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方陪护假多少天:陈垣、朱光潜、朱自清、鲁迅

陈垣---史学权威、宗教史大家

陈垣：（1880—1971）中国历史学家﹑宗教史学家、教育家。字援庵，又字圆庵。笔名谦益、钱罂等。广东新会人。生于1880年(清光绪六年)。1910年毕业于光华医学院。自幼好学﹐无师承﹐靠自学闯出一条广深的治学途径。在宗教史﹑元史﹑考据学﹑校勘学等方面﹐著作等身﹐成绩卓著﹐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推重。他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陈垣从教70多年，任过46年大学校长，对广大青年学者热心传授﹐影响深远﹐造就了众多的人才。他曾任国立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的教授﹑导师。1926～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52～197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49年以前﹐他还担任过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1949年后﹐还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主要著述有《元西域人华化考》、《校勘学释例》、《史讳举例》、《南宋河北新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及《通鉴胡注表微》等，另有《陈垣学术论文集》行世。

生平概述

　　陈垣，出身药商家庭。少年时，他受“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影响，曾参加科举考试，未中。后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治学。1905年﹐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影响下﹐他和几位青年志士在广州创办了《时事画报》，以文学﹑图画作武器进行反帝反清斗争。继之辛亥革命﹐他和康仲荦创办《震旦日报》，积极宣传反清。1912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后因政局混乱，潜心于治学和任教。　

　　他曾在一段时期内信仰宗教，故从1917年开始，他发奋著述中国基督教史，于是有《元也里可温考》之作。他认为﹐中国基督教初为唐代的景教﹐以次为元代的也里可温教﹑明代的天主教﹑清以后的耶稣教。所谓“也里可温”﹐是元代基督教的总称。元亡，也里可温就绝迹于中国。但作为宗教史来说，它又是世界宗教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这一著作不但引起中国文学界的注意，也受到国际学者和宗教史研究专家的重视。此后﹐他又先后写成专著《火祆教入中国考》 (1922)﹑《摩尼教入中国考》(1923) 、《回回教入中国史略》(1927)。　

　　在研究宗教史的同时，他还注意研究元史，从事《元典章》的校补工作，并采用了两百种以上的有关资料，写成《元西域人华化考》一文，在国内外史学界获得高度评价。在研究《元典章》的过程中，他曾用元刻本对校沈刻本，再以其他诸本互校，查出沈刻本中伪误﹑衍脱﹑颠倒者共一万二千多条，于是分门别类，加以分析，指出致误的原因，1931年写成《元典章校补释例》一书，又名《校勘学释例》。　

　　他在校勘学﹑考古学的成果还有《旧五代史辑本发覆》(1937)﹑《二十史朔闰表》和《中西回史日历》等书。他阅读了大量宋人﹑清人有关避讳的述作﹐并广泛收集引用了一百种以上的古籍材料﹐写成《史讳举例》一书﹐“意欲为避讳史作一总结﹐而便考史者多一门路﹑一钥匙也”。　

　　“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被日军侵占。他身处危境﹐坚决与敌斗争。在大学讲坛上﹐他讲抗清不仕的顾炎武《日知录》﹐讲表彰抗清民族英雄的全祖望《鲒埼亭集》﹐以此自励﹐亦以此勉励学生爱国。同时﹐他还利用史学研究作为武器﹐连续发表史学论著﹐抨击敌伪汉奸﹐显示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在八年抗战期间﹐他连续写成《南宋河北新兴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中国佛教典籍概论》等宗教史论文及《通鉴胡注表微》﹐都含有讽今喻世﹑抒志表微的用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他已经六十九岁。在掌握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并曾深入研究﹑著作等身的基础上﹐他很快接受了新事物。之后的十年间﹐先后写了二十多篇短文。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被软禁﹐到1971年6月﹐饮恨以殁。

　　1951年11月，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后，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国宴时，与陈垣同席。毛泽东向别人介绍说：“这是陈垣，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1]”

学术成就

　　陈垣在元史、历史文献学、宗教史等领域皆有精深研究，给我们留下了十几种专著、百余篇论文的丰富遗产。特别是他的宗教史研究范围十分广泛，对已消亡的外来宗教，如火袄教、摩尼教、一赐乐业教做过专门研究；也就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国的兴起和流传写过不少论著；对中国本土的道教，也撰有专书。他的宗教史研究，同时也是中外文化交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宗教史研究

　　人们都称陈垣先生是宗教史专家，这是事实，他几乎是没有一门宗教不研究。除了《古教四考》（《元也里可温教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袄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外，他还有《回回教入中国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净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释氏疑年录》等著作。

　　“古教四考”使陈垣登上史坛，走向世界，也为民国学术史增添了具有世界意义的光彩一笔。

　　《元也里可温教考》，1917年5月写成，曾经多次修改、印行。也里可温是元代基督教总称。过去以为此教资料多在海外，而本国典籍无征。该文则专以汉文史料进行研究，除《元史》外，还利用了地方志、金石录、书画谱等60多种材料，论证了隐晦七八百年，无人能道的也里可温教。

　　《开封一赐乐业教考》，1919年11月写成。开封一赐乐业教即犹太教。该教在明清时所立的三篇碑文，对其何时传至中国，说法不同。陈垣用种种方法证明开封犹太教非宋以前所至，汉文典籍对犹太教的记载始见于《元史》，元以前无征。文中还详细考证了该教与回教之异同、教中人物之大略、寺宇的沿革、经文的内容和源流。

　　《火袄教入中国考》，1922年4月撰。火袄教又名拜火教，唐初传入中国，颇见优礼。唐时外来宗教，除火袄教外，还有大秦、摩尼、回回三种。回教在唐代未盛，记载尚少；其余三教，因都来自波斯，唐宋学者分辨不清，记载每有错误。清代学者如钱大昕等也常把它们混为一谈。此文除叙火袄教的起源、兴衰外，还将典籍上三教混同记载的错误一一指出，予以辩证。

　　《摩尼教入中国考》，1923年写成。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创立的，它由拜火、基督、佛教糅杂而成。陈垣取敦煌摩尼教经卷和其它材料，考明摩尼教始于唐武周长寿二载（694年）传入中国及其历唐、宋、元、明数朝在中国流行的情况。

　　“古教四考”陆续出版后，好评鹊起。加上稍后问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基督教入华史略》等论著，这些以宗教史研究来拓展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学术成果，是陈垣对民国学术的重大贡献，也是使当时的中国学术界推陈出新，与国际汉学界接轨的不可多得的尖端成果。

　　（二）校勘学研究

　　陈垣在研究历史文献的时候，非常注重于研究目录校勘和工具书的使用。

　　目录学是搞学问的门径，是掌握书目、书的内容、版本以及相关书目的一门学问。一个人要搞学问，必须掌握目录学。

　　陈先生在年轻的时候，就熟读了《四库全书提要》与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四库提要》对清朝搞学问的人来说，确是做了不少的工作，它对每本书都作了介绍，对初学者帮助很大，今天也还要好好利用。张之洞《书目答问》写于光绪元年（1875年），陈先生把这两本书读得很熟、很精，而且也要学生好好去读。

　　陈先生辛亥革命后到了北京，曾花很长时间研究《四库全书》 。他写过两本书。一是《四库书名录》 ，一是《四库撰人录》 。他研究《四库》与别人不同，别人只是要看什么书到《四库》中去找，他却是研究《四库全书》收编的书是如何写成的，它有哪些版本。

　　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由于资料特别丰富，头绪也特别多，单靠脑子记不行，必须依靠工具书，学会利用工具书。陈先生对这方面很重视，作出不少成绩。

　　陈先生发表的重要工具书是《中西回史日历》和《二十史朔闰表》 。陈先生这两本工具书解决了中国史上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是我们学习和研究历史所不可缺少的。

　　陈先生编写这本书，花费很多精力，他后来有二十多年不能正常吃饭，就是因为当时一天到晚坐在那里废寝忘食地算历法搞成了胃病。

　　陈先生还著有《史讳举例》 。

　　避讳，是中国历史上的特点，每一朝有每一朝的避讳。陈先生精心研究，总结出几种方法，弄清了在什么情况下是如何避讳的。在该书第八卷中列出了我国历代的避讳表，每一朝避什么，如何避。这是每一个中国史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知识。因为中国古书上避讳太多了，不懂它，就不懂校勘学，对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也就弄不清。

　　此外，他为了研究元史，还编出元朝六十家文集的目录。这书稿没有印，北京图书馆藏有抄本。他在研究《册府元龟》时，一开始就先作有关《册府元龟》的工具书，然后再动手研究。

　　（三）元史研究

　　清朝学者研究元史的人很多，多少是看到清朝很像元朝。康熙年间，邵远平著《元史类编》，要把元史重新改编。乾隆间，钱大昕编撰《元史氏族表》与《元史艺文志》，对元史很有研究。鸦片战争前后，魏源编了《元史新编》，以后，搞元史的人很多，直到清末，柯劭忞编著《新元史》，集清一代元史研究之大成。清朝一代研究元史，是先后继续的，到后来更发展到对西北史地的研究。

　　陈垣先生研究元史与前人不同，他着重搜集有关元朝民族的历史与元朝宗教的历史的资料，进行研究，参考了二百多种书，写成《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

　　元朝把人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陈先生所指的西域人主要是色目人。他研究这些人在元朝进入中国后，如何被汉族同化了的。

　　陈先生撰《元西域人华化考》用力很大，他采用新的方法，集中问题，深入研究，作为旧史学家进行考证工作，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

　　陈先生也肯定了《元史》，认为它保存了原来的材料，没有擅自改动，所以把它作为史料来看还是有用的。当然，研究元史，不能仅靠它，还要利用元朝六十家的文集。我们研究历史，不能只用史部的书，经部、子部、集部的著作都应加以利用。

　　陈先生著作目录年表第一部著作是《元也里可温教考》，虽然这是研究宗教的，但实际上也是一部元史著作。

　　日本研究元史的学者，对陈先生很钦佩，他们承认《元西域人华化考》、《元也里可温教考》这两本书日本人是搞不出的。

人物评价

　　走过北京师范大学东门，有一座大厦，叫励耘学苑。“励耘”二字取自北师大原校长陈垣先生的“励耘书屋”。

　　陈垣没有受过正规的史学教育，全靠自己的勤奋，著作宏富，成就斐然。在中国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及历史文献学等领域的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成为世界闻名的史学大师。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国际地位还很低的时期，他就被中外学者公认为世界级学者之一，与王国维齐名。上世纪30年代以后，又与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他的许多著作，成为史学领域的经典，有些被翻译为英、日文，在美国、德国、日本出版。毛泽东主席称他是国宝。

　　他也是一位大教育家，一生从事教学74年，教过私塾、小学、中学、大学。他任大学校长46年，为祖国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桃李满天下。他对教学极端负责，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创立了不少新课程，沿用至今。

　　他是一位炽烈的爱国者，青年时代就投身反帝反清斗争，一生与时俱进，1959年，以79岁的高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陈垣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广东度过的。民国成立，1913年，他以革命报人的身份当选为国会议员，从此在北京定居，直至逝世。

　　2002年9月8日有两座铜像在北师大落成。一座是孔子铜像，另一座铜像是北师大老校长陈垣先生全身像。

　　学界评价

　　1922年胡适曾断言：“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

　　１９３３年４月１５日，伯希和离开北京时，对前来送行的陈垣、胡适等人说：“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不幸国维死矣，鲁殿灵光，长受士人之爱护者，独吾陈君也。”“伯氏在平四月，遍见故国遗老及当代胜流，而少所许可，乃心悦诚服，矢口不移，必以执事（指陈垣）为首屈一指。”据梁宗岱说，他在一次聚集了旧都名流学者和欧美人士的欢迎伯希和宴会上担任口译，席上有人问伯希和：“当今中国的历史学界，你以为谁是最高的权威？”伯希和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以为应推陈垣先生。”

　　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评介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说：“陈垣氏为现在支那史学者中，尤为有价值之学者也。支那虽有如柯劭之老大家，及许多之史学者，然能如陈垣氏之足惹吾人注意者，殆未之见也。”

　　陈寅恪在序文中评论说：“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感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又说：“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徵以来，未之有也。”

　　傅斯年说：“幸中国遗训不绝，经典犹在，静庵先生驰誉海东于前，先生(陈垣)鹰扬河朔于后。”

　　黄侃、朱希祖、尹言武等“偶谈及当世史学钜子，近百年来横绝一世者，实为门下一人（指陈垣），闻者无异辞。”

　　黄现璠回忆说: “解放前，日本学者，特别是名牌大学如东京、京都、帝大教授……对于陈垣先生推崇备至。”

　　孙楷第和余嘉锡、王重民等人议论时贤，“以为今之享大名者名虽偶同，而所以名者在大家径庭，多为名浮于实的一时之俊”，“而鲜实浮于名的百代之英，后者惟陈垣足以当之。”

