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达林业利好消息: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之二) 列昂尼德?姆列钦

第五章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

战争年代著名的飞机设计师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雅科夫列夫曾回忆起政治局委员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给他讲的一个笑话：“斯大林因丢失了烟斗而牢骚满腹。他说：‘谁要是找到它，我会给重奖。’贝利亚在3天后就抓到了10个小偷，而且每个小偷都招认正是自己偷了烟斗。又过了一天，斯大林发现了自己的烟斗，原来烟斗掉到他办公室里的沙发后面去了。”

日丹诺夫在讲笑话的时候开心地笑着……

当然，这件有趣的事首先表明了日丹诺夫这个人的特点，同时也表明了贝利亚的特点。可见，甚至在政治局的同事里面，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的名声也是如此。为了斯大林的一句称赞的话，这个精明的人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对于他来说，无辜者的生命一钱不值。

贝利亚的政治生涯由两个阶段组成--斯大林时期的30年和斯大林死后的3个月。而且，恰恰这3个月最为突出。不过，关于1953年3月5日之后发生的事情，我们将单独谈，这已经是另一个时期了。我们先来看看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的政治生涯。

在国家安全机关的所有领导人当中，只有贝利亚和安德罗波夫直到今天仍然令人真的感兴趣，使人进行争论，让人觉得他们是丰富多彩的人物。他们的前任和继任者则是比较单调的人物。

虽然远不如安德罗波夫，但是贝利亚在最后几年里也有了一批真心的崇拜者。或者说，至少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位遭到诽谤和被不公正地描绘成血腥恶魔的重要政治家。

实际上，贝利亚有坚强的意志，是个出色的组织者，善于迅速地抓住问题的实质和在复杂的情况下找出头绪。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贝利亚在镇压中的过错并不比从莫洛托夫到赫鲁晓夫这些政治局委员的过错大。只不过他在1953年夏天的政治斗争中输了，于是把他变成了替罪羊，把一切罪过都推到他身上去了。

拉夫连季·贝利亚于1899年3月29日出生在阿布哈兹苏呼米区一个叫梅尔赫乌利的山村里的农民家庭。他显然是个与众不同的孩子，想学习，并且达到了自己的目标。他在1919年毕业于巴库建筑机械技术学校，然后又在工学院读了两年书。对于当时党的干部和肃反干部来说，这种受教育程度相当高了。

对他的命运感兴趣的一些人说，他是多才多艺的人，喜欢音乐，爱唱歌，对建筑艺术感兴趣。可是，当时只有在政界才能够迅速地出人头地。

在1918-1919年，他在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当技术员和海关职员。他1917年入党，并迅速卷入了政治活动。而且，根据自己的性格特点，他干了件相当微妙的事情：按照同志们给的任务，他混入了阿塞拜疆特工机关。从1918年到1920年春天，在阿塞拜疆掌权的是“穆萨瓦特”（意为“平等”）党。

这件事令党内一些同志困惑不解。这一点可以根据贝利亚写给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的信作出判断：

“列翁·戈戈别里泽正在苏呼米休假。据拉科巴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讲，戈戈别里泽同志散布了关于我以及外高加索新领导班子的极其卑鄙的言论。他还特别提到了我过去在穆萨瓦特反间谍机关工作的事，硬说党过去和现在好像都不知道这件事。

“其实您很清楚，是党派我去穆萨瓦特反间谍机关工作的，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在1920年研究过这个问题，当时您、斯塔索娃同志、阿洪多夫同志、布尼亚特一扎杰同志等人都在场。我在1925年把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就这个问题作出的决定的正式抄件转交给了您。这个决定给我彻底恢复了名誉。”

后来又有人说，他为穆萨瓦特分子工作，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也是个双重间谍。然而，没有找到能证明这一点的任何文件，甚至在为了给贝利亚抹黑而找遍所有档案馆的情况下也没能找到。拉夫连季·贝利亚一直为一个政权服务。

在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的文集里有份令人感兴趣的文件。基洛夫1920年的时候是俄罗斯联邦驻当时独立的格鲁吉亚政府的全权代表。基洛夫在1920年7月向格鲁吉亚政府发去一份照会：

“根据我掌握的情况，库塔伊西监狱里关押着尼古拉·诺扎泽、诺伊·托杜阿、格奥尔基·丘巴尼泽、巴格拉特·察马亚和拉夫连季·贝利亚。

“他们全都因为参与去年10月的武装行动被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的军事战地法庭定罪。

“鉴于上面提到的所有公民都有权根据俄格条约第10条要求免服刑，因此我不能不把将他们继续关押在监狱里看作是违反条  约的行为。”

贝利亚被释放了。作为一个已经很有经验的地下工作者，他在肃反委员会谋得了一份工作。由于他是个有文化的人，而且反应快，智力超群，因此他开始升迁。在他的履历表上全都是升迁的记录。1921年他是阿塞拜疆肃反委员会秘密行动处副处长，后来升任处长、肃反委员会副主席。从这个职位上又很快任命他为外高加索肃反委员会副主席。该委员会是领导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三个共和国国家安全机关的机构。后来他领导了格鲁吉亚国家政治保安局，过了一段时间又领导了外高加索国家政治保安局。

1931年贝利亚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全权代表。这意味着莫斯科的高层领导人喜欢上了他，让他监督三个共和国肃反工作者的工作。同年安排贝利亚改做党的工作。

他在1931-1932年间先后担任外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和第一书记，同时在1931-1938年间担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兼第比利斯市委第一书记。

赫鲁晓夫在党的20大上讲话之后人们通常认为，贝利亚仕途上的关键性一步--在1931年底任命他为外高加索边疆区委第二书记，是违背地方党的领导人的意见按照斯大林的心意安排的。

情况不完全是这样。包括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外高加索联邦存在于1922年至1936年。三个共和国党的领导人之间不断发生冲突，贝利亚在此类倾轧活动中不是主角。

贝利亚在第比利斯作了一个报告之后开始享誉全苏联。后来用这个报告单独出了一本书，名为《论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历史问题》。该书把斯大林在革命运动中的杰出作用吹得神乎其神。

这显然令斯大林心情愉快，但精心写出的报告不是贝利亚惟一的成果。他显示出自己是一个能够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的精明能干而可靠的行政官员。而斯大林看重的正是这一点--不走样地执行他的命令。有些人没能胜任工作是因为没本事，或者是认为付出太高代价难以想象。这样的人在斯大林手下工作的时间都不长。

贝利亚还显示出自己是个忠心耿耿的人。1933年夏天，当斯大林在阿布哈兹休假的时候，似乎发生了一起谋杀案。贝利亚当时一边高喊“保护领袖！”，一边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斯大林。而谁向斯大林开的枪已无法查明，因为拿手提机枪倒在岸边的那个人被保镖们乱枪打烂了。贝利亚是玩弄各种阴谋的高手。

有件事毫无疑问：斯大林喜欢上了贝利亚。不过，他不是总书记惟一喜欢的人。斯大林提拔过很多人，并且很关心他们。当不再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会毫不惋惜地拒绝让他们效劳。在这之后常常是逮捕和枪决。贝利亚是活得比斯大林长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

人们有时候觉得，斯大林信任贝利亚是因为他们都是格鲁吉亚人。这个推测一下子就犯了两个错误：第一，斯大林也不相信贝利亚；第二，斯大林对民族属性不感兴趣。如果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不自杀，会通过别的办法摆脱他。除米高扬外，总书记身边没有其他来自高加索的人，而米高扬从来都不是斯大林的心腹。

斯大林和贝利亚的民族属性对格鲁吉亚来说同样地不意味着任何宽容。

种种迹象表明，任命贝利亚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对他来说是件不太令人高兴的意外事情。他毕竟已经领导着一个大型党组织，一旦被调往莫斯科可以指望在中央委员会谋个职，而不是在某个人民委员部谋职。脱离党务工作看上去像是降职。不仅如此，甚至没有任命他为人民委员，而仅任命为第一副人民委员，不过肯定暗示过他这是着眼未来的任命。

他的前任叶若夫已快走到仕途的尽头。某些书中有这样一种说法，即叶若夫好像已经知道安排谁当他的掘墓人，因此企图推迟死期，下令逮捕贝利亚。格鲁吉亚内务人民委员谢尔盖·阿夫先季耶维奇·戈格利泽收到了密码电报。但他未执行逮捕第一书记的命令，而是让贝利亚看了密码电报。贝利亚马上飞抵莫斯科，千方百计见到了斯大林，央求到了一条命。

这顶多是个笑话。叶若夫从未有过为所欲为的表现。再说，人民委员根本没有权力签发抓贝利亚的逮捕证，因为只有经政治局批准，也就是经斯大林批准，才能抓各民族共和国的中央第一书记。

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的儿子写道，据父亲讲，斯大林正是委托他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找个有党务工作经验的第一副手。马林科夫把这件事交给自己的副手办，副手于是提出了贝利亚这个人选。一共向斯大林提出了7位候选人，斯大林从中挑了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

1938年8月22日，贝利亚被任命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副人民委员。他在国家安全机关坐下来深入了解情况，研究干部问题。他知道，与所有前任一样，他要从清洗领导机构开始干工作。

贝利亚很快被授予了特别称号--一级国家安全委员。这相当于军队的大将军衔。

又过了一个月，9月29日，任命他兼任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局长。包括政治局保卫处在内的所有行动处都归这个总局管辖。叶若夫表面上仍然是人民委员，斯大林不想弄出任何不愉快的偶然事件来。

贝利亚带来了几个亲信。他们后来也遭遇了贝利亚的命运。

弗拉基米尔·格奥尔基耶维奇·杰卡诺佐夫自1921年起在党的机关中与贝利亚共事，曾任格鲁吉亚食品工业人民委员。他领导过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3处（反间谍处）和5处（特别处）。他在1939年5月出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40年夏天他在与希特勒签约后加入苏联的立陶宛整顿过秩序。自1940年11月起任驻德国大使。斯大林于1953年去世后他获得了格鲁吉亚内务部长一职。他曾当选中央委员。

波格丹·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自1925年起与贝利亚共事。他在内务人民委员部迅速升为第一副人民委员，还成为中央候补委员。他的兄弟阿马亚克也在内务人民委员部身居要职。

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自1922年起与贝利亚共事。他在1941年成为国家安全人民委员。将在下一章比较详细地介绍他。

拉夫连季·福米奇·察纳瓦自1921年起与贝利亚共事。他多年担任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他没有被枪决，而是死在了监狱里。

斯捷潘·所罗门诺维奇·马穆洛夫自20年代初开始与贝利亚共事。他曾任第比利斯市委书记，领导过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农业处。贝利亚在莫斯科先让他当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秘书处主任，后来让他当了副部长。1954年他被判处15年监禁。

贝利亚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了3个月后，于1938年11月25日被任命为人民委员。他搞了一场大规模清洗。历史学家亚历山大·科库林和尼基塔·彼得罗夫写道，1939年从国家安全机关开除了7372人（占行动人员的1／5）。机关工作人员换了一半，14500人被调来干行动工作，他们绝大多数来自党和共青团机关。

通常认为，叶若夫搞的大规模镇压随着贝利亚的到来停止了，某些人甚至被放出了监狱和集中营。1939年11月9日，内务人民委员签署了“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侦查工作中的缺点” 的命令，并要求严格遵守刑事诉讼程序。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些工作人员因侦查方法“不正确”而被捕。1939年从劳改营释放了223600人，从教养院释放了103800人。

然而，与此同时又逮捕了20万人，这还不算1939年秋天瓜分波兰后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西部各州驱逐出境的人。在贝利亚的坚持下，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的权力扩大了。这个特别会议常常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作出未经审判的判决。

斯大林关于允许刑讯和拷打被捕者的著名指示不是在叶若夫主持工作时，而是在贝利亚主持工作时以书面形式出现的。

这里指的是1939年1月10日发给各州委、边疆区委和民族共和国共产党中央书记的一封密码电报。斯大林签发的这封电报中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作如下说明：经中央批准，自1937年起允许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中采用体罚手段……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认为，作为例外，今后必须要对人民公开的和未解除武装的敌人采取体罚手段，把它作为完全正确的和适宜的一种手段。”

作家基里尔·阿纳托利耶维奇·斯托利亚罗夫在自己那本关于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的书中引用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加格拉地区副处长瓦西里耶夫的报告：

“许多被捕者在审讯中被打死了，然后出具他们是因心脏麻痹或其他原因而死的证明……

“有位被捕者遭到连续几个小时的殴打，打得他浑身上下体无完肤……做了一个绳套，把它套在了这个人的生殖器上，然后拉紧绳套……鲁哈泽少校对工作人员说：‘谁不打人，谁自己就是人民的敌人！’

“有一天我走进了一位侦查员的办公室。他正在审讯一个涉嫌为德国人搞间谍活动的爱沙尼亚人。我问：‘他表现怎么样？’侦查员一边填写审讯记录一边答道：‘他不说话，不想承认怀有敌意。’我仔细地看了看被捕者，发现他已经死了。围着他走了一圈后，我看到被打破的后脑勺上有血……于是我问侦查员干了些什么。他让看了有两指厚的一条已盘起来的钢丝鞭。他用这条鞭子抽打了被捕者的后背，但是没发现人已被他打死了……

“总之，在地区处的大楼里日日夜夜都是一片哀号、叫喊和呻吟声……”

被逮捕的鲁哈泽后来说，他以前的副手瓦西里耶夫夸大了事实。只有在夜里才打人，因为白天有来访者，没法打人。

镇压根本没有随着任命贝利亚而结束。关于改正错误和清除犯错误者的命令，是把过去的罪责推给前任的通常的做法。人们觉得，恶梦过去了，公正的人终于来了，他们会让一切秩序井然。叶若夫时期国家安全机关全体动员式的紧急突击工作被贝利亚时期有计划的清洗取代了。

著书介绍列宁格勒国家安全局历任局长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别列日科夫引用了普斯科夫州党委书记伊格纳托夫1939年四月27日写给州委第一书记日丹诺夫的信：内务人民委员部普斯科夫州处长“卡尔波夫及其下属没有根据中央委员会1938年11月11日的决定对自己作出任何结论……他们没有组织与苏联的各种敌人进行毫不留情的斗争。如果说他们没有停止的话，那么也是放松了与人民的敌人进行的斗争……在1938年9月间日至11月18日期间揭露并逮捕了1193人，而在1938年11月18日至1939年1月14日期间仅逮捕了12个人民的敌人”。

在1939年举行的党的18大上，即战前的最后一次党代表大会上，贝利亚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作家科尔涅利·柳齐安诺维奇·泽林斯基留下了关于自己与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法捷耶夫交谈情况的极为引人人胜的回忆录。该回忆录发表在文献汇编《往事》第5集里。这个文献汇编在改革开始后开始出版。

党的总书记对苏联作家协会秘书长法捷耶夫有特别的好感。斯大林喜欢法捷耶夫甚至纯粹出于常见的那种人际关系。

法捷耶夫说，他作为来宾出席了1937年举行的格鲁吉亚党代表大会，后来在写给斯大林的信中批评了对第一书记贝利亚的个人崇拜。贝利亚记住了这件事。过去了一段时间后，贝利亚当上了内务人民委员。逮捕继续进行。法捷耶夫是个非常忠顺的人，但是他有时也尝试着替自己所了解和喜爱的人说情。

斯大林对他说：“您的所有作家都装成某种娇里娇气的人。正在进行一场斗争，一场艰苦的斗争。您自己很清楚，党和国家正付出巨大的努力来捕捉一切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和开始反抗的人。可您不是帮助国家，而是开始干一些任性的事情，例如写申诉信等。”

然而，当自己非常了解的一位女士被捕后，法捷耶夫又出面替她担保。几个星期过去后，他家里来了一个电话：“是法捷耶夫同志吗？”

“是的。”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亲自看了您写给他的信，并且审查了这个案件。您用自己的党证担保的人是罪有应得。此外，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请他的助手，也就是我本人，转告您，他感到吃惊的是，作为作家，您感兴趣的事情完全不属于作家协会领导人和一位作家的职责范围。”

贝利亚的秘书不等对方答话就挂断了电话。法捷耶夫自言自语道：“这是给我的警告，而且是严重警告。”

不过，贝利亚并不想与头号作家闹翻。有一天他请法捷耶夫到别墅来作客，晚饭后一起打了台球。贝利亚在闲聊时提到，作家协会里有个外国重要间谍的巢穴。

法捷耶夫与贝利亚吵了起来。他说，完全不应该像内务人民委员部那样对待作家，要求告密会使人道德败坏。

贝利亚恼火地对他说：“法捷耶夫同志，我看您就是想妨碍我们的工作。”

据法捷耶夫讲，他也毫不客气地说：“这些案件我看够了。您这样会把所有的作家都变成人民的敌人。”

贝利亚大发脾气。法捷耶夫瞅准机会溜出了别墅，朝明斯克公路走去。突然他发现了一辆派来追赶他的汽车。他后来回忆说：“我明白，这辆汽车现在要撞倒我，然后会有人对斯大林说我当时喝醉了。”法捷耶夫藏进了灌木丛，等追踪者消失之后，他步行了很长时间，然后坐上了公共汽车。

杀害托洛茨基

杀死被赶出俄国后在墨西哥定居的托洛茨基是斯大林的强烈愿望。他很少像憎恨托洛茨基那样强烈地憎恨他人。这里有许多个人恩怨。托洛茨基发自内心地瞧不起斯大林，认为他是个庸才，并且毫不掩饰自己的感觉。

列夫·托洛茨基是苏维埃国家的奠基人之一。命运慷慨地给了他荣誉和耻辱，让他飞黄腾达和一落千丈。他曾看到，自己最大胆的梦想实现了，自己的设想转瞬间实现了，自己是胜利者。他也曾看到，自己的全部希望破灭了，自己的仕途彻底断送了。

列宁还活着的时候，托洛茨基被视为党内的二号人物，并且能够争取头号地位。然而，斯大林越来越自信地认为，在列宁不可避免地离去之后，恰恰应该由他来领导国家和党。

斯大林恼火地看到，周围的人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发现他的优点，仍继续赞美列夫·托洛茨基的革命功绩、军事成就、演说家和文学家的素质。

在1917年的关键日子里，托洛茨基表现得非常勇敢。在临时政府开始追捕布尔什维克后，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躲藏了起来，而托洛茨基没有躲藏。他被捕后蹲了两个月监狱，后来不得不把他放了出来。他在十月革命中，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他曾经特别地受欢迎，他的讲话能够吸引住听众。

托洛茨基本人曾经幻想当一名作家或新闻工作者。可是，布尔什维克迅速地和出人意料地掌了权，这使得托洛茨基来不及决定干什么。他拒绝了建议他担任的内务人民委员一职。

斯维尔德洛夫提议：“让他负责外交事务吧。”他提这个建议的出发点是，托洛茨基有文化，懂外语，在国外生活过。

“我们会有什么外交事务？”列宁有些疑虑，不过还是支持了这个想法。

托洛茨基接受了外交人民委员一职，但他更多地是抓彼得格勒苏维埃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

托洛茨基说：“我要向各国人民发布几项革命公告，公布沙皇政府的秘密条约，然后关门歇业。”

这当然是玩笑。不过，在革命后的头几年，对革命者来说外交显得是种多余的东西，因为对世界革命的期待使外交变得不必要了。

托洛茨基来到外交人民委员部后说，世界无产阶级不需要外交，没有中间人劳动人民也能够互相理解。

在前外交部里，人们对托洛茨基持不友好的态度。

曾在沙皇政府外交部任司长的弗拉基米尔·鲍里索维奇·洛普欣回忆了托洛茨基来外交部时的情况。前驻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旧称--译者注）代办切梅尔津企图揭露托洛茨基是冒名顶替者：“您是布龙施泰因，而不是托洛茨基。把不属于您的名字安在自己身上，您就是个冒名顶替的人。”

托洛茨基平静地答道，多年来我不间断地进行斗争和地下活动，其间屡次被投入沙皇的监狱，在必要时只好给自己起个政治战士“有战斗力的化名”。这些年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证明，起个掩盖身份的名字是正确的，托洛茨基因这样的名字而闻名政界。

洛普欣以轻蔑的口吻指出，切梅尔津出格的话听起来令人难为情，因为当时在贵族圈子里认为，为了提醒人家的犹太人身份而揭露别人的假名是可耻的……

苏联对外政策的某些原则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就确定下来了。这包括极不尊重别国主权和蔑视国际条约。不管外交家们后来说了些什么，反正苏联领导人的出发点是“无产阶级国家有权进行红色干涉，红军的远征是传播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政权和革命”。

托洛茨基憎恨秘密外交。在他离任后盛行秘密商定一件事情，而公开宣布另一件事情的做法。

斯大林认为外交是一门达到完善程度的欺骗艺术。他说：“外交官的言论不应该与行动有任何关系，否则还叫什么外交呢？言论是一回事，而行动是另一回事……真诚的外交是不可能的。

托洛茨基领导外交人民委员部整整6个月，在与德国人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后怀着轻松的心情递交了辞呈。列宁交给托洛茨基一件对国家来说重要得多的工作--作为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去建军。

不顾党内同志们的反对，托洛茨基吸收沙皇军队的军官来建立红军。正是这个做法保障红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性格高傲的托洛茨基不怕竞争，他不需要默不作声的执行者，因此他不是把庸才，而是把才华出众的人聚拢在自己身边。他亲自提拔了国内战争时期的一批统帅。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在他们的命运中起了不祥的作用，因为谁是托洛茨基提拔的人，他就等于被判了死刑。

由托洛茨基来建军正好令他大显身手。他有超人的精力、天生的组织工作能力、勇气和决断力。另外还要加上残酷无情。他与列宁一起做了不少可怕的事情。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国内战争中获胜，但是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

后来许多年都有人写文章说，托洛茨基残酷无情的原因在于他是犹太人，他既不爱惜俄国，也不爱惜俄罗斯人。实际上，民族属性所具有的意义对托洛茨基、捷尔任斯基或斯大林来说都是一样的。这些人没有觉得自己是犹太人、波兰人或格鲁吉亚人。他们认为自己是超民族的，给自己提出了全球性的任务。他们绝对没有根据民族原则选择自己的朋友和敌人。斯大林晚期的反犹太主义是另一种现象，关于这个问题后面再谈。

1918年初在对布尔什维克持批评态度的《彼得格勒之声报》上，以言词尖锐著称的政论家阿姆菲捷阿特罗夫发表了一篇题为《大俄罗斯人托洛茨基》的文章。他不同意人们通常对托洛茨基的评价，即“异族人”、外人，因而写道，正相反，托洛茨基缺少犹太人的传统特点--小心谨慎、文化程度高、有适应各种情况的能力。他认为，不幸恰恰在于托洛茨基过于出色地掌握了大俄罗斯人，而且是沙文主义的大俄罗斯人的典型特点--“吹牛，好打架，粗鲁，轻率，凶狠”。列宁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一些少数民族的人士希望自己比俄罗斯人还要俄罗斯人。

国内战争的胜利使托洛茨基又多了一批充满激情的崇拜者。当年的著名人物、中央委员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卡尔·拉杰克曾说，如果可以把列宁称作革命的智慧，那么就可以把托洛茨基称作革命的钢铁意志。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安东诺夫一奥夫谢廷科写道：“托洛茨基是领袖、革命胜利的组织者和鼓舞者。”

国内战争结束后，托洛茨基出色而顺利地进行了军事改革，迅速地裁减了军队，人们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国库摆脱了力所不及的开支。

军事历史学家尤里·基尔申写道，国内战争结束后，许多军事理论家傲慢地断言，红军已经创造出了自己的无产阶级战略。伏龙芝、图哈切夫斯基、古谢夫、布琼尼、伏罗希洛夫都持这种观点。因战胜白俄军队而自豪的红军指挥员们认为，红军应该只做采取进攻行动的准备。而托洛茨基认为，军队也必须会防御，因为暂时还没有理由对世界革命寄予希望。

托洛茨基反对美化国内战争，也不允许过低评价敌人的作战艺术。他高度评价白俄将军杜托夫、卡列金、科尔尼洛夫、克拉斯诺夫、邓尼金和白俄海军上将高尔察克。他说，是骑兵军军长马蒙托夫中将教会了红军袭击敌人的后方。

托洛茨基认为，不能把重大损失看作军事艺术的体现。军事艺术的标准是，用最小的力量取得最大的成果。

许多指挥员对军事科学和学习持轻视的态度。托洛茨基要求所有人都要学习，甚至在前线暂时平静下来的时候也要学习。他亲自参加了军事条令和教令的制定工作，建立了军事教育和军事科学体系。他认为，为了发展军事科学，需要进行讨论，需要不同观点的交流。

在党的12大上，托洛茨基的讲话赢得了暴风雨般的掌声，这使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忌妒得脸都发绿了。当时的领袖宠儿和未来的国防人民委员克利门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生气地说；“这样欢呼简直不像话，只有对列宁才可以这样。”

斯大林等人毅然决定，要摆脱掉托洛茨基。

在1925年解除了托洛茨基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他在捷尔任斯基的领导下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了两年，负责工业科技管理和中央租让委员会的工作。不过，这项工作占用他的时间不多。在未遭到失败之前，他主要是徒劳地与斯大林及斯大林政策作斗争。1926年他不再是政治局委员，1927年10月他被赶出了中央委员会，一个月后被开除出党。

斯大林当时不知道拿托洛茨基怎么办，因为全国人民还没有做好把列宁的亲密战友视为敌人的心理准备。托洛茨基被流放到了阿拉木图，后来又将他驱逐出境。他的支持者逐渐被消灭了。然而，托洛茨基侨居国外仍继续反对斯大林。

托洛茨基写了很多东西，而且并不总是写得对。不过，他的几个历史性预测都应验了。他在1931年预言，法西斯分子会在德国掌权。他在1933年预言，希特勒正在做战争准备。

他嘲笑斯大林不明白什么是法西斯主义，认为社会民主并不比法西斯主义好。托洛茨基在1939年春天写道，斯大林已做好与希特勒结盟的准备。到秋天，这个令全世界都感到惊讶的联盟缔结了。托洛茨基在1939年9月2日警告说，希特勒将在两年后进攻苏联。还没过两年，这个不幸的预测就应验了。

托洛茨基在全世界的追随者并不很多，他的思想的吸引力减弱了。要知道，他既不是大理论家，也不是人民领袖，而只是革命实践家。然而斯大林觉得，托洛茨基仍然很危险。也很可能他就是认为，敌人应该被消灭。

斯大林在允许托洛茨基出国这件事上无法原谅自己。在国外，在墨西哥，在世界的另一端要抓到托洛茨基比较困难。

在1940年5月23日实施了对托洛茨基的第一次谋杀。一伙武装分子冲进他家，用机枪对四周进行了密集扫射。托洛茨基活了下来，不过从这一天起就生活在无法幸免的气氛中。他每天早晨都对妻子说：“瞧，他们那天夜里没杀死我们，可你还这不满那不满。”

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的那样，没有忠于列宁事业的布尔什维克无法攻克的堡垒。贝利亚在1940年责成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杀死托洛茨基。未来的将军艾廷贡直接领导了这次行动。找了西班牙人拉蒙·梅尔卡德尔作为执行者。他的母亲玛丽亚·卡里达也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

20世纪最著名的武士之一梅尔卡德尔活了59岁，其中20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他从头到尾服满了自己的刑期。

在第一次谋杀之后刚过5天，未来的凶手就钻入了托洛茨基的家。他称自己是比利时外交官的儿子雅克·莫尔纳，但用的却是一本名字为弗兰克·杰克逊的假加拿大护照。

托洛茨基死前不久在日记中写道：“昨天夜里我做了个梦，在梦中与列宁聊了一会儿。他不安地询问我的病情，并且说：‘您是神经性的疲劳，您应该休息。您应该找医生好好看看。’我向列宁讲了1926年去柏林治病的事，还想补充说，‘这是您去世后的事情’，但是忍住了，改口说：‘这是您生病后的事情。”’

多么奇怪呀，当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过去那个残酷的人民委员列夫·托洛茨基在自己的梦境中看到自己处在列宁的保护之下。

梅尔卡德尔在8月20日来到托洛茨基家，虽然天气很热，他仍穿着外套，戴着帽子。他请托洛茨基念自己写的文章。当托洛茨基开始念的时候，梅尔卡德尔掏出了冰镐，闭上眼睛，用尽全力砸向托洛茨基的头。他希望一下子就杀死托洛茨基，然后逃跑。可是，托洛茨基与他搏斗起来。梅尔卡德尔慌了神，没有使用身上带的手枪。第二天托洛茨基死在了医院里。有30万人前来与他告别。

托洛茨基全家几乎都被杀了。这也是斯大林的原则--敌人的所有亲属都要因他而受到惩罚。

列宁这位战友的两个儿子都姓母亲的姓，因为他们不想平白无故地沾父亲的光。当工程师的儿子谢尔盖·谢多夫搞的不是政治，而是科学。他拒绝和父亲一起出国，留在了苏维埃俄国。他在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教书，甚至刻意不参与谈论政治话题，天真地以为这样当局就不会找他的麻烦。

这当然救不了他。斯大林及其帮手们对有罪还是没罪不感兴趣。他先在1936年被流放到沃尔库塔，后来再次被捕，在1937年被枪决。托洛茨基的两个女婿也被枪决了。一个女儿于1927年在莫斯科死于癆病。第二个女儿于1933年死在柏林。第三个女儿自1937年起在西伯利亚坐牢，但是活了下来。克格勃在1961年停止了对她的监视，那一年她已经87岁。

托洛茨基的二儿子列夫·谢多夫继承了父亲好斗的性格，他选定与父母一起侨居国外。他是列夫·托洛茨基的忠实助手。住在巴黎的时候，虽然知道周围有许多苏联情报机关的暗探，他仍然尝试着把志同道合者团结起来。他所有的往来书信和托洛茨基组织的全部档案资料都出现在了莫斯科。

他在1938年初做了阑尾炎手术。手术做得很成功，可是几天后，在2月16日那天他死在了巴黎的一家医院里。很少有人怀疑这是苏联情报机关干的，不过也没发现外力致死的书面证据。

在列夫·谢多夫奇怪地去世两天后，根据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的判决，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重力量子理论的创始人之一马特维·彼得罗维奇·布龙施泰因在莫斯科被枪决。他是作为托洛茨基分子被逮捕的，因为有一天这位科学家开了个不妥当的玩笑。他当时说，他是托洛茨基的亲戚，托洛茨基实际上姓布龙施泰因。

利季娅·科尔涅耶夫娜·丘科夫斯卡娅是托洛茨基这个不幸的同姓者的妻子。她是一位著名作家的女儿，自己也是个作家。她是个十分勇敢而诚实的人。有人通知她说，丈夫被判处10年劳改，剥夺通信权。后来她才知道，这种判决实际上就是枪毙。

拉蒙·梅尔卡德尔在墨西哥受审时不承认为苏联效力。这令莫斯科感到高兴。内务人民委员部甚至企图把他从监狱中救出来。苏多普拉托夫将军的儿子阿纳托利·帕夫洛维奇·苏多普拉托夫教授对我讲，据父亲说，起初曾打算赎出梅尔卡德尔，后来才放弃了这个想法。

梅尔卡德尔于1960年5月6日获释。先安排他去了古巴，然后从那里乘船前往苏联。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于5月25日向赫鲁晓夫报告了梅尔卡德尔获释一事。5月31日颁布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一项非公开的命令：“因完成一项特别任务并在执行任务中表现出英雄主义和勇敢精神，授予洛佩斯·拉蒙·伊万诺维奇同志苏联英雄称号，同时授予他列宁勋章和金星奖章。”

他被送到莫斯科，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谢列平向他授予了苏联英雄徽章。

在莫斯科发给了他写着拉蒙·伊万诺维奇·洛佩斯名字的苏联护照，安排他到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上班。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照顾他，人们对他既彬彬有礼，又冷淡。

梅尔卡德尔娶了在墨西哥给他往监狱里送转交物品的那个女人。

在他出现在苏联首都之前，他的朋友和指导者列昂尼德·艾廷贡将军和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将军已经坐牢了。他们是作为贝利亚的人被投入监狱的。

小苏多普拉托夫在60年代经常去梅尔卡德尔家，对他很了解。我问小苏多普拉托夫，梅尔卡德尔对自己的过去，对杀死托洛茨基这件事后悔过没有。

苏多普拉托夫教授说：“没有，他只是对在监狱里度过这么多年感到遗憾。”

梅尔卡德尔在70年代中期离开莫斯科去了古巴。那里没有雪，没有令人厌烦的机关权势分子，人们都讲西班牙语，还给他找到了事做。

梅尔卡德尔因患肿瘤于1978年在古巴去世。他的遗体被运回苏联，安葬在莫斯科昆采沃公墓。他大半生都在冒充别人，安葬他的时候用的也是别人的名字。

靠拢德国

1939年5月4日，政府首脑莫洛托夫、负责干部工作的新中央书记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和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来到了外交人民委员部大楼。他们对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宣布，他被解职了。外交人民委员部其他工作人员的命运由这三个人决定。

李维诺夫的人被无情地撤掉了。据称“把不中用的人、可疑的人和敌对分子清除出了外交人民委员部”。其实，有经验的外交官本来剩下的就不多。贝利亚和他的几位前任一样乱搞一通。

李维诺夫的几位副手被枪决了，各处处长几乎全被免职。外交人民委员部及其驻外代表处的工作人员共有2500人遭镇压，其中包括50位大使。

各全权代表处和领事馆完全没有了高级外交官。某些苏联代表处甚至停止了工作。例如，驻沙特阿拉伯代表处在全权代表被捕后关闭了，过了半个世纪才又重开这个代表处。苏联外交官纷纷回避会见外国人，尽可能不去参加招待会。

驻莫斯科的一些外国代表处也关闭了，这发生在为这些代表处工作的苏联公民被捕之后。外交人民委员部忙于审查一些大使馆就逮捕外国人的问题提出的交涉。搞外交当时很困难，发表独到的见解有生命危险。

外交人民委员部1939年7月23日的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中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斯大林同志本人十分重视外交人民委员部，由斯大林同志的优秀战友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领导外交人民委员部就是最好的例子和证明。”

莫洛托夫在会上说：“李维诺夫同志没能保障在外交人民委员部执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把以前的外交人民委员部定性为非布尔什维克的人民委员部是不正确的，不过，外交人民委员部在挑选和培养干部问题上表现得不完全像布尔什维克，因为李维诺夫同志依靠的是一些与党和苏维埃国家格格不入的并且持敌对态度的人，对转人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的新人表现出了非党性的态度。”

一些报纸写道，李维诺夫“采取了错误的立场，特别是在评价英国和法国的政策方面”。在外交人民委员部进行了一场清洗，李维诺夫的人全被赶走了。

整整一代外交官消失了，提拔上来的年轻人取代了他们。一些年轻人后来成了出色的外交家，但大多数人依然是那种目光短浅和胆小怕事的官员，而这些人却多年来给外交部定调子。

被解职的前人民委员做了些什么呢？被解职后随之而来的通常是逮捕。李维诺夫等着人来抓自己，但是不露声色。他是个意志坚强和善于自持的人。他不为自己担心，可是为家庭担心。

有人从被捕者那里逼取揭发李维诺夫的口供，然而斯大林不允许动他。为什么呢？大概是斯大林与李维诺夫关系中的某种个人因素起了作用。

苏维埃俄国历史上的第三位外交部长马克斯·瓦拉赫有许多绰号：老爷子、伯爵、库兹涅佐夫、拉特舍夫、费利克斯、加里森、卡济米尔。然而，他是带着李维诺夫这个绰号青史留名的，这个绰号成了他的第二个姓。

与自己的前任奇切林和托洛茨基不同，李维诺夫是个现实主义者，非常讲求实际。他善于持强硬态度，坚持自己的观点和当面讲实话。

他很早就参加了革命运动，干过最危险的事--从国外给布尔什维克运送武器。人们认为，是列宁委托他把卡莫在高加索组织抢银行得来的钱拿去进行兑换。李维诺夫被逮捕过好几次，最后他还是不得不逃往国外。他在国外侨居了10年。

托洛茨基于1918年1月任命李维诺夫为驻英国全权代表，但是英国政府不承认他，还把他投入监狱。用在莫斯科逮捕的英国外交官布鲁斯·洛卡特进行交换之前，他在监狱里度过了一段时间。李维诺夫被派往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起初他任驻爱沙尼亚全权代表，后来任副外交人民委员。

人民委员奇切林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他多次长时间地在国外治病，因此李维诺夫实际上成了人民委员。他在1930年被正式任命为人民委员，并在这个职位上干了9年。

马克西姆·李维诺夫是个西欧主义者。他侨居英国时娶了一个英国女人。奇切林和莫洛托夫认为俄国的主要伙伴是德国，而李维诺夫认为是英国。法国和美国。

为了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商定苏美建立外交关系事宜，李维诺夫于1933年乘飞机作了跨洋之旅。这是他获得成功的时刻。为表示感谢，斯大林把自己在菲尔萨诺夫卡的别墅送给了他。

李维诺夫让俄国加入了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他还试图联合欧洲国家反对希特勒德国，但他的努力毫无结果，因为欧洲人像不信任希特勒一样，也不信任斯大林。

1936年，在自己60寿辰之际，李维诺夫得到了一枚列宁勋章。莫洛托夫和斯大林签发了人民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贺词。

《真理报》在题为《布尔什维克党忠诚的儿子》的文章中写道：“李维诺夫同志是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时代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体现着苏联的对外政策和苏联为保障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而进行的斗争。他的名字将载人史册。”

李维诺夫致了答谢辞：“如果说我的外交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那么这些成绩首先应该归功于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带来各种成就的人的坚强而英明的领导，归功于领袖斯大林。这种领导是今后继续取得成就的保障。”

在斯大林决定与希特勒结成战略联盟之后，李维诺夫时代结束了。

更换外交人民委员是向希特勒发出的清晰信号--准备靠拢。

取代李维诺夫的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是国内的二号人物。他早于斯大林，在1921年就当上了中央书记。的确，那时这是纯粹的办事员职务。

列宁喜欢他办事稳妥、勤奋、有良好的办公室工作能力的特点。斯大林也欣赏这些素质。与许多人不同，莫洛托夫一下子就把赌注押在了斯大林身上，并且赌赢了。他赢得了生命和官职。

第一代苏联领导人不认为莫洛托夫是竞争者。他不是个才华出众的人。他没有在集会上发表过演说，他吸引不了听众的注意力，不能够用慷慨激昂的话语把听众的情绪调动起来。第一，他不会。第二，他说话根本就不行，总是结巴。

莫洛托夫的助手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叶罗费耶夫对我说，有一次他问自己的上司，为什么要用“莫洛托夫”这样一个假姓，原来的姓“斯克里亚宾”其实满好的。人民委员回答说，这是因为他口吃，他说自己的姓时费劲儿，而“莫洛托夫”说出来很轻松。

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在30年代为争当二号人物而暗中竞争。拉扎尔·卡冈诺维奇起初负责党务，与斯大林关系密切。但是莫洛托夫更聪明些，文化水平更高些，更有用一些。他让斯大林选择了自己，而且没选错。

莫洛托夫在经济政策、外交和镇压等各个方面都是斯大林意志的内行而可靠的执行者。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1939年决定，不能光搞国内事务，该登上国际舞台并发挥重要作用了。剽悍和自信的希特勒得到了想要的一切。古老的欧洲在他的逼攻、放肆无礼和厚颜无耻面前屈服了。而莫斯科有些人在逼攻、剽悍和厚颜无耻方面毫不逊色。

莫洛托夫在1939年8月与纳粹德国签订条约之后，国际上开始谈论起他。莫洛托夫把附在条约上的秘密议定书保存在个人档案室中。在离开外交部时，他把这些文件交给了政治局档案馆。然而，他在临死前还向所有人保证说，秘密议定书是西方虚构出来的东西。

在外交部和苏共中央都工作过的列昂尼德·米特罗法诺维奇·扎米亚京对我说，他亲眼见到过这些议定书和人民委员莫洛托夫的亲笔签名。

当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通知柏林准备在莫斯科接待纳粹外交部长里宾特洛普后，希特勒异常兴奋。他双手伸向天空哈哈大笑起来：“好了，现在全世界都装进我的口袋里了！”

