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上诉状范文:电影《我的一九一九》 男生独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5 02:38:26

我的1919_高清在线观看
上映日期:1999
导演:黄健中
主演:Sarah GrappinZhengjun HeGérard Thirion
类型:剧情/传记地区:大陆时长:98分钟
简介: 1918年,历时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9年初,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作为本...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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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介绍
   陈道明 饰 顾维钧
1918年,历时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9年初,中国驻美公使作为本国政府的全权代表赴法国参加巴黎和会。中国虽然是战胜国,但在和会上却处处受到歧视,野心勃勃的日本政府更企图继承德国在胶东半岛的特权。辩论会上,顾维钧慷慨陈词,从历史、人文等诸多方面阐明中国必须收回山东的严正立场,说:“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由此获得全世界与全国的一致称赞。
为争取在法华工的同工同酬,顾维钧的好友肖克俭在巴黎组织游行罢工,遭到法国警察逮捕。获释之后,他仍然积极投入唤醒民众的工作。然而,他和朝鲜革命者一起爆炸日本代表团所住旅馆的偏激行为使朝鲜和中国成为舆论矛头的指向。
巴黎和会最终拒绝了中国的正义要求,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胶东半岛的特权。国内由此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肖克俭等人也在巴黎集会抗议。而软弱的北洋政府竟然逼迫代表团在和约上签字。代表团团长陆徽祥等人左右为难之下只好出走,代表团仅剩顾维钧和王正廷两人仍在坚持外交斡旋。肖克俭眼见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中国的现状,愤然给爱妻留下遗书,在凡尔赛宫广场举火自焚。顾维钧受了感动,说:“山东是中国的,我们拒绝签字!”
1919年,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震动了世界,影片《我的1919》正是以此为背景,讲述了中国外交才子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团一员参加巴黎和会的经历。
顾维钧无疑是片中最耀眼的人物,作为一名年轻的外交官,他勇敢,机智,才华横溢,具有极强的爱国情感,他为捍卫民族尊严,维护国家利益倾尽了全力。面对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待客的无礼,他表现得不卑不亢,严肃而自信,得到了对方的尊重;在巴黎和会的发言中,他机智地利用日本代表的一个怀表痛斥日本帝国主义强占山东的强盗行为,这更是轰动了整个巴黎;而在日本代表的威逼利诱下,他表现出了极大的蔑视,体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
可是,顾维钧更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他的政府让他悲哀,一心想当皇帝的袁世凯,只是在想着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他领导的北洋政府,腐败无能,胆怯懦弱,早已把国家利益、民族尊严抛到一边。顾维钧这边还在义正词严,据理力争,那一头却一封封电报催着要代表团在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我在想,当他接到这一封封要命的电报时,是多么的心灰意冷。
他的同事让他悲哀。同样是外交官,同样是谈判代表,他的同事却害怕承担责任,没有人敢出席会议,出席会议也不敢发言,都把重担往顾维钧身上推,而当顾维钧的演讲取得成功时,又指责他“耍小伎俩,非大国风范”,表现出的更多是一种嫉妒,和这样的同事共事,让他是多么寒心。
而我认为,顾维钧最大的悲哀是来自国人对他的误解。在整个巴黎和会中,他为中国的利益殚精竭虑,花费了多少心血,做了多少努力,他比任何人都辛苦,比任何人都累,中国外交的失败绝不是他的责任。可是同胞却不理解。他们聚在他的住所,责问他,辱骂他。当为中国付出全力的他听到别人叫他“卖国贼”时,我能感觉到他的心在流泪,在滴血。
顾维钧是强大的,强大来自他的内心,来自他高尚的灵魂,然而他又是孤独的,在那个时代,在那个环境中,他孤立无援,他无法抗拒那些强权。正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留在了中国的外交史册上,他也将留在今天中国人的心中。
[专访]我演顾维钧——访《我的1919》扮演者陈道明
访问:田小蕙
演戏往往得把你以前积累的东西理解了,在第一场戏之前,你应该已经“演”了很久了……
田:看完《我的1919》令人感叹,像顾维钧这么优秀的中国人,却鲜为人知。中国近代史上与西方列强签订过许多不平等条约,人们知道有卖国求荣的李鸿章、袁世凯,有立志维新的康有为、梁启超,有****封建王朝的孙中山,有新民主主义的开端——“五四”运动的先驱李大钊……你是怎么了解和认识顾维钧这个人物的?
