，比如独立性差、不能吃苦、没有环保意识等等。他在《夏令营中的较量》一文中曾担忧，中国孩子是日本孩子的对手吗？当时这篇文章引发了持续几年的全国大讨论。在夏令营进行中，“中国孩子病了回大本营睡大觉，日本孩子病了硬挺着走到底”，“日本家长乘车走了，只把鼓励留给发高烧的孙子。中国家长来了，在艰难路段把儿子拉上车”，在这群日本孩子身后，站着的是他们的家长乃至整个日本社会，日本人满面笑容地离开中国，神态很轻松，但留给中国人的思考却是沉重的。短短的一次夏令营，暴露出中国孩子的许多弱点，这不得不令人反思我们培养目标与培养方式的问题。每个民族都在培养后代，日本人特别重视生存状态和环境意识，培养孩子的能力加公德；我们呢？望子成龙，可是成什么龙？我们的爱心表现为让孩子免受苦，殊不知过多的呵护只能使他们失去生存能力，可以说，在老一辈陈旧的育儿观点指引下，我们的民族素质只会降低不会提高，当时的日本人就公开说：你们这代孩子不是我们的对手！

十多年过去了，当年参加夏令营的那批孩子都已经长大了，落后的现实有没有得到改变呢？在2006年一次中、日、韩3国学生参与的定向挑战对抗赛显示，中国中学生在运动中的耐力水平和运动后的恢复能力都远低于韩日学生。比赛时日韩学生感觉不到累，而中国学生早已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比赛前即有中国学生因中暑而退出。无论我们的心态是如何的平和，悬殊的差距是不争的事实，在中国，父母对孩子念叨最普遍的一句话：“只要你能学习好，别的什么都不用你做。”在这种错误思想的导向之下，少年儿童的整体素质表现出明显的缺陷，特别突出地表现在生存意识、实践能力、意志品格等方面。

有差距不要紧，但最可怕的是有了差距却浑然不觉，一代又一代人，能经得起几个十多年的岁月蹉跎，我们已经被那个可怕的国度抛开很远了，如何赶超？学校教育不行，家庭教育同样不敢恭维，中国有句漂亮的口号：“把最美好的东西给孩子。”在许多人的理解中，“最美好的东西”即物质的东西，如最好的教学设施、最好的食品、最好的衣服、最好的图书等等，不错，应当把这些给孩子。然而，“最美好的东西”是否也包括精神在内呢？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爱孩子都是人类共同的美德，只是这爱的方式显著不同，如果国人再不纠正错误的育儿观点，我们的孩子怕是一代不如一代！但我欣喜的发现，已经有人在从事颠覆传统教育尤其是传统育儿观点的极具深远意义的事业，可是令人无比尴尬的是，做这样事情的不是我们的教育职能部门，却是专注于婴儿童营养的南山奶粉，一个本该以追求最大利润为己任的商家，却舍近求远甚至有点“不务正业”的做起了先进育儿理念的推广普及工作，虽然我不敢苟同于他们将杨澜宣传成现代中国“智慧妈妈”的杰出代表，但是他们提出先进的“智慧妈妈”育儿理念是孩子成长教育中的决定性因素，更对我国未来的国民素质整体提高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登山之前，日本孩子准备充分， 　　

　　　 中国孩子缺东少西； 　　

　　　 日本孩子悄然入睡， 　　

　　　 中国孩子亢奋嬉闹。

      黑姬山位于本洲中央的长野县境内，这一带高山连绵，冬季是滑雪滑冰的天堂。1998年2月，冬季奥运会曾在此举行。如今，日本LABO（音：拉博）国际交流中心在这里设立了青少年活动营地，称做"拉博浪岛"。 　　

　　LABO国际交流中心与北京月坛中学合作开展民宿交流活动，已经15周年了。我女儿在月坛中学读高二，并接待过3批日本中学生来家中民宿。因此，女儿有机会赴日本参加民宿活动，同样住在日本学生家中。月坛中学特邀我作为学生父母代表，也参加了赴日交流。 　　