斯大林第一次亲自与外国外交官就缔结条约事宜进行谈判。斯大林、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普3个人在一天之内解决了全部问题。约在午夜时分，他们签署了公约和一份决定了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比萨拉比亚命运的秘密补充议定书。斯大林得到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这是作为允许希特勒消灭波兰的报答。

斯大林比希特勒更想让波兰消失，因为他仇恨波兰人。根据下面这一段总书记与里宾特洛普的谈话记录可以判断他的计划：“最初的意图是，保留一个独立的，但是不完整的波兰……但是他，斯大林，坚定地认为，最好把按民族学分类属于波兰的地区交到一批人手里，也就是德国人手里。德国在那里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德国将会做一笔很好的投机买卖。”

里宾特洛普说，在莫斯科度过的几个小时里，他达成了无法想象的协议。他在回到柏林后说，俄国人非常可爱。

莫洛托夫于8月31日在最高苏维埃非例行会议上报告了与德国缔结条约一事。在第二天，9月1日，希特勒对波兰发动了进攻。

莫洛托夫于9月9日就德军进入华沙一事向德国政府表示祝贺。

莫洛托夫在9月17日发表广播讲话时说，苏联军队带着解放使命开进了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这曾是流血的波兰的领土。苏联军队和德国军队相互致敬，甚至举行了联合阅兵式。这种行动被当作显示“用鲜血凝成的兄弟情谊”。

当波兰被击败后，莫洛托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高兴地说：“波兰统治集团没少吹嘘自己国家的‘坚固’和自己军队的‘强大’。然而，先是德国军队，接着是红军，只给了波兰迅速果断的一击，这个凡尔塞条约的丑陋产物就一无所有了。”

半个世纪后，团结工会的积极分子把莫洛托夫这段话作为传单在华沙街头到处张贴。莫洛托夫签署秘密议定书、1939年9月红军在抵御德国人的波兰军队背后一击和1940年在卡延森林枪杀波兰战俘这几件事，直到今天还影响着波兰人对俄罗斯的态度。

里宾特洛普在1939年9月底第二次飞抵莫斯科。他后来回忆说：“我受到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友好的、几乎是诚挚的接待。”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请求纳粹分子把立陶宛也给他们。里宾特洛普马上往柏林给希特勒打电话，那边同意了。斯大林安慰里宾特洛普说：“苏联政府不打算与英国、美国和法国这样一些国家建立任何联系。”

斯大林说：“英国首相是笨蛋，而法国总理是更大的笨蛋。”

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普于9月28日签署了关于友好和边界的第二个条约。为了批准这个条约又召开了最高苏维埃会议。莫洛托夫发表了自己捍卫希特勒意识形态的著名讲话：

“德国处在渴望尽快结束战争和争取和平的国家的地位，而英国和法国主张继续进行战争，反对缔结和约……

“像对待其他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体系一样，可以承认或否定希特勒主义的意识形态，这属于政治观点问题。然而，无法用暴力消灭意识形态。因此，进行这样的战争，如‘消灭希特勒主义’的战争，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形同犯罪。”

希特勒在帝国国会说：“可以同意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所说的每一个字。”

1940年4月，莫洛托夫祝贺德国人成功地入侵挪威和丹麦。5月他又祝贺德国人攻入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

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斯大林坚定地与我们站在一起。”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断绝了与欧洲被占领国家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转而承认了德国人在被占领国家成立的所有傀儡政府。这实际上是对希特勒的所有战果表示钦佩。

与希特勒签订的条约使苏联人感到惶恐不安，不过也有一种轻松感：不会有战争了。对德国的抨击从报刊上消失了，关于德国一直在向俄国施加的那种坏影响不再有人谈了。相反，出现了关于德意志精神对俄罗斯文化有良好影响的报道。

莫斯科的一些乐队练会了纳粹国歌，并把它与《国际歌》放在一起演奏。俾斯麦的书被译成了俄文。大剧院上演了瓦格纳的歌剧。孩子们也放声高唱反映当前热点问题的歌曲：

感谢里宾特洛普，

是他打开了欧洲之窗。

莫洛托夫后来说，他和斯大林立刻就猜到了希特勒的阴险意图，但是不知为什么对这种洞察力信心不足。希特勒在1941年攻到莫斯科的速度太快了，苏联人牺牲得太多了，1945年5月的胜利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了。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为什么要向德国靠拢呢？

官方的说法是：与希特勒缔结的条约帮助避免了希特勒在1939年就发动进攻，尽可能地推迟了战争，有助于更好地进行战争准备工作。

然而这个说法没有说服力，因为希特勒没有打算在1939年进攻苏联，当背后有持敌对态度的法国时，他也无法这样做。

其实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希特勒给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英国和法国都给不了的东西。他建议他们瓜分世界。为了开个头，他把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波兰的一部分和罗马尼亚的一部分给了他们。莫斯科在一天之内就得到了这一切，而且没有经过斗争、让步和与西方的谈判！

斯大林在希特勒的帮助下成为国际政坛上的关键人物。他在世界事务中获得了声望。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学着扮演世界命运主宰的角色，并且很快着了迷。他们吞并了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还企图夺走芬兰的一块领土，但是芬兰人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捍卫住了自己的国家。这一切只是个开始。

斯大林在与德国人谈话时说，他准备与日本开战。他心情愉快地指出，1939年春季和夏季在哈拉哈河战役中日本人损失了2万多人。斯大林说：“这是亚洲人懂得的惟一的语言。其实我本人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发生了短暂的恋情，而莫洛托夫则是为恋爱者传情的信使。

有传闻说希特勒和斯大林在边界上秘密会晤过。其实没有此事，他们只是频繁地通过信。他们还曾特别感兴趣地向莫洛托夫询问过对方的情况。

希特勒在波兰战役开始前对自己的将军们说：“实际上全世界只有3个伟大的国务活动家--斯大林、我和墨索里尼。斯大林和我是仅有的能看到未来的人。因此，几周后我将在德俄共同边界上向斯大林伸出友谊之手，与他一起瓜分世界。”

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元首在一部影片中见到了斯大林，立即对他产生了好感。德俄同盟实际上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

在莫洛托夫1940年间月抵达柏林时，希特勒对他说：“我认为斯大林是杰出的历史人物。我自己也希望能青史留名。因此，我们这样两位政治活动家举行会晤是很自然的事情。莫洛托夫先生，我请您向斯大林先生转达我的问候和在不久的将来举行这样的会晤的建议。”

此前希特勒已经签发了做好进攻俄国的准备的指示。

斯大林不太多愁善感，但他仍高度评价了希特勒达到自己目标的能力。

里宾特洛普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在莫洛托夫的办公室举行了一次晚宴。斯大林在致祝酒词时说，他一贯敬重阿道夫·希特勒。他还讲：“我知道德国人民多么强烈地热爱自己的元首，因此我想为他的健康干杯。”

戈培尔于1939年10月10日在日记中写道，刚刚在莫斯科的《消息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完全符合我们的观点。有人推测，这篇文章是斯大林亲自写的。此时发表该文对我们来说太及时了，应对此表示感谢。俄国人至今履行了自己的全部诺言”。

显然，这篇文章好得令戈培尔与希特勒一起讨论了一番。据了解，希特勒也是1939年期间《消息报》的热心读者。

纳粹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普回忆说，与斯大林就各项议题达成协议后，他在克里姆林宫的招待会上认识了政治局委员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他写道：“我们在德国经常提起他和他的犹太氏族。他被认为是犹太人国际组织的重要幕后人物。我的全部观察证实了我的如下看法：没有必要认真看待犹太人国际组织领导的任何行动。在莫斯科的政治局里，除卡阿诺维奇外没有一个犹太人。我发现在苏联高级干部中犹太人也很少……我认为，关于某个国际犹太人中心似乎在为全世界布尔什维克化而采取行动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与里宾特洛普不同，在1940年11月参加了与莫洛托夫的谈判的约瑟夫·戈培尔完全不喜欢苏联共产党的同志。他说：“莫洛托夫的陪同人员十分平庸，也没有一位大人物。他们好像无论如何也要确认我们对布尔什维克群众的本质的理论认识。他们的脸上显现出相互间的惧怕和种种弱点。甚至与他们随便闲谈也几乎完全没有可能。国家政治保安局警觉地注视着。这太糟糕了！在这个世界里人的生命没有任何价值。”

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参赞古斯塔夫·黑尔格描写了瓜分波兰后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另外一次招待会。心满意足的里宾特洛普正是在这个场合说了自己那句著名的话：“我在克里姆林宫感觉非常好，就像置身于党内老同志中间。” 内务人民委员拉夫连季·贝利亚不停地给黑尔格倒胡椒酒，而黑尔格参赞试图保持清醒的头脑。

“如果您不想喝，谁也不会强迫您”，斯大林宽容地对黑尔格说。

“甚至连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首长也不会强迫我吗？”，黑尔格开玩笑地问道。

“在这张桌子旁就连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首长也不比别的什么人重要”，斯大林严肃地回答。

卡廷森林中的枪决

斯大林没有说假话。对他来讲，贝利亚只不过是助手之一，而且不是最亲密的助手。但是，斯大林把最肮脏和最血腥的事情交给了他。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补充议定书证明，希特勒和斯大林达成了瓜分波兰的协议。德国法西斯对波兰的进攻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因为法国和英国为了回击纳粹的这一行动而向德国宣战。

斯大林认为这场战火烧不到他身上。他在1939年9月7日对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说：“两个资本主义国家集团正在进行一场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夺世界霸主地位的战争。我们不反对它们大战一场并互相削弱。”

斯大林称波兰是法西斯国家：“消灭这个国家在目前情况下意味着又少了一个资产阶级的法西斯国家。如果我们通过消灭波兰把社会主义制度推广到新的地区及其人民那里，那又有什么不好呢？”

斯大林没有急于参战，因为波兰人在继续进行战斗。原计划在9月13日凌晨入侵波兰，后来把进攻日期改在门日。

与波兰交战前夕沿苏渡边界部署了强大的军事力量--约100万红军官兵、大批坦克和飞机。计划由白俄罗斯方面军和乌克兰方面军采取军事行动。任命二级集团军司令米哈伊尔·普罗科菲耶维奇·科瓦廖夫为白俄罗斯方面军司令，任命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为乌克兰方面军司令。后来成为外贝加尔军区司令的科瓦廖夫在远离前线的地方参与指挥了伟大的卫国战争。铁木辛哥则在第二年晋升为元帅，并被任命为国防人民委员。然而，他在与德国法西斯进行的真正的战争中还是没能充分展示自己的才能。顺便提一下，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是他的军事委员会成员。

副国防人民委员、集团军司令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库利克负责协调军事行动。第二年授予了他苏联英雄称号，提升他为元帅。可是，他在卫国战争中失宠于斯大林。他被指控在1941年放弃了刻赤和罗斯托夫，并被送交法庭处理。撤销了他副国防人民委员的职务，将他从中央委员会除名，收回了他的英雄徽章和所有勋章，把他的军衔从元帅降为少将。1945年把他开除出党，1946年让他退伍，1947年将他逮捕，1950年把他枪决。

交给红军部队的任务是：歼灭波兰武装力量，夺取重要的战略设施，不让波兰官兵撤向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俘虏投降的人。

副外交人民委员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波将金向波兰驻莫斯科大使递交了苏联政府的照会：“波德战争显示出波兰国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华沙作为波兰的首都不复存在了。波兰政府垮台了，并且没有表现出生存的迹象。这意味着，波兰国及其政府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大使批驳了照会。他说，华沙尚未陷落，波兰政府仍继续存在着。

波兰军队总司令爱德华·雷茨一斯米格里元帅下令不要抵抗红军。波兰人继续同德国人作战，但是与苏联交战使他们失去了最后的希望。

波兰被占领和分割，作为国家不复存在了。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称瓜分波兰是“继续发展苏德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可靠基础”。

一些没有接到总司令命令的波兰部队把红军视为侵略者，同红军展开了战斗。格罗德诺市抵抗了两天。在攻克这座城市后，马上未经审判就枪决了300名波兰人。法西斯德国军队和红军在一些地区共同消灭了波兰抵抗基地。

红军占领了有1200万人口的地区，约25万波兰官兵成了苏联的俘虏。红军不知道拿这么多战俘怎么办。既没有押送部队来看管他们，也没有食品给他们吃。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和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主张，至少可以放前波兰军队的普通士兵回家。

斯大林找到了另一个解决办法--把俘虏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1939年9月19日，人民委员贝利亚签署了关于成立战俘事务局和建立收容站及分配营系统的命令。

根据贝利亚的命令，第一批战俘在一周之后就被派去修公路。到10月份，派战俘去开采铁矿石和石灰石。让俘虏们干的是最繁重的工作，但这还不是等待着他们的最坏的事情。

战俘营是仓促建起来的，俘虏们睡在光光的地板上，简易住房不供暖，食物不足，衣服、水和餐具也不足。

贝利亚把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机关的优秀工作人员派到了战俘营，这首先是为了把俘虏分类。科泽利斯克战俘营的侦查员负责人是国家安全少校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扎鲁宾。这位情报人员后来参加了窃取美国核机密的行动。

战俘事务局政治处处长谢苗·瓦西里耶维奇·涅霍罗舍夫向自己的部下通报说：“旧别利斯克战俘营的工作人员参加了十月革命节前的社会主义竞赛，并且向科泽利斯克战俘营的工作人员提出了进行竞赛的挑战。”社会主义竞赛活动于是在所有战俘营展开了。

西白俄罗斯人和西乌克兰人表面上被释放了，但是没有让他们回家，而是派他们去筑路和建设黑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会的企业。营地被称作劳动营，然而生活条件极其恶劣。

把来自被德国人占领的波兰中部各州的4万多战俘交给了德国方面，尽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特别是共产党人和犹太人，请求把他们留在苏联。

军官、将军、官吏、警察、著名知识分子、神甫、法官、工业家被分别关押。把他们分别安置在科泽利斯克、旧别利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这3个战俘营。军官当中有许多教师和医生，他们是在战争爆发后被征召到军队里来的。在警察里面大部分人是工人和农民，因为他们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无法在正规军里服役。战俘营的负责人建议放他们回家，但是贝利亚拒绝了这个建议。

一些波兰军医指出，根据日内瓦公约，战争结束后应该立即释放他们。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旧别利斯克战俘营负责人，把军医们的要求向自己在莫斯科的上级作了汇报。

一周后他收到了答复：“日内瓦公约不是您在实际工作中应该遵循的文件。请您在工作中遵守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局的指示。”

不断有新的被捕者来到战俘营，因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行动组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不断挖出“异己分子”和“反苏分子”，并随即逮捕他们，他们的家庭成员则被迁往哈萨克。还有大约14万波兰人被强制送到极北地区采伐木材。

在乌克兰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三级国家安全委员、后来当上首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在白俄罗斯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拉夫连季·福米奇·察纳瓦。

1939年10月8日，贝利亚签发了一项给战俘营特别科的指示，命令他们坚持不懈地揭露战俘中的“反革命组织”。

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州局特别处的特别科工作人员在战俘中招募了间谍，经常向莫斯科报告波兰军官的情绪。

他们有什么样的情绪呢？波兰人不理解，为什么不释放他们，为什么不允许他们与亲友联系和接收信件。大多数人想与德国人作战，请求允许他们去英国或法国。他们不喜欢苏联，并且不掩饰自己的情感。

为了执行贝利亚的指示，特别科的工作人员开始揭露“反革命组织和反苏组织”。大概他们提供的情况坚定了斯大林要摆脱波兰军官的想法。斯大林认为，他们就是敌人，不能释放他们，无休止地把他们关押在战俘营里代价又太高……

在政治局于1940年3月初讨论这个问题之后，贝利亚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建议以特殊方式来处理军官战俘的问题，即对他们处以极刑--枪决。

贝利亚写道：“他们都是苏维埃政权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们充满了对苏维埃制度的仇恨……他们企图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仍在进行反苏宣传。他们每个人就等着获释，以便获得机会积极参与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斯大林在贝利亚的信上写上了“赞成” 的字样。这样就再也没有任何问题了。政治局1940年3月5日的决定把这一切彻底安排好了：

一、建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

1．以特殊方式，即对他们处以极刑--枪决的方式处理关于战俘营中14700名前波兰军官、官吏、地主、警察、情报人员、宪兵和看守的案件。

2．以及关于被逮捕并关押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各州监狱里的门  名各种反革命组织和破坏活动组织的成员、前地主、工厂主、前波兰军官、官吏和变节者的案件。

二、处理案件无需传唤被捕者和提出指控，作出结束侦查和完成起诉书的决定用以下办法：

1．根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事务局提供的材料作出对战俘营中的人结束侦查和完成起诉书的决定。

2．根据乌克兰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和白俄罗斯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的案件资料作出对被捕者结束侦查和完成起诉书的决定。

由梅尔库洛夫、科布洛夫、巴什塔科夫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处理案件和作出决定。梅尔库洛夫和科布洛夫是贝利亚的副手。

列昂尼德·福基耶维奇·巴什塔科夫在政治局作出最终决定那天被提升为国家安全少校，同时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机要处（负责登记和统计）处长。这个三人小组要准备出枪决名单和批准这些名单。

两天后在莫斯科内务人民委员部大楼开始同3个战俘营的负责人及护卫部队的首长们举行一系列会议。护卫部队同时也加强了看守战俘的工作。

战俘们的案卷送到了莫斯科，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机要处加以整理，然后在此基础上列出枪决名单，把名单送交贝利亚和梅尔库洛夫批准。梅尔库洛夫主要负责这项工作。

波兰军官们已被判处死刑，但是他们没有料到这一点。几个战俘营的负责人都收到了以运送俘虏通知单的形式开列的名单，于是把这些大祸临头的人用火车送进了城里。向内务人民委员部加里宁州、哈尔科夫州和斯摩棱斯克州的3位局长下达了执行判决的命令。战俘们都被关进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州局的内部监狱。枪决是在四壁都蒙着羊毛毡的牢房里进行的，以免被人听到枪声。内务人民委员部警备处处长指挥了枪决行动，枪决都是在夜间进行的。

一切都很简单：把战俘带进牢房，给他戴上手铐，然后朝他的头开一枪。行刑用的是德国造的瓦尔特手枪。从莫斯科运来了满满一皮箱这种手枪。

用卡车把尸体运到了城外，将尸体埋在了州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别墅区，因为外人不会来这里。直接在卡延森林枪决了科泽利斯克战俘营的部分俘虏。后来德国人占领了斯摩棱斯克后发现了这个军人坟场。

从1940年4月1日起，各战俘营每天都收到一份几百人的名单。每次枪决之后都会有封简短的密码电报发往莫斯科，直接呈送给副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电报是这样一种格式，例如：“执行了292”。这就是说，一夜之间枪决了292人。

到5月底已枪决21857人。这个数字是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于1959年3月在写给赫鲁晓夫的亲笔信中说出来的。

德国人在发现遭枪决的波兰人的大坟场后感到很高兴，因为这是争取世界舆论的有力论据。进行掘尸检验和遗骸鉴定工作的不仅有德国人，而且还有应波兰红十字会的请求出面的波兰病理解剖学家。

作为回应，苏联成立了由红军首席外科医生、医学科学院首任院长尼古拉·尼洛维奇·布尔坚科担任主席的委员会。该委员会肯定地说，这是德国的挑衅行为，实际上是德国人自己枪杀了波兰人。布尔坚科的委员会拿出来的推一真实的证据是，所有波兰人都是被德国造的武器杀死的。

西方并不相信布尔坚科的委员会，然而俄国是与希特勒进行抗争的盟国，因此西方干脆对在卡延森林中犯下的罪行视而不见。应苏联代表团的要求，在纽伦堡审判纳粹主要罪犯时没有提及这件事。

的确，流亡的波兰政府曾多次向莫洛托夫询问：“被你们俘虏的军官哪里去了？”那时波兰人再次成为了盟友。前波兰战俘中的一部分人与红军并肩作战，另一部分人被允许离开苏联，他们与英国人一起作战。至于被枪杀的那些人，斯大林吩咐莫洛托夫回答说，失踪的波兰军官朝中国方向逃走了。他敢于如此蛮横无礼地作出回答是因为他坚信，再也不会有任何侨民能在华沙掌权了，新的波兰政府只会是亲苏政府。

战后有人提起了卡廷事件。在社会主义的波兰这是个被禁止的话题，但是波兰侨民想了解22000名同胞的命运。幸兔于难的波兰人的陈述、在卡延森林中挖掘时发现的战俘日记、德国人拿走的斯摩棱斯克州党委的档案文件，都可以确定这些波兰人出了什么事。莫斯科下定决心什么也不承认，并且一直坚持到最后。

有个很典型的例子。1971年4月15日，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就所谓的“卡廷事件”掀起反苏运动一事向英国外交部提出交涉的决定》。向苏联驻伦敦大使发出了如下指示：

“拜访英国外交部并发表如下声明：据苏联大使馆掌握的情况，英国广播公司打算播放由它制作的一部关于所谓的‘卡廷事件’的敌视苏联的影片。一本关于卡廷悲剧的诽谤性的书也被安排在这个时候在英国发行。

“英国方面很清楚，一个权威的专门委员会在德国占领者被赶出斯摩棱斯克地区后立即就地调查了这起罪行，并且不容置疑地证明，这是希特勒分子干的。

“在1945-1946年，设在纽伦堡的国际军事法庭认为，德国主要战犯在执行灭绝波兰人民的政策方面，其中包括在卡延森林枪杀波兰战俘这件事上罪责难逃。

“因此，令人惊讶和气愤的是，英国某些人士企图再次散布戈培尔的宣传机器制造的谣言，以便给苏联抹黑。然而，正是苏联人民用自己的鲜血把欧洲从法西斯奴役下解救了出来……”

关于枪决的全部文件都保存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些专案文件全都封着，并且标注着“不得打开”的警告语。

1959年3月3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谢列平建议赫鲁晓夫销毁被枪杀的波兰军官的登记卷宗，因为这些卷宗对苏联机关来说“既不会引起业务上的兴趣，也没有历史价值。它们也未必能够令我们的波兰朋友真正感兴趣。相反，某种未预见到的偶然事件可能会导致所采取的行动泄密，并带来我国所不愿看到的各种后果。况且对在卡延森林中被枪决的人有正式的说法。为了回答苏共中央或苏联政府可能提出的质询，可以将判处上述人员枪决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三人小组的会议记录和关于执行三人小组决定的命令保留下来。这些文件不太重要，可以把它们存放在特殊公文夹里”。

主要文件被销毁了，包括贝利亚写给斯大林的信、政治局1940年3月5日作出的关于枪决的决定、谢列平本人写的信在内的其他文件，则被封在一个包里存人苏共中央总务部部长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的个人保险柜。在得到提升后，契尔年科把这包文件转交给了负责管理政治局档案资料的总务部6处。在安德罗波夫和戈尔巴乔夫当上总书记后，曾让他们看过这批文件。

然而，在改革已经进入高潮的时候，当波兰人要求告诉他们实情，我们国内也想知道事情真相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却装做什么都不知道。

他在1991年12月把这包文件转交给了叶利钦，当时进行了正式的权力移交。叶利钦下令公布了这些文件。

去高加索出差

贝利亚在1941年初被任命为政府副主席。表面上这是提升，实际上斯大林解除了他国家安全系统领导的职务。这发生在1941年2月3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这一天被分成两个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情报机关、反间谍机关和所有行动处划归由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领导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

贝利亚留任内务人民委员。归他管辖的有民警、消防队、边防部队、内卫部队、押解部队和已经变成工业建设帝国的整个劳改营管理总局。

同一天他还当上了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他分管森林工业人民委员部、有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石油工业人民委员部和河运人民委员部。从此时起他更多地抓国民经济、建设和生产。的确，他主要用的是自己熟悉的肃反工作者的方法和犯人的双手--免费的和敢怒不敢言的劳动力。

作为安慰奖，于1月30日授予贝利亚国家安全总委员称号。这个称号在1945年7月9日被苏联元帅的称号取代。只有亚戈达、叶若夫和贝利亚3个人荣获过这个称号，但这3个人都被枪毙了。

贝利亚没有彻底离开国家安全系统。从战争一开始，两个人民委员部又合并成由他领导的统一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但是在1943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又被分开了，而且把军事反间谍机关分出来作为独立的机构，取名为“除奸部”（它直接受兼任国防人民委员的斯大林的领导）。把劳改营管理总局留给了贝利亚，而且仅到1945年。

不过，斯大林给他保留了联络员这个奇怪的角色。甚至在1945年12月29日贝利亚不再是内务人民委员之后，斯大林还是只委托他向各位人民委员以及国家安全部长转达某些指示。这些指示涉及的全都是黑暗的和肮脏的事情。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对1941年夏天军事上的惨败也负有个人责任，当然责任比斯大林小一些。管辖情报机关的贝利亚也认为，德国不会发动进攻，至少近期内不会发动进攻。

1939年秋天在莫斯科举行第二次谈判时，斯大林对纳粹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普说，如果德国情况不妙，俄国会来帮助它。

研究德国问题的著名历史学家列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别济缅斯基对我说，柏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斯大林准备站在德国一方作战？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伯爵请求向他提供准确的谈话记录，于是这份文件保存了下来。

里宾特洛普回答说，德国不需要军事援助，但是希望供应军用物资。于是这个国家在一段时间里真的从苏联得到了大量的石油、原料和粮食。

苏联没有吃亏。德国表示愿意帮助红军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

列夫·别济缅斯基说：“我们的专家分散到了德国的兵工厂。所有的大门都向他们敞开。柏林还处罚了那些企图向苏联客人隐瞒些什么的人。”

可是，既然知道要进攻俄国，希特勒为什么还要与斯大林分享武器呢？

列夫·别济缅斯基答道：“希特勒毒辣的阴谋正在于此。他提供了一切，因为他知道斯大林来不及利用这些东西。”

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贝利亚认为，德国会长时间陷在与法国和英国的战争中。德国迅速取胜对他们来说是出人意料的坏消息。

1940年11月，莫洛托夫怀着解决争议问题的希望前往柏林谈判，但是未能就任何具体问题达成协议。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仍然认为，他们与德国有战略伙伴关系，而希特勒已经决定要征服俄国。

1941年4月13日，斯大林作出了一个不寻常姿态。他前往火车站好像是为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有送行，实际上他是想让整个外交使团看到，斯大林把手放在了德国大使肩上，请他为德国和苏联继续做朋友而尽心竭力。

情报机关提供的关于德国军队在苏联边境集结和进攻苏联的预计日期的情报白费了。贝利亚认为，他的情报人员即使不是双重间谍，那么至少也受着敌人的影响，他们向莫斯科发来英国人制造的假情报，这种情报的目的是挑唆苏联采取反对德国的行动。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直到最后一刻还坚定地认为，希特勒在虚张声势，他企图迫使他们在领土问题和经济方面作出让步。1941年6月2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也得到了关于德国人准备发动进攻的警告。他给莫洛托夫打了电话，对方回答说：“形势很复杂，不过正在玩一场大游戏。”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到6月21日仍然希望能胜过希特勒。他们当然明白，迟早要与希特勒开战，大概会在1942或1943年，那时两个大国的利益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有人要做出让步。不过他们认为，希特勒现在没有能力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德国能够与法国和英国作战是因为得到了苏联的原料、石油和小麦。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推论原则上是对的，只不过希特勒没打算进行长期的战争。他想进行闪电式打击，用几个月时间打垮苏联，解决所有问题。

莫洛托夫在1941年6月21日晚上请来德国大使并对他说：“给人的印象是德国政府有所不满。可是对什么不满呢？能不能解释一下？”舒伦堡大使答应把谈话内容向柏林报告，但是几个小时后战争爆发了。

德国大使又来到莫洛托夫的办公室宣布开战。莫洛托夫愤怒地说，德国进攻了一个与它签署了友好条约的国家。苏联军队呆在边境地区只是为了进行夏季演习。如果德国政府对此不满意，将此事通报给苏联政府就足够了，将会采取相应的措施。

莫洛托夫最后说了一句：“我们不应该得到这样的结果！”他和德国大使互相握了一下手就各自离去了。

在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星期，甚至头几个月，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并节节败退。此时斯大林重新让贝利亚担任了国家安全机关首脑，并且让他进入了1941年6月30日成立的国防委员会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斯大林任国防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是他的副手。进入国防委员会的还有伏罗希洛夫（1944年离任）、中央书记马林科夫、政府第一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沃兹涅先斯基（自1942年起）、交通人民委员拉扎尔·卡冈诺维奇、红军食品和物品供应委员会主席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国家银行理事会主席兼副国防人民委员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自1944年起）。

贝利亚负责监督武器、弹药和迫击炮的生产，另外还和马林科夫一起监督飞机和发动机的生产。

从7月开始，把莫斯科各监狱中的大部分犯人撤离了首都。斯大林担心守不住莫斯科，也不想让他的敌人落入德国人之手。

由于担心自己的同胞调转枪口反对苏维埃政权，斯大林吩咐贝利亚把蹲监狱的“最危险的敌人” 消灭掉。

1941年10月16日，根据人民委员贝利亚的命令枪决了布特尔斯基监狱中的138名犯人，他们当中有过去著名的肃反工作者，例如列宁的卫队长阿布拉姆·雅科夫列维奇·别列尼基。10月17日枪决了前全俄肃反委员会领导成员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克德罗夫。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7月份已宣布他无罪，但人民委员贝利亚的命令比最高法院的裁决更重要。

1941年10月28日枪决了苏联英雄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施特恩上将，两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空军中将雅科夫·弗拉基米罗维奇·斯穆什克维奇，空军中将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雷恰戈夫，苏联英雄、副国防人民委员兼红军第5局（侦察局）局长伊万·约瑟福维奇·普罗斯库罗夫……斯大林认为，枪毙他们比把他们派到前线去要好。

在战争处于高潮时期，内务人民委员部各部门继续打击反苏政党和托洛茨基右派地下活动的残余分子，照旧处理因政治原因被开除出党的人和被镇压者的家属。特勤处打击了科学院系统。科技界和艺术界知识分子中的反苏集团，在青年学生中搞了间谍活动。有个处负责打击教会和教派中的反革命势力，在农业知识分子和农业高等学校的大学生中揭露反苏团伙。还有个处负责寻找反革命传单、匿名信和反苏内容题词的作者……

在德国人向莫斯科挺进的危急日子里，贝利亚从斯大林那里得到了通过割让大片领土与希特勒缔结和约的指示。

朱可夫元帅对军事历史学家维克托·亚历山德罗维奇·安菲洛夫说，按照大本营的命令他于1941年10月7日紧急飞往莫斯科。斯大林当时病了，因此把朱可夫送到了昆采沃。

据朱可夫讲，斯大林在基辅之战惨败后一直心慌意乱。他走进房间，听到了斯大林与贝利亚的谈话。斯大林没有发现朱可夫走进来，继续跟贝利亚说话，让贝利亚利用他的间谍活动试探与德国人缔结和约的可能性。

斯大林不相信能守住莫斯科，国防委员会于10月15日作出了《关于撤离首都的决定》。贝利亚亲自负责毁掉城内的所有重要设施。

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及其家属撤离了莫斯科，只留下了一些行动小组。肃反工作者们于1942年3月回到了首都。

斯大林原打算在1941年10月16日离开莫斯科，但是朱可夫能守住首都的坚定信心把斯大林留了下来。

在莫斯科郊外发动反攻后，斯大林恢复了常态，找回了过去的自信，把战友们派往了各地。贝利亚从劳改营管理总局的生产能力中榨取了所能榨取的一切。因在战争时期的困难条件下在加紧武器弹药的生产方面取得特殊的功绩，于1943年9月30日授予他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有人在1945年5月9日于第比利斯举行的集会上发言时说：“在回忆1942年秋天那段艰难的日子的时候，我们要怀着感激之情说出在高加索组织歼灭德国人的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我们的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的名字。”

贝利亚确实去了北高加索战线，主要在供应方面提供帮助。前线的事务他没有管。交给他的是另外一些任务，这些任务不是什么人都干得了。

人民委员贝利亚在1944年5月10日给斯大林发去一份报告：“考虑到克里米亚鞑靼人对苏联人民的背叛行为，鉴于克里米亚鞑靼人不适合继续居住在苏联边境地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请您裁夺国防委员会关于将所有鞑靼人从克里米亚地区迁出的决议草案……”

这种事情解决得很快。第二天，5月11日，国防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将克里米亚鞑靼人迁出克里米亚和使他们移居中亚的第5859号决定。顺便把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也迁出了克里米亚。

在北高加索也进行了这种大规模的清洗，早在集体化时期北高加索就被视为不安全的地区。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进行了反抗，最积极的反抗者被枪决了。内务人民委员部花3年时间立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反革命暴动的、布哈林一托洛茨基的反苏破坏组织案。”

国防委员会于1944年1月31日作出了关于将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迁往哈萨克和吉尔吉斯的第5073号决定。秘密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迁移办法实施细则》中说：“车臣一印古什共和国所有车臣族和印古什族的居民都应迁移”，他们包括党员、党的领导和经济部门的领导，甚至包括州委书记。

嫁给其他民族男子的车臣女子和印古什女子不必迁移。而嫁给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的俄罗斯女子则要跟丈夫一起走。不过，如果她们离婚，就可以留下来。

于1944年2月23日开始驱逐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在两个星期后的3月7日，发布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撤销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命令：“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特别是在德国法西斯军队在高加索采取行动期间。许多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背叛了祖国，站到了法西斯占领者一边……”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944年6月25日用过去的日期公布了自己的命令：“受德国间谍挑唆的许多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自愿加入了德国人组织的队伍，拿起武器与红军作战。车臣-印古什共和国的大部分居民对这些叛徒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因此撤销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并迁移其居民。”

领导这次行动的是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和他的副手波格丹·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科鲁格洛夫、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阿波洛诺夫、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

行动是2月23日清晨开始的。有关行动的情况贝利亚向斯大林本人作了汇报。他的密码电报都保存了下来。

国防委员会斯大林同志：

迁移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的行动的准备工作即将结束。经过更准确的统计，登记在册的应迁移人口为 459486人，其中包括居住在与车臣一印古什毗邻的达吉斯坦地区和弗拉季高加索市的人。

贝利亚，1944年2月17日

国防委员会斯大林同志：

今天，2月23日，在黎明时分开始了迁移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的行动。行动过程正常，未发生值得关注的事情。某些人企图反抗的情况发生6起，用逮捕或动用武器的手段制服了他们。在此次行动计划抓的人当中已逮捕842人。到上午11点已从各居民点运走94741人，即应迁移人口的20％以上，已将其中的20023人送上火车。

贝利亚，1944年2月23日

瑙莫夫教授说：“在开始迁移人口前夕车臣全境下了雪。雪下得很厚，老人、妇女和儿童显然来不及在一天内从高山地区下到谷地乘坐火车。在一些地区老人和妇女被赶进大房子里，然后将他们枪杀或烧死……

我们再看几封电报：

国防委员会斯大林同志：

迁移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的行动进行得正常。到2月23日晚已将352647人送上火车。从始发站向新定居点发出了86列火车。

贝利亚，1944年2月25日

国防委员会斯大林同志：

至2月29日已将 478479人迁移并送上火车，其中有91250名印古什人。将这些人送上了177列火车，其中157列火车已经驶往新定居点……因下大雪和道路难行，加兰乔日高山地区的一些居民点有 6000名车臣人尚未迁移，将在两天内把他们送下山并送上火车。行动进行得有条不紊，未发生严重的反抗行为和其他事件……在行动期间逮捕了1016名车臣族和印古什族的反苏分子。

贝利亚，1944年3月1日

国防委员会斯大林同志：

从各州抽调来的19000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官兵参加了此次行动。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人此前参加过迁移卡拉恰耶夫人和卡尔梅克人的行动，除此之外他们还将参加迁移巴尔卡尔人的下一个行动……

通过这三次行动将向苏联东部地区迁移65万车臣人、印古什人、卡尔梅克人和卡拉恰耶夫人。

贝利亚，1944年3月7日

国防委员会于1944年3月5日作出了关于将巴尔卡尔人迁出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第5309号决定。用火车把37103名巴尔卡尔人运到了哈萨克和吉尔吉斯。卡尔梅克人也被迁走了。

后来还从作战部队中清除了几乎所有的车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恰耶夫人、巴尔卡尔人和卡尔梅克人，只有最著名的苏联英雄除外。

有13万多人在迁移过程中死亡，活下来的人处于人民公敌的地位。孩子们在学校里会听到别人叫自己“法西斯分子”、“叛徒’、“特别移民”……这些民族的人被流放了13年。他们几代人都是在自己对国家有罪的意识中成长起来的。后来不错过任何机会提醒他们说，他们没有被平反，而是被赦免了。他们得到了宽恕，不过以前还是有罪过。

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于1956年11月24日作出了《关于恢复卡尔梅克人、卡拉恰耶夫人、巴尔卡尔人、车臣人和印古什人民族自治的决定》。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957年二月9日颁布了《关于在俄罗斯联邦内恢复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命令》。

副内务人民委员谢罗夫和科鲁格洛夫、国家安全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和除奸部主任维克托·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获得了一级苏沃洛夫勋章。共有714名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因参与驱逐行动而得到嘉奖。不过，后来最高苏维埃在1962年4月4日下令收回了对他们的奖励。

斯大林的翻译

政府副主席兼国防委员会成员贝利亚让人觉得是个无暇顾及小事的人。然而，这位惩罚机关的首脑忘不了自己的职责。这一次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翻译瓦连京·米哈伊洛维奇·别列日科夫成了牺牲品。

别列日科夫天资聪颖，一头卷发，一副仪表堂堂的贵族绅士派头，总是大家称赞的对象。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他的外交生涯突然中断的原因。

未来的斯大林的翻译在基辅上的是德意志人的学校（不是专科学校，而是为苏联德意志人开办的学校），每周两个晚上要跟课后辅导老师学习德语和英语。瓦连京·别列日科夫回忆说：“虽然并不怀疑懂得外语会在我的命运中起重要作用，但我还是不想学这两门课。父母因此而严厉管教我。他们深信，不管我将来干什么，外语都会让我终身受益。”

英语和德语给他带来很大好处。红海军的战友们都要站岗，而别列日科夫则教舰队司令学英语。工程师同行们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度东奔西走地下工厂，而别列日科夫则被外贸人民委员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调到自己身边，并被派往德国，那时还是战前两国友好与合作的年代。后来他成为外交人民委员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的顾问。

瓦连京·别列日科夫的家里挂着一幅集体合影照片。家庭主人在照片上不容易认出，他太年轻了，不过其他的人都很著名：希特勒、莫洛托夫、里宾特洛普……24岁的别列日科夫是莫洛托夫的翻译。莫洛托夫于1940年11月来与希特勒进行最后一次谈判。

当里宾特洛普在1941年6月22日凌晨宣战的时候，别列日科夫陪伴了苏联大使杰卡诺佐夫。当莫洛托夫在战争前夕与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伯爵进行谈判时，别列日科夫担任了翻译。舒伦堡因参与反对希特勒的阴谋于1944年遭枪决，杰卡诺佐夫作为贝利亚的人于1953年遭枪决。

在战争末期有人说，别列日科夫要去当大使或者担任同样重要的外交职务。与此相反，他被突然调离了外交部，并被任命为《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现在叫《新时代》周刊）德文和英文编辑部主任。有人说，他抛弃家庭是这次调动的原因。

实际上，是拉夫连季·贝利亚赶走了别列日科夫。别列日科夫的父亲在战争爆发前被捕，但幸运的是很快又把他放了。父亲和母亲住的地方遭德国人占领，当德国人撤走时，他们也去了西方。这个情报放到了贝利亚桌子上。他下令将别列日科夫赶出外交人民委员部。

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国家安全总委员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于1945年12月27日被解除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任命贝利亚的副手、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大英帝国勋章获得者、美国荣誉团勋章获得者（因参与保卫1945年波茨坦会议参加者而获奖）、38岁的上将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科鲁格洛夫为他的继承人。

《真理报》在两周后才报道这次人事变动的消息。该报解释说，“因中央其他工作负担过重”，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拉夫连合帕夫洛维奇·贝利亚自己请求解除他这个职务。

