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特丽安的书架吧:毛泽东点评金瓶梅

毛泽东五评《金瓶梅》 刘继兴  成书于明代隆庆至万历年间的《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社会世情小说。它借小说《水浒传》中描写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把故事引申开来，写的完全是市井平民生活，详细刻画了官僚、恶霸、富商三位一体的封建恶势力代表西门庆由发迹到暴亡的罪恶生活历程，明写宋代，实为作者所处的明朝“当代史”，深刻揭露了明代后期黑暗腐朽的政治和社会现实。 毛泽东酷爱读书喜发议论，他曾先后五次评价过《金瓶梅》。 第一次是在1956年。当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听取重工业部门工作汇报时同万里等人的谈话中讲道:“《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 第二次是在1957年。毛泽东充分肯定了《金瓶梅》的文学价值与社会学价值，亲自拍板对《金瓶梅》在全国小范围解禁，毛泽东说:“《金瓶梅》可供参考，就是书中污辱妇女的情节不好。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 于是，文化部、中宣部同出版部门协商之后，以“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名义，按1933年10月“北京古佚小说刊行会”集资影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重新影印了2000部。这些书的发行对象是:各省省委书记、副书记以及同一级别的各部正副部长。影印本《新刻金瓶梅词话》两函21册，正文20册，200幅插图辑为一册。所有的购书者均登记在册，并且编了号码。 第三次是在两年之后。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一次谈话中，将《金瓶梅》与《东周列国志》加以对比。他说，后者只“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的经济基础”，而《金瓶梅》却更深刻，“在揭露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矛盾，揭露统治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写得很细致的”。 第四次是在1961年。毛泽东1961年12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说:“中国小说写社会历史的只有三部:《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看一看，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的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暴露了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很仔细。《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红楼梦》写的是很仔细很精细的历史。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 毛泽东自己是把《金瓶梅》当作“明朝的真正的历史”来读的。他的这一评价，是很有深度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抓住经济基础这个基本方面，便能揭示出上层建筑领域斗争或变更的原因，把握社会发展的总趋势。 第五次是在1962年。毛泽东当年8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会上的谈话中，又将《金瓶梅》同《官场现形记》加以比较。他说:“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光写黑暗，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嘛。” 把《金瓶梅》定义为“谴责小说”，毛泽东是第一人！谴责小说的最大特色是暴露。而《金瓶梅》正是一部暴露文学的结构。作者把一个时代的全部丑恶一股脑掀倒在光天化日之下，无所顾忌地揭露了一个时代的窳败。把那些男男女女的皮里阳秋来一个彻头彻尾的大曝光，痛快淋漓地画出了一幅中国16世纪的“清明上河图”。 在《金瓶梅》世界里，没有对道德人格的孜孜追求，没有对政治理想的英勇献身，只有对财富和享乐的无休止的欲望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歇斯底里的奋斗。《金瓶梅》没有写到美，没有写到光明与希望，不是作者没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而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过于肮脏。 毛泽东之所以很看重《金瓶梅》，并多次评价它，全在于《金瓶梅》的写实性，它是我国社会现实主义小说的开山之作。《金瓶梅》之前的中国长篇小说，或再现帝王将相的风云业绩，或褒扬草莽英雄的心秉忠义，或描写仙佛神魔的奇异行径，这些不寻常的内容显然远离了普通大众的现实生活。而《金瓶梅》写的完全是市井平民真实的日常生活，诚如清人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所言:“似有一人亲曾执笔，在清河县前，西门家里。大大小小，前前后后，碟儿碗儿，一一记之，似真有其事，不敢谓操笔伸纸做出来的。”这种对日常生活的细致描摹，在我国小说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惟其细致，才更真实更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明史专家吴晗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撰文指出:《金瓶梅》反映了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等，是一部明末社会史。 现在，《金瓶梅》的价值已被广泛认可，无论《美国大百科全书》也好，前《苏联百科词典》也好，《法国大百科全书》也好，都说《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文学评论家们认为《金瓶梅》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而历史学家们则认为《金瓶梅》是研究明代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

《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何人

《金瓶梅》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产物，是世界文学领域一部杰出的文学巨著，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里程碑，也是中国第一部由文人独创的率先以市井人物与世俗风情为描写中心的长篇小说。毛泽东主席曾经高度评价《金瓶梅》描写了真正的明朝历史。但是，长期以来《金瓶梅》研究存在着两大瓶颈，一是作者为何人？二是该书是否是“淫书”？这次研讨会聚焦于作者问题的探讨，取得了具有突破性的进展。