著作书目

　　《励耘书屋丛刻》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本，1982年）

　　第一集

　　《元西域人华化考》八卷

　　《元典章校补》八卷

　　《元典章校补释例》六卷

　　第二集

　　《史讳举例》八卷

　　《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三卷

　　《吴渔山先生年谱》二卷

　　《释氏疑年录》十二卷

　　《清初僧诤记》三卷

　　《陈垣史学论著选》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收元也里可温教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祅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吴渔山生平、汤若望与木陈忞等论著共79篇，包括一些专著的摘录。）

　　《陈垣史源学杂文》，（人民出版社，1980年）

　　《陈垣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1995年）

　　《陈垣来往书信集》 （陈智超编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单行本

　　《校勘学释例》 （即收入《丛刻》中的《元典章校补释例》）中华书局1959年

　　《释氏疑年录》(中华书局1964年)

　　《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蓬莱阁丛书”2000年）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 （科学出版社1955年，中华书局1962年，1982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史讳举例》（科学出版社1958年，中华书局1962年）

　　《明季滇黔佛教考》科学出版社1959年，中华书局1962年，河北教育出版社“二十世纪史学名著丛书”2000年

　　《通鉴胡注表微》 （科学出版社1958年，中华书局1962年，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1997年）

　　《二十史朔闰表》（中华书局1962年，1999年）

相关传记

　　北京师范大学编《陈垣校长诞生百年纪念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年。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编《陈垣同志论著目录》，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1982年。

　　暨南大学编《陈垣教授诞生百一十周年纪念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3月。

　　刘梦溪主编《陈垣卷》，河北教育出版社,，996年10月。

　　牛润珍《陈垣学术思想评传--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5月。

　　刘乃和周少川《陈垣年谱配图长编(上下)》，辽海出版社，2000年10月。

　　陈智超、曾庆瑛编《陈垣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11月。

　　刘乃和等编著《陈垣图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孙邦《身等国宝志存辅仁：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4月。

　　张荣芳《近代之世界学者－－陈垣》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

　　陈智超、曾庆瑛《陈垣先生遗墨》，岭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9月。

　　陈智超《励耘书屋问学记》（增订本史学家陈垣的治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11月。

生平轶事

　　字画收藏

　　陈垣的客厅、书房以及住室内，总挂些名人字画，最多的是清代学者的字，有时也挂些古代学者字迹的拓片。客厅案头或沙发前的小桌上，也总有些字画卷册或书籍。这些都是宾主谈话的资料，也是陈垣对后学的教材。他用30元买了一开章学诚的手札。在20世纪30年代，清代学者手札墨迹，这是很高的价钱了。陈垣将它挂在那里，备一家学者的手迹。而有心的后学如启功，就知道老师又在办“劣书”展了。

　　陈垣收藏书画及清代学人手稿甚富，在辅仁大学公开展览，并印有目录一册。书画中远如明人陈白沙（献章），近如清末陈兰甫（澧），皆岭南名家。抗战胜利后，陈垣已10余年未购入书画，年底忽有人携来全祖望字条，爱不忍释，以廿万元购之。抗战8年，陈垣坚持不与敌伪合作，潜心著述，以全祖望等明末遗民爱国情操相砥砺，并笺注《鲒埼亭集》。所以陈垣致友人信中说：“亦所谓还心愿也。”

　　陈垣善行书，如启功先生所言：“一笔似米芾又似董其昌的小行书，永远那么匀称，绝不潦草。”每下笔时，都提防着别人收藏装裱似的。在名人字画上题跋，看上去行云流水，潇洒自然。其实都是精打细算过的，行款位置，都安排恰当合适才肯下笔。陈垣写信，喜用花笺，给人写扇面，好写自己作的小条笔记、小考证。先数好扇骨行格，再算好文词字数，哪行长，哪行短，写到最后，不多不少，加上年月款识、印章，天衣无缝。

　　1972年他的老友汪宗衍将所藏陈垣手书，自1933年始，历时40余年，精选出30余通论学函札，影印成册，名《陈援庵先生论学手简》，香港于今书屋刊行。这是目前刊印的惟一一部陈垣的手迹集。字体飘逸潇洒，俊秀精美，一气呵成，疏朗有致，实为书法珍品。

　　陈垣读书法

　　著名历史学家陈垣读书，有个“三分类”的方法。

　　少年时的陈垣，有次偶然得到了清代学者张之洞写的《书目答问》一书。打开一看，发现这本书开列了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典籍，并作了鉴别，为读者介绍了学习的门径。陈垣十分高兴，连忙按照书目购买了大量书籍。有人问他：“你买了这么多书能念得完吗？”陈垣回答道：“书并不都是要仔细念的。有的是供浏览翻阅的，有的是供参考备查的，有的是需要熟读记诵的。有的书要必求甚解，有的则可以不求甚解嘛！”原来，陈垣根据书的内容和用途，把要读的书分成了三类：即一般浏览、仔细浏览和熟读记诵。有的一两天就翻过去了，有的要读上个把星期，有的则需翻来复去地背诵。

　　这种“三分类”法，使陈垣读书避免了“一刀切”、平均投入精力的毛病。他读的书比一般人多，精读的书比一般人深。直到老年，一些历代的名篇他仍然能够背诵出来，90岁时，还能把骆宾王的《讨武后檄》从头到尾背得一字不差。许多基本史料，他不用翻检原文即能引用，给治学和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朱光潜

------中国美学史上一座横跨古今、沟通中外的“桥梁”

朱光潜（1897～1986年），中国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笔名孟实、盟石。安徽桐城人（今枞阳县麒麟镇岱鳌村朱家老屋人）。1897年9月19日生。青年时期在桐城中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后肄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他还请桐城著名书法家方守敦题写“恒、恬、诚、勇”4字的条幅，作为座右铭。五四运动中，他毅然放弃文言文，改写白话文。1921年，朱光潜发表了白话处女作《福鲁德的隐意识说与心理分析》，随后又发表《行为派心理学之概略及其批评》、《进化论证》等读书心得，初步形成自己对治学和学术研究活动的看法。1922年，他在《怎样改造学术界》中，倡导培养“爱真理的精神”、“科学的批评精神”、“创造精神”和“实证精神”。这些观点一直影响着他漫长的学术道路。香港大学毕业后，先后在上海大学吴凇中国公学中学部、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1924年，撰写第一篇美学文章《无言之美》。又到上海与叶圣陶、胡愈之、夏衍、夏丏尊、丰子恺等成立立达学会，创办立达学园，广泛进行新型教育的改革试验，倡导教育的自由独立。

　　1925年出国留学，先后肄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斯塔斯堡大学，获文学硕士、博士学位。1933年回国，先后在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四川大学、国立武汉大学任教。并任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名誉会长。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民盟中央委员，中国美学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作协顾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朱光潜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期间认为，在美感经验中，心所以接物者只是直觉，物所以呈现于心者只是形象。因此美感的态度与科学的和实用的态度不同，它不涉及概念、实用等，只是聚精会神地对于一个孤立绝缘的意象的观赏。

　　解放后，朱光潜系统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经过对自己以前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批判，提出了美是主客观的辨证统一的美学观点，认为美必须以客观事物作为条件，此外加上主观的意识形态或情趣的作用使物成为物的形象，然后才是美。他还以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实践观点（即把主观视为实践的主体——人，认为客观世界和主观能对立统一于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美学思想，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美学流派。《西方美学史》是朱光潜解放后出版的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也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美学史著作，代表了中国研究西方美学思想的水平，具有开创性的学术价值。1950年以后提出主客观统一说，认为美必须以客观事物作为条件，此外还须加上主观的意识形态或情趣的作用，使物成为物的形象，然后才是美。

　　20世纪60年代，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把主观视为实践的主体“人”，认为客观世界和主观能动性统一于实践。在“文革”期间，朱光潜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他仍认真系统地研究马列主义原著，力求弄懂弄通。1984年，香港大学授予朱光潜为该校名誉教授。1986年3月6日，朱光潜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朱光潜是北京大学一级教授、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被选为全国政协二、三、四、五届委员、六届政协常务委员，民盟三、四届中央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委员会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

　　朱光潜主要编著有 《文艺心理学》《悲剧心理学》《谈美》《诗论》《谈文学》《克罗齐哲学述评》《西方美学史》《美学批判论文集》《谈美书简》《美学拾穗集》等，并翻译了《歌德谈话录》、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G.E.莱辛的《拉奥孔》、G.W.F.黑格尔的《美学》、B.克罗齐的《美学》、G.B.维柯的《新科学》等。朱光潜不仅著述甚丰，他本人更具有崇高的治学精神和高尚的学术品格。他勇于批判自己，执著地求索真理：当他认识到以往在唯心主义体系下研究美学“是在迷径里使力绕圈子”，就开始用更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研究，使自己的美学思想向真理趋进；他反对老化、僵化，提倡不断进取。为方便研究马列主义原著，他在花甲之年开始自学俄语，更在八十高龄之际写出《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翻译近代第一部社会科学著作——维科的《新科学》，学习研究一生不辍。

　　朱光潜熟练掌握英、法、德语，几十年来，翻译了300多万字的作品。其中他对黑格尔110万字的巨著《美学》的翻译，为他赢得了历史性的崇高声誉。他出版的译著还有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莱辛的《拉奥孔》、克罗齐的《美学原理》、路易哈拉普的《艺术的社会根源》和《柏拉图文艺对话集》等。此外，他通过系统认真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资本论》、《自然辩证法》的一些译文提出了具有重大价值的修改意见。

　　朱光潜是一位以救国兴邦为己任的爱国知识分子。在旧中国的漫长岁月中，尽管道路有过曲折，但他追求真理，向往光明，在复杂的斗争中，辨明了方向，看清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在解放前夕的关键时刻，断然拒绝国民党当局的利诱威胁，毅然决定留在北京。他在与广大人民一起迎接解放的日子里，曾兴奋地说：“我像离家的孤儿，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恢复了青春。”解放后，他始终不渝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对党赤诚相见，肝胆相照。尽管他曾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从未动摇过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以及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决心。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精神振奋，老当益壮，积极翻译名著，撰写文稿，发表演讲，指导研究生，在学术研究和教育领域驰骋不懈。1983年3月，他应邀去香港中文大学讲学，一开始他就声明自己的身份：我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就是他对自己后半生的庄严评价。

　　朱光潜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他以自己深湛的研究沟通了西方美学和中国传统美学，沟通了旧的唯心主义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沟通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美学和当代美学。他是中国美学史上一座横跨古今、沟通中外的“桥梁”，是我国现当代最负盛名并赢得崇高国际声誉的美学大师。

往事略集

　　朱光潜，桐城县人。父亲朱子香，是乡村私塾先生，颇有学识。朱光潜少年在父亲的督促下读私塾，15 岁上高小，半年后升入桐城中学。在桐中他弃时文而从古文，受国文教师潘季野熏陶而对中国旧诗产生浓厚兴趣。中学毕业后，入免费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中文系。入学后一年又考取北洋政府教育部派送生，到英国人办的香港大学学教育。民国七年（1918年）至民国十一年（1922年），学习了英国语言和文学、教育学、生物学、心理学等课程，奠定了一生教育活动和学术活动的方向。入香港大学后不久，国内爆发五四运动，朱光潜由《新青年》杂志看到胡适提倡白话文的文章，深受震撼，毅然放弃古文和文言，改写白话文，后用白话文发表美学处女作《无言之美》。香港大学毕业后，经同班好友高觉敷介绍结识吴淞中国公学校长张东荪，并应邀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夏到该校中学部教英文，兼校刊《旬刊》主编。编辑助手是当时以进步学生面貌出现的姚梦生（姚蓬子）。在吴淞时期，朱光潜心向进步青年却不热心于党派斗争，不问政治，与左派郑振铎、杨贤江，右派陈启天、李璜等都有往来。江浙战争中吴淞中国公学关闭，由朋友夏丏尊介绍到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教英文，结识匡互生、朱自清、丰子恺诸友。不久匡互生不满春晖中学校长的专制作风，建议改革未被采纳，遂辞去教务主任职。朱光潜同情他，一起断然离开春晖中学赴上海谋生。后夏丏尊、章锡琛、丰子恺、周为群等也陆续离开春晖中学赶到上海。加上上海方面的叶圣陶、胡愈之、周予同、陈之佛、刘大白、夏衍等，成立了一个立达学会，在江湾办了一所立达学园。按匡互生的意见，朱光潜草拟了开办宗旨，提出教育独立自由的口号，矛头直指北洋政府的专制教育。他们还筹办了开明书店（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前身）和《一般》杂志（后改名《中学生》）。