当然，这不是他的意愿，至于说负担过重的问题，他确实非常的忙。

原子弹之父

曾多年领导国家计委的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巴伊巴科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贝利亚主持过最重要的国民经济部门的工作，例如曾任燃料委员会主席。

有一天巴伊巴科夫感冒了，因发高烧而躺在家里休息。刻薄的贝利亚打来电话说，每个傻瓜都会感冒，要懂得保护自己。当巴伊巴科夫吃力地拿起听筒时，贝利亚命令他立即与副内务人民委员科鲁格洛夫一起飞往乌法，因为那里的一个石油加工厂发生了严重事故。

巴伊巴科夫写道，关于贝利亚善于迷惑斯大林和善于拨弄他隐秘的心弦的捏造非常荒谬。只有用实际成果才能赢得斯大林的信任，而贝利亚有能力取得对国家来说十分重要的成果。

在严格要求部下方面，贝利亚的特点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不允许提出要他“设身处地”的任何请求。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威严的和无情的权威。国家领导人坚信，如果由贝利亚来领导，任何事情都会获得成功。

1944年12月3日，国防委员会决定责成贝利亚“监督铀的开发工作的进展情况”。1945年8月20日成立了隶属于国防委员会的特别委员会（后来隶属于人民委员会和部长会议）。该委员会负责“领导利用铀原子内部能量的全部工作”。任命贝利亚为委员会主席。在1946年3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同时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据巴伊巴科夫讲，贝利亚来领导核计划后，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贝利亚不仅非常善于督促人们，而且是能确保任务获得成功的高手。他向科学家们提供了一切必要的东西，搞到了需要从地下开采的原料。

担任中型机器制造部部长多年的叶菲姆·斯拉夫斯基说：“贝利亚不懂科学上和工程上的问题，因此总是认真听取专家的意见。他拥有很大的权力，在布置和完成任务方面以及动员人力和物力方面经常帮助落实解决办法。”

被称作人民委员会附属第一总局的超级部从事制造原子弹的工作。它的领导人是前弹药人民委员鲍里斯·利沃维奇·万尼科夫。万尼科夫负责规章制度的副手是前除奸部反间谍总局副局长帕维尔·雅科夫列维奇·梅希克（前内务人民委员部经济局局长和后来的乌克兰内务部长）。另一位副手是副内务人民委员、后来的中型机器制造部部长阿夫拉米·帕夫洛维奇·扎韦尼亚金。扎韦尼亚金曾领导1946年1月成立的特种研究所管理局。这些研究所都参与了核计划。

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业建设营管理总局建设了核工业设施。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采矿冶金工业营管理总局的特种金属管理局从事了铀的勘探、开采和加工。换句话说，原子弹是用犯人的双手制造的。所有犯人都由贝利亚支配，因此他从来也不缺既听话又廉价的劳动力。

塔吉克境内的铀矿开采联合企业、乌拉尔的铀矿石选矿联合企业、提取怀的工厂和其他所有设施也是犯人们建起来的。把犯人运来，成立建设营，然后便开始工程建设……

在贝利亚的监督下于1949年8月29日在塞米巴拉金斯克试验场爆炸的苏联第一颗原子弹是在莫尔多瓦的萨罗夫市制造的。该市也有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建设营。

瑞莫夫教授说：“贝利亚掌管着自己的劳改营管理总局。我们至今也无法获悉该局曾有多少人，不过我知道为什么。有人不想展示这个核帝国的规模。开采铀矿的犯人有多少？我们不知道。当然，贝利亚有组织工作能力。不过，如果有充足的财力。整个工业系统和丰富的资源做后盾，当个组织者并不难。每个参与核计划的人都知道，他的性命取决于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的情绪。今天他在工作，在挣自己那份不寻常的口粮，明天贝利亚就会把他变成劳改营里微不足道的一员……”

1945年12月19日，政府根据贝利亚的报告作出了关于吸收德国专家参与苏联解决铀问题的工作的决定。总共从德国弄来大约300位专家。

在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交界处发现了储藏量非常丰富的铀。铀矿的开采工作交给了苏德维斯穆特股份公司。该公司拥有几处铀矿和一家选矿厂。根据苏联与东德的协定，头10年铀只运往苏联，10年后德国人获得支配铀的权利。然而，铀矿在10年里基本上被开采光。

只有彼得·列昂尼多维奇·卡皮察院士一个人请求斯大林让他脱离核计划。他的理由是，无法在特别委员会领导人拉夫连季·贝利亚粗野和外行的领导下工作。不过，连卡皮察也对他的组织才能给予了应有的评价。

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院士曾回忆说，贝利亚亲自处理一切核事务，就连成为国内二号人物的马林科夫他也不准接触这些事务。只要他签了字，就得像对待中央和部长会议的决定那样对待他作出的任何决定。谁也不敢和他争论，他让人感到害怕。

萨哈罗夫终生都记着在一次研究核问题的会议上贝利亚对一位使生产需要的某种材料失败的官员说的话：“当我们布尔什维克想要做成一件事的时候，。我们会对其他的一切都置之不顾。帕夫洛夫，您失去了布尔什维克的敏锐性！我们现在不会处罚您。我们希望您能改正错误。不过请注意，我们的监狱里有很多地方……”

受到贝利亚批评的这个人处在血管梗塞前的状态。他知道，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会兑现自己的威胁……

1945年夏天，原子弹的发明家们自己还没有意识到，他们研制出了一种大量使用就会把战胜者和战败者都消灭掉的武器。

人类平静地对待了原子弹的问世。研制核武器最明显地证实了对进步，其中包括技术进步的信心。人类还加强了一种信念，即历史像训练有素的军队一样，正在从低级向高级迈进。

将军们和政治家们根本不相信世界会因为相互间的核打击而毁灭。迅速重建起来的广岛的经验证明，一切并非如此可怕。丧生的只有那些当场死亡的人。

《纽约时报》在广岛和长崎遭原子弹轰炸几天后兴高采烈地写道：“原子弹是为战争制造的，然而制造原子弹的知识可以给这个世界带来的东西不是死亡，而是生命，不是残暴，而是神圣的自由。”

这种充满激情的乐观态度迅速地征服了舆论。“原子的秘密将会带来繁荣和更美好的生活”，“将开创一个创造空前的财富和展现所有人的才能的时代”，“这是通向新世界之路”--在战后的头几年里人们纷纷这样写，这样说，这样想。而且不仅在美国这样，在俄国也是如此。

俄罗斯的核武器研制者直到今天还津津乐道地回忆着自己亲手搞出来的杰作。对他们来说，谈论他们发明并试验了多么出色的产品是件愉快的事情。

美国人毫不怀疑，他们制造核武器只是为了使自己的安全免受苏联的威胁。苏联科学家则深信，他们打造了使国家免遭美国人侵犯的核盾牌。

核武器的研制者不仅为完成了祖国交给的任务而自豪，他们还为自己作为解决了复杂课题的科学家而自豪。

国家很关心从事核计划的人。他们得到了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斯大林奖金、很高的工资、汽车、住房和别墅。

斯大林责成贝利亚领导负责进行第一次核爆炸的国家委员会。

在1949年8月29日爆炸了苏联的第一个核装置。像所有人一样，贝利亚在试验过程中感到很不安，因为他清楚，如果失败，他会掉脑袋。

为了听到感谢的话，贝利亚兴冲冲地往莫斯科打电话报喜。斯大林无精打采地回答说：“我已经知道了”，然后就挂上了电话。

贝利亚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想弄清楚，到底是谁第一个给斯大林打了电话。

“因安排原子能生产的工作和顺利进行核武器试验”，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专门作出决定向贝利亚表示感谢。他获得了列宁勋章和一等斯大林奖金。

有些人称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是“苏联原子弹之父”。

第六章  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

1941年，当战争如火如荼地进行时，一位名字华丽的剧作家--弗谢沃洛德·罗克在克拉斯诺达尔市写出了一个名字简单的剧本《谢尔盖耶夫工程师》。他没有像创作界的同行们那样花很长时间去剧院做工作，劝说剧院的文学部主任和导演。现代题材的剧本一直都很缺，因此在1942年就已开始时而在这家剧院，时而在那家剧院上演该剧。

在第比利斯、巴库、埃里温、里加（在拉脱维亚获得解放后）、乌兰乌德、雅库茨克、沃洛格达、瑟兹兰、阿尔汉格尔斯克、科斯特罗马都上演了《谢尔盖耶夫工程师》。演出的次数逐年增加。该剧在1944年2月又被搬上了小剧院的舞台。

所有的苏联报刊都对这个话剧给予了关注。

常常尖锐地批评现代剧作家的弱点的剧评家们对这个剧一致叫好。

《真理报》（党报--译者著）、《消息报》（政府报纸--译者注）、和当时中央宣传局所属的半官方刊物《文学与艺术》也都发表了称赞性的评论。

《文学与艺术》把小剧院的演出吹得天花乱坠：“塑造一位全心全意为党和人民服务的爱国主义工程师的形象是个艰巨的任务。在小剧院分院上演的弗谢沃洛德·罗克的话剧为展现演技提供了丰富的机会……苏联人无限忠于人民的事业，敢于正视死亡，能够不惜生命去完成祖国交给的任务。”

可能评论家们确实喜欢这个话剧，也可能他们其实知道用弗谢沃洛德·罗克这个笔名的人是谁。这个业余剧作家就是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当小剧院着手排练他的作品时，梅尔库洛夫身为国家安全人民委员。

“我们将会枪毙您”

干了半辈子肃反工作的梅尔库洛夫酷爱文学创作。他写过一些剧本，《谢尔盖耶夫工程师》是其中最成功的。梅尔库洛夫讲述了他所熟悉的事情。

剧情发生在1941年7-9月间。情节很简单：苏联军队撤退了，发电站站长谢尔盖耶夫应该炸掉自己参与建造的这座电站。德国人需要发电站，于是企图给他制造麻烦，暗中派遣两名间谍来到他身边。一名间谍是富农的儿子。那个富农被没收了生产资料，关进了监狱，并且死在了狱中。另一名间谍在革命前就当上了工程师，早在1918年他就同意为德国人效劳，那时德国人在乌克兰。

内务人民委员部抓获了一名间谍，谢尔盖耶夫工程师用大锤在另一名间谍的头上砸了两下，这个人便直挺挺地倒下了。

德国军官在剧中也讲俄语。他们当中的一位将军是在里加出生的，他的父亲以前在图拉省有一处庄园。将军回忆说，那时他每天早晨都要去看看牲口棚、猎犬舍、磨坊……

作者在剧中还推出一位同行--身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区内务处处长的国家安全上尉。他对剧中主人公说：“德国间谍机关不断散布流言，而我们的一些人竟愚蠢地当传声筒。有的苏联人散布恐慌和不自信的情绪，结果实际上无意之中变成了敌人。常常会把这样一些饶舌的人带到处里交我发落。”

上尉接着又说：“当然，工作中少不了滑稽可笑的事。”他这里指的是，还可以让不少有口无心的人享受自由。不过，落网的主要还是真正的敌人。

上尉还有句台词说：“我们把人关起来，进行调查分析，结果一看是德国间谍。这帮下流的东西！”

梅尔库洛夫对此处的细节处理得很准确，因为他了解自己的同行：先把人关起来，然后再开始调查分析，这时很少有人不承认自己是间谍。

随着剧情的发展，上尉抓了一个叫索伊金的可疑人，但是没有他的犯罪证据。

上尉说：“我们的区检察长没完没了地对我说：‘放了索伊金吧，你没有充足的根据监禁他。’于是我把他送到城里的州内务局去了。我会赢得时间……我本能地感觉到，他干了见不得人的勾当。”

当然，国家安全上尉是正确的。他抓住了一个投奔了德国人的叛徒。作者准确表现了当年对于可以怎样逮捕和逮捕谁的认识

剧中主人公谢尔盖耶夫工程师虽然非常舍不得自己建造起来的发电站，但还是把发电站和那里的德国占领者一起炸掉了，同时自己也牺牲了。

《文学与艺术》报写道：“如果祖国需要的话，谢尔盖耶夫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和子女。他没有马上理解，为什么为了不让他的水电站落到敌人手里就非得毁掉这座宏伟的建筑。不过，当他艰难地意识到可以毁掉的时候，他沉思着说：‘如果需要这样做，我们就炸掉它。’”

梅尔库洛夫不仅了解国家安全机关是怎样工作的，而且还了解在撤退时怎样炸掉了发电站、工厂和采油井架。

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巴伊巴科夫领导国家计划委员会多年，在战争初期担任国防委员会负责炸毁高加索地区的油井和石油加工企业的全权代表。他描写了接受这项任务的经过。

有一天斯大林把他叫去后对他说：“巴伊巴科夫同志，希特勒奔高加索来了。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德国人一滴石油也得不到。”

接着，斯大林稍稍加重了语气说：“请记住，如果您哪怕只给德国人留下一吨石油，我们将会枪毙您。”

斯大林在办公桌前缓缓地来回踱步，稍微停顿了一下后又补充了一句：“不过，如果您过早地炸毁石油设施，而德国人未能夺取它们，我们又没有燃料用，我们同样会枪毙您。”

令人惊讶的是，巴伊巴科夫在半个世纪之后竟还怀着钦佩之情回忆斯大林说的这些令人颇感恐惧的话。

梅尔库洛夫前来帮助巴伊巴科夫。他甚至给巴伊巴科夫带来几位英国专家。这些专家介绍了他们如何为了不让日本人得到石油而在婆罗洲岛炸毁油井的经验。巴伊巴科夫否决了英国人的方法，我们的专家想出了自己的方法。

德国间谍并没有让巴伊巴科夫感到害怕。如果说他害怕什么的话，那么他只是怕完不成斯大林的命令。要知道，他在这件事上得听梅尔库洛夫指挥，而梅尔库洛夫并不是剧作家，他此时是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的第一副手。巴伊巴科夫回忆说，当德国人已经攻到跟前，并且能听到冲锋枪的射击声时，他们炸掉了一些采油场和发电站。

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比贝利亚大4岁，但是在他们的关系方面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总是高出一头。这不仅表现在职务上。梅尔库洛夫缺少贝利亚的那种果断和残酷，在组织才能方面也逊色不少。

梅尔库洛夫于1895年出生在阿塞拜疆一个叫扎卡塔雷的小城市里。他与贝利亚和其他一些未来地位显赫的肃反工作者--戈格利泽、科布洛夫、米尔一加法尔·巴吉罗夫（起初任阿塞拜疆肃反委员会主席，后来任阿塞拜疆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一起就读于巴库技术学校。

与他们不同，梅尔库洛夫毕业后继续接受了教育。他去了首都，并于1913年考入圣彼得堡大学物理数学系。因此，如果他不是国家安全机关所有领导人当中学历最高的人，那么也是贝利亚身边学历最高的人。梅尔库洛夫在文化水平不高的同志们当中显得十分突出。接替他担任国家安全部长的维克托·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只上过4年小学。

可是，梅尔库洛夫入党比别人都晚，直到1925年他才加入党组织。他曾先后在沙皇军队和红军中服役，还教过3年书，1921年进入格鲁吉亚肃反委员会工作。在这里他一干就是10年。1931年秋天，当选为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贝利亚把梅尔库洛夫调到自己身边搞党务工作。

贝利亚喜欢梅尔库洛夫不仅仅是因为他有文化和善于完成任务。梅尔库洛夫还写了一本关于贝利亚的小册子，名为《列宁--斯大林的党的忠实儿子》。

他在1937年开始主持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工业交通部的工作。贝利亚把他带到了莫斯科，让他担任了一个重要职务。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本人早在担任第一副内务人民委员的时候就领导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他让梅尔库洛夫当了自己的副手。梅尔库洛夫马上就被授予了三级国家安全委员的称号，这个称号相当于军队的中将军衔。

当贝利亚在1938年12月17日被任命为人民委员后，梅尔库洛夫当上了第一副人民委员和国家安全总局局长。情报机关。反间谍机关和政治局保卫部门都归他领导。

在瓜分波兰之后，他于1939年秋天去了利沃夫，并亲自领导了揭露和隔离敌对分子的行动，换句话说就是，在西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清洗。1940年春天，有文化的三级国家安全委员梅尔库洛夫直接参与了在卡延森林枪杀被俘波兰军官的准备工作，批准和签署了全部枪决名单，亲自领导了枪杀行动。

战争一开始，犯人就大量涌进了各个劳改营。例如，政府决定要把个人的收音机上交到区执委会。谁不执行这个决定，特别会议就会判他10年徒刑。另一次犯人激增是因为，有人散布了德国人发动进攻和德国人不断取得胜利的“虚假传闻”，有人因“称赞德国的技术”而被捕。

根据国防委员会的决定，特别会议这时被授权决定直至枪决的任何惩处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梅尔库洛夫在自己的圈子里并不是最坏的人。他彬彬有礼，讲话平和，并不大喊大叫。在与自己的职责不相悖的情况下，他会尽量做一个理智的人。

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院士回忆说，苏共中央让党员们阅读了一封关于贝利亚案件的非公开信。虽然不是党员，但萨哈罗夫看了这封信。信中说，贝利亚强迫自己的部下亲手殴打被捕者。只有梅尔库洛夫一个人断然拒绝这样做。贝利亚嘲笑他说：“空谈家！”

梅尔库洛夫在某件事上可以被说服。

在未来的院士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天才的物理学家列夫·达维多维奇·兰道被捕后，彼得·列昂尼多维奇·卡皮察急忙去营救他。梅尔库洛夫接见了卡皮察，并给他看了侦讯材料。兰道被指控犯有各种反苏罪行。

“我保证，兰道再也不会从事反革命活动了”，卡皮察说。

“他是很重要的科学家吗？”梅尔库洛夫问道。

“是的，他是举世闻名的科学家”，卡皮察深信不疑地回答。

兰道被释放了。

1941年2月3日，在内务人民委员部被一分为二那天，梅尔库洛夫被任命为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成为他的第一副手。

情报机关、反间谍机关、秘密政治保安局和侦查部门归梅尔库洛夫领导。民警、消防队、边防军、劳改营管理总局和整个工业部门的工作留给了贝利亚。

半年后的7月20日，在战争已经爆发的情况下，又匆忙把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合并成了一个人民委员部。梅尔库洛夫再次成为贝利亚的第一副手。1943年2月，他获得了一级国家安全委员的称号（相当于大将军衔）。又过了两个月，在1943年4月14日，内务人民委员部再次被分开，梅尔库洛夫又领导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

施蒂尔利茨是否在梅尔库洛夫手下工作过？

可能这只是个传说、神话、美妙的童话，但是许多人，甚至包括非常内行的人，都相信它，认为它是真的。著名的日耳曼学家、教授、历史学博士弗谢沃洛德·德米特里耶维奇·叶若夫对我讲了这件事。

在里加湾岸边，在离拉脱维亚首都不远的尤尔马拉，不太久以前住着一个苏联情报人员。他不仅躲避外人，而且也躲避自己人，因为他不希望有人了解自己。20年代让他打入了纳粹党。他仕途得意，飞黄腾达，参加过党卫军搞的各种行动。美国人在战争末期逮捕了他，并打算作为战犯审判他，我们的人费了很大劲儿才把他救出来。

这个人的事情好像就成了尤利安·谢苗诺夫著名的长篇小说《春天的十七个瞬间》的素材。根据这部小说又拍出了更加著名的一部电影。

不管怎样，这个动人的传说是影片的总学术顾问叶若夫教授讲的。一个叫米申的上将是影片的总顾问。实际上，米申是勃列日涅夫的亲信、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谢苗·库兹米奇·茨维贡的笔名。当茨维贡在场的时候，尤里·安德罗波夫感觉不是很自信。

那么，有过施蒂尔利茨这个人吗？

我非常熟悉和喜爱的、已经辞世的尤利安·谢苗诺维奇·谢苗诺夫写过关于苏联情报人员施蒂尔利茨一伊萨耶夫的一套长篇小说。谢苗诺夫写得非常有说服力，以致于许多人几乎就把施蒂尔利茨当作现实生活中的人物。

尤利安·谢苗诺夫本人说过，施蒂尔利茨的原型之一是著名情报人员诺尔曼·博罗津。他的父亲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20年代曾在中国担任最高政治顾问。

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孔德拉绍夫中将认为，秘密情报机关的创建者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科罗特科夫是原型。

那么，真有施蒂尔利茨这个人吗？更确切地说，这位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和电影中的主人公有自己的原型吗？一位苏联情报人员、俄罗斯人、一级国家安全委员弗谢沃洛德·梅尔库洛夫的部下曾经在纳粹德国身居要职吗？

专家们的意见很明确：没有施蒂尔利获这个人，也不可能有。当然，一个俄罗斯人或俄罗斯化的德意志人可以尝试着冒充德国本地人，但是只能在初次审查前冒充很短一段时间，因为德国人也有人事部门，而且同样警惕性很高。苏联英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在德国人的后方干得相当成功，然而他主要的不是搞情报工作，而是搞破坏活动。他出没于德国各地，欺骗德国人，总能够在受到怀疑之前消失得无影无踪。

身为苏联公民的情报人员不可能在纳粹德国身居要职，因为他会不可避免地被人揭露出真面目。情报机关也不设法去这样做。任务其实在另一个方面：招募愿意为苏联效力的德国人。

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苏联情报机关在德国设立了一个间谍众多的大型情报站。

那为什么苏联在1941年6月22日还会猝不及防呢？

在1936年开始对苏联情报机关进行大规模清洗。在国外工作的情报人员被召回莫斯科。他们被逮捕后，有的遭枪决，有的被送进劳改营。

在军事情报机关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历史学家瓦列里·雅科夫列维奇·科奇克写道，军队情报部领导人在1938年12月向国防人民委员报告：“工农红军实际上失去了情报机关。作为情报机关基础的秘密间谍网几乎被彻底清除掉了。”

战争前夕在红军情报部供职的维塔利·尼科利斯基少将对我说：“在‘图哈切夫斯基案件’后展开的镇压活动沉重打击了军队，使军队到1941年也没能恢复元气。军事情报部门的中央机关到1940年没剩下一位有经验的工作人员。所有的人都被处决了。一些匆忙调来的新提拔的人成了我们的上司，但他们也被频繁地更换。当中央机关的一名军官在莫斯科被捕后，与他联系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情报人员就会自然而然地受到怀疑。起初是不再相信他们的情报，接着就是把他们召回莫斯科并处决。”

可见，给情报机关造成严重损害的不是敌人的反间谍机关，而是自己的上级。

尼科利斯基对我说：“我们比较了解的是欧洲各国领导人的计划，而不是本国政府的意图。与德国缔约和苏联军队开进波兰令军事情报机关感到意外。我们没来得及把全部情报人员从波兰东部各州调往西方，因为我们所有重要的情报人员都在红军向布格河迅速挺进的过程中成了苏联的俘虏。在一场可怕的战争爆发前夕，这对情报机关来说是重大损失。”

尼科利斯基将军接着说：“战争爆发时我们的技术装备很差。无线电台是固定的，很重，只有长期在某个地区工作的间谍才能使用它们。而流动的情报人员则没有能及时保持联系的无线电装备。不过，这可以使他们避免遭到难以躲过的失败。战争爆发后，我们要求长期潜伏的间谍提供大量的情报，这使得他们不得不常常连续几个小时坐在电台前工作。结果测向仪测定了他们的位置，于是他们成了反间谍机关的猎物……”

1941年2月，红军情报部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大型会议。来自各军区的军官们在会上坦率地说：“国家处在战争的边缘，而情报机关完全没有做好战争准备。既没有无线电台和降落伞，也没有适合破坏小组和侦察小组使用的自动武器。”

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派往敌人后方的破坏小组和侦察小组只配备了手枪，因为没有自动武器。

战争头一年夏季的撤退对情报机关来说是致命的。损失了所有的情报站、情报员和报务员。总之，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寻找合适的人，培训报务员。

尼科利斯基回忆说：“我们起初甚至不知道如何找到有这种专业技能的人，因为战前没有这方面的登记资料。培训报务员要花4个月时间，可我们需要每天向德国人的后方派遣小组。战前也没有懂德语的人的登记资料。我们在全国寻找业余无线电报务员、学过德语的语言系和教育系毕业生。”

情报机关也没有自己的适合空投侦察和破坏小组的飞机。直到1943年才建立了第105航空大队，而此前是赶上什么样的飞机，就用什么样的飞机空投这些小组。这导致许多失败和悲剧。有些小组在空中就报销了。

“您如何评价军事情报机关在战争初期的活动？”我问尼科利斯基。

“我们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因为我们利用了德国人那里的混乱状况。占领军司令部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居民登记和建立地方警察局。而我们毕竟是在自己的土地上活动。我们的谍报人员在占领区10次中有9次会得到当地人的帮助。一块面包总会给的，当然，如果他们有的活。在占领区来了德国战地宪兵队和盖世太保之后，在出现了德国人建立的警察局和开始镇压帮助游击队员的人之后，开展工作就变得困难了。”

“侦察小组的损失如此之大，使人不由得产生一些疑问：这些损失合算吗？军队情报机关搞来的这些情报值得让人为它们去冒几乎是必死的风险吗？”

“值得。否则我们就无法作战。有时候达到目的的手段是非常可怕的，然而没有情报机关就无法赢得战斗的胜利……”

斯大林在这关键性的几年里不断改变特工部门的结构。内务人民委员部时而被分成两个机关，其中一个是独立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时而又合并成一个机构。军队的反间谍机关时而隶属于国防人民委员部，时而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时而又重新隶属于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情报机关也未能逃脱接受改组的命运。

尼科利斯基回忆说：“斯大林在1942年底下达了一个命令：‘解散“军队--战线”环节的间谍情报机关，因为此类机关充斥“双重间谍”和奸细，而且其领导人是没有文化的指挥员。将所有情报人员转给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派低级军官去充实部队。’我是在斯大林格勒接到这个命令的。这里已经建立了一条新战线，而且我们费了很大劲儿刚刚为它组建好情报机关，可这个命令让我们的全部工作都白费了。一些集团军和方面军的指挥员纷纷给斯大林写信，请求恢复情报机关。后来终于下达了恢复军队情报机关和建立总参情报部的命令……”

然而，过了很长时间都可以感觉到1942年底对情报机关的打击所带来的后果。被派到部队中去的职业情报人员都在战斗中牺牲了。在新的军官积累经验的时候，谍报人员不断死去，军队得不到十分重要的情报。

斯大林本来挺喜欢情报机关，可是却借叶若夫之手几乎把情报机关彻底毁掉了。驻柏林情报站到1938年仅剩下了3个工作人员。其中一个还不会讲德语。

直到1939年，在梅尔库洛夫领导国家安全总局之后，驻柏林情报站才开始恢复，但是新一代情报人员已不可能取得过去的那种成就。

建立起了一个很大的间谍网，然而谍报人员水平都不高。这样的谍报人员只知道他所供职的部门发生的事情，根本没有能力看透政府领导人的想法和意图，而恰恰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苏联间谍机关得不到来自希特勒身边的第一手情报。莫斯科不知道德国领导人实际上在想什么和说什么，因而常常进行种种推测，结果也常常犯错误。

尽管如此，却还任命梅尔库洛夫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副手波格丹·科布洛夫的弟弟、毫无情报工作经验的阿马亚克·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担任柏林情报站领导人。间谍头子科布洛夫既不懂德语，也不了解德国的情况。

德国反间谍机关发现了这一点，于是把几个能讲俄语的双重间谍陆续成功地安插到了他的身边。这些间谍实际上为帝国安全总局工作。科布洛夫轻易地就上钩了。希特勒也参与了这场很重要的游戏。他亲自审查准备提供给科布港夫的情报。

德国人通过他向斯大林提供了令人放心的情报：德国不打算进攻苏联。梅尔库洛夫把这些情况向斯大林作了汇报。经验丰富的梅尔库洛夫只向上司报告了想从他那里听到的东西，而这些都是十足的假情报。

许多间谍是有左派信仰的人和反法西斯人士，他们认为苏联是与希特勒作斗争的盟友。另外一些间谍则要求拿钱来买情报。工作是按协议进行的，送来的情报越多，得到的钱就越多。结果为假情报花的钱更多一些。

还有一个问题是，莫斯科不能够正确地分析获得的情报。斯大林不相信自己的情报人员的分析能力，更喜欢自己下结论。他要求梅尔库洛夫把间谍报告的原件放到自己的办公桌上。因此，梅尔库洛夫用不着在情报机关中建立情报分析处。

电影《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展现了一个滑稽可笑的画面：情报人员告诉政治家应该做什么。而实际生活中完全相反：政治家们作决定，情报人员为这些决定寻找根据。

在1941年6月22日之前，斯大林及其心腹相信能够与希特勒进行长期合作。因此，在梅尔库洛夫拿来的情报机关特别报告中，斯大林只看他想看到的东西。

几年前，对外情报局突然说，施蒂尔利茨的真正原型是一个叫维利·莱曼的德国人。他是盖世太保成员，自1929年起用布赖滕巴赫这个名字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好像曾把布赖滕巴赫的人事卷宗交给了尤利安·谢苗诺夫，但是建议他把德国人改成俄罗斯人。

事实不是这样。当时布赖滕巴赫的人事卷宗被作为密件，直到不久前才将其解密。尤利安·谢苗诺夫没有怀疑过布赖滕巴赫。

化名布赖滕巴赫的盖世太保成员维利，莱曼确实是地位最高的苏联间谍。他的命运很悲惨。1938年，在斯大林毁掉了苏联设在德国的情报站之后，与布赖滕巴赫的联系中断了。他在两年里根本无法帮助苏联，因为没有人和他接头。关系在1941年初重新接上了，但是因德国进攻苏联又中断了。

在1942年，不知是因为绝望，还是因为愚蠢，竟然把布赖滕巴赫毁掉了。情报机关把一个训练得不到家的间谍空投到了战线的另一边，并把与布赖滕巴赫接头的暗语告诉了他。盖世太保马上就抓住了他。这个人供出了并不是施蒂尔利茨的布赖滕巴赫。

战争爆发前，苏联在德国拥有一个庞大的情报网。在德国空军、外交部、经济部、盖世太保和国防企业中都有它的间谍。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柏林有一个强大的秘密组织，领导这个组织的是后来非常著名的反法西斯人士哈罗·舒尔策一博伊森和阿尔维德·哈尔纳克。他们交际广泛，因而提供了令梅尔库洛夫感到自豪的宝贵情报。

军事情报机关在比利时、荷兰和法国拥有秘密活动小组。

苏联间谍提供了许多情报，尤其是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不过，他们很快就开始遭到逮捕。这常常是由于中央机关犯了错误，而盖世太保恰恰利用了这些错误。与红军情报部一样，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要求及时提供最新的情报，然而联络却是个最薄弱的环节。报务员们常常一工作就是几个小时，因此无线电台被德国人测定了位置，情报人员一个接一个地遭到逮捕。

盖世太保的头子是海因里希·米勒。列昂尼德·布罗涅沃伊在影片《春天的十七个瞬间》中出色地扮演了这个人物。生活中的米勒并不是如此显耀和令人感兴趣的人。他只不过是个业务婉熟的警察，干起事来既有条理，又严肃认真。

我在柏林走过了好像施蒂尔利茨曾经在那里工作过的一条街。德国首都的帝国安全总局大楼没剩下什么，遗留下来的只有已成废墟的当年负责警卫的党卫军分子使用的门房。大楼已经彻底拆掉了，在原址上建起了一座悼念盖世太保的受害者的博物馆。博物馆有地下展室和大量令人毛骨惊然的照片。

现在甚至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德国反间谍机关所在地。虽然德国秘密警察人数不多，特别是与庞大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和除奸部的军事反间谍机关相比显得很小，但它效率很高。

盖世太保在1944年有32000人，战前人数更少。例如，1937年在杜塞尔多夫这个有400万人口的城市，盖世太保的当地分部有291人。在约有100万人口的埃森市，仅有43名盖世太保分子。

盖世太保的情报人员也不是很多，在一座大城市里通常有几十个人。当然，也有一些人自愿做帮手。他们通过向盖世太保告密的手段报复自己的仇人，满足自己的自尊心。

盖世太保的力量并不在于穿黑色制服的人有多少，而在于令人恐惧地感觉到这些人无所不能，无处不在。德国人相信，任何人和任何事都无法避开盖世太保的眼睛。

同苏联一样，纳粹德国也有军事情报机关（帝国军事情报局）、反间谍机关（盖世太保）和隶属于帝国安全总局的政治情报局。帝国军事情报局局长是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政治情报局局长是年轻的党卫军将军瓦尔特·舍伦贝格，奥列格·塔巴科夫在影片《春天的十七个瞬间》中扮演了他。他们两人外表甚至都很像。

德国的军事和政治情报机关比苏联相应的机关小得多。无论是在战前的年代里，还是在战争期间，德国情报机关都没有取得特别值得夸耀的成果。德国人在苏联领土上几乎完全没有间谍组织。德国人曾企图通过空投间谍来弥补这一点，但是没有成功，因为这些人几乎立刻就被抓住了。

反间谍机关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得比情报机关强，直到战争进入尾声双方才打成平手。盖世太保跟踪探出了苏联情报机关的所有秘密情报站，这样就失去了在德国的整个间谍网。不过，苏联情报机关仍继续提供了有价值的情报。梅尔库洛夫的人不是从敌人那里，而是从盟友那里搞到这些情报的。

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讲，施蒂尔利茨既不是德国人，也不是俄国人，而是英国人。不仅如此，英国的施蒂尔利茨还很多。最能干和最成功的人有五个，其中一个人的名字众所周知，这就是金·菲尔比。

长期以来都认为，与菲尔比一起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的还有3个人：他的朋友唐纳德·麦克林、盖伊·伯吉斯和恩托尼·布兰特。麦克林和伯吉斯在1951年被揭露后跑到了苏联，布兰特则决定仍然留在英国。他们这些人共同取代了从未存在过的施蒂尔利茨。

曾领导苏联情报机关招募的英国间谍的对外情报局上校尤里·伊万诺维奇·莫金向我介绍了这个施蒂尔利茨式的群体。莫金本人在情报机关工作了45年。战争期间情报机关得知他略懂英语后，就录用了他。他在英国总共呆了大约10年，第一次从1947年工作到1953年，第二次从1955年工作到1958年。和我见面时他讲了以下情况：“我在工作上与恩托尼·布兰特和盖伊·伯吉斯保持联系，与菲尔比联系得比较少，因为在我的任期内他不在伦敦。他们几个人都是高水平的政治家。他们无需我方的或我本人的指示就知道，什么事情紧迫，什么事情不那么紧迫，什么样的国际政治问题需要加以补充说明，什么样的此类问题不需要这样做。我的干预有时候是有害的。有一次，总部指示就英法关系的某个问题提供有关情报。我问了伯吉斯。他说，情况很复杂，双方有大量的信函往来，最好由他本人写一份简短而又容易明白的材料。我愚蠢地拒绝了，然后要求他把所有文件都拿来。伯吉斯照办了。无论是身居伦敦的我，还是总部的专家们，都弄不出头绪来，最后还是不得不请伯吉斯对情况加以说明……”

战争年代，在英国的苏联间谍提供的情报数量非常多，使得驻英情报站来不及对它们加以处理。许多秘密文件是整皮箱拿来的，于是莫斯科作出决定：首先处理从5个最重要的间谍那里获得的情报。这样就产生了著名的五人小组。

由于时间不够用，情报站还是无法消化所有这些最重要的情报，许多成捆的文件只好原封不动地放在一边。

我对尤里·伊万诺维奇·莫金说：“安全制度可真行，竟然可以从容不迫地从英国外交部大楼里往外拿大量的秘密材料。”

莫金回答说：“英国相信自己的官员，依我看，这样做原则上是对的。五人小组为我们工作这件事纯属历史性的偶然。信任是有效工作的保障……”

菲尔比、伯吉斯、麦克林、布兰特并不是同意为苏联情报机关效力，而是同意参加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在30年代，他们把俄国看作世界革命的堡垒。他们出身于贵族家庭，但是受教于因持马克思主义观点而闻名的一些老师。当年这被视为时髦的事情。

菲尔比是左翼社会党人，一位大学老师使他结识了共产党人。

伯吉斯公开表示自己加入了共产党，并且研究了马克思。据莫金讲，他非常熟悉苏共历史。

布兰特没有炫耀自己的左派观点，他是通过艺术史这门课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他认为，由于缺少文艺复兴时代的那种资助学术和文艺事业的人，当代的艺术正在衰亡。市场关系是艺术的杀手，只有社会主义国家的补贴才能挽救艺术……·

麦克林是英国某届政府中一位部长的儿子。他是在亲身感受到苏格兰工人的困难处境，崇尚民族主义，热衷于宣传和慈善活动的情况下接受共产主义的。

他们在战前帮助了俄国，因为他们相信，俄国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惟一堡垒。当战争爆发后，他们认为自己有义务帮助我们。尽管如此，他们一点也不赞赏苏联所发生的一切，尤其是认为我们的对外政策根本不对头。

尤里·莫金说：“菲尔比具有准确无误地分析任何问题和提出惟一正确的解决办法的能力。他靠这一点提高了自己在情报机关中的地位。不管交给他什么样的任务，总会取得圆满结果。我认为，菲尔比一生中没有犯过一个错误。他有一次实际上已被捉住，但还是逃脱了。”

“五人小组为什么会失败？”

“美国人破译了苏联情报机关的电报。他们通过分析电报内容确定了苏联间谍的身份。这个人就是英国外交部美国处处长唐纳德·麦克林。此前麦克林是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他负责的工作包括英美两国在研制原子弹方面的合作……”

美国人是如何破译苏联的无线电报的？

1944年，美国战略勤务局从芬兰人那里得到了一个他们从战场上捡来的烧得半焦的苏联密码本。美国国务卿爱德华·斯退丁纽斯认为不能对盟友搞间谍活动，于是命令把密码本还给俄国人，但美国情报人员把它复制了下来。国家安全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没有料到他的部门很快将遭到什么样的打击。

战后这个密码本也帮助破译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与华盛顿和纽约的情报站之间往来的电报。据认为，苏联设在纽约的情报站也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两次使用一次性的密码表。不管怎么说，破译电报很快就导致了一系列重大失败。

首先被揭露的是唐纳德·麦克林。他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已被任命为英国外交部某司司长。他在伦敦有良好的人际关系，这恐怕与他父亲曾担任部长有关。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问尤里·莫金。

“菲尔比此时在美国担任与中央情报局打交道的联络官。他利用职务之便得知了这件事，于是派伯吉斯去了伦敦，目的是抢先通知苏联情报站和麦克林本人。”

“那时作出了把麦克林弄到苏联的决定？”

“麦克林马上就警告伯吉斯说：‘如果我被捕，我会招供。’麦克林表现出了神经紧张状态。他不得不接受了治疗酒精中毒的一个疗程。可见，应该让麦克林离开英国，但是没能下决心让他一个人走。他要途经巴黎，而他最浪漫的回忆恰恰与这座城市有关。大家担心他到了巴黎会喝醉。一旦喝醉，他就会被抓。总之，最后让伯吉斯跟他一起走了。”

不服管的和怪僻的伯吉斯与喜怒无常的和总感到痛苦的麦克林的消失，害了菲尔比和布兰特。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好朋友，因此首先怀疑他们从事了间谍活动。

强迫菲尔比离开了情报机关，但是他在英国又呆了好几年。布兰特拒绝逃往莫斯科。他向当局承认曾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但是直到自己非常喜爱的伯吉斯去世后才讲出了细节。

“在清教徒式的莫斯科如何对待有同性恋嗜好的伯吉斯呢？”

“向他说明了，在这方面我国有严格的法律，如有不轨行为，将不得不执行法律。不过，他不知怎么就没了这个毛病。他这个人只能生活在伦敦。一到晚上，大约7点左右，他就非得去酒馆不可……他无法在莫斯科生活。伯吉斯是个容易激动的无赖。我记得，休假期间他在爱尔兰开车轧死了一个人，但他从麻烦中脱了身，因为他到处都有一大帮朋友。这个人到哪儿都是用脚把门踢开，在英国人们原谅他的一切……”

在苏联新闻界，首先提到1951年跑到莫斯科的唐纳德·麦克林和盖伊·伯吉斯名字的是《新时代》周刊。

1953年第40期的（新时代》周刊在“回击假消息和诽谤”的栏目下刊登了一篇未署名的短文。文章写道，有人硬说，叫什么伯吉斯和麦克林的人跑到莫斯科来了，甚至唐纳德·麦克林的妻子梅林达也随后跑来了。文章称散布这些言论的人是“冷战骑士和资本主义报刊的骗子”。

