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进用英文怎么说:《鲁豫有约·聂元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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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豫有约·聂元梓》
发表日期:2003年12月15日      作者:策划:阿忆     【编辑录入:阿忆】
PART 1
总VO:
1966年5月25号,中共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带领6位教师,贴出"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张大字报,被毛泽东称誉为"60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是"马列主义的第一张大字报"。由此,聂元梓叱咤风云,曾作为红卫兵代表,受到毛泽东召见。然而,叱咤风云的聂元梓昙花一现,仅两年之后,她便在政治舞台上消失,遭受隔离审查和艰辛的"劳动改造",失去了人身自由。2003年,聂元梓已是82岁高龄的老人,而自叶永烈报道聂元梓9年前已死,关于她是否仍活在人间的种种说辞,总是让人难以置信。
鲁豫:您常常会想以前的事吗?
聂元梓:现在不想,从前的时候,记忆很深。
鲁豫:我看很多报纸上,有时候也会对你有一些消息,真真假假也搞不清楚,您可能也知道。前些日子说,聂元梓不在了。您是不是也看到这些报道?
聂元梓:我看到过,说我活了73岁就去世了。不问具体情况就吵新闻,我也没理他,就算了。因为我活得很好,不仅没有死,我活得还更健康,不错。
鲁豫:有关聂元梓的消息一直都是很多的,从文革到现在,聂元梓这个名字,这么多年提的比较少了,但是大家对聂元梓的生活还是很关心,您写的回忆录,马上要出版,我翻了一翻,我们的年纪离文革那个时期其实是有距离的,后来看到的书中您写的那些内容,跟我了解的有一些差距。
聂元梓:会有很大差距,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我的真实情况。
串场:
VO:
聂元梓在河南乡村一户富有的革命大家庭中长大成人。1937年,聂元梓在山西太原国民师范学校接受军训,从此走上抗日救亡的红色征途。第2年,聂元梓加入共产党,而后派送延安。那时,她只有17岁。此后,她长期肩负党内行政和理论工作,直到政治生命偃旗息鼓。聂元梓先后结过两次婚,但终生没有体尝过婚姻幸福。1963年,聂元梓调入北大,担任经济系副主任,次年转任中共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对北大校政诸种问题,憋了一肚子意见。
鲁豫:为什么要写大字报?
聂元梓:那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的516通知,里面讲了很多彭真的一些问题,把彭真已经说成反革命。对我这个共产党员来说,一听516通知,这怎么搞,就很震惊,觉得这么严重,党的政治状况怎么如此糟糕,各省市党政军里面,都有一批像彭真这样的走资派,甚至还有我们现任的赫鲁晓夫分子就睡在我们的身旁。我觉得,党的政治状况形势很危险,很危急。那么就感到,516号召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起来,保卫党。
VO:
1966年5月16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康生和陈伯达起草并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说中央和各省各市各自治区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些人有些已被识破,有些还没有识破,有些正在受到信用,"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教育界的领导权,也不在无产阶级手里,党正面临异常危险。这个通知,史称"五一六通知",聂元梓看到中共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按兵不动,便力图用大字报形式唤醒北大。在得到康生夫人曹轶欧的同意后,聂元梓带领6位同事,写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5月25号贴在北大大饭厅东侧外墙。
鲁豫:大字报一贴出来以后,北大师生看到大字报后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聂元梓:有拥护的,有反对的。
鲁豫:表现是什么?
聂元梓:很震惊,因为对党委写大字报。有的人谭天荣右派,那时候贴大字报也是贴在这个地方。有的说是"反革命大字报",有的说不是,说这是"革命大字报",吵架。当时就在大字报的周围争论起来,有的人拥护大字报,有的人反对大字报,整个北大沸腾了。
鲁豫:哪一种反应更大?