　　立达学园办起后，朱光潜考取安徽官费留英，民国十四年（1925年）夏入英国麦丁堡大学，选修英国文学、哲学、心理学、欧洲古代史和艺术史，民国十八年（1929年）毕业后转入伦敦大学，同时又在法国巴黎大学注册听讲，对巴黎大学文学院长德拉库瓦讲授的《艺术心理学》甚感兴趣，并受其启发起念写《文艺心理学》。后离开英国转入莱茵河畔歌德的母校斯特拉斯堡大学，完成《悲剧心理学》。英法留学8年中，朱光潜先后获英国文学硕士和法国国家博士学位。但由于官费经常不发，经济拮据，他只得边听课、边阅读、边写作，靠稿费维持生活。先后替开明书店的《一般》和后来的《中学生》写稿，曾辑成《给青年十二封信》出版。该书反映了当时一般青年小知识分子的心理状况，畅销全国，影响很大。从此他和广大青年结缘。接着《文艺心理学》及其缩写本《谈美》、译著克罗齐的《美学原理》、总结自己对变态心理学的认识的《变态心理学派别》（开明书店）和《变态心理学》（商务印书馆）陆续问世，《诗论》写出初稿，还在罗素的影响下写过一部叙述符号逻辑派别的书（稿交商务印书馆，抗日战争中遭焚毁）。这些书文笔优美精炼，资料翔实可靠，说理明晰透彻，见解独到精辟，蜚声海内外学术界。

　　回国前，经高师同班好友徐中舒介绍给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委聘北大西语系教授，除讲授西方名著选读和文学批评史外，还在北大中文系和清华大学中文系研究班开过《文艺心理学》和《诗论》，后又应留法老友徐悲鸿之约到中央艺术学院讲了一年《文艺心理学》。

　　当时正逢“京派”（多是文艺界旧知识分子）和“海派”（主要指“左联”）对垒。朱光潜由胡适约到北大，自然就成了京派人物。京派“新月”时期最盛，诗人徐志摩死于飞机失事后日渐衰落。胡适、杨振声等人想重振京派，由朱光潜、杨振声、沈从文、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林徽音等人组成编委会，筹办《文学杂志》（月刊，商务印书馆出版）。朱光潜任主编。朱自清、闻一多、冯至、李广田、何其芳、卞之琳等经常为杂志撰稿。杂志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5月创刊，至8月，出了4期，是当时最畅销的一种文艺刊物。抗日战争爆发后停刊。民国36 年复刊，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出了6期后终止，前后共出了3卷22期。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光潜应四川大学代理校长，张颐约任川大文学院长。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秋，国民党二陈系派程天放接替张颐正式长校，企图推行党化教育。朱光潜为了维护学府的尊严，捍卫教育自由和学术独立，坚决反对易长。他主持全校教师大会，号召罢教，教师们纷纷响应，大家公推他草拟抗议电文和罢教宣言。“易长风潮”轰动一时，但迫于压力，以妥协告终：一方面不拒程天放任校长，一方面不许程天放动全校人事。这场斗争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沙汀和周文把消息传到延安，周扬立即通过他俩转信约朱光潜去延安参观，朱光潜回信欲去。这时陈立夫邀他去重庆晤谈，又通过他的一些留欧好友劝阻，再由王星拱和陈西滢几位旧友把他拉到武汉大学任教，延安之行落空。晚年朱光潜回忆此事，认为延安之行未果是因自己“当时根本没有革命的意志”，是“一次惨痛的教训”。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武大校内湘皖两派内江，遂以朱光潜出任教务长来调和，因为他是皖人而和湘派较友好。按国民党规矩，学校“长字号”人物都须参加国民党，朱光潜名义上被拉入国民党（后挂名三青团中委和国民党常务监委）。并让他在国民党的《中央周刊》上经常写稿。虽然如此，他并不屈从任何政治偏见，说诗、论文、谈修养，后来集成两本书《谈文学》、《谈修养》。民国三十年（1941年）至民国三十一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中央党部每次密令武汉大学监视一批点名的“奸匪”和“奸匪嫌疑”学生的行动，强制一批学生离校。身为教务长的朱光潜与校长王星拱、训导长赵师梅一面应付教育部，一面向学生通气，提醒他们行动谨慎，维护他们到民国三十一年夏天毕业安全离校。

　　抗日战争胜利后，朱光潜不愿去安徽大学当校长，仍回北京大学文学院，任代理院长。受与地下党有联系的化学家袁翰青影响，他的政治观点逐渐明朗化，开始同情并支持民主运动。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6月29日，他与北平各院校教授104人联名发表宣言《抗议轰炸开封》；民国三十七年10月，他与郑华炽、陈发松等17 名教授联名写信给蒋介石及行政院长翁文灏，呼吁“解除人为的经济痛苦与不平”，并宣言“停教”；民国三十七年11月4日，他与北平各院校47名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的抗议书，抗议国民政府用所谓“处置后方共产党临时办法”强行解散民盟。

　　北平解放前夕，国民政府派专机接“知名人士”去台湾，名单上胡适居首，朱光潜列名第三。这时袁翰青教授受地下党的重托，挽留他熟悉的“文化人”不要离开北平。朱光潜毅然决定留下。建国初思想改造阶段，他是重点对象，受到很多教育，特别是在参加文联和全国政协（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第二、三、四、五届委员，第六届常委，民盟第三、四、五届中央委员，全国文联委员等）后，常有机会参观访问全国各地，经比较新旧中国，他心悦诚服地认识到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1957年，全国开始6年之久的美学大讨论。朱光潜积极投入到这场原本起自对他过去的美学思想“批判”的论争，既不隐瞒或回避自己过去的美学观点，也不轻易接纳他认为不正确的批判，客观上他带动了大家不断前进，促进了美学研究空前普遍地蓬勃发展。这次讨论发表的文章辑成6册《美学问题讨论集》、朱光潜发表的论争文章另辑成《美学批判论文集》，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这次讨论促使朱光潜认真钻研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年近60岁时，他还挤出时间攻读俄文，并达到能阅读和翻译的程度。他曾精选几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来摸索，译文看不懂时就对照英、法、德、俄4种文字的版本去琢磨原文的准确含义，对中译文的错误或欠妥处作了笔记，后写了“建议的校改译文”。同时他惊讶地发现不少参加美学论争的人并未弄通马克思主义，由于资料的贫乏，对哲学史、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之类与美学密切相关的科学，有时甚至缺乏常识。因此他立志翻译一些重要资料，此后20多年他陆续译出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莱辛的《拉奥孔》、袁克曼辑的《歌德谈话录》、黑格尔的《美学》3卷、维柯的《新科学》等。

　　1962年，朱光潜受邀到中央党校讲授美学史。同年文科教材会议决定大专院校文科逐步开设美学课，并指定他编写教材。1963年，《西方美学史》这部倾注他多年研究成果、全面系统阐述西方美学思想发展的专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它代表了迄今为止我国对西方美学研究的水平，推动了我国美学教育和研究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朱光潜被关进牛棚，尽管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从未动摇过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以及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决心。他坚持锻炼身体，时刻准备重

　　新拿起笔。“四人帮”垮台后，他重振精神，老当益壮，积极翻译名著、撰写文稿、先后出版了《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还指导研究生，在学术研究和教育领域驰骋不懈，成就蜚然。

　　1980年5月，在昆明召开的中华全国第一届美学会议上，他被一致推选为中国美学会会长。

　　1983年3月，朱光潜应邀去香港中文大学主讲“钱宾四（钱穆）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一开始就声明自己的身份：我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实为他后半生的定论。

　　同年，北京大学为朱光潜举办执教60周年纪念会。翌年，香港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

　　1984年夏朱光潜由于多年工作过于疲累，患疲劳综合症，出现脑血栓。1986年3月6日，朱光潜在北京病逝，终年89 岁。在他逝世的前3天，他神志稍许清醒，趁家人不防，竟艰难地沿梯独自悄悄向楼上书房爬去，家人发现急来劝阻，他嗫嚅地说，要赶在死前把《新科学》的注释部分完成。

　　朱光潜视野开阔，对中西文化都有很高的造诣。在他的700万字的论著和译著（已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全集，共20卷）中，对中国文化作了深入研究，对西方美学思想作了介绍和评论，融贯中西，创造了自己的美学理论，在我国美学教学和研究领域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在我国文学史和美学发展史上享有重要的地位，是我国近代继王国维后的一代美学宗师，并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日本、联邦德国、英国、荷兰、法国、美国都有人研究他。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中国人民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

人生趣闻

　　　●朱光潜遭遇“朱光潸”

　　名美学家朱光潜早年出版过《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是当时最流行的书籍之一。

　　过了不久的1936年初，朱光潜在写《文艺心理学》等专著之余，又写出一部亲切自然的《谈美》小册子。书店在出版时，将《谈美》封面附注上“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字样。书出版之后，受到广泛欢迎。

　　不久，上海书摊上便出现一本署名“朱光潸”，题目为“致青年”的书。书名接近，姓名几乎难辨不说，该书竟也有一个副题：“给青年的十三封信”；与朱光潜先生的著作副题只少一个“第”字，打眼看去，没有什么分别；封面设计也追踪摹形：书名字形，位置相仿，连一些直线中间嵌一些星星都一样，所以，一位朋友寄这本书给朱光潜后，连朱光潜自己也以为是自己的作品。

　　待看清楚后，朱光潜先生竟然给这位“朱光潸”写了一封信。首先，他请朱光潸原谅，说是自己误将此书认作自己的了。接下说：

　　“光潸先生，我不认识你，但是你的面貌，言动，姿态，性格等等，为了以上所说的一点偶然的因缘，引动了我很大的好奇心……不认识你而写信给你，似乎有些唐突，请你记得我是你的一个读者。如果这个资格不够，那只得怪你姓朱名光潸，而又写《给青年的十三封信》了！”

　　接下，朱光潜先生将自己写《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时的情形略作回溯。认为当时“稚气和愚”，但因坦坦白白流露，才得到青年的喜爱。这话的潜台词，大约是告诉那位“朱光潸”，人得“坦坦白白”、“老老实实”做人；否则就算一时得逞，也难免长久不被人戳穿，落得个不道德名。

　　这封信的落款也颇有意思：“几乎和你同姓同名的朋友”。信当然无法寄出，只好在《申报》上发表。

　　●朱光潜三立座右铭

　　朱光潜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美学家，著作等身，建树颇丰。他一生曾三立座右铭，给人们留下了悠长的思索。

　　第一次，是在香港大学教育系求学时。他以“恒、恬、诚、勇”这四个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恒，是指恒心，即无论做人做事，都要持之以恒、百折不挠。恬，是指恬淡、简朴、克己持重，不追求物质上的享受。诚，是指诚实、诚恳，襟怀坦白，心如明镜，不自欺，不欺人。勇，则是指勇气，志气，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这四个字不仅集中反映了朱光潜先生求学时的精神状态，而且贯穿了他的一生。朱光潜先生曾说：“这四个字我终生恪守不渝。”

　　第二次，是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时。朱光潜先生兴趣广泛，学过文学、心理学和哲学。经过比较和思索，他发现美学是他最感兴趣的，是文学、心理学和哲学的共同联络线索，于是把研究美学作为自己终身奋斗的事业。当时，他的指导老师著名的康德专家史密斯教授竭力反对。他告诫朱光潜说，美学是一个泥潭，玄得很。朱光潜先生认真思索后，决定迎着困难上。这时，他给自己立下这样一条座右铭：“走抵抗力最大的路！”从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美学研究中，终于写出了《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等具有开创意义的论著。

　　第三次，是在20世纪30年代。座右铭共6个字“此身、此时、此地。”此身，是说凡此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决不推诿给别人；此时，是指凡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决不推延到将来；此地，是说凡此地（地位、环境）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决不等待想象中更好的境地。在这条座右铭的激励下，朱光潜先生不断地给自己树立新的奋斗目标，在他80多岁时，依然信心十足地承担起艰深的维柯《新科学》的翻译任务。

　　朱光潜先生三次所立的座右铭，由于环境不同，侧重点自然有异。第一次，主要是确立做人求学之志；第二次，侧重点是理想、事业的抉择；第三次，在学有所成后，对自己明确而具体的要求。从朱光潜先生三立座右铭中，我们除了看到一个自我砥砺、矢志以求的形象外，难道不应该获取更多的人格力量和思想的启迪吗？

编辑生涯

　　中国现代作家中，与报刊没有任何关系的，大概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不是编者，就是作者。很多作家都当过报刊编辑，正是经过他们之手，一部部重要作品，从报刊走入读者，走进历史的荣耀。现代美学大师朱光潜（1897～1986）先后主编过多种报刊，尤其是他在抗战前后两度主编的《文学杂志》，是当时最畅销的文艺刊物，每期行销都在两万份以上，读者印象极为深刻。

　　朱光潜是一个成功的报刊编辑家，1948年有人颂扬说：“二十年来以最庄重、最热诚的态度支持引导中国文艺界的几乎只有朱（光潜）先生一个人。”这话固然说得有点过头，但就其主编刊物的态度而言，朱光潜则无愧于“最庄重、最热诚”的称谓。综观朱光潜《文学杂志》的编辑实践，体现出如下特色和艺术。

