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快三开奖结果查询:《“文革”前夜的中国》罗平汉

目录(1)

一、走出困境 1

　　1.严重的困难 2
　　盲目的“超英赶美”，浮夸风、“共产风”盛行，直接导致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一时期，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困难程度，是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年轻人很难想象的。
　　2.“八字方针” 22
　　中共中央确定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毛泽东指出：搞社会主义不要那么急，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要大搞调查研究。
　　3.“农业六十条” 26
　　毛泽东带头进行自我批评，他在批语中写道：毛泽东同志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
　　随着“农业六十条”的出台，一度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的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得以恢复，公共食堂被解散，平均主义的供给制被取消。
　　4.“包产到户”的兴衰 37
　　邓小平说：“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试试看。安徽省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但在毛泽东看来，搞“包产到户”就会有滑向单干的危险。
　　5.伤筋动骨的调整 45
　　从1961年1月至1963年6月，全国城镇人口共计减少了2600万人，周恩来当时说，下去这么多人，等于一个中等国家搬家，这是史无前例的。
　　6.“备战备荒为人民” 61
　　越南战争的扩大，坚定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加紧三线建设的决心。在此之前，毛泽东曾打算骑马从黄河入海口沿河而上，对整个黄河流域特别是其源头进行考察。美国扩大越南战争后，他不得不放弃这个设想，考虑准备打仗的问题。
　　7.工业学大庆 72
　　“铁人”王进喜应邀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他当场朗诵了自己作的一首诗：“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石油工人干劲大，天大困难也不怕，北风当电扇，大雪当炒面，天南地北来会战，誓夺头号大油田”。这时，整个大会堂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8.大寨红旗的升起 82
　　毛泽东问陈永贵：你是庄稼专家了，多大岁数啦？陈答：五十岁。毛泽东说：五十而知天命，搞出一个大寨来，很好！陈永贵没有听懂他的湖南话，只得下意识地点了点头，事后才知道毛泽东所说，后悔自己不该点头。
　　二、中苏论战 93
　　1.裂缝的产生 94
　　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后,中苏关系便变得复杂曲折起来。
　　毛泽东明确表示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说：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2.“东风压倒西风” 104
　　毛泽东在莫斯科发表长篇讲话，提出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著名论断。可是在场的苏联人听后心中却很不是滋味。日益强大的中国在苏联的东面，东风压倒西风是否含有中国压倒苏联之意？就算没有这层意思，可从苏联的情况看，只有西风才能带来雨水，而东风带来干燥的空气，对农作物并不利，要是老刮东风就麻烦了。
　　

目录(2)
3.“完全一致”的背后 112
　　中苏之间“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关系没有维持多久就出了问题。“共同舰队”一事在双方的心里都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在赫鲁晓夫看来，中国已是尾大不掉，搞自己的一套了。而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还是想控制中国，使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这对于毛泽东来说，无论如何也是不能接受的。
　　4.赫鲁晓夫发动突然袭击 123
　　当时，莫斯科普遍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只有一个理论家、哲学家，这就是毛泽东，而赫鲁晓夫只是一个种玉米的实干家。据说赫鲁晓夫听了这些话后非常生气。
　　赫鲁晓夫恼羞成怒，对陈毅说，论军衔，你比我高，你是元帅，我只是中将，但在党内，我是总书记。陈毅也不示弱，回答说：什么总书记，你说得不对，就不能听你的。
　　5.“一场痛快的争论” 137
　　毛泽东说，中苏关系问题不大也不小，天不会塌下来。无非是不给设备，把中国共产党逐出教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风吹，对中国实行军事威胁，甚至同美国人一起来打我们，极而言之，无非如此。中国这个地方历来是不好惹的，进得来就出不去。
　　6.###苏共中央公开信 145
　　在中苏两党论战中，中共中央给赫鲁晓夫戴上了“修正主义”的帽子。
　　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秉承莫斯科的旨意，提出希望两党停止公开论战。此举没有为中国领导人所同意，并回答说，天塌不下来，草木照样生长，女人照样生孩子，鱼儿照样在水里游。
　　7.“要停止公开论战是不行的” 160
　　毛泽东表示，在“现代修正主义者”不承认错误的情况下，“要停止公开论战是不行的”。
　　苏方自然不甘示弱，也发表大量的文章对中共进行抨击。在这种你来我往的对骂中，两国意识形态的分歧越走越远，国家关系也日益恶化。
　　三、社教运动 169
　　1.“社会主义教育一抓就灵” 170
　　刘少奇在讲话中说：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就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毛泽东插话说：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
　　2.“前十条”与“后十条” 178
　　毛泽东说，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党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他还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现象比做“蚂蚁”，说大踏步走路看不到蚂蚁，一蹲下去就看见了。
　　3.“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 189
　　毛泽东对于中国可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越来越忧虑。他说，人是会变化的，革命者也会发生变化。没有群众监督和揭露，他们可能进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脱离群众。他认为，“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刘少奇则提出了要“追根子”的问题。
　　

目录(3)
4.集中兵力打歼灭战 196
　　刘少奇说，领导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这样能够确实解决问题，锻炼干部。于是，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扎根串联、追根子，就成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主要方式。
　　对刘少奇提出的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做法，毛泽东虽然一开始时是“完全赞成”的，但不久他就改变了看法。
　　5.“桃园经验”与小站夺权 204
　　工作组对基层干部采取了完全不信任和撇在一边的态度，只有发现一点“四不清”线索，就穷追不舍，这就难免产生逼、供、信，甚至发生打人、捆人等现象，致使一些干部自杀、逃跑。有的村干部动不动就躺倒不干，他们的家属也劝阻甚至哭闹着不让他们当村干部，理由就是一条，干下去没有好下场。
　　6.“四清”性质的高层分歧 215
　　毛泽东对社教运动中的一些提法和做法提出了尖锐批评，指责“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还谈到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
　　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
　　四、过火批判 231
　　1.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 232
　　毛泽东在关于文艺问题的批示中写道：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他建议文化部改名字，改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2.所谓“坏影片” 243
　　《北国江南》、《早春二月》遭到批判后，还有许多电影及戏剧被拉入这场批判运动之中。其实，当年对于有些文艺作品的批判，不论是批判者还是被批判者都显得十分无奈。
　　在这一过程中，自称为“文艺战线流动哨兵”的江青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3.“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251
　　杨献珍对“大跃进”中盛行的浮夸风进行了尖锐批评，他说：去年有的地方把共产主义说成是“除了一双筷子一个碗是自己的，其余的东西都是公家的”。这是什么共产主义？我说这是叫花子共产主义。甚至比叫花子还穷，因为叫花子还有一根打狗棍嘛……
　　过了两年，一场大规模的批判便降临到了杨献珍头上。
　　4.上纲上线的“学术批判” 262
　　1966年3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实际上是国民党。
　　面对文艺和学术领域政治批判日益加剧的形势，邓小平提出要赶快刹车，改变这种局面。他说，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
　　

目录(4)
5.围绕《海瑞罢官》的斗争 272
　　吴晗怎么也没有想到，在一些人的心目当中，那个在庐山会议上提意见的彭德怀，就是当今敢于犯上的海瑞；他更没想到，有人会将他写的《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被罢官联系起来。
　　当时，彭真还想力保吴晗。他当面对毛泽东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
　　五、山雨欲来 283
　　1.罗瑞卿遭打倒内情 284
　　在1965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被免去在中央的职务，理由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
　　林彪为什么要打倒罗瑞卿呢？罗瑞卿自己在1978年的一次讲话中说：“是因为林彪要拉我入伙，我不干。”
　　2.试图控制局势的《二月提纲》 291
　　1965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他在会上说：不要提《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彭真还特地讲到要对那些“左派”们进行必要的整风，不要让他们像学阀一样武断地以势压人，进行挑拨离间和破坏活动。
　　3.一个与《二月提纲》对立的文件 299
　　在林彪支持下，江青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抛出了著名的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这实际上是对《二月提纲》的全面否定，也是对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全面否定。
　　为了排除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毛泽东指责###是“阎王殿”，表示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并对彭真和北京市委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4.被抛到风口浪尖的“三家村” 310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给当时沉闷的文坛带来一缕清风，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然而，令“三家村”始料不及的是，他们这些深受读者欢迎的文章，却给自己带来了无穷的祸害。
　　主要参考文献 317
　　