《新时代》周刊写道，这则报道“在我们编辑部引起哄堂大笑，因为大家听了西方报刊尖声刺耳的故事才知道有伯吉斯和麦克林这两个人”。

英国认为苏联领导人又搞了一个宣传上的把戏，并猜测其用意，结果弄错了。

关于伯吉斯和麦克林的文章是编辑部主动写的，其实杂志社里没人知道提到的人是谁。在各种问题上回击西方的习惯使这些新闻工作者陷入了窘境。在杂志出版后的第二天，斯大林死后重任外交部长的莫洛托夫就怒气冲冲地给主编打来电话：“谁委托您发表这样的言论了？”

直到1956年，莫斯科才正式承认盖伊·伯吉斯和唐纳德·麦克林在苏联避难，但是又在很长时间里否认他们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

盖伊·伯吉斯是苏联情报机关在英国的优秀间谍中最不幸的一位。他在莫斯科得到了一本写着吉姆·安德烈耶维奇·埃利奥特这个名字的护照。他过不惯苏联的生活，请求国家安全委员会允许他回英国，但没人愿意出现这种情况。他在莫斯科过了不长时间就死了，可以说是忧郁而死。

性格比较内向的唐纳德·唐纳多维奇·麦克林没有向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人提出这种天真的请求。他在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写了一些书，对社会主义的现实略表了愤怒之情。

金·菲尔比是天生的情报人员。他自1939年起在英国情报机关工作，并且官运亨通。与自己的几位同事不同，他不是同性恋者，并且隐瞒了共产主义信仰，如果他有这种信仰的话。毫无疑问，他对自己牵着英美两大情报机关鼻子走的角色感到满足，同时珍视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他的赞扬。

他在1945年达到了自己事业的顶峰，出任了英国秘密情报部门以苏联为工作对象的某处处长。菲尔比把那些年经英国情报机关同意准备派往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间谍的名字都交给了莫斯科。这大概涉及到数百人，这些人都被抓住并枪毙了。菲尔比在谈到此事的时候不大客气地挥了挥手说：“在战争时期就得这么办。”

菲尔比知道，即使身份暴露，他本人也没有死刑的危险，因为英国在和平时期不处决间谍。

苏联设在土耳其的情报站一个叫康斯坦丁·沃尔科夫的工作人员会见了英国领事，提出了政治避难的请求，同时许诺作为交换条件可提供3个苏联高级间谍的名字，其中两人在英国外交部工作，第3个人在情报机关工作。当出现这一情况时，菲尔比第一次遇到了现实的威胁。

优柔寡断又作不了主的领事向伦敦请示：拿这个人怎么办？

从伊斯坦布尔发来的电报放到了金·菲尔比的办公桌上，于是他向自己的苏联联系人通报了电报内容。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立即把沃尔科夫押回了莫斯科。不难想象他的命运将会如何……

善待自己的同胞的英国政府在伯吉斯和麦克林出逃后仍坚持了菲尔比无罪的观点。，对菲尔比进行了多次审问。特工机关明白，他是个间谍，但是反间谍人员又找不到他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的证据，而没有证据在英国是不能进行审判的。

菲尔比的勇敢、冷静、机智和职业才干令人充满敬意。然而有趣的是，他拒绝为非常尊重人权的国家服务，而却终生为不去寻找罪证就枪毙人的国家服务。

经过长时间的调查，英国外交大臣哈罗德·麦克米伦这位真正的绅士于1955年秋天在下院说，菲尔比认真负责和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出卖了英国的利益。

菲尔比被允许到黎巴嫩去当记者。当反间谍机关在1962年又对他发生了兴趣的时候，他便从黎巴嫩逃往莫斯科。在莫斯科他受到很好的接待，还授予了他勋章，但是没有让他接触实际工作。他希望能坐在苏联情报机关总部里当总顾问，但他的梦想破灭了。与所有叛逃者一样，已经没有人需要他。不仅如此，在国家安全机关里并非所有的人都信任他。警惕性特别高的人认为，他在欺骗国家安全委员会，他仍然忠于英国。

不管怎样，他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监视，在他的住所里安装了窃听装置。无事可做和不能玩自己所喜爱的间谍游戏对菲尔比来说是非常难以忍受的考验。每当绝望的情绪难以抑制时，他就想自杀。

直到最后几年才给他找了事做：他开始给情报学校准备派往英国工作的学员讲课。在1977年曾允许他去苏联情报机关在亚谢涅沃的总部，为的是让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总局的机关大会上讲话。

菲尔比的第3个妻子埃列奥诺拉跟着他来到了莫斯科。她在回忆录中写道，菲尔比以前酒喝得很多，并且“从患有阳萎的唐纳德·麦克林那里夺回了妻子”。菲尔比与埃列奥诺拉也是离婚后又复婚的。这次婚姻是成功的，并且给他的晚年增加了一些光彩。

第4位苏联间谍恩托尼·布兰特是英国最著名的艺术理论家之一、皇家美术馆的保管员。他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更好一些。他与英国反间谍机关进行了合作，讲了许多情况，因此他留在了祖国并继续享受自由。

恩托尼·布兰特坦白地说：“把英国反间谍机关每个工作人员的名字告诉俄国人令我感到极大的满足。”他从194D年起在反间谍机关供职，有段时间曾在盟国联合部队司令部任联络官。他于1945年在战败的德国执行过皇家的特别任务，此后就成了皇家美术馆的保管员。

恩托尼·布兰特是个举止文雅、扭力十足、学识渊博的人。他懂5国语言，而且不光搞艺术，他在剑桥大学获得的第一个学位是数学方面的学位。

布兰特在1956年被赐予贵族封号，尽管那时已经怀疑他搞间谍活动。他在1964年承认曾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作为交换条件对他免予处罚。政府认为尚未掌握进行刑事追诉的足够罪证，因此许诺把他的供词作为秘密，不妨碍他从事艺术理论工作。

献身艺术使布兰特取得了非常高的社会地位，所以他既不想跑到莫斯科去，也不想坐牢。

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在1979年被迫承认，政府了解布兰特的间谍活动。他被剥夺了贵族身分……

战争年代苏联情报机关的4位优秀间谍的命运就是这样。后来有人开始说，四人小组实际上是五人小组。第5个间谍向莫斯科传送了学会破译德国密码的英国人截获的情报。

战争期间，德国人用的是在瑞士购买的“谜语”密码机。为法国情报机关工作的德国人汉斯·蒂洛·施密特首先向英国人提供了关于这种机器的构造的情报。

参加安装“谜语” 密码机的一位波兰工程师在1938年复原了密码机的结构。波兰人最先开始破译德国人的密码。1939年9月战败后，波兰人把全部研究成果都给了英国人。波兰间谍把“谜语”密码机弄到了英国。英国解码员看了5年半德国最机密的文件。

英国人明白，他们发现了一个金矿，因此竭尽全力不让德国人知道敌人在阅读他们的密码电报。在利用截获的情报之前，英国人每次都精心考虑如何为自己消息灵通找到理由，因此德国人一点也没有起疑心。

一些历史学家说，有人事先向温斯顿·丘吉尔首相报告，德国人打算轰炸考文垂，但是他不准采取保卫城市的补充措施，目的是让德国人猜不到任何事情。考文垂就这样被夷为了平地。

出于同样的原因，英国人只把自己截获的一小部分情报转给斯大林。其实，莫斯科并不为此发愁，因为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几乎把英国人搞到的一切都呈报给了斯大林。

尤里·莫金在1992年对我说：“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大会战前夕，第5位间谍向我们提供了关于德国师的数量和新型虎式坦克装甲厚度的情报。这份情报在会战开始前3个且就送到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

“这是五人小组中的一员吗？”

“是的，是第5位间谍。目前我还不能说出他的名字。”

“那这可能是战争期间在英国无线电截收和解码中心工作的约翰·凯伦克罗斯，”我推测道，“凯伦克罗斯在1991年底承认自己是第5个人。”

“他怎么会知道第5个人是不是他？只有我知道第5个人，”尤里·莫金回答我的时候咧着嘴笑。

凯伦克罗斯当时说：“如果人们认为我是第5个人。那可能就是这么回事。”这个工人家庭出身的苏格兰人考进了剑桥大学，上学期间也没有隐瞒自己的共产主义观点。

凯伦克罗斯早在1951年就遭到怀疑，当时警察在盖伊·伯吉斯位于伦敦的寓所里发现了财政部的文件。凯伦克罗斯承认，他与伯吉斯共同使用一些资料，但不是秘密资料。

英国情报机关多年来一直试图搞清楚，到底谁是第5个间谍。投奔了英国人的前对外情报局上校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揭开了这个谜。

当英国报纸报道此事的时候，约翰·凯伦克罗斯感到十分震惊。他以为人们已经把他忘了。在1964年向反间谍机关军情5处承认了自己的罪过之后，他与当局约定保持沉默。虽然不想毁约，但是他不得不开口说话。

他介绍说，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大会战前夕，他向莫斯科提供了关于将参与进攻的德国部队的大量情报。凯伦克罗斯甚至认为他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因为他帮助俄国人在普罗霍罗夫卡郊外赢得了坦克大战。

尤里·莫金有些苦恼地说，为此仅奖给凯伦克罗斯一枚红星勋章。

“我们不懂得珍重人才……”莫金抱怨道。

梅尔库洛夫没对任何人讲关于库尔斯克弧形地带大会战备战情况的如此准确的情报从何而来。根据人民委员的命令，让军人了解了这个情报，对他们说情报是从游击队员那里得到的。

关于德国武器装备的情报不是凯伦克罗斯报告给莫斯科的惟一内容。据莫金讲，关于英国人和美国人研制原子弹情况的第一批情报，也来自凯伦克罗斯。他不太愿意回忆这个情况，因为这已经不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斗争，而是纯粹的间谍活动。·

凯伦克罗斯从1937年到1951年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在这期间，他先后在英国外交部、财政部、某内阁成员的秘书处、译解密码机构和情报机关工作。

人们称他是第5个人，不过据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讲，根据所起的重要作用，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被称作第一人。这一点让凯伦克罗斯感到生气。他不愿与菲尔比、麦克林、伯吉斯和布兰特为伍。他不喜欢这些人，称这些人是假绅士和贵族。

菲尔比等人不是为钱而工作，他们拒绝拿钱。凯伦克罗斯没有拒绝拿钱。他完全不希望自己被人称为首批核间谍之一。

凯伦克罗斯临死前写了一本书，以洗涮自己为钱而搞间谍活动的名声。他认为，自己只是为了战胜共同的敌人纳粹德国才向苏联这个盟国提供了一些机密。他写道，他不是共产党人，并且与莫斯科保持了距离，因为他了解共产主义的一些罪行。那他为什么不拒绝与苏联情报机关合作呢？可能是因为苏联情报机关给了他可观的钱。

在五人小组败露之前，约翰·凯伦克罗斯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了14年。莫金上校说，出事后莫斯科下了一道命令：给他一笔钱，就此断绝往来。约翰·凯伦克罗斯不得不离开了英国。他先后寄居在不同的国度，在一些国际人道主义组织里工作，好像生活得很清苦。不过，他没有请求来苏联……这一切发生在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卸任国家安全部长之后。

小说《春天的十七个瞬间》中的一个情节尤利安·谢苗诺夫取自两卷本的书信集。这个集子汇集了战争年代斯大林与丘吉尔、罗斯福和后来接替他的杜鲁门这些盟友之间往来的信件。

斯大林在战争进入尾声时担心德国人与美国人和英国人达成协议，在西部战线投降，然后把所有部队调往东部战线与红军作战。

这样的单独谈判确实进行过。英国人和美国人于1945年3月就法西斯德国驻意大利部队的投降问题开始与德国统帅部进行谈判，同时拒绝让苏联代表参加这一谈判。美国情报机关的间谍头子艾伦·杜勒斯在瑞士与第三帝国的高级官员进行了谈判。

律师出身的中央情报局未来的局长艾伦·杜勒斯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是美国情报机关驻瑞士的间谍。他喜欢对人讲，有一次他收到一个俄国侨民的便函，其中建议见面谈一谈。他认为这个人是没什么前途的政治家，于是没答应见面。这个侨民的名字叫列宁……

得知杜勒斯进行谈判一事后，斯大林怀疑美国人背着他与德国人搞交易，因此很气愤。然而，这不是一个反对俄国的阴谋。美国人希望在意大利采取行动时避免损失。

收到斯大林的信函后，美国新总统哈里·杜鲁门命令停止一切谈判，以免激怒俄国人。不过后来找到了一个聪明的解决办法。4月28日在苏联代表在场的情况下签署了德国驻意大利北部部队的投降书。

尤利安·谢苗诺夫在写《春天的十七个瞬间》这部小说以及后来写同名电影剧本时，对苏联情报机关在纳粹德国的工作了解得不多。没有让他接触秘密文件，其实他也不需要这些文件。他想出来的东西比生活中真实的东西还要好。

尤利安·谢苗诺夫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拍摄了电影的塔季扬娜·利奥兹诺娃则是一位毫不逊色的导演。人们相信有施蒂尔利茨这个人。对施蒂尔利茨的爱戴和赞赏无形中被情报机关得到了。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判断情报机关是否应该得到人们的爱戴和赞赏。

猎杀弗拉索夫将军

在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第二次领导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之后，给了他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干掉投靠了德国人的前红军中将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弗拉索夫。

第2突击集团军司令弗拉索夫于1942年7月13日被俘。德国广播电台的这则消息没有使莫斯科产生特别的感受，因为他远不是惟一被俘的将军。当德国人开始在红军驻地上空抛撒印有弗拉索夫呼吁书的传单，并且查明这位将军已经站到希特勒一边的时候，莫斯科开始感到不安。关于弗拉索夫将军调转枪口反对苏维埃政权并利用战俘组建自己的军队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各条战线，引发了各种议论，变节者开始被人视为危险的敌人。

军队里都知道弗拉索夫这个人。他屡次得到嘉奖、提升和赞扬。

弗拉索夫给赫鲁晓夫留下的印象是镇静自若，勇敢无畏，了解局势。在1941年不幸的日子里，当人们觉得一切都完了的时候，他使周围的人产生了信心。身为前线军事委员会成员的赫鲁晓夫和西南方面军司令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基尔波诺斯上将委任他指挥守卫基辅的集团军。

基辅没有守住，但是他的责任比别人小。另外，他在莫斯科郊外的战斗中表现突出。

1941年冬天，在莫斯科郊外的反攻结束后，伊利亚·爱伦堡去了在莫斯科保卫战中起了重要作用的第20集团军的驻地。爱伦堡在《红星报》上写道：“战士们亲切地和信任地看着自己的指挥员，因为弗拉索夫的名字与进攻紧密联系在一起。将军身高1米90，有苏沃洛夫那样出众的口才。”

彼得·格里戈连科将军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1940年令人难忘。《红星报》没有一天不报道弗拉索夫指挥的第99师。他的射击训练搞得非常好。人们纷纷到他那里学习射击方面的经验。我同这些人进行了交谈，他们都讲了令人赞叹的事。我再次听到弗拉索夫的名字是在  1941年11月……人们又像谈论杰出的军事首长那样谈论起他。”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弗拉索夫的战友当中寻找突破口，希望他们当中有人能同意帮助干掉前集团军司令。自称将军的格奥尔基·尼古拉耶维奇·日连科夫是与弗拉索夫关系密切的人之一。他在红军中做政治工作，官衔是旅政委，是第32集团军军事委员会成员，于1941年10月失踪，实际上是当了俘虏。

很快就查明，日连科夫战前是莫斯科州罗斯托卡区委书记。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决定招募日连科夫并在他的帮助下杀死弗拉索夫。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亲自批准了行动计划。

《绝密报》1996年刊登了国家安全机关的一些档案文件，这些文件均涉及惩处弗拉索夫的种种尝试。

国家安全人员找到了日连科夫的妻子，强迫她给丈夫写了一封信。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一个行动小组带着这封信来到了普斯科夫地区。家信是要向日连科夫证明，他的家庭还没有受到惩罚，家庭能否平安无事取决于他的行动。如果他帮助干掉弗拉索夫，他就可以得到原谅。

梅尔库洛夫命令利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被占领地区的一切条件来干掉弗拉索夫。在相关的文件中弗拉索夫被称为沃龙。

曾在投靠弗拉索夫的人当中寻找愿意为了祈求宽恕自己的罪过而帮助干掉大叛徒的人。一旦找到这样的人，就命令他们去研究弗拉索夫身边的人、他的行动路线、他的保卫系统的弱点。

然而，梅尔库洛夫到底还是没能干成谋杀弗拉索夫这件事。即使干掉了弗拉索夫将军，也改变不了什么。许多俄罗斯人不是为了弗拉索夫才穿上缀有俄罗斯解放军标志的德国军服。但是，梅尔库洛夫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不敢分析苏联人投靠希特勒的真正原因。

战争期间有524万苏联士兵被德国人俘虏，其中380万是在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月里被俘的。这是个骇人听闻的数字。苏联士兵在1941年夏天陷入了善于使用坦克部队和摩托化部队的德国将军们精心策划和组织的重重包围圈。

斯大林反对作俘虏的行为。在苏联没有“战俘” 的概念，只有“逃兵、祖国的叛徒和人民的敌人” 的概念。斯大林在1941年8月16日签发的第270号命令，要求红军战士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到最后一个人，不作俘虏。指挥官被授权枪毙敢于为避兔一死而当俘虏的人。

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58条允许将被俘红军战士的家属交法庭审判，允许将这些家属流放到西伯利亚。换句话说，斯大林要求因自己的错误和罪过而陷入包围圈的数百万红军战士宁死不作俘虏。

按照命令起草者的想法，这种残酷的命令会阻止作俘虏的事情发生，但实际上却导致了相反的结果。被俘的人不敢回到把他们视为叛徒的祖国。他们在1945年从德国战俘营转入苏联战俘营这件事便可证明，他们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

德国人把俘虏分成几类。中亚各民族和高加索地区的军人以及哥萨克受到优待，德国人马上决定把他们拉到自己一边。

在1941年就已经有几十万俄罗斯人为德国军队服务。他们被称为“志愿帮手”，穿没有识别标志的德国制服，当司机和机械师。后来出现了由俄罗斯人组成的警卫部队和警察营。

为什么大量的俄罗斯人帮助德国军队与俄国作战？许多历史学家和作家战后几十年来一直试图弄明白这个异常现象的原因。

为解放俄罗斯各族人民而斗争联盟这个侨民组织于1982年在加拿大举行了第9次代表大会。一位作报告的人说：“这是解放运动的继续，这是我国人民对篡夺人民政权、血腥镇压历次人民起义、强制实行集体化、进行大大小小的清洗活动、建立数以千计的监狱和集中营、数百万人遭枪决和被折磨致死、践踏人的各种自由、使俄国各族人民处于赤贫和半饥半饱状态作出的回答。人民不愿维护苏维埃政权的所有这些“善举”……俄国人民奋起同可恶的苏维埃政权作战。”

这番话慷慨激昂有余，实事求是不足。真实情况是相当错综复杂的。

据最新统计，有250万苏联军人在德国俘虏营中死亡。

不太倾向于把苏联战俘大量死亡归罪于法西斯军队的德国军事历史学家约阿希姆·霍夫曼写道：“士兵们被俘时身体极度虚弱。战斗期间，他们有时候6-8天没有东西吃。中部集团军群后方地区司令的军需官在1941年12月8日写道：‘甚至在向他们提供充足的食物的情况下，他们也没有能力进食。几乎所有的战俘营都报告说，很多战俘在第一次进食后就失去了知觉，然后就死了。”’

这种说法很可疑。德国人对待俘虏极其残忍，到后来他们才对某几类人稍微宽松一些。

霍夫曼指出，大批战俘享有“特别优待的饮食和居住条件，确切地说是中亚各民族和高加索地区的军人这些非俄罗斯族人以及哥萨克。他们全都可以作为‘享有充分权利的士兵’加入德国军队，并且为他们规定了德国饮食标准。”

描写苏联战俘命运的《最后的秘密》一书的作者、英国人尼古拉斯·贝特尔说：“除了自愿站在纳粹分子一边作战的人外，绝大多数苏联公民是在饥饿、异常繁重的工作和死亡威胁的影响下穿上德国军服的……很难拒绝在德国的劳动营里工作，因为那里的饮食和生活条件好一些……他们帮助收获庄稼或者筑路……然而，一旦俄罗斯人同意为敌人工作，他就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迫使他与德国的军事机器进行更密切的合作只是时间问题……俄罗斯人常常面临痛苦的选择：或者站到德国人一边，或者被就地枪决。”

侨民组织人民劳动联盟的前领导人之一尤里·奇卡尔列耶夫指出，战俘们不相信红军会取得胜利。他说：

“战俘们在户外的铁丝网旁无休止地交谈，讨论今后的前途，议论德国人战胜斯大林后俄国的命运，但主要还是考虑如何逃出战俘营，因为呆在战俘营几乎是必死无疑……

“后来传说要从战俘里招志愿者组建德国军队的辅助兵团。当然，出于各种动机，几乎所有的人都想去当‘志愿者’。

“不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以未来的人民劳动联盟主席弗拉基米尔·波列姆斯基为首的‘帝国东方部委员会’出现在战俘营为占领区行政当局招募人员，必然引起骚动，点燃有可能生存下去的希望。

“志愿者被带进一个房间。在那里波列姆斯基与他们和颜悦色地交谈，提出各种问题，同时根据回答的内容在一份名单的名字上面做一些记号。候选人都屏息猜测他们的名字上方那些记号是什么意思，因为波列姆斯基做的这些记号意味着生与死。”

对弗拉索夫本人来讲，当初促使他与德国人合作的原因多半就是想活下去。当然，他在有了政治角色之后说的是另一番话：“难道流更多的血不是犯罪吗？难道俄罗斯民族的主要敌人不是布尔什维主义和斯大林吗？难道奋起反对斯大林及其同伙不是每个俄罗斯人首要的神圣义务吗？在有丛林和沼泽的那个地方，我终于得出了结论：我的义务是动员俄罗斯民族投人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和建设新俄国的斗争。”

当他还在指挥沃尔霍夫方面军必遭灭亡的第2突击集团军的时候，这些想法未必会进入他的脑海。德国第38军的翻译克劳斯·佩尔豪描述了弗拉索夫被俘的情况。

佩尔豪回忆说：“弗拉索夫在路上问，在德国人看来，他这样的将军是否会被枪毙。施韦尔特纳大尉回答说，对于率领自己的部队战斗到最后一分钟的将军来说，被俘并不是耻辱。”

如果弗拉索夫是主动投降作俘虏，以便同斯大林进行斗争，他大概不会提出这种问题……自己的全部想法他是在进了收容被俘的军官和将军的战俘营后才酝酿成熟的。战俘营的管理人员对将军们表现出了一些敬意，但这里的生活毕竟难以忍受，而且前途莫测。在弗拉索夫被俘后，军事上的成功开始青睐德国人。战俘营不断补充新的俘虏，营中的人都觉得红军被歼灭看来是不可避免了。

很难在某个方面指责战俘，因为他们是在德国人的战俘营中快被饿死的情况下选择了生路，对德国的招募者说出了“同意”二字。弗拉索夫得出的答案是红军完了。他认为，与其被围在关押高级军官和将军的战俘营的铁丝网后面，不如开始新的生活。

弗拉索夫中将在自己那封题为《我为什么走上了与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的道路》的公开信中写道：

“我呼吁所有的俄罗斯人奋起反对斯大林及其同伙，投人建设没有布尔什维克和资本家的新俄国的斗争。我认为有义务把自己的行动解释清楚……我在红军中服役24年。我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集团军司令和方面军副司令。我曾荣获列宁勋章、红旗勋章……从1930年起我成为联共（布）的一员……

“我看到，在布尔什维克取得胜利后，俄国人民没有得到他们在国内战争期间为之奋斗的任何东西。我看到，俄国工人生活艰难，农民在强制下人了集体农庄，未经侦查和审理就被捕的数百万俄罗斯人失踪了……

“政治委员制度瓦解了红军。不负责的表现、监视行为和特务活动使指挥员成了身着便服或军服的党务官员手中的玩物……成千上万的优秀指挥员，其中包括一些元帅，被逮捕和枪决了，或者被关进集中营并永久地消失了。不仅军队中迷漫着恐怖气氛，而且全国人民都生活在恐怖之中……

“我看到，战争打输是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个原因是，俄国人民不愿保卫布尔什维克政权和建立起来的暴力制度。第二个原因是，不负责任地指挥军队……

“我得出的结论是，我有义务呼吁俄国人民进行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斗争，进行为俄国人民谋求和平的斗争，进行制止俄国人民不需要的流血战争的斗争，进行建设每个俄罗斯人都会感到幸福的新俄罗斯的斗争……

“俄国人民的利益一贯与德国人民的利益和欧洲各国人民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布尔什维主义用一堵不可逾越的高墙把俄国人民与欧洲隔开……俄国人民应该与德国人民联合起来摧毁这堵仇恨和不信任的墙。俄国人民应该在与德国结盟和合作的情况下建设好幸福的新祖国，使祖国成为平等和自由的欧洲各国人民大家庭的一员……”

应该指出，只有仇恨共产党人和苏维埃政权的一小部分俄国侨民认为可以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和德国军队进行合作。

德国人不希望俄国在欧洲存在下去。希特勒一再说：“我不希望与俄国人有任何共同之处……我们关心的是别让这些俄国人繁殖得过多，因为我们计划有朝一日让所有这些以前被视为俄国所有的土地全都住上德国人。”

对希特勒来讲，俄国就像是能够传染并毁灭整个西方世界的鼠疫。他说：“俄国人或捷克人将会怎么样，我完全不感兴趣……如果1万名俄国娘儿们在挖反坦克壕沟的时候累死了，那么令我感兴趣的只是德国所需要的这条壕沟挖好了没有。”

德国的所有宣传部门都在塑造俄国和俄罗斯人的丑恶形象。根据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指示，于1942年4月在柏林举办了题为《苏联的天堂》的展览。这个展览旨在把俄国人的生活描绘成原始而赤贫的生活。德国宣传部在展览结束后出了一大本画册，并向德国发行。

俄国士兵被描绘成没有情感和智力的动物。按照宣传部的指示，各报都报道迅速东进的德国士兵对俄国穷困的生活条件作出的反应。

俄国人的顽强抵抗激怒了戈培尔。他一气之下称俄国人是老鼠：“老鼠比家畜更适应搏斗，因为它们的生活条件极为恶劣，为了生存下去它们必须会搏斗。”

受希姆莱的委托，党卫军总部于1943年春天出版了一本描写俄国人的小册子，书名叫《不完全人》。计划拿这个小册子作为东部战线德国士兵的教科书。

出版这个小册子的目的是，把俄国人塑造成应当加以消灭的蒙古人种怪物。小册子中说：“在生物学上似乎确认了这样的生物--不完全人。然而，它是另一种可怕的生物，虽然有像人一样的面容，但是在精神方面比动物还低级。”

希特勒不相信俄国人会在了解纳粹分子针对俄国的计划的情况下真诚地为纳粹德国服务。党卫军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在对身边的人提到弗拉索夫投靠德国人这件事的时候说，弗拉索夫是“蠢猪和叛徒”。

当弗拉索夫将军于1943年在被占领的普斯科夫首次公开发表讲话后，凯特尔元帅下达了一个严厉的命令：

“鉴于被俘的俄国将军弗拉索夫在未经元首批准和我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外出，并发表未经审定的厚颜无耻的讲话，兹命令立即将俄国将军弗拉索夫转人战俘营严加看管，不得让他离开这个战俘营。

“元首不想再听到弗拉索夫的名字。今后如果形势需要，这个名字可以用于纯粹的宣传目的。即使如此，需要的也只是名字，而不是弗拉索夫将军本人。如果弗拉索夫将军要在某地再一次亲自发表讲话，应该把他交给国家秘密警察，使他不能为害。”

希特勒确实不想听到弗拉索夫的名字和其他任何表示要为他效劳的俄国人的名字。希特勒说得十分明确：利用俄国战俘搞宣传怎么干都行，“但有个条件，那就是不要从中得出任何实际结论，更主要的是，不要造成一种不适当的情绪。令人遗憾的是，我已经在某些人身上发现了这种情绪……我可以讲，我们永远不会建立一支俄国人的军队，这是异想天开……我们只需要在德国做工的俄国人”。

而认为自己是俄国民族主义者的人民劳动联盟的许多领导人继续与德国人合作。很典型的一件事是，斯大林与希特勒在1939年缔约使人民劳动联盟感到愤怒。然而，该联盟不是生斯大林的气，而是生希特勒的气。人民劳动联盟机关报《为了俄国》在题为《联盟的任务、工作和目标》的编辑部文章中写道：“我们欢迎世界上出现社会改革阵营--法西斯主义。然而，它因与马克思主义结盟而损害了自己的名誉，同时暴露了自己思想上的不成熟。”

6月22日，希特勒克服了自己的不成熟，人民劳动联盟成员则拿着占领区行政当局的介绍信去了俄国。他们在戈培尔的宣传部、德军总司令部宣传处和管理苏联被占地区的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的东方部等机构里工作。

可能他们真的以为自己是俄国的拯救者，但他们接受了纳粹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做法，他们并不厌恶法西斯主义，他们赞成国家社会主义的某些思想。1944年11月18日在柏林举行了成立俄国各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隆重晚会。最引人注目的是弗拉索夫集团军的军官德米特里耶夫的发言。他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和布尔什维克的整个宣传将会竭力诋毁我们，把我们描绘成德国军队毫无思想的仆从。然而，我们泰然自若。我们不是德国的仆从，也不想当德国的仆从。我们是德国的盟友。我们为完成自己的民族任务，为实现我国人民的设想，为建设自由独立的祖国而投身于斗争。”

弗拉索夫集团军司令部的神职人员、深受感动的大司祭亚历山大·基谢廖夫写道：“大厅里爆发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这使得德米特里耶夫长时间没法继续发言。很多人都流下了热泪。这是显示崇高的和罕见的爱国主义热情的时刻。俄国运动一下子就超越了德国人想用来限制它的那些框框。”

大司祭基谢廖夫没有想到，无论当纳粹德国的仆从，还是当它的盟友，都是可耻的……不过，恬不知耻的走狗得到的宽容很可能会比主动充当希特勒盟友的人多一些。

直到第三帝国生存的最后几个月里，柏林才做了应付各种情况的准备。1944年9月16日与党卫军头子希姆莱会面后，弗拉索夫被允许组建自己的军队。

希特勒于1945年1月28日任命弗拉索夫将军为俄国武装力量总司令。俄罗斯解放军获得了盟国军队的地位，但其行动要听德国军队指挥。

1945年1月18日，由外交部副部长代表的大德意志帝国政府与俄国各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弗拉索夫中将在隆重的气氛中签订了一个协议。第三帝国在这个协议中表示，准备向该委员会提供必要的资金。

弗拉索夫希望把委员会变成一个流亡政府。他甚至好像使数百万半饥半饱的战俘和“东部工人”的处境得到了改善。弗拉索夫将军的一个战友写道：“战俘营中的死亡率大大下降了，战俘们从1943年起有了活下来的机会。”

当时甚至戈培尔也认为，继续把俄国人描绘成“不完全人”在宣传上是愚蠢的，比较明智的做法是千方百计地鼓励俄罗斯民族主义。他的新闻电影工作者于1944年开始令德国观众惊讶地在新闻影片中展示“英勇的弗拉索夫将军”。

约瑟夫·戈培尔于1945年春天在日记中写道：“中午我与弗拉索夫将军进行了一次内容详尽的谈话。弗拉索夫将军是一位知识十分渊博和精力充沛的俄国军事长官，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认为，只有在摆脱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和掌握类似德国人民奉行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情况下，俄国才有可能得救。”

霍夫曼说，到1943年中期，德国军队中有90个俄罗斯营。140个人数上相当于团的分队、90个野战营和其他一些小分队。它们被用来对付游击队员。在德国军队中还有大约40万至60万为德军服务的志愿者。

德国统帅部指挥着几支大部队--第一哥萨克师、几个哥萨克团和卡尔梅克骑兵军。

身着俄式制服的几支部队的名称突出了它们的民族个性。例如，拥有大约1万人的俄罗斯国民军就是一支这样的部队。

这类部队还包括：

俄罗斯人民解放军--约2万人，5个步兵团，l个坦克营，1个高射炮营；

顿河哥萨克第120团（后改称第600团）--有3000人；

“义勇兵团”旅--有8000人，由党卫军安全部门组建。

这些部队负责保卫德国军队的后方和对付游击队员。

弗拉索夫的军队有多少人呢？

俄罗斯解放军第一师于1943年底开始组建。前红军上校、前389坦克师师长谢尔盖·布尼亚琴科出任这个师的师长。1945年3月该师组建完毕。第一师有18000人，其中包括一个炮兵团、一个反坦克炮兵营、一个工兵营。

第二师于1945年1月开始组建。师长是在红军中担任同样职务的兹韦列夫上校。

第三师未能完全组建成。师长是前红军少将、步兵某军军长米哈伊尔·沙波瓦洛夫。

此外，俄罗斯解放军还有一个预备旅、一个反坦克旅、一所军官学校。

俄罗斯解放军还拥有自己的空军。据霍夫曼说，有80多位苏联飞行员驾机投奔了德国方面。把他们组成了一个由前红军上校维克托·马尔采夫指挥的战斗群。该战斗群与爱沙尼亚的3个航空大队和拉脱维亚的2个航空大队一起参加了作战行动。

大德意志帝国元帅、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于1944年12月19日签署了建立俄罗斯解放军空军的命令。

在1945年4月中旬组建了由前红军大尉、苏联英雄贝奇科夫指挥的战斗机大队（11架梅塞施米特式飞机）和由前红军上尉、苏联英雄安季列夫斯基指挥的夜间轰炸机大队（12架容克式飞机）。还开始组建一个轰炸机大队、一个运输机大队、一个高射炮团……

据霍夫曼统计，俄罗斯解放军的人数达到了5万。他们全是过去的红军官兵。白俄侨民起初不愿意投奔弗拉索夫，但是到战争末期他们也加入了俄罗斯解放军。首先这样做的是白俄侨民中的哥萨克人。

在纳粹德国领导哥萨克军队总部的克拉斯诺夫将军对弗拉索夫怀有戒心，一直维护哥萨克军队的独立性。他这样做的依据是德国政府1943年11月10日发表的声明。声明宣布哥萨克人是纳粹德国的盟友，并保证保留他们的全部权利和特权。

到1945年哥萨克人已经顾不上独立性问题了。侨居巴黎的图尔库尔将军的哥萨克队伍首先投奔了弗拉索夫，随后这支队伍被改编成一个旅。前红军少校多马诺夫的哥萨克队伍仿效了图尔库尔将军的做法。潘维茨将军的哥萨克军最后一个站到了弗拉索夫的旗帜下。这个军有4万人，曾被编入党卫军部队。

施泰丰中将的俄罗斯军也投奔了弗拉索夫。这个军早在1941年9月就开始在塞尔维亚通过招募侨民组建了。有16000人的这个军屡次与铁托的游击队员作战，遭受了重大损失。

前沙皇军队大尉霍利姆斯通一斯梅斯洛夫斯基早在1941年7月就组建了一个俄罗斯营，参加了东部战线的战斗。他拒绝与弗拉索夫合作。法西斯德国军队也没有把13000人的599旅、第4俄罗斯志愿团、第3乌克兰志愿团以及由乌克兰人组成的党卫军第14师划归弗拉索夫指挥。

弗拉索夫军队的第一集群于1945年2月9日在东部战线参加了实战，当时德国人已经迅速向西撤退了。

布尼亚琴科的第一师于2-3月间在奥得河参加了德国军队的防御战。不过，到4月底布尼亚琴科再也不想在东部战线流血了。他拒绝执行肖奈尔元帅的命令，同时向南运动，以便与俄罗斯解放军在阿利普地区的其他部队汇合。弗拉索夫的大本营设在卡尔斯巴德。

与德国人的合作中止了。弗拉索夫及其亲信此时希望靠自己的反布尔什维主义引起一些盟友的注意。弗拉索夫的司令部在1945年春天试图与瑞典和瑞士这两个中立国建立联系，以便得到它们的支持，但是毫无结果。

俄罗斯解放军来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正赶上那里发生武装起义。不过，游击队员没有估计好自己的力量。起义领导人通过广播电台呼吁提供帮助。

苏联历史文献接受的一种说法是，科涅夫元帅的部队帮助了布拉格人，解放了捷克斯洛伐克首都。

实际情况不是这样。

一个捷克军官代表团来到俄罗斯解放军第一师司令部，请求向他们提供帮助。师长布尼亚琴科抓住了这个想法。他在劝说弗拉索夫的时候讲，今后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为表示感谢将会向俄罗斯解放军提供政治避难权，将会在盟国面前为他们说情。

布尼亚琴科的师于5月5日与游击队员达成了关于“同国家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共同作斗争”的协议。俄罗斯解放军的先头部队晚上进入了仍在进行苦战的布拉格。布拉格的居民像对待解放者一样迎接弗拉索夫的人。俄罗斯解放军到5月7日晚上攻占了城市的主要部分，并且把德国军队分割成两半。弗拉索夫的官兵仗打得很漂亮，布拉格得救了。俄罗斯解放军调转枪口打德国人的意愿说明了很多东西。

俄罗斯解放军挽救了布拉格，但是它自己的事情没安排好。盟国部队司令、美国将军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否决了指挥美国第三集团军的巴顿将军关于夺取布拉格的建议，因为苏联的坦克已经开向这里。布尼亚琴科在5月8日凌晨下达了撤离城市的命令。科涅夫元帅的部队于5月9日抵达布拉格。

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于1945年2月门日在雅尔塔签署了一项协定。该协定规定，把进入英美占领区的所有苏联公民，特别是穿德国军服的被俘人员，交给莫斯科。

向美国军队投降的弗拉索夫分子被送往苏联。以弗拉索夫为首的俄罗斯解放军上层人物被处以绞刑。其他人被送进了劳改营。

在重新认识往事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作出相反评价的倾向，例如，叛徒弗拉索夫变成了爱国者和反斯大林政权的斗士弗拉索夫。确实，斯大林哪方面比希特勒好呢？可是，在1941年，与希特勒交锋的不是斯大林，而是保卫自己的士地、房屋和家庭的苏联各族人民。因此，取得胜利的是苏联各族人民，而不是希特勒和弗拉索夫。当然，红军的胜利导致一直扩展到东欧国家的斯大林专制制度进一步巩固，可是希特勒的占领和希特勒的制度并不是更好的替代物。无论对苏联来说，还是对东欧来说，都是如此。

阿兰·德隆白为斯大林死了

在曾经风靡一时的影片《德黑兰--1943》中讲述了这个故事。德国情报机关决定在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于1943年底在德黑兰举行会晤时杀死他们，但是传奇的苏联情报人员尼古拉·库兹涅佐夫在罗夫诺从一个醉醺醺的党卫军分子那里得知了敌人的行动计划，并将此事报告了莫斯科。梅尔库洛夫的人在德黑兰制服了杀手，救了“三巨头”。

美国总统弗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在德黑兰没有住在从安全角度来看令人不太放心的本国大使馆，而是住在了由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6局的军官可靠地保护着的苏联大使馆……

实际上，国家安全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不能把这件轰动一时的事情当成自己的功劳。德国人针对“三巨头” 的阴谋不是被粉碎了，而是根本就不存在。电影中的所有蒙难者都是没有根据的。伊戈尔·科斯托列夫斯基完全可以在德黑兰保全自己，阿兰·德隆也无需在巴黎与德国杀手搏斗时丧生。

伊朗问题专家丹尼尔·谢苗诺维奇·科米萨罗夫教授战争期间在苏联驻伊朗大使馆任新闻秘书。他目睹了德黑兰会晤的过程。

科米萨罗夫对我说，战争前夕确实有大量德国人在伊朗定居下来。但是，在1941年秋天德国侨民就被赶出了伊朗，所有与德国情报机关合作过的人几乎都被捕了。

很有趣的一本书《没有方向的“远跳”。针对“三巨头” 的阴谋如何在德黑兰被粉碎》的作者尤里·库兹涅茨写道，当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德黑兰会晤时，甚至没有一个德国间谍能显示出他还活着。在德国与其驻伊朗的间谍机构之间的无线电通信中，未发现任何就“三巨头”前往德黑兰一事为间谍布置任务的密码电报。