　　　1．追求刊物个性。

　　个性特色是报刊赢得读者、占领刊物市场的重要手段。没有个性的刊物，即使短暂生存，也是难以发展、难以长久的。报刊的个性归根结底是编辑者理想的外显，是编辑主体追求在实际工作中定格的结果。朱光潜在报刊编辑实践中，追求报刊个性风格的编辑思想一直稳固地贯穿其工作始终。1935年年底，《人间世》小品文半月刊出至第42期停刊。该刊编辑徐讦于1936年春又创办了《天地人》半月刊。创刊前夕，徐讦两次写信请朱光潜为《天地人》写点儿稿子。朱光潜写了《论小品文（一封公开信）》告诫他，不要把《天地人》办成和《人间世》、《宇宙风》相类似的小品文刊物。“《人间世》和《宇宙风》里面有许多我爱读的文章，但是我觉得它们已算是尽了它们的使命了，如果再添上一个和它们同性质的刊物，恐怕成功也只是锦上添花，坏就不免画蛇添足了。”这里就体现出了强烈追求新创刊物个性的设计思想。朱光潜主编《文学杂志》，在创刊词《我对本刊的希望》里，明确宣称要创办出一种新刊物：“一种宽大自由而严肃的文艺刊物。”他赋予刊物独特的使命是：它应该尽一部分纠正和向导的义务；它应该集合全国作家做分途探险的工作，使人人在自由发展个性之中，仍意识到彼此都望着开发新文艺一个共同目标；它应该时常回顾到已占有的领域，给以冷静严正的估价，看成功何在，失败何在，作前进努力的借鉴；同时，它应该是新风气的传播者，在读者群众中养成爱好纯正文艺的趣味与热诚。应该在陈腐枯燥的经院习气与油滑肤浅的新闻习气之中，辟一清新而严肃的境界。

　　编辑者的创造意识是锻造报刊个性的前提。朱光潜说编辑报刊与艺术创作具有同样的道理，“我始终相信在艺术方面，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独到，如果自己没有独到，专去模仿别人的一种独到的风格，这在学童时代做练习，固无不可，如果把它当作一种正经事业来做，则似乎大可不必。”任何一种好的东西，模仿的人多了，其结局必然是归于俗滥。刊物设计是一门艺术。创办报刊尤其是文学、文化报刊的过程中，首先要对社会文化状况予以深刻细致的分析、研究，预测社会文化对拟办报刊接纳与拒绝的可能性，即如朱光潜所说，“它应该认清时代的弊病和需要”。在现有媒介之间发现空白和薄弱之处，从而打破现有报刊市场的平衡、静止状态，对期刊文化结构作出重新调整，对读者布局予以重新分配。报刊担负着引领时代风气的重任，它是否具有创造的精神、创造的意识，对社会将会有直接的影响。报刊编辑通过对作品的选择，必然会给作者以一种暗示、一种引导。一个没有创造性的报刊，是无法引导作者进行创造性的劳动的，也无法向人们奉献出有创造性的精神产品。

　　　2．兼容并包，驳杂中见出统一。

　　朱光潜对于文化思想运动的基本态度是自由生发、自由讨论。受其文化思想的浸染，在报刊编辑工作中，他主张编辑不能把报刊办成个人拉帮结伙、党同伐异的工具。报刊编辑可以有自己的文艺思想，但他的文艺思想只应体现在自己的创作之中，而不能把自己所主张的文艺思想作为刊物稿件取舍的标准。朱光潜坚决反对报刊编辑“把个人的特殊趣味加以鼓吹宣传，使它成为弥漫一世的风气”。他认为文艺上的伟大收获都有丰富的文化思想做根源，编辑要真地希望能为文学、文化的发展助一臂之力，那就不妨让许多不同的学派思想同时在酝酿、骚动甚至冲突斗争。冲突斗争是思想生发所必需的刺激剂。“别人的趣味和风格尽管和我们的背道而驰，只要他们的态度诚恳严肃，我们仍应表示相当的敬意。”他主编《文学杂志》的理想就是把它办成一个全国性的刊物。“凡是爱护本刊而肯以好作品见投的我们都一律欢迎。”实际情况也确是这样。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的，除了京派文人以外，还有很多左翼作家。萧军是著名的左翼青年作家的代表人物。他的长篇小说《第三代》就受到了朱光潜的青睐。朱光潜在《文学杂志》第1卷第2期的《编辑后记》中向读者热情推荐：“萧军的《第三代》是近来小说界的可宝贵的收获，值得特别注意。”胡适热心创办《文学杂志》，也许有振兴京派的想法，但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并不是京派专有的田园。如朱自清和冯至并不隶属于京派，而他们却是《文学杂志》的核心成员。朱光潜曾剖析“文以载道”说的浅陋和“为文艺而文艺”说的不健全，反对空谈什么联合战线，他更倾向于提倡公平交易和君子风度，主张通过多多的探险和尝试，让不同的趣味和风格互相观摩、互相启发、互相匡正，从而造成新鲜自由的思想潮流，以洗清我们的成见和积习，推动新文艺的繁荣和发展。

　　　3．理论与创作并重。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我国，一般的文艺刊物往往只重创作，人为地割裂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辩证关系，特别是表现出一种藐视文学理论批评的倾向。朱光潜非常清醒地看到了文艺报刊编辑界存在的这种不足之处。他认为文学批评虽然来自于文学创作实践，但又对文学创作具有巨大的能动的反作用，有时甚至成为决定文学发展趋向的有力因素。他在英国留学期间，留心过欧洲几种著名的文艺刊物的编排方法。因此他主编《文学杂志》时，就借鉴了欧洲文艺刊物理论与创作并重的编排方法。《文学杂志》在篇幅的分配上，创作约占五分之三，论文和书评约占五分之二，“比一般流行的文艺刊物，本刊似较着重论文和书评，但是这并不就是看轻创作。论文不仅限于文学，有时也涉及文化思想问题。这种分配将来也许成为本刊的一个特色”。刻意地加大理论的力度，意图让读者得到刊物以后，“不仅要读，还要谈，要想”。可见，理论与创作并重，这是他主编《文学杂志》时有意追求的一个编辑特色，王了一的《语言的化装》、郭绍虞的《宋代残佚的诗话》、陆志韦的《论节奏》、知堂的《再谈俳文》、钱钟书的《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朱东润的《说“衙内”》、迥之的《再谈差不多》等，共十一篇。这些论文或隐或显地凸现了京派的文艺观和文学史观。有些论文还引起了广泛的论争，扩大了京派的影响。

　　朱光潜认为编辑的作用犹如一座桥梁，“一个编辑者的地位是很卑微的，他只是作者与读者中间的一个媒介人”。不能因为自己手中有发稿权，就以为能够对作者颐指气使，对读者居高临下。当然，朱光潜同时指出，编辑固然要在满足读者阅读需要和为作者服务的基础上实现自己的价值，但作为传播中的一个主体，他又有必要也有可能对传播施加相应的影响。读者需要是复杂的，有的科学健康，有的消极低级，正确的做法是：编辑“不能轻视读者，他不必逢迎读者，他却不妨由迁就读者而逐渐提高读者”。

　　朱光潜不以编辑家名世，但他主编的《文学杂志》不仅推出了一大批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品，还培养了一大批文学新人，并成为当时我国北方文坛的重镇和京派文人的大本营。他的编辑思想是其报刊编辑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很多观点和做法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至今仍闪耀着理性和科学的光芒，我们能够从中获得很大的教益。由于岁月不居，新陈更替，他的个别观点今天看来或许有不适、不确之嫌，但这是历史所造成的局限，我们是不应苛求于他的。

治学精神

　　　一、自我解剖,不断批评。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批判和美学辩论中，朱光潜勇于解剖自己，严肃批判了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特别是他自己曾经宣扬过的唯心主义。作为一位成就斐然的名教授，他的这一行为实在是难能可贵。这以后，他不断地批判自己，不断提出新的观点和新的问题，堪称学者的楷模。

　　　二、寻求真理、学风端正。

　　朱光潜通过批判唯心主义认识到以往自己是在“迷径里使力绕圈子”，以后开始学习马列主义原著。他在近六十岁时开始自学俄语，并用各种文本（中、德、俄、法、英）进行比较研究，取得一系列新的成果。他提倡独立思考，从不人云亦云，晚年的《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就是他治学精神的具体表现。

　　　三、“三此主义”，忘我精神。

　　朱光潜信奉“三此主义”，即此身，此时，此地：“此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由此身担当起，不推诿给旁人”。“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时做，不拖延到未来。”“此地（我的地位、我的环境）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地做，不推诿到想象中另一地位去做。”这是朱光潜不尚空谈，着眼现在，脚踏实地的治学精神的体现。

畅谈人生

　　每个人都不免有一个理想，或为温饱，或为名利，或为学问，或为德行，或为事功，或为醇酒妇人，或为斗鸡走狗，所谓“从其大体者为大人，从其小体者为小人”。这种分别究竟以什么为标准呢？哲学家们都承认：人生的最高目的是幸福。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对于这个问题也各有各的见解。积学修德可被看成幸福，饱食暖衣也可被看成幸福，究竟谁是谁非呢？我们从人的观点来说，人之所以高贵于禽兽者在于他的心灵。人如果要充分地表现他的人性，必须充实他的心灵生活。幸福是一种享受。享受者或为肉体，或为心灵。人既有肉体，即不能没有肉体的享受。我们不必如持禁欲主义的清教徒之不近人情，但是我们也须明白：肉体的享受不是人类最上的享受，而是人类与鸡豚狗彘所共有的。人类最上的享受是心灵的享受。哪些才是心灵的享受呢？就是真善美三种价值。学问、艺术、道德无一不是心灵的活动，人如果在这三方面达到最高的境界，同时也就达到最幸福的境界。

　　一个人的生活是否丰富，就是说有无价值，要看他对于心灵或精神生活的努力和成就的大小。如果只顾衣食饱暖而对于真善美不感兴趣，他就成为一具行尸走肉了。这番道理本无深文奥意，但是说起来好像很迂阔。灵与肉的冲突本来是一个古老而不易化除的冲突。许多人因顾到肉遂忘记灵，相习成风，心灵生活便被视为怪诞无稽的事。尤其是近代人被物质的舒适这个观念所迷惑，大家争着去拜财神，财神也就笼罩了一切。

　　末了，我希望我们青年人都及早确定自己一生的使命，自己去寻求自己的终身工作。

与黑格尔

　　在中国，朱光潜可以说是最早介绍黑格尔并对其研究有成果的学者之一。从1929年7月写《黑格尔哲学的基本原理》到20世纪70年代末译完黑格尔《美学》，前后达半个世纪之久。他自己多次讲过：西方美学著作虽是汗牛充栋，但真正有科学价值且影响深广的也只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黑格尔的（美学）。

　　统观朱光潜一生美学思想逻辑演化的轨迹，和黑格尔哲学有着极为深切的关系。从早期美学来说，朱光潜一方面接受了黑格尔“一原主义”代替“二原主义”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觉得唯理哲学太虚玄，毕竟和现实美感有距离。这样他接受了当时在西方流行的克罗齐直觉说，这样，不可避免地在朱光潜美学系统里产生了矛盾：即黑格尔的唯理论无法架接克罗齐的直觉感性之间的矛盾。抗战期间（中期），在和冯友兰讨论冯氏《新理学》论战过程中，朱逐渐感到自己的美学形而上（哲学）和艺术之间的裂痕，这就促使他进一步研究克罗齐及唯心派哲学。结果他发现唯心派打破“二元论”的企图终归失败。但在研究的过程中既发现克罗齐表现说的毛病；又看到黑格尔打消“二元论”的不彻底。从而他开始用黑格尔“思有同一”命题的精神来修正克氏的表现说，提出“思想和语言是一致”的主客观统一命题。不过，这里的“语言”客观性仍是在思想统摄下的，就象黑格尔的“存在”被思维统摄一样。

　　实际上，朱光潜此时的美是“主客观统一”命题比起他早先“美既不在物，又不在心”的主客观统一命题更彻底地嘲唯心立场倾斜。他自己也苦恼于跳不开“二元”和“一元”不彻底的循环“怪圈”。新中国成立后，朱先生在重新审视黑格尔，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发现黑格尔哲学中除一般认识论之外，还有实践观点的萌芽，也恰恰是这一点被马克思站在唯物辩证法的立场加以改造后对哲学和美学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朱光潜接受了这一实践的观点，美学的主客观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实践的辩证把握过程。这就在真正意义上消解了他早年美学形而上和艺术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总而言之，清理黑格尔和朱光潜美学思想发展的关系，既能加深我们对朱光潜美是“主客观统一”命题丰富内容的理解；同时又能促使我们对黑格尔哲学的包容性和伸展性有一个冷静的判断。