在《金瓶梅》留下一个四百多年未解的悬案中，作者“兰陵笑笑生”到底是谁一直是个谜。在以往的各种说法中，“王世贞说” （以下简称“王说”）流传时间最长，流传范围最广，是最有说服力的一种说法。首先，明、清两代的文献资料有直接、也有间接阐述《金瓶梅》的作者是王世贞。其次，《金瓶梅》的手抄本源于王世贞家。

2009年3月，浙江学者陈明达先生的论文《作者蔡荣名考》在新华网上发表，接着，国际作家书局和浙江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由徐仁达、陈明达、赵颂平、夏吟四人合著的《作者蔡荣名说》和《作者蔡荣名说的立论依据》两本书。一个关于《金瓶梅》作者的新说——“蔡荣名说”（以下简称“蔡说”）在海内外金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而“蔡说” 能后来者居上，除了“蔡说”以“王说”为立论基础以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徐仁达、陈明达等所提出的“蔡说”，以许多史料为依据，丰富和发展了“王说”。他们认为蔡荣名是王世贞的门客，是王世贞聘请来做“枪手”完成《金瓶梅》作品的。蔡荣名在王世贞的指导下，以王世贞的思想、不幸经历以及授意为核心，创作了《金瓶梅》。这一学说使人眼前一亮，合乎情理地解释了王世贞亲自策划创作《金瓶梅》的可能性，同时也呼应了金学界关于《金瓶梅》可能出自一位才子的猜测。

国际《金瓶梅》研究会会长徐仁达、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凌鼎年和学者黄匡等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反映中国农耕社会的大百科全书，书中人物的衣、食、住、行，以及讲述的故事和宣传的文化，都说明其创作地在浙江黄岩弇山园。专家所指出的六个论据中，尤以在《四库全书?弇洲续稿》和蔡荣名的《芙蓉亭诗钞》都记载着王世贞赠给蔡荣名的两首诗最有说服力。这两首诗记录了《金瓶梅》从初稿到成书的整个过程，是“蔡说”最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诗的题记和诗文的内容，记录着王世贞把蔡荣名请到自己的家里，住在他的私家花园——弇山园里整整两年。通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完成了王世贞交给他的任务，王负责出版，蔡荣名同意隐姓埋名。“蔡说”讲述论证的就是以上整个《金瓶梅》的创作过程。因此“蔡说”认为：在创作《金瓶梅》的过程中，王世贞的角色是“制片人”、“导演”、“发行人”，蔡荣名仅仅是执笔者、编剧而已。

此外，《金瓶梅》中特有的黄岩方言，江南特色的饮食文化和黄岩特有的食品，台州黄岩历史名人，以及书中的天台山历史文化，都从不同的角度共同论证同一个命题，在逻辑上可以相互印证和互补，形成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证据集，使“王说”和“蔡说”的理论体系更加科学和完整，所以说《金瓶梅》作者是蔡荣名是非常合乎情理的。

“蔡说”的两个重大发现

徐明达和赵颂平 在《金瓶梅》的研究中，还对“蔡说”的两个重大发现有所论述。一是“主要影射讽刺对象新说”。《金瓶梅》在社会上流传以后，人们早就看出它是一部“指斥时事”的书。可是几百年来，人们只知道书中影射讽刺谩骂的对象是严嵩父子。可是，学者们在研究《金瓶梅》时发现：王世贞虽然与严嵩父子有杀父之仇，但是，王世贞已经利用创作戏剧《鸣凤记》，把严嵩父子骂够了。在《金瓶梅》中，王世贞要骂的不一定是严嵩父子，可能还另有其人？学者们在研究王世贞时还发现，王对张居正也积怨颇深。王世贞和张居正是同年进士，张居正掌权时拉笼王世贞，因政见不同，不相为谋。此外，两人之间还发生了一些个人恩怨。