　　民宿活动之一是参加为期3天的夏令营。于是，8月4日下午，我们来到了黑姬山下森林海洋中的拉博浪岛。令人吃惊的是，参加本期夏令营的拉博会员多达750人，有些"小拉博"只有六七岁，却也背着大背包跑来跑去。即使压弯了腰，也没有一个大人帮着拿包。"小拉博"们挺自信，住进宿舍后还主动为本班去打饭，颤颤巍巍地抬回来，汗也顾不上擦，又为大伙儿盛饭分菜。由于经验不足，一会儿饭掉了，一会儿汤洒了，老师也视而不见，随他们学着做去。 　　

　　夏令营的安排具有超市的特点，丰富多彩的活动任营员自选。其中，最具挑战性的就是参加登山探险队，去征服2053米的黑姬山。指挥部规定，凡小学五年级以上的学生均可报名。 　　

　　也许，这一规定刺激了中国学生，7名月坛中学的学生报了名。他们都是独生子女，其中有4个男生，3个女生，除了一个初三毕业生外，均为高二学生。他们想：日本小学生都可以去，我们怕什么？我的女儿平日不太爱运动，尤其讨厌爬山，可她此行有给我当翻译的任务，我决意登山，她只好与我同行。 　　

　　日本人登山探险之前的准备工作是认真和充分的。晚餐之后，30多名探险队员全副武装地集合起来，大学生志愿者逐一检查鞋子、雨衣、背包、水壶等是否合格。早在来营地之前，每个营员已知道带上述物品的要求。检查结果，日本营员大都合格，而不少中国营员缺东少西，日方马上提供了背包、水壶、雨衣等物品。 　　

　　为了关照中国的营员，日方每天晚上专门召开全体中国营员的会议。作为中国参加登山探险队的营员中的惟一成年人，我心中一直忐忑不安，难以预料明天会发生什么险情。据说，要爬十几个小时，别的孩子我不甚了解，我那娇弱的女儿能行吗？于是，我问："登山途中，万一有人坚持不了，是否有安全措施？"日方立即回答："我们有安排。"我又想起刚才无处打热水，接着问："饮水何时提供？"日方又立即回答："我们有安排。"

　　按照指挥部的部署，今晚全体登山探险队员集中住宿，以保证充足睡眠。其实，就是一间特大的房子，有许多简易被褥，不分男女，随便扯一条倒地就睡。营地的房子大都是榻榻米，即日式床铺———地与床不分，被褥一铺是床，被褥一卷是地，可以充分利用。 　　

　　日本营员悄悄整理好被褥，悄悄地入睡了，一会儿便发出了均匀的鼾声。可是，中国营员却兴奋不已，打闹说笑不断。我本是头贴枕头就睡过去的人，此刻也睡不着，耳边清晰地传来中国孩子的嬉笑声，愈发难以入睡。冲动之下，我起身去批评了两个男生，这才勉强安静下来。 　　

　　这一夜，中国营员大都没有睡好觉。 　　

　　登山途中，中国孩子引亢高歌，高谈阔论， 　　

　　日本孩子默默不语，埋头走路； 　　

　　日本孩子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儿， 　　

　　中国孩子却总想休息。 　　

　　凌晨4点，登山探险队员们起床了。所有准备工作只有一小时。

　　我最关心的是水，马上去排队接水。轮到我接水时才发现，天呐，就是接自来水啊！一种痛苦的感觉涌了上来。虽说日本的自来水已经消毒，可以直接饮用。可我平时喝开水喝惯了，一喝凉水不仅肚子疼，有时还引起腹泻，今天岂不是雪上加霜吗？可眼下，来不及多想了，毕竟是生命之水啊！ 　　

　　邻队早起床了，小伙子名叫森洋人，约20岁出头，是大学二年级学生，来拉博浪岛当志愿者的。他先让大家编组，两人一小组，两组再结成一大组，一大组发一张黑姬山地图。然后，森洋人带领大家压腿伸腰，把身体活动开。一会儿，又来了一位黑瘦的登山向导。据说，这位总笑眯眯的向导，很有登山经验。他带我们做了一套体操，提醒我们登山步子不要太大，注意保存体力等等。 　　