简介
本书共分为“走出困境”、“中苏论战”、“社教运动”、“过火批判”和“山雨欲来”五个部分，系统介绍了“文革”前夜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中国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作者对“大跃进”运动后中国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中苏两党的冲突与摩擦、作为“文革”预演的“四清”运动在中共高层产生的严重分歧、文化大革命的直接起因等历史事件进行了较全面的回顾。作者本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原则，客观、实地介绍了这些事件。
　　

“东风压倒西风(1)
毛泽东在莫斯科发表长篇讲话，提出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著名论断。可是在场的苏联人听后心中却很不是滋味。日益强大的中国在苏联的东面，东风压倒西风是否含有中国压倒苏联之意？就算没有这层意思，可从苏联的情况看，只有西风才能带来雨水，而东风带来干燥的空气，对农作物并不利，要是老刮东风就麻烦了。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来到莫斯科，这是他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国。毛泽东此行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参加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活动；二是出席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这次，毛泽东带来了一个阵营强大的代表团，副团长是宋庆龄，主要成员有邓小平、彭德怀、郭沫若、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等。
　　对于毛泽东的到来，苏联方面给予了最高的礼遇。其他国家和党的领导人安排到了列宁山等处，只有毛泽东下榻在克里姆林宫，并住在最豪华的叶卡捷琳娜女王的寝宫里。
　　11月6日，出席纪念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大会。大会开了一天，上午由赫鲁晓夫作报告，下午各兄弟党代表团负责人致词或讲话。毛泽东是第一个讲话的。他说：
　　“世界各国人民从苏联人民所获得的成就中，一天比一天明显地看到自己的将来。苏联的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来，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从来就是十月革命所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革命有自己民族的特点，估计到这些特点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论在革命事业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们都充分地利用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丰富经验。”
　　讲话中，毛泽东还谈到了如何对待苏联和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团结的问题，强调：“增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神圣的国际义务。”①
　　在毛泽东讲话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响起长时间的掌声。代表团成员之一的###在其日记中写道：“今天主席出现在纪念会上，大受欢迎。主席一出场，全体即起立致敬。下午大会时，主席第一个讲话，全场起立。讲话中不断鼓掌，讲完了全场又起立，为纪念会致最高敬意的表现。其余各兄弟党代表讲话，都是鼓掌没有起立。”②
　　赫鲁晓夫对毛泽东可谓关怀备至，每天早上都到克里姆林宫来看望，并且迎来送往，这也使毛泽东对其增加了几分好感。他当面对赫鲁晓夫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荷花虽好，还得绿叶扶持。我看赫鲁晓夫这朵花是需要绿叶扶持的。”还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①意思是对赫鲁晓夫还是要多加帮助。
　　到莫斯科后，毛泽东多次同兄弟党的领导人举行会谈，仅与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就谈了三次，与英国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领导人谈了两次，此外还有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瑞典共产党以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负责人，内容涉及国际形势、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革命道路问题等诸多方面。有研究者认为，“毛泽东谈话的主要目的之一，很大程度上就是想要了解西方国家是否真的存在着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在毛泽东看来，‘和平过渡’的观点是背离列宁主义的国家理论的”。①
　　

“东风压倒西风(2)
11月14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召开，毛泽东出席了会议并作了发言，中心内容是“以苏联为首”的问题。毛泽东说：
　　“我想谈一谈‘以苏联为首’的问题。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如果我们是散的，我们就没有力量。即使党的一个小组，如果不举出一个小组长，那么这个小组也就开不成会。我们面前摆着强大的敌人。世界范围内的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还有战争的危险。要防备疯子。当然，世界上常人多，疯子少，但是有疯子。偶然出那么一个疯子，他用原子弹打来了你怎么办？所以，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议。为首同召###议差不多是一件事。
　　“既然需要一个首，那么，谁为首呢？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按照字母？阿尔巴尼亚？越南，胡志明同志？其他国家？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都也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议人家不听。
　　“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有四十年经验的党，它的经验最完全。它的经验分两部分：最大的基本的部分是正确的；一部分是错误的。这两部分都算经验，都有益于全人类。有人说，只有好的经验就好，坏的经验就无用。我觉得这样看不妥。缺点作为教训对各国也很有帮助。有些同志因为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犯了一些错误，对苏联同志的印象就不大好。我看这恐怕不妥。这些错误现在没有害处了。从前是有害处的，但现在它的性质转变了，转变得有益于我们了。它使我们引以为戒。至于大量的正确的经验，大家都知道，我就不需要多讲了。
　　“苏联共产党在几十年来，总的说来，是正确的，这甚至连敌人也不能不承认。”②
　　根据事先的协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后，将发表一个宣言。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的当天，就收到了苏方起草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稿。中方认为，这个稿子中仍保留着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时的一些片面观点，照着这样的观点发表宣言，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有害的。于是，毛泽东决定，中方也准备起草一个宣言稿，并由邓小平主持讨论和修改，最后由他亲自审定。
　　从11月6日起，中方由邓小平牵头，苏方由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苏斯洛夫负责，开始讨论双方各自起草的宣言稿。经过讨论，双方一致同意以中共代表团起草的稿子为基础，再进行修改和补充。
　　在修改宣言稿的过程中，双方争论最大的是关于“和平过渡”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也多次谈过，并且表示不赞成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无产阶级有可能通过议会斗争取得政权的观点，但赫鲁晓夫固执己见。为此，毛泽东提出，他与赫鲁晓夫都不再谈这个问题，而由邓小平同苏方有关人员来谈。邓小平在同苏斯洛夫的会谈中，代表中方严肃批评了苏方关于“和平过渡”的提法。
　　

“东风压倒西风(3)
但是，为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团结，中共代表团同意保留宣言草稿中的“和平过渡”的提法，并在宣言上签了字。这个宣言的主要观点是：现时代的主要内容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是远比资本主义优越的社会制度，目前和平的力量已经大大成长，已有实际可能防止战争，争取和平已成为各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要加强各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结，加强国际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团结和合作。
　　尽管如此，中方对“和平过渡”问题仍有不同看法，为阐明自己的立场，中共代表团又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提出：“按照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状况，从策略观点出发，提出和平过渡的愿望是有益的，但不宜过多地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必须准备随时迎击反革命的袭击，准备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紧急关头，如果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人民革命（一般说来，这是必然的），就用武力去打倒它”。“取得议会的多数，并不等于旧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摧毁，新国家机器（主要是武力）的建立。如果资产阶级的军阀官僚国家机器没有被摧毁，无产阶级及其可靠同盟者在议会中的多数，或者是不可能的”，“或者是靠不住的”。①赫鲁晓夫对中共这个提纲是不满意的，但因中共的提纲既未公开发表，又未向其他兄弟党散发，因而也不便说什么。
　　11月16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继续举行，毛泽东第一个作了发言。他首先肯定这个宣言，认为宣言用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达到目的，这就是协商的方法。坚持了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灵活性的统一。这么一种进行协商的气氛现在形成了，在斯大林的后期是不可能的。他还说：这个宣言是正确的，它没有修正主义或者机会主义的因素。
　　毛泽东风趣地说：“将来我们见马克思的时候，他问我们，你们搞了一个什么样的宣言？他会怎样评价这个宣言呢？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他老先生发一顿脾气，说你们搞坏了，有机会主义的因素，违背了我的主义。第二种可能是：他说不坏，不是机会主义的，是正确的。也许列宁会出来为我们讲话。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呀，你们两位死得早，我死得迟，我熟悉他们，他们现在会做工作了，他们成熟了。”①
　　11月16日，又召开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64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8月18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在讲到有关国际形势问题时，他提出了著名的“东风压倒西风”的观点。
　　毛泽东一开头就说：“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东风压倒西风(4)
他又说：最近这几年，西方世界非常猖狂，利用我们阵营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在我们阵营的脸上抹黑，我们的天上飞起许多乌云。今年，1957年，形势大为不同了。我们的天上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上是一片乌云。我们很乐观，而他们呢，却是皇皇不安。他接着列举了十件大事，如苏联打败希特勒，中国革命，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叙利亚事件，苏联抛上了两个卫星，英国退出亚洲、非洲很大一片土地，荷兰退出印尼，法国退出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及在阿尔及利亚没有办法等，来论证“究竟是他们行还是我们行，究竟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的问题。
　　“东风压倒西风”确实是一个很有气魄的论断，可是在场的苏联人听后心中却很不是滋味。首先，日益强大的中国在苏联的东面，东风压倒西风是否含有中国压倒苏联之意？其次，就算没有这层意思，可从苏联的情况看，只有西风才能带来雨水，而东风只带来干燥的空气，对农作物并不利，要是老刮东风就麻烦了。
　　毛泽东本来就不赞成赫鲁晓夫“和平过渡”的论调，他认为发生世界大战的危险性是存在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害怕战争。于是，他说：
　　“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我们党的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讲过这个问题。现在要打，中国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但是苏联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先是说东风压倒西风，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再就如果发生了战争的情况，作了这些补充的说明，这样两种可能性都估计到了。”①
　　苏联领导人本来就对“东风压倒西风”的说法就不敢认同，现在毛泽东又用如此轻松的语气说，如果帝国主义摔原子弹，社会主义也可以摔，而且“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那就更不敢认同了。后来，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说：“在会议进行期间，已经出现了某些迹象，表明这种摩擦可能会采取何种形式表现出来。当出席会议的80多个代表团谈到热核战争的可能性时，毛泽东发表了一次演说，……那时，除了毛以外，大家都在想着如何避免战争。我们的主要口号是：‘继续为和平与和平共处而斗争！’可是突然来了个毛泽东，说我们不应该害怕战争。”②
　　