王世贞恨张居正，在他的作品中有攻击张的蛛丝马迹。《金瓶梅》创作时，虽然张居正已死，但王世贞的文学地位以及他的修养都决定了纵然对张居正有诸多不满，也不便公然指责这位故去的内阁首辅。于是只能请自己欣赏的蔡荣名通过隐姓埋名的方式进行《金瓶梅》的创作，抒发对张居正的愤恨之情。作者移花接木，偷梁换柱，挖空心思地将“张居正”写进《金瓶梅》中，进行无情地鞭挞。张居正可不比严嵩，为此唯有把作者姓名隐去，方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发现《金瓶梅》影射讽刺的主要对象为张居正以后，《金瓶梅》中有些谜题，如作者为什么要隐姓埋名的原因也就迎刃而解了。

二是兰陵笑笑生笔名新解。在万历刻本《金瓶梅词话》中，有一篇署名“欣欣子”的序，指明书的作者为“兰陵笑笑生”。中国人重乡土观念，在署名时挂上郡望（即籍贯），可说是中国古人的通例。因此，人们自然而然地把兰陵当作地名，但结果是无论山东苍山县兰陵镇，还是古时曾名兰陵的江苏武进县，山东峄县，都找不到笑笑生，也就是说只有兰陵而没有笑笑生。

兰陵不是地名，哪是什么呢？“蔡说”认为：“兰陵”是酒的代名词，就像“杜康”一样。那么笑笑生呢？学者们认为笑笑生是同音假借，小生是南戏中的男主角，“笑”黄岩读音近于小，笑笑生即小小生，也就是现在说的小青年。“兰陵笑笑生”就是嗜酒的小青年，贱称酒徒。这里要说明的是，嗜酒现代人认为是陋习，称为“酗酒”，而古代人可不这么看，喝酒是男子汉的本色，就像诗仙李白斗酒诗百篇，竹林七贤个个烂醉如泥，他们的嗜酒轶事，历来都被人们传为美谈。

“蔡说”认为，《金瓶梅》作者是明代黄岩人蔡荣名，他以兰陵笑笑生为笔名，以酒徒自诩，是其性格使然。从蔡荣名存世的诗集《芙蓉亭诗钞》中可以看出，蔡对大文豪王世贞十分崇拜，以能得到王的赏识为荣。由此我们推断，兰陵笑笑生是蔡荣名从王世贞的赠诗中得到启发而拟定的，王世贞诗曰：“吾怜蔡去疾，不去陶陶酒人疾。”去，古义为离开，陶陶，快乐的意思，陶陶酒人，即快乐的酒徒，也就是说你离不开一个快乐的酒徒的本色。蔡荣名就以笑笑对陶陶，以兰陵对酒人，兰陵笑笑生，也就是快乐的酒徒之意。

《金瓶梅》作者蔡荣名精通古文辞，还可以用古文辞破译兰陵两字。《尔雅?释草》《说文解字》解释：“兰，香草也。”“陵，草名，苕，陵苕，一名为陵时（现在叫凌霄花）。”“蔡，草名。”原来，兰、陵、蔡都是草名。因此，作者挑了兰陵作谜面，蔡为谜底，让后人射虎。《尔雅?释草》说：“木谓之华，草谓之荣，不荣而实者谓之秀，荣而不实者谓之英。”草的花谓之荣，这句话说的多好啊，如果兰陵两个字，“兰”诠释为草名的蔡，“陵”亦当做草名，草谓之荣，草名谓之荣名，兰陵就是蔡荣名，兰陵笑笑生就是蔡荣名笑笑生。

徐中远，江苏人，1966-1976年间，为毛泽东主席做图书服务和管理人员，主要负责毛泽东的读书服务和存书管理等工作；后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老干部局局长以及国家信访局督查专员等职；2005年退休；2007年发起创办远东慈善基金会

胡耀邦问“毛主席晚年看不看《金瓶梅》?”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主席是一个很爱读书的人，每天手不释卷，不分昼夜地读，也没有固定的地方，会议室里、办公桌旁、会客的沙发上、卧室的床上、游泳池旁、吃饭桌旁，浴室间、卫生间、到处都有书，随手翻开看。他看书也没有固定的姿势，有时坐着，有时站着，有时躺着，有时半坐半躺着。毛主席睡觉的木板床上，总是大半边放满了书，只留下一个人睡觉的地方。可是，毛主席晚年究竟爱读什么书，到底读了些什么书，这是广大读者都很感兴趣的事情。