陈:顾维钧,我倒是早就知道。我父亲是负责编辑《百科全书》“顾维钧”这一章,我对清朝史和民国史比较感兴趣。我们家有30%的书都是关于这段历史的。这不是出于职业,而是出于兴趣。我近10年一直在看清朝民国史,所以了解一些皮毛。黄健中最初找我,赵实同志也跟我谈过,虽然我还没有看剧本,但觉得这个人物很有可写的东西。接这个角色以后,我看了他的回忆录,找了许多有关他的资料、照片,翻阅了1919年前后中国政治状况、国际交往,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资料。还特地把《1919年民国大事纪》找来看。《大事纪》记载了民国每一天的重大新闻。我把这一年每一天的民国大事都看了。
田:这么说你是有备而来。一战结束后,作为内外交困的北洋政府的代表与西方列强谈判,顾维钧处在多重矛盾的交汇点上,当时中国谈判代表团是怎样组成的?他们是代表国内各政治派别吗?
陈:不是。只有王正廷代表南方政府,但他不是孙中山派出的,那时孙中山已被排挤出南方政府,正从上海去日本。南北方正在打仗,互不承认,有点群龙无首。为了和解,北洋政府同意南方政府也派一名代表,这是北方政府向南方政府作出的友好姿态。他们当中只有陆征祥和顾维钧是职业外交家,陆征祥是外交总长、谈判代表团团长,顾维钧是驻美国公使,他是个洋派。
在历史上,中国真正占便宜的条约就是《中俄尼布楚条约》,从清朝到民国,中国在谈判桌上压着别国签的,只有这一个条约。其他条约都是耻辱的,包括《凡尔赛条约》,即所谓的《巴黎和约》也是悲剧。因为这个条约并没有因为他拒签而不存在。
田:对北洋政府的态度,顾维钧作为一个外交家是怎样一种心情?
陈:现在分析当时的历史,一战后中国的地位,一方面,它是战胜国,是挺被动的一个战胜国,没中国什么事,只是劳工输出而已。但中国没有想去瓜分什么,只是想拿回自己的东西。这是向上的心态。第二,就是中国政府没有起到直接作用,而中国终究是个落后的国家,腰杆不是很硬。所以顾维钧是一个中等心态,既没有摇头晃脑,也没有摇尾乞怜,只是很平和地,甚至带有请求似的,要求国际社会在这次巴黎和会上把对于中国不平等的东西取消掉。当时,北洋政府只要求签订跟日本的条约,对《凡尔赛条约》没有明确指示。
田:你的历史知识的积累使你对人物有丰富的感性认识。
陈:实际上,我从剧本之外就开始了对顾维钧的把握。演戏往往得把你以前积累的东西理解了,在第一场戏之前,你应该已经“演”了很久了,这样对人物的发展可能有延续性。
关于第一次演讲:我是按着一个正常人去演的,而不是一上来就让人觉得他是英雄
田:顾维钧是被推上外交舞台的最佳人选。
陈:我认为这牵扯到这个人的骨气问题。顾维钧也不是一根筋地去执行自己的“最高任务”——拒不签署《凡尔赛条约》,而是周边的诸种因素造成的,是历史把顾维钧推到了这个位置上,加上他本身的爱国素质,造就了一个英雄。一方面是大的国际形势,一方面是他自身的学识素养。我是按着一个正常人去演的,而不是一上来就让人觉得他是英雄。
田:但他终究不是普通人,他有着特殊的经历,他早期留学美国专修国际法、一战史,与美国总统威尔逊是同学,私交甚笃,使顾维钧具备了跟西方首脑平等交流的资格和能力。作为有着深厚西学功底的外交家,他的演讲有很强的理性思维,逻辑严密,注重时政。这是西方人和东方人不同的地方。然而他又不失感qing色彩,感觉他是性情中人。第一次演讲,你的台词处理得特别好,给人印象很深,把人物的经历感和历史感都带出来了。
陈:这一段台词是我重新修改过的。在这之前,我不仅仅看了顾维钧的那次发言,原来的演讲稿比较理性,比较干,也很长。我把顾维钧本人的精神拎出来,设想如果我是他会怎样讲,但又不能抛弃顾维钧固有的内核,保留了原文中“山东是中国文化的摇篮……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的精彩部分,我融进了我体会到的顾维钧心情的一部分,就是按我的感觉处理的。
田:你看到的顾维钧的演讲全部都是白话文吗?