聂元梓:拥护的还是多数人,但是也有反对的。另外,很快单位开会也围攻这个大字报,马上就组织人反击这个大字报。所以这样的话,反对力量也不小。那时候,当然有些人就对我就攻击了。再就是黄副校长找我谈话 ,让我讲,写成大字报是错误的,让我把大字报撕下来。我不撕。因为我觉得我是从保卫党出发的,我没有干坏事,我也没有说陆平怎么样,你有错误就改正,没有错误也别怕,你怎么贴这张大字报有什么不可以?所以我不撕。当时的时候,我们写大字报那几个人都受到围攻,叫检查,他们都检查。
鲁豫:您平心而论,遇到这么多的反对,您是一开始没有想到吧?
聂元梓:一开始没有想到陆平会反击,但是我们心里还是有底。为什么?因为这是根据中央516通知的精神写的,我们说学校的问题错了,那就可以讲啊,怎么错了,你可以讲啊。
VO:
早在1965年,毛泽东由北京副市长吴晗入手,计划发动"文化大革命",但在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北京市长彭真那里,便遇到阻力。1966年2月,彭真搞了"二月提纲",阻止学术批评中的左倾恶习。毛泽东严厉指责《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转而将彭真和北京市委视为敌人,颁发"五一六通知"。正当毛泽东希图用群众运动解决党内斗争之时,聂元梓贴了第一张大字报。而当聂元梓旋即处在北大党委高压之下,毛泽东却肯定了她的大字报。6月1号,聂元梓从电波中惊讶地听到了中央对大字报的肯定。
访谈:
鲁豫:您什么时候知道电台要广播这条大字报?
聂元梓:不知道,我一直都不知道。
鲁豫:听到广播的时候,您事先完全不知道,突然就听到了?
聂元梓:不知道。
鲁豫:广播的时候,您在哪儿?
聂元梓:前面我都没听到,不知道。我母亲那时候正在协和医院住院,做大手术,我们几个轮流值班,照顾她。那天正好该我在那儿值班。再晚一点的时候,我三哥夜里在那儿,他去了后,我就走了。这个时候,有8点多钟的样子,我出来走在王府井大街上,一听,讲的大字报的内容。怎么回事啊?我不知道。我就站下在那儿仔细听听。因为开始听的没脑袋,后来不是反复广播嘛,原来是中央拥护大字报,说马列主义的一张大字报,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这时候我心里很高兴,我回到学校里以后,他们都正在找我,问哪儿去了,到处找
找不见。他说咱们大字报公布了,毛泽东讲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我回学校的时候还在广播呢,大家都很高兴了。
鲁豫:这篇大字报出来以后,特别是毛泽东给了那么高的评价以后,北大校园内气氛很快不一样了。
聂元梓:当然不一样了,完全转变了。前一个礼拜,都闷着头,检讨,谁拥护大字报,就检讨,那么这下反过来了。
鲁豫:在北大一下子就成了英雄式的人物,风云人物?
聂元梓:一夜名天下,全世界都知道了,不光中国。
VO:
在中央电台广播大字报的第2天,《人民日报》将其全文刊登,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说北大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中共北大党委是"假共产党"。3天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称为"一小撮""资产阶级保皇派",说"文化大革命的展开,向教育工作者……向一切文化工作者,也向一切人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生死斗争中,究竟站在哪一边"。
PART 2
串场:
VO:
6月5号,《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用绝对比例的篇幅,连用6个排比句,对陆平做了否定性定论,说他在"北京市委的直接指挥下",疯狂反扑,"进行反攻倒算。他们给革命派捏造种种罪名,戴了许多帽子,组织围攻,轮番作战。他们对一批积极分子进行的这种残酷斗争,竟长达7个月之久",并说"这是1965年发生的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伴随着老上司老兄长的倒台,聂元梓得到了火箭般的升迁。
鲁豫:那时候有没有想过,本来就是想给上级提一些意见,但是这样一来,大字报当中提到的那些人,从"人民内部矛盾"变成了"敌我矛盾"的高度?
