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哪个地方旅游好玩:论岑仲勉在史学研究方面的贡献

岑仲勉先生自年幼时便刻苦钻研，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写下厚厚数本读书札记。踏入历史学领域后，他首先对西北边陲史地学和中外交通史进行探讨。“他承受清代道、咸以来学人提倡庄重自强，强调跳脱空疏迂远的陋习，转向经世致用的学风影响，特别对边陲地史学和中外交通史的研究有浓厚的兴趣。”[5] 在这二十五年间，从一九二一年发表关于史地学研究的成果《课余读书记》开始，岑仲勉先生先后在国内各种学术刊物如《金陵学报》、《辅仁学志》、《史学专刊》（中山大学）和《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等发表《对于植物学名词的管见》、《楮构说》、《遵路杂缀》、《唐代图婆与爪哇》、《唐代大食七属国考证——耶路撒冷在中国史上最古之译名》、《Quinsai乃杭州音译》、《法显西行年谱订补》、《隋书州郡牧守编年表》、《汉书西域传校释》等五十五篇论文[6]，一九三四年还出版了一本专著《佛游天竺记考释》，这位依靠自学的史学大师终于在史学界立足。陈寅恪先生曾给予其高度的评价：“岑君文读讫，极佩（便中乞代致景慕之意）。此君想是粤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7]

在这一阶段，岑仲勉先生所撰写的论文各篇皆方法严谨，且有独到见解。《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乃其心得结晶，在书中他广泛应采用对音的方法来考订边陲外域古地名，以作为历史资料的补充。该书出版后国内外西域史研究者反映甚佳，认为此书是“同期世界各地刊行的三本同类型著作中，一本极有参考研究价值的专著”[8]。另外，他的《李德裕会昌伐叛集编证》（上）、《校贞观氏族志残卷》诸篇，也因史料翔实，推考精细，而倍受史家称赞。岑仲勉先生也因此得到陈垣先生的推荐，于一九三七年初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研究员，治史条件得以改善。

    （二）一九三七年初到一九四八年间岑仲勉的学术成就及其评价

一九三七年初到一九四八年间，岑仲勉先生一直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一职。在此期间，因烽火连天，岑仲勉先生不得不随历史语言研究所颠沛流离，辗转各地，加之战乱之中资料难觅，给他的治史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岑仲勉先生却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锲而不舍的勤奋治学，在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十一年，是岑仲勉先生学术丰收的辉煌时代，其著述之勤，成果之多（撰文达九十八篇之多），在当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里，名列榜首。

在这段时间里，岑仲勉先生致力最勤、成绩最辉煌的是对隋唐史的研究及文献整理。他的名著《贞石证史》、《读全唐诗札记》、《读全唐文札记》和《元和姓纂四校记》以及对《白氏长庆集》的系列研究，都是这个时期完成问世的。他发表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的关于唐史方面的大量著述，皆以内容丰富、考释精密、见解独到而为众人所推许。

岑仲勉先生对《白氏长庆集》的研究成就尤为突出，共写论文约十万字，考论《白氏长庆集》的编定时间、各种版本的优劣以及其中诗文的真伪，所书自成一家之言，从而名闻中外。一九四八年，他出版了《元和姓纂四校记》，广采年谱碑志，以碑志考证史实，征集各家考证，对《元和姓纂》进行校补，成书一百七十万字，是一部学术价值较高的、研究唐史和谱学的工具书。

在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十一年间，岑仲勉先生“埋头著述，淡泊明志，守正不阿”[9]，从而迎来了他学术丰收的辉煌时代。

（三）一九四九到一九六一年间岑仲勉的学术成就及其评价

一九四八年岑仲勉先生因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倍受排挤打击，愤而离开该所南归，进入中山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任教直至去世，和陈寅恪先生并称康乐园“二老”。在人生的最后的十二年里，他不仅孜孜不倦的传道授业，还为后人又留下了五十七篇大作。真可谓“老来弥笃，著述不辍。”[10]

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三年间，岑仲勉先生撰写《隋唐史》讲义，后经整理于一九五七年出版，全书用文言文写成，分上、下两卷。该书论述了隋唐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尤重于隋唐时期的中外关系，是研究隋唐史的综合成果，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该书材料丰富，“注释尤多精辟之处，考证异同，辨别真伪，对各家意见有剖析，也有自己的见地”，虽然“其考证间有烦琐繁杂的弊端，亦有不少可商之处，然小疵不足掩大醇。”[11]

一九五八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岑仲勉先生的《突厥集史》和《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二书，对古代东、西突厥汗国的历史，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把我国古籍、文集、杂著、笔记和碑志中有关突厥资料逐一摘出，按系年先后或类别编次，运用突厥文物与资料互证的方法，详尽考释突厥时代的史事、人物和地理以及突厥和隋唐的相互关系等，为研究突厥史提供了较为可信的资料，引起了国内外突厥学研究者的重视，对我国突厥学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12]