陈:都是,但题头落尾,像“顿首”之类的稍稍有些半文言,文字结构跟现在不一样,但是像我们这种小学文化的人能看懂。
田:第一次演讲,戏一开始这个人物就进入了矛盾,进入了规定情境中。他慷慨陈词,他踌躇满志,表现了弱国使者的强者风范。
陈:那时他年轻气盛啊。如果是50岁恐怕就不是这样了。那次属于临时通知,上午11点通知,下午2点发言。史实就是这样。没有充分的准备,即兴发言,因为像这种发言准备十天半个月也不为长,而且还得通过代表团的审议,通过政府的确认。就像我们现在一样,你不能说外交部发言人随便在那说去,都得有授意的。但是他在临危的情况下,作了这么一个发言,而且引起国际社会这么大的轰动和关注。当时陆征祥以病托词,别人都躲啊,大家都退缩了。惟有顾维钧不躲。正好他是研究一战史、国际法的,其他的人也不懂啊。他抓住了机会,承当了责任,他的发言是非常犀利,而且具有说服力。他的这个演讲在历史上反响很大,比电影中的影响还大。法国各种报纸铺天盖地的报道,在国内的影响也很强烈,“五四”运动是在他发言的两个月后,才爆发的。
他当时很自信,甚至有些狂妄,他真的认为整个国际形势对中国有利,加上他过于相信和美国总统谈判的结果以及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对他的承诺。他认为中国必胜,日本必败。
田:他的自传里也是这样写的吗?
陈:是这样的。顾维钧这个错误的判断,还在于他年轻,经验不足,觉得克里蒙梭、威尔逊非常欣赏他的才华,会支持他,幼稚地把私人感情和国家利益混淆起来。
顾维钧回忆录
《顾维钧 1919》


12.07 14:38


即将召开的和会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机会,中国可以借此谋求某种程度的公平待遇,并对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所遭到的惨痛后果加以改正。——顾维钧
中国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酥,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顾维钧
日本志在侵略,不可不留意,不签字则令全国注意日本,民气一振。签字则国内将自相纷扰。——顾维钧
顾维钧,一个二十世纪驰骋中国外交界长达55年的中国外交官,在晚年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一次外交活动是巴黎和会。
1888年1月29日,顾维钧出生于上海。此时的清王朝已经在衰亡的道路上走了50年。顾维钧6岁读私塾时《马关条约》签订,台湾割让给了日本。12岁时义和团运动失败,清王朝被迫为死去的侵略者德国公使克林德树了一座牌坊。这些耻辱的记忆使顾维钧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选择外交官作为终生职业。然而,弱国无外交。从事外交职业不久,顾维钧就发现,要为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在国际间争得自己应有的权益是多么的艰难。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北洋元老徐世昌被北洋军阀段祺瑞扶上了北洋政府大总统的宝座。一战期间,英法为鼓动中国参战,允诺在战后的和平会议上给予中国五个会议席位,以大国相待。战争结束了,中国成了战胜国,“公理战胜,强权失败”也成了人们的口头禅。虽然徐世昌也曾特地下令将克林德碑从东单移到了中央公园,碑文也改成了“公理战胜”。然而对于列强在和会上的意图,中国仍然不甚明了。
为了确立战后国际关系准则,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十四条宣言。内容包括,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同等;建立国联;维护世界永久和平。威尔逊一下子成了全世界弱小国家和民族的救世主。有人甚至喊出了威尔逊是“世界第一大好人”的口号。中国各界对战后召开的巴黎和会的期望值陡然提高。他们希望和会主持正义,将中国丧失的各种权利交回中国。这其中,主要是中国在山东的权益。
早在1918年,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便意识到在战争结束后的和平会议上,中国有可能收回一些丧失的利益。为此,他特意在使馆内成立了以他为首的资料小组,收集、研究美国对巴黎和会的动向。尤其重要的是顾维钧准确地预测到日本战后要在东亚崛起。日本的势力必然要影响到中国。如果中国不及时做好准备,将进一步丧失利权。加之顾维钧不仅和出席巴黎和会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一样是法学博士,还与威尔逊有私交。这样,中国政府就制定了依赖美国的外交政策。年仅三十的顾维钧也被派作巴黎和会的和谈代表。
