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经期可以喝枸杞水吗:文革后揭批查运动和清理三种人资料（12）河南的"揭批查"运动

    一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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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算文革的"揭批查"运动中，曾经在河南搞左倾蛮干造成"信阳事件"者重新掌权，又挥起"极左"大棒，大搞派性清查，造成严重扩大化。这也是河南的一大特点。

    文革结束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清查文革中与林彪、"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清查各派群众组织中的"三种人"的"揭批查"群众运动。河南省在这次"揭批查"运动中，采取"依靠一派、清查另一派"的土政策，实行以人划线，以时间划线，人人检查、层层过关。农村搞到生产队，工厂搞到车间班组，机关到公务员、炊事员，街道办事处也要揪出"帮毛羽"，有的地方竟提出"提浆糊桶的也不能放过"。从１９７７年到１９８３年，历时七年，处理二七公社派和支持过二七公社派的干部五万多人，取消党员资格十万六千人，逮捕判刑１７００人，又"突击判刑"２４００人，（以上均为官方数字），加上亲属子女因受株连而被审查处理、不提工资、不评技术职称等不计其数。例如一个焦作市，判刑９６人，却抓了３１８人，劳教３７人，抓一两年放的１８５人，死亡１１人。一段时间内，全省各监狱中关押的"文革罪"犯近半数以上，使文革中参加"二七公社"派的人人自危。

    派性清查是河南省揭批查的突出特点。在清查中，按时间划线，把"７、２５"中央表态说成是刘建勋等人制造的大假案。把二七公社派和支持二七公社后参加"三结合"的老干部视为清查对象。而把"７、２５"以前在军区支持下掌权的省委造总、河造总、十大总部视为正确派，不仅不清查反而被重用，一些武斗指挥者，还掌握清查工作的大权。当时省委一位副书记在一次研究揭批查问题的会议上说："二七公社一派大小头头的错误和罪行，你们说这件事落实不了，那件事找不到证据，这样下去怎么行呢？要是这件事抓不住，就从另一件事抓住它，我不相信抓不住一条，抓住一条就可以定案处理。"这是派性清查和制造冤假案的自供词。

    派性清查在全省有着普遍性。例如确山县，文革期间，两派武斗，双方各自被打死打伤二十余人，但在清查中，只清查了一派，处理了一百多人，其中判刑２人，死刑１人。而另一派一个也没有处理，主要头头、武斗指挥者，反而被提拔为县委负责人。

    １９８４年，北京几家报社记者向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反映了在郑州发现的省委造总、十大总部文革期间夺省市委权、策划武斗的会议纪录（因为是埋藏后挖出来的，故称为"出土文物"）。这个"出土文物"记载的他们一些头面人物的活动情况，是他们策划、挑动、指挥河南大型武斗的铁证。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５日以前，郑州的几次大型武斗，如冲击二七派绝食会场，围攻火烧郑棉六厂大楼，挑动郑纺机武斗等，不仅当时群众有目共睹，而且如今"出土文物"铁证如山，而他们却把打砸抢的罪名都加在二七公社派头上，真正的打砸抢头头不仅不清查，还被提拔重用，甚至掌握揭批查大权。群众说：河南的揭批查是：一派升天，一派坐监。

    河南"揭批查"中，老干部被批判、审查、处理的很多，（包括红军时时代和抗日战争早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这是河南揭批查的第二个特点。

    文革初期，由于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公开表态支持造反派，河南省站出来支持造反派并参加三结合的老干部比较多、比较早。揭批查中，以人划线，把文革中支持"河南造总"并代表河造总参加三结合、十年始终居省委主要领导岗位上的戴苏理封为一贯正确，并让他领导全省的揭批查。凡跟着他支持河造总和十大总部的干部都是正确的，支持二七公社的统统打下去。１９８３年１１月，省委付书记××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书面发言"中说："随着揭批查运动的开展，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较彻底的整顿和清理。""对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和犯有多种错误的人，共立察审查４２４８名。截止目前（九月份）已处理４０２０名，其中判刑５１人，受各种处份的２０２５人（开除党籍３２３人，留党察看４９３人，警告、严重警告３４７人，开除公职２０人，开除留用１４０人，其它处份２５０人）；免于刑事处份的２０２０人，不结论不处份的１０７人。河南省共有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１３５人，立案审查和处理数量之大、之重是相当惊人的，而实际处份的数量远无不止此数。所谓"免于处份"的二千多人，是审查批判后降职下放，是不处份的处份。省委宣传部的李海英同志，１９５４年就调到宣传部工作，因文革中参加了二七公社受审查，１９８３年审查结束后，被告知她没有什么问题，免于处份，被下放到商丘县工作。当时，她身患重病，让儿子替她去报了到。后来商丘县以级别高、无法安排为理由将她的关系档案退回了省委，而省委组织部说没有收到。就这样，一个建国前就参加工作的老同志至今没有了单位，工资没人发，看病无人管，多次找省委反映也无人问津，９７年６月，她在省委住了几十年的房子也被扒掉，七十多岁疾病缠身的李海英同志只是希望别人住上宽敞的新房后，腾出的旧房能给她作为凄身之地，也就心满意足了。这就是一个"免于处份"的老同志真真实实的遭遇。