“唐人诗文喜以行第相称，苦于记忆”[13]，给后人读史造成了一定困难，因此岑仲勉先生根据《全唐文》、《全唐诗》、两《唐书》、《太平广记》及唐人专集、笔记等，加之当时出土墓志，“以姓氏为纲，依笔画多少及康熙字典部首为先后；同姓者依排行次序为先后，以次而降；排行相同者约准作家朝代为先后”[14]的顺序编次，著成《唐人行第录》。这是一本有着较高学术价值的唐代文学人名工具书，给研究唐代文史的人提供了不少便利，深受广大文史研究工作者的欢迎。

《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是岑仲勉先生在耄耋之年的最后著述，遗憾的是岑仲勉先生未及亲自完成此书，便因病去世。此书后由其学生陈达超先生据其生前留下的资料整理编校而成，一九八四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岑仲勉先生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郎官石柱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在订误、补缺、考异、存疑等方面“多发前人之所未发，创获甚丰”[15]。

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一年去世的六年间，岑仲勉先生出版专著十部，另有八部著作修改定稿，一部未完稿，均在其身后相继出版[16]。他以古稀之年，经常每天工作长达十个小时，达到忘我的境界。几十年如一日的勤奋，使他收获了比其他学者更为丰富的成果。

四、岑仲勉的治史特点

（一）著述字数多、数量多

岑仲勉先生半路出家，年近四十方才踏入史学界，但凭着其本身刻苦、勤勉，终于成就史学大师的命运轨迹。他一生著述甚丰，已经刊行的著作达二十二种，各种学术论文近二百篇，字数凡一千多万字，其中《西周社会制度问题》、《黄河变迁史》、《隋唐史》、《西突厥史料补厥及考证》、《唐人行第录》、《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等书都受到了史学界的推崇。岑仲勉先生著述数量之多、字数之多，在当代中国历史学家中可说较为突出。

（二）承劳格之风，所著资料性强

岑仲勉先生一生著述颇多，其中资料性的著述居多，对唐人文集与唐代典籍的研究整理，尤见功力。在这方面，岑仲勉先生深受清代唐史学者劳格的影响，继承劳格的研究方法进行治史活动，其中不少研究成果不仅超过同时代的人，而且至今仍可称为范本。

劳格遍览制诏、文集、碑刻、墓志、小说、笔记、族谱、方志，在赵钺初稿的基础上，续成《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二十六卷和《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三卷。在劳格时代，使用资料不如今天便利，更没有今天的大量工具书可以利用。进行资料整理，一是凭借记忆，二要靠反复翻检核对。这需要极大的耐心和大量的精力方能完成。岑仲勉先生深受劳格影响，使用校书的方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积累的文献和金石资料，将于题名有关的内容记于名下，积多则成一本详尽的资料书。

岑仲勉先生其所著《郎官石柱题名新著录》、《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续劳格读全唐文札记》、《元和姓纂四校记》等都发扬了劳格的未竟之业，且在博大方面超过了劳格。

此外，岑仲勉先生的《突厥集史》、《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唐人行第录》等著作皆是对后人研究大有裨益之作。

（三）重视治史的基本功

岑仲勉先生所著多为资料性很强之作，这与他重视治史的基本功有关。对扎根未深而好高骛远，他便指出过“专之过早的毛病”：“记得弱冠时朋辈论学，开首便以专哪一经、四史中专哪一史为问，然而刚能独立研究，基础未厚，即便进入专的途径，论求学程序，似乎是躐等的。清代研究家很少能够全面展开，这恐怕是专之过早的毛病吧。试看名学者如王高邮父子、德清俞氏，他们的著作都是兼涉群经，成绩辉煌，相信他们的学习，不是开始便专于一部的，史地也不能例外。”[17]因此，岑仲勉先生认为 ：“史之为学，不外摹写实状，故必先明了古今之社会实况，然后可以论史。失句误解，以余涉猎，则古往今来著名之旧学家时或犯之，糟粕文言者更势在不免，离乎事实之外而欲求其通，难矣。故欲明了古前社会者，必须先了解古人文字，早挟成见，复凭参悟，皆论史者所当懔戒。”[18]岑仲勉先生之所以有此观念和他早年自学成才经历有关。读书范围不偏枯，稳扎稳打，循序渐进，这是他后来成为史学大家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因为岑仲勉先生自幼苦读，兼备坚固的古文基础和对治史的酷爱，潜心研读各种史书，积累了治学的丰富资料，此后其著方能以史料翔实、注解丰富、文字简明练达而倍受推许。

（四）经世致用

另一方面，岑仲勉先生也继承了清代学者经世致用的思想，认为“学以问世，不敢自信，则须求教；稍自信，亦期有补于世，非不得已，固不必以文为市”，“对国家有所裨补” [19]，而不是靠学问来获取名利。因此，岑仲勉先生很重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主张学以致用。