1918年12月14日,顾维钧抵达巴黎。在回忆录中,他这样描述了自己对和会的期望,“即将召开的和会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机会,中国可以借此谋求某种程度的公平待遇,并对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所遭到的惨痛后果加以改正。”
1918年年底,战前离开巴黎的人陆续返回。和会开幕时,各国人民都用自己的方式庆祝这一被看作是永久和平开始时刻的到来:美国人身披国旗化装游行;英国人彬彬有礼地在街头集会;浪漫的法国人当街相拥起舞;日本人的庆祝方式非常特别,集体高呼“万岁”。
日本人的欢呼无疑是发自内心的。经过一战,日本一跃成为世界二等强国。他们在巴黎和会的两位代表西园寺公望和牧野伸显虽然在列强中职务最低,但还是和美、英、法、意四国首脑和外长一起,组成了巴黎和会初期的最高决策机构——“十人会”。“十人会”中有四大巨头。他们分别是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意大利总理奥兰多、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和美国总统威尔逊。
克里蒙梭,绰号“老虎”,巴黎和会的会议主席。他曾发誓要夺回普法战争以来法国丧失的一切,要把德国像一只橙子一样榨干。显而易见,其主要矛头是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的态度与法国基本相同。日本的全权代表是西园寺公望。1918年,日本在一战中赚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加上1915年中日已经签订的《二十一条》,西园寺公望的使命更像是来办理过户手续的。
和会尚未开始,中国代表团即接到通知,原定给予中国的五个席位被减至两席。在中国代表团的再三努力下,和会才答应仍然是两个席位,但可以轮流派代表参加。代表团内部风波骤起。五位代表都想当全权代表,可谁也不表态。
在顾维钧看来,陆征祥是中国外交总长,又是代表团团长,理应排在第一位。而王正廷博士,是陆征祥拉来的南方军政府代表。为显示中国一致对外,排在第二位也未尝不可。驻英公使施肇基和外交部秘书长魏辰祖都是外交界的前辈,自己排在第五位是比较合适的。
中国代表团代表顺序排定以后,报至北京。
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对这个决定十分不满。他曾私下断言陆征祥充其量也就是个大礼官式的人,更何况身体极差。一旦病了,代表团的领导权就会落入南方代表手中。于是发来训令,将顾维钧排在了第二位。
顾维钧预感到这个决定必将在代表团内部造成摩擦。
自中国代表团抵达巴黎后,就一直期待着能有机会在“十人会”上阐明中国的立场,不过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机会竟然来得很快。
1919年1月27日中午,美国代表团顾问威廉士突然通报顾维钧,中国将被邀请出席下午的“十人会”。而在上午的会议上,日本已经提出由它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山东问题牵涉到两个条约,即1915年的《二十一条》和1918年所谓的《欣然换约》。《二十一条》的主要内容,是对日本在山东已经取得权益的确认。同时,里面还有一些后来很长时间不被国际社会知道的,就是所谓的第五条。第五条包括了对江西、湖南和中国其它地方,日本潜在权益的认可。此外,日本将德国驱逐出山东后,和中国有一个《换文》,中国表示欣然同意。
在1月27日下午的和会上,日本代表牧野伸显以傲慢的口吻宣读了一份简短的声明:胶州湾租借地以及铁路和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利,应该无条件转让给日本。山东问题也应在日、中两国之间以双方所商定的条约、协议为基础来解决。令中国代表吃惊的是,他还公布了一战期间日本与英、法、意等国签订的关于山东问题的秘密协定。这是一个为赢得日本对德宣战而签订的协定。在协定中,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许诺给了日本。
牧野伸显发言后,克里孟梭立即询问中国代表是否愿意答复日本的声明。中国代表团原以为山东问题可以包括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提案中,因此并未做专门的准备。在得到中国代表团表示需要时间准备发言后,克里孟梭宣布休会。中国代表团将在第二天给予答复。
1919年1月28日,顾维钧代表中国在十人委员会上发言。此前顾维钧特地去了巴黎郊外的华工墓地。一战期间,中国共向欧洲战场输送了14万多名华工和大量的粮食,为协约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近万名华工死于那场战争。
