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 www1100lu.tv:从“汉语国际推广”到“汉语国际化”的历史机缘——《汉语国际推广战略研究报告》前言

从“汉语国际推广”到“汉语国际化”的历史机缘——《汉语国际推广战略研究报告》前言

从1950 年清华大学成立“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进修班”算起，新中国开展对外汉语教学已近60年。从1962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外国留学生高等预备学校”、1964年定名为“北京语言学院”，对外汉语教学正式进入大学建制也有40多年的历史。而海外孔子学院的建立，至今还不到4年。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曾以“六大转变” 标示从“对外汉语教学”到“汉语国际推广”、从“请进来”到“走出去”的根本变化。就运行机制、教学对象和教学类型而言，“六大转变”是对海外孔子学院及汉语国际推广起步阶段的高度概括，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当海外孔子学院在短短几年中发展到200多所的时候，具体措施、模式和手段的改进已经不足以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而亟需建立的，则是一种战略思考、全球视野和有效的“话语”。

在所谓的“后奥运时代”，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对世界秩序的重组中，中国的发展、贡献和潜在“威胁”比以往更深刻地纠葛在一起，成为我们必须厘清和解答的问题。作为“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的典型载体，海外孔子学院所面对的质疑往往首当其冲。这既是一种挑战，也可能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历史机缘。其中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使我们不能不在新起点、新定位、新目标和新思路的高度上，重新认识汉语国际推广的现有格局和未来空间。

比如：汉语国际推广应当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有利于中国自身的文化安全、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与文化影响力。但是究竟应该如何表达我们的立场、如何采取恰当的策略和有效的手段，才能既充分实现语言-文化传播的潜在价值，又赢得广泛的理解，排除不必要的误读、疑虑或者诋毁？

又如：汉语国际推广的直接目标，应当是使汉语成为重要的国际交往语言。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汉语教学能否从国外大学建制内的汉学或“中国问题研究”得到呼应，继而进入其国民教育体系。但是如何才能将普及型、应用型的语言传播与原有的研究型汉学相互结合？如何才能使汉语从学者的书斋走向日常的国际交往？

再如：汉语国际推广必然涉及汉语所承载的观念、价值、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必然通向汉语所涵纳的符号整体。但是没有任何传统可以一成不变，我们如何才能通过文化的互动与变革、如何才能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中呈现汉语世界最独特的精神内涵？

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解答都将通向一种“汉语国际化”的崭新观念。简要地说，“汉语国际化”是通过破除文化偏执而建构有效的话语系统，是以“积极的文化安全观念”平衡世界的文化生态，是借助“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中国文化的世界化”激活我们自身。

一、以“汉语国际化”建构有效的话语系统

汉语国际推广的大背景，是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转变。借用近代思想家梁启超的说法：中国经历了“中国之中国”（先秦）、“亚洲之中国”（西汉至唐宋）、“世界之中国”（元明以降）三大阶段。而在20世纪以前，所谓“世界之中国”其实只是一个被动卷入世界的中国；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介绍与传译，最初也并非出于中国本身的思想自觉。直至中国真正获得民族的和政治的解放，直至中国经济真正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才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而当中国真正开始走向世界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获得了自己的表达方式。一方面，这当然是由于“西方中心”的惯性仍然主导着通行的概念和标准；另一方面，我们习以为常的一套话语也未必能与世界达成有效的沟通。

从根本上说，无论中国之于世界还是世界之于中国，都只能着眼于彼此之间本然的关联性，并就不同于自己的对方作出积极的回应，而绝不是由任何一极去整合对方、涵纳对方、甚至消解对方。中国文化从来不是一种侵略性的文化，然而以中国的版图之阔、国力之强、人口之多、市场之大、历史之悠久、文化之辉煌而论，如果没有充分的沟通和理解，上述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可能使其他民族或国家感受到某种程度的压力。作为社会制度不同的、后发的现代化国家，我们也许必须重构自己的表达方式，重构有效的话语系统，进而才能建立起积极的中国形象。就此而言，“汉语国际化”包含着巨大的潜力。