朱氏语录

　　志气太大，理想过多，事实迎不上头来，结果自然是失望烦闷；志气太小，因循苟且，麻木消沉，结果就必至于堕落。

　　有些人天资颇高而成就则平凡，他们好比有大本钱而没有做出大生意，也有些人天资并不特异而成就则斐然可观，他们好比拿小本钱而做大生意。这中间的差别就在努力与不努力了。

　　消遣就是娱乐，无可消遣当然就是苦闷。世间喜欢消遣的人，无论他们的嗜好如何不同，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有强旺生命力。

　　正路并不一定就是一条平平坦坦的直路，难免有些曲折和崎岖险阻，要绕一些弯，甚至难免误入歧途。

　　问心的道德胜于问理的道德，所以情感的生活胜于理智的生活。

　　正路并不一定就是一条平平坦坦的直路，难免有些曲折和崎岖险阻，要绕一些弯，甚至难免会误入歧途

　　中国的问题，并不全是因为制度问题，大半是由于人心太坏。

　　慢慢走，欣赏啊！

　　不完美才是美。

　　人要有出世的精神才可以做入世的事业。现世只是一个密密无缝的利害网，一般人不能跳脱这个圈套，所以转来转去，仍是被利害两个大字系住。在利害关系方面，人己最不容易调协，人人都把自己放在首位，欺诈、凌虐、劫夺种种罪孽都种根于此。

　　我像离家的孤儿，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恢复了青春。

写作理论贡献

　　朱光潜是著名的美学家，但在写作理论研究方面，朱光潜也颇有建树。虽然其提出的写作理论均散见于其他美学著作中，并未形成专题性、系统性的写作理论专著。但其观点确为真知灼见，为写作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如：“简洁是文章一个极可珍视的美德”；“实用性与艺术性不是互相排斥而是相辅相成的。实用性的文章也要求能产生美感，正如一座房子不但要能住人而且要样式美观一样。”；“我很相信说理文如果要写好，也还是动一点情感，要用一点形象思维。”；“人们一向把“作文章”称为写文章，西方称作家为写家，作品为写品，这极易使人产生错觉，“写”与“作”有着“用手”与“用心”的区别。”等。（参考《应用写作》杂志1992年第6期《应用写作教学形象化初探》）

著述目录

　　《我所认识的沈从文》（朱光潜著/张兆和著） 岳麓书社 1986年

　　《朱光潜选集》（朱光潜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3年、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7年

　　《我与文学及其他》（朱光潜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6年  　《美学和中国美术史》（朱光潜著） 知识出版社 1984年

　　《悲剧心理学：各种悲剧快感理论的批判研究》（朱光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年

　　《悲剧心理学：中英文合本》（朱光潜著）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9年

　　《朱光潜美学文集》（朱光潜著） （1）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年

　　《给青年的二十封信》（朱光潜著） 170.7/2593 开明书店民国二十年

　　《诗论》（朱光潜著） I052/20.1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7年、I052/20 三联书店 1984年

　　《变态心理学派别》（朱光潜著） B84-06/59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7年

　　《文艺心理学》（朱光潜著） B849:I/15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6年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朱光潜著） I266/17b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6年

　　《谈文学》（朱光潜著） I0/159d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6年；I0/159d1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年；I0/159d2 康桥出版事业公司 1986年；汉艺色研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89年

　　《谈美》（朱光潜著） I0/159a1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7年；I0/159a2 开明出版社 1994年；I0/159a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9年；I0/159a3 汉艺色研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88年

　　《悲剧心理学》（朱光潜著） B83-06/2a1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6年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朱光潜著） I266/17b1 开明出版社 1996年；I266/17b2 开明书店 民国三十七年

　　《西方美学史》（朱光潜著） 700.9/2593.1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年

　　《谈读书》（朱光潜著） I106/126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8年

　　《美学拾穗集》（朱光潜著） B83-53/5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0年

　　《变态心理学派别》（朱光潜著） 155/2593a1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89年

　　《美学》（黑格尔/朱光潜） 700.1/0464:3.2 商务 1981年  　《美学批判论文集》（朱光潜著） 700.1/2593a 作家出版社 1958 年

　　《美学原理》（克罗齐著/朱光潜译） 700.1/2702a1 作家出版社 1958年

　　《文艺心理学》（朱光潜著） 700.15/2593 开明书店 民国二十六年；700.15/2593/1936 开明书店民国25年

　　《西方美学史》（朱光潜著） 700.9/2593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年

　　《变态心理学派别》（朱光潜著） 155/2593a2 上海书店 1989年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柏拉图 著/朱光潜 译） 800.1/1703.1 新文艺出版社 1957年

　　《美学.谈文学》（朱光潜著） I0/159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年

　　《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选集》（朱光潜著） I0-53/5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年

　　《艺文杂谈》（朱光潜著） I266/17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1年

　　《朱光潜批评文集》（朱光潜著） I206.7/501 珠海出版社 1998年

　　《朱光潜自传》（朱光潜著） B83/168f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8年

　　《变态心理学派别》（朱光潜著） 155/2593a （赠） 开明书店 1930年

　　《朱光潜学术文化随笔》（朱光潜著） I0/159e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8年

　　《谈美书简二种》（朱光潜著） D432.63/42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年

　　《诗论》（朱光潜著） I052/20.3 三联书店 1998年；I052/20.2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I052/20.4（SH）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

　　《变态心理学派别》（朱光潜著） B84-06/59.1 商务印书馆 1999年

　　《谈修养》（朱光潜著） 188.6/2593 中周出版社 1946年；B825/160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

　　《孟实文钞》（朱光潜著） 817.8/2593 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1936年

　　《美学原理》（朱光潜重译） 700.1/2702a 正中书局 民国三十六年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朱光潜著） 170.7/2593.1 爱丽书店 1931年；170.7/2593.2 开明书店 1929年

　　《Wit in the essay on criticism》（Empson,著/朱光潜著/钱学熙著/袁可嘉著/金?著/夏济安著） 北京大学 1948年

　　《谈美：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朱光潜著） 700.1/2593 开明书店民国二十二年

　　《孟实文钞》（朱光潜著） 817.8/2593.1 上海书店 1990年

　　《谈美书简》（朱光潜著，1979年完成） B83/252 北京出版社 2004年

　　《新文学作家信札》（朱光潜著） I266/17a 业强出版社 1988年

　　《无言之美》（朱光潜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

朱自清

------著名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

朱自清（1898·11·22~1948·8·12）生于光绪年间，原名朱自华，字佩弦，号秋实。江苏扬州人。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来到清华大学任教。现代著名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

　　因三代人定居扬州，自己又毕业于当时设在扬州的江苏第八中学高中，且在扬州做过教师，故自称“扬州人”。

　　朱自清祖父朱则余，号菊坡，本姓余，因承继朱氏，遂改姓。为人谨慎，清光绪年间在江苏东海县任承审官10多年。

　　父亲名鸿钧，字小坡，娶妻周氏，是个读书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朱鸿钧由东海赴扬州府属邵伯镇上任。两年后，全家迁移扬州城，从此定居扬州。朱自清1912年入高等小学，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9年2月出版他的处女诗集《睡罢，小小的人》。192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

　　1931年留学英国，漫游欧洲，回国后写成了《欧游杂记》。的扶日政策，参加了拒绝接受美国救济粮的运动，本来就是身患肺病的他更是虚弱不堪，终于在贫病之中逝世，年仅50岁。 朱自清的作品可分为3种：1、写社会生活抨击黑暗现实为主题的。2、主要描写个人和家庭生活，表现父子、夫妻、朋友间的人伦之情。3、以写自然景物的为主的一组借景抒情的小品。

　　生活了13年，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时期和少年时期。对古城这段生活，他的感受是微妙、复杂的。大概是生活过于单调，所以他后来曾说，儿时的记忆只剩下“薄薄的影子”，“像被大水洗了一般，寂寞到可惊程度!”但是，在漫长曲折的人生旅途上，儿时毕竟是首发的“驿站”。

　　朱自清有著作27种，共约190万字，包括诗歌、散文、文艺批评、学术研究等。大多收入1953年开明书店出版的4卷《朱自清文集》。1988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对朱自清著作又一次全面的搜集、整理、出版了6册《朱自清全集》。朱自清虽在“五四”运动后开始新诗创作，但是，1923年发表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却显示出他的散文创作方面的才能。从此以后他致力于散文创作，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1928年出版的纪实性散文《背影》，使朱自清成为当时负有盛名的散文作家。他著名的诗集有《踪迹》，散文集有《背影》、《你我》。

　　《匆匆》被选为人教版小学六年级下学期课本第2课，《春》被选入语文版初一上学期课本，为11课，《背影》被选为初二第11课。

名家论佩弦

　　毛泽东评价他“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北京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物价飞涨，北大的教授们没法生活下去。国民党就向人们发美军的救济粮。可是，以朱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教授们宁可饿死也不去领救济粮。当时朱自清已经因为饥饿全身浮肿，很虚弱了，可是躺在床上还对家人说“不要去”。于是，朱先生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声明写好了，要征集签名，也和往常一样，决定每人负责联系若干人，年纪大一点的教授多半是归我跑腿的。我拿着稿子去找朱自清先生。当时，他的胃病已很重了，只能吃很少的东西，多吃一点就要吐，且面庞瘦削，说话声音低沉。他有许多孩子，日子过得比谁都困难。但他一看完稿子，便立刻毫不迟疑地签了名。他向来写字是规规矩矩的。这次，他还是用颤动的手，一笔不苟地签上了他的名字。于此，也应该交代一笔，1946年从昆明回到清华园以后，他的态度有了显著的改变，不再沉默了。他反对内战，讨厌国民党。对共产党的看法也开始改变了，他曾在公开集会上朗诵解放区的诗歌，有时候还和学生们一起化装扭秧歌，弄得满头是汗。在反对美国反对国民党的一些宣言、通电、声明等等的斗争中，我总是找他。他一看见我，也就明白来意，“是签名的吧？”看了稿子，就写上自己的名字。就我记忆所及，大概十次中有八九次他是签名的。也有不签的时候，原因是文字的火气大了一些。这次，我也曾找了另外一些教授，都是平时比较熟的，或是住在附近的，大多数签了名，但也碰过钉子。有个教授只有三个孩子，但他的答复很干脆：“不！我还要活！”朱自清的胃病是饿出来的，家里人口多，要他养活。在昆明的后期，有人算过帐，我们这类人的薪水折合战前的银元仅约十几元钱。朱自清对政治是关心的，但不大发表意见，可说是温文尔雅，没有火气。抗战时期，消息被国民党封锁了，对于国民党对日本帝国主义消极抗战，对共产党却积极摩擦，掀起几次反共高潮的真实情况，大后方的人们是不清楚的。他认为只要抵抗，生活过得苦一些也应该，少发牢骚。昆明的许多政治活动，他虽然同情，但很少参加。到了国民党反动派暗杀了闻一多，他感到极大愤慨。复员回到北平以后，又看到美帝国主义帮助国民党发动内战，大打特打，他的态度变了，在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除了很少几次的例外，他参加到我们的行列里来了。有几件事值得提出，一件是他对编纂《闻一多全集》的努力，我在全集的跋文中曾指出：

　　佩弦先生是一多十几年来的老友和同事，为了这部书，他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搜集遗文，编缀校正。拟定了目录……一句话，没有佩弦先生的努力，这集子是不可能编辑的。

　　在当时，编印一多全集这一举动，就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抗议和谴责。相反，和有些人相比，这些人曾经是一多的同班或者旧时同学，有二三十年的交谊，但在一多死后，却从来没有关心过这件事，也没有写一篇纪念的文字。另一件是他对青年学生的爱护。举一个例子，有一回他系里的两个学生打架，一个是民主青年同盟的，一个是国民党三青团的。打架的原因当然是政治性的，两人都到老师面前告状。自清先生怕民青这位同学吃亏，背地里劝他让一点。我在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便写一封信提出意见，请他要考虑政治上谁对谁不对，大概措辞的口气尖锐了一些。第二天他就到我家里来了，非常认真严肃地说明他的用意，春秋责备贤者，他说了进步的学生几句，目的是为了保护他，免遭三青团的报复，同时，他也同意我的意见是正确的。事后我把这情况告诉了民青的同学，这个同学也很感动。他对国民党特务统治的反对，虽然没有大声疾呼，却也可以从我亲身接触的一件事看出来。这时候，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挽救濒于死亡的命运，加强了对高等学校的特务控制。为了抗议，我写了一篇学术论文《明初的学校》，说的是明初，骂的是国民党反动派，送给学校刊物《清华学报》发表。学报的编辑有些是国民党员，他们当然不肯发表，认为这不算学术性文章。我和自清先生谈起，他也是学报的编辑委员，写信给主编，极力主张发表，终于发表了这篇文章。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感情的变化。

　　由于他被胃病长期折磨，身体过度衰弱，但他也明白天快亮了，乌云就要过去了，好日子要来到了。他感到欣慰，在自己的书桌上玻璃板下，写了两句诗：“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是从唐人李商隐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套来翻案的。这两句诗十分贴切地表达了他当时的心情。