　　5点，队伍出发了。 　　

　　离开拉博浪岛之前，每人领到了早餐和午餐，统统背在身上。此刻，森林静悄悄的，小鸟儿在睡觉，其他营员还在梦乡，我们穿过草丛，越过溪流，向黑姬山进发。 　　

　　我这才看清，走在队伍前边的日本队员，大都是十二三岁的孩子。男孩女孩个子不高，都有黑黑的脸庞，表情似乎单纯得只写着4个字："我要登山"。

　　日本人将2053米的黑姬山分为10合目，类似于北京西部名山八大处的处，逐次升高之意。完全不同的是，中国名山的道路一般都修建良好，而黑姬山虽为日本名山，却几乎没有路。我们爬山14小时，未见一处服务点，更没有什么饭店之类，连个续水的地方也没有，这是一座真正原始的野山。 　　

　　我们空着肚子，在密林中穿行了两个小时，每个人都累得气喘吁吁，腿如注铅，饥肠响如鼓。途中，已经有一个日本男孩捂着肚子宣布退出登山探险活动。我们咬着牙继续前进，来到惟一的一条山间道路旁，终于迎来了吃早餐的快乐时光。 　　

　　这时，领队森洋人举起了报话机，说："听啊，山下700多名营员正在为咱们加油呢。"果然，海潮般的加油声一阵阵响起："干巴雷！""干巴雷！"（日语：加油之意）我们也激动地狂吼起来："加油！""加油！" 　　

　　忽然，一辆乳白色的轿车开来了，跳下来的司机是拉博浪岛的大统领伊濑知光郎先生。他是拉博国际交流中心神奈川总局总局长，也是营地的最高负责人。他和蔼地问："你们谁坚持不了啦？请上车，这是最后一个退出的机会。"他仰头指指山上，说："这儿才是第三合目，三合目以上再也没路了，什么车也上不去。" 　　

　　面对诱惑，日本队员毫不在意，照样吃饭喝水。中国队员彼此对视了一下，也无人甘心退出。我问女儿："还行吗？"她小声回答："忍吧！" 　　

　　于是，大统领的车载着惟一退出的日本男孩走了。那男孩子低着脑袋，神色黯然。 　　

　　上山的路越来越艰难了。由于洪水冲出许多深坑，队员们只好一会儿爬上去一会儿跳下来，而且每行进一步几乎要四肢着地，手必须抓住前方的树枝或裸露的树根。此刻每个人都大汗淋漓，呼吸短促。 　　

　　日本队员虽然大都比中国队员年龄小，却像有使不完的劲儿，一步步扎实有力地向前走，而中国队员却步履沉重，总想休息。我也累得渴望多在地上坐一会儿。日本向导意识到中国队员的困难，特意让日本队员停下来，而让中国队员走在最前面。 　　

　　"老爸，我真走不动了！"听到女儿的哀叹我回过头来，只见她一脸苦相。我说："这儿已经没有退路了，谁也帮不了你。忍耐吧，人生没有退路。咬咬牙吧！" 　　

　　为了让女儿完全放弃对父亲的依赖，我故意退后，让她与她的同学们一起走。让我惊讶的是，许多中国队员情绪高昂，不仅说笑不止，还字正腔圆地一路放歌，给女儿不少激励。不过，日本孩子懂得保存体力，没一人唱歌，全都悄悄走路。 　　

　　其实，我也感到走不动了，头昏昏的，胸闷闷的，脚软软的。在一个陡坡的拐弯处，我一脚踩空，扑倒在一棵大树旁。幸亏我双手抓紧了树根，倒在地下颤悠了好一阵子，才勉强爬了起来，否则滚下山去不堪设想。崎岖的山路上，随时有人摔倒，可谓此起彼伏。我不由得琢磨起来，如此危险的登山探险活动，日本人怎么敢于组织呢？而且，连专职老师也没有，只有两个志愿者带队。在中国，这是不可思议的。 　　