“东风压倒西风(5)
11月21日，毛泽东离开莫斯科回国。此次莫斯科之行，使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信大增。与之相比，赫鲁晓夫不免黯然失色。
　　这次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云集莫斯科，表面上看是二战结束后社会主义力量的一次盛会，但就中苏两个大党而言，在空前团结的表象之下，却潜伏着某种危机。第一，苏联党极力鼓吹“和平过渡”，而中国党则对此大泼冷水；第二，苏联党要千方百计避免战争，特别是核战争，而中国党的态度是既要争取和平但又不要害怕战争，即使是核战争也用不着怕。正是在这些理论问题上的分歧，为后来的中苏大论战埋下了种子。
　　

“完全一致”的背后(1)
中苏之间“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关系没有维持多久就出了问题。“共同舰队”一事在双方的心里都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在赫鲁晓夫看来，中国已是尾大不掉，搞自己的一套了。而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还是想控制中国，使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这对于毛泽东来说，无论如何也是不能接受的。
　　莫斯科会议之后，一时间中苏之间确实保持了“友好合作”关系。1957年12月，中苏签订了新的科学技术协定。1958年4月，两国签订了中苏通商航海条约和1958年的货物交换议定书。与此同时，对于苏联提出在亚洲建立无核区的主张，中国方面也是积极予以响应。关于苏联提出的社会主义阵营建立“卢布区”的设想，也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充分肯定。苏联发动的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批判后，中国方面也积极给予配合，公开发表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联盟”。
　　这一段时间，中国领导人对苏联的评价颇高。周恩来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说：现在世界上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像苏联，才能无代价地（除了纸张费以外）把整个蓝图给我们。凡是它有的一种定型的东西，包括原子、导弹这些东西，都愿意给我们，这是最大的信任，最大的互助。1958年5月16日，毛泽东在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一份关于同苏联专家关系的报告所写的批示中说：“苏联专家都是好同志，有理总是讲得通的。不讲理，或者讲得不高明，因而双方隔阂不通，责任在我们方面。就共产主义者队伍来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定要把苏联同志，看作自己人。”
　　可是，中苏之间这种“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关系，没有维持多久就出问题了。
　　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说，为了便于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迫切希望在1958年至1962年间，由中国和苏联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的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的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即长波电台）。信中还具体提出：建成长波电台所需要的费用约为亿卢布，由苏联出7千万卢布，中国出4千万卢布。
　　苏联方面为什么要提这项要求，据赫鲁晓夫后来说，主要是为了便于苏联能同在太平洋活动的潜艇舰队保持通讯联络。在赫鲁晓夫看来，这个想法对苏联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他在回忆录中说：“我们和中国人毕竟有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目标”。而且苏联领导人觉得，既然在此前苏方已答应帮助中国建造潜艇，且已把设计图纸给了中方，还派出了专家帮助中方选择制造潜艇的地址，因此，“当我们提出要在他们领土上建立无线电台的时候，我们满以为中国人是会给予合作的”。②在赫鲁晓夫看来，既然中国有求于苏联，所以也一定会满足苏联的要求。
　　然而，赫鲁晓夫却把情况估计错了。“自建国以来，中共中央始终认为，对外贸易，可以互通有无，也可以贷款或者援助，但不可以让外资介入，无论投资也好，合股也好，只要所有权有一点不在自己手里，都是有损国家主权的行为。为此，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很快将一切外资公司和企业统统搞掉了，并且对在苏方要求下组建的四个合营公司也想方设法废止了事，对斯大林提议的苏联出资建立菠萝罐头加工厂和橡胶种植园之类的建议，也是极端反感，一概拒绝。”③在毛泽东看来，苏联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实际上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并有控制中国的企图，当然不能答应。
　　

“完全一致”的背后(2)
4月24日，毛泽东指示有关部门作如下答复：中国同意建设该项设施，但费用全部由中国负担，所有权归中国。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5月10日召开的第152次军委会议上，彭德怀提出，长波电台不要合办，应由中国自己出钱办，平时可向苏联提供情报，战时苏方也可派人来，总之不要让外国人在中国搞军事基地，这样影响不好。6月4日，彭德怀向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杜鲁方诺夫陈述了中国的意见。①
　　第二天，彭德怀将与杜鲁方诺夫的谈话记录呈送给了毛泽东，并报告说，苏方仍坚持原来双方共同投资建台的意见，并建议6月上旬派专家来华进行选址、勘探设计、拟制协定等工作，看来苏方是不会很快接受我们的意见的，为了不影响勘探设计工作的进行，可先同意苏方专家来华着手进行一些技术性工作，有关投资和作用等问题可放在下一步解决。毛泽东很快对彭德怀的报告作出批示，表示同意彭德怀的意见，但同时又表示，钱一定要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电台建成后可由两国共同使用。如果苏方以高压压人，则不要回答，拖一拖再说。毛泽东还特地在彭德怀的报告中加了这样一句：“这是中国的意见，不是我个人的意见。”②
　　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答复了马利诺夫斯基，重申中国同意建立大功率电台，欢迎苏联在技术上给予援助，但一切经费由中方负担，建成后由双方共同使用。然而，苏方仍然坚持电台由两国共建，费用可以各负担一半。此后，双方又就此进行了多次交涉，直到这年7月赫鲁晓夫访华时，这个问题才按照中方的意见加以解决。不过，后来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这个争论来争论去的电台，实际并没有建立起来。
　　建立长波电台今天看来算不得什么大事，但它对于双方都是不愉快的，事实上成为促使两方关系恶化的一系列事件的起点。本来，在国与国的关系中一些问题出现争执，是很正常的，但这件事在中国领导人心中却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它使毛泽东等人感到，苏联并不尊重中国的主权，有控制中国的企图。后来赫鲁晓夫一再辩白说，他并无侵犯中国主权的想法，也从未考虑到要伤害中国的民族尊严，但毛泽东对此并不相信。
　　如果仅仅一个长波电台的问题，中苏关系的发展也许不至于像后来那样复杂。长波电台风波刚过，又发生了所谓“共同舰队”事件，“使在国家主权问题上极敏感的毛泽东马上把两件事联系起来，怀疑赫鲁晓夫又在搞过去斯大林时代的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了”。①
　　“共同舰队”一事的起因是这样的：1958年6月28日，周恩来根据国防部的建议，致信赫鲁晓夫，希望苏联能够在生产核潜艇和快艇方面，向中国提供技术帮助。尽管核潜艇的制造，是当时苏联一项较为尖端的技术，但中方认为，既然中苏是同志加兄弟，原子弹、导弹的技术苏联都可以提供（根据1957年10月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新技术协定”，苏方将在1957年年底至1961年年底，供应中国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供应中国导弹的样品和技术资料），要求苏联提供核潜艇方面的技术算不上是什么过分的要求。
　　