胡耀邦同志爱散步，当年他每天沿着中南海边一般要走一万步。1984—1986年期间，因中南海对人民群众开放，他散步就改在毛主席丰泽园故居院内。丰泽园故居是典型的旧式四合院建筑，位于中海和南海之间。当时，我在丰泽园故居整理登记毛主席的图书资料。为了防潮防湿，白天我们经常开门开窗通风。耀邦同志散步的时候，看见丰泽园故居内存书的屋子大门常开着，就常进去看书，并与我们亲切交谈。

我记得，耀邦同志第一次与我交谈时问我：“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回答说：“我是给晚年的毛主席做图书服务工作的，就是毛主席晚年的图书服务员。”耀邦同志说：“噢！你是毛主席晚年的图书服务员。那我问你，主席晚年是不是天天都看《金瓶梅》？”我说：“说真话，毛主席晚年没有看过《金瓶梅》。我们是从1966年5月开始为毛主席做图书服务工作的。毛主席每天看什么书我们都有登记，直到他逝世。这10多年的时间里，毛主席没有向我们要过《金瓶梅》，我们也没有发现他看过《金瓶梅》，但可以有把握地说，毛主席生前看过《金瓶梅》。”接着，我向耀邦同志汇报了毛主席先后三次关于对《金瓶梅》的评价。

1956年2月19日、20日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听取国家建筑工业委员会和建筑工业部领导同志汇报时，一上来就问当时参加汇报会的万里同志是什么地方人。万里回答是山东人。毛主席接着又问：“你看过《水浒》和《金瓶梅》没有？”万里说没有看过。毛主席说：“《水浒》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这是毛主席第一次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也是毛主席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对《金瓶梅》的评价。

上世纪60年代，毛主席还有两次提到了《金瓶梅》，一次是1961年12月20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中国小说写社会历史的只有三部：《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都看一看，这部书写了宋朝的真正社会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揭露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细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是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的。” 还有一次是1962年8月11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这是毛主席第三次对《金瓶梅》的评价。我对耀邦同志说：“从这三次对《金瓶梅》的评价，足以说明毛主席在1956年2月之前就看过《金瓶梅》。毛主席到底是什么时候读《金瓶梅》的，我没有考证过。”听了我的汇报，耀邦同志点头称赞我说得有道理。
耀邦同志向我：“那你告诉我，毛主席最爱读什么书？”耀邦同志的提问，一下把我难住了。我说：“耀邦同志，你提的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耀邦同志皱了眉头说：“怎么很难回答！你是老人家的图书管理员，老人家最爱读什么书，你还不知道？”我说：“耀邦同志，不是这个意思。毛主席几十年，读书千万种。从青少年时代，到战争岁月，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老人家读了很多很多的书。一生中，他最爱读什么书，我真的很难用准确的语言把他表达出来。如果您把题目变得小一些，如在某一段时间内，他老人家最爱读什么书？读了些什么书？我就好回答了。例如：您要问我，在延安时期，毛主席最爱读什么书？我就可以有把握地告诉您：毛主席最爱读哲学方面的书。”说到毛主席在延安时期读书的事，耀邦同志谈话的兴趣更浓了。他说：“在延安的时候，我到主席住地去过几次，每次去看到主席不是在看书就是在写文章。他老人家习惯夜晚办公看书，常常看书看到天明。”说到这里，耀邦同志还非常高兴地给我讲了一个小故事。说有一天早晨，太阳刚从东方升起，他爬山回来，路过毛主席的窑洞前，看到主席坐在窑洞门前看书。他就走到跟前说：“主席，你今天早上起得这么早啊！”毛主席抬头一看，笑笑说：“我还没睡呢！”听完了这段故事，我就问耀邦同志：“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他办公室到底有多少书啊？”耀邦同志指了指菊香书屋主席吃饭桌旁的书架说：“像这样大小的书架，至少有5个，上面全放的是书。”说完，耀邦同志站起身来，非常严肃地说：“毛主席啊，毛主席，谁也没有你老人家看书看得多啊！”因为我听说耀邦同志也是很爱读书的，他常常晚上工作忙完了之后，还要读一两个小时的书才休息。所以，我就接着说：“耀邦同志，听说您也读了很多的书啊！”耀邦同志说：“我不能与他老人家比，我读的书最多是他老人家的五分之一。”大概是觉得五分之一少了一些，他走到床头两个书柜前，又回头过来说：“最多是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