尤里·库兹涅茨写道：“即使空投的行动组能够人不知鬼不觉地顺利着陆，也没有人接应和掩护他们。没有人组织他们与亲德国的地下活动分子互相策应，因为这些地下活动分子基本上被消灭了。更没有人能去实施针对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的恐怖行动。”

为什么战争爆发后不少伊朗人对德国抱有好感？这是因为，苏联军队和英国军队在1941年8月底从两个方向进入了伊朗，试图消除德国在这里的影响，控制石油开采业，确保对苏联的军事供应的安全。然而，这个行动极大地侮辱了伊朗人，特别是伊朗的军官们。

英国人实际上把所有亲德国的伊朗人都抓起来并投人了监狱。莫斯科没有匆忙同意进行这样的逮捕。苏联驻德黑兰的情报站得出如下结论：英国人“想让我们参与铲除反英的政界和军界上层人物。”

有100多名工作人员的苏联驻德黑兰情报站不仅监视德国的间谍活动，而且根据国家安全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的命令也监视英国人。驻伊朗的情报站长是圈内大名鼎鼎的伊万·阿加扬茨。许多资深情报人员认为，他是个非常优秀的苏联情报人员。

我问科米萨罗夫教授：“在斯大林抵达德黑兰前夕，是否提醒了大使馆工作人员有可能发生谋害伟大领袖的事情并要他们提高警惕？”

“当然没有，”教授大笑起来，“伊朗当时没有任何德国空降人员。即使出现个别人，他也无法采取任何行动。”

三国领导人在德黑兰过得很舒适。斯大林离开大使馆，十分放心地去拜访了伊朗国王。

科米萨罗夫教授说：“斯大林乘车驶过了德黑兰整个市中心，什么事也没发生。如果有危险，他就不会去了。”

俄罗斯研究德国问题的著名历史学家列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别济缅斯基查阅了那个时期德国的文件。文件中没有提到策划在德黑兰采取行动一事。

有人认为，希特勒指派他所宠爱的党卫军破坏行动小组负责人奥托·斯科尔采尼领导了在德黑兰的行动。斯科尔采尼几乎是个传奇式的人物。虽然他遭到的失败比获得的成功要多，但还是有人把各种各样的功劳算在他的头上。这无疑是得益于救墨索里尼那件事。

意大利国王在1943年夏天下令逮捕意大利法西斯领袖本尼托·墨索里尼，以便尽快结束战争。希特勒当时委派斯科尔采尼组织营救墨索里尼的行动。斯科尔采尼率领一批伞兵救出了墨索里尼，并带他去见了希特勒。

列夫·别济缅斯基说：“各种文件都保存了下来。根据这些文件可以准确地查出斯科尔采尼在那里干了些什么。在1943年春天确实交给他一项准备在伊朗采取破坏行动的任务，但是他没有来得及做任何事情。”

曾在伊朗空投了几个德国人，但降落地点离德黑兰很远。他们的任务是组织破坏输油管的行动。

研究情报机关历史的维塔利·根纳季耶维奇·切尔尼亚夫斯基认为，德国特工机关根本就没有策划这样的行动，而著名的尼古拉·库兹涅佐夫远在罗夫诺，他更不可能了解到任何有关这一行动的情况。切尔尼亚夫斯基说：“在落到我们或盟国手里的德国特工机关的档案材料中，没有提到筹备‘远跳’行动的事。”

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头几年，维塔利·切尔尼亚夫斯基中校供职于苏联对外情报局某处。该处负责在德国和奥地利的行动，还研究了德国情报机关的档案文件。

莫斯科为什么决定用虚构的阴谋来吓唬美国总统呢？其目的在于说服罗斯福下榻苏联驻德黑兰大使馆。

科米萨罗米教授对我说，用一昼夜的工夫把他的房间改造成了设施齐备的寓所，然后把它交给了罗斯福使用。罗斯福就住在了这里。

贝利亚的儿子谢尔戈肯定地说，罗斯福在我国大使馆的全部谈话都被窃听了。谈话录音交给了斯大林。此事没有证据，其实这也不是主要目的。

列夫·别济缅斯基说：“主要目的是把罗斯福同丘吉尔分开。当罗斯福下榻苏联大使馆的时候，斯大林向他施加了自己的影响。”

在一些老照片上看到相互间友好交谈的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时令人有种奇怪的感觉。他们经常互致祝贺和内容友好的信件，举行会晤，商议共同的战略和欧洲未来的改造问题。人们称他们为“三巨头”。对于三国之外的世界来说，他们甚至是志同道合者。实际上只是一个共同的敌人才把他们联合起来。他们之间互相猜疑。

温斯顿·丘吉尔是3个人当中最守旧的。他仍抱着已经消失的大英帝国的理想不放。虽然他具有犬儒主义的本质，但是他并未失去高尚的情操。丘吉尔对与他合作过的所有人都很容易产生眷恋感，有时甚至对斯大林也会产生这种感觉。

丘吉尔不知为什么对俄国和斯大林的态度不够坚决。他时而劝说罗斯福制定针对俄国的统一战略，时而前往莫斯科，以便商定把战后的东欧划分成势力范围的问题。在自己的设想得到斯大林支持后，丘吉尔欢欣鼓舞地回到了伦敦，于1944年10月在下议院说：“我们与苏维埃俄国的关系还从未像现在这样密切和诚挚。”

弗兰克林·罗斯福最让人捉摸不透。卑劣的手腕和崇高的原则--这一切令人难以置信地融合在他的身上。虽然他的举止和蔼可亲，但是他没有任何政治上的眷恋感。

俄国对罗斯福的态度明显好于对丘吉尔的态度，因为丘吉尔的名字与协约国在十月革命后的干涉联系在一起。苏联报刊广泛刊登并且最适当地评论了罗斯福的讲话。因此罗斯福不同于丘吉尔，更倾向于信任斯大林。

难道影片《德黑兰--1943》的编导人员不知道实际上未发生任何谋害行为吗？

丹尼尔·科米萨罗夫说：“影片的创作人员希望由我出任顾问，把我请到了电影制片厂，让我看了剧本。我对他们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特别愚蠢的是阿尔缅·吉加尔哈尼扬扮演的那个德国杀手藏身井中的情节。德黑兰的井都很狭窄，不能在里面徘徊。我讲完这些话就走了……”

可这个传说是如何产生的呢？很可能是梅尔库洛夫过去的部下、同样是剧作家的米哈伊尔·鲍里索维奇·马克利亚尔斯基想出了这个故事。他曾供职于战俘事务局，分管在卡延森林被枪决的那些波兰人。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他被调到苏多普拉托夫将军领导的第4局（在敌人后方搞恐怖活动和破坏活动）。马克利亚尔斯基中校与德国人玩无线电游戏，搞这项工作需要有很大的创造性。

战后马克利亚尔斯基离开了国家安全部。他是个才华横溢的人，改行当了剧作家。根据他的剧本拍出了著名影片《情报人员的功勋》。梅尔库洛夫可能会嫉妒过去的部下。

核间谍

几年前有位将军衔的退役情报人员找到了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苏联驻日本大使馆担任苏联武官的助手。他对我讲了下面这个故事。

1945年8月，在美国人向广岛扔了原子弹之后的第二天，莫斯科给大使馆发来一份密码电报，命令立即派人去广岛看看美国人使用了什么样的炸弹。

苏联当时还没有同日本开战，于是两位拿着外交护照的年轻军官就去了广岛。他们先乘火车，然后坐驿车才抵达那里。他们在广岛目睹了我们大家后来在新闻影片里见到的一切：废墟、尸体、被摧毁的没有生机的城市。

为了完成任务，他们往随身带来的口袋里塞了许多土、城市垃圾、灰烬。他们从一具尸体上取下了头颅，把它也塞进了口袋。后来把口袋紧急送往莫斯科交给我们的科学家。

去过广岛的两位军官中有一人死于放射病，因为没人提醒过他们那里有辐射危险。来找过我的第二位军官说，他大病了一场，当时医生们也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应该怎么治。是他那西伯利亚人的强壮身体和在广岛喝下的一瓶威士忌救了他一命。退役将军对我说，他的搭档没喝威士忌，所以没能战胜病魔。

去广岛的任务是窃取核机密的重大情报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苏联情报人员在加拿大和英国也寻找过这些秘密，但主要还是在美国寻找秘密，因为第一个核爆炸装置是在美国制造的。

在战争年代，大概是在1945年底以前，苏联情报机关在美国行动非常自由。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可以一个接一个地向斯大林报告取得的成果。美国联邦调查局对俄罗斯人不感兴趣。

苏联驻加拿大使馆的译电员伊戈尔·古津科于1945年9月叛逃。他是情报机关的工作人员，为叛逃做了长时间的准备，把许多秘密材料交给了加拿大警方。加拿大人感到震惊的是，苏联对自己的盟国搞间谍活动。

主要的问题是，古津科讲了苏联向美国原子能实验室渗透的情况。各原子能中心的安全措施因此加强了。不过，美国的反间谍工作人员花了几年时间才摸索到苏联的情报网。他们至今也不敢说找到了全部间谍。

军事情报机关和政治情报机关都参加了核间谍活动，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一局起了主要作用。梅尔库洛夫的人提供了有关美国实验室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大量情报。

关于情报在研制苏联的原子弹方面到底起了多大作用的争论至今没有结束。有关各方仍各持己见。

曾长期领导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已故院士尤里·鲍里索维奇·哈里顿说过：“苏联氢弹的研制工作自始至终依靠的是苏联物理学家提出的设想和他们与数学家一起进行的计算。”

核项目领导人伊戈尔·瓦西里耶维奇·库尔恰托夫教授认为，科学家和情报人员应该分享荣誉。

情报人员谦虚地说，他们只不过帮了科学家一把。然而，这种帮助很重要。情报机关直接交给库尔恰托夫的情报现已解密。这是许多页写满公式的关于美国研制情况的报告。库尔恰托夫把这些情报拿给自己的同事们看。他们只要说还想了解什么东西，过一段时间就会有准确的相关内容送到他们手里。

据我们的物理学家讲，即使他们没有从情报机关那里得到任何新东西，他们至少也可以确信自己选择的途径是正确的。

苏联情报机关的主要情报员是德国物理学家克劳斯·富克斯。他于1921年加人德国共产党，在1933年为躲避纳粹分子跑到英国，在1941年底向苏联情报机关表示愿意效劳。两年后他从英国去了美国。他于1944年开始在美国最主要和最秘密的洛斯阿拉莫斯核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

对外情报局上校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费克利索夫对我说，他与富克斯见过6次面。富克斯实际上是按照库尔恰托夫下达的任务工作。

当这位物理学家在1950年被捕后，塔斯社声明说，苏联根本不了解任何情况。法庭判处富克斯14年监禁。由于在狱中表现良好，他在1959年获释。富克斯去了东德，在科学院的7家研究所工作。

克劳斯·富克斯并不怀疑，其他许多科学家与他同时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

费克利索夫上校几年前拜谒了克劳斯·富克斯的墓，并在墓前下了跪。

叶利钦总统几年前为情报机关举办了一个节日--向参与核间谍活动的5位情报人员授予了俄罗斯联邦英雄称号。这5个人是：弗拉基米尔·巴尔科夫斯基、列昂尼德·克瓦斯尼科夫、阿纳托利·亚茨科夫、亚历山大·费克利索夫和利昂蒂尼·科恩。利昂蒂尼的丈夫莫里斯·科恩也当上了英雄，不过是另一个命令宣布的。

科恩夫妇是美国人，自1943年起成为苏联情报网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他们是联络员，从美国核科学家那里获得材料，然后把材料转交给苏联情报人员。他们在英国被捕，受审，并被判了长期徒刑。苏联情报机关用西方间谍把他们交换出来后送到了莫斯科。

老一代苏联情报人员一开始就深信，美国和英国是公开的和危险的敌人，绝不是共同斗争中的盟友。

当战后两国的对抗和苏联间谍活动的规模变得显而易见时，美国的情报机关就开始了针对苏联的活动。

活到今天的为数不多的人荣获了英雄称号。过去对情报人员的奖励不是很慷慨。在帮助研制核武器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获得将军衔。在梅尔库洛夫时期，最有才干的情报人员最高可以升任上校。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费克利索夫对我说，那时把情报人员当作后勤人员。不过，现在对外情报局里的将军比以前整个克格勃里的将军还要多。

“你知道的事情太多”

梅尔库洛夫在情报机关的鼎盛年代领导了国家安全机构。不过，情报机关的成果并不是令斯大林感兴趣的主要东西。更重要的是牢牢地控制住自己的国家。在这方面总是有许多缺点。斯大林认为，没有不能完成的任务，只有没本事的和不够坚定的人。

与总书记打交道让人惶恐不安。每次向他汇报工作都让人感到害怕。斯大林不仅仅给完全听命于他的部下留下了这种印象。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与斯大林会晤后也留下了不愉快的回忆。戴高乐于1944年12月来到莫斯科，当时的身份还是刚刚从纳粹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国家的临时政府领导人。

戴高乐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正式会谈结束后，斯大林开始为在座的每个人致祝酒词。他对空军司令说：“你领导我们的空军。如果你把飞机用得不好，你知道等着你的是什么。”

斯大林对红军后勤司令说：“后勤机关首长应该向前线提供物力和人力。要好好干，否则会按照我们国内的做法把你绞死。”

斯大林在结束祝酒词的时候朝他招呼的一个人喊道：“你过来！”

一位元帅或将军赶忙跑到斯大林跟前同他碰杯。法国客人刚一遇到机会就离开了举行晚宴的地方。斯大林在送戴高乐的时候脸色阴沉地看了莫洛托夫的助手、翻译鲍里斯·波采罗布一眼，接着突然对他说：“你知道的事情太多。我想把你送进劳改营。”

戴高乐回忆道：“我和我的一行人出了宴会厅。在宴会厅门口我回了一下头，看到斯大林一个人坐在桌旁又开始吃东西了。”

1946年3月15日，根据最高苏维埃的决定，各人民委员部更名为部。一周后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成了国家安全部，但是梅尔库洛夫只当了一个半月部长。1946年5月4日他被解除了国家安全部长职务。

要是提出斯大林为什么撤掉他的问题，那就太荒唐了。梅尔库洛夫干了整整3年，对于这个职位来说这时间已经很长了。不仅如此，他没有被捕，他是作为一个自由的人离开卢比扬卡广场的。

曾领导国家安全部某局的帕维尔·阿纳托利耶维奇·苏多普拉托夫中将在回忆录中写道，斯大林不喜欢梅尔库洛夫提出的改组国家安全机关的计划。

据苏多普拉托夫说，斯大林原打算任命国家安全部第一副部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奥戈利佐夫中将为部长，但是奥戈利佐夫推辞了。他说自己既没有经验，又没有担任此职所需要的知识。于是斯大林提名在战争期间领导军队反间谍机关除奸部的阿巴库莫夫担任此职。

应邀出席政治局会议的阿巴库莫夫似乎怀疑起自己的能力：“斯大林同志，我没有经验……”

这种略微装腔作势的表现通常是被原谅的，但是斯大林不知为什么一下子情绪变得很不好，打断了这位部长候选人的话。他说：“阿巴库莫夫同志，我们现在有许多茶馆经理的空位置。如果您不自信，是不是任命您当个茶馆经理？”

阿巴库莫夫当上了国家安全部长。

这个故事不太像真的。斯大林总是预先考虑干部任命问题，而国家安全机关领导人他经常换，以免失去控制力和机关中滋生出复杂的关系。阿巴库莫夫当时正得完。斯大林认为他在战争期间表现良好，因此把安全部交给了他。

几天后，在负责国家安全问题的新中央书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库兹涅佐夫的主持下，一专门委员会研究了国家安全部前领导人所犯的错误。就梅尔库洛夫在战争期间停止追捕托洛茨基分子一事对他提出了严厉批评。

不过，梅尔库洛夫的仕途并未就此终结。在受了大约一年的煎熬后，他得到了新的任命。新职虽然不那么重要，但仍然是部长级的高位。1947年4月25日，他成了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苏联国外财产管理总局局长。3年后的1950年10月27日，他当上了苏联监察部长。梅尔库洛夫在这个职位上取代了斯大林以前的助手、著名的列夫·扎哈罗维奇·梅利斯。

在贝利亚被捕后，梅尔库洛夫作为中央委员还出席了中央全会。他的保护人在全会上被指控犯有各种罪行。赫鲁晓夫在全会结束后把梅尔库洛夫请到了自己办公室。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在回忆录中写道：

“应该承认，我以前很尊重梅尔库洛夫。他是个有修养的人，我很喜欢他，因此我对同志们说：‘梅尔库洛夫在格鲁吉亚时是贝利亚的助手这个事实还不能证明他是同谋者。也许事情并非如此？要知道，贝利亚的地位很高，他亲自为自己挑选人，而不是正相反。人们相信他，同他一起工作。因此，不能把所有在他手下工作过的人都看成是他犯罪的参与者。我们要把梅尔库洛夫找来，同他谈一谈。他甚至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好地搞清贝利亚的问题。’

“我叫来梅尔库洛夫，告诉他我们已经拘捕了贝利亚，侦查工作正在进行。我说：‘您与他共事多年，完全可以向中央委员会提供帮助。’他答道：‘我愿意做力所能及的一切。’”

梅尔库洛夫写了一封很长的悔过信，痛斥了贝利亚，表示愿意在党认为可以使用他的任何地方工作。

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仕途辉煌完全仰仗贝利亚。作为对此的付出，他不得不与贝利亚分享其命运。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接着写道：“当我把他的材料送给总检察长鲁坚科时，这位检察长直截了当地说，应该逮捕梅尔库洛夫，因为不逮捕他，贝利亚一案的侦查工作难以进行，而且也不全面。党中央批准逮捕梅尔库洛夫。令我痛心的是，原来我白信任他了。梅尔库洛夫与贝利亚勾结在一起犯下了许多罪行，因此成为被告并与贝利亚一起承担同样的责任。在法庭宣判之后作最后的陈述时，梅尔库洛夫诅咒与贝利亚相识的那一天。”

梅尔库洛夫于1953年9月被解除监察部长职务。他与贝利亚的其他一些战友一起受到审判，并被判处极刑。1953年12月23日将梅尔库洛夫枪决。

第三部分 斯大林时代后期

第七章  维克托·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

国家安全部长维克托·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喜欢晚上在城里一边散步，一边吩咐副官给老太太们发钞票，每人100卢布。那些老太太感谢他，为他祈祷。阿巴库莫夫还喜欢跳狐步舞、踢足球、吃烤肉串--烤肉串通常都是从“阿拉格维” 饭店送来的。

1951年7月他被逮捕时，从这位前部长的家里查抄到各种布匹1260米、许多银制餐具、16只男表、7只女表、100双鞋。一箱吊裤带、65对衬衫领扣。

当维克托·谢苗诺维奇还是自由之身时，他尽情地享受着生活--尽那个时代的一切可能。这或许是对他那忧郁而饥饿的童年的一种补偿。

“狐步舞迷”

阿巴库莫夫1908年出生于莫斯科。他是医院锅炉工和清洁工的儿子，总共只上过4年学。只有叶若夫念的书比他少。这并没有妨碍他们俩功成名就。

作家基里尔·阿纳托利耶维奇·斯托利亚罗夫曾研究过阿巴库莫夫一案，并就此写过不止一本书。他对我说，在维克托·谢苗诺维奇当上国防人民委员部除奸反间谍总局局长之后，他从未签署过一份文理不通的文件，各种文件一律亲自修改。而且他从监狱里写给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信也都是出自一个绝对有文化的人之手。

阿巴库莫夫年轻时曾当过杂工、包装工、装卸工、武装警卫队队员。1930年，当他在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一个库房给自己谋取到一个职位后，他被吸收入党，他的仕途也由此开始。

阿巴库莫夫先是被选为压力机厂共青团支部书记，而后被任命为共青团莫斯科郊区委员会军事处处长。

1932年，阿巴库莫夫凭一纸党内介绍信被调入内务人民委员部系统。头一年他先后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莫斯科州代表处经济处（负责同国民经济中的破坏活动作斗争）侦缉办案人员和特派员。1933年他被调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中央办公厅经济局，不过他在这个地方也只呆了一年。

有关阿巴库莫夫在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初期情况的几乎是惟一的见证来自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施赖德尔，阿巴库莫夫一开始就是在他所在的那个经济处。他是在顶头上司的推荐下被调进来的，推荐辞是这样说的：是个好小伙子，尽管没有什么过人之处。

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莫斯科州代表处中，他最早的那些领导轻蔑地称他为“狐步舞迷”。未来的部长的确酷爱跳舞，并且最喜欢跳当时很流行的狐步舞--一种源于美洲的古典交际舞。

更令他感兴趣的是女人，他同时也招女人喜欢。他最拿手的事情是找些年轻女子，同她们在秘密接头地点寻欢作乐，而后再以她们的名义写控告人民公敌的举报材料。

米哈伊尔·施赖德尔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当上述这一切被揭露出来之后，他给上级领导打了二份报告，说必须尽快辞掉阿巴库莫夫，因为他生活腐化，不适合搞侦缉办案工作，甚至根本不适合在本系统工作。阿巴库莫夫被调离了经济部。可不知是哪位大人物又帮了他一把，于是他后来又被调入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

上面这段叙述的真实性难以验证，但阿巴库莫夫的确被调出了经济处，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保卫处三科办案人员。他在这个不怎么样的职位上呆了3年。

1937年，他被调入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二处。这个处专门从事搜查、逮捕、跟踪和安装窃听器等活动。体格健壮的阿巴库莫夫最适合搞这种工作。基里尔·斯托利亚罗夫认为，阿巴库莫夫当时受到了贝利亚的亲信、1938年时担任国家安全总局副局长的波格丹·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的注意。

在贝利亚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并开始搞机关清洗后没几天，阿巴库莫夫获得了第一个重要任命。1938年12月5日，他到罗斯托夫当局长，在那里呆到1941年2月25日：当时内务人民委员部被分成了两个部，因此需要的高级官员也就多了一倍。

在那个年代，州里那些青云直上的局长们升官发财靠的是无情的打击和卑鄙无耻的行径。

叶若夫曾训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说，那些人民公敌几乎像是被供养在疗养院里，侦查人员在审问他们时还戴着白手套。此话发挥了效力。不过对待被捕人员的新办法还是被隐瞒了，也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虽然经过了批准，但毕竟是犯罪行为。他们在每天夜里殴打犯人，那时行政后勤人员不在楼里。没有人公开说过殴打犯人一事。

每个州都分配了定额。比如，一类犯人定额1500名，也就是指以州内务局长为首的三人小组有权在不经侦查和审讯的情况下枪毙1500人。

他们开列一个“单子”，或者是他们所说的“花名册”，每一页上写着被捕者的名、父称、姓、出生年份和所犯“罪行”。内务局长在后面写一个大写的字母“P”，再签上自己的名字，意思是：枪毙（俄文中“枪毙”一词的第一个字母是o一译者注）。当天晚上或夜里便会执行判决。三人小组的其他成员--州执委会第一书记和检察长--为了能专心干自己的工作，预先在“花名册”第二天尚未填写的那一页签了名。

或者，内务局长给第一书记打个电话，说由他来审理某某人的案子，而后再将判决书送给书记签字。第一书记完全同意：内务局长被赋予的权力和权威就是这样的不容争议。

定额很快用完之后，局长请求莫斯科增加名额。请求得到批准，而局长则因同人民公敌进行积极斗争而受到表扬。当时还出现了民警三人小组，为的是帮助来不及处理大量刑事犯罪案件的法院。民警三人小组无权判处五年以上徒刑。

阿巴库莫夫出任罗斯托夫州内务局长一职时，叶若夫发动的全面清洗已经结束。在贝利亚时期，工作进行得更平静一些，也更有条理一些。局长也不再几个月更换一任，阿巴库莫夫因此在自己的职位上呆了两年多时间，从而也就能够给上面留下最好的印象。

1941年2月3日，如前文所述，内务人民委员部被分成了两个部--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贝利亚将阿巴库莫夫调回莫斯科。1941年2月25日，阿巴库莫夫同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科鲁格洛夫一同被任命为副内务人民委员。后来他们当上了第一把手，阿巴库莫夫领导国家安全部，科鲁格洛夫领导内务部……

作为贝利亚的副手，阿巴库莫夫分管民警总局、消防总局和第三处（负责边防部队和内卫部队的肃反工作）。不过这一工作他只干了几个月。

战争爆发后，1941年7月19日，斯大林任命阿巴库莫夫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处管理局局长，也就是军事反间谍机关的头儿。

军队中的肃反委员会特别处设立于1918年12月。领导该处的是捷尔任斯基本人，后来是肃反委员会领导成员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

1941年以前，军事反间谍机关属于国家安全部门，即肃反委员会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一内务人民委员部。1941年2月8日，中央委员会和政府一致作出决定，撤销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特别处，在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海军人民委员部建立军队反间谍机关--国防人民委员部第三局和海军人民委员部第三局。军事反间谍机关转入军队手中。但这并没有保持多长时间。

战争开始几周后，1941年7月17日，国防委员会又将军事反间谍机关从国防人民委员部那里交还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内成立了特别处管理局。局长是副内务人民委员维克托·阿巴库莫夫，各方面军特别处的处长则由贝利亚下令任命。

改组开始只牵涉陆军。但到了1942年1月，海军人民委员部第三局被改组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处管理局第九处。然而反间谍机关的改组并没有到此结束。

1943年4月19日，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处再次被分出去，在这些特别处的基础上成立了国防人民委员部除奸反间谍总局和海军人民委员部除奸反间谍局。内务人民委员部里则成立了除奸反间谍处，负责监督内务人民委员部自己的部队。

阿巴库莫夫被任命为除奸反间谍总局局长。他当上了副国防人民委员，直接听命于斯大林本人。不过一个月后，5月25日，他不再担任副人民委员，但依然只服从最高统帅的差遣。

1946年，以特别处的形式存在的军事反间谍机关重归国家安全系统……

除奸总局局长

除奸总局拥有自己的侦查机构。由于拥有广泛的权力和直接受斯大林的庇护，除奸总局成了一个势力强大的部门。

一处负责监督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各方面军和集团军司令部、情报总局及各方面军和集团军的侦察机构。

二处主管防空军、空军和空降兵部队。

三处主管坦克兵、炮兵、火箭炮兵。

四处领导各方面军的间谍情报工作。该处三科专门处理开小差、叛变、为逃避战斗而自伤等事件并负责组织阻截部队；四科主管报纸编辑部、法庭、军乐团和军事学院。

五处负责军需供应、军队医疗、军事运输。

六处监管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队（边防部队、内卫部队、押运兵、后方保卫部队）。

七处负责审查叛国者、间谍、破坏分子、恐怖分子、胆小鬼、造谣惑众者、逃兵、自伤者、反苏分子。该处下面的二科负责审查最高指挥人员--中央委员会、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海军人民委员部一级的人员--和密码译电员。此外，该科还可授权接触保密工作和审查出国人员。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梅夏采夫曾向我详细讲述过他在除奸总局里的工作。梅夏采夫在战后曾任共青团中央书记，曾在中央委员会任过职，主管过电视工作，并曾担任驻澳大利亚大使。

1941年，他毕业于红军军法学院海军系后当上了海军人民委员部第三局（反间谍局）一名初级侦查员，后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处管理局侦查员。曾在第五坦克近卫集团军除奸反间谍处工作两年。战争结束后在除奸反间谍总局又呆了半年。

尼古拉·梅夏采夫讲道：

“我开始工作时很走运，海军三局侦查处处长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马卡罗夫，圣彼得堡的老工人，真正的肃反工作人员，向我介绍了有关叶若夫一案的所有材料和中央的决定，并对我说：无论是谁强迫你，永远也不要动犯人一个指头。这是侦查办案人员的弱点--没有能力搜集到证明犯人有罪的客观材料。

“我对自己能够经受除奸反间谍机构的磨练感到满足。为什么？首先，我经历了卫国战争时期斗争的最高潮，我们的和德国人的两个强大的间谍和反间谍组织之间的斗争的最高潮。

“其次，我学会了如何看透人的本性。您可以不信我的话，不过在我离开反间谍部门之后，我有时跟他人交谈时确实觉得很不自在。我发现他没有说真话，我感觉到了。我的职业经验使我能够听得出来坐在我对面的那个人刻意隐瞒的思绪……

“遗憾的是，即使是在除奸反间谍总局总部，受过法律训练的人也不多。地方上也是如此。当时作的记录曾经闹过笑话。比如，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反间谍机关的头儿申卡廖夫，不记得他是国家安全少校还是上校了，审讯一个叫伊万诺夫的人，他在审讯记录上写道：‘伊万诺夫（也就是犯人）对我的爱国主义观点反应奇特。他眼睛看着一旁，模棱两可地嘟呢：是的……’这位少校对此的评价是此人有反苏情绪……

“再比如说，我曾经亲手处理《海运报》一名记者的案子。挺可爱的一个人。没有任何反苏言行，只是一次酒后说了些什么话，安全机关便把他扣押了--就这么回事。我调查清楚后，放了他……一些领导喜欢乱抓人，我不得不认真地加以纠正。”

梅夏采夫回忆道：

“敌方情报机关的战术是将大量间谍派往前线。德国人折磨俘虏，直到俘虏支撑不住，同意被招募。这种强制招募的做法一般不会奏效。那些人一通过前线便立刻向我们说明一切。他们最好的间谍是在间谍学校里培养出来的，其中既包括那些应该尽快投入工作的间谍，也包括那些应该先站稳脚跟、过一段时间再开始行动的间谍。

“曾在鲍里索夫间谍学校受训的间谍潜人了我们的集团军和我们的后方。我们知道这所学校，一直关注着该校的搬迁，也一直监督着它的间谍人员。我们熟知该校间谍的行事特点--我们称之为‘间谍风格’。有一次，我们在战斗中俘虏了弗拉基米尔·特里亚索夫，他承认自己被德国人招募并曾在鲍里索夫学校受训。当时该校迁到了维斯瓦河畔的一座小城。

“我们与指挥部商议后，策划了一次突击占领这座城镇的行动。我们缴获了所有文件。但那些间谍却跑掉了。当我们冲进间谍学校时，特里亚索夫说：‘大尉，我就睡这儿。’我说：‘我不管你睡哪儿，我要的是文件。’文件找到了。一个保险柜的锁孔里插着一把折断了的钥匙，他们没能把它打开。于是我们获得了该校办学期间德国间谍的个人档案。这对我们的反间谍部门来说是一笔财富。

“我给所有参加这次行动的人请了功，他们都得到嘉奖，而方面军领导则为自己申请了高级勋章。

“在德国人称为但泽的格但斯克，我们活捉了当地盖世太保的头目。他和一个波兰女人有瓜葛，出于对这个波兰人的爱恋，他招供了，开始坦白交待……他不仅交代了在苏联的联络网，而且还交代了在欧洲、非洲和拉美的联络网。格但斯克是个港口城市，那里的间谍活动尤其猖撅，在水手和商贩当中，有的人可能已经被招募作间谍了。这个盖世太保头目很快就被从我这里带走了，先是送到了方面军那里，而后被送往除奸总局总部。

“战后我被调往总部工作时，有一次我去列福尔托沃监狱，碰上一个小伙子，是个侦查员。他问：‘科尔，你审问过但泽盖世太保的头儿吗？他就关在我这儿。’我说：‘能看看他吗？’‘当然可以。’

“我们进了牢房……那个德国人瘦多了，肩膀耷拉着，脸上也失去了原来的光泽和保养的痕迹……他一看见我就站了起来，说道：‘天哪，是你吗？’我们寒暄了两句……‘事情怎么样？’‘进展缓慢，我的事本可以处理得更快些。’他请求把他带到某个地方去辨认他手下的那些情报人员。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手上沾满了我们的人的鲜血。

“而卢比扬卡交给我的是关于德国军事情报和反间谍机关--帝国军事情报局的一名领导人的案子。这名将军关在列福尔托沃监狱。他的待遇很好，因为我们需要他。上级将案子交给我时告诉我，要让他作为证人参加纽伦堡审判。

“他有一张知识分子的脸，戴副夹鼻眼镜，瘦瘦的，一双灰色的眼睛，目光专注，言辞严谨，充满自尊感。他非常注意保持这种自尊，为的是不在我面前失去自己那种作为将军的尊严……我是大尉，而他是将军。

“他很长时间都不相信我们打败了德国人，缔结了和约。我拿报纸给他看，他说：这种报纸我们自己也曾印制！

“在征得阿巴库莫夫的批准后，我带他在莫斯科街头转了转。给他换了便装，有人保护着我们……我们从卢比扬卡2号口出来，穿过红场。我问他：‘想喝点啤酒吗？’‘想。’

“我带他进了一家酒吧，请他吃虾，喝啤酒。这个时候他才相信了我。他向我提供了很多颇有意思的证词。我在内心里悄悄地拿他和阿巴库莫夫作了对比，心想，阿巴库莫夫作为一个人更强一些。我觉得，德国人软弱得多，或许我错了，不过阿巴库莫夫看上去更果断，行动更有主见。他有着铁一般的纪律。

“他很严厉，同时他也知道应当爱护工作人员。1943年，我母亲因患肺炎在沃尔斯克去世。我一个月后得知此事，于是请求阿巴库莫夫给我4天假去上坟。他把我叫去，给了我10天假，并亲自签了出差证明，对我说：‘去找市安全处，那里的人会帮助你。’

“阿巴库莫夫不一定非得如此关照我--打电话给市安全处，亲自签发出差介绍信。我拿着这张介绍信随便乘火车，无论向谁出示它，全都举手敬礼……应该知道战争时期饥饿的后方是个什么样子。当我来到沃尔斯基市国家安全处时，我得到了食品方面的帮助。”

“阿巴库莫夫给你的印象如何？”我问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梅夏采夫。

“他是个体态端正、相貌英俊的男人，他适合穿军装。他的言谈总是平和而认真。他不让下属笔直地站着，而是请他们坐下谈……

“我同他还见过一次面……那时逮捕了两名船舶制造方面的教授，一个是装在船舷上作装甲用的板材方面的专家，而另一个是舵轮辅助装置方面的专家。他们遭到严刑审讯，后来把其中的一个人交给了我……

“我同他进行了人与人之间坦诚的交谈。一起喝夜茶，还允许他再吃点东西……

“于是他开始向我招供了。说他当初曾是沙皇游艇‘军旗’号上的准尉，在尼古拉二世到德国威廉皇帝那里去的时候，他上了岸，被诱骗……从那以后，他便开始为德国情报机关工作。他还承认在我们的军舰上搞破坏活动。他解释了具体搞了什么破坏活动。专家们研究了他的供词后确认：是的，一切如此……

“他承认并不是一个人搞破坏的，并且说出了好几个舰队司令的名字。我同侦查处长一起审问了他，他重复了对我说过的供词。我请来了负责此案的检察官，他又向检察官重复了证词。

“后来突然有人叫我去阿巴库莫夫那里。我到阿巴库莫夫那儿报了到，这时我看见他的办公室里坐着那位教授。阿巴库莫夫同我打了招呼，然后向教授提问：‘您到底为什么欺骗侦查人员？’‘他说：‘我很喜欢他。我已经老了，我的好光景已经过去了，而他可以在我的案子上立功。’ “听到这话，我眼前一阵发黑。教授被带走了。阿巴库莫夫对我说：‘对被捕者不能拷打。但也不能笼络劝慰。您劝慰了他，他喜欢上了您，做了假供，他人可能因此而受害……”’

我问，阿巴库莫夫在反间谍机关中是否受尊重？

梅夏采夫说：

“如果说他对下级官员充满关怀，如同慈父一般，那么对高级官员他则是牢牢控制。我曾看到，侦查处长帕夫洛夫斯基在受到阿巴库莫夫申斥时浑身颤抖，面如土色，两股打战。我想，你何必这样看中职位呢？”

基里尔·斯托利亚罗夫说：“阿巴库莫夫在敌人的后方从事情报和反间谍活动。除奸总局胜过了帝国军事情报局，对德国军队部署情况的了解程度超过了德国人对红军的了解程度。斯大林一向是在下属稍有一丁点儿不擅办事的迹象时便立刻进行人事调动，但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让阿巴库莫夫担任这一职务。”

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叶戈雷切夫是前苏共中央委员、前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前志愿兵。他经历了整个战争，多次受伤，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他对我讲：“我曾是西北方面军的一名步兵连副指导员。我记得，有一次让我到营指挥部去。这里离前沿阵地有300米。在美丽的谢利格尔湖畔的一个窑洞里，等候我的是来自除奸总局的一名保养得很好的中校军官：‘您是副指导员，对我们团很了解。请您向我报告一下，谁的思想情绪不对头，谁可能惹麻烦或逃跑。”

我回答他：“中校同志，我是副指导员，因此每一个战士我都了解。我们每一天都面临死亡的危险。我不会对您讲关于任何人的任何事情。这些人都战斗在最前线。为什么您不到我们的战壕里，在那里问我？为什么您在这里，在安全的地方同我交谈？”

“中校被激怒了：“好哇，您敢这样说话？看我不给您点厉害瞧瞧！”

“我也被惹火了，用‘你’称呼中校：‘好啊，你能把我怎么样？你要把我送哪儿去？前线？我本来就在前线……’

“中校看来是有些惭愧了，于是决定两天之后去我们连所在地。”

叶戈雷切夫继续讲道：

“我们在那里占据了一块高地。高地周围受德国人的监视和火力控制，因此我们挖了一条深深的通道，以便在敌人射击的时候躲避隐藏。一天我们忽然看到，一个人从教堂那里沿着通道往过爬。战士们哈哈大笑。我看见那个中校露出头来冲我问：‘他们在笑什么？’

“我照实回答说：‘战士们之所以大笑，是因为中校太胆小了。我们都是站着走，只有在敌人射击时才掩藏起来，而您却在毫无危险的时候往前爬……’

“在我们连的人员换了三拨后--战斗非常激烈，我们被撤下来休整几天。整个师都撤下来了。

“我们那儿有一名工匠，来自乌拉尔地区。他把反坦克榴弹上的引信拆下来做了几个烟嘴儿。烟嘴儿做得很漂亮。但有一天引信在他手里爆炸了。他右手的两个手指被炸掉了。

“军事法庭调查了这件事，判决枪毙他，对我们说他是故意这样做的。当时决定当众枪毙他。人们在沼泽地上给他挖了一个一米深的坑，坑里不久便积满了水--当时是11月初。他的衣服被脱得只剩下内裤……

“而他只是重复一句话：‘同志们，原谅我。我的确不是故意的。我会继续战斗。”’

叶戈雷切夫说：

“这名士兵站在我们面前。我们都知道他是个勇敢的战士，可他却被判处枪决。冲锋枪班列队完毕，师长下令开枪。枪响了，内裤上一片红色的血斑，一颗子弹射中了他。谁也不想向他开枪。

“他站在那儿。记得《牛虹》吗？再次射击，裤子上又出现两片血斑，他倒下了。但还活着！还在请求原谅他。师长走上前，拔出手枪，朝他的头部开了枪。

“我们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到现在，我回想起这件事就像是一场噩梦。后方机关--除奸总局、检察院--也想证明他们在战斗，在做正义的事情。只可惜，战争把一切良知都抹杀了。”

尼古拉·叶戈雷切夫认为，应当重新审查由军事法庭作出的那些判决，并对那些被不公正地枪毙的人作出补偿。

他说：“有90％的判决是不公正的。军官们因为作战行动不成功而被送进惩戒营。可这是战争，敌人不会束手就擒。为什么要把军官们送上法庭呢？可以降职--如果他没有成功的话，但别审判他。我们大家第一次上战场时都不会打仗。穿着深色的大衣走在白白的雪地上……德国人对我们一个个瞄准射击。指挥员不会指挥，只是到后来才学会。自己阵亡了，不然的话也会被送上法庭或惩戒连……”