“完全一致”的背后(3)
可是，赫鲁晓夫当时之所以很痛快地答应提供原子弹和导弹的技术，是因为在搞掉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党内###后，又将下一个打击的目标对准了曾支持他搞掉马林科夫等人的元帅朱可夫，而这件事他希望得到中国方面的支持。朱可夫时任苏联国防部长，立有赫赫战功，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1957年6月，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等人企图通过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解除赫鲁晓夫的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因为主席团11人中有7人反对赫鲁晓夫）时，朱可夫急派飞机到全国各地将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中央检察委员接到莫斯科，迫使中央主席团召开中央全会，而中央委员会中拥护赫鲁晓夫的是多数，结果赫鲁晓夫非但未被打倒，反将马林科夫等人打成“反党集团”。
　　俗话说，功高震主。赫鲁晓夫一方面感谢朱可夫的支持，但另一方面，他也从这件事中感到朱可夫太厉害了，下决心将朱可夫也搞掉。恰巧此时已快到了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召开前夕，赫鲁晓夫此举需要得到中国党的帮助。所以他才在搞掉朱可夫之前不顾党内和军内的反对，同意向中国提供原子弹和导弹技术。可是，到了1958年这个时候，赫鲁晓夫的地位已经稳固了，他已无求于中共，当然也就不可能再不顾国内的反对，向中国提供核潜艇方面的技术了。但是，对于中国方面的要求，他又不好直接拒绝，就想出一个自以为聪明的办法，提出由双方共同建一支以中国为基地的“共同舰队”。认为这样苏方既不需要向中方提供技术，又可将带有核弹头的潜艇有效地靠近美国。
　　赫鲁晓夫自以为想出了一着妙计，不料毛泽东对此根本不买账。7月21日，从莫斯科返回的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通报了赫鲁晓夫的提议。尤金说，大型军舰容易被击中，与其今后发展航空母舰，不如多发展原子潜艇（即核潜艇）舰队，但苏联的自然条件不可能充分发挥原子潜艇舰队的作用，黑海和波罗的海容易受到敌人的封锁，东部的海面又邻近南朝鲜和日本，不算安全，而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同时考虑到今后打仗的话，双方共同的敌人是美国，因此，希望两国建立一支“共同舰队”。
　　听完尤金的介绍，毛泽东当时就皱起了眉头，“啊”了一声，然后说：我们原想叫你们帮助我们建设海军，没有想过要跟你们一起搞“合作社”，搞什么“共同舰队”。是不是只有搞“合作社”你们才干，不搞合作社你们就不干呢？
　　尤金对毛泽东的话中话，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乃回答说：赫鲁晓夫特别嘱咐他，要中国考虑建立中苏共同核潜艇舰队的问题。
　　毛泽东这时已经很不高兴了，他说：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就是你们强迫我们合办。斯大林在世时，有过四个合作社（指四个合营公司），后来经赫鲁晓夫同志提议取消了。现在要办，也可以，定个期限，过几年可以取消。反正各个兵种都要消灭的，那时我们再分废铁。
　　
“完全一致”的背后(4)
尤金这才发现情况不妙，连忙说，这只是一个建议，还要由两国商量后再作决定。
　　第二天，毛泽东又约见尤金谈话，参加谈话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陈毅、林彪、王稼祥等。毛泽东让这么多的中央领导人一起来参加谈话，显然是表明他所要表达的不是个人的意见，而是中共中央集体的态度。
　　毛泽东一开始就说：昨天你们走了以后，我一直睡不着，也没有吃饭。今天请你们来谈谈，当个医生，下午就可以吃饭、睡觉了。你们很幸运，能够吃饭、睡觉。
　　接着，毛泽东说：昨天的问题我又想了一下，可能我有误会，也可能我是正确的，经过辩论可以解决。看来，关于海军提出的核潜艇的请求可以撤销。这个问题我脑子里没有印象，问了他们才知道，海军司令部里有那么些热心人，就是苏联顾问，他们说苏联已经有了核潜艇，只要打个电报去，就可以给。
　　海军核潜艇是一门尖端科学，有秘密，中国人是毛手毛脚的，给了我们，可能发生问题。
　　苏联同志胜利了四十年，有经验。我们胜利才八年，没有经验，你们才提合营问题。所有制问题老早就提过，列宁就提过租让制，但那是对资本家的。
　　中国还有资本家，但国家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不可以？或者把一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此外，还有什么理由？
　　你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做是第二个铁托，是个落后的民族。你们说欧洲人看不起俄国人，我看俄国人有的看不起中国人。
　　毛泽东说：这些话，都是由于搞核潜艇“合作社”引起的。现在我们决定不搞核潜艇了，撤回我们的请求。要不然就把全部海岸线交给你们，把过去的旅顺、大连加以扩大。但是不要混在一起搞，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我们总要有自己的舰队。当二把手不好办。
　　毛泽东还说：“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小指头的条件也不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①
　　除此之外，毛泽东其他的谈话内容大多是借题发挥，如讲到了1949年年初米高扬来时“摆老资格”，讲到中共与苏共的关系实际上是“父子党”、“猫鼠党”，讲到米高扬在八大的祝词时“摆出父亲的样子”，讲到他第一次访苏时斯大林等向他进攻，等等。他还说：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从这篇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多年来一直对苏联、对斯大林的大党主义是很不满的。
　　

“完全一致”的背后(5)
在谈话过程中，尤金一再解释，赫鲁晓夫同他谈的时候，没有谈到舰队由谁指挥，也没有谈到要在中国建立基地，只是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跟中国同志研究具体的措施，没有别的意思。
　　赫鲁晓夫也是一个急性子，没想到一个“共同舰队”问题惹得毛泽东发了如此大的脾气。一个星期后，他急忙飞到北京，对此事进行解释。
　　赫鲁晓夫一下飞机，就直奔中南海的怀仁堂。随后，参加欢迎的中国其他领导人都离开了，进行会谈的中方只有毛泽东和邓小平，苏方则是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委员波诺马廖夫。
　　赫鲁晓夫一开始，就绕来绕去只讲过去斯大林如何跟中国搞合营公司，又讲苏联内部对建设海军有各种各样的意见，避而不谈“共同舰队”问题。
　　毛泽东听得很不耐烦，就打断赫鲁晓夫的话说，你讲了半天，还是没有讲到实质问题。
　　赫鲁晓夫还是不愿意直接谈及“共同舰队”一事，就大讲海军建设是主要搞潜水艇、鱼雷快艇，还是主要搞巡洋舰的问题。
　　毛泽东又打断他的话，并且说，你还是没有说清楚，究竟你们要搞什么？什么是“共同舰队”。
　　这样一来，赫鲁晓夫没办法了，只得辩解说，苏方并不是要搞“共同舰队”，而只是建议帮助中国在黄河这样的河流旁边，搞一个制造潜水艇的大工厂，大量生产潜水艇，又说是尤金把话传错了。他还说，中国同志说我们要搞“共同舰队”，要把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搞到中国来，我听了很伤心，觉得中国同志不相信我们，对我们的政策不了解，这触犯了我们的自尊心。
　　听赫鲁晓夫这么一说，毛泽东甚为生气，便说：是谁触犯了谁的自尊心？你们提出搞“共同舰队”，正是触犯了我们的自尊心！
　　赫鲁晓夫听了也颇不高兴，就说：我没有料想到你们会这样粗暴地理解我们。
　　毛泽东听后更来气了，说道：谁粗暴？是你派尤金在北京向我们五次提出搞“共同舰队”。当时我们理解，你们就是搞“共同舰队”，否则就不给援助。我们说，我们一万年不建设海军也没有关系，你们要搞“共同舰队”我们就不干。我们可以分工，你们去搞核潜艇舰队，我们去打游击战。
　　赫鲁晓夫说：现代战争条件下打游击战不行。
　　毛泽东回答说：不行没有办法。我们没有核潜艇舰队，将来索性把海岸都交给你们，你们去打好了。毛泽东还表示，对“共同舰队”一事本来还有些怀疑，但听尤金三次都这么说也就不能不相信。毛泽东说，我们中央商量以后，提出了几个方案：第一个方案，你们帮助我们建设海军。第二个方案，共同建设“共同舰队”，因为不共同建设你们就不援助。第三个方案，我们撤回要你们帮助建设海军的要求。因为我们不同意搞“合作社”你们不帮助，所以我们不建设海军了，不搞舰队了，不要核潜艇了。第四个方案，把中国所有的海岸线都交你们。第五个方案，把旅顺大连和其他港口都交给你们。斯大林过去在旅大搞过，你们想扩大就扩大吧。
　　