　　当我们累得筋疲力尽之时，纷纷猜测已经到达七、八合目，可一问才刚刚第五合目，大家沮丧之极。在山沟里休息的时候，中国队员大口喝水，一杯接一杯。我也连喝3杯，肚子也不难受，可偶尔发现日本学生都小口喝水，一下子反应过来了。我提醒中国学生："咱们刚走了四分之一的路，饮水要控制！"中国学生一下子清醒了，马上摇晃和倾听自己的水壶，可惜，水已经不多了。 　　

　　大约中午12点，我们终于登上了2053米高的黑姬山顶峰。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如此有名的山，顶峰连一座建筑也没有，只在岩石边上放了一块一米见方的石碑，上面刻着"黑姬山"三个字和它的高度。 　　

　　我们在顶峰休息包括午餐，仅半小时左右。一会儿，云雾袭来，山顶白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了。

　　日本孩子不到目的地决不把水喝光，

　　中国多数孩子半路上早已壶干杯空，

　　口干舌燥地望着人家有滋有味地饮水。

　　上山容易下山难。从黑姬山下来的人，对这句俗话感受颇深。

　　开始，大家下山一阵轻松。可是，不久便电闪雷鸣，暴雨倾盆而下。队员们纷纷穿上雨衣，在密林中避雨。向导提醒大家："打雷时，人要蹲下，不打雷时再继续前进。"

　　茂密的森林里和野草丛中，滚动着一条彩色的龙。尽管，队伍常常趟水前进，女儿却兴奋地说："虽然我这么狼狈，但我很高兴。这样的时刻一辈子可能就这一回啦！"是的，城里的孩子何曾有过狂野的体验？中国学生又唱起流行歌曲。

　　然而歌声很快就消失了，代之以哀愁和惊叹，因为雨中下山不但泥泞难走，还格外光滑，稍不留神就摔跤。所有队员几乎没有不摔跤的。泥一跤、水一跤，弄得每个人的裤子大都湿透了，鞋早在泥水中浸泡过。

　　也许，我是探险队中年龄最大的队员（45岁）。虽然，我曾有过每周登一次北京香山鬼见愁的记录，在黑姬山却摔了12跤。冷不丁滑倒，已经算不了什么，站起来继续走就是了。最可怕的一次是，我刚从一米高的岩石上跳下来，脚未站稳，一头扎向山下，只听"咚"的一声响，脑袋结结实实撞在一棵大松树上。天啊，假若大树底部生出枝杈，或撞上另外一块尖石头，岂不呜呼哀哉了吗？而这又是多么可能发生的险情！当我捂着疼痛不止的脑袋坚持前进时，又一次想到：这不是一次恐怖夏令营吗？日本人怎么就敢组织呢？

      见我摔得如此惨重，女儿心疼得直叫："老爸，你小心点呀！"中国高二男生王玥，一个能说能唱能爬山的小伙子，干脆像搀扶老人一样搀扶着我。我在感动的同时也深感悲哀，从这一刻起，我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开始走向衰老。中国学生一般都摔三四跤，而日本学生摔得更少一些。

　　探险队员们跌跌撞撞，约摸走了一个小时之后，女儿忍不住问日本向导："咱们怎么回去呀？"她以为会有汽车来接应。日本向导指指双脚，回答："走回去呀。"女儿失望极了，又问："还有多长时间回到拉博浪岛？"向导微笑着说："如果快些走，还有3个多小时。"中国学生你看我我看你，简直傻了一般。3个多小时？怎么忍受得了！此刻，走路早已不靠体力，而是靠意志拼搏。我想，这真是一次超负荷的极限训练，危险因素极多，而一旦发生意外，连紧急抢救都十分困难。

　　意外果然发生了。

　　先是一位日本女教师摔伤，并发生了骨折。领队森洋人用报话机向指挥部报告，指挥部决定派人抬担架上山接应，但至少也得几个小时之后到达。女教师只好忍着痛，慢慢地向山下移动。