顾维钧深知,以当时中国的国力和国情,向欧洲战场输送劳工,已经是中国能尽的最大努力。如果山东问题不能公正解决,不仅会有上万个灵魂在地下哭泣,世界也不得安宁,因为这些华工大多来自中国的山东。在发言中,顾维钧采取避实击虚的外交策略。他首先感谢日本帮助中国驱逐了德国。但又避而不谈《二十一条》和1918年的换约问题,而从中国的文化、地理、经济入手来说服各国的代表。顾维钧的发言在代表们的掌声中结束。威尔逊、劳合·乔治竟走过来向他表示祝贺。
“中国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酥,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顾维钧的这句名言,被《费加罗邮报》等多家重要报纸引用。
顾维钧轰动了整个巴黎。
参加和会的代表中,有不少弱小国家和民族的代表像阿拉伯的费舍尔亲王和印度的土邦主们。顾维钧的发言也使他们看到了希望。
代表团还收到国内各界发来的大量贺电。中国在和会上的命运看上去似乎一片光明。
巴黎和会召开不久,中国国内对峙多年的南北政府终于坐下来进行和谈。由于北洋军阀首领段祺瑞企图依靠日本演练新军,以“武力统一”中国。为此他暗中授意北方代表:和谈只许失败,不许成功。
对于这一切,被段祺瑞扶上台的大总统徐世昌洞然于心。2月4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收到北洋政府急电:东方之事,当由日中双方协商解决,一定不要再提出与日本代表不同的意见,并且要避免与日本代表团发生正面冲突。
此时,中国代表团内部名利之争日趋激烈。在一次例会上,王正廷竟然与团长陆征祥并排就座。他认为自己代表南方,与陆征祥地位相当,应该享受联合主席的待遇。顾维钧当即指出,这种座位变化必须改变,否则代表团的会议将没法再开下去。
顾维钧的心直口快很快便招来麻烦。上海《士林西报》指责顾维钧与签订《二十一条》的亲日派首领曹汝霖的女儿订婚。
谣言使顾维钧勃然大怒。在参加和会前,顾维钧的妻子唐梅在席卷全球的“西班牙流感”中刚刚病逝,并留下了两个年幼的孩子。顾维钧本来就是强忍悲痛参加和会的,谣言更让他认识到中国政治厚黑的一面。
这时的欧洲,瘟疫之后饥饿接踵而至。更为可怕的是暴力行为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1919年3月,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发起法西斯运动,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四处泛滥。在这种情绪的鼓动下,意大利坚持巴黎和会同意它吞并地中海战略要地阜姆港。意大利的要求遭到其它各国的一致反对。意大利首相奥兰多愤而退出巴黎和会。
4月中旬,欧洲分赃基本完成,和会重心转移到讨论山东问题,西圆寺公望宣称,除非日本的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它将拒绝签订和约并且不参加国际联盟。
克里孟梭和劳合·乔治自然不会反对。一方面它们要寻求日本支持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它们与日本早已有密约在先。
日本的威胁击中了威尔逊的软肋,英法也对美国施加了压力,威尔逊支持了日本。
4月22日,威尔逊、克里孟梭和劳合·乔治约见中国代表陆征祥和顾维钧。威尔逊代表三巨头讲话,他说日本将获得胶州租借地和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然后再电日本把租借地归还中国。但归还后仍享有包括胶济铁路在内的全部经济权利。并称这是目前情况下所能寻求的解决山东问题的最佳方案。
顾维钧代表陆征祥回答:“这个方案只能使中国人民大失所望。况且这个方案只字不提日本归还山东的时间表。中国要求不是由日本而是由德国直接归还这些权利。”
劳合·乔治打断了顾维钧的讲话:“中国是愿意接受中日之间早就制定的那个方案呢还是采纳刚才所谈的方案?”
顾维钧这时再也顾不上什么外交礼节了,一下子跳起来说:“这两个方案都无法接受!”
英法两国对日本的支持还有一层顾维钧没有预料到的用意。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后,英法一直希望日本能出兵西伯利亚,以策应他们在欧洲武装干涉苏俄。山东就成了英法日利益交换的筹码。
在那段日子里发生了两件震惊国际外交界的事情。一些同情苏俄革命的法国人组织了暗杀克里孟梭的行动。不过身中六枪的克里孟梭竟然没有死。不久日本驻法公使馆发生爆炸。
西园寺公望在给和会的抗议信中说,法国人和日本人均认为这是中国人和朝鲜人所为。虽然顾维钧等人多次发表声明澄清,但谣言始终不去。这使他时常想起1905年一位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因不能复国愤而自焚的朝鲜人。他说,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避免中国重蹈朝鲜的覆辙!