　　7月23日，在清华大学工字厅举行“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的座谈会，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的政治活动。我亲自到他家请他，和他一起漫步从北院走到工字厅。他走一会儿，停一会儿，断断续续地对我说：“你们是对的，道路走对了。不过，像我这样的人，还不大习惯，要教育我们，得慢慢地来。这样就跟上你们了。”开会时他也发了言，主要一段话也还是这个意思，他说：“知识分子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帮凶帮闲，向上爬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这种人。一条是向下的。知识分子是可上可下的，所以是一个阶层而不是一个阶级。要许多知识分子都丢开既得利益，是不容易的事。现在我们过群众生

　　活还过不来。这也不是理性上不愿意接受，理性是知道应该接受的，是习惯上变不过来。”

　　朱自清先生在理性上知道要丢开既得利益，要过群众生活，他又进了一步了，这是大踏步前进的一步。他拒绝购买美援面粉，在签了名以后，这天的日记记了这件事：6月18日，此事每月须损失600万法币，影响家中甚大，但余仍定签名。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应直接由己身做起。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决心。

　　不止如此，在逝世前一天，他还告诉他夫人：“有一件事得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自清先生是旧时代知识分子中的典型人物，他曾经是自由主义者，他不大喜欢参加政治活动，特别是比较激烈、斗争性较强的政治活动。但是，他具有正义感，随着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奴役、压迫的加强，和向中国人民的武装挑衅、屠杀、镇压，他毕竟忍受不住了。他说话了，行动了，通过文化生活、朗诵诗歌和扭秧歌，表明了他的态度。

　　另一方面，他坚决不走中间路线，第三条道路，当时有人要他参加国民党办的中间路线刊物《新路》，他坚决地拒绝了。但是他却带病参加了我们的座谈会。

　　他明辨是非，爱憎分明，在衰病的晚年，终于有了明确的立场，抬起头来，挺起脊梁，宁肯饿死，坚决拒绝敌人的“救济”，这种品德，这种气节，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1499页）毛泽东同志赞扬了闻一多、朱自清的骨气，说“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这是我们未死者，特别是一多先生和自清先生生前战友的责任。这种表现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的颂歌，还有待于未来。这一篇文字，只能算是重读《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所引起的一些回忆罢了。

著作概论

朱自清的散文主要是叙事性和抒情性的小品文。其作品的题材可分为三个系列：一是以写社会生活抨击黑暗现实为主要内容的一组散文，代表作品有《生命价格──七毛钱》、《白种人──上帝的骄子》和《执政府大屠杀记》。二是以《背影》、《儿女》、《悼亡妇》为代表的一组散文，主要描写个人和家庭生活，表现父子、夫妻、朋友间的人伦之情，具有浓厚的人情味。第三，以写自然景物为主的一组借景抒情的小品《绿》、《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和《春》等，是其代表佳作，伴随一代又一代人喜怒哀乐。后两类散文，是朱自清写得最出色的，其中《背影》、《荷塘月色》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其散文素朴缜密、清隽沉郁，以语言洗炼，文笔清丽著称，极富有真情实感。　　　

朱自清散文感情的真挚更是有口^[1]皆碑。他的《背影》、《悼亡妇》等，被称为“天地间第一等至情文学”。在淡淡的笔墨中，流露出一股深情，没有半点矫揉造作，而有动人心弦的力量，尤其是在《背影》中，朱自清对父亲朱鸿钧的感情之深让读者感到了一丝丝的怀念和感动。他在《论逼真和如画》、《论标语口号》、《钟明<呕心苦唇录>序》等文章里，强调“真”“就是自然”，强调“修辞立其诚”，强调“宣传与写作都不能缺少……至诚的态度”。正是这种“至诚的态度”，使他把自己的真情实感，都倾注在字里行间。而这种从心灵深处流露出来的喜怒哀乐之情，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朱自清走上文学道路，最初以诗出名，发表过长诗《毁灭》和一些短诗，收入《雪朝》和《踪迹》。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致力于散文创作，著有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你我》、《伦敦杂记》和杂文集《标准与尺度》、《论雅俗共赏》等。他的散文，有写景文、旅行记、抒情文和杂文随笔诸类。先以缜密流丽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等写景美文，显示了白话文学的实绩；继以《背影》、《儿女》、《悼亡妇》等至情之作，树立了文质并茂、自然亲切的“谈话风”散文的一种典范；最后以谈言微中、理趣盎然的杂感文，实现了诗人、学者、斗士的统一。他对建设平易、抒情、本色的现代语体散文作出了贡献。

　　作为学者，他在诗歌理论、古典文学、新文学史和语文教育诸方面研究上都有实绩。论著有《新诗杂话》、《诗言志辨》、《经典常谈》、《国文教学》（与叶圣陶合著）和讲义《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等。著述收入《朱自清全集》

　　背影一文收入江苏教育出版社八年级上册11课

作品集

　　《雪朝》(诗集)1922年出版商务

　　《背影》(散文集)1928年出版开明

　　《踪迹》（诗与散文集）1929年出版亚东图书馆

　　《欧游杂记》(散文集)1934年出版开明

　　《你我》(散文集)1936年出版，商务

　　《伦敦杂记》(散文集)1943年出版，开明

　　《国文教学》(论文集)1945年出版，开明

　　《经典常谈》(论文集)1946年出版，文光

　　《诗言志辨》(诗论) 1947年出版，开明

　　《新诗杂话》(诗论)1947年出版，作家书屋

　　《标准与尺度》(杂文集)1948年出版，文光

　　《语文拾零》(论文集)1948年出版，名山书屋

　　《论雅俗共赏》(杂文集)1948年出版，观察社

　　《朱自清文集》(1—4卷)1953年出版，开明

　　《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下册)1981年出版，古籍

　　《朱自清序跋书评集》(论文集)1983年出版，三联

　　《朱自清散文选集》1986年出版，百花

　　《朱自清全集》1990年出版，江苏教育

　　19余本书

散文集：

　　1 《匆匆》

　　2 《歌声》

　　3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4 《温州的踪迹》

　　5 《背影》

　　6 《航船的文明》

　　7 《荷塘月色》

　　8 《我爱的女人》

　　9 《<梅花>后记》

　　10《白种人——上帝的骄子》

　　11《怀魏握青君》

　　12《阿河》

　　13《儿女》

　　14《哀韦杰三君》

　　15《旅行杂记》

　　16《飘零》

　　17《说梦》

　　18《白采》

　　19《一封信》

　　20《序》

　　21《春》

　　22《绿》

　　23 《海行杂记》

鲁  迅

----- “民族魂”、现代的圣人、中华文化革命的主将

鲁迅（1881.9.25—1936.10.19），原名周樟寿、周树人，字豫山、豫亭，后改为豫才。鲁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出生在浙江绍兴府城内东厂房口，汉族。他幼年丧父，生活寒苦，就靠母亲和姐姐帮人洗衣服维持生计。曾有过百来个笔名，而1918年5月，首次以“鲁迅”作笔名，发表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他的著作以小说、杂文为主，代表作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集《朝花夕拾》（原名《旧事重提》），散文诗集《野草》，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南腔北调集》《三闲集》《二心集》《而已集》等16部。

　　鲁迅先生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等，小说《祝福》、《阿Q正传》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北京、上海、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同时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日、俄、西、法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读者。

　　鲁迅先生以笔代戈，战斗一生，被誉为“民族魂”。毛泽东评价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现代的圣人，是中华文化革命的主将。

鲁迅的生平和创作

　　先生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13岁那年，他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举舞弊案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败落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就这样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自他家变穷了，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深刻的印象，对他的心灵的打击很大，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多年以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真诚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友”，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借的8块银元，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期间，鲁迅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开拓了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先生在南京路矿学堂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公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鲁迅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高度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时他已经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所有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

　　在留学日本期间，先生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五四运动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1918年，先生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他第一次用“鲁迅”这个笔名发表文章，《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先生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拥有做人原则。

　　先生对权势者和伪君子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

　　先生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北方的中小学生对故事中所描写的鲁镇等江南水乡、三味书屋等风土人情还不够熟悉，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但在我们感觉到的人物和画面中到底潜藏着多么丰富的内涵，我们还不可能尽数感觉到，随着我们社会经验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深化，这些人物和画面的内涵就会不断从中生发出来。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先生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3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最充分体现先生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是匕首、是投枪”，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先生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这部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但它没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进了鲁迅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有些还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现代人发生直接的对话。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感受和理解，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也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的真实面目。通过《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先生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生前，他立下遗言：“一、不能因为丧事收任何一文钱，但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莎士比亚说：“一个人的临终遗言，就像深沉的音乐，有一种自然吸引注意的力量。”

　　鲁迅一生的著作和译作近1000万字，其中杂文集共16本。

　　其中《故乡》、《风筝》、《孔乙己》《诗二首》选进二期课改教材初二下册。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长与山海经》《风筝》《雪》《藤野先生》《社戏》等都被选入初中人教版语文课本。

　　《少年闰土（节选《故乡》）》选入小学人教版六年级上册语文课本。

　　1918年起，先后发表《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故乡》等小说名篇，后来收入小说集《呐喊》。

　　先生的著作（数字版）：

　　一生写作1000万字，其中著作600万字，辑校和书信400万。

家庭背景

　　出生日期：清光绪七年辛巳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    出生地：生于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山、豫亭、豫才。至三十八岁，使用鲁迅为笔名。

　　祖父：周福清（1838～1904），原名周致福，字震生，又字介孚，清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曾任江西金溪县知县，此时正在北京任内阁中书。

　　父亲：周伯宜（1861～1896），字伯宜，曾改名文郁，秀才，闲居在家。因肺结核而死。

　　母亲：鲁瑞（1858～1943）当地举人鲁希曾三女，思想颇为开通，出身于绍兴平桥村一户官宦人家，没念过书，但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

　　二弟：周作人（1885－1967），暮年译《希腊神话》

　　三弟：周建人（1888－1984），曾任浙江省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家庭：

　　在绍兴，周家算得上一门望族，做官经商且都不说，单是人丁的繁衍，就相当可观，所以到鲁迅出世的时候，周家已经分居三处，彼此照应，俨然是大户了。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出身翰林，做过江西一个县的知县老爷，后来又到北京当上内阁中书，成为标准的京官。绍兴城并不大，像周介孚这样既是翰林，又做京官的人，自然能赢得一般市民的敬畏。周家门上那一钦点"翰林"的横匾，正明白无误地宣告了周家的特殊地位。鲁迅真是幸运，他的人生长途的起点，就设在这样一处似乎距乐园相当近便的地方。

　　这就使鲁迅获得了一系列穷家小户的孩子所无法享受的条件。家里四五十亩水田，就是周介孚不从北京汇一文钱回来，日常生计总是绰绰有余，足以将贫困从他身边赶得远远的。周家是讲究读书的，周介孚甚至有过让儿孙一起考取翰林，在门上悬挂着“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翰林”的匾额的雄心，那种书香人家的气氛，自然相当浓厚，鲁迅家中有两只大书箱，从《十三经注疏》和《四史》，到《王阳明全集》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从《古文析义》和《唐诗叩弹集》，到科举专用的《经策统纂》，甚至《三国演义》和《封神榜》那样的小说，都挤挤地堆在其中，不但自己家里有书，众多亲戚本家中，不少人也藏书甚丰，而且不单是那些枯燥难懂的正经书，更有许多使小孩子非常喜欢的好玩的书，从画着插图的《花镜》，到描写少男少女的《红楼梦》，几乎什么都有。

　　一次，一位亲戚甚至允许鲁迅到一间堆满杂书的小屋子里自由翻拣，他推开那房门的一刹那间，脸上的表情会是多么惊喜！从六岁开始，鲁迅就开始读书，先是随本家亲戚学，后来又被送到绍兴城内最有名的一家三味书屋去读经书，《论语》、《孟子》……甚至连古旧难懂的训诂书《尔雅直音》，也在塾师的指导下读了一遍。自然，要他自己说，一定不觉得这样读书有什么快乐，但是，一个小孩子初生人世，不愁吃穿，又受着书香门第的熏陶，有博学的老师指点，能够日日读书，还能用压岁钱自己买喜欢的书来读，这实在是那个时代的小孩子能够享受的最好的条件了。