聂元梓:那倒是有,由于公布大字报,《人民日报》加了评论员文章和社论,已经把"黑帮"提出来。我们也不清楚,不知道,觉得提得这么高,陆平是"黑帮",那也可能陆平和彭真和原来的市委有什么鬼名堂,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就不说。我们就等着公布内容,来进一步理解吧。当时是这样,我们自己没有去搞什么。
鲁豫:其实您跟陆平的关系应该是很近的,因为,是他把您调到北大的?
聂元梓:我对陆平的关系是好的,是信任的。他和我哥哥聂真的关系很好,比如我在学校工作的情况,他都跟聂真讲,对我安排工作,以及在生活上照顾,都很好。这个,我都跟他讲过。但是,工作上意见是意见。你为了改进工作,总有些不同的看法。
VO:
陆平是老革命,比聂元梓早5年加入共产党,在一二九学潮中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全国总队部组织部长,而后又历任晋察军区政治部主任和华北野战军第3纵队政治部主任。1957年,陆平来到北大,担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马寅初被打倒后,陆平兼任校长。他增设生物、物理、计算技术、西班牙语学科,创建理科教学基地和北大附中,并曾明确反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提法,发展了一批教授党员。被聂元梓贴了大字报后,陆平失去了所有权威,只得在校园内做锄草工。
鲁豫:看到陆平在拔草,您当时的心情是什么?觉得这些是您造成的吗?
聂元梓:我就觉得陆平有错误,但是不要这样搞。这样搞,他拔草的时候别人都在讽刺他,都在骂他,都在说他。后来机关后面的人来看大字报,一看见陆平都看陆平去了,这样对陆平我觉得也不好。这个,我提了意见。后来不让陆平在外面这样。后来一直都把他关起来。
VO:
聂元梓贴第一张大字报时,不仅是45岁的老革命,而且是北大的中高层管理者,但却不知为什么始终被人称做"红卫兵五大学生领袖"。或许,这仅仅是因为她亲手缔造的"新北大公社派",与其他4位名副其实的学生领袖创办的红卫兵组织旗鼓相当。总之,在北大没有校长的漫长岁月中,聂元梓是北大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副校长。而她的最高任职是,北京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副市长。
鲁豫:说到北大的师生,在文革当中,很多北大的师生都被斗的挺惨的,当时的待遇也挺惨的,您跟这些有关系吗?
聂元梓:他们待遇的问题,各个方面的,我控制不住呀……
鲁豫:您是北大的一把手。
聂元梓:我是北大的一把手,谁听我的?我说两派联合不闹革命,做了一两个月的工作,谁听啊?
鲁豫:我以为没人敢不听。
聂元梓:人家不听,如果要是我说话都听的话,那北大怎么能乱呢?不可能,不可能这么乱呀。
鲁豫:这点我特别不明白,因为总的来讲,您那个时候是北大的一把手,您是造反派的领袖,我的那种很逻辑化的思维,所有造反派应该是听您的才对?
聂元梓:那不是,我说不要打武斗了,要团结起来一块复课,谁听了?做了两三个月工作也没有,我不可能。我说了话谁听啊,不可能,不可能算数的。我控制不住局面。
鲁豫:您有没有组织过批斗某个领导或者比较著名的教授?
聂元梓:没有。
鲁豫:但是对陆平批斗那次……
聂元梓:对陆平批斗有,还是我主持的。
鲁豫:您的意思是说,除了对陆平那一次,你没再指挥批斗任何一个北大人?
聂元梓:我没有指示过任何一个人去批斗谁,去搞谁。没有指示任何一个人,全是群众自己来搞的。
鲁豫:那如果回忆起北大的师生,您心里会有一些觉得愧疚吗?
聂元梓:我觉得愧疚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一,我写了一张大字报,我不知道它起了这样一个推波助澜、这样一个坏的后果。二呢,我处在一个不知道应该如何办理这种状态,我过去在北大工作,在经济系哲学系工作,我经常到老教授的家里去看望他们,和他们谈工作,也谈他们的生活。所以他们关系都和我都很好,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跟他们一点都没有接触,就走到校园碰头了,走个碰头,我都绷着脸,一句话也不说。
鲁豫:为什么?