（五）治学严谨

岑仲勉先生主张学以致用，但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他又是非常严谨的，总是把史籍中不同记载和不同说法都条列出来，客观而谨慎地处理相关史料。陈达超先生对其师岑仲勉先生治史的评价是：“采用谨严缜密的方法，重历史内容，且有独到的见地”。“注重广搜博采史实，加以考据，辨别真伪，论证详细”。“实事求是，有疑必质，其所不知，则从阙如” [20]。可见岑仲勉先生平素治学严谨。

五、结论

岑仲勉先生是中国史学一个过渡时期的过渡人物，无论是其学术还是其思想，都带有过渡的性质，传统与现代的特征在他身上合二为一。作为二十世纪的第一代唐史学者，岑仲勉先生的著述体例或语言风格，都比较多的保留了传统的方式，但其著作“迄今的重版和再版，是对其学术价值而不是对其断代史编著体例的肯定”[21]。

岑仲勉先生所著《隋唐史》虽基本上是札记的性质，但它所书全采用文言文，有意培养读者的阅读古文的功底。尤其现代的学生平时读写皆用简体字，普遍古文阅读能力不足不说，繁体字更是不认识。加之国家要求语言文字规范化，今后日常生活中可见繁体字的机会少之又少，“如大学仍不授以浅易文言，为之引导，则到将来自己阅读时候，必发生许多误解，展转贻累，为害不浅。”[22]岑仲勉先生的担心，时至今日，仍然值得关注。

岑仲勉先生没有家学渊源，没有进过名校，没有出国留学，没有名师的指点，甚至不是历史专业出身，然岑仲勉先生孜孜以求，无师自通，终以勤勉成就大师的命运轨迹，而其境遇之艰难，又犹有过之，可见天道酬勤，为后辈树立了一个“真艰难磨折而后成功者大”的光辉典范。岑仲勉先生“没有丝毫精神贵族的气味，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平民学者，”却比有贵族气的学者更值得敬佩！

附录：岑仲勉著作目录

中外史地考证方面： 

《佛游天竺记考释》，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突厥集史》，1947年写定，1958年中华书局出版 

《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1958年中华书局出版 

《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1959年定稿，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

《中外史地考证》（外一种：《佛游天竺记考释》，据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重排标点排版），1960年编定，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 

隋唐史方面： 

《元和姓纂四校记》，1936年始撰，194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唐集质疑》，1937年完成 

《唐人行第录》（外三种：《读全唐诗札记》、《读全唐文札记》、《唐集质疑》）,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版。

《读全唐文札记》、《读全唐诗札记》，1939年完成。以上四种于1960年定稿，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 

《隋书求是》，1945年完成，195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隋唐史》，1950－1953年撰写，1957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 

《府兵制度研究》，1955年完成，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陈达超整理，1958年定稿，1964年中华书局出版

《金石论丛》，1959年定稿，陈达超整理，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唐史余渖》（外一种：《府兵制度研究》，据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重排），1960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 

《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外三种：《翰林学士壁记注补》、《补唐代翰林两记》、《登科记考订补》），1961年未完稿，陈达超整理，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岑仲勉史学论文集》，陈达超整理，1990年中华书局出版 

《岑仲勉史学论文续集》，陈达超整理，2004年中华书局出版

其他方面： 

《墨子城守各篇简注》，1948年完成，1958年中华书局出版 

《黄河变迁史》，1950－1952年撰写，1955年定稿，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周社会制度问题》，1954－1955年撰写，1956年新知识出版社出版

《两周文史论丛》（外一种：《西周社会制度问题》，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1957年编定，195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参考文献

[1] 张品兴、殷登祥等.中华当代文化名人大辞典[M].北京：中国广电出版社，1992，509.

[2] 蔡鸿生.仰望陈寅恪[M].北京：中华书局，2004，120-133.

[3] 陈达超.岑仲勉[J]。中国史研究动态，1982，12：11-14.

[4] 岑仲勉.岑仲勉史学论文集[C].北京：中华书局，1990，1-10.

[5] 陈达超.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五辑）[M].北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138.

[6] 陈达超，岑君成，秦进才.岑仲勉先生著述要目[EB/OL].国史探微网

[7] 刘乃和.陈垣年谱（附陈垣评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00.

[8] 陈达超.岑仲勉先生传略[M].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三辑：222.

[9] 同[3].

[10] 同[4]. 

[11] 谢保成、赖长扬、田人隆.中国史书目提要[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90.

[12] 同[3].

[13] 岑仲勉.唐人行第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4，3.

[14] 同[13]，15. 

[15] 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M].北京：中华书局，1984，3.

[16] 张继海(中华书局).岑仲勉：大器晚成的历史学家[EB/OL].学术批评网

[17] 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2，8.

[18] 岑仲勉.岑仲勉史学论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0，477. 

[19] 张继海.《黄河变迁史》与岑仲勉的经世思想[J]. 中国图书评论，2005，1：56-58

[20] 同[4]. 

[21] 张国刚. 二十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史学评论网

[22] 岑仲勉.隋唐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