　　后是一位日本男大学生眼睛被毒虫蜇伤，肿得脑袋都变大了。向导为其简单清毒，又取出自备的纱布包扎一下，让他坚持走下山去，再做彻底治疗。

　　但是，一切都未影响队伍的前进。

　　翻越最后一座山峰时，从山上可以远远地眺望拉博浪岛那一片绿林了，心中的希望之火燃烧起来。可是，领队森洋人引队伍走上了一条更难走的路。他选择的是馒头状高山的陡坡，虽然齐腰深的野生植物丛中开满鲜花，脚下却陡得让人难以控制身体，队员们纷纷摔跤。森洋人每年登3次山，犹如机器人一样，勇往直前从不摔倒。在他身后，有一群欢天喜地的日本男孩子紧紧相随，一步也不落后。

　　休息时，日本队员都在举杯饮水，并说说笑笑，庆贺胜利在望。中国队员口干舌燥，却早已壶干杯空。在黑姬山顶，那位被蜇伤的男大学生，曾支援过中国学生小半桶珍贵的水，也早已分光了。这时，我们见到几个大学生志愿者抬着担架上山来了。可以断定，他们下山时天肯定黑到底了，抬着伤员怎么下这么陡的山坡呢？

　　在经历14个小时的苦难煎熬之后———比预定时间延长了几小时，19点整，登山探险队终于返回了大本营———拉博浪岛。仅仅分别了一天，这里却像家一般令人强烈向往。更让人震撼的是，700多名营员列队欢迎我们，就像欢迎凯旋归来的英雄一般。中国学生激动地说："就冲这一刻的荣耀，今天的苦也值了！""中国学生胜利了，咱们黑姬山八勇士要合影留念！"

　　在隆重的集会上，大统领伊濑知光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向每一位队员颁发了荣誉证书。全场响起春雷般的掌声。登山探险队员们回到各自的班里，指挥部派专人又来举行欢迎仪式。当问道："下次登山谁愿报名？"日本孩子纷纷举手，并大声嚷着："我要登山！"

　　中国孩子胜利了，可这胜利的基础牢固吗？

　　中国的父母普遍反对孩子探险，

　　一旦发生意外伤害，则常常把学校告上法庭；

　　日本的父母则普遍支持孩子探险，

　　发生意外自己负责，

　　对起诉学校的中国现象不可理解。

　　下了黑姬山，我的心情是沉重而复杂的。不错，在这次重量级的探险较量中，中国学生虽有缺陷，毕竟与多数日本学生一样是胜利者。他们不仅奇迹般地坚持下来，而且互相帮助、团结一心，让日本人刮目相看。我请求月坛中学的校长表扬他们。王淼、阎晨、孙冉、王玥、罗丹、马玥、李嵩，这7个名字都与黑姬山联在一起，值得每个人终身自豪。问题是，当他们回到中国，还有这样锻炼的机会吗？

　　请看2000年8月22日《中国教育报•文化周刊》头版头条的长篇文章《呼唤＜校园法＞》。该文写道：

　　学生意外伤害　学校防不胜防

　　深圳市罗湖区景贝小学学生龚某，在从三楼到五楼去上音乐课的过程中摔倒，导致脾脏破裂被切除，造成五级伤残。家长要求学校赔偿金额326．5万元。学校虽然把赔偿金额从2万提高到10万，但离家长的最低赔偿要求100万尚差90万。目前，在法院调解无果的情况下，此案尚无下文。

　　湖北省武汉市某中学初二女生郭某在冬季长跑中猝死。学生家长要求学校补偿孩子14年的养育费9万元，并补偿安抚费和调房补贴共5万元，实报实销治疗抢救费、殡葬费等。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全国少工委办公室推出的蓝皮书《新发现———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报告》介绍：1994年6月24日下午，上海54中初一全体学生在操场上体育课。一位名叫肖某的学生不小心将排球踢出校园围墙，为了将球捡回来，肖某在两名同学的帮助下爬上了围墙，却不料从墙上摔了下来，成了瘫痪。1996年4月，肖母将54中告上法庭，并提出94万元的索赔金额。