　　中国是个讲究父权的国家，独钟那种粗暴专横，将子女认为私产的父母。你就是生在再富裕的家庭里，倘若遇上这样的父母，你的童年仍然会被糟蹋得暗淡无光。鲁迅的运气如何呢？周介孚虽然脾气暴躁，有时候要打骂孩子，但在教鲁迅读书这件事上，却显得相当开通。那时一般人家的孩子，开蒙总是直接就读四书五经，叫一个六岁的孩子天天去念"学而时习之"，他会多么痛苦？周介孚却不这样，他让鲁迅先读历史，从《鉴略》开始，然后是《诗经》，再然后是《西游记》，都是选小孩子比较感兴趣的书。即使读唐诗，也是先选白居易那些比较浅直的诗，然后再读李白和杜甫，这就大大减轻了鲁迅开蒙的苦闷。祖母更是特别疼爱他，每每在夏天的夜晚，让鲁迅躺在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摇着芭蕉扇，在习习的凉风中给他讲故事，什么猫是老虎的师父啦，什么许仙救白蛇啦，鲁迅直到晚年，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兴味和惬意。鲁迅的父亲周伯宜，神态一本正经，却比祖父更为温和。他家教虽严，却从不打小孩子。鲁迅在《朝花夕拾》的那一篇《五猖会》中，记过他一件事，就是在小鲁迅那样快乐的时刻，偏偏逼他去背书。可实际上，周伯宜平时对儿子们的读书，监督得并不紧。在日常管教上，更常常很宽容。有一次鲁迅和弟弟偷偷买回来一本《花经》，被周伯宜发现了，他们又害怕又绝望，因为这是属于闲书，一般人家都不许小孩子看的："糟了，这下子肯定要没收了！"谁料周伯宜翻了几页，一声不响地还给了他们，使他们喜出望外，从此放心大胆地买闲书，再不用提心吊胆，像做贼似的。至于母亲鲁瑞，对他的挚爱就更不必说了，几个孩子当中，她最喜欢的就是鲁迅。从人情来讲，父母总是爱子女的，可由于中国人祖传的陋习，这种父母之爱竟常常会演化成对幼小心灵的严酷的摧残。当然不能说鲁迅就没有遭过这样的摧残，他后来会写《五猖会》，就说明内心也有深刻的伤痕。但总的来说，他还是相当幸运的，至少在童年，他经常都是沐浴在温和宽厚的长辈之爱中。鲁迅曾在《野草》中写了一篇关于他小时候发生的一件事，这篇文章叫《风筝》，初中七年级上册有选这篇文章。

周海婴眼中的鲁迅与许广平

　　或许是由于政治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父亲的形象都被塑造为“横眉冷对”，好像不横眉冷对就不是真正的鲁迅、社会需要的鲁迅。的确，鲁迅是爱憎分明的，但不等于说鲁迅没有普通人的情感，没有他温和、慈爱的那一面。我后来也问过叔叔周建人好多次:“你有没有看见过我爸爸发脾气的样子？”他说从来没有。在我眼里，母亲与父亲之间的感情包含着两种:一种是学生对老师的崇敬，还有一种是夫妻之间的爱护、帮助。我母亲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父亲做了很多事情，抄稿、寄信、包装等等。母亲喊父亲什么，我不记得了，记忆中也没有她老远喊父亲的印象，只是有事就走到父亲面前，询问他喝不喝水，或者告之该量体温了、该吃药了，是一种自然的平视的状态。

　　母亲是父亲的一片绿叶，为父亲做了很多工作，母亲当年也是一位有才华的女性。母亲告诉我，她后来也跟父亲提到过，想出去工作;父亲听到后，把笔放下叹了口气:“那你出去我又要过我原来的生活了……”于是母亲放弃了原来的想法。我想鲁迅最后十年能创造出那么多的传世作品，当中也有母亲的牺牲。虽然希望出去教书的母亲心情也很矛盾，但她觉得用自己的牺牲换来父亲创作的高峰，一切付出是值得的。

　　鲁迅相貌普通，浓眉大眼，眼神透有几分深邃。浓八字胡，头发整齐肃起，颇为沧桑。脸型方正，幽默。照片上的鲁迅多很严肃，但实际鲁迅很爱笑，有时笑起来烟斗都拿不住。

先生名言

　　诗句

　　1、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自嘲）

　　2、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自题小像）  　3、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无题）

　　4、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鲁迅·无题）

　　5、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

　　6、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鲁迅）

　　7、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鲁迅题三义塔）

　　8、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鲁迅·悼杨铨）

　　9、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评《史记》）

　　言论

　　1、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

　　2、倘只看书，便变成书橱。

　　3、我好像是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

　　4、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的话。

　　5、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故乡》）

　　6、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了工作上了。

　　7、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8、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

　　9、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

　　10、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

　　11、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做、敢当。

　　12、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大抵如此，大抵！

　　13、人类总不会寂寞，以为生命是进步的，是天生的。

　　14、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

　　15、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

　　16、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17、其实先驱者本是容易变成绊脚石的。

　　18、贪安稳就没有自由，要自由就要历些危险。只有这两条路。

　　19、假使做事要面面顾到，那就什么事都不能做了。

　　20、时间就是性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

　　21、做一件事，无论大小，倘无恒心，是很不好的。

　　22、死者倘不埋在活人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

　　23、改造自己，总比禁止别人来的难。

　　24、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

　　25、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26、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

　　27、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

　　28、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29、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30、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

　　31、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记念刘和珍君》）

　　32、怀疑并不是缺点。总是疑，而并不下断语，这才是缺点。  　33、纠缠如毒蛇，执著如冤鬼。激烈得快的，也平和的快，甚至于也颓废的快。

　　34、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我们何尝做做这一木一石呢？我时常做些零碎事，就是为此。

　　35、宁可与敌人明打，不欲受同人暗算。

　　36、名言着轻蔑什么人，并不是十足的轻蔑。惟沉默是最高的轻蔑------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

　　37、只有孔乙己来了，才可以笑几声。（《孔乙己》）

　　38、唯独革命家，无论他生或死，都能给大家以幸福。

　　39、凡事总需研究，才会明白。

　　40、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会被生活所累。

　　41、使一个人的有限的生命，更加有效，也即等于延长了人的生命。

　　42、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地解剖我自己。

　　43、走上人生的路途吧。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面前才有路。

　　44、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

　　45、谦以待人，虚以接物。

　　46、自由固不是钱所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

　　47、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

　　48、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49、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

　　50、伟大的心胸，应该表现出这样的气概——用笑脸来迎接悲惨的厄运，用百倍的勇气来应付一切的不幸。

　　51、在运动会上，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到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鲁迅年谱

　　1881年一岁

　　八月初三（公历9月25日），生于浙江绍兴府城内东昌坊口。姓周，名树人，字豫才，小名樟寿，至三十八岁，始用鲁迅为笔名。

　　1886年六岁

　　是年入塾，从叔祖玉田先生初诵《鉴略》。

　　其五六岁时，宗党皆呼之曰“胡羊尾巴”。誉其小而灵活也。

　　1888年八岁

　　十一月，以妹端生十月即夭，当其病笃时，先生在屋隅暗泣，母太夫人询其何故，答曰：“为妹妹啦。”

　　是岁一日，本家长辈相聚推牌九，父伯宜亦与焉。先生在旁默视，从伯慰农先生因询之曰：“汝愿何人得赢？”先生立即对曰：“愿大家均赢。”

　　1892年十二岁

　　正月，往三味书屋从寿镜吾先生怀鉴读。

　　在塾中，喜乘闲描画，并搜集图画，而对于二十四孝图之“老莱娱亲”、“郭巨埋儿”独生反感。先生外家为安桥头鲁姓，聚族而居，幼时常随母太夫人前往，在乡村与大自然相接触，影响甚大。《社戏》中所描写者，皆安桥头一带之景色，时正十一二岁也。外家后迁皇甫庄、小皋步等处。

　　十二月三十日曾祖母戴太君卒，年七十九。

　　1893年十三岁

　　三月祖父介孚公丁忧，自北京归。

　　秋，介孚公因事下狱，父伯宜公又抱重病，家产中落，出入于质铺及药店者累年。

　　1896年十六岁

　　九月初六日父伯宜公卒，年三十七。父卒后，家境益艰。

　　1898年十八岁

　　闰三月，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改名为树人。

　　1899年十九岁

　　正月，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路矿学堂，对于功课并不温习，而每逢考试名列前茅。课余辄读译本新书，尤好小说，时或外出骑马。

　　1901年二十一岁

　　十二月，路矿学堂毕业。

　　1902年二十二岁

　　二月，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课余喜读哲学与文艺之书，尤注意于人性及国民性问题。

　　1903年二十三岁

　　是年为《浙江潮》杂志撰文。秋，译《月界旅行》毕。

　　1904年二十四岁

　　六月初一日，祖父介孚公卒，年六十八。

　　八月，往仙台入医学专门学校肄业。

　　1906年二十六岁

　　六月回家，与山阴朱安女士结婚。同月，复赴日本，在东京研究文艺，中止学医。

　　1907年二十七岁

　　是年夏，拟创办文艺杂志，名曰《新生》，以费绌未印，后为《河南》杂志撰文。

　　1908年二十八岁

　　是年从章太炎先生炳麟学，为“光复会”会员，并与二弟作人译域外小说。

　　1909年二十九岁

　　是年辑印《域外小说集》二册。六月归国，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化学教员。

　　1910年三十岁

　　四月初五日祖母蒋太君卒，年六十九。

　　八月，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

　　1911年三十一岁

　　九月绍兴光复，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

　　冬，写成第一篇试作小说《怀旧》，阅二年始发表于《小说月报》第四卷第一号。

　　1912年三十二岁

　　一月一日，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招，任教育部部员。

　　五月，航海抵北京，住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藤花馆，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

　　八月任命为教育部佥事。是月公余纂辑谢承《后汉书》。

　　1913年三十三岁

　　六月，请假由津浦路回家省亲，

　　八月由海道返京。

　　十月，公余校《嵇康集》。

　　1914年三十四岁

　　是年公余研究佛经。

　　1915年三十五岁

　　一月辑成《会稽郡故书杂集》一册，用二弟作人名印行。同月刻《百喻经》成。

　　是年公余喜搜集并研究金石拓本。

　　1916年三十六岁

　　五月，移居会馆补树书屋。

　　十二月，请假由津浦路归省。

　　是年仍搜集研究造象及墓志拓本。

　　1917年三十七岁

　　一月初，返北京。

　　七月初，因张勋复辟乱作，愤而离职，同月乱平即返部。

　　是年仍搜集研究拓本。

　　1918年三十八岁

　　自四月开始创作以后，源源不绝，其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以鲁迅为笔名，载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掊击家族制度与礼教之弊害，实为文学革命思想之急先锋。是年仍搜罗研究拓本。

　　1919年三十九岁

　　一月发表关于爱情之意见，题曰《随感录四十》，载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后收入杂感录《热风》。

　　八月，买公用库八道湾屋成，

　　十月发表关于改革家庭与解放子女之意见，题曰《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载《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后收入论文集《坟》。

　　十一月修缮之事略备，与二弟作人俱移入。

　　十二月请假经津浦路归省，奉母偕三弟建人来京。是年仍搜罗研究拓本。

　　1920年四十岁

　　一月，译成日本武者小路实笃著戏曲《一个青年的梦》。

　　十月，译成俄国阿尔志跋绥夫著小说《工人绥惠略夫》。

　　是年秋季起，兼任北京大学及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是年仍研究金石拓本。

　　1921年四十一岁

　　二三月又校《嵇康集》。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1922年四十二岁

　　二月八月又校《嵇康集》。

　　五月译成俄国爱罗先珂著童话剧《桃色的云》。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

　　1923年四十三岁

　　八月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九月小说第一集《呐喊》印成。

　　十二月买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屋。同月，《中国小说史略》上卷印成。

　　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

　　1924年四十四岁

　　五月，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

　　六月，《中国小说史略》下卷印成。同月又校《嵇康集》，并撰校正《嵇康集》序。

　　七月住西安讲演，

　　八月返京。

　　十月译成日本厨川白村著论文《苦闷的象征》。

　　仍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及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师。

　　是年冬为《语丝》周刊撰文。

　　1925年四十五岁

　　八月，因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解散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鲁迅与多数教职员有校务维持会之组织，被章士钊违法免职。随后鲁迅向专管行政诉讼的平政院投递诉状，控告章士钊滥用职权。

　　十一月，杂感第一集《热风》印成。

　　十二月译成日本厨川白村著《出了象牙之塔》。

　　是年仍为《语丝》撰文，并编辑《国民新报》副刊及《莽原》杂志。

　　是年秋起，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讲师，黎明中学教员。

　　1926年四十六岁

　　一月，新任教育总长易培基取消过去对鲁迅的免职处分，教育部佥事恢复，到部任事。

　　二月，平政院开会作出裁决，正式取消章士钊对鲁迅的处分，判定鲁迅诉胜。

　　三月，“三一八”惨案后，避难入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至五月始回寓。

　　七月起，逐日往中央公园，与齐宗颐同译《小约翰》。

　　八月底，离北京向厦门，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

　　九月《彷徨》印成。

　　十二月因不满于学校，辞职。

　　1927年四十七岁

　　一月至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

　　二月往香港演说，题为：《无声的中国》，次日演题：《老调子已经唱完！》。

　　三月黄花节，往岭南大学讲演。同日移居白云楼。

　　四月至黄埔政治学校讲演。十五日，赴中山大学各主任紧急会议，营救被捕学生，无效，辞职。

　　七月演讲于知用中学，及市教育局主持之“学术讲演会”，题目为《读书杂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八月开始编纂《唐宋传奇集》。同月《野草》印成。