“完全一致”的背后(6)
赫鲁晓夫听毛泽东这么一说，感到事态确实很严重，连忙说，苏联没有要搞“共同舰队”的想法，永远也不会再提这个问题。①
　　8月1日至8月3日，双方又进行了三次会谈。这几次会谈都没有涉及“共同舰队”问题，而是就国际形势交换看法。“共同舰队”一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
　　8月3日下午，双方进行简短的会谈后，赫鲁晓夫离开北京回国。同一天，双方发表了会谈公报。其中说：“会谈双方在极其诚恳、亲切的气氛中，就目前国际形势中迫切和重大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中苏之间友好、同盟、互助关系的问题和为争取和平解决国际问题、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共同奋斗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并且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②
　　可是，在这“完全一致”背后，却由于“共同舰队”一事使双方的心里都留下了阴影。在赫鲁晓夫看来，中国已是尾大不掉，搞自己的一套了。而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还是想控制中国，使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这对于毛泽东来说，无论如何也是不能接受的。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原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分析说：“这次赫鲁晓夫的北京之行，显示在中苏关系上空出现一片乌云、一阵雷声，虽然没有暴雨，但俄罗斯大国主义的幽灵在徘徊，赫鲁晓夫要控制中国的阴谋在进行。从中国方面讲，毛主席在这次会谈中无比坚强地表明，中国绝不屈从于任何外国压力，对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一定要抵抗，也是可以抵挡得住的。这是第一次面对面的抗衡，留下的伤痕久久未能愈合。”①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共同舰队”之事刚刚过去，又发生了中国炮击金门的事件。1958年8月23日，毛泽东下令炮击金门、马祖两岛，使得与台湾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的美国，急忙从地中海、旧金山、日本和菲律宾调集舰队和飞机，结集于台湾海峡，配合国民党防守金门、马祖。在中国方面看来，炮击金（门）马（祖）完全是中国内政，与苏联无关，故在事前并没有通知苏联。据吴冷西回忆，中苏两国首脑会谈中“完全没有谈到三个星期后中国炮打金门的问题，一句话也没有谈到，根本不像有些外国评论评说的那样，中苏事先商量好炮打金门。”②
　　炮击金门本身的确是中国的内政，但炮声一响，必然涉及美国人，所以也就不单纯是一个内政问题了，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国际问题，变成中美之间的对抗。作为中国的盟友，苏联自然不能置身事外。可是，中国方面这种事先不打招呼的做法，既使赫鲁晓夫老鼻子不高兴，也使他犯了难。第一，莫斯科方面并不知道中方的真实意图，也不知道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到底会走多远；第二，赫鲁晓夫此时正在想方设法缓和同美国的关系，中国这一炮击，对他和美国拉关系十分不利；第三，美国方面已经公开声明站在蒋介石一边，作为中国的盟友，苏联不能不有所表态，不支持中国，有悖于中苏同盟，如支持中国，则有可能使自己卷入中美冲突并由此引发苏美战争。
　　

“完全一致”的背后(7)
对于苏联人来说，并不像毛泽东那样以乐观的态度对待战争。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要打仗，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打完了照样搞建设。赫鲁晓夫可不这么看，苏联的卫国战争虽然最终获得胜利，但也是损失惨重。二战结束之后，苏美之间虽然搞对抗，但也只敢搞冷战，谁也不敢真正把战争发动起来，特别是核战争。在苏美直接的军事对抗上，两国叫喊都很凶，但谁也不愿也不敢走得太远。
　　金门炮战之后，赫鲁晓夫决定派外交部长葛罗米柯来华探底。
　　在葛罗米柯来华前一天，即9月5日，周恩来接见了苏联驻华使馆参赞苏达利科夫，表示中国炮击金门、马祖并不是就要武力解放台湾，只是为了惩罚国民党部队，阻止美国搞“###”。如果美国要发动战争，中国全部承担起来，绝不连累苏联，也不会拖苏联下水。
　　9月6日，葛罗米柯来到北京，在当天的会谈中，周恩来又向其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这天晚上，毛泽东接见了葛罗米柯，也说炮打金门，既不是打台湾，也不是马上要在金门、马祖登陆，而是要调动美国人。当然，中国对美国要打仗还得有所准备，但即使这样，中国也会自己承担这个战争的全部责任，不会要苏联参加这个战争。
　　通过葛罗米柯的北京之行，赫鲁晓夫摸清了中国的底牌，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不但如此，他觉得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还可以有所作为，不妨作点强硬表态。9月7日，赫鲁晓夫发表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公开信，强调：“对我国伟大的朋友、盟邦和邻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也就是对苏联的侵犯。忠于自己义务的我国，将尽一切可能同人民中国一道来维护两国的安全、维护远东和平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如果在美国有人得出结论，认为还可以像过去某些列强那样来对付中国的话，那就大大失算了。这种失算可能给世界和平事业带来严重的后果。所以还是让我们把问题完全说清楚，因为对这样的事情含含糊糊和发生误解，是最危险不过的。”①
　　赫鲁晓夫还特地召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要他秘密转告毛泽东，苏联可以帮助中国加强在台湾海峡沿岸的空中力量。赫还两次给毛泽东写信，说可以派携带地空导弹的C—75轰炸机部队到福建来。对此，毛泽东专门致信表示欢迎，但同时又表示，最好是请苏联政府给我们一批地空导弹和岸舰导弹，并派技术专家帮助训练使用这些武器的部队。②毛泽东的意思很明确，导弹和技术都可以来，但部队就不要来了。部队一来，要送走就不那么容易了。
　　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只是想试探一下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同时也对一直叫喊要“###”的蒋介石集团一个教训，并不是打算一举解决台湾问题。表面上看，赫鲁晓夫尽到了作为盟友的义务，但此事却给中苏关系再一次蒙上了阴影。因为此时的赫鲁晓夫在想方设法缓和同美国关系，而毛泽东却反其道而行之。此举也就给赫鲁晓夫以中共领导人“好斗”的印象。在他看来，如果原子弹、导弹、核潜艇等技术全部给了中国，局面恐怕更难收拾。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他后来下令撤走苏联专家、撕毁新技术协定的一个原因。
　　

赫鲁晓夫发动突然袭击(1)
当时，莫斯科普遍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只有一个理论家、哲学家，这就是毛泽东，而赫鲁晓夫只是一个种玉米的实干家。据说赫鲁晓夫听了这些话后非常生气。
　　赫鲁晓夫恼羞成怒，对陈毅说，论军衔，你比我高，你是元帅，我只是中将，但在党内，我是总书记。陈毅也不示弱，回答说：什么总书记，你说得不对，就不能听你的
　　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情况，通过苏联驻华使馆陆续传到苏联国内。当然，《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有关公开报道，也使苏联对此有所了解。可以想象，毛泽东在这年的成都会议和八大二次会议关于破除迷信（包括对外国的迷信，对马克思的迷信）的强调，关于正确的个人崇拜与错误的个人崇拜的划分，肯定也会传到苏联领导人的耳朵中。这对于一向以老大哥自居的苏联人来说，就不难想象会产生何种感想。
　　更让苏联人不舒服的是，中国人似乎不仅把资本主义国家的英美作为赶超的目标，而且还在暗暗使劲，产生了一跃而超过苏联，率先进入共产主义的想法。在苏联人看来，他们的国家要比中国发达得多，但赫鲁晓夫也只敢提十五年赶上美国，基本上实现共产主义，而比他们落后许多的中国，原来还只是说用十五年赶上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的英国，可不久就改变了口号。到了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了七年赶上英国，再用八到十年赶上美国。也就是说，赶上美国的时间几乎与苏联老大哥同步了。而到了1958年9月初，毛泽东则干脆提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了。
　　毛泽东甚至并不忌讳中国要先于苏联进入共产主义。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在延安的时候，林彪同志向我说，将来中国要赶上苏联，当时我还不相信，我想苏联也在进步呀？现在我相信了。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提前到来，因为我们的方法比苏联好，速度比苏联快，再加上有6亿人口和苏联的技术援助，理所当然要走到苏联的前面去。
　　在同年11月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再一次讲到了超过苏联的问题。他说，中苏对比，我们快，他们慢的关键是，他们的资产阶级等级制度根深蒂固，上下级悬殊，猫鼠关系，我们是干部下放劳动，将军当兵。他们缺乏群众路线这一着，即缺少政治，所以搞得比较慢。另外还有几种差别，工农、城乡、体脑劳动，没有破除。毛泽东还说，不管我们走得多快，还是要给苏联人留面子，我们一定要让苏联先过渡，我们无论如何要后过渡，我们可以以社会主义之名，行共产主义之实。他还说，我们10年后就可以搞到4亿吨钢，160万台机器，25亿吨煤，3亿吨石油，还有天下第一田。可是，他们搞了那么久，还没有过渡，落在我们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他们还没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想抢上去。我们过渡到苏联人前面，他脸上无光。
　　