　　据不完全统计，仅上海市在4年里学生父母将学校教师告上法庭的经济赔偿案件就有200多起，这尚不包括学生父母和学校私下调解解决的。

　　《中国教育报》的文章指出：

　　面对种种情况，老师们往往无所适从。有许多老师从反面吸取教训，干脆对学生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有相当一部分中小学校吸取反面教训，屡出怪招，对学生采取"一动不如一静"的消极对策；尽量不组织学生校外活动；在运动场所卸下吊环、单双杠等容易造成损伤的运动器械；中午学生除回家吃饭的外，在校生只准在教室内静坐自修；放学铃一响，校方立即迫不及待地将学生驱离校园，而未到到校时间，学校绝不准提前进入学校或教室。还有的学校对二楼以上班级学生取消了擦窗、攀高打扫卫生等项目，学校宁可雇人来代替。校方当然也知道这些做法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据悉，许多教育部门都三令五申：如果不能保证学生的绝对安全，什么野外活都不许组织。试想，只要组织学生活动，在校内都难以保证绝对安全，谁敢保证在野外的绝对安全呢？再说，学校并非赢利的企业，万一在活动中发生意外伤害（这倒是绝对难免的），怎么有钱支付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赔偿呢？那么，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不组织野外活动，更不去考虑什么探险活动。结果，越不敢组织野外活动，青少年的生存能力越差，教师组织活动的经验越少，一旦去野外越容易出问题，形成了强大而普遍的恶性循环———自我窒息的自杀模式。

　　然而日本人怎么看待和处理这一难题呢？

　　在拉博浪岛的一次中日教师座谈会上，我提出了两个问题：⒈组织中小学生去黑姬山登山探险是有危险的活动，日本的父母是否普遍支持？日本的教师是否普遍敢于组织？⒉一旦发生了意外事故，学生父母会不会追究组织者的责任？意外事故如何处理？

　　谁知，我的提问竟让一屋子的日本教师莫名其妙了。沉思了一会儿，来自东京、北海道、名古屋、九州等地的教师们才开始回答我的问题。她们不认为登黑姬山是危险活动，登山是登上人生旅途的意思，父母普遍支持，教师普遍敢组织。对中国父母常把学校、老师告上法庭的做法，她们感到难以理解。她们说，一旦发生了意外事故，日本人会认为是自己给集体添了麻烦，应当个人负责，严重伤害靠保险解决，一般不会追究组织者责任。

　　几天后，我与女儿来到横滨市的原田京昌家里民宿。这是一个较富裕的独生子家庭。

　　第二天早餐时，我从电视里看到一条新闻，由于暴雨造成山洪，冲走7个夏令营的孩子，其中一个已经死亡。我马上问女主人原田知美子，说："发生这样的事，谁来承担责任？"不料，这位大学毕业的日本母亲疑惑地看着我，耸耸肩回答："自然灾害呀！"

　　中日两国国民对待孩子及教育的态度的差异，或许才是两个民族的真正差异。一个让孩子置于死地而后生，一个让孩子置于蜜罐而后苦，这不是生与死的较量又是什么呢？

　　一个值得全民族反思的问题： 　　

　　教育的核心是学会做人还是传授知识？ 　　

　　教育是人的解放还是人的枷锁？ 　　

　　1992年，我采访在中国举办的中日少年探险夏令营时，曾问一个13岁的北京男孩："为什么野炊时中国孩子不如日本孩子能干？"北京男孩两个字就一针见血地回答了我："遗传呗！"他还解释说："爸爸妈妈为了让我进个好学校，让我住在姥姥家。我姥姥有三不准，刀不准我动，电不准我动，火不准我动。我长到13岁，火柴也很少划，我家炊都不会，哪还会野炊呀？不是我们不想干是不会干，不会干的事怎么比得过人家？" 　　

　　的确如此，中国孩子并不弱于日本孩子，北京月坛中学的7名学生已经证明了这一事实。但是，中国的错误教育正在扼杀孩子的生命活力。全中国的父母没在一起开过会，却几乎都会说一句话："孩子，只要你把学习搞好了，别的什么都不用你管！"这句近乎国民共识的话，道出了中国教育的真正隐患。 　　