“在前线并不是每个人的神经都经受得住考验，可经受不住考验并不是背叛，” 叶戈雷切夫说道，“战斗中很难保持冷静。我记得一个有月亮的夜晚，一队德国兵悄无声息地向我们摸过来。战士们慌了：连长在哪儿？指导员在哪儿？我说：‘指导员在这儿！开火！’阵地守住了，否则我们的士兵可能就跑掉了。可你不能指责他们沉不住气，更不能枪毙他们……”

一个以上校军衔退役的克格勃军官向我讲述了有关他的父亲--一名除奸反间谍总局军官的事情。他父亲是德国问题专家，1943年进入除奸总局当翻译。战争最后一年在总局总部任职，给阿巴库莫夫本人当翻译。

他到了德国后，感情一度很矛盾。一方面，他渴望来到德国，因为他酷爱德意志语言和文学。另一方面，他感到惊讶的是，那么多的德国人愿意同除奸总局合作。他认为德国人是不大接受通敌行为的。但他想，或许他们只是想尽快摆脱那个制度的遗产。

他曾向儿子讲述过在占领德国初期他被叫到电影放映厅里的情形。阿巴库莫夫和他的几名军官坐在那儿，被一些女人簇拥着，到处都是一瓶瓶的香摈和啤酒。阿巴库莫夫观看着电影，拷贝是缴获来的。

“来，科利卡，把他们说的话翻译一下！”

在公开场合宣扬的那种行为方式同现实之间的这种反差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称阿巴库莫夫为色鬼和窃贼。

1946年，他也从除奸总局调到了国家安全部。在部长阿巴库莫夫被逮捕后，他被当作阿巴库莫夫的同谋抓了起来：他们说他知道前部长的罪行却保持沉默。在审讯过程中，他们询问了阿巴库莫夫在德国的所作所为和他同外国间谍的联系。他没有挨打，与阿巴库莫夫身边的其他人不同，他被释放了，并被送回国家安全部，他们对他说，他应当用血来赎罪。这使他的精神受到了打击。他该赎什么罪？用谁的血来赎罪？用同胞的血吗？他离开了卢比扬卡，开始从事科研工作……

国家安全部长

阿巴库莫夫曾获得两枚苏沃洛夫勋章（其中一枚是因为参与1944年将几个民族全部驱逐出北高加索地区的行动而获得）、一枚库图佐夫勋章和一枚红旗勋章。1945年7月9日，他晋升上将军衔。一年后，他被任命为国家安全部长。

通常认为，斯大林这一任命是为了制约掌控各强力部门的贝利亚。

实际上，贝利亚当时已经根本无权插手强力部门的事务了，而1945年底他甚至不再担任内务人民委员一职。贝利亚瞧不起阿巴库莫夫。阿巴库莫夫知道这一点，还以蔑视，但他害怕贝利亚。

斯大林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不需要制约谁。阿巴库莫夫只是因善于处理战俘审查一事而博得了领袖的青睐。

在战争末期，除奸总局主要从事的工作是处理那些成为德国俘虏的红军战士以及或自愿或被迫地居留于德国境内的苏联公民。他们几乎全都进过审查营。昔日的战俘被送去从事最艰苦的劳动。最后一批审查营直到斯大林死后才关闭……

“谈到食品，”丘吉尔首相1944年10月在莫斯科说，“应斯大林元帅的请求，英国向苏联运送了45000吨脑肉。此外，我们还要向苏联遣送些名前苏联战俘，为的是有人吃这些液肉。”

最初的设想是很人道的。在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上，盟国商定尽快将那些被德国俘虏的和被强行运往德国的人送回故乡。

但在西方出现了一个问题：有些俄罗斯人宁愿自杀也不愿回到苏联。大作家托尔斯泰的侄孙、《雅尔塔的牺牲品》一书的作者、现居英国的尼古拉·托尔斯泰伯爵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再现给世人。

在英国，我们的人能得到一些零花钱，这些钱他们都用来到战俘营的酒馆买酒喝了。没钱的时候，他们到邻近城镇的药店里要酒精，对人家说患了神经根炎。

对那些即将送往寒冷的摩尔曼斯克的苏联人，热心的军需部门提供了毛料西服坎肩、衬裤、袜子、大衣、皮鞋、梳子。但是不允许他们留在英国，强行将他们驱逐了。

尼古拉·托尔斯泰援引了负责运送哥萨克人回苏联的英国军官的一段话：“来到战俘营后，我们发现，绝大多数哥萨克人哪儿都不打算去。我命令11排上刺刀，逼他们就范，但这并不管用。他们只是脱下衬衫，让英国士兵刺他们。”

共有200万人交给了莫斯科。令英国人不解的是，从德国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士兵和军官们在故乡又被送进了集中营。

他们当中确有纳粹分子的同谋。所有曾在弗拉索夫的军队里当兵或是在德国人的警察局里做过事的人，所有被占地区行政机构的头目和工作人员，均被判了刑。但被关进集中营的人当中，有的也只是战俘。

除此之外，除奸总局机关还在曾被德国人占领过的地区的居民当中查找叛徒和同谋。这些居民被法西斯分子统治并不是因为自己的过失，而是因为国家无力从进攻的敌人那里拯救他们。但他们却被宣布有罪。受惩罚的常常是那些只是想活下去的人……

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阿巴库莫夫完成了它，从而赢得了斯大林的好感。

1946年，阿巴库莫夫接替了弗谢沃洛德·尼古拉耶维奇·梅尔库洛夫，出任国家安全部长一职。除奸反间谍总局被并人国家安全部，成为该部第三总局。

据前苏联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布科夫回忆，部里的人很欢迎他，说他是个行家，从普通职位做起，是斯大林的副手。还有人说，他同斯大林是如此的亲近，甚至连制服都是用同一种料子做成的。部长有时会出人意料地观察某个普通的工作人员，看看他如何做事，询问一些具体情况，检查一切细节，甚至检查文件装订得是否整齐。阿巴库莫夫经常发表演讲，讲得热情洋溢，有时甚至慷慨激昂，他一直努力给下属留下随和、谦逊的印象。

在国家安全部，阿巴库莫夫完成了早在除奸总局便已开始处理的一些案子

1946年4月，当局依据阿巴库莫夫签署的材料逮捕了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沙胡林、空军司令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诺维科夫主帅、空军司令部其他一些军官以及联共（布）中央人事局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们的罪责是通过提供质量低劣的飞机和发动机等武器装备使空军遭受损失。‘

这几次逮捕动摇了主管航空工业的中央书记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的地位。

1946年5月4日，政治局通过决定：“马林科夫同志作为航空工业和飞机验收工作及空军的负责人，从道义上对这些部门工作中暴露的问题（生产和验收劣质飞机）负有责任，他在知道这些问题的情况下没有向中央报告有关情况。认为必须将马林科夫同志开除出中央书记处。”

马林科夫的儿子写道：“一段时间他被软禁，后来斯大林决定让他到西伯利亚搞粮食收购。马林科夫仍然保留部长会议副主席的职务，但在1947年底之前他被禁止参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

马林科夫的失宠并非像通常认为的那样是日丹诺夫要阴谋的结果，虽然在政治局内部所有的人都互相仇视。阿巴库莫夫并不隶属于日丹诺夫，而且日丹诺夫也知道，他无权向国家安全部长发号施令或是在没有斯大林的直接委托下同他进行某种谈话。

是斯大林本人对马林科夫不满。或许是由于儿子瓦西里·斯大林的进言。瓦西里是个飞行员，曾向父亲抱怨飞机质量不佳。

不过，斯大林很快又把马林科夫召了回来，而日丹诺夫的地位则被削弱了。

1946年 5月11日，沙胡林、诺维科夫、空军军事委员会成员希曼诺夫、空军副司令列宾、空军定购总局局长谢列兹尼奥夫、中央委员会人事局的处长布德尼科夫和格里戈良被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判处监禁，刑期各不相同。

此项罪案是捏造的，于是斯大林死后，1953年5月，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取消了自己的判决，并因“缺少犯罪要素”而停止调查这一刑事案件。1953年6月12日，在贝利亚的倡议下，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关于审核沙胡林、诺维科夫、列宾等人一案侦查材料的结果》的决定。所有人都被恢复党籍、军衔，返还奖章……

海军也受到了同样的打击。

1947年，斯大林签署了苏联部长会议作出的关于将海军4名高级领导人送交“荣誉法庭”审判的决定。这4人当中包括负责舰船制造和海军武器的副海军人民委员列夫·米哈伊洛维奇·加列尔。这几位海军领导人被指控在战争期间向盟国转交保密文件。

经“荣誉法庭”审判后，4位海军将领的案子作为刑事案件转交给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4人均被认定有罪，并被判处不同年限的监禁。斯大林死后，判决因缺少犯罪要素而被取消。然而，加列尔上将已于1950年死于狱中。

下面轮到炮兵了。此案的准备工作是在阿巴库莫夫时期完成的，但签发逮捕令的却已是他的继任者了。

1951年12月31日，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C一m型57毫米口径自动防空火炮的缺陷》的决定。被解除职务的有武装力量部副部长、炮兵元帅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雅科夫列夫和他的几名部属。1953年2月，他们因被控从事破坏活动而被逮捕。炮兵将领们获释已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后，是贝利亚建议释放的。

1948年4月，国家安全部的侦查人员针对海运部长阿法纳西耶夫策划了一幕闹剧。他有一天去上班，突然他的车子停下了，因为轮胎被扎了。另一辆车在附近刹车，里面蹿出几个人，将部长捆绑起来带走。他被带到一个秘密地点，那几个人对他说：“我们知道您在为英国情报部门工作。我们希望您也为我们中央情报局工作。”

阿法纳西耶夫断然拒绝。他们把他双眼蒙上带了出去，并将他丢在莫斯科市苏维埃所在地附近。阿法纳西耶夫求见斯大林，接见他的是贝利亚。

关于这件事，苏联总检察长罗曼·安德烈耶维奇·鲁坚科后来作了这样的讲述：

“贝利亚当着阿法纳西耶夫的面打电话给阿巴库莫夫，让他到他这里来。为了作样子，贝利亚开始当面斥责阿巴库莫夫：‘你怎么当部长的？你的人干什么吃的？美国间谍如此无耻猖狂，甚至在大街上绑架人。这不，把阿法纳西耶夫绑架了去，逼他从事间谍活动。’

“贝利亚吩咐阿巴库莫夫要‘找到’绑架阿法纳西耶夫的‘美国间谍’。几天后，阿巴库莫夫‘找到’了国家安全部的那名冒充美国间谍的工作人员。阿法纳西耶夫同这名挑衅者当面对质，此人自称是美国间谍并已‘悔过’，说他曾按照‘美国人’的指示拉阿法纳西耶夫搞间谍活动。”

海运部长被捕了。国家安全部的侦查人员在审讯时殴打他，试图迫使他在他们所需要的供词上签字。他被判处20年监禁。

20大之后，中央监察委员会重新审查了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经办的一系列案子。下面这件事便是党的监察人员发现的：

“1941-1949年，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国家安全部边疆区局在情报工作中采取了挑拨离间的方法。他们在离哈巴罗夫斯克50公里处靠近满洲里边界的地方设立了一个‘假警戒线’，由苏联哨所，即所谓的‘满洲里边防警察站’和‘日本县级军事代表处’组成。

“对于那些被怀疑从事间谍活动或反苏活动的苏联公民，局里的工作人员通过教唆怂恿招募他们，谎称派他们到国外执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任务，随后为达到挑拨离间的目的而安排他们越境前往满洲里。

“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到达国外，而是到了所谓的‘日本县级代表处’。在那里，换上了日本军装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冒充流亡的白匪，用刑审问他们，迫使这些‘被扣押者’向‘日本当局’坦白了他们同苏联情报机关的联系，甚至迫使他们同意为日本情报机关工作。而后让他们返回苏联边防哨所管辖区域，他们在那里被捕并被押往哈巴罗夫斯克监狱。通过这种方式捏造出148人的案子。”

殴打犯人的做法早在苏维埃政权初期便开始出现，并且一直延续到斯大林去世。阿巴库莫夫被捕后在受审时说：“我们可以打犯人，中央的领导多次告诫我和我的第一副手奥戈利佐夫，在需要的时候，我们的肃反机关不怕对间谍和其他国事犯采用刑讯手段。”

在阿巴库莫夫的侦查机构中是有分工的。文化水平低的那部分人用刑逼犯人招供。受过教育的那部分人做记录。这些人于是被称作“矿工”和“文书”。

战争结束后，斯大林抓得更严了。他不允许有所松懈，而是或在这方面或在那方面要求采取极端措施。

阿巴库莫夫给斯大林写了一份报告，建议将那些因从事“反革命活动”、“间谍活动”、“破坏活动”而被判刑的、经受十多年牢狱之苦而活下来的不幸的人再次投入劳改营。

斯大林批准了这一建议。

国家安全部和苏联最高检察院的指示要求国家安全机关再次逮捕那些刑满释放的罪犯。他们被冠以同样的指控。如果侦查机关在他们的行为中找不出任何反苏的迹象，这些“二进宫”者便被流放。

1948年2月2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密令：“所有正在特别劳改营和监狱服刑的间谍、破坏分子、恐怖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右派、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白俄、其他反苏组织和集团的参与者以及从事反苏联络活动和敌对活动的危险分子，在服满刑期后，一律按国家安全部的安排予以流放，并受国家安全部机关的监督。”

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允许判处流放或驱逐那些“被认定具有社会危险性的人，即使在他们被指控从事具体犯罪活动但将被法庭宣判无罪的情况下也可以这样做”’。

在这个时候，战争结束后，那些在1937-1938年被判刑的犯人的长大成人的子女也被投入劳改营。当年他们太小了……

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和内务部长科鲁格洛夫于1948年执行了政治局的指示：将“农村中那些可能破坏农业劳动纪律。因自己身在农村而可能威胁到集体农庄的繁荣富裕的危害分子”驱逐出乌克兰。

事实上这是一个再次没收富农的生产资料的决定，这一决定是应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建议而通过的。这一次针对的是西乌克兰。西乌克兰是在1939年底并入苏联的，战前没来得及清除“危害分子”。

1944年后，在乌克兰西部各州共逮捕了13万人，被驱逐出该共和国的共有20万人……

许多人从波罗的海沿岸、白俄罗斯西部各州和摩尔达维亚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战后移民流刑犯的人数达到250万人。

1948年11月26日，根据国家安全部的建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命令；德意志人、卡尔梅克人、印古什人、车臣人、巴尔卡尔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和其他一些民族迁往边远地区永久居住。擅自搬离居住地者将被判20年苦役。

米霍埃尔斯遇害

在那恐怖的年代，有数百万人被迫害致死。他们被草草审判，要么被枪毙，要么被送进劳改营，多数人在那里死去。

只有那么几次，斯大林看来是不敢公开行动。于是导演一出戏，将政治谋杀掩饰为刑事谋杀。

种种迹象表明，基洛夫就是这样被杀害的。杰出的表演艺术家、国家犹太剧院艺术指导、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苏联人民演员索罗门·米哈伊洛维奇·米霍埃尔斯也是这样于1948年四月被害的。

米霍埃尔斯没有被捕，而是被谋杀，但却假装是被车撞死的。

为什么要用如此复杂的方法来杀死米霍埃尔斯呢？

其中许多情况已经明了。来自国家安全部的杀手获得了高级勋章，而后又被没收，某人甚至还被枪毙了。但也有许多情况至今还是个谜。问题也并不仅仅在于反犹太主义。而是有着更深层的原因。

索罗门·米霍埃尔斯是个天才的表演艺术家。此外，他还是一个很富于感情的人，他魁力无穷、坦率直爽、乐于助人，而且确曾帮助过许多人。他的死对从内心深处为他而自豪的苏联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可怕的打击。

米霍埃尔斯曾于1946年荣获斯大林奖金。他本人就曾是文学艺术领域斯大林奖金评委会委员，也是苏联部长会议文艺事务委员会艺术理事会理事、全俄戏剧协会主席团和艺术工作者工会中央委员会成员。

米霍埃尔斯本人很清楚，他是个招牌。当西方记者说苏联反犹太主义猖撅的时候，党的领导人会说，那米霍埃尔斯呢？

索罗门·米霍埃尔斯是于1948年1月12日夜间在明斯克被杀害的。与他一起被害的还有戏剧评论家弗拉基米尔·戈卢博夫一波塔波夫。他们两人一起去出差，最后被人在大雪覆盖的街道上发现。官方的说法是：一起偶然发生的车祸。

次日，即1月13日，内务部长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科鲁格洛夫向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伏罗希洛夫和日丹诺夫汇报说，民警机关已开始侦查。

但莫斯科马上传言四起：米霍埃尔斯是被杀死的。不难想象是谁下的命令和为什么会下这样的命令。在有关档案公开之前，多部侦探小说的作者阿尔卡季·魏纳和格奥尔基·魏纳两兄弟便已写出了米霍埃尔斯之死的演义读本--《绿草地上的绞索和墓碑》。

档案公开之后，作家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博尔夏戈夫斯基写了一部书--《出身的罪过》，讲述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被审判和米霍埃尔斯被害的有关情况。1948年1月7日，当时还年轻的戏剧评论家亚历山大·博尔夏戈夫斯基送米霍埃尔斯踏上了前往明斯克的最后的旅程……

关于发生的事情有好几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

斯大林死后，1953年4月2日，再次攫取了国家安全机关领导权的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给部长会议主席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写了一封信。信中讲述了有关米霍埃尔斯之死的一些情况。

据贝利亚讲，杀害米霍埃尔斯一事是白俄罗斯前国家安全部长拉夫连季·福米奇·察纳瓦按照前国家安全部长、此时早已进了监狱的阿巴库莫夫的指示组织策划的。

阿巴库莫夫受审时说：“斯大林交给我一个紧急任务--尽快让苏联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策划铲除米霍埃尔斯一事，制造不幸事故的假象。”

直接指挥杀害米霍埃尔斯行动的是阿巴库莫夫的第一副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奥戈利佐夫。

谋杀发生于1948年1月12日。晚饭过后，有人给戈卢博夫打电话，邀请他同米霍埃尔斯一道参加一个犹太人的婚礼。白俄罗斯国家安全部长拉夫连季·察纳瓦中将派了一辆车来接他们。两名特工将他们带到察纳瓦的别墅。

此时大约是晚上10点钟。就在别墅里，他们被乱棍打死，并被载重汽车撵压，以此来伪装。夜半时分，尸体被运往城内，抛弃在一条偏僻的街道上。清晨，尸体被人们发现。

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在自己的回忆录《只有一年》中讲道，她记得下属向斯大林汇报米霍埃尔斯之死的那一刻：“在我同父亲在他别墅的一次相聚过程中（当时这样的会面已经很少了），我走进房间，他正在同某个人通电话。我等着。那人向他汇报着什么，他听着。然后，他像做总结似的说道：‘嗯，一起车祸。’我清晰地记着这语气--这不是提问，而是确认，是回答。”

斯大林的女儿补充说：“‘一起车祸’是我父亲在下属向他汇报执行情况时提出的一个官方说法……父亲觉得到处都是‘犹太复国主义’，到处都有阴谋。父亲过了一段时间对我说，‘犹太复国主义者给你送来了第一个丈夫，整个老一代都受到了犹太复国主义的传染，而他们现在又在教育年轻一代。”’

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写道，争论是没有用的。斯大林处处看到的都是敌人：“这已经是一种病态，一种迫害狂--源于空虚和孤独……他极其残酷地反对这个世界。”

这次任务的执行者之一、因此而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8年10月29日专门下令授子红星勋章的费奥多尔·格里戈里耶维奇·舒布尼亚科夫上校，在斯大林死后写了一份关于谋杀米霍埃尔斯的报告。获得红旗勋章的奥戈利佐夫和察纳瓦被逮捕。奥戈利佐夫后来获释。察纳瓦于1955年死于狱中。三人的勋章均被收回。

第二种说法。

作家亚历山大·博尔夏戈夫斯基认为，阿巴库莫夫的供词掩盖了真相。杀害米霍埃尔斯一事不是一天之内想出来的，而是经过长期精心的准备。

在出差前两天，全俄戏剧协会决定不派已经办好出差手续的戏剧评论家尤·戈洛瓦先科去明斯克，而是指派在明斯克长大并且是国家安全部的秘密情报员的戈卢博夫前往。戈卢博夫不想去，他曾说过，上司执意让他去……

博尔夏戈夫斯基认为，米霍埃尔斯早就被冠以反苏犹太人民族主义中心头子的角色，该中心按照美国的指示从事反苏破坏活动。之所以要除掉米霍埃尔斯，是因为国家安全部和阿巴库莫夫不敢让他出庭参与业已策划好的、针对犹太知识分子的诉讼。米霍埃尔斯是不会按侦查人员的指令行事的。他的性格和意志力。他的个性会扰乱整个诉讼程序。米霍埃尔斯死了会更好些……

无所不能的阿巴库莫夫会担心一个被捕者不驯吗？

会的。对不久后被捕的部长本人的拷问和侮辱也没能使阿巴库莫夫屈服。他面对死亡表现出坚强的意志。在别人身上他也会发现这种意志力。可他能决定该除掉谁和怎样除掉谁吗？

第三种说法。

在米霍埃尔斯被杀后仅仅过了几个月，国家安全部的文件便把这位伟大的演员说成是犹太复国主义的走狗、卑鄙渺小的阴谋家，说他试图出卖自己的故乡，出卖俄罗斯的土地，希望将克里米亚从俄罗斯分离出去并把它让给美国人。米霍埃尔斯遇害之时，当局还没有最后决定给他扣什么帽子。

那么为什么在1月12日深夜杀死他呢？

瑙莫夫教授认为，美国报刊上出现的有关斯大林私生活的报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斯大林因此事大发雷霆，要求国家安全部查清美国人是从什么人那里得到这些材料的。

国家安全部没法找到真正的消息来源。安全部的人想出了一个肯定会令斯大林高兴的办法--有关伟大领袖的材料是由斯大林不喜欢的阿利卢耶夫一家、即他亡妻的亲人散布出去的。于是，阿利卢耶夫一家人便一个接一个地被逮捕。

而这些信息又是如何从阿利卢耶夫家传到国外的呢？是通过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该委员会在战时依据中央的决定向世界各大报刊提供关于苏联人民生活的文章。国家安全部写的一份报告称，米霍埃尔斯对斯大林的生活非常感兴趣。

他们逮捕了与阿利卢耶夫一家过从甚密的一个人，而此人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里有个熟人。这便构成了犯罪的链环。而此时斯韦特兰娜又有了一个新丈夫--格里戈里·莫罗兹。斯大林不喜欢他，因为他是个犹太人。

从文件来判断，斯大林于1月10日拿到了一份材料，这份材料称，全世界是通过米霍埃尔斯了解到他的私生活的。斯大林勃然大怒，下令除掉这位表演艺术家。

阿巴库莫夫此时汇报：“米霍埃尔斯现在在明斯克。”斯大林命令：“一切就在那儿了结。”

国家安全部的杀手在明斯克实施了双重谋杀，手段如此之粗暴野蛮，以至于第二天人们就差不多开始公开议论：米霍埃尔斯是被杀死的。

斯大林究竟为何对美国报刊上的区区一篇文章反应如此过敏呢？

原因在于，过去已经有一件与美国报刊有关的往事了。

那是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斯大林前往南方休假，并且在那里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留在家里主事儿的是政府负责人莫洛托夫，他一改往日的那种谨小慎微的个性，放松了神经。

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招待会上，他对外国记者说，国内将出现一些变化，新闻检查会有所放松。美国人还补充道，现在莫洛托夫可能会再次出任政府首脑，因为斯大林老了，并且有病在身，不久便会离开自己的岗位。

斯大林很快便得知了莫洛托夫所说的话。每天都有人向他提供苏联报刊综述和有关世界各大媒体最重要文章的简报。当下属将美国报刊文章的译文拿给领袖看时，他大怒，要求惩罚莫洛托夫，将其开除出政治局。

在1940年3月莫洛托夫50岁寿辰时，彼尔姆市更名为莫洛托夫市。国家的地图上出现了3个莫洛托夫斯克、两个莫洛托夫巴德，还有莫洛托夫角、莫洛托夫峰，许多街道、工厂和集体农庄以他的名字命名。那些年，斯大林非常器重自己手下这位人民委员。

1945年他对莫洛托夫的怨气是如此之深，以致几乎和他断绝了来往，而且直到自己去世之时也没有原谅他。

政治局委员们想救莫洛托夫。他们给斯大林写信，说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非常后悔，请求宽恕，并且还哭了。斯大林面露厌恶之色，说：怎么，他是贵族小姐？还哭鼻子？

莫洛托夫留在了政治局。但斯大林再也没有用“你”来称呼过他，甚至开始怀疑他：莫洛托夫是不是一个潜伏的敌人呢？

很长时间以来，莫洛托夫一直是斯大林的左膀右臂。他对斯大林有着显而易见的影响力。从表面上看，莫洛托夫同斯大林平起平坐，有时，当他得知领袖不太自信并打算听取他人意见的时候，他还表示反对。

但斯大林没有永远的朋友。他只有永远的利益--维护他那唯我独尊的全权。而朋友和战友却在不断变化。

斯大林善于通过巧妙地洗牌来剥夺他人的权力。他并不召集政治局全体会议，而是建立了五人小组、六人小组、三人小组，来解决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结果，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并没有人选这样的三人小组和五人小组。这就是说，没人给他送任何文件，没人叫他开会，没人征询他的意见。而在克里姆林宫之外，没有人对此起疑心：游行时人们照常举着部长会议主席的画像，照片上，莫洛托夫依然同斯大林并肩而立。可实际上，莫洛托夫已经远离权力……

这件事毁掉了斯大林同莫洛托夫的关系，莫洛托夫被剥夺了权力。现在，莫洛托夫的境况更加恶化。按照斯大林的指示，阿巴库莫夫策划了新的一轮迫害行动。一切都像1937年那样，按众所周知的模式来进行。只是这一次主要的受害者是犹太人。

按照国家安全部的计划，应当将莫洛托夫的妻子--犹太人波林娜·谢苗诺夫娜·热姆丘任娜--作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一案的被告人之一。然而时任轻工业部纺织工业总局局长的热姆丘任娜只是一个小角色。

国家安全部策划了一个足以震动全国的大阴谋。肃反工作者们搜集了有关莫洛托夫和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之间联系的材料。也就是说，他们的目的是要让维亚切斯托夫·莫洛托夫本人成为反苏阴谋的领导人。

当有关“医生杀人犯”被揭露的消息公之于众的时候，莫洛托夫惊慌失措。这是因为，在“敌人”企图谋害的人当中没有他的名字。莫洛托夫很清楚是谁拟就了这份名单，因此他明白，自己将在劫难逃……

他的画像依然出现在游行队伍中。城市和集体农庄依然冠以他的名字。他依旧是政治局委员，在政府中依旧是斯大林的副手。他每天乘坐高级轿车驶向克里姆林宫。司机载着他从卢比扬卡广场旁边经过，他的妻子就被关在位于那里的国家安全部内部监狱中。

他来到克里姆林宫后，整天坐在自己宽敞的办公室里。他无事可做。斯大林不给他打电话，也不请他过去。

斯大林认定他是美国间谍，认为美国人在他访美时收买了他。不然的话，美国人干嘛要给他专门准备一节车厢呢？他们是在那里，在列车里同他进行了秘密谈话，并且收买了他。

莫洛托夫不会不记得，在1913年，沙皇的警察来抓他，他跳窗逃走。而如今他无处可逃。他等着被抓。他知道，他们不会送他进劳改营。他们会把他作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一起间谍阴谋的头子进行一场大规模庭审，然后枪毙。

全世界依然把他当作是苏联的二号人物。而他却甚至不敢下决心救妻子出狱，也无法自救。

斯大林打算干脆摆脱那些依然在位的老战友。他认为，他的这些帮手都是些软弱的人，他们在帝国主义分子面前会屈服，他们并非真的很坚强。他确实担心他们会暴露出弱点让敌人有机可乘。

起初，斯大林打算裁定莫洛托夫为犹太人反苏维埃政权阴谋的领导人，后来他改主意了，开始给他寻找另一个角色。在中央全会上，斯大林当众指责莫洛托夫不坚强、不坚定、胆小怕事。有投降行为。

以色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1955年在医院里会见莫洛托夫时问他：“为什么您一个政治局委员能允许他们逮捕您的妻子？”莫洛托夫坦然答道：“因为我是政治局委员，应当服从党的纪律，我服从了。”

问题并不在于党的纪律。虽然妻子的被捕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但莫洛托夫不敢反对斯大林，否则他会立即步她的后尘。尽管如此，莫洛托夫对斯大林依然无限忠诚。他丝毫不去关注生活的乐趣。他不会轻松一下，不喜欢饮酒。在没有确信斯大林已经回去休息之前，莫洛托夫很少下班回家，因此他的工作日通常要到凌晨三、四点钟才结束。

历史学博士奥列格·赫列夫纽克注意到，斯大林早在战争开始前便已盯上了波林娜·热姆丘任娜。1939年8月10日，政治局通过一个决定，说热姆丘任娜“在自身交往方面疏忽大意，不加辨别，致使在热姆丘任娜同志身边有不少敌对间谍分子，无形中使他们更方便地从事间谍活动”。

政治局委托内务人民委员部“对有关热姆丘任娜的所有材料进行仔细审核”。内务人民委员部很快便搞到了有关她参与“破坏和间谍活动” 的证据。

但斯大林暂时饶恕了她。10月24日，政治局再次对热姆丘任娜进行审查，认定对她的指控是“造谣中伤”，然而最后的决定中仍然保留了“疏忽大意和不加辨别”的字眼。

她被撤销了鱼品工业人民委员一职，出任俄罗斯联邦轻工业人民委员部纺织与日用品工业总局局长。在1941年2月召开的联共（布）第18次代表大会上，她被剥夺了党中央候补委员的资格。

战争结束后，又轮到她了，准确地说，是轮到她的丈夫莫洛托夫了。

在一次党内会议上，热姆丘任娜被开除党籍。波林娜·热姆丘任娜在会后立刻回到家中，收拾东西搬到了亲戚家里--这差不多等于是同莫洛托夫离婚。她知道自己眼看就要被捕，而她不希望进监狱的是政府首脑的妻子。她感谢国家安全部给了她这样的机会。一次特别会议判处她流放异地。直到斯大林死后，贝利亚才让她回到了莫斯科……

历史学家们试图搞清楚一个问题：斯大林干嘛要这么做呢？这是怎么回事--是长期以来对犹太人仇恨心理的极端表现？是偏执狂？还是神经错乱？

所有这些因素都发挥了其恶劣的作用。但主要原因在其他方面。斯大林是在为新的战争做准备。

随着时间的推移，“冷战”这一概念已经不再具有可怕的内涵。可在当时那个时期，两个国家在心理上已经处于战争状态。

这种准备工作大约开始于1946年。监视苏联的犹太人，杀害米霍埃尔斯，审判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员，逮捕“医生杀人犯”--这一切事件的原因都在于，斯大林认为所有犹太人都是美国间谍。他曾经跟国家安全部的侦查人员说过这样的话。

1948年举行的政工会议直接提出，下一场战争的对手将是美国。而在美国是犹太人说了算。也就是说，苏联的犹太人是第五纵队，是未来的背叛者。他们现在就已经开始为美国人搞情报或进行颠覆活动……

很长时间以来都没有找到有关斯大林本人说这些话的证据。但在前不久，人们发现了主管机械制造业的部长会议副主席维亚切斯拉夫·亚历山德罗维奇·马雷舍夫的一本详细的工作日记。他详细记录下了伟大领袖在1952年12月1日举行的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说的一番话：“任何一个犹太人都是民族主义者，都是美国情报机关的间谍。犹太民族主义者认为，美国拯救了他们的民族……他们认为自己欠了美国人的情。医生当中有许多犹太民族主义分子。”

可斯大林在公开场合发表的那些批判反犹主义的言论又作何解释呢？这便是他的施政特征之---极其巧妙地掩饰起来的假仁假义。

从米霍埃尔斯遇害到斯大林去世这段时间里，一切能取缔的都取缔了：犹太剧院，犹太语的报纸、刊物和书籍。当时的设想是取缔犹太文化的所有载体。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一案所起诉的人只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是犹太人。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他们的指控是，犹太作家用犹太语写作，保存旧书籍，申请保留那些用犹太语授课的学校。被捕者遭到毒打。一些人就死在监狱里。办案工作中需要一些有分量的东西--企图谋杀斯大林、从事间谍活动、搞破坏，而这些人即使被用刑也绝对想不到这类事情。他们所做的事情是演戏、写诗和给人看病。

对付他们的是国家安全部的精兵强将。后来被逮捕的科马罗夫上校便是其中之一，他曾这样谈自己的长处：“我特别恨犹太民族主义者，对他们我毫不留情，我认为他们是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当我了解到犹太民族主义者的罪恶行径之后，我更加痛恨他们，恳请你们给我机会，让我能够怀着对敌人发自内心的仇恨来惩罚他们，为他们的恶行，为他们对国家造成的损害。”

侦查人员相信犹太人生来就有罪，天生就有犯罪倾向，相信他们会背叛祖国。这是斯大林对他们讲过的。他们按他个人的指示行事。

瑙莫夫教授说：“医学教授埃廷格尔是此案当中的一个被告，他曾就读于维捷布斯克的一所中学。他的许多同学也都当了医生。斯大林要求给他搞一份维捷布斯克中学毕业生的名单，然后亲自标注：谁该审问，谁该逮捕……”

清洗行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把犹太人从科研部门、医院、国家机关、军队、从各个地方清除出去了。

同“犹太复国主义者” 和“世界主义者” 的斗争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在暗中投下匿名信和公开发表反犹太演讲之后，一些岗位和职位腾了出来，成就功名的速度几乎和1937年一样快，那个时候枪毙了许多高级官员，从而为另外一些人开辟了仕途。

令所有这一切成为可能的那种令人窒息的、毒杀生灵的气氛不仅打击了犹太人。多年领导苏联作曲家协会的吉洪·尼古拉耶维奇·赫列尼科夫对我说过，他每天都在自己的信箱里看到一些恶毒的信件：“季沙（吉洪的小名--译者注）是个傻瓜，季沙受犹太人的影响，季沙救助犹太人。”

迄今为止，我们无法准确地说出，斯大林是否真的曾经打算像对待其他一些民族那样，强迫犹太人迁离家园。许多历史学家说：没有这方面的文件。没有印成铅字的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的有关指示。

是的。斯大林刻意回避在有争议的文件上留下墨迹。他倾向于口头回答，或是在别在文件后面的单独的一页纸上作批示。他以为，这些单页纸随后会被扔掉，而文件会永久保存。他错了。尽管他经验丰富，了解办事程序和整个机关事务，可他还是没有想到，任何人，尤其是马林科夫，都不敢把有斯大林批示的纸扔掉。正因如此，他的一些批件还是保留了下来。

瑙莫夫教授认为，应当继续进行档案整理工作。仅中央主席团1953年1月通过的一项关于建立一些总共能容纳15万至20万外国人的劳改营的决定就能说明许多问题。这些劳改营为谁而建？主席团的决定里说，是为那些“特别危险的外国犯罪分子”。而国内当时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外国人！斯大林真的确信犹太人会给他带来危险吗？不论多么令人不解，事实上米霍埃尔斯1943年的美国之行给斯大林留下了印象。斯大林派米霍埃尔斯游说美国人帮助苏联。这位杰出的表演艺术家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在他的一系列演讲结束后，美国人筹集到一大笔钱来帮助俄罗斯。这令疑心很重的斯大林感到不安：苏联的犹太人同美国人达成协议实在是太容易了……

而这仍然不是主要原因。斯大林只是需要一个内部的敌人。

我们现在觉得，在赢得卫国战争的胜利后，苏联领导人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但愿不要爆发战争。这是错觉。斯大林想的是另一码事。他大大扩展了苏联帝国的疆界，他关心的是在东欧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讲，社会主义阵营只有一个真正的敌人--美国。一旦战胜了美国，那将意味着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

因此，斯大林在战后仍然维持着庞大的军队，致使后来削减起来都很困难。新建的师没有开往西方，而是开到了东方。战场应当是在阿拉斯加展开。这其实是战后历史--险些成为战前历史--当中很少有人研究的一个部分。

斯大林不害怕核战争。美国人当时并没有那么多的核武器。导弹还没有，惟一的运载工具是重型轰炸机。将军们让斯大林相信，防空系统可以拦截大部分美国轰炸机。

斯大林认为，美国人无法从空中摧毁苏联。核打击所造成的损失当然是巨大的，但斯大林对此并不担心，因为国土广阔，人口众多。

在楚科奇建造了空降兵部队的军营和远程轰炸机专用机场，在伊加尔卡建立了军事基地，在普罗维杰尼亚湾修建了军用仓库。铁路横贯整个北冰洋沿岸，向堪察加半岛延伸。当时的任务是要立刻将战争引向防守薄弱的美国境内。

他认为，对美国人来说，针对美国的任何一次核打击都将是毁灭性的。那样将出现恐慌，美国人便会投降。斯大林并不认为他们是好士兵，而认为美国人是胆小鬼，总爱躲在别人的后面。

朝鲜半岛1950年爆发的战争对那些被派去帮助伟大领袖金日成的苏联飞行员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场。苏联空军不仅经受了战斗的磨练，而且还习惯了向美国人射击。

斯大林打算与中国的领袖毛泽东一同作战，毛的军队也在朝鲜学习同美国人打仗。全世界都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当时是多么的近。

前驻西德大使、曾任主管国际事务的中央书记的瓦连京·米哈伊洛维奇·法林写道：“也许某一天，我们通过文件可以知道，为了对付警告中的打击，我们在积聚苏联实力方面走得有多远。根据我所掌握的二手材料，我只说一点--独裁者死得真是时候。”

“列宁格勒案”：警示性处决

在这件案子里遭到逮捕、审判和枪毙的是那些在战争中曾经保卫过列宁格勒的人。在斯大林策划的案件当中，这大概是最令人迷惑不解的一个。关于被捕者的情况没有任何记录，庭审和判决情况也没有公布。亲人们也不怀疑，他们的父亲和丈夫已被枪决。

而在此案中被枪决的不是那些医生一破坏分子，不是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而是年轻的党务工作者，列宁格勒保卫战的组织者。所有这些人都是被斯大林发现并由他提拔上来的。他们当中包括：中央书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库兹涅佐夫．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委主任兼政府副主席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沃兹涅先斯基，中央组织部成员、俄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罗季奥诺夫。

这些列宁格勒人受到的指控是，他们进行了破坏活动，使列宁格勒党组织同中央委员会对抗。当局还说，他们想建立俄罗斯共产党，以便提高俄联邦在苏联的地位并将俄罗斯政府从莫斯科迁往列宁格勒。

报纸上对“列宁格勒案”只字未提。但在庞大的党内机构中都知道，整个一个党组织受到了惩罚。数百名来自列宁格勒的党务工作者--当时他们已是遍布全国各地--被抓进监狱，撤销职务。党的机关工作人员也知道，国内没有，也不会有一人幸免于难。这是一次警示性的惩罚。

党的20大之后，人们开始谈论：库兹涅佐夫、沃兹涅先斯基等人成了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的牺牲品。他们是要同年轻而优秀的对手算账。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破坏了库兹涅佐夫等人在斯大林心目中的声誉，而斯大林此前对他们不错，提拔过他们。

在1957年召开的中央秘密全会上，赫鲁晓夫曾冲着马林科夫说：“斯大林不同意逮捕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他不同意，而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这两个狡猾的衣冠禽兽对斯大林施加影响，使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和波普科夫被逮捕并被判处死刑。马林科夫，你的双手沾满鲜血，你的良心卑鄙龌龊。你是个无耻小人！”

因策划“列宁格勒案”而被判死刑的有前国家安全部长维克托·阿巴库莫夫和他的三个助手。他们也是在列宁格勒受审的。看来事情水落石出了？可实际上并非如此……

同其他所有案件一样，“列宁格勒案”是斯大林谋划的。没有他的批准，就连克里姆林宫里的清洁工也别想碰，更不用说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了。当然，在克里姆林宫里，所有人都互相使坏，遇事互相低毁。但这种做法并不是马林科夫、贝利亚和国家安全部长首创的。