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旋即传到国内,“五四”运动爆发了。
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不在和约上签字。徐世昌也在审阅完发给代表团的拒签电稿后,命令国务院拍发。但徐世昌的决定被段祺瑞否决了。
段祺瑞深知一旦拒签和约,将激怒日本,日本政府对北洋政府的各种援助也有可能取消。段祺瑞当初扶持徐世昌作总统,就是看中他是个文人,容易操纵。果然,徐世昌看到段祺瑞决心已下,便指示国务院密电代表团签约。
为了争取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中国代表团提出了“保留签字”的方案。方案共提出过五次,每次都作了很大让步。最后仅提出在签约之前发表一份保留意见的正式文件。即便是这样,和会仍以“不允许”作答。英国甚至表示,如果不签,中国将不能进入国联。
顾维钧在给国内好友的信中写道:“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和会,却要被瓜分领土,已经沦为战败的德国的地位。”
由于北京政府决定签约,国内再次掀起拒签高潮,政局也更为动荡。继6月10日曹汝霖等3人被罢免后,徐世昌的亲信内阁也随之倒台。自称“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看守内阁,在和约签字日期快到时,竟给代表团发来了这样一份电报:“电饬巴黎各委员会,对于和约签字问题,令其审度情形自酌办理。”中国代表团内部对签约问题的态度也不一致。顾维钧强烈指出:“日本志在侵略,不可不留意,不签字则令全国注意日本,民气一振。签字则国内将自相纷扰。”
顾维钧一直没有放弃争取保留的努力。在和美国代表团的讨论中,他发现通过对奥地利和约的签字,中国也可以成为国联成员国。这一丝黑暗中的光明,让顾维钧下定了决心,不允保留,断然拒签。
临近和约签字时,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征祥却又称病住进了医院。顾维钧在探望陆征祥时表示希望能和他一起代表中国,向列强表明拒签的态度。但顾维钧得到的回答却总是含混不清。陆征祥能说什么呢?北京方面让他见机行事,可这么大的事情他又怎么能做主呢?一连几天,他都向政府急电请示是否签字,政府的复电却只说新的训令早已发出。可代表团什么新令也没收到。
1919年6月28日,巴黎和会签字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当各国代表陆续进场后,他们惊讶地发现,中国代表团的座位是空的:中国代表没有来。此时的顾维钧正在中国代表团总部所在地吕特蒂旅馆静静地坐着。在他看来,这一天的树叶是灰的,身上的血是冷的。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暗淡。而团长陆征祥则去了教堂。
美国在和约上签字了,凭着这一纸和约,威尔逊梦想的国联终于成形。
法国签字了,他们得到了德国的鲁尔和部分殖民地。
英国也签字了,他们的版图再一次扩大。
1927年7月,陆征祥进入了比利时的一家修道院,当上了修士。8年后,陆征祥升为神父。
在和约签字仪式结束后不久,中国代表团收到了“如不能保留,则拒绝签字”这一政府最后指令。这份电报的发出时间是颇耐人寻味的。曾有历史学家推测,北洋政府选择这个时候发出指令是经过周密推敲的:既可以搪塞国内舆论,又不让代表团及时收到拒绝签约的通知。这给顾维钧带来一生都难以解脱的阴郁和悲愤
顾维钧的外交努力虽然失败了,但拒签和约开辟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独立决定自己命运的先例。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对列强说不,而日本也无法获得山东的统治权。
1921年11月,身为联合国理事会主席的顾维钧代表中国参加华盛顿会议。会议议定,除胶济铁路由中国赎还,管理权仍为日本保持五年外,胶州、青岛等都必须归还中国。
古老的《伊索寓言》中有这样一个故事:狼在河的上游,责备下游的羊把水搅浑了,羊说,他在下游喝水,不可能把上游的水搅浑。狼又说:“但是你去年骂了我爸爸。”羊回答说,那时候他还没有出生。狼于是对羊说:“即使你善于辩解,我还是要吃了你。”
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说,这段寓言是对旧中国外交的最好注脚。

责编:李颖 来源:央视国际网络


我的1919.顾维钧拒签《凡尔赛...
1、电影《我的一九一九》男生独白(顾维君在巴黎和会上的奋力抗争)
一位美国学者曾经说过,中国自有外交以来,出现过两个半外交家。李鸿章、周恩来算那两个,顾维钧则算半个。然而就是这鲜为人知的半个外交家顾维钧,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据理力争,与列强们周旋,与日本人抗争,最后拒签巴黎和约,维护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尊严,创造了“弱国也有外交”的神话。
“在我发言之前,请大家先看一样东西。进入会场的时候,牧野先生为了讨好我,争得在中国山东省的特权,把这块金表送给了我。”
“牧野男爵愤怒了!他真的愤怒了!估且就算我偷了牧野男爵的金表,那么我倒想问问牧野男爵,你们日本,你们日本在全世界面前偷了中国的一个山东省,山东省三千六百万人民该不该愤怒!四万万中国人民该不该愤怒!请问日本的这个行为算不算偷窃?!是不是无耻?是不是极端的无耻!”