“汉语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的价值命意，在于“民族语言”（national language）的“互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而所谓的“互际”（inter-），延及文化便是“跨文化”（inter-culture），延及信仰便是“跨信仰”（inter-faith），延及学科便是“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延及主体便是“互主体”（inter-subjectivity）；其中最为根本的“中-间”（in-between）逻辑，将使任何一种“中心”或文化偏执都遭到瓦解。因此，“汉语国际化”必然是对“西方中心”的挑战，却又绝非单向的文化输出，而是意味着汉语世界向不同的文化和族群敞开自己，让人类更多地分享一切有价值的文明财富，最终推进文化之间的彼此了解、相互影响、和谐共存。

这一“互际”意识正是当代最基本的人文理念。20 世纪以来，人类思想始终在挑战二元对立的话语惯性。“现代性”的扩张曾经长期成全着一种“中心”式的文化叙述，并且将我们所持守的“价值”置换为某种单一的立场、身份、传统或者信仰。不同的偏执看上去泾渭分明，实际上却往往只是不同形式的“自我中心”而已。在相当程度上说，当今世界的危机和冲突导源于此；而不幸的是，这恰好正是左派或右派、激进主义或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或自由主义共同的典型话语。“互际”意识则使单一的视角让位于多元、使“言说者”也被他人所言说，进而使任何一种叙述都不再具有“中心”的地位。在西方学界，潘尼卡（Raimon Panikkar）“对宾格之我的发现”（Me-consciousness） ，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对语言权力的分析 ，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对“世界拉丁化”（globalatinization）的清理 ，阿兰•巴丢（Allan Badiou）对“身份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的批判 ，都可以为此提供直接的注脚。

在这样的背景下，“汉语国际化”既是一种“他者”的声音输送，又是互为“他者”的彼此倾听、是多样性文化的相互借鉴。其中最重要的意义之一，便是文化之间的对话，便是借助他种文化更充分地揭示自己，通过相互启发、相互限制的过程，生成新的生存态度和生存方式。如果说“对外汉语教学”始终存在着一定的自身局限，“汉语国际推广”又常常被误解为某种强势的姿态，那么“汉语国际化”则是一个双向的、更具弹性的描述性概念，在“汉语国际化”的命题下，汉语国际推广可能得到更大的理论空间和实践空间。
从中国学人的角度说，我们当然对中华民族的语言与文化感到自豪，我们也希望汉语可以更多地成为国际交往语言，正如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珍爱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一样。然而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使我们相互区别，也只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化，才能帮助我们建立更趋和谐的文化生态。这当是“汉语国际化”可能建构的话语系统，也是其可以期盼的贡献和回馈。

二、以“汉语国际化”平衡世界的文化生态

语言并不仅仅是表达意义的工具，常常也就是意义本身，因为“我们只能在语言中理解，而不是理解语言”。 按照西方学者莫里斯•布鲁赫（Maurice Bloch）的分析，使用一定的语言，其实是接受与之相应的思维方式；使用一定的概念系统，其实也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这些概念所荐含的价值观：“当你允许对方用他的代码言说时，你已经完全接受了他的见解。因为言说的一方所采用的代码，本身就规定了另一方的话语形式。” 总之在语言背后，隐藏着巨大的文化附加值。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种语言的推广、应用乃至被接受为国际间的交往媒介，其意义都远远超越了语言本身。它不仅可以标志世界性的“文化生态”，不仅可以度量“硬实力”与“软实力”的互动和平衡，而且实际上已经成为“大国兴衰”的基本符号。较之军事强势和经济强势的影响周期，语言与文化强势的形成相对缓慢却更为持久。而西方的历史经验或可说明：一种语言与文化一旦借助“硬实力”建立起自己的影响，便在相当程度上延长着“硬实力”的影响周期；甚至可以在军事与经济的强势发生转移之后，反过来成为国家实力的主导性因素。