赫鲁晓夫发动突然袭击(2)
且不说苏联人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种方式是否赞成，就是中国人这种不但要超英赶美，而且还要先于老大哥进入共产主义的雄心壮志，就必然使一向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头人自居的苏联人感到很别扭。
　　1958年赫鲁晓夫访华时，他就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很不以为然。在会谈的过程中，赫鲁晓夫明确表示：你们这个“大跃进”，我们还是不理解。我们认为有超阶段、忽视规律的情况。毛泽东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大，就是联合的生产合作社多，人多力量大；公，就是社会主义的因素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这是人民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从上面布置的。赫鲁晓夫仍是心存疑虑地说：这些我们就搞不清楚了，只有你们自己清楚。总之你们这里搞的一切都是中国式，你们比我们更清楚。说到这里，赫鲁晓夫就将话题岔开了。
　　其实，赫鲁晓夫并不赞成搞人民公社。1958年11月，赫鲁晓夫访问波兰。在同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会谈时，他说：“中国人现在组织公社。在我国这在30年前就曾有过，对这个我们腻了。可是中国人吗，就让他们去尝试吧。当他们碰得满头包时，他们将会有经验。”哥穆尔卡说：“然而在中国的公社问题上，我们没有明确的立场。他们取得很大的成就，这是事实。”赫鲁晓夫不以为然地说：“你们就试一试吧，我们决不会出来反对你们。”
　　尤其使赫鲁晓夫没有想到的是，中国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竟提高了毛泽东在苏联的威望。当时，莫斯科普遍流行这样的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只有一个理论家、哲学家，这就是毛泽东，而赫鲁晓夫只是一个种玉米的实干家。还有许多苏联人认为，中国搞人民公社真正找到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而赫鲁晓夫没有找到这样的道路。据说赫鲁晓夫听了这些话后非常生气。
　　在1959年1月的苏共二十一大上，赫鲁晓夫不点名地批评了中国的“大跃进”，含沙射影地说：“由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这是个合乎规律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不能任意破坏或越过。”“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分配基本上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进行。”“平均主义并不是意味着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是破坏共产主义的声誉。”“所有制的形式不是可以任意改变的，而是在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发展的，它们取决于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直言不讳地承认：“那个文件相当中肯地（而且我认为是非常准确地）分析了当时中国正发生的事情，虽然我当时并没有点中国的名。我们的态度是明确的：我们不同意‘大跃进’。”
　　1959年7月18日，赫鲁晓夫在波兰的波兹南省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群众大会上，谈到当年苏联成立的公社时说，那时许多人还不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以为既然为共产主义奋斗，那就直接组织公社，结果公社是组织起来了，但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即农民群众的觉悟）。结果是大家都想过得很好，但又想对公共事业少出劳动，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结果。于是党按照列宁指出的道路，把农民组织到劳动组合中，虽然集体劳动，但按付出的劳动取得报酬。这样，我们的集体农庄也就巩固了。
　　

赫鲁晓夫发动突然袭击(3)
赫鲁晓夫讲这番话也很不是时候。此时，庐山会议正处于由纠“左”到反右的转向阶段，毛泽东本来就因彭德怀在其信中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所非议而不满，恰巧此前彭德怀访问过苏联，这样使他产生了彭德怀与赫鲁晓夫是预先串通好，共同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发难的错觉。在他看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与成绩相比，不过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如今，彭在信中说“大跃进”是“有失有得”，赫鲁晓夫也以苏联历史上的公社垮台，来暗喻中国人民公社的命运。这样一来，不但促使毛泽东下决心在党内开展“反右倾”，而且也将赫鲁晓夫当做是国际上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总后台。
　　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的：“中苏两党两国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当时虽然没有发展为公开的争执，但它引发的风波却对中苏关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毛泽东始终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真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而赫鲁晓夫们所持的反对态度则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的公开批评更是粗暴地干涉中国的内政。但在莫斯科看来，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干了一件大蠢事，表明了他‘妄自尊大’，表明了‘他想使世界——尤其是社会主义世界——对他的天才和领导水平留有印象’等等。总之，此事对双方的领导人来说，留下的都是严重的‘恶感’，使得已经紧张的中苏关系变得更加紧张起来。”
　　1959年8月，中印两国军队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发生了武装冲突。赫鲁晓夫此时正在做访问美国的准备。得到这一消息，本已为台海危机对中国有一肚子气的赫鲁晓夫，这一次终于按捺不住了。为了在世人面前树立自己是“和平大使”的形象，赫鲁晓夫置中苏同盟关系于不顾，也不考虑中方的异议，就让塔斯社发表了一个表面上看是采取中立态度的声明，对中印边界冲突表示“遗憾”，并说中印边界的冲突，是“那些企图阻碍国际紧张局势缓和的人搞的”。不难看出，赫鲁晓夫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没有站到中国一边。这对于中国方面而言，是很难接受的。在中国方面看来，中苏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印度是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不帮社会主义国家说话，反而为资本主义国家说话，实在太不应该。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后，一直高唱“和平过渡”的高调，高喊“和平竞赛”的口号。在其“和平过渡”理论的支配下，苏联开始走上其自以为是的由苏美合作主宰世界之路。于是，赫鲁晓夫不断地向美国献媚讨好。1959年6月，苏联竟以苏美正在讨论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为由，下令停止向中国运送已装箱好的原子弹样品。
　　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说：
　　“我们的专家建议我们给中国人一枚原子弹样品。他们把样品组装起来并装了箱，随时可以送往中国。这时，我们负责核武器的部长向我作了汇报。他知道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我们专门开了一次会，决定该怎么办。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给中国送去原子弹，中国人一定指责我们违背协议，撕毁条约，等等。另一方面，他们已经开始了诽谤我们的运动，并且还开始提出各种各样令人难以置信的领土要求。我们不希望他们获得这样的印象，好像我们是他们驯服的奴隶，他们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而不管他们如何侮辱我们。最后，我们决定推迟给他们送去样品的时间。”①
　　