　　结果如何呢？早在1994年3月，两位全国政协委员在八届二次会议上呼吁：我国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存在令人担忧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据1991年的调查材料表明，反映耐力素质的千米跑速度不及1985年的情况，"豆芽"体形无明显改善，近视眼发病率高达43％。三次青少年体质抽样调查结果，中国均低于日本同龄组。1993年，北京、辽宁、河南、广东、四川等地高考体检，体质没有障碍的考生仅有15％（2000年高考体检，一些城市的状况依然如此，引起众多媒体惊呼）。 　　

　　上述两位全国政协委员提及的1991年调查，即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监测，是由原国家教委、国家体委、卫生部、国家民委和国家科委共同组织的。调查资料显示，与日本同期（1991年）资料相比，我国7岁至17岁男女学生平均身高分别与日本学生相差2．54、1．53厘米，体重分别相差5．66千克、4．66千克，胸围则分别相差4．16、4．76厘米等等。 　　

　　也有人对这一组刺激人的数据不以为然，认为日本国已经城市化，而中国农村人口居多，两国可比性差。这个分析自然应在考虑之内。可是，即使北京与东京两地学生相比，情况又怎样呢？ 　　

　　1986年4月至7月，中日两国科研人员在北京和东京两地，同时对从小学到大学的近万名学生进行身体素质调查。结果依然表明：中国男学生的体重在7岁后，均比日本学生轻0．9———3．8千克；在多数年龄组中，日本学生与中国学生相比，具有肩宽、胸阔、腿粗、胳膊粗的特点。 　　

　　当然，日本的教育并非完美的教育，他们自己早已反思过"教育的荒废"问题（其实，真正的教育在中国很多地方不也处于荒废状态吗）。可是，日本国民不惧怕风险与代价，给教育一个宽松的环境，放手让孩子磨炼，不值得中国国民深思吗？相比之下，中国教育的环境何等险恶？北京某中学组织初一学生去军事博物馆参观，6位学生父母反对，说自己来不及去接孩子，怕孩子丢了。此次随团赴日，我与师生们在东京某宾馆住过两天。一位高一的女生抱怨说："我父母真是的，昨晚来了3次电话，今天早晨还用国际长途电话给我叫早！"再想想2000年高考的媒体爆炒，什么让考生吸氧，住高级宾馆，救护车不许通行，连知了叫也不允许。我们是在真正培养21世纪的人才吗？ 　　

　　28年的教育实践与研究经历，使我不由得发出深深的感慨：教育是爱的事业，可爱心既能造就未来，也能葬送未来。两种爱心，两种命运。许多父母正在辛辛苦苦地孕育孩子悲剧的命运，正在用自己的奋斗去摧毁自己的目标。错误的教育正加紧制造着21世纪中国的灾难。 　　

　　教育的核心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学会做人。因此，教育是人的解放，决非是人的枷锁。一个文明的、现代的社会，纵然付出高昂的代价，也要解放孩子，解放孩子必先解放教师，而这一切的关键是法律保障和国民共识。 　　

1992年8月，77名日本孩子来到内蒙古，与30名中国孩子一起举行了一个草原探险夏令营。 中日两国孩子在8月的草原走了三天。野炊的时候中方队长站在草原上一看，发现长得白白胖胖、抄着手啥活也不干的都是中国孩子，日本孩子没有不干活的。

中国孩子病了，马上哭了，回大本营睡大觉，日本孩子病了硬挺着坚持走到底。 日本家长乘车走了，只把鼓励留给发高烧的孙子。中国家长来了，在艰难路段把儿子拉上车。 

     经过两天的长途跋涉，中日两国孩子胜利抵达了目的地狼宿海。 日本孩子的吼声在草原上震荡。 当夏令营宣告闭营时，宫崎市议员乡田实先生作了总结，他特意大声问日本孩子：“草原美不美？” 

 77个日本孩子齐声吼道：“美！” “天空蓝不蓝？” “蓝！” 

 “你们还来不来？” “来！” 

 这几声大吼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中国人。当日本孩子抬起头时，每个人的眼里都闪动着泪花。 在这群日本孩子身后，站着的是他们的家长乃至整个日本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