聂元梓:我要跟他说,你没有什么问题,别着急,弄你的学生都是不对的,那还得了!江青知道了也不行,传出去的时候我也受不了,没办法交代。所以,我只有绷着脸,我也不上他们家里去了,也不接触了,就是碰了面也是绷着脸,一句话不说。
鲁豫: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其实你要是想保哪个老教授或学生的话,其实可以做到?您觉得呢?
聂元梓:那时候,没有上面的说话,我是不敢保的。
VO:
聂元梓贴大字报的第3天,新的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江青出任副组长。此后,文革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成为文革的实际指挥中心,江青也就登上了政治舞台的巅峰。于是,江青和聂元梓--这两个说话声音极其相似的女人--一度走在了一起。
鲁豫:那时候您对江青的看法是什么?她曾经请您吃过饭,那是一个什么的场合?什么样的一个时期?
聂元梓:那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在小组讨论会上她找我。她说会开完了我,请你到我家吃饭,我来接你。我当然答应了,我不能拒绝。吃饭的中间,她跟我讲了很多的阶级斗争的很复杂,问题很严重。她做样本戏,没有人支持,也讲了彭真对她怎么样不好了,特别讲刘少奇和王光美,刘少奇怎么样反对毛主席啊,搞窃听器,背着毛主席做一些事了。讲了很多刘少奇和王光美一些坏话,总的说阶级斗争都搞到她家里去了。
鲁豫:她为什么要跟您说这些?
聂元梓:当然是想让我给她关系搞的好,追随她。她就是拉拢我,让我追随她。当时我听了以后,有的我也没有完全相信。
VO:
聂元梓,1966年的时候已拥有长达28年的党龄,对共产党事业,拥有当时俯拾皆是的狂热。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对自己的未来没有怀疑。她被推得太快太高,以致于她曾预感到有一天,她会摔得太狠太重。
鲁豫:在什么时候就预见到了?
聂元梓:在67年的夏天就预见到了。在七八月的时候,中央文革召开了一个各个学校的群众组织头头的一个接见会上,也有周恩来总理参加,我就提出来我没有能力,我的水平不够,我做不了校文革的主任,我希望辞职,同时希望解散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结果首先是江青起来反对。江青发怒地说,过去你死保校文革,现在人家一反,你不干了,不行,不能不干!把我训斥了一顿。江青这么一发火,别人也就不敢讲了,周恩来也就默认了。这样我就不好辞掉,但是我觉得将来发展下去的时候,反正会有坏的。
鲁豫:你当时的感觉是什么?是骑虎难下?
聂元梓:当然是骑虎难下,早就感到骑虎难下了。北大离颐和园很近,我是会游泳的,我就常到颐和园去游泳,我在水里飘浮,我就想今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像天上的白云在飘浮,可能过去把我提的那么高,说得那么好,提的高,摔得重,但是这个白云不会摔下来,白云始终会在蓝蓝的天空中飘浮的,我呢,摔下去,也可能摔这个水底下去淹没了。
VO:
局势的发展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激烈。6月5号,《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摘引毛泽东语录,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6月18号,北大四处抓人,搭设"斗鬼台",对60多位北大官员乱打乱斗,酿成"六一八事件"。而刘少奇对这个事件的批示,正是授人以柄,使毛泽东认为批刘的时候到了。8月5号,毛泽东在中南海大灶食堂外贴出大字报《炮打司令部》。8月18号,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日后,红卫兵进行大串联,"炮打"各级党政机关,打砸抢抄抓,使社会秩序陷入严重混乱。
鲁豫:很多人认为北大的武斗您要负责。
聂元梓:我没有负责。为什么呢?因为我制止了北大最大的武斗。北大的武斗不是我挑起的。北大最大的武斗是68年3月25,7个学校同时到北大,拿着棍棒,拿着武斗的工具,到北大去打武斗。这个武斗如果没有人指挥的话,不可能同一个时间,就是3月25下午1点钟,从北大几个校门往里走,而且号召是看批聂,批聂元梓批到什么程度,就打到什么程度。
VO:
在"文革"旋涡中,似乎任何人的命运都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即便是造反派领袖聂元梓,一样受到各种攻击。1968年,北京革委会副主任聂元梓受到北京革委会批斗,聂元梓和副总理、公安部长、北京革委会主任谢富治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谢富治是林彪的军中猛将,曾官拜陆军上将。聂元梓认为,自己厄运开始,正是起始于谢富治的阴谋。
访谈:--武斗2
P20
聂元梓:我看这个形势太危险了。那边一看,马路上人山人海。一看学校这一边,门口里面,全是人山人海的。我一看这下几个学校来打武斗,这么多人,成千成万几万人大武斗打起来,这个牺牲可是不得了,这个武斗绝对不能打,打起来没法制止。我就知道后台是谁?谁搞的了?然后我就接着要制止这样的武斗,任何人我都不能找,我就只有找谢富治。
鲁豫:您觉得这是谁搞的?