　　八日，移寓景云里二十三号，与番禺许广平女士同居。

　　十月抵上海。沪上学界，闻先生至，纷纷请往讲演，如劳动大学，立达学园，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大夏大学，中华大学，光华大学等。

　　十二月应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之聘，任特约著作员。同月《唐宋传奇集》上册出版。

　　1928年四十八岁

　　二月《小约翰》印成。同月为《北新月刊》译《近代美术潮论》，及《语丝》编辑。《唐宋传奇集》下册印成。

　　五月往江湾实验中学讲演，题曰：《老而不死论》。

　　六月《思想?山水?人物》译本出。《奔流》创刊号出版。

　　十一月短评《而已集》印成。

　　1929年四十九岁

　　一月与王方仁，崔真吾，柔石等合资印刷文艺书籍及木刻《艺苑朝花》，简称朝花社。

　　五月《壁下译丛》印成。同月十三，北上省亲。并应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第二师范学院，第一师范学院等校讲演。

　　六月五日回抵沪上。同月卢那卡尔斯基作《艺术论》译成出版。

　　九月二十七日晨，许广平生一男。

　　十月一日名孩子曰海婴（周海婴）。同月为柔石校订中篇小说《二月》。同月卢那卡尔斯基作《文艺与批评》译本印成。

　　十二月往暨南大学讲演。

　　1930年五十岁

　　一月朝花社告终。同月与友人合编《萌芽》月刊出版。开始译《毁灭》。

　　二月“自由大同盟”开成立会。

　　三月二日参加“左翼作家连盟成立会”。此时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反动文人鲁迅”。“自由大同盟”被严压，先生离寓避难。同时牙齿肿痛，全行拨去，易以义齿。四月回寓。与神州光社订约编译《现代文艺丛书》。

　　五月十二日迁入北四川路楼寓。

　　八月往“夏期文艺讲习会”讲演。同月译雅各武莱夫长篇小说《十月》讫。

　　九月为贺非校订《静静的顿河》毕，过劳发热。

　　同月十七日，在荷兰西菜室，赴数友发起之先生五十岁纪念会。

　　十月四五两日，与内山完造同开“版画展览会”于北四川路“购买组合”第一店楼上。同月译《药用植物》讫。

　　十一月修正《中国小说史略》。

　　1931年五十一岁

　　一月二十日柔石被逮，先生离寓避难。

　　二月梅斐尔德《士敏土之图》印成。

　　同月二十八日回旧寓。

　　三月，先生主持“左联”机关杂志《前哨》出版。

　　四月往同文书院讲演，题为：《流氓与文学》。

　　六月往日人“妇女之友会”讲演。

　　七月为增田涉讲解《中国小说史略》全部毕。同月往“社会科学研究会”演讲《上海文艺之一瞥》。

　　八月十七日请内山嘉吉君教学生木刻术，先生亲自翻译，至二十二日毕。二十四日为一八艺社木刻部讲演。

　　十一月校《嵇康集》以涵芬楼景印宋本。同月《毁灭》制本成。

　　十二月与友人合编《十字街头》旬刊出版。

　　1932年五十二岁

　　一月二十九日遇战事，在火线中。次日避居内山书店。

　　二月六日，由内山书店友护送至英租界内山支店暂避。

　　四月编一九二八及二九年短评，名曰：《三闲集》。编一九三〇年至三一年杂文，名曰：《二心集》。

　　五月自录译著书目。

　　九月编译新俄小说家二十人集上册讫，名曰：《竖琴》。编下册讫，名曰：《一天的工作》。

　　十月排印《两地书》。

　　十一月九日，因母病赴平。同月二十二日起，在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等校讲演

　　1933年五十三岁

　　一月四日蔡元培函邀加入“民权保障同盟会”，被举为执行委员。

　　二月十七日蔡元培函邀赴宋庆龄宅，欢迎萧伯纳。

　　三月《鲁迅自选集》出版于天马书店。同月二十七日移书籍于狄思威路，税屋存放。

　　四月十一日迁居大陆新村九号。

　　五月十三日至德国领事馆为“法西斯蒂”暴行递抗议书。

　　六月二十日杨铨被刺，往万国殡仪馆送殓。时有先生亦将不免之说，或阻其行，先生不顾，出不带门匙，以示决绝。

　　七月，《文学》月刊出版，先生为同人之一。

　　十月先生编序之《一个人的受难》木刻连环图印成。同月“木刻展览会”假千爱里开会。又短评集《伪自由书》印成。

　　1934年五十四岁

　　一月《北平笺谱》出版。

　　三月校杂文《南腔北调集》，同月印成。

　　五月，先生编序之木刻《引玉集》出版。

　　八月编《译文》创刊号。同月二十三日，因熟识者被逮，离寓避难。

　　十月《木刻纪程》印成。

　　十二月十四夜脊肉作痛，盗汗。病后大瘦，义齿与齿龈不合。同月短评集《准风月谈》出版。

　　1935年五十五岁

　　一月译苏联班台莱夫童话《表》毕。

　　二月开始译果戈里《死魂灵》。

　　四月《十竹斋笺谱》第一册印成。

　　六月编选《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并作导言毕，印成。

　　九月高尔基作《俄罗斯的童话》译本印成。

　　十二月编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上卷。

　　十一月续写《故事新编》。

　　十二月整理《死魂灵百图》木刻本，并作序。

　　1936年五十六岁

　　一月肩及胁均大痛。同月二十日与友协办之《海燕》半月刊出版。又校《故事新编》毕，即出书。

　　二月开始续译《死魂灵》第二部。

　　三月二日下午骤然气喘。

　　四月七日往良友公司，为之选定《苏联版画》。同月编《海上述林》下卷。

　　五月十五日再起病，医云胃疾，自后发热未愈，三十一日，史沫特黎女士引美国邓医生来诊断，病甚危。

　　六月，从委顿中渐愈，稍能坐立诵读。可略作数十字。同月，病中答访问者O?V?《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又《花边文学》印成。

　　七月，先生编印之《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出版。

　　八月，痰中见血，为《中流》创刊号作小文。

　　十月，体重八十八磅，较八月一日增约二磅。契诃夫作《坏孩子和别的奇闻》译本印成。能偶出看电影及访友小坐。

　　八日往青年会观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

　　十七日出访鹿地亘及内山完造。

　　十八日未明前疾作，气喘不止。

　　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逝世。

周氏三兄弟

　　1965年4月26日，80岁的周作人自知将不起，也立下遗嘱：“余今年已整80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吾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消迹灭最是理想。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惟暮年所译《希腊神话》为50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逾二年，周作人身故，时为1967年5月6日。

　　周氏三兄弟中最小的周建人，1984年7月29日在北京逝世。他在三兄弟中是职务最高的，曾任浙江省省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也是寿命最长的，活到96岁。他的遗嘱是：“我身后的丧事要从简，要改变繁文俗礼的习惯。现在大家都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资金很宝贵，时间也很宝贵，不能因为办丧事花国家的钱，不能浪费大家的时间。我死后不要开追悼会，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尸体交给医学院供医生做解剖。最后把骨灰撒到江海里去。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的骨灰就是这样处理的。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学习他的彻底革命精神。”

　　周建人的遗嘱，明显地带有时代的烙印。周氏三兄弟同属社会名流，他们的人生观虽不一致，但对死后就会“速朽”的想法却完全一样。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周氏三兄弟在民族的启蒙、对民族智慧的启蒙和启发上面，关心被侮辱被损害的人、关心妇女而儿童的权利上面，都是共同的。在很长时间里，他们走的是同一条路，可以说，是知识分子为了民族启蒙的这样一条道路。

名人评论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摘自《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摘自《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

　　叶圣陶：与其说鲁迅先生的精神不死,不如说鲁迅先生的精神正在发芽滋长,播散到大众的心里。

　　郑振铎：鲁迅先生的死，不仅是中国失去了一个青年的最勇敢的领导者，也是我们失去了一个最真挚最热忱的朋友。

　　老舍：看看鲁迅全集的目录,大概就没人敢说这不是个渊博的人。可是渊博二字还不是对鲁迅先生的恰好赞同。

　　茅盾：要冒这一切伟大的永久纪念的必得办到,由一个先决条件：学习鲁迅!

　　鲁迅逝世时，郁达夫在《怀鲁迅》中写下这样的话：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拜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怀鲁迅》郁达夫，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在上海，原载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文学》第七卷第五号。

鲁迅文集选

　　《而已集》文选 《鲁迅传略》 《伪自由书》文选《野草》 《朝花夕拾》《呐喊》文集《且介亭杂文》《二心集》杂文集《阿Ｑ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杰作《白光》 《端午节》 《风波》《故乡》 《孔乙己》、1918年5月发表首次用笔名“鲁迅”的中国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后来又发表了《明天》《社戏》《头发的故事》《兔和猫》 《一件小事》 《鸭的喜剧》《药》 《彷徨》文集《祝福》《兄弟》 《在酒楼上》 《伤逝》 《离婚》 《孤独者》 《高老夫子》 《示众》《长明灯》《肥皂》《幸福的家庭》 《坟》文集《题记》 《我之节烈观》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娜拉走后怎样》 《未有天才之前》 《论雷峰塔的倒掉》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说胡须》《论照相之类》 《看镜有感》 《灯下漫笔》 《春末闲谈》 《论“他妈的！”》 《杂忆》 《从胡须说到牙齿》 《寡妇主义》 《坚壁清野主义》《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写在'坟’后面》 《藤野先生》《父亲的病》《华盖集》《南腔北调集》《且介亭杂文二集》反驳文<中国人真的失掉自信力了吗>

　　鲁迅故居

绍兴鲁迅故居位于都昌坊口周家新台门西首。约建于十九世纪初叶。1881年9月25日鲁迅就出生在这里的西次间，一直生活到1899年18岁去南京求学，以后回故乡任教也基本上居住此地。新台门是周家多年聚族而居的地方。这里原有的正中大门是六扇黑漆竹门，改建后已不复存在。新台门整座屋宇是江南特有的那种深宅大院，它是老台门八世祖周熊占 ( 1731～1821)在清朝嘉庆年间购地兴建的，同时建造的还有过桥台门。鲁迅曾高祖一房移居新台门，世系绵延，到了清光绪、宣统年间，整个周氏房族逐渐衰落。1918年，经族人共议将这群屋宇连同屋后的百草园卖给了东邻朱姓。房屋易主后，原屋大部分拆掉重建，但鲁迅家居住的地方主要部分幸得保存。解放以后，人民政府多次拨款整修，已经恢复旧观，原来的家具也多数找回，并按原样陈列。鲁迅故居现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鲁迅曾用笔名

　　鲁迅笔名共计179个：

　　一字笔名有15个：卂 飞 树 俟 独 洛 干 豫 L 敖隼 旁 迅 直 庚；

　　二字笔名有116个：干凡 飞迅 直庚 树俟 独洛 敖隼 旁斡预 L.S. 丁珰 丁萌 士繇 E.L. 及锋 之达 子明 丰瑜 元艮 元期不堂中头 中拉 长庚 公汗

　　风声 巴人 龙刚 且介 且文 史赉史癖 白舌 白道 令飞 飞斐冬华 乐文 乐贲 乐雯 品音 记者 动轩 仲度华圉 自树 许遐 许霞 迅行 苇索 杜斐 何干 一尊 余铭 译者 张沛 阿二 阿法苗挺 直入 明瑟 罗怃 佩韦 周树周悼 庚辰 庚言 孟弧 封余 荀继 茹莼树人 候堂 独立 姜珂 洛丈 神飞 敖者 莫朕 桃椎 索士 索子 晓角 翁隼 唐俟旅隼 朔尔 家干 家斡 宴教 冥昭 焉于黄棘 梦文 雪之 常庚 曼雪 崇巽符灵 康郁 隋文 越丁 越山 越侨 越容 楮冠 鲁迅 尊古 游光 遐观 编者 虞明豫才 燕客 霍冲 孺牛

　　三字笔名有37个：华约瑟齐物论 唐丰瑜 唐元期黄凯音 戛剑生 康伯（白）度 隋洛文 葛何德 董季荷 敬一尊 朝花社 编辑者编纂者 纂述者 杜德机 何家干 何家斡 即鲁迅 张承禄 张禄如周玉才 周动轩 小孩子丰之余（瑜） 韦士繇 邓当世 白在宣 周树人 周樟寿 周豫才 宓子章 赵令仪某生者 倪朔尔 栾廷石 孺子牛 宴之敖。

　　特殊类有11个：ELEF 旅沪记者 宴之敖者 楮冠病叟 中国教育社 奔流社同人 译文社同人 铁木艺术社 旅沪一记者 朝花社同人 上海三闲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