赫鲁晓夫发动突然袭击(4)
这对于赫鲁晓夫来说，也许是一直想做却未能做成的事情。可此举对中国原子弹的研制来说，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如果说，在此之前，中国领导人对赫鲁晓夫还多少抱有一些好感的话，到此时，不但好感已荡然无存，而且是十分不满了。
　　9月下旬，赫鲁晓夫在美国戴维营举行苏美首脑会谈后，兴冲冲地飞到了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典。
　　9月30日晚上，中国政府举行国庆招待会。赫鲁晓夫在招待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他在谈到社会主义力量空前强大之后，说了一段明显对中国不满的话：“我们应当对当前局势有现实的看法和正确的理解。这当然绝不是说，既然我们这么强大，就应该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人民将不会理解，也绝不会支持那些想这么干的人。”赫鲁晓夫此言一出，立即引起毛泽东的不快，并以在宴会上不发表讲话表示不满。
　　10月1日，赫鲁晓夫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毛泽东说：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决定把专家撤回去。
　　毛泽东淡淡地说：需要是需要，也没什么大关系。技术上能帮助我们一下更好。不能帮助就由你们考虑决定。
　　10月2日，中苏两党举行正式会谈。
　　赫鲁晓夫首先介绍了他此次美国之行的感受，认为同美国只能在经济上搞竞赛，搞和平竞争，不能搞武力对抗。毛泽东对此不冷不热地说：我们赞成你访美，赞成同美国搞和平共处，但美国究竟怎么样，不能看表面，应该看其帝国主义的本质。
　　赫鲁晓夫接着说：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还是要搞好，希望中国采取一些步骤来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又说：你们去年对金门打炮不是办法，台湾现在不能解放，索性像苏联内战时期对远东共和国那样处理。他还解释说，列宁当年同意成立远东共和国，是为了避免在东方同日本作战，中国也可以用这样的办法处理台湾问题。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同志，你把问题搞错了，你把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搞混了。一个问题是我们同美国的关系问题，这是国际问题；一个问题是我们跟台湾的关系问题，这是国内问题。我们跟美国的关系问题是美国侵略我国台湾，我们要求美国从台湾撤兵；我们同台湾的关系则是解放台湾的问题，这个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别人无权过问。
　　赫鲁晓夫又说：为了缓和同美国的关系，中国是不是可以把监狱里的几个美国人释放？在此之前，中国曾击落了一架美国间谍飞机，并俘虏了两名飞行员。
　　毛泽东说：放是要放的，但不是现在，而是在他们服刑期满的时候，或者是在他们服刑期间有好的表现因而提前释放的时候。这都要按照中国的法律办。
　　赫鲁晓夫又把话题转移到中国和印度的关系上，并说谁开第一枪我不知道，反正印度人被打死了。
　　

赫鲁晓夫发动突然袭击(5)
周恩来说：印度人先入境，打了12个小时，怎么能说我们错了呢？
　　赫鲁晓夫说：我打过仗，不管谁先开枪，反正印度死了人。又说：你们为之战斗的土地只是一块人烟稀少、荒凉的高地，边界也是几十年前确定的。
　　陈毅回答说：中印边界是英国在1914年用所谓的麦克马洪线确定的，这块土地是属于中国的，是英国人把它从我国手里夺走的。
　　赫鲁晓夫说：尼赫鲁是主张中立和反帝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应当积极同他搞好团结。苏联不同意采取任何疏远和削弱尼赫鲁在国内地位的政策。
　　陈毅回答说：我们对民族主义者的政策是既团结又斗争，而不是迁就主义的态度。
　　赫鲁晓夫又说：西藏问题你们不慎重，不该让###喇嘛跑掉。
　　毛泽东说：这么大的边境我们怎么能看得住他呢？
　　赫鲁晓夫又扯到炮击金门、马祖的问题。陈毅说：炮击金门是我们内部的事情，那是中国的领土。中印边境，明明是他们侵略，你却偏袒。炮击金门，难道你还要替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指责我们吗？
　　赫鲁晓夫听了之后脸马上就红了，竟然对陈毅说，论军衔，你比我高，你是元帅，我只是中将，但在党内，我是总书记。陈毅也不示弱，回答说：什么总书记，你说得不对，就不能听你的。
　　在这次会谈中，毛泽东并没有讲很多话。只是在陈毅这番话后，毛泽东才说：赫鲁晓夫同志，你这次来，给我戴了好几顶大帽子，我也送你一顶，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这顶帽子已是够重的了。
　　这次会谈，是中苏关系史上两国领导人第一次公开的争吵。虽然会谈之后赫鲁晓夫曾建议两方均撤销这一次会谈的纪要，但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已经难以避免了。赫鲁晓夫想得很天真，会议纪要固然可以撤销，但留在双方心中的阴影能一笔勾销吗？！他在离开北京到海参崴后，又指责中国领导人是“好斗的公鸡”。中国领导人听到这样的话，内心对赫鲁晓夫的反感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1959年12月的杭州会议上，毛泽东在一份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中，明确表达了他对赫鲁晓夫的厌恶。毛泽东写道：“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克思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不懂中国达到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他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
　　毛泽东还为赫鲁晓夫访美写了一首打油诗，以示对赫鲁晓夫的讽刺。诗是这样写的：“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一辆汽车几间屋，三头黄犊半盘银。举世劳民同主子，万年宇宙绝纷争。列宁火焰成灰烬，人间从此入大同。”
　　自此之后，中国领导人产生一个基本的判断，赫鲁晓夫可能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滑下去，而且这种可能性很大。
　　1960年2月，华沙条约国家召开政治协商委员会例会。中国照例派出观察员列席，这次派出的观察员是康生（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伍修权（中央委员）和刘晓（中央委员、中国驻苏联大使）。
　　

赫鲁晓夫发动突然袭击(6)
在讨论世界和平与裁军问题时，双方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苏联方面提出要通过裁军来实现“三无世界”，即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中国方面则认为，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变，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美帝国主义仍然是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全世界一切真诚为和平而努力的人们，有必要对美国的两面手法保持警惕。赫鲁晓夫认为，世界由此进入了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以建立持久和平的新阶段。中国则认为，国际局势出现了某些和缓的趋势，这是社会主义力量、民族革命力量和和平民主力量同帝国主义战争势力反复进行斗争的结果，是东风压倒西风的结果。苏联在会上宣布，将单方面裁军一百二十万，即裁去军队总数的三分之一；中国则宣布：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参加和它的代表的签字，有关裁军的国际协议和其他一切国际协议，当然都不能对中国具有任何约束力。
　　2月6日，《人民日报》同时发表《华沙条约缔约国宣言》和康生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将中苏两国在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方面的分歧公开地暴露出来。
　　1960年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利用列宁诞辰九十周年之际，发表文章阐述中共在时代、战争与和平、和平过渡、帝国主义的本质、列宁主义是不是过时等问题上的意见，开展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这年4月，也就在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的时候，中国方面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这些文章采取指桑骂槐的办法，表面上是批判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及其领导人铁托，实际上是批判苏共及赫鲁晓夫。
　　例如，《列宁主义万岁》这篇文章中，就有如下这样两段话：
　　“现代修正主义者，从他们对现代世界形势的荒谬论断出发，从他们的那种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已经过时的荒谬论断出发，企图在暴力、战争、和平共处等一系列问题上，根本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此外，还有些人，他们并不是修正主义者，他们是好心善意的人，真诚愿意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是面对着某些历史的新现象，感到迷惑，有了一些不正确的想法，例如他们中有人说，美帝国主义的原子讹诈政策的失败，就是暴力的终结。在我们彻底驳斥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谬论的同时，也应当帮助这些好心善意的人改正自己的不正确的想法。”
　　在文章的前面，已明确点名铁托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因此，文章中的“还有一些人”显然指的就是赫鲁晓夫等人。这就进一步暴露了中苏两党在重大理论问题上的分歧。
　　1960年6月20日至25日,罗马尼亚共产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
　　

赫鲁晓夫发动突然袭击(7)
会前,苏共中央于6月2日致函中共中央，建议利用罗共三大的机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中共中央收到苏共中央的建议信后，复函建议扩大与会成员，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且延期召开，以作充分的准备。后来经过协商，双方同意利用罗共三大各兄弟党派代表团到布加勒斯特的机会，就已经出现的分歧和召开兄弟党会议的问题，内部交换意见，但不作决定和不发表任何正式文件。
　　以彭真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在赴罗途中，于6月17日在莫斯科同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进行了会谈。科兹洛夫对于各国党代表会议召开的时间采取回避的态度，只说到布加勒斯特后再商讨。中共代表团感觉到里头一定有名堂，致电中共中央说，赫鲁晓夫可能要在布加勒斯特整我们，代表团已根据中央的方针做了后发制人的准备。
　　6月19日，中共代表团抵达布加勒斯特。随后几天，赫鲁晓夫一直不提召开兄弟党会议之事。直至22日下午，赫鲁晓夫才同中共代表团举行会谈。
　　在会谈过程中，赫鲁晓夫讲了一大堆十分难听的话，说什么你们搞大跃进，可是人民没有裤子穿，穷得要命。你们搞百花齐放，现在怎么样，还放不放？你们那么爱斯大林，把斯大林的棺材搬到北京去好了，我们可以送给你们。你们老讲东风压倒西风，就是你们中国想压倒大家，要压倒全世界。如此等等，这自然是中共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难以接受的。
　　6月23日下午，苏共代表团将一份注明日期为6月21日的《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交给了中共代表团。这份文件的中文译本长达84页，主要内容是反驳中共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中的观点。很明显，这个文件是事先准备好的，并且在发给中共代表团之前，已经发给了其他兄弟党代表团。当天下午19时，苏共代表团又给各代表团送来了由其起草的会议公报草案。
　　在24日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赫鲁晓夫煽动大多数党向中共代表团进行围攻。赫鲁晓夫给中共扣上了一系列的大帽子：“教条主义”、“拒绝和平共处”、“希望战争”、“制造紧张局势”、“‘左倾’冒险主义”等。
　　据代表团成员伍修权回忆：
　　“当时的气氛，真有一股‘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我们代表团一时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由于苏共历来的地位和威信，许多党还是跟着他们跑的；有的原来同我们关系较密切的党，由于事情发生得比较突然，一时也无法表示态度；就连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代表团团长卡博在听了我们的申述后，也只是模棱两可地说什么‘如果情况确实如中共代表团所说的那样的话，那么中国同志的立场就是对的’。换句话说，如果情况不是这样，中国党也可能是错误的。所以在当时的会议上，我们只有阿尔巴尼亚半票的支持。”
　　