比如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之所以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跨国通用语言，都是其国家“硬实力”充分提升的结果。但是与此同时，一种占据强势的语言又恰恰是国家“硬实力”最为长久的标记，甚至也是“国家”本身的根本标记。现代西方“民族国家”（nation states）的演化和兴衰，便是典型的例子。欧洲各国的形成，实际上是与民族语言不断成熟、独立、最终居于主导地位的过程同步的。语言与国家的彼此消长，在欧洲中世纪被演绎得淋漓尽致。乃至欧洲强势族群与强势语言的共生互动，成为一笔独特的政治遗产，为中世纪以后的殖民扩张提供了基本的“原型”和理念。从而其“硬实力”所到之处，总是伴随着“语言地图”的扩张。时至今日，如何保持文化安全、平衡文化生态、提高文化影响力，也仍然是西方国家语言推广的主要“问题意识”和考量指标。

语言的输出与推广其实又是一种标准的建立。正是在英国、美国这些英语国家的强势推广下，英语往往成了默认的国际通用语言，成了当前世界人类沟通、信息交流的平台。在这种情况下，英语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往往具有先发优势。而非英语国家则为了迎合这种语言标准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对于这种语言标准的巨大威力，国人当有切身的经验。
在历史上占据强势地位的西方主要语言，都有过迅速发展和传播的黄金时期。由此导致的“西方中心主义”惯性，长期支配着资本、技术、产品的世界性流动；乃至语言、文化和价值观念，也始终是从“发达的”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单向输出。而显性的军事霸权和经济霸权一旦转化为隐性的语言-文化霸权，被奴役者往往已经对自己的处境丧失了警觉。

针对这样的问题，以“硬实力”为前提的汉语国际推广，也必将指向语言地图的重构、话语权力的重构、地域观念的重构、文化生态的重构，从而充分发挥“软实力”的潜在作用。

“入世”以来的中国已经全面介入世界经济体系，这也这意味着我们将更多地关联于、甚至依赖于世界能源、资源、金融和市场。而未来的能源安全、资源安全、金融安全以及世界市场份额等问题，已经无法通过单一的手段得以解决，却必然要与文化安全和文化影响力的程度相互依傍。

而另一方面，“文化安全”又始终是一个被动、消极、应对的观念；主动、积极、长效的文化安全观念还未能真正形成。如何建立一种积极的、进取性的文化安全观念？如何通过跨文化的对话增进了解、消弭敌意、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如何无形、缓慢、稳健地重构“中国的文化形象”或“文化中国的形象”，进而重构世界性的文化生态、抵消“西方标准”和“强势话语”的霸权、将单向的“西学东渐”转化为文化互动？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这些问题几乎是无解的，而“汉语国际化”则恰好为之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并可以提供充分的学理基础。文化的问题，最终只能通过文化的方式得到根本的解决。当中国真正作为一个文化大国发挥世界性影响的时候，西方文明一枝独秀的局面才能彻底改变。

应该承认：相对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我们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和国际化程度尚不很高，在教育服务、知识经济等领域与西方国家存在着巨大的“贸易逆差”；相对于外来文化的广泛输入，我们在思想、文化、价值观等方面同样是入大于出。就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世界性大国而言，这两种“逆差”特别值得忧虑。

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格局中，惟有语言本身是相对中性、工具性和符号性的；然而也只有从语言的多样性入手，才能打破失衡的文化生态，将单向的“西学东渐”转化为文化互动。

三、以“汉语国际化”激活中国的传统文化

从根本上说，汉语国际推广的基础是中国的“硬实力”以及被“硬实力”所重构的世界格局，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改革开放的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大幅度增强，对华交往已经不能不成为各国政治、经济上的大事，甚至会影响其自身的教育结构和就业市场；对中国的政治地位、经济发展的关注，也必然激发世界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全面兴趣；而汉语在经贸往来与文化交流中的实用价值不断提升，则必然使之走出考古式的博物馆和少数学者的书斋，成为一门真正具有交往意义的世界性语言。这正是“中国热”和“汉语热”的基本成因。