“山东是中国文化的摇篮,中国的圣哲孔子、孟子就诞生在这片土地上,孔子,犹如西方的耶稣。山东是中国的,无论从经济上、战略上、还是宗教文化。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 尊敬的主席阁下,尊敬的各位代表,我很高兴能代表中国参加此次和会,我自感责任重大,因为我是代表了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在这里发言。刚才牧野先生说,中国是未出一兵一卒的战胜国,这是无视最起码的事实。请看……一张张战争期间的照片,战争期间,中国派往欧洲的华工就达十四万,他们遍布战争的各个角落,他们和战胜国的军人一样,在流血在牺牲。请看这是一张在法国牺牲的华工墓地的照片,象这样的墓地在法国就有十几个,而他们大多来自中国的山东省,他们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赢得这场战争,换回自己家园的和平和安宁。因此中国代表团深信会议在考虑讨论中国山东省问题的时候,会考虑到中国的基本合法权益,也就是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亚洲将会有无数灵魂在哭泣,世界将不会得到安宁。”
“但是,最让中国代表团无法相信的是,尊敬的各位代表居然作出了如此让人无法接受的决定。”
“我很失望,最高委员会无视中国人民的存在、出卖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我很愤怒,我很愤怒!你们凭什么,凭什么把中国的山东省送给日本人。中国人已经做到仁至义尽。我想问问,我想问问这份丧权辱国的和约,谁能接受! ”
“ 所以我们拒绝签字。”
2、电影《我的一九一九》经典台词
请容许我,在正式发言之前,让大家看一样东西。
(掏出金表) (牧野发言:我的,我的怀表……)
进入会场之前,牧野先生为了讨好我,争夺山东的特权,把这块金表送给了我。
(牧野发言:我抗议,这是盗窃,中国代表偷了我的怀表,这是公开的盗窃!无耻!极端的无耻!)
牧野男爵愤怒了,他真的愤怒了!姑且,算是我偷了他的金表,那么,我倒想问问牧野男爵,你们日本,在全世界面前偷了整个山东省,山东省的三千六百万人民该不该愤怒,四万万中国人该不该愤怒!我想请问日本的这个行为,算不算是盗窃,是不是无耻啊,是不是极端的无耻!!!
山东是中国文化的摇篮,中国的圣者孔子和孟子就诞生在这片土地上。孔子,孔子犹如西方的耶稣,山东是中国的,无论从经济方面还是战略上,还有宗教文化,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尊敬的主席阁下,尊敬的各位代表,我和高兴能代表中国参加这次和会,我自感责任重大,因为我是代表了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中国在这里发言。刚才牧野先生说,中国是未出一兵一卒的战胜国,这是无视最起码的事实,请看,(拿出照片),战争期间,中国派往欧洲的劳工就达十四万!他们遍布战场的个个角落,他们和所有战胜国的军人一样在流血,在牺牲!我想让大家再看一张在法国战场上牺牲的华工墓地照片,这样的墓地,在法国在欧洲就有十几处,他们大多来自中国的山东省,他们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赢得这场战争!换回自己家园的和平和安宁!因此,中国代表团深信,会议在讨论中国山东省问题的时候,会考虑到中国基本的合法权益,也就是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亚洲将有无数的灵魂哭泣,世界不会得到安宁!
我的话完了,谢谢,谢谢!
尊敬的主席阁下,尊敬的各位代表,我,我,我很失望,最高委员会无视中国人民的存在,出卖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我很愤怒,我很愤怒,你们凭什么,凭什么把中国的山东省送给日本人,中国人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我想问问,这样一份丧权辱国的协约,谁能接受?!所以,我们拒绝签字,请你们记住,请你们记住,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这沉痛的一天!