聂元梓:谢富治,我觉得是他搞的。谢副总理刚从林副主席那里回来,要搞你们北大。这不是很显然的嘛,这不是他们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认定是谢富治,然后我就马上找谢副总理。我说"谢副总理"--我指着他鼻子--"你为什么叫这么多学生到北大打武斗?你必须跟我一块制止武斗!"我拉他马上走,他不动,不起来。他说:"你怎么这么说呢?"我说:"这武斗哪儿来的?统一指挥,同一个时间,都是3月25,都是下午1点钟,整个下午都一块往里涌,没有统一指挥,怎么能有这样的行动!"我说:"你必须跟我去制止武斗。对我有意见,你可以批判,再不,你把我抓到,这么多学生去打武斗干什么!"完了,拉着他非要走。"好,我跟你去。我不怕死。"这样,就到了北大。到了北大以后,我把他拉到广播台讲话,制止武斗。结果他上广播台什么话都没有跟我讲,只讲北大的师生,都在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领导下闹革命,卫校的都回去。就讲了这几句话,全校的学生就都走开了。从这儿以后,这个大的武斗是没有打起来,都散开了。可是由于小部分人留下来了,把校外打武斗的形式这种方式,变成打校内的,就是变成校内武斗的开始。
鲁豫:当时,您是北大的一把手,所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您肯定是要负责任的。
聂元梓:那当然,要想搞掉我,抓不住毛病,怎么能搞掉呢?我事后想的,如果那天打起来,不知道要死伤多少人,那么这个罪过就会载在我头上。不管我躲在哪里,都说是我的指挥。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VO:
与武斗越打越大的清华比起来,北大的武斗越打越小,逐步变为校内冲突。1968年7月3号,中共发布《七三布告》,命令"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24日,中央再发《七二四布告》,要求"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3天后,毛泽东从北京各个工厂,秘密选派工人,组成"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从中央警卫团抽出大批官兵,组成"军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命令他们迅速进驻大学。28日凌晨,毛泽东接见包括聂元梓在内的造反派领袖。从这一天起,与武斗摘不开关系的学生领袖们失事了。
PART 3
VO:
聂元梓失事后,中央警卫团宣传科副科长迟群和毛泽东机要员谢静宜,执政北大,而等待聂元梓的,却是"劳动改造"。1968年秋天,《人民日报》编者按夸赞黑龙江五七干校"下放"官员的经验,编者按同时还发表了毛泽东指示,说"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与此同时,聂元梓被押送江西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在严酷而恶劣的体力劳动环境中,摔断了腰椎。
鲁豫:后来当您自己也从最高处掉下来,到了江西鲤鱼州农场的时候,在那儿劳动的也有一些在北大遭受过迫害和批判的老教授,我特别想知道您看到他们,跟他们在一起劳动,您怎么看他们,他们怎么看您?那时候感觉太微妙了吧?
