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逃不过无人的街:“走出疑古时代”大讨论

夏商周断代工程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中国的一项文化工程，是一个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的年代学的科学研究项目，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系统工程。该工程作为“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于1996年5月16日正式启动，到2000年9月15日通过国家验收。

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年表》正式出台，这是我国迄今最具科学依据的古代历史年表。这个年表为我国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历史建立起1200余年的三代年代框架，夏代的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从禹起），商代的始年为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殷为公元前1300年，周代始年为公元前1046年。

《夏商周年表》正式公布以后，来自中国国内和国际的批评不绝于耳。某些国外人士认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有“政治背景”，是中国政府在搞民族主义，有一些学者还对该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在2000～2003年进行了三次辩论。

工程的成果是否失败，现在还没有强有力的论据证明。工程中有些成果也被国际学术界认可，例如张培瑜的研究，但工程内部却是存在争论。有些中国学者认为，此类工程的成果没有必要非得通过世界上各种具有“复杂背景”的学者的检验，只要在中国学术界取得共识就行，中国学者对历史的研究无需外人指三道四，也不能被有各种目的的势力阻挠。

“走出疑古时代”大讨论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疑古派”怀疑古文献的真实性，并以“疑古”精神研究古史。上世纪90年代前后，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撰文《走出疑古时代》，对“疑古”观提出质疑，在学界引起一场论战。

五四的一个重要遗产就是疑古运动。“古史辨”派否定三皇五帝系统的历史真实性是很大的贡献。

《文史哲》自2006年第二期开设“疑古与释古”专栏，连续九期对近年来在史学界极具影响力的“走出疑古时代”提出讨论，引起了学术界、理论界的热烈响应。这一讨论，被重要学术刊物评为“2006年度人文学术热点”之一。

“走出疑古”有两点最受非议:一是对“疑古”的评价有失公允，有些评价甚至歪曲事实。如对“疑古”“副作用”的批评即有失公允，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来源于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顾颉刚无意间做了日本侵略和灭亡中国的帮凶，有学者指出，如此等等来描述顾颉刚，则近乎诬蔑。二是借新出简帛反思古书之机，由“疑古”向后倒转，跳回到“信古”，盲目信从古书和古书中所载古史传说，试图借“古来如此”和“事实素地”等观念，肯定包括“三皇五帝”谱系在内的传统古史观。

关于对“疑古”有失公允的评价，最激烈的反对来自顾门弟子后学。1986年，顾氏晚年得力助手王煦华在《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二辑《编后》曾附带对“疑古副作用”说进行批评，认为关于“疑古”“有进步意义，但也有副作用，导致了对古代历史文化认识上的空白”的评价“似是而非”。他认为，“这种认识的空白，不是疑古思想造成的，而是疑古思想揭穿了原先对古史认识的假象而显现出来的真相。所以这不是它的副作用，而恰恰就是它改变人们古史观的进步意义”。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立项是“走出疑古”辉煌的顶点，但也是它引起大规模质疑和批评的开始。“

2006年10月，由文史哲编辑部、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中华书局和历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了“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疑古”和“走出疑古”两派同台唱戏，展开了近几十年来的首次正面交锋。在这次会议上，作为“走出疑古”的健将之一，谢维扬对“古史辨”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对古史辨价值和意义的评价是以前文章中所没有的，也就是说他这篇论文有纠偏的意思，而其所纠则很不一般。文章开头即引用裘锡圭的观点，肯定中国古典学的第一次重建是从古史辨开始的，并且把这次重建纳入到“中国学术近代化”的进程中，肯定其“对于中国近代学术发展的历史性影响是积极的”，“是促使中国古史研究‘近代化’的功臣”，“也是顾颉刚先生，以及众多疑古学者对于中国学术的最大贡献”。

三皇五帝比较认同的说法是：

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

根据推算夏朝建立是在BC2070年左右，从大禹治水后，禹把王位传给儿子启，也就标志着中国奴隶社会的真正到来。公元前1600年，汤建立商朝，都城亳(今河南商丘附近)。

由于夏朝没有文字直接流传下来，所以，长期以来对其了解还主要依赖古代文献的记载，包括夏朝的国王、官吏、军队以及刑狱情况。现代以来，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村遗址中大型宫殿、墓葬以及许多青铜器的出土，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作为禅让的夏朝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生活等等方面的情况。

至于三皇五帝则属于上古时代无法直接考证，但是三皇五帝应该是属于部落领袖，只不过被神化了而已。

两个有趣的文化常识

鞠晨曦

一、大一统历史观的局限性

传统史观认为，中华民族是从黄河中下游最先发端，而后扩散到边疆各地，因此，中华民族有着一个共同的祖先，黄河就是我们的母亲河。这样的观点对于增强我们的民族认同感当然是大有好处的，但考古学证明，这样的大一统其实并不存在，中国文明的产生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是多个区域几乎同时形成了不同的文明，是日后的融合才形成了现在的中华民族。除了黄河中下游的中原文化以外，长江中下游、黄河上游及燕辽地区、鄱阳湖-珠三角、北方和东北地区、洞庭湖-四川盆地，在远古时代就存在独特而又灿烂的文化，在某些时期，有些文明甚至比中原文明还有发达。

二、夏商周和三皇五帝的真实性

对于中华文明的5000年历史，国外学者普遍持怀疑态度，特别对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以及夏朝是否真正存在过表示怀疑，我们的历史书却信心满满。

不但国外学者，国内也有学者（古史辨派）质疑夏朝和三皇五帝的真实性。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出土物确证夏朝、三皇五帝是确实存在的。虽然古书上有所记载，但是只有传说，没有其他佐证。

这些传说也许可能反映了某种现实，但过于浓厚的演义性使它难以作为历史的证明：

1、这些传说有一个特点，越是久远的历史人物，在传说中出现的时间反而越晚，其个人能耐也越是神奇。例如，周朝的传说中，最古老的人物是禹，到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就出现了舜和尧，皇帝、神农则出现与战国的传说中，最为古老的人物盘古甚至到汉代以后才在传说中出现。历史学家顾颉刚认为，这是传说故事“层累”造成的。

2、这些传说故事无一例外地传达这样一种信息：远古才是人类的黄金时代，政治的目的就是要重返三皇五帝时代。这显然是为了表达某种社会理想而附会上去的。也就是说，人们是为了表达理想才创造了这些传说。因此，有人认为，三皇五帝很可能并非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人们心中人格化的理想。

3、传说中的三皇五帝都是一些简单的正面人物形象，缺乏历史人物应有的丰富性、多面性，与其他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如出一辙。

据说，政府为了证明夏商周、三皇五帝的真实性，组织一批学者搞了个“夏商周断代工程”，虽然学者们费了很大的努力，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考证工作，取得了很多成果，但还是招致国外学者的奚落：政府权力介入学术活动，学者的研究只是为了给政府预定的某个论断寻找证据，这不符合学术精神。

其实，从历史资料推测来看，夏朝的存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人们质疑的不是夏朝是不是存在，而是证明夏朝存在的方式是否是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