只是半个外交家的顾维钧

2008-12-13 21:41:47我的1919
走过那年,残酷的战争结束的那年。
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政府代表提出:废除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取消“二十一条”,收回日本在大战时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可这一切都没有成功解决山东问题。英、美、法在会议中为自身利益出卖了中国。这本应是显而易见的,一个本国内部纷争不断的国家,一个弱的没有会议席位的国家,那里会有强悍的外交?纵使外交官如何妙语连珠,如何机智过人,也不过是个花架子。
也就是在1919年,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巴黎和会”。并为此准备了《山东问题说贴》。里面最为人知晓的一句话是:“中国不能没有山东,就像西方不能没有耶路撒冷”。也是因为这句话,这位外交家才能成上一位伟大的外交家,一位堪比周恩来总理的外交家。“巴黎和会”这个说是处置战败国的会议,并不像它本身宣称的那么正义,实际上不过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公开掠夺,一群胜利者的分赃会议。而同为战胜国的中国却未在此会议上分得一丝好处。在后来的华盛顿会议上,山东问题诚如毛泽东所言:“又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一切利益都是强国的囊中之物,这些“物”就有中国的山东——那个孔、孟出生的地方。那个矿产蕴藏丰富的地方。那个孕育百家,有了战国百家争鸣胜景的地方,那个让1919年无数中国人魂牵梦萦的地方。
那一年,伴随着列强的争夺,伴随着袁世凯的炮火,伴随着学生的游行。就在这样一个注定多难的年头,顾维钧,这个被人民的呐喊,被权利的纠缠推到历史坐标的男人,没有愧对当时的四万万中国人,也没有愧对我们这些后来的回望者,他在“巴黎和会”上坚定地拒绝在条约上签字——中国成了战胜国中唯一一个没有签字的国家。并且直至他和陆征祥离开也没有收到政府任何有关拒绝签字的指示。他凭借着自己的良心,凭着一颗赤诚之心,为中国的外交史展开了新的一页。是他的拒签,划分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也是他的拒签划分了中国的近代史和现代史。这是两千多年,是自从欧美等国进入中国土地,中国人第一次站在世界外交舞台挺直腰杆对递来的不平等条约说:“不”!这样的中国人,才是真正把辫子剪掉的中国人,而不是,在头上没有辫子,在心里却拖着一条又长又重,把辫子缠绕在脖子上宛如枷锁的中国人。
如果说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只是迫于国家内部民众压力而拒签,那么他在1931年受中国政府委派参加国联调查团,不畏日本恐吓,深入东三省取证,完成揭露日本罪行的长篇备忘录。为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外交史添上了浓重的一笔。也为战中死亡的中国劳工的在天之灵祭起了一道安灵符。
他是中共中央通缉的内战位列二十二位的“高级战犯”。但无可厚非的是他在“巴黎和会”上让中国人的脊梁挺直,让欧美看到中国人心理上沉重枷锁般的辫子被剪掉。他在国联调查团作出的努力为中国战后利益、补偿最大化作出的贡献。更不能无视他,在二战驻美时为中国抗日奔走呼叫,争取援助。
这个男人在无数争议中走过。他被国民政府通缉过,被中共中央通缉过,但他做的无愧于良心,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中国人。唐德刚曾经在他的《社会文化转型综论》中评价道:“中国百年外交史上只出了两个半外交家。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李鸿章。顾维钧只算半个。”然而这个在中国外交史上只算半个外交家的男人,却用了一辈子来承担他作为外交人员当尽的责任。宁肯付出名誉,宁肯被无情通缉,宁肯东躲西藏,宁肯被恐吓。他要的,只是无愧于良心,无愧于中国。
顾维钧的1919
2010-04-25
美国学者唐德刚教授认为,中国自有外交以来,出现过两个半外交家。李鸿章、周恩来算那两个,顾维钧则算半个。
1919年1月27日,巴黎和会讨论山东问题。日本代表牧野首先声明, 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益均须无条件让予日本,并公布了英、法、俄、意四国承诺日本要求的密约。面对如此野蛮的强盗行为, 顾维钧代表中国进行强有力地辩驳。他指出:“三千六百万之山东人民,有史以来为中国民族,用中国语言,信奉中国宗教” ;“胶州为中国北部之门户,亦为沿岸直达国都之最捷径路”,在国防上具有重要地位;“以文化言之,山东为孔孟降生,中国文化发祥之圣地”;“以经济言之,人口既已稠密,竞存已属不易”,“不容他国之侵入殖民”;他还指出 “西方出了圣人,他叫耶稣,基督教相信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闻名的古城。而在东方也出了一个圣人,他叫孔子,连日本人也奉他为东方的圣人。 牧野先生你说对吗?” 日本代表牧野不得不承认:“是的。” 顾维钧微笑道:“既然牧野先生也承认孔子是东方的圣人,那么东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稣,孔子的出生地山东也就如耶路撒冷是东方的圣地。 因此,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撤冷一样!(China can not miss shandong as same as the west world can not miss Jerusalem)”
1919年6月28日,当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时,为中国代表准备的两个座位上一直空无一人。中国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签约仪式的同时,顾维钧乘坐着汽车经过巴黎的街头。他在回忆录中说:“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案子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地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
1921年11月,身为联合国理事会主席的顾维钧代表中国参加华盛顿会议。会议议定,除胶济铁路由中国赎还,管理权仍为日本保持五年外,胶州、青岛等都必须归还中国。
古老的《伊索寓言》中有这样一个故事:狼在河的上游,责备下游的羊把水搅浑了,羊说,他在下游喝水,不可能把上游的水搅浑。狼又说:“但是你去年骂了我爸爸。”羊回答说,那时候他还没有出生。狼于是对羊说:“即使你善于辩解,我还是要吃了你。”
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说,这段寓言是对旧中国外交的最好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