斯大林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理论的最忠实的继承者。

战争结束后，斯大林先拿朱可夫开刀，摆平了军方。朱可夫被撤销副部长职务，逐出中央委员会，只等着被捕。他身边的几名将军被关了起来，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军队指挥官们不要迷失方向：有人曾说，既然他们赢得了战争的胜利，那么他们现在无所不能。

斯大林搞定了肃反人员--任命阿巴库莫夫为部长。阿巴库莫夫开始将贝利亚的人从机关里清除出去。

斯大林基本上不允许阿巴库莫夫碰党务工作者。30年代，斯大林铲除了所有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真正或可能有瓜葛的人。现在整个党的机关里都是他的人。他们也使斯大林将国家安全机关掌控于手中。但斯大林还是策划了列宁格勒案。这是对整个党务机关的一次警告：你们看看，再得出个结论！

所有行动都是在杀鸡给猴看，让大家都看到：连朱可夫都受罚了！整个列宁格勒党组织都没有幸免！这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列宁格勒党组织基本上被看作是莫斯科的反对派，这令斯大林感到不安，他不信任列宁格勒人。大规模镇压列宁格勒党务工作者是向全国发出的一个信号：任何自作主张之举均不允许！任何事都要征得中央的同意，否则的话，列宁格勒的事件就是例子。在“列宁格勒案” 中总共逮捕了大约300人，至于那些只是被撤职的人就甭提了。

然而，斯大林并不想进一步煽动这种党内清洗运动。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斯大林本想在莫斯科也搞个案子，而他赫鲁晓夫为莫斯科人说了好话。这很可能是夸大其词。斯大林对“列宁格勒案”已经感到满意了。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这位杰出的演员摆出了一副被迫惩罚犯错误同志的最高调解人的姿态。当国家安全部按照他的指示已经在策划导致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被枪决的案子的时候，斯大林却当着众人的面问道：我们的沃兹涅先斯基没有工作怎么行？他是个天才的经济学家，给他找点事儿干……

通常认为，将库兹涅佐夫等人调到莫斯科担任高级职务的是当时党内二号人物、来自列宁格勒的头面人物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可事实并非如此……

日丹诺夫和库兹涅佐夫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战争爆发前夕，第一书记离开列宁格勒去休假。他并没有马上回来。而在列宁格勒保卫战的那些关键的日子里，沉迷于烈酒的日丹诺夫已经完全丧失了工作能力。

格里戈里·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的儿子确认他父亲曾说过，自己1941年秋天飞往被围困的列宁格勒时，见到日丹诺夫“钻在一个豪华的地堡里，委靡不振，脸都没刮，喝得醉酸醇的”。不过历史学家肯定地说，在文件里没有提到马林科夫前往列宁格勒一事。

还有更可靠的证据。

被枪毙的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的儿子瓦列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库兹涅佐夫曾对我讲过，在战争初期，日丹诺夫有些神经错乱。他无法工作，不应当让他出现在人群中。库兹涅佐夫被迫将日丹诺夫隔离在他的官邪。

精力充沛的库兹涅佐夫将这座被困城市的领导权承担了过来。正是在战争年代，他习惯于自己作出决定并承担责任。当时斯大林对他的功劳评价甚高。他把库兹涅佐夫调到了莫斯科，因为他需要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人。

然而斯大林同时下着几盘棋。他最亲近的人当中，谁对明天都没有信心。

政治局当中弥漫的那种风气给这个新来的列宁格勒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库兹涅佐夫的儿子说，当一天晚饭后贝利亚在斯大林的别墅里将一个小胡萝卜别在莫洛托夫的礼帽带子上，而后者就这样戴着它回家时，父亲惊呆了。当时谁也不敢说什么。

令库兹涅佐夫吃惊的是，怎么能允许开这种粗鄙下流的玩笑？但是领袖看起来喜欢这样的玩笑。在斯大林那里做客时可以把熟透了的西红柿放在旁人的椅子上，然后在看到政治局委员从裤子上往下擦西红柿汁时哈哈大笑。

活泼、坦率而又爱冲动的库兹涅佐夫在莫斯科的领导层当中终究还是不合群。他习惯于列宁格勒那种相对而言的自由，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常跟演员们交朋友，常去剧院看演出。有一次，他准备去看一场首演，给别墅里住在隔壁的中央书记兼《真理报》总编辑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打电话：一起去吧，听说是一场很有意思的戏。苏斯洛夫吃惊地问：您请示过斯大林同志了吗？

斯大林让自己的手下互相争斗，他遵循着这样一条古老的原则：分而治之。他让库兹涅佐夫分管国家安全部--这完全是走形式，因为负责该部的只有他自己。但这一任命立刻使阿巴库莫夫成了库兹涅佐夫的敌人。瓦列里·库兹涅佐夫说，在档案里找到三封阿巴库莫夫的告密情，信中说，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不干实事，而对他本人却态度轻慢。

有一次，领袖当着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莫洛托夫的面突然说，他老了，库兹涅佐夫可以接替他担任总书记，而政府首脑则可以由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来接任。斯大林并不打算给任何人让位，他的话也被在场的人正确理解。针对库兹涅佐夫和另一个有名的列宁格勒人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的案子恰恰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谋划的。

当时不知道该如何处置曾长期领导列宁格勒的日丹诺夫。所有列宁格勒的官员都被抓起来了，不能让他逍遥法外。但斯大林不想动日丹诺夫。日丹诺夫的名字同有关《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决定之类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大规模运动联系在一起。日丹诺夫很快便于1948年令人生疑地与世长辞，他这一死解决了所有问题。

瓦列里·库兹涅佐夫说，父亲毫无疑心，虽然他本可以猜到些什么。

“有一天，父亲下班回来后，跟母亲讲了一件怪事。早晨他在电梯里遇到了马林科夫，便同他打招呼，而他却把脸扭了过去

一切看上去似乎是从一件小事开始的。

1949年1月，列宁格勒举办了一次批发展销会。负责策划案件的马林科夫向斯大林发出信号：展销会的举办没有经过莫斯科的批准。列宁格勒的领导人自作主张，中央没有下达指示。所有问题他们都自己决定，而庇护他们的是来自列宁格勒的阿列克谢·库兹涅佐夫、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和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米哈伊尔·罗季奥诺夫。

而就在此时，按照预定计划，中央委员会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透露，在列宁格勒党组织的代表大会上，有几张选票上的两三个领导人的名字被勾掉，而结果却宣布，这些人全票当选。好哇，列宁格勒人还欺骗莫斯科！

2月15日，阿列克谢·库兹涅佐夫被撤销职务，并被任命为中央远东局书记，而这个远东局最终也没有成立。

瓦列里·库兹涅佐夫说：“远东局的确只存在于文件中，但父亲丝毫不怀疑他将去那里工作，他积极地为新的工作做准备，高高兴兴地研究边疆区问题。我们全都在家里阅读介绍远东的书籍。”

1949年7月29日，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向斯大林通报，前列宁格勒市委第二书记雅科夫·费奥多罗维奇·卡普斯京涉嫌串通英国情报机关，而且有人试图依照列宁格勒州国家安全局前局长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库巴特金的指令将搜集到的有关卡普斯京的材料予以销毁。

斯大林下令逮捕卡普斯京和库巴特金。在此之前，1949年2月22日，在列宁格勒州委全体会议上，列宁格勒市的领导人已被当作反党集团成员而撤销了职务。

已故上校费多谢耶夫在战争期间曾在列宁格勒同库巴特金将军一起服役，他曾在《情报和反间谍机关新闻报》上发表了一篇回忆文章。

库巴特金在边防军服役期满后开始在敖德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工作。后来他被位于莫斯科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央学校录取，然后就留在了人民委员部总部。

据费多谢耶夫说，正是库巴特金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密政情处工作期间发现了有关维辛斯基的文件，维辛斯基曾在搜捕列宁的命令上留下了自己的签名。库巴特金准备了一份材料，这份材料后来放到了叶若夫的桌子上。叶若夫将材料交给了斯大林，斯大林把维辛斯基叫来，谈话在三个人之间进行，而叶若夫不希望这样。在回忆起关于斯大林和维辛斯基曾在巴库的同一间牢房里共患难的往事之后，斯大林放过了吓得要命的维辛斯基。而叶若夫在明白了不能碰安德烈·雅努阿里耶维奇之后，乘车离去。

贝利亚在国家安全机关搞了大清洗之后，’高级办案人员库巴特金立刻当上了内务人民委员部莫斯科局局长。他的历届前任当中，四人被捕，一人自杀。

据库巴特金回忆，当时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失去了高级官员，人员多为士官和下级尉官。1938年12月，局里来了一大批莫斯科共青团工作者--接替那些被杀、被捕和被驱逐的人。他们毕业于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的一年制学校。

1941年8月，他被调往列宁格勒，任内务人民委员部列宁格勒局局长。

1946年6月，阿巴库莫夫任命他为国家安全部第一总局（情报局）代理局长。库巴特金称，他当时拒绝了这一建议，说他无法胜任，阿巴库莫夫于是生了他的气。同在1946年，他前往高尔基市出任州内务局长。1949年3月，库巴特金被逐出国家安全机关，原因是“无法继续任用和转入普通军人编制”。他被任命为萨拉托夫州执委会副主席。

他在列宁格勒的继任者德米特里·加夫里洛维奇·罗季奥诺夫发现了一份关于列宁格勒市委第二书记雅科夫·卡普斯京1935年任普梯洛夫厂助理车间主任时在英国实习的材料。他似乎同教他学语言的一名英国女子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这名英国女子被认为是英国情报机关的工作人员。

材料曾于1939年上报给州委第一书记日丹诺夫，但没有受到重视。库巴特金下令将这份材料销毁，因为按规定他无权收集这一级别的党务工作者的此类材料。如今这一决定被认为是企图掩盖卡普斯京的间谍活动。

1949年7月21日，阿巴库莫夫将罗季奥诺夫的报告呈送斯大林，斯大林准许逮捕卡普斯京和库巴特金。

国家安全部举行特别会议审查库巴特金的案子，他因“犯罪的不作为”而被判20年。但这只是个开头，因为他们把他同列宁格勒集团的主要成员牵扯到了一起，开始了一个新的案子。1950年10月27日，军事审判庭判处库巴特金枪决，当天便将他处死。他的妻子和正在上大学的儿子也被定罪，母亲和姐姐被当成危险分子逐出家园……

而库兹涅佐夫连想都没想到，国家安全部已经在处理他的事情了。为了将他隔离开来，不久前还是中央书记的他突然被派去参加军事培训。

他欣然穿上军装，前去研修军事课程，所有考试都是五分。教员们不知道该如何对待他。

一个星期六，库兹涅佐夫接到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马特维·费奥多罗维奇什基里亚托夫的电话，他告诉他，马林科夫让他去一趟。

瓦列里·库兹涅佐夫回忆道：“父亲很高兴，他想，他们记起他了，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将给他新的任命，他又将工作了。他步行过去--离克里姆林宫并不远。走到街上后，他回过头来，挥了挥手，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

两个半小时之后，库兹涅佐夫家遭到搜查，于是他们明白，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被捕了。

库兹涅佐夫是直接在克里姆林宫马林科夫的办公室里被捕的，他被关进一所特别监狱。这所监狱既不属于国家安全部，也不属于内务部，而是属于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特别监狱是根据斯大林本人的指示于1950年建成的，斯大林连肃反工作人员也不信任。

内务部长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科鲁格洛夫亲自负责筹建这所监狱。监狱可囚禁30－40人，具备各种特殊的监禁设施。担任监狱长的是克列伊梅诺夫（1944-1953年任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一国家安全部一内务部监狱局二处处长和副局长，1954-1957年任克格勃监狱局局长）。

这所监狱里囚禁着列宁格勒案的案犯。那里还设了一部电话，以便侦查人员可以直接打电话给马林科夫。

瓦列里·库兹涅佐夫说：“妈妈不愿意相信所发生的一切。她不知为何总认为父亲是被派往西班牙搞革命去了，因此丈夫既不能打电话，也不能写信。妈妈不久便被捕，我和妹妹四处奔走，希望了解到有关父母的消息，但我们到处都被驱赶。后来我们被赶出家门。”

库兹涅佐夫的家人也不得安宁。一个穿便衣的肃反工作人员每天在学校附近等着被捕的中央书记的儿子，抢过他的书包，将所有教科书和作业本抖落到地上。而且总要尽量把书本抖在水洼中。瓦列里·库兹涅佐夫后来便把作业本藏在腰间：所有东西都脏兮兮的，见到老师会难为情的。

他们强迫库兹涅佐夫被捕的妻子在证词上签字，证明她的丈夫是人民公敌。她拒绝了。

瓦列里·库兹涅佐夫说：“他们拷问她，把她关进铁箱子里，一关就是几个小时。她在获释许多年以后才告诉我这些事情……”

沃兹涅先斯基则是另一番遭遇。国家物资和技术供应委员会的一个副主任给部长会议办公厅写信说，国家计划委员会过分地降低了1949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计划定额。部长会议和政治局于1949年3月5日作出决定：“国家计委欺骗政府、更改数字的犯罪事实是不能容忍的，对国家计委在制定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方面所奉行的错误方针以及它对完成党和政府的指示所采取的敷衍态度应给予谴责。”

同一天，沃兹涅先斯基被解除了政府副总理和国家计委主任的职务。3月7日，他被开除出政治局。

一名中央特派员下派到国家计委。7月，他向中央提交一份报告，称1944-1949年“在沃兹涅先斯基担任国家计委主任期间，大量内容相当于国家机密的保密材料不知去向”。

1943年曾就一起秘密文件偶然遗失事件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根据1947年制定的法律，偶然泄露机密信息将被判处劳改8至12年。当时还确定了一份构成国家机密的范围广泛的材料清单。

9月7日，监察委员会办公厅向中央提出，“鉴于触犯苏联关于保守国家机密的法律”，建议将沃兹涅先斯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移交法院审判。一周后，他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949年10月27日被捕。

在列宁格勒进行了大搜捕。那些名气最大的人被枪毙。在有名的列宁格勒人当中，只有未来的政府主席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幸免于难，而他恰恰又是库兹涅佐夫的亲戚。

瓦列里·库兹涅佐夫说：“无论是有关法庭审理还是有关死刑判决的情况，我们一概不知。只是过了一年还是一年半以后，米高扬对我妹妹说：告诉家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不在了……”

许多年后，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库兹涅佐夫的儿子被邀请进入中央委员会工作。

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安德烈·帕夫洛维奇·基里连科是总书记身边一个阴险的人，他拒绝在文件上签字：“我们要他在这里干嘛？他会在这里到处走动，惹人注意。干嘛要提起过去的事？”

改革开始后，瓦列里·库兹涅佐夫有机会看到他那被枪毙的父亲的案卷。

“我感到震惊，他们遭到如此残酷的拷打。给父亲疗伤的医生的证词保留了下来。他被打断了脊椎。”

直到现在他才知道，他父亲到底是怎么离开人世的。库兹涅佐夫和其他列宁格勒人的命运并不是法庭审判决定的，庭审只是一场闹剧。斯大林预先就已批准了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的建议：枪毙6名被告，其他人被处以不同期限的监禁。1950年10月1日凌晨1点宣布了对他们的判决，一个小时后他们被枪毙。

瓦列里·库兹涅佐夫说：“用电气列车把他们运往刑场花了一个小时时间。清晨4点将他们掩埋。看来，坑都没来得及提前挖……”

“我要给政治局写信说明一切，说明一切……”

阿巴库莫夫部长忠心耿耿地执行斯大林的指示，表现得勤勉而又积极，渐渐地，领袖对此感到满意。

德米特里·安东诺维奇‘沃尔科戈诺夫上将在政治局的档案里找到了由阿巴库莫夫签发的一份文件，文件是有关一名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的美国公民的。他坐了8年牢。美国使馆通知说准备把他引渡回国。阿巴库莫夫向斯大林报告：“不能放。他在我们的劳改营里呆了这么多年，看到了那么多事情…，··应当将他处决。”

斯大林写道：“同意。”这个美国人便被杀了……

阿巴库莫夫将所有业务部门--甚至包括民警局、刑事侦查局、武装警卫队--都集中到国家安全部。内务部里只剩下劳改营管理总局。不过，阿巴库莫夫的情报部门被分了出来，为的是将其同军事情报机关合二为一。

1947年5月，政府决定，在部长会议下面成立情报委员会。领导该委员会的是莫洛托夫，而后是接替莫洛托夫外长职务的安德烈·雅努阿里耶维奇·维辛斯基。该委员会包括政治情报局（国家安全部第一总局）和军事情报局（情报总局），还有中央委员会、外交部和对外贸易部的情报部门。

斯大林原计划通过这样的合并来建立一个强大的情报机关。但该委员会倾向于处理政治事务，军方首先发出抱怨，说他们接触不到侦察到的情报。斯大林满足了军人的要求。

两年后，1949年1月，把情报总局交还给武装力量部。而1951年＊月，政治情报局也交还给国家安全部。可阿巴库莫夫此时已不再是部长了。

阿巴库莫夫担任部长之职困难了点儿：无论是文化水平还是经验，都有些欠缺。

开始出漏洞了。

斯大林可是很少直接下指示的。他喜欢不经意中发出暗示，他认为手下会正确领会他的意思。阿巴库莫夫看来是没有立刻领会。

斯大林要是决定收拾哪个人，他会做得天衣无缝，而且会借他人之手来完成。先是在同国家安全部长的交谈中针对某个高级官员或将军随意说两句不满的话。部长随即下令开始整治这个受害者。侦查机构收集他们手头的一切材料，通常是犯人的口供。供词都是拷问出来备用的，其中也包括关于那些尚不准备逮捕的人的供词。安全部的人都知道，所有供词迟早都用得上。

材料上交给斯大林。他建议政治局进行审查并给个意见。意见永远只有一个：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逮捕归案。斯大林听完同志们的讲话，同意大家的意见。不过还要补充一句：真可惜，一个不错的组织者。斯大林本人是一个最最出色的演员和导演……

作家基里尔·阿纳托利耶维奇·斯托利亚罗夫认为，阿巴库莫夫是日丹诺夫举荐并提拔为部长的，日丹诺夫当时排挤了其他政治局委员。于是，在日丹诺夫死后，阿巴库莫夫注定要完了。

基里尔·斯托利亚罗夫说：“马林科夫的人将阿巴库莫夫赶下台，并让自己的人--党务官员谢苗·杰尼索维奇·伊格纳季耶夫坐上这个位子，而贝利亚则安排自己的人--谢尔盖·阿夫克先季耶维奇·戈格利泽给他当第一副手……”

事实上，阿巴库莫夫同他在卢比扬卡的前任一样，事先可能就已认定自己最终不会有好结果，因为或迟或早总会有那么一天，斯大林会觉得，自己需要一个新人。阿巴库莫夫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呆得太久了（4年）。

基里尔·斯托利亚罗夫说：“阿巴库莫夫被认为是斯大林的宠臣。但除了自己，斯大林不会宠爱任何人。他对别人的宠爱是不长久的……”

阿巴库莫夫在满足了贝利亚的一个私人请求后彻底失去了斯大林的信任。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给安全部长打电话，为一个曾经给他家人看病的被捕的医生说情。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的谈话被记录下来，领袖看到了这份笔录。

斯大林不喜欢看到阿巴库莫夫满足贝利亚的要求。安全部长只能执行他斯大林的指示。看来，阿巴库莫夫不是个可靠的人？

在逮捕这名部长之前，斯大林成立了一个负责检查国家安全部工作的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包括中央书记马林科夫、政府副主席贝利亚、监察委员会副主席什基里亚托夫、中央委员会某部部长谢苗·杰尼索维奇·伊格纳季耶夫。

当初逮捕人民委员叶若夫的起因是伊万诺夫州内务局局长瓦连京·茹拉夫廖夫的一封告密信。

用来对付阿巴库莫夫的是大案要案侦查局高级侦查员米哈伊尔·留明中校的一封信。信中说，阿巴库莫夫及其亲信不调查敌人的间谍活动，没有将犯人的所有供词记录下来，目的是要向斯大林隐瞒自己的错误，还说阿巴库莫夫侵占没收来的财产，并花大量公款来装修他那座位于科尔帕奇胡同的新宅。

这位侦查员告密并不是出于自己的责任心。留明只是觉察到了上级的心思，于是控告自己的部长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基里尔·斯托利亚罗夫说：“留明在接受调查时没有提到他同亲戚关系不睦。此外，他还在公共汽车上丢失了侦查案卷，而且他根本就表现不佳。他知道自己一无所有：反正是要被开除了，于是他写信告发阿巴库莫夫……”

不久前已查明，留明是直接在后来接替阿巴库莫夫部长职位的中央委员会党、工会和共青团干部局局长谢苗·杰尼索维奇·伊格纳季耶夫的办公室里写下自己这封信的。然后，留明的这封告密信在马林科夫的接待室里改写了几次，直到主人感到满意为止。

留明的报告送交斯大林。他读后说道：“瞧，一个普通人，却对国家安全部门的任务理解得如此深刻。而部长却搞不清楚。”

阿巴库莫夫被指控欺骗中央委员会。他被开除了党籍。

1951年7月4日，阿巴库莫夫被停职，7月12日被检察院传唤。检察院根据刑法典第58条第1款第2点（军人叛国罪）立案，并将他逮捕。他被送往内务部索科尔尼基监狱，即著名的“水兵寂静”监狱。他被单独囚禁，名字为“15号囚犯”。

基里尔·斯托利亚罗夫说：“阿巴库莫夫的岳母家也遭到搜查。在那里找到两本公务用书，介绍的是英国反间谍机关和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他的妻子被指控收藏秘密材料，糊里糊涂地在监狱里呆了几年。被捕后，她没奶了。但儿子活了下来。他被换了出生证，不再是人民公敌的儿子。”

中央委员会向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党委以及各共和国国家安全部和各州的国家安全局下发了一封密函。信中说，7月2日，中央委员会收到国家安全部大案要案侦查局高级侦查员留明同志的一份报告，他反映在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案件的侦查过程中出现了不如人意的情况，并指责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应对此负责。在调查过程中事实得到验证，因此中央委员会立即解除了阿巴库莫夫的部长职务，并责成第一副部长奥戈利佐夫暂时代理部长之职。

在官方的通告上是这么说的：“阿巴库莫夫采取了矢口否认证明国家安全部工作中存在不当情况的确凿事实的做法，在审问过程中企图再次欺骗党，没有意识到他所犯的罪行，也丝毫没有表现出对他所犯的罪行有悔过之意。”

通告还说，委员会查明，“被捕的犹太民族主义分子埃廷格尔医生承认，他在给谢尔巴科夫同志治病时对他有恐怖主义的意图，并且确实采取了一切手段，试图缩短他的生命”。

但是阿巴库莫夫称此事不值得关注，中止了侦查，并把已经是重病缠身的埃廷格尔关入一间阴冷潮湿的牢房，从而导致犯人于1951年3月2日死去。一个最重要的证人失去了！

阿巴库莫夫没有通知中央委员会有关埃廷格尔供词的情况，并且妨碍揭露“执行外国间谍下达的对党和政府领导人搞恐怖主义活动的任务的秘密医生团伙。此外，1951年1月，在莫斯科逮捕了反苏犹太青年组织的一些成员。在审问过程中，几名被捕者承认对党和政府领导人有恐怖主义图谋。但是，在提交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该组织成员审问记录中，囚犯承认恐怖主义图谋的供词根据阿巴库莫夫的指示被删掉了”。

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恢复侦查有关埃廷格尔和反苏犹太青年组织的恐怖活动案件的决定”。

阿巴库莫夫当然没有试图隐瞒任何事情。他只是没有猜想到，斯大林需要搞一个针对犹太人--苏维埃政权敌人的大案子。如今，他以前的下属使他本人成了这起阴谋的参与者。国家安全部的所有犹太族军官都被解雇，有的还被当作“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阴谋” 的参与者而被关进监狱。

在阿巴库莫夫之后被捕的有内务部大案要案侦查局局长列昂诺夫少将、他的三个副手利哈乔夫、科马罗夫、施瓦茨曼，以及部长秘书处主任切尔诺夫上校和他的副手布罗维尔曼。

斯大林喜欢有独创精神和领会能力强的工作人员，因此他于1951年10月20日任命文化程度不高的留明担任国家安全副部长兼大案要案侦查局局长。令斯大林满意的是．留明就像当年的叶若夫一样，亲自审问囚犯，并且喜欢动拳头，以便获得需要的供词。

留明请求斯大林将阿巴库莫夫交由他来侦讯并获得准许。他因此心满意足，亲自审问他。经过努力，他逮捕了国家安全部的两名副部长、几名局长和他们的副手。他们被指控参与由阿巴库莫夫领导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活动。无论是阿巴库莫夫，还是他的副手，都是俄罗斯族人，但这一点并没有使留明感到困惑和犹豫……

基里尔·斯托利亚罗夫说：“留明臆造出了犹太人的阴谋，并把自己过去的部长置于阴谋策划者的位置。按留明的说法，犹太人决定让阿巴库莫夫当上傀儡独裁者，而实际上打算亲自统治国家。留明勾画了这样一幅示意图。犹太阴谋分子分三个纵队发动进攻。第一纵队是文化和艺术活动家，他们同美国人建立了联系。第二纵队是国家安全部的犹太族军官，他们应当直接夺取政权。第三纵队是医生杀人犯，他们负责铲除国家领导人，为阿巴库莫夫开辟道路。斯大林喜欢这个示意图……”

搜捕医生的行动开始了。这些医生承认，他们根据英国情报机关的指示“误诊了日丹诺夫同志的疾病，隐瞒了他患心肌梗塞的事实，制定了这一疾病所禁用的治疗方案，最终置他于死地”。

然而留明的官运为时不久--他只在这个位子上呆了一年多一点。他那有关犹太人阴谋的主意是成功的，但作为一个工作者，他是个无能之辈。

1952年，当医生一案的侦查工作加速进行时，留明向斯大林打报告，说医学教授弗拉基米尔·哈里托诺维奇·瓦西连科隐瞒了自己参加反对派的事实，但他留明揭露了这个坏蛋的面目。斯大林立刻发现，这个傻瓜只会把一切都搞糟。他致函留明：我们对瓦西连科的政治经历不感兴趣。现在这有什么意义呢？我们需要知道，他在为哪个国家的情报机关工作，是谁向他发号施令……

1952年11月 14日，留明被解除职务，调往国家监察部梅尔库洛夫那里担任高级监察员。斯大林死后，3月17日，他被逮捕，1954年7月7日，他被判处死刑，两周之后被枪毙……

阿巴库莫夫被指控为外国情报机关工作，不认真调查“列宁格勒案”，这是因为他与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是朋友。他还被指控在安全部内建立了一个由犹太民族主义分子组成的犯罪团伙。

在列福尔托沃监狱的29号办公室里，打手们按照留明的指示，对被囚禁的阿巴库莫夫、布罗维尔曼、施瓦茨曼、别尔金大打出手。施刑者手持橡胶棒，他们得到了有关发放疗养证、发奖金和破格授予军衔的许诺。

阿巴库莫夫被戴上了镣铐，关进一间冰冷的单人四室，每天只给一块面包和两杯水。他被脱掉衣服鞭答，很快被折腾成残废。他勉强能站起来，但无法行走。但他仍不承认自己有罪。

尼古拉·梅夏采夫说：“阿巴库莫夫是在我离开安全部后被抓起来的。在我1953年1月回到安全部时，他正在坐牢。审讯他的是我的一个同事：我们三人都被调入大案要案侦查局。阿巴库莫夫先是在列福尔托沃监狱。他们在那里对他采取了不正当的方式，如把他关进冰冷的囚室。我来的时候，他已经到了布特尔斯基监狱。享受正常待遇。虽是监狱的待遇，但却是正常的监狱待遇，有正常的伙食。”

基里尔·斯托利亚罗夫所写的却不是这么一回事。阿巴库莫夫被转到布特尔斯基监狱后，邻近牢房的犯人都被撤走。加派了专门的岗哨。阿巴库莫夫昼夜戴着手铐，只是在吃饭时手铐才被打开。白天手被铐在背后，夜里才允许把手铐在前面。

斯大林来得及批准阿巴库莫夫一案的第一份起诉书：他被指控在国家安全部内建立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该组织搞乱了部里的整个工作。

斯大林死后，根据贝利亚的指示，对阿巴库莫夫的指控改为捏造“米格列尔人案”和空军案以及损害马林科夫的名誉。阿巴库莫夫的回答是，几次逮捕都是遵照斯大林的直接指示进行的，除奸反间谍总局和国家安全部事先没有提任何建议。

在贝利亚被逮捕后，阿巴库莫夫又被指控杀害党的干部，并因“列宁格勒案”而受审。他在监狱里蹲了很长时间。在他之后抓的人都已经被枪毙了，可阿巴库莫夫仍旧在等待着对自己命运的决断。

对阿巴库莫夫以及列昂诺夫、利哈乔夫、科马罗夫、切尔诺夫和布罗维尔曼的庭审于1954年12月14日开始（施瓦茨曼于1955年3月单独受审）。庭审在列宁格勒市军官之家举行。阿巴库莫夫拒不认罪。他坚称，所有决定都是中央委员会作出的，而他只不过是个执行者：“斯大林下达指示，而我予以执行。”

但阿巴库莫夫刚一说出这些话，公诉人立即起身宣称这与本案无关，并请求法官禁止被告发言。于是，他被禁止说出任何有关他从斯大林那里得到的指示的内容。这是赫鲁晓夫对本案的公诉人罗曼·安德烈耶维奇·鲁坚科下达的指示。

这样的指示法官和检察官们后来也得到过。

1956年，在莫斯科审理了前国家安全中将赖赫林的案子。他不知什么时候曾胡乱捏造了一个妇女的案子，这名妇女现在成了证人。她这样描述那个案子的审理过程：“这个有着一头浓密头发的年轻军人疯狂地陶醉于侦讯活动，他大权在握，可以随便处理案件，让你只有两条路可走：监狱--劳改营或是监狱--刑场。他日日夜夜只追求一个目标：摧毁人的意志，摧毁人的生命……他相当狡猾，毫无人性，行事坚决且不知疲倦。”

人们在法庭上得知，他只受过两年教育。法官问他：“你这样的文化水平有权利获得中将军衔吗？”

“当然有。安全部里职位更高的人当中，有的也只上过4年学…．，，

有一刻赖赫林从座位上跳起来喊道：“你们知不知道是谁给我们下的指示？我现在告诉你们。卡冈诺维奇和什基里亚托夫正是在这个时候从莫斯科赶来，同日丹诺夫一起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们一份名单。这是一份很长的名单，我们要在几天之内全面搜集名单所列人员的材料并提出起诉……”

他的嘴巴立即被堵上了。法官命令他闭嘴，并说要让人带他离开法庭……

此事发生在1956年，当时赫鲁晓夫已经发表了他那份有关斯大林罪行的著名报告，而在1954年阿巴库莫夫当然不能提到斯大林及其手下的命令了。指控依然未变：“被告人阿巴库莫夫被贝利亚提拔为国家安全部长，他是阴谋犯罪集团的直接参与者，执行了贝利亚下达的破坏任务。”

当然，指控阿巴库莫夫是贝利亚阴谋犯罪集团的参与者是毫无道理的。他只是忠心耿耿地为斯大林服务，为此他滥用权力，捏造案件，导致无辜的人受害。

当时已被枪毙的留明指控阿巴库莫夫的罪名是他包庇库兹涅佐夫、沃兹涅先斯基和其他人民公敌，而苏联总检察长罗曼·安德烈耶维奇·鲁坚科则指控阿巴库莫夫是“列宁格勒案” 的发起者，说他杀害了杰出的国务活动家……

他被裁定犯有叛国、搞破坏、从事恐怖活动、参与反革命组织等罪行。1954年12月19日，在宣判后仅一个小时，他便被执行枪决，根本就没有给他申请特赦的机会。据内部监狱狱长说，阿巴库莫夫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要给政治局写信说明一切，说明一切……”他没有来得及把话讲完。

1994年，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修改了对阿巴库莫夫等人的判决，改用俄罗斯联邦刑法典（1926年版）第193条第17款第2点（军人读职罪）来判定这些受审者的行为。现在阿巴库莫夫不能被当成国事犯了。

1997年12月，最高法院重新审理了阿巴库莫夫和同他一起被判处死刑的前安全部大案要案侦查局局长亚历山大·列昂诺夫及其两名副手--米哈伊尔·利哈乔夫和弗拉基米尔·科马罗夫的案子。不管看上去多么荒诞，他们几个已经被杀的人全都由死刑改判为25年监禁，财产无需充公。最后这一条对他们的继承人还有些许意义。

第八章　谢苗·杰尼索维奇·伊格纳季耶夫

谢苗·杰尼索维奇·伊格纳季耶夫1904年生于赫尔松省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他差不多从10岁起就开始做工。父亲离开了村子，到铁尔梅兹的轧棉厂工作。未来的部长也在那里干了4年。然后到了一个铁路工厂给钳工当帮手。

1919年底，伊格纳季耶夫当上了布哈拉铁路主机务段共青团支部书记。

1920年，这名活跃的共青团员被肃反委员会录用。他参加了攻占布哈拉市的战斗，那次战斗赶走了酋长，布哈拉转由莫斯科政权控制：先是表面上宣布成立布哈拉人民苏维埃共和国，1924年被称作布哈拉社会主义共和国，而几个月后，前布哈拉酋长国的土地被分割，分别归属土库曼、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布哈拉人同苏维埃政权长期对抗。他们被称作巴斯马奇分子，并被有计划地消灭。未来的国家安全部长也参加了这些战斗。

1926年，伊格纳季耶夫入了党。1935年，他毕业于斯大林工业学院，后进入中央委员会工业部工作。他在当时著名的中央书记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安德烈耶夫的领导下工作。当上党务工作者后，伊格纳季耶夫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两年后，即1937年，有赖于叶若夫的努力，几乎每天都有新的空缺职位，伊格纳季耶夫出任布里亚特--蒙古州委第一书记：1923至1958年间，布里亚特称为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战争时期他是在后方度过的。1943年，他升任巴什基尔州委第一书记。

战后，1946年，中央委员会内部建立了党员干部考查局，该局集中了一批经验丰富的省委书记。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帕托利切夫被任命为局长。伊格纳季耶夫成了他的第一副手。这工作很适合他干。

帕托利切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斯大林很信任伊格纳季耶夫，对他评价不错。一年后，他被派往白俄罗斯任中央书记，负责农业和采购。然后被提升为第二书记。1949年，伊格纳季耶夫被派到了国家的另一头，担任中央中亚局书记兼中央驻乌兹别克共和国特派员。

这名言语不多的、理想的机关工作者后来被马林科夫看中，他把伊格纳季耶夫扶上了国家的主要人事主管这一不久前还是他本人占据的重要职位。

伊格纳季耶夫领导中央委员会党、工会和共青团干部局两年时间，从1950年到1952年。

“摘下白手套”

阿巴库莫夫被逮捕后，他的第一副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奥戈利佐夫代理了数周国家安全部长职务。杀害米霍埃尔斯事件是他策划的，但当部长他不适合。斯大林需要的不是肃反干部，而是一个外人，是新鲜血液，是一个让国家安全机关按照需要的节奏来工作的有能力的组织者。

奥戈利佐夫同另一名副部长叶夫根尼·彼得罗维奇·皮托夫拉诺夫一道，因没有向中央汇报有关安全部工作中的失误而受到了斥责。

1951年7月11日通过的一个专门决定任命中央委员会党、工会和共青团干部局局长伊格纳季耶夫为中央派驻国家安全部代表。8月份他就当上了部长。

他是缅任斯基之后国家安全机关的第一个文职领导人：他没有军衔。伊格纳季耶夫更换了该部的领导层，在一些关键的职位上任用了同他一样的党务工作者。

担任主管人事的副部长这一重要职务的是前敖德萨州第一书记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叶皮谢夫，此人后来领导军队总政治部多年。据苏多普拉托夫将军讲，叶皮谢夫上台后便开始大力清除国家安全机关中的犹太人：所有犹太人都被怀疑参与了由前部长阿巴库莫夫领导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活动。在国家安全部机关党代表大会上，叶皮谢夫建议增选像副部长留明这样的有功之人进入党委……

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菲利普·杰尼索维奇·博布科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新任部长伊格纳季耶夫公开对国家安全部的军官表示不信任。部领导向部里的工作人员宣读了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信，信中说，肃反人员工作不力，没有发现恐怖主义分子的巢穴，他们失去了警觉，戴着白手套工作，等等。

苏联国家安全部大案要案侦查局的费多托夫在1953年3月24日的一份汇报中说：

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同志在会上告诉我们，政府对我们经手的案子的侦查过程显然不满意。他说，要‘摘下白手套’，‘小心谨慎’地痛打囚犯。伊格纳季耶夫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暗示，上面对此有指示。内部监狱里设了一个单独的房间用来施刑，而为了拷问犯人，还专门挑选了一帮监狱工作人员……

“1953年2月，伊格纳季耶夫同志把我叫到他那里，转达了对送交斯大林同志的那份弗拉西克审讯记录的意见，建议对他采取体罚措施。当时伊格纳季耶夫说，斯大林同志得知弗拉西克没有挨打时提出了指责，说侦查人员‘可怜自己人’……”

尼古拉·西多罗维奇·弗拉西克中将曾被看作是领袖最信任的人之一。他不仅保护斯大林，而且还负责照管斯大林的日常生活。弗拉西克被控滥用职权。领袖下令收拾这个忠实的奴仆。伊格纳季耶夫部长亲自承担起保卫总局局长一职。

1951年春，弗拉西克被解除安全部保卫总局局长一职，此后任命他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阿斯别斯特市的内务部劳改营副主任。年底将其逮捕。但他很久才等到开庭，因为克里姆林宫顾不上他。直到1955年秋天才开庭审理弗拉西克的案子。他被判流放10年，半年后又被赦免……

研究苏联司法问题的美国专家皮特·所罗门指出，这些年开始了反对宣判无罪的斗争，但当时这被称作反对量刑不当的斗争。

那些宣判无罪次数过多的法官被解除了职务。如果案件退回要求进一步侦查或是犯人后来被释放，那么检察官和侦查人员就要倒霉了。因此法官通常都尽量严判。

国家安全中将帕维尔·阿纳托利耶维奇·苏多普拉托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他每次见到伊格纳季耶夫，都为此人的外行而感到惊讶。这位部长每次收到间谍情报都当成是发现了美洲大陆一样。苏多普拉托夫认为，伊格纳季耶夫不适合干这个工作。

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和武装力量部长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批准了打击北约和美国的军事基地的行动计划。按计划，首次打击针对的是北约总部。

伊格纳季耶夫命令苏多普拉托夫同军事情报机关一同制定在美国军事基地从事破坏活动的计划--在一旦发生战争的情况下。

伊格纳季耶夫和他的副手们想消灭德国和巴黎的流亡团体的头目，为的是向斯大林报告一些大案子。他吩咐驻外情报机关加强对盂什维克组织的渗透，认为他们是主要的敌人……

1952年伊格纳季耶夫曾有过铲除前临时政府首脑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克伦斯基的想法，此人曾计划建立“反布尔什维克民族联盟”。后来又决定不去打扰克伦斯基。

伊格纳季耶夫曾同他的副手们讨论过杀害胆敢反对斯大林的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的设想。当时打算把这一任务交给苏联间谍约瑟夫·罗穆亚尔多维奇·格里古列维奇--哥斯达黎加驻意大利和南斯拉夫大使。他应当要么枪杀铁托，要么让其感染上肺鼠疫。但这一计划因太离谱而被否决。这不仅救了南斯拉夫领导人，也救了格里古列维奇。他后来回到莫斯科，开始从事科学研究，写了几本书，并当选科学院通讯院士。

1952年10月，伊格纳季耶夫人选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在他之前担任国家安全机关领导的所有人当中，只有贝利亚升至党的最高领导层。

日丹诺夫的神秘之死

季马舒克·利季姬·费奥多西耶夫娜1926年获得医生证书，同时进入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工作。1948年时，她任克里姆林宫医院心电描记办公室主任。这所医院当时位于格拉诺夫斯基街一座著名的大楼里。