聂元梓:他们看我的时候,觉得怎么你也来了,他们会有这个感觉。但是我看他们,我很清楚,他们没什么大问题。让我来劳改,那是因为我抵制了他们,因为我反了他们,我对中央文革提出对立的政治口号。
鲁豫:您认为您是反对了上面,所以大了那里去劳动?但是在那些教授看来,他们可能会认为,一个当年的当权派,如今下场跟我们是一样的,他们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感受。
聂元梓:他们不完全理解,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因为我做的事情他们不一定都知道。
鲁豫:在鲤鱼洲农场劳改的时候,您是完全被孤立的吗?会有人来理您吗?
聂元梓:互相都不理,万一说了不对的话,有人跟宣传队讲了,那不是又是你的事了。互相讲话很少。在鲤鱼州劳动,都是最反动的,最有问题的人。问题小的,都留到学校里面参加劳动。
鲁豫:您当时认为自己这样的生活是暂时的一个阶段,还是觉得以后会更糟?
聂元梓:我没有认为是暂时。从江青他们开始隔离审查我,我就已经看透了,我就认为这个斗争是长期的,我得做好长期的准备。
串场:
VO:
1969年4月1日,北京春光明媚,毛泽东穿上灰色中山装,精神饱满地走出中南海游泳池,坐进黑色防弹汽车,向人民大会堂驰去。当他以激昂的声音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党代表的鼓掌声立刻跟上,持续了好几分钟。此时,聂元梓也是党代表,不仅如此,她还当选了候补中央委员。不过,这一切并没有改变她的处境。
鲁豫:为什么到69年九大的时候,您还是候补中央委员?
聂元梓:这很容易想通,因为九大是"文化大革命"胜利的大会,"胜利的大会"选举这届中央委员,不叫写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人参加,怎么交代呢?需要我参加还需要给我一个名义,实际上也就是一个空名而已。
鲁豫:您当时没有认为自己是被解放了?
聂元梓:哪是解放呀!从鲤鱼洲调我回北京的时候,是两个男子壮汉监守着我回来的,连上厕所他们都要跟着。上厕所,这个在门口,那个就在墙外面,还怕我从墙上跑掉。我是在这样严格的监禁之下,回到北京的。
VO:
4月24号,九大中央委员会经"选举"产生,聂元梓"当选"中央候补委员。但这位候补委员不能在北京逗留,随即又被严密押解着,送回南昌,东去鲤鱼洲。1970年,聂元梓腰椎折断,屡屡给中央写信,回北京治病。但第2年,她便被升级为隔离审查,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1975年,聂元梓交送北大仪器厂监督劳动。毛泽东病逝后,聂元梓的景遇并没有转变。1978年4月19号,聂元梓在北大东操场被批斗后,被直接投入监狱。
鲁豫:您能理解老百姓在"文革"之后对当年造反派的那种仇恨吗?
聂元梓:我理解。在造反派的打击下,多少人死亡,受了多少的罪,那几乎牵扯到每个家庭。
鲁豫:我知道1978年在北大东操场开了您的一个批斗会。
聂元梓:78年逮捕我,要抓到监狱里去的时候,全校开了一个群众大会。因为写第一张大字报的人要宣布判她刑,当然开这样一个控诉的大会,那会影响很大,好多人都来看。大会第一个控诉我的,是说我是北大武斗的后台,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迫害校内的师生。这是都是我的控诉,是我的罪行。因此就要让法庭把我给抓走,送到监狱里面去。从那天开始,送我到监狱。
VO:
1983年,聂元梓被关押5年后,被北京中级法院判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判处17年重刑,附加剥夺政治权利4年。但仅仅关押1年,聂元梓即获保外就医,两年后在获假释。如今,聂元梓82岁高龄,没有工资,没有婚姻家庭,甚至没有住处,过着四处借住亲友房屋的落寞生活,经济上完全靠同情者接济。
鲁豫:您觉得自己是悲剧性的人物吗?
聂元梓:当然是悲剧了,是彻底的悲剧人物。
鲁豫:那您会想到过,当初没有那张大字报的话,就不会有今后所有的一切。
聂元梓:没有大字报,不会有后边的一切一切。
串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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