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中，中国已经不复是那个被动卷入世界的中国，而正在成为一个面向未来的中国，一个主动进入世界的中国。这不仅表现在经济格局上的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上的主动担当、政治版图上的举足轻重，还更为关键地表现在文化问题上的清晰醒觉。如果能恰当地把握这一机遇，将极大地回馈中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全面提升，为中国的和平发展赢得更大的空间。

因此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参与，绝非拒绝现代价值的“复古”，而恰恰是要以“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中国文化的世界化”为前提。“古董化”、“博物馆化”、“异国情调化”以及所谓的“原生态化”，已经不能承载那些可以与时俱进、可以被不断激活的中国文化精髓，也无法反映经历过改革开放30年、并正在走向大发展和大繁荣的当代中国风貌。而一种可以“现代化”的传统、一个真正“世界化”的中国，正是“汉语国际化”的潜在意涵。

“变易”本属中国智慧的根基之一，易则动、动则生、生则衡、衡则和。天下之为天下，天下之所以能和谐，首先在于不同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交往体系。没有中国的参与，一个和谐的世界不可想象；没有汉语的国际化进程，中国对世界的参与便缺失了根本的支撑；而没有“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中国文化的世界化”，“世界之中国”只能停留于古老的梦想。通过语言与文化的交往与互动实现汉语的国际化进程，其意义既在于丰富多元的世界、也在于更新我们自己。

“汉语国际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活，还将指向中国学术对于国外汉学的直接参与。国外汉学已有悠久的历史和自身的传承。数百年来，汉学家和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构造了形形色色的“中国形象”，向社会各界和公共传媒阐述有关中国的一切，甚至在不同程度上参与所在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制定；但是以往的“对外汉语教学”几乎从未对之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就此而言，汉语国际推广将是中国主流文化影响国外汉学的一次难得机遇，如能借此引导并整合国外大学建制内的相应资源，其潜在的作用将是难以估量的。由此，海外孔子学院的建设将不仅满足不同国家对汉语的实际需求，也会使中国文化自身得到极大的回馈。

胡锦涛主席在有关汉语国际推广工作的批示中指出：“汉语加快走向世界是件大好事。” 2008年4月18日和21日，李长春同志和刘延东同志也分别作出重要批示。这既是对今天汉语国际推广事业的高度肯定，也是对这一事业未来发展的关怀与期待。

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之后，日本迎来了自己的经济起飞。而2008年北京奥运会所经历的种种曲折，则留给中国一个最大的启示，即：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必须抵制“西方中心”的话语霸权，改变信息、技术、文化产品的单向传播模式，创造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目前孔子学院资金投入所占GDP的比重，2005年仅为0.0000549%，到 2007年也只有0.000422%。而根据2005-2007年不同国家孔子学院资金投入与我国对外贸易出口额的Pearson相关分析，可以看出2005年资金投入与外贸出口仅在10%水平下显著，2006年和2007年两者均在5%水平下显著，且相关系数提高了0.37，这说明孔子学院资金投入的提高完全有可能对我国外贸出口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参照西方国家的经验，则语言推广潜在的经济收益也将是巨大的。

当前国际经济、政治大局未定，变数甚多；国际竞争已经不再局限于经济发展、军事实力等方面的角逐，文化影响力成为衡量综合国力的新标准。因此，世界正处于一个窗口期，对于我们是机遇，对于别人也同样是机遇。在这样的竞争和较量中，汉语国际推广已经别无选择。我们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借力“东风”，另一种则是前功尽弃。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汉语国际推广”到“汉语国际化”的理论命题或可预示着一种历史的转向，使语言-文化的传播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发挥更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