    省委常委中地方干部１４人，清查、批判、处理十人，占６７％，其中，判刑３人，留党察看１人，撤职１人，严重警告２人，在审查批判"监护"期间死亡１人，上报处份、未获批准、强令离休１人；原省委、省革委各部正副部长级干部３３人，清查、批判、处理２２人，占三分之二。其中判刑４人，开除党籍３人，留党察看２人，撤职６人，严重警告１人，批判后离休４人，降职安排２人；全省十八个地市委第一书记全部受到批判处份。地市委正副书记１１８人（缺焦作），批判处份９７人，占８２、３％。其中，审查批判期间死亡７人，判刑１７人，开除党籍４人，留党察看９人，撤职１８人，严重警告４人，批判后令其休息２８人，降职下放１０人，省直各厅、局委第一把手，除５人外，其余全部受到批判处理，分别给予撤职、警告、免职不用等处理；原县委第一把手中，大部份被审查批判处理，未受审查，保留原职的了了无几。

    原兰考县县委书记张钦礼同志，曾是焦裕禄生前战友，在兰考工作几十年，兢兢业业，廉洁奉公，为改变兰考面貌做过重大贡献，群众有口皆碑。揭批查中，竟以"策动"兰考县文化大革命、"编造"焦裕禄事迹、"扒开"黄河大堤（实为堤内生产堤）而判刑十三年。

    原洛阳地委书记孙腾芳，在洛阳地、市联合召开的十万人宣判大会上，以所谓"组织反革命政变，准备上山打游击"罪名判十年徒刑。以这样"莫须有"的罪名被处理的，仅洛阳地委领导就有六人，还有一批县委和基层干部。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就明确告诉纪登奎，"什么洛阳地委组织反革命政变，准备上山打游击的问题，是根本没有的"。但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到河南行不通，这批无辜的同志仍然饱受牢狱之苦，直到今天，问题仍未解决，孙腾芳刑满释放后没有了工作，且年老体衰，其爱人郝志华所在单位也破产了，孩子们因受牵连也没有按排好，造成生活极度困难，９８年初，郝志华病重无钱住院医治，孙腾芳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老伴死在家里。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许多。

    河南省揭批查还有一个视法律为儿戏的典刑－－"突击判刑"。１９７９年底，河南省省委书记赵××等人，为避免《刑法》、《刑事拆讼法》于１９８０年元月１日生效后，他们的行动被束缚，就赶在新《刑法》生效前夕，紧急布置各级政法部门对揭批查中关押起来的人，不管有没有罪行，均以清理积案为名，大搞"突击判刑"。为了防止关押人员向最高法院上诉，把终审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把本应由高级法院审理的案子，强行压给地、市法院判决；把地、市法院审理的案子，强行压给县、区法院判决。"突击判刑"秘密进行，不准开庭，有的判三年，实际上已经关押了三年多了。平顶山市委副书记钮保华判刑８年，本人不服提出上诉，市委某主管领导大笔一挥，在"８"字前加个"１"字，改为１８年。这种做法在古今中外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河南省的造反派头头，几乎都被判以重刑。开封师范学院学生陈红兵，在１９６７年２月，曾被抓进监狱，甚至欲判死刑。在中央解决河南问题时，周恩来指示要河南把陈红兵送到北京，并亲自接见。而在揭批查中，却把开封地区文革中武斗责任都加在他的头上，判处２０年徒刑，还剥夺政治权利５年。

    大量事实说明，河南省的派性清查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它会像当年的"信阳事件"一样，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今天，文革已成为历史。对于以上河南文革这段历史的分析是否准确，还有待研究。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初稿，２０００年８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