这个妇女的名字同一个大阴谋有关。这一阴谋的真正内幕到现在都没有彻底搞清楚。1952年那起所谓的“医生案”就是由此人的一封信开始的。可这一臭名昭著的案件的真正内幕是怎样的呢？排在斯大林之后的党和国家第二号人物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是自然死亡的吗？

1948年夏末，政治局通过了让日丹诺夫去休假的决定，因为他觉得很不舒服。日丹诺夫去了瓦尔代，可是这对他无济于事。他的心脏病突然发作。

当时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调集了最好的医生。他们为这位显赫的病人进行了检查，作了心电图，但没有发现任何危险，建议日丹诺夫多散步，多呼吸新鲜空气。

年轻的心电描记员利季姬·季马舒克不同意克里姆林宫大专家们的意见。

她被叫去给日丹诺夫做心电图，乘飞机紧急赶到目的地。她下的诊断是“左心室和心室隔膜部位心肌梗塞”。但是给日丹诺夫作检查的医生对她说，诊断是错误的，日丹诺夫没有患心肌梗塞，他们要求她修改诊断书。

利季姬·季马舒克在与同行们进行的医学争论中不是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而是向关注政治局所有委员的日常生活和健康状况的苏联国家安全部保卫总局局长尼古拉·西多罗维奇·弗拉西克投诉。1948年8月29日，季马舒克给他写了一封信，由日丹诺夫的贴身侍卫、一位少校警官转交。季马舒克写道：“我认为，几位专家和主治医生对日丹诺夫无疑很严重的病情估计不足，允许他下床、在公园里散步、看电影，致使病情再次发作，今后有可能导致致命后果。”

关于日丹诺夫的情况，每天都有人通过电报向克里姆林宫汇报。

8月29日，日丹诺夫再次发病。又一次把季马舒克从莫斯科叫到瓦尔代，但没有做心电图。据她讲，那一天，“病人起床上厕所，在厕所里再次突发严重的心力衰竭，随后并发肺气肿，心脏急剧扩张，导致病人过早死亡”。

日丹诺夫于8月30日去世。

到了9月7日，季马舒克给联共（布）中央书记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库兹涅佐夫写了一封信。这一次她写得非常肯定。她做了心电图测试，测试表明，日丹诺夫患有心肌梗塞。但医生们不同意她的诊断，他们对日丹诺夫“没有制定一个心肌梗塞患者所必需的特别严格的作息制度，继续给他做普通按摩，允许他到公园散步，允许他看电影”。

后来，历史学家们试图搞清楚利季姬·费奥多西耶夫娜如此坚持己见的动机。一些人认为她想报复同行，另一些人认为她想摆脱没有向政治局委员提供应有的医疗帮助的责任。

解剖结果证实，季马舒克是对的。保卫总局局长弗拉西克将军将季马舒克的信转交给了她的上司和自己的朋友、从1947年起担任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局长的彼得·伊万诺维奇·叶戈罗夫。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的领导对季马舒克的投诉感到不满，将她调到医院的一所分院。看上去，这件事就此被人遗忘。

但几乎与此同时，一起新的政治案正在酝酿。在这起案件中，日丹诺夫的名字很快被再次提及。

1948年11月20日，政治局责成国家安全部“立即解散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关闭该委员会的出版机构，没收委员会的案卷。暂不逮捕任何人”。逮捕行动于1952年开始，那时就需要季马舒克了。

人们想起她是在1952年8月。她的信并没有丢失：国家安全部总有一套非常不错的目录卡。把季马舒克的信从档案里拿出来，这封信成了“医生杀人犯”一案的依据。

国家安全部大案要案侦查局把她传去，请她详细描述日丹诺夫去世的有关情况。她被盘问过几次，1953年1月20日，中央书记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邀请她到克里姆林宫自己的办公室里，代表斯大林同志和苏联政府对她的警惕性表示感谢。

第二天，1月21日，列宁逝世纪念日，中央各大报刊登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令：“因在揭发医生杀人犯一事上向政府提供帮助，特授予医生季马舒克·利季姬·费奥多西耶夫娜列宁勋章。”

差不多直到斯大林去世，所有报纸都在采写这位爱国医生的事迹。她在一天之内成为全国最知名的人物。

与此同时，那些曾经为日丹诺夫看病的医生被逮捕，其中包括：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局长叶戈罗夫、从1934年起就担任克里姆林宫医院内科主任的弗拉基米尔·尼基托维奇·维诺格拉多夫、医院专家弗拉基米尔·哈里托诺维奇·瓦西连科教授、主治医生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马约罗夫。

另外几位著名的医生也被逮捕。所有人的罪名是，他们根据外国间谍机关下达的任务，通过采取破坏性的、不正确的治疗方案来杀害苏联领导人。

季马舒克的信成了全苏范围内揭露穿白大褂的杀手--医生暴徒行动的起因。此案立刻具有了反犹太人的性质，因为大多数被捕者是犹太人。

一种真正的狂热席卷全国。

人们拒绝看病吃药。每一位医生都受到了怀疑。

在苏联驻巴黎使馆，大使的医生被软禁，尽管她的丈夫是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而正在这时，好像老天故意作弄人，路过巴黎的副外长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恰好病了。只好把医生叫来。她给病人作了检查--是流感。她递药给葛罗米柯。未来的部长粗鲁地推开她的手：“您的药我是不会吃的！”

季马舒克的幸福并没持续多久。斯大林死后，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了变化。

1953年4月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取消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向季马舒克颁发奖章的命令，认为这一命令“根据现已查明鹌实际情况来看是不正确的”。就在这次中央主席团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停止凭空捏造的“医生杀人犯”一案的诉讼程序、释放在押的37名该案被告并为其恢复名誉的决定。

1953年4月4日，关于没收利季姬·季马舒克勋章的通告见诸报端。两天后有报道说，前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本人在医生案中负有罪责。

不过有一件事仍然是个谜：为什么全国最好的医生都没能给日丹诺夫下一个正确的诊断呢？

安德烈·日丹诺夫是国内第二号人物。一般认为，他排挤了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正因如此，在他死后，他们开始报复。他们把阿巴库莫夫投入监狱，并策划了“列宁格勒案”，目的是铲除所有日丹诺夫的人。人们通常都这么想。

其实，一切并非如此。铲除列宁格勒的党务工作者根本不是机关内部勾心斗角的结果，虽然许多人确实为腾出了许多高级职位而感到高兴。

“列宁格勒案” 早在日丹诺夫生前就已经在策划了。在特定的条件下，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本人会成为“列宁格勒案” 的主要被告。

他的好光景早在他寿终正寝之前就已经结束了。在当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德米特里·特罗菲莫维奇·舍皮洛夫的回忆录里讲述了一次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强烈抨击了日丹诺夫。但斯大林看来不想碰日丹诺夫，因为战后所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行动都与他的名字相关联。如果把他送进监狱，那么关于文学、音乐、电影方面的那些著名的决定都得扔进废纸篓了。

日丹诺夫不再是斯大林所需要的人，甚至妨碍了斯大林。历史学家认为，有证据表明，日丹诺夫是在他人的“帮助”下离开这个世界的。

他是个病病殃殃的人。上面提到的那位舍皮洛夫回忆道，日丹诺夫感觉很不好，每次出席政治局会议很艰难，还昏迷过。脸像死人一样。然而有关日丹诺夫是否需要休假和他到底去哪里休假的问题却不是由医生决定的，而是由政治局决定的。

关于他去哪里休假的问题，有过各种方案。按照斯大林的提议，他被送往瓦尔代。既然他病得这么厉害，干嘛不送他进医院呢？至于瓦尔代，现在许多医生说，这个地方对心脏病患者来说并不适宜。

舍皮洛夫就对日丹诺夫说过：“您应该赶快住院！”

日丹诺夫回答他：“不，政治局已决定，我应当去瓦尔代。斯大林同志说，那里空气很好，对心脏病患者有益。”

斯大林还在临别时嘱咐医生：“你们要多带他散散步，要不他的体重会增加……”

现在没有能够讲述日丹诺夫之死的真实情况的见证人。先是日丹诺夫的女管家在他死后七天自缢身亡。然后是曾同维诺格拉多夫教授一起解剖尸体的主治医生被杀。1951年，日丹诺夫去世时所住的那所国有别墅的管理员被枪杀。人们在他的尸体上发现了两个弹孔……

国家安全部里的年轻人

在生前最后几年，特别是最后几个月，斯大林处理得更多的是国家安全部的事务，而不是党中央或部长会议的事务。国家安全部的侦查人员和国家安全部长几乎每天都去斯大林那里。幅员辽阔的国家陷入了贫穷，农村在闹饥荒，而他那如今已经老化了的心智却闭锁于阴谋诡计和勾心斗角之中。

当时在同时谋划几个大案，这些案子计划以公审形式来结束，就像30年代那样。

在斯大林临死前，1953年初，通过了关于增加劳改营和监狱里的名额的决定。交通部受命为运送大批犯人做准备。

国家安全部在阿巴库莫夫、而后是伊格纳季耶夫的领导下搜集了有关朱可夫元帅的材料。朱可夫身边的人--从司机到关系密切的将军--全都被送进了监狱。

任何人都可能失宠被黜。斯大林没有永远的依恋对象。1942年3月25日，国防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交通人民委员部》的决定。决定说，交通人民委员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没能在战时条件下胜任工作”。他被解除了人民委员职务。他仍旧是政治局委员、国防委员会成员、政府副总理，但这已没有任何意义。

斯大林派他去担任北高加索方面军政治部主任这一小职务。他从那里给斯大林写了一封卑躬屈膝的信，好让斯大林想起自己，并请求给他“随便寄来些材料，好让我哪怕是稍稍了解一点情况，不至于太闭塞”。

不过他失宠的时间并不长。卡冈诺维奇很走运。1943年斯大林将他召回莫斯科，重新任命他为人民委员……

莫洛托夫、米高扬和伏罗希洛夫被当成了外国间谍。斯大林死后，他们反问：他怎么会想到说他们是间谍？然而他们本人也把政治局里自己的同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说成是外国情报机关的间谍。他们了解领袖，那么他们为什么以为自己就能够幸免于难呢？

1960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受赫鲁晓夫的委托同瓦西里·斯大林谈了话。伏罗希洛夫因瓦西里酗酒而申斥了他。他还说起了老斯大林：“你父亲晚年太奇怪了，他曾问我，我和英国人的事情怎么样了。他说我是英国间谍……”

斯大林要是再多活一阵子，莫洛托夫等人也会被列入执行枪决的新名单中。但斯大林打算先整治贝利亚。在他身边的所有人当中，他最担心的就是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此人生性果断而又喜欢冒险，做事不抱任何幻想。

斯大林不能容忍自己身边的人相互联络。国家所有最高领导人都被窃听，其中也包括国家安全部长。一次不小心的谈话就可能葬送前程与性命。贝利亚比他人更了解这一点。

据伊格纳季耶夫后来回忆，贝利亚在交谈中话语简练，生怕多嘴失言。

在生前最后几个月，斯大林更换了位于沃伦斯基那座别墅的所有仆人和侍卫。现在他觉得，他的侍卫无论是同贝利亚，还是同国家安全机关的那些前任领导人们都没有瓜葛。他任命了党务工作者谢苗·伊格纳季耶夫来接替阿巴库莫夫出任新部长，此人对肃反人员来说是个外人。

国家安全部大案要案侦查局完全由一些新人--年轻的党务工作者组成。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梅夏采夫被任命为大案要案侦查局局长助理。战争期间他在除奸总局服役，战后在共青团里工作，然后人社会科学院学习，但在上一年级时，他再次被召回国家安全部门工作。

梅夏采夫曾对我讲：

“差不多在1953年初，我们3个共青团工作者被请到中央委员会。马林科夫同每个人单独谈了话。我当时正在奥斯坦基诺骑车兜风，骑到楼跟前，看到停着一辆漂亮的汽车，是政治局委员乘坐的。我想，是来找谁的？原来是找我的：‘马林科夫同志等着您呢，您得赶快去。’

“我上了马林科夫书记的楼层。他的办公室里有中央书记阿韦尔基·鲍里索维奇·阿里斯托夫和国家安全部长谢苗·杰尼索维奇·伊格纳季耶夫。

“我作了自我介绍。马林科夫从桌子后面走出来，同我打招呼：‘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我们决定请您到安全部大案要案侦查局工作。您经验丰富，是专门学法律的，请您帮助谢苗·杰尼索维奇搞好工作。’

“这真如同当头一棒。我没想过走回头路。我已经确定了另一条生活道路。但你又能说什么呢？我说：我同意。

“我跟了伊格纳季耶夫。我们说好，我不直接从事侦讯工作，而是认真研读根据‘医生案’和阿巴库莫夫案的审讯记录而写出的报告。

“我一开始阅读，便吓得毛骨惊然。

“侦查人员拿了病历--比如说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安德烈耶夫的那份病历--认真地看了一遍。可一个侦查员能成为耳鼻喉科专家吗？结果可想而知。有人给耳朵剧痛的安德烈耶夫开了一点麻醉药以缓解疼痛。侦查人员将此事嫁祸于主治医生，说他引诱政治局委员吸食毒品，导致其精神失常。这显然是在捏造事实。

“马林科夫在接见我时说：您可以随时打电话，陈述自己的观点。我觉得，越过部长请示马林科夫不合适。我相信，曾经是党务工作者的谢苗·杰尼索维奇在同我谈话后一定会向马林科夫汇报一切的。

“斯大林死后，接替伊格纳季耶夫位置的贝利亚立刻放了那些医生。伊格纳季耶夫患了心肌梗塞，被送进了医院。

“审讯阿巴库莫夫的是前共青团中央书记瓦西里·尼基福罗维奇·扎伊奇科夫。瓦夏（瓦西里的小名--译者注）对我讲述了阿巴库莫夫第一次被带到他跟前时的情形。阿巴库莫夫说：‘啊，给我派了一个新来的侦查员。’瓦夏问：‘您怎么知道是新来的？’‘您曾是最高苏维埃代表，您的领子上还有别过证章的痕迹，您还穿着进口皮鞋……’阿巴库莫夫一下子就看出了他的身份。瓦夏审问他，阿巴库莫夫否认叛国指控，他说，他犯过错误，有过不足和疏漏。‘我愿意为此承担责任。我没有背叛祖国。’

“据瓦夏·扎伊奇科夫讲，阿巴库莫夫曾试图给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写信，申述自己的无辜。”

我问梅夏采夫：伊格纳季耶夫这个人怎么样？

“在机关里工作如同所有行当一样，需要天赋。如果我缝制靴子，我就应当喜欢这一行并且做得好。我是最后的一个环节，我决定是否让一个人蹲监狱。我觉得，伊格纳季耶夫面对自己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里的同志态度随和，不够强硬，这促使他转而采取非法行动……”

斯大林对待国家安全部里的年轻人就像是教授对待寄予厚望的研究生一样。他请他们到自己的别墅，告诉他们该做什么，怎么去做。他亲自校改文件，讲述该如何起草起诉书。他们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他亲自考虑侦查员应当在审讯中向自己的“猎物”提哪些问题。他亲自决定什么时候逮捕什么人，关进哪个监狱。当然，他还决定审判结果。

可以说，从公益角度来讲，斯大林履行了国家安全部大案要案侦查局局长的职责。

他很关心那些被他召进国家安全部的年轻人。根据他的指示，一些新的侦查员享受提供给高级官员的待遇。比如，他们可在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就医问药，虽然根据职务他们不应享受这一待遇。

暗箱操作、信封里塞钱、背地里做手脚--这些并非叶利钦时代的人们想出来的。这是斯大林本人想出来的，所有最高官员都可以拿到装在信封里的第二份工资，这份工资既不用上税，也不用扣党费……

斯大林为了让肃反工作者们高兴，决定重新使用国家安全部门军官的专用职衔称号。1952年8月21日，一项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令出台，所有尉官和校官在军衔前面都加上了“国家安全” 字样。

斯大林借助利季娅·季马舒克而成功挑起的“医生案” 是一个大阴谋的一部分。当时打算审理数起诉讼案件，让所有被告人都承认他们是美国间谍和恐怖分子。

国家安全部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一案的审理是秘密进行的。被告人不承认自己是间谍。这是在1952年。

所有被告人都是犹太人：演员韦尼阿明·祖斯金，院士利娜·施股，作家佩列茨·马尔基什、列夫·克维特科、谢苗·加尔金、达维德·戈弗施泰因，联共（布）前中央委员所罗门·洛佐夫斯基……这是一个种族诉讼案件。被告受审不是因为犯罪，而是因为其出身。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是于1941年为反对纳粹而成立的。该案判决结果是要表明，所有犹太人都是美国间谍，都在为大洋彼岸的主子卖命。但这一诉讼失败了。

改革时期公布了一些档案材料，42卷侦查案卷和8卷庭审记录被解密。对这些材料进行了研究的作家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博尔夏戈夫斯基撰写了一本有关此案的书--《出身的罪过》。

主审法官、司法中将切普佐夫在审理由国家安全部侦查员办理的一些案件时，常常是迅速而毫不犹疑地作出死刑判决。

1950年，他判处米里阿姆·热列兹诺娃（艾森施塔特）和萨穆伊尔·佩尔索夫死刑，罪名是从事间谍活动和叛国。当时，这位将军对他们的“罪证”非常满意：向国外提供有关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制造厂的文章和关于那些犹太族苏联英雄的特写。

但是，当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领导人为期两个月的庭审程序按中央指示安排妥当后，在对被告人进行详细审问时，侦查期间收集到的“证据”引起怀疑，整个事情陷入绝境。

切普佐夫将军第一个意识到这一点。博尔夏戈夫斯基写道，他甚至对受审者产生了敬意。

坐在被告席上的演员、作家和医生没有参与策划针对斯大林的恐怖活动，没有从事间谍和背叛活动，甚至没有进行反苏宣传。

切普佐夫中将认定自己的被告只犯了一项罪。他揭发他们希望用母语写作，出版犹太语书籍，保护本民族文化古迹，保留自己的剧院并在其中上演老剧目。切普佐夫将军指责其中一名被告：“为什么一名共产党员、作家、马克思主义者、先进的犹太知识分子，要同教士、拉比、蒙昧主义者交往，同他们谈经论道，请教他们关于无酵饼、祷告书和犹太教所谓洁净肉食的问题？” 当局要求犹太人彻底同化，就像现在的前苏联共和国要求其境内的俄罗斯族人彻底同化一样。一名文化程度不高的侦查员在看到作家阿布拉姆·科甘在自己的审讯记录上改正错误时痛打了他一顿：这家伙，懂俄语，却用犹太语写作！关心民族文化被认为是有害的，是反爱国主义的。然而，将军和他的陪审员们不想为此而枪毙他们。

冒着开除党籍、失去功名的危险，可能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切普佐夫将军请求中央允许驳回案子作进一步调查。

但政治局委员格奥尔基·马林科夫不允许这样做：“您想让我们在这些罪犯面前屈膝投降吗？对这件案子的判决是经过人民批准的。这个案子政治局研究过三次，请执行政治局的决定。” 于是，那些被告在斯大林去世前几个月被枪毙。假如案件被驳回作进一步调查，他们就会得救。

被铲除的是那些最忠实于当局的人。几乎是在博尔夏戈夫斯基的书面世的同时，前克格勃将军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的回忆录在美国出版。在关于苏联核武器间谍活动的一章里，他提到了巧妙地招募了美国人作间谍的情报员格里戈里·海费茨。

在回到莫斯科后，海费茨被任命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副责任秘书--肩负向国家安全部汇报一切情况的职责。

1948年夏天，海费茨编录了几份犹太人名单，这些犹太人曾前往反法西斯委员会，请求派他们以志愿者的身份前往巴勒斯坦，同当时苏联报刊猛烈抨击的阿拉伯反动分子进行战斗。他把名单交给了国家安全部，以便安全部“采取措施”。海费茨一案被单独立案审理，对他的判决不是死刑，而是25年劳改……

尽管受到了侮辱与折磨，这些早已不再年轻、身体也不是很健壮的人表现出了精神的力量和勇敢的气概。亚历山大·博尔夏戈夫斯基写道：“如果没有最后射出的子弹，如果没有鲜血，我们本可以为受侦讯者的勇敢无畏而高兴……”

在斯大林死前的最后几个月，对“医生案” 的侦查变得很疯狂。这使人觉得，公开庭审的日期早已确定下来了。一名侦查人员曾带着他那种职业所特有的抱怨口气对被捕的拉波波特教授说：“您怎么能提供这样的口供？带着这样的口供是无法公开出庭的！”

国家安全部的侦查员们对医生一案很着急，因为得尽快搞到关于他们为哪个国家的情报机关工作的材料。当时还在准备第二个案子，是关于克里姆林宫保卫部门的一个军官的，此人似乎与美国人有联系。

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对美国提出严厉指控，不仅指控它干涉苏联内部事务，而且指控它针对斯大林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策划恐怖活动。例如指控美国人打算在斯大林等人在克里姆林宫出现时，从座落在练马厅广场的美国使馆的窗户里向克里姆林宫开枪射击。

美国大使实际上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他外出休假，但却不能回来：不让他回莫斯科。使馆无人领导。苏方要求将两名使馆工作人员引渡给苏联司法部门。美国人回忆说，他们生活在莫斯科就像是在一个被围困的堡垒里面，他们有一种感觉，即他们随时都可能被逮捕。

苏联人觉得处处都有外国间谍。据赫鲁晓夫的女婿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阿朱别伊回忆，1952年夏天，他同白俄罗斯共青团第一书记、前游击队员、苏联英雄彼得·米罗诺维奇·马舍罗夫被派往奥地利参加保卫和平青年大会。在维也纳他们到处都看到中央情报局的间谍。马舍罗夫微微蠕动嘴唇，对阿朱别伊说：“这是个特务，记住他，阿列克谢，不要留下痕迹……”

淄莫夫教授说：“1950年被捕的人曾回忆说，在列福尔托沃监狱，通往审讯犯人的侦讯楼的楼梯台阶严重磨损，以至于根本没法走，只能贴着墙走。而关门装修又是不可能的，因为新的犯人源源不断……”

斯大林打算重复1937年的大清洗。那个时候搜捕的是德国间谍，现在是美国间谍。

令历史学家们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是，斯大林在时不时地宣布某位最高层领导人应对国家的所有问题负责时，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老年人的偏执狂，而在多大程度上又是出于一种卑鄙小人的盘算。

我已经引述过作家科尔涅利·柳齐安诺维奇·泽林斯基关于他同法捷耶夫几次谈话的回忆录。有一次，是在战后，法捷耶夫被斯大林叫去：“法捷耶夫同志，您应当帮帮我们。您没有做任何事情来真正地帮助国家同敌人作斗争。我们给了您一个‘秘书长’的响亮称号（1946-1954年，法捷耶夫担任苏联作家协会秘书长一职--作者注），而您却不知道，您周围有一些老牌国际间谍。”

“可谁是间谍呢？”

斯大林微微一笑，有的人因为这种微笑而晕过去，法捷耶夫也知道，这一微笑没有什么好兆头。

“为什么要我告诉您这些间谍的名字呢？您本应当知道的。不过，法捷耶夫同志，如果您是一个这样差劲的人，那么我可以给您提个醒，告诉您该从哪个方向去找以及您能帮我们做什么。第一，老牌间谍是您最好的朋友帕夫连科。第二，您很清楚，伊利亚·爱伦堡是个国际间谍。第三，难道您不知道阿列克谢·托尔斯泰是英国间谍吗？我此时问您，您为什么对此保持沉默？为什么您不给我们任何暗示呢？……”

斯大林想再次使用那种在他看来确保他1937年大清洗获得成功的模式。他那时到底是怎么做的呢？他让中央书记叶若夫接替肃反头子亚戈达，将老工作人员清除出国家安全机关，派职业党务工作者前去接替。而那些被捕者被列为德国间谍，因为人民感觉到了来自德国的威胁。

如今肃反头子阿巴库莫夫被苏共中央局长伊格纳季耶夫所取代，党和共青团机关里的年轻人被调往国家安全部。被捕者被称作是美国间谍。但鉴于1952年公众的情绪不同于1937年，需要进行公审。公审可以激化国民的仇恨，可以为大清洗创造必要的气氛。

然而斯大林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一切……

斯大林之死的三个说法

在3月份的那一天，在领袖的尸体旁，瓦西里·斯大林第一个喊道，他的父亲是被谋杀的。这样想的人不止他一个。

斯大林即使上了年纪，看上去也像是一个体格强壮的人。没有任何迹象预示着他会猝然死亡，虽然最后几年他一直疾病缠身。根据保存至今的文件来判断，他得过两次中风。但当时这事是不能说的。

当他感觉不适的时候，他不让任何人到他跟前来。他曾在南方生病。在他第二次中风的时候，贝利亚想前去探望他，斯大林没有允许。

他不仅不需要纯粹出于人性的同情，而且也不想让人知道他有恙在身。他的病是国家最高机密。所有人都认为，领袖身体健康，并且在工作着，即使是休假时也在工作。

苏联报刊每天写这个人的事情，而他想的是让同胞们对他的了解仅限于允许他们知道的范畴。

比如，在所有的百科全书和官方的履历介绍中都写着，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生于1879年12月21日（公历）。但有文件表明，他的出生时间比通常认为的要早一年零三天，不是1879年，而是1878年。

在哥里圣母升天教堂的生死登记册上写着，约瑟夫·朱加什维利生于1878年。他在哥里教会学校的毕业证明、警察局的文件以及他1920年亲手填写的履历表上也写着这个年份。此后他的出生年份便被更改了。

斯大林后来自己填写表格时，出生年份一栏他干脆就空过去不填了。如果是别人按他的口述来填写，那就让写多大年纪，比方说45岁--还是没有指明出生年份……

历史学家们认为，此事是有缘由的。

瑙莫夫教授说：“这样做似乎是想掩盖在蹲监狱期间同宪兵局打交道的事情。如何从卡片库里找一个人呢？得知道姓、名、父称和出生日期。如果出生日期不一样，人就找不到了……”

这是不是说，历史学家们还是怀疑斯大林同宪兵局有某种关系？

瑙莫夫教授说：“这不是什么耸人听闻的事情。谁知道一个人进了监狱后会有什么样的言行呢？自由的时候，跟同志们在一起的时候，是英雄；而在那里会是另一个人。特别的关系很可能不会有，但是某种动摇和尽快获得自由的愿望是可能有的。而斯大林不希望有人知道这件事……”

斯大林的私生活和健康状况也属于这类秘密。战前他是个健康的人，只是经常得流感和咽峡炎。

保留在政治局档案里的斯大林个人案卷被人巧妙地清理过了，没有完整的病历。有那么个别几页装在封口的信封里。上面可以找到关于困扰斯大林的没完没了的感冒和咽炎的医生记录。但关于心血管疾病和高血压却只字未提。他曾经向周围的人抱怨说头痛，这对高血压患者来说是典型的症状，而有关他这种抱怨的医疗记录却没有。

战后他开始病得厉害了--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从1945年起，他每年都要在南方度过三四个月。通常都是在12月ZI日，即他的生日前回来。在远离众人的南方，他接受治疗。对他进行的一些分析化验的结果保存了下来。只是开的证明用的都是别人的名字，一般都是取送单据的保卫人员的名字。1952年，所有化验单据用的都是他的侍卫长赫鲁斯塔廖夫的名字。

瑙莫夫教授说：“有人说斯大林不关心自己的身体，经常赶走医生，说给他治病的是波斯克列贝舍夫，这并不符合事实。波斯克列贝舍夫对请医生一事负责。而且给斯大林开的所有药，他都要第一个服用！”

这种中世纪所使用的防止中毒的方法是否证明斯大林很怕死？

瑙莫夫教授说：“斯大林就像他的帝国里的所有人一样胆小怕事。他怕遭到谋害，怕有人给他下毒。他活在一个充满刑事犯的世界里。如果他杀人，那么为什么别人不能杀他呢？他在自己的别墅里就餐时，也都不急于吃东西。每个菜都得有人尝过。人们把这当成是关心客人的表现……”

前匈牙利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拉科西·马加斯曾在苏联生活多年，他回忆说，斯大林通常要同政治局委员们一起吃晚饭：

“食物和饮料放在一个大桌子上，每个人都自助，包括斯大林。他总是充满好奇心地掀开菜盘上的盖子，让我注意这道或那道菜。聚餐的时候斯大林甚至总要多喝几杯。我不止一次观察他如何端着并不适合用来喝香槟的高脚杯，一小口一小口地饮用齐姆良葡萄酒或是香摈酒。不过斯大林喝酒的过程就像他抽烟一样，同抽烟本身相比，斯大林要花更多的时间来撕开‘黑塞哥维纳’牌烟的纸卷，将烟丝装满烟斗，然后一口一口将烟丝引燃。

“这种晚餐的气氛是无拘无束的。人们讲着笑话，甚至有不少是下流的笑话，伴随而来的是在座众人的哈哈大笑声……

“当凌晨三点钟斯大林走出房间时，我提醒政治局委员们：‘斯大林已经73岁了，这种延续到深夜的晚餐不会损害他的身体吗？’同志们让我放心，对我说，斯大林知道分寸。的确，斯大林回来了，但几分钟后便起身，人们也开始散去。”

尼基塔·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描述了斯大林在“近郊” 别墅度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个新年的情景：

“斯大林心情很好，因此自己喝了很多酒，也让别人多喝。然后他走到电唱机前，开始放唱片。大家听了管弦乐、俄罗斯民歌和格鲁吉亚民歌。然后他放了舞曲，于是大家都开始跳舞。

“我们有一位‘公认’的跳舞高手--米高扬，不过他跳什么舞都是一个样，无论是俄罗斯舞还是高加索舞，所有舞都从列兹金卡舞开始。而后伏罗希洛夫跟着跳了起来，其他人也随之起舞。我本人没有‘动手动脚’。布尔加宁脚踏节拍，和着一首俄罗斯的什么舞曲。斯大林也挪动双脚，摊开双臂。我要说，大家的情绪都不错。

“后来斯韦特兰娜露面了。父亲当时就让这个不喝酒的年轻女子跳个舞。女儿执意不肯，斯大林这个当爸爸的便开始一个劲地揪她的头发。”

两个月后，领袖与世长辞。

在3月的那些日子里，国家安全部因斯大林生病而写了几份反应综报。落款日期为3月5日的军内反应综报目前已被解密。我们只从中节选几个片断：

“斯大林同志之所以得了重病，罪魁祸首还是那些医生杀人犯。他们给斯大林同志服用慢性毒药。”

“斯大林同志有高血压，而他的敌人却让他到南方去治疗。看来这也是医生所为。”

“斯大林同志可能也是中了毒。我们面临艰难的生活，他们毒害了所有人，而真话却不能说。如果斯大林同志不能康复，那么我们应当到以色列去，消灭犹太人。”

不过，当时也发现有人说：“他是罪有应得。”这些人被下令逮捕。

直到今天仍有许多人相信，斯大林是被害死的。有关的说法有很多。

第一种说法：斯大林是贝利亚害死的，因为他知道斯大林准备除掉他，于是赶在领袖前面下手了。

按照这种说法，贝利亚预先除去了所有忠于斯大林的人，其中包括他的助手波斯克列贝舍夫和保卫总局局长弗拉西克将军，他在领袖身边安插了自己的人。

贝利亚安插了斯大林的私人医生--他专门为此策划了“医生案”--斯大林不信任其他医生，不让他们靠近自己。在需要的时刻，贝利亚命令国家安全部保卫局的工作人员赫鲁斯塔廖夫给斯大林打了致命的一针。

事实上，贝利亚在那些年并没有掌控国家安全部，斯大林的侍卫并不由他来挑选，“医生案”也不是他策划的。但即便没有证据，传闻依然存在。

第二种说法：斯大林是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害死的，因为斯大林想把所有犹太人都赶到西伯利亚。

在别墅交谈时，卡冈诺维奇要求客观审理“医生案”，由此出现了争吵。斯大林想叫警卫，但米高扬没让他按铃。斯大林突然发病，而后一命呜呼。

关于这一说法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卡冈诺维奇让自己的侄女萝扎作了斯大林的情人，她在领袖的药房里偷偷更换了药片。

从来就没有什么萝扎·卡冈诺维奇，拉扎尔·卡冈诺维奇本人到死都是斯大林最忠实的奴仆，他的胆子特别小，一辈子都没敢反驳过斯大林。但有人愿意相信确实有这么回事。

第三种说法：斯大林的办公室里有一个电水壶，中央主席团（在1952年召开的18大上，政治局改名为主席团）的任何一名成员都有可能偷偷在里面下毒。斯大林在送走同志们之后想喝点茶，结果却喝了毒药。

当赫鲁晓夫等人早晨回来后，斯大林还活着。他们看到斯大林躺在地板上，便勒他的脖子。最终弄死了老头儿。而保卫人员则被他们枪毙，为的是谁也不知道这件事。

这是最为荒诞离奇的一种说法……

根据近些年来收集到的文件资料来判断，1953年3月的那些天，情况是另外一个样子。

多年担任《真理报》总编辑的维克托·格里戈里耶维奇·阿法纳西耶夫回忆说，位于昆采沃的那所木制结构的别墅，即斯大林那所著名的“近郊”别墅，先前只有一层楼，后来又加盖了第二层。紧挨着别墅的是警卫和服务人员的住房。墙上挂着一个标有数字的信号盘。每一个数字对应的是别墅里的一个房间或是一个地段。信号盘上亮着小灯，这是为了让警卫知道，斯大林在什么地方。他始终处于监护之中……

那天早上斯大林比平时晚很长时间都没有出来，警卫们不敢去打扰他。而当他们进去之后，发现他躺在地板上。

各种说法的制造者都肯定地说，警卫人员将所发生的事情报告了贝利亚。“可为什么报告给他呢？”人们向这些制造者们提出疑问。

事实上，警卫人员按规定给安全部长谢苗·杰尼索维奇·伊格纳季耶夫打了电话。而他吓坏了，对警卫说：给贝利亚或马林科夫打电话。他们给马林科夫拨通了电话。他当时的职位应该算是最高。他本人又给贝利亚、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打电话。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4个人一起来了。

为什么是这4个人呢？因为斯大林在生命的最后几周内只邀请过这4个人来这里。其他人来不了。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甚至还有老朋友伏罗希洛夫全都处境不妙。斯大林不让他们到自己的别墅来。他说莫洛托夫是美国间谍，称伏罗希洛夫是英国间谍--这一切并不是在开玩笑。

斯大林在生前最后一次党代会即党的19大上，挑选了许多新人进入中央主席团，这意味着，他想仔细观察一下他们。他把新人召集到在一起，同他们交谈，告诉他们，中央书记应当怎样工作，主席团成员应当怎么做。他打算用他们来取代老的领导层。因此不论是莫洛托夫。米高扬还是贝利亚--等待他们的都是逮捕。

4人到来后，警卫人员汇报说，他们发现斯大林躺在地板上，于是把他抬到了沙发上。现在他看上去像是睡着了。政治局委员们胆战心惊，不敢进他的房间：万一斯大林突然醒过来，发现他们在这种情况下闯进来，那可怎么办。他们走了。

警卫人员第二次打电话，党的所有领导成员都已聚到一起--有责任大家都担着！他们在医生的陪同下一起来到了别墅。

第一个走到斯大林跟前的医生不敢抓他的手。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来到已经垂死的斯大林的房前，可他却不敢进来。

领袖的生命危在旦夕，可他们还在他身旁战战兢兢。谁也没有向他伸过手去。

斯大林自己害死了自己。他在自己身边制造了这种恐怖气氛，以至于他的助手和警卫在他临死时都不敢去帮他。

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害怕斯大林。原因众所周知。赫鲁晓夫回忆了差不多是最后一次来斯大林别墅时的情形。当时他坐到了桌子旁，一叠文件将他挡住了，领袖看不到他的眼睛。他对赫鲁晓夫说：“你藏什么？我又不会逮捕你。把文件挪开，坐近点……”

有人说，斯大林生前最后几个月没有医生照料，没有接受治疗。我就此请教了弗拉基米尔·帕夫洛维奇·瑙莫夫教授，他研究过领袖的私人文件。

“不是这样，”瑙莫夫教授回答，“医生在他身边。在最后一次发病时他们也在跟前。至于他生命最后时刻的许多情况还不清楚，这是另一码事。但有一点已经可以确定，斯大林那一晚并没有睡觉。当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穿着衣服。而且他也没有摘下假牙。假如他上床睡觉的话，他一定会摘掉假牙的：所有戴假牙的人都知道为什么夜里一定要把假牙摘下来。”

现在可以完全肯定的还有一点，那就是当斯大林还没有死并且医生们甚至说他的情况略有好转的时候，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便已急急忙忙开始瓜分权力了。

正因为如此，在1953年3月的那几天，贝利亚守在已经失去知觉的斯大林的身体前，无法掩饰自己的喜悦之情。可当他觉得斯大林的眉毛好像略微动了一下后，他吓得跪了下来……令他的战友们感到幸运的是，斯大林终究也没有康复。

3月5日，斯大林去世的那一天，伊格纳季耶夫当选为中央书记，主管护法机关。而过了整整一个月，4月5日，贝利亚将他赶下台，理由是他在领导前国家安全部的那一年半时间里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

在决定停止调查“医生案”并释放被捕者的那次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决议的第三点是这样写的：“建议苏联前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同志就国家安全部极端粗暴地歪曲苏联法律并伪造调查材料一事向苏共中央主席团作出解释。”

贝利亚可能是想把他送进监狱，可马林科夫救了自己人。伊格纳季耶夫是马林科夫的人，而且他也没有忘记这一点。近几个月来，他把自己的所有报告都送给了斯大林和马林科夫。“鉴于伊格纳季耶夫同志在领导苏联前国家安全部期间犯下严重错误”，他被开除出中央书记处，被调往巴什基尔担任州委书记。

但到了7月份，当贝利亚被抓起来之后，伊格纳季耶夫成了“受贝利亚迫害的人”。更主要的是，伊格纳季耶夫及时地从马林科夫那里转而投靠了赫鲁晓夫。他被恢复了中央委员资格，尽管伊格纳季耶夫直接审理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案子并策划了“医生案”。

的确，在最紧张的那一刻，他突发心脏病，后来的诊断是心肌梗塞。这是可以理解的：他掉进了绞肉机里，面对这种残酷的局面，即使是强健的心脏也会受不了的。

于是，安全部有关上述案件的所有信函都由接替伊格纳季耶夫的第一副部长戈格利泽来签发。他也向斯大林汇报工作。因此伊格纳季耶夫很走运。

他是一个普通的党务工作者，一个官僚。斯大林指望在他身上看到第二个叶若夫，那个赶走了机构内所有人员、带来一班新人、自己亲自下牢房、亲自审问犯人并动手打人的叶若夫。伊格纳季耶夫辜负了他的期望，他是一个软弱的人。他认真准确地执行领袖的一切指示，要求下属们逼出需要的供词，而自己却坐在办公桌后面。

失望的斯大林直接对他说：“你怎么，想吃闲饭？休想。你忘了列宁下令枪毙卡普兰？还有捷尔任斯基吩咐除掉萨温科夫。你要是怕手脚不干净，我打你嘴巴。要是不完成我的指示，你会被送进阿巴库莫夫旁边那间牢房里。”

赫鲁晓夫在20大的秘密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回忆了这件事：“伊格纳季耶夫代表就坐在这儿，斯大林对他说：您要是不能让这些人认罪，您就会掉脑袋的。他亲自叫来侦查员，亲自下达指示，亲自告诉他侦查方法--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打……”

伊格纳季耶夫于是得了心肌梗塞，这在如此残酷的情况下不足为奇。假如斯大林不死，伊格纳季耶夫也会跟着阿巴库莫夫进监狱。所以，那些在斯大林棺前流泪的人，他们是在为自己能活着而高兴得流泪。

赫鲁晓夫没有把伊格纳季耶夫调回中央，不过伊格纳季耶夫还是干了4年的巴什基尔州委第一书记，还担任了3年鞑靼州委第一书记。1960年，赫鲁晓夫让这个4枚列宁勋章获得者告老还乡。伊格纳季耶夫当时只有56岁，但赫鲁晓夫已经不需要他了。这位前国家安全部长共享用了20多年的个人特批退休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