赫鲁晓夫发动突然袭击(8)
代表团同时将上述情况报告了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很快发回指示，要求代表团做到坚持团结，坚持原则，留有余地，后发制人，对赫鲁晓夫仍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
　　6月25日，中共代表团通过会议执行主席罗共总书记乔治乌·德治向各代表团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说：
　　“中共中央认为，苏共中央代表团赫鲁晓夫同志在这次会谈中完全破坏了历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兄弟党协商解决共同的问题的原则，完全破坏了在会谈以前关于这次会谈只限于交换意见、不作任何决定的协议，突然袭击地提出了会谈公报草案，对这个公报的内容没有预先征求兄弟党的意见，而且在会谈中不允许进行充分的正常的讨论。这是滥用苏联共产党从列宁以来长期形成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信，极粗暴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种态度同列宁的作风毫无共同之处，这种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先例。”①
　　声明认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应当采取严肃的态度，进行认真的思考和同志式的讨论，但是赫鲁晓夫采取的却是家长式的、武断的、专横的态度，他在实际上把苏联共产党同各国党的关系不是看成兄弟党的关系，而是看成父子党的关系，“企图使用压力使我们党向他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我们在此严正地声明，我们党只信服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而决不会向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
　　声明明确表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取决于各国人民的要求和斗争，取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而绝不是取决于任何个人的指挥棒。中国党和赫鲁晓夫之间的分歧意见，从两党的整个关系说来，仍属部分性质。希望能找到机会，进行平心静气的同志式的交谈，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意见，使中苏两党的关系更加团结和巩固起来。
　　赫鲁晓夫见中共中央代表团毫不屈服，就在会议结束时，肆无忌惮地对中共大加攻击，称中共是“疯子”，“要发动战争”，“纯粹的民族主义”，对苏共采取“托洛茨基方式”，等等。一些紧随苏共的党，也跟着起哄，指责中国党是“教条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假革命”、“宗派主义”、“比南斯拉夫还坏”等。
　　针对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中共代表团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彭真在即席发言中强调：赫鲁晓夫的这种只准自己为所欲为，听不得别人意见，不准别人为自己辩护的做法，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完全违背了国际关系和党际关系准则。他还借用亚里士多德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来表达中共对苏共的原则立场。
　　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赫鲁晓夫没有得到任何便宜，但他并不甘心，于是来了个一不做二不休，采取一系列的严重破坏中苏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的举动。
　　

赫鲁晓夫发动突然袭击(9)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通过其驻华使馆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包括军事方面在内的苏联专家和顾问，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将被召回去他们的祖国。”不等中国答复，苏联政府在7月25日又通知说，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均将于7月28日至9月1日离境。同时，苏联还片面中止派遣按照两国协议应该派遣的900多名专家。
　　7月31日，中方复照苏方，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召回专家的决定，表示愿意挽留在华工作尚未期满的全部苏联专家，继续按原定聘期在中国工作。但是，苏方以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在一个月的短期内，撤走了在中国帮助工作的1390名苏联专家，撕毁了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定和两国科学院签订的1个议定书以及300多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00多个科学技术项目。
　　苏联专家分布在中国经济、国防、文教、科研等部门的20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他们的撤走，使中国一些重大的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中途停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被迫停工，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产。
　　对于赫鲁晓夫这种背信弃义的做法，中共中央后来在给苏共中央的信中说：“在中国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时候，你们乘人之危，采取这样严重的步骤，完全违背了共产主义的道德。”
　　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固然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但是坏事也能变成好事，通过这件事进一步激发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四年后，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又过了两年，中国的氢弹试验也成功了。毛泽东在谈及这件事时，以幽默的口吻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四清”性质的高层分歧(1)
毛泽东对社教运动中的一些提法和做法提出了尖锐批评，指责“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还谈到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
　　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总结前一阶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对社教运动的看法出现了严重分歧。
　　12月15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就各地社教运动中反映出的一些问题，提请会议讨论。
　　刘少奇说：“陶铸同志有一封信给我，提出了一个农村新兴的富裕阶层、特贫阶层的问题。还有一些地方提资产阶级分子。农村里面用不用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名字？还是叫贪污犯分子、投机倒把分子？”
　　毛泽东说：“恐怕农民他不懂得什么叫资本主义。你讲投机倒把，讲贪污盗窃，他懂得。”
　　刘少奇又说：“看来，工作队的骨干力量不够分配，领导不很强。是不是战线过长了？是不是需要缩短一些战线？如何缩短？”
　　毛泽东说：“缩短容易嘛，你一缩就行了。”
　　刘少奇接着说：“有些地方提出，机关家属里面很多恶霸、地主、富农、四类分子。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毛泽东说：“也没有那么多。全国人口几亿，那些人总之是什么几百万、千把万嘛，又散在各地。清是要清，多是不多，有是有。”①
　　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刘少奇提出的问题并不很热心，且隐隐约约表现出对刘少奇有看法。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情绪，在此之前也有所流露。
　　1964年11月底，一次听取工作汇报时，毛泽东对刘少奇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对于毛泽###然提出这个问题，刘少奇并无准备，只得说：我搞不来这么多，“四清”我管，“五反”（谢）富治、彭真多管，经济工作由小平、总理管。毛泽东说：还是你挂帅，小平做秘书长。他们这些人很忙，否则哪个也统不起来。②
　　毛泽东说刘少奇“厉害”，也是事出有因。毛泽东曾一再要求干部下去蹲点，可有些干部就是不下去，他也似乎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而刘少奇负责“四清”一线工作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对一些干部进行严厉批评。刘少奇还不止一次地讲，不下去蹲点的干部，不能作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不能当部长、当司局长，也不能当中央委员。他还对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讲过同样的话。这样一来，不长的时间，就有180多位正副部长、1000多名司局长离开机关下去蹲点了。刘少奇还讲过，现在搞社教运动，过去搞调查研究的办法不行，得学会扎根串联。这样的话传到毛泽东的耳朵，也就难免产生某种不快了。
　　

“四清”性质的高层分歧(2)
12月16日之后，会议是上午小组讨论，下午举行全体会议。两年多的社教运动的结果，不但未能解决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反而发现形势越来越严峻。在会上的发言中，中南局的陶铸提出，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的三分之一打不住。西北局的刘澜涛说，县以上烂掉的有严重问题的在50%以上，基本形式是滥用职权，包庇坏人，反革命，自己可能是反革命。华北局的李雪峰说，情况愈摸愈严重，“四清”、“五反”如此。山西8个重点县县委，已烂掉3个，常委72人有问题的38人。①浙江省第一书记江华则在给中共中央的一个报告中说，很多基层单位已经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其比例已不止三分之一。
　　12月20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会议开始时，毛泽东要刘少奇主持会议，刘少奇执意不肯。毛泽东就要刘少奇先讲话。
　　刘少奇一开始就提出：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究竟是富裕农民阶层同广大贫下中农的矛盾，还是原来提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同群众的矛盾？
　　毛泽东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农村的问题是这一批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死。他又说：地主富农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显然，毛泽东认为这一次要解决的是这些“当权派”的问题。
　　刘少奇似乎没有跟上毛泽东的认识，继续说：对当权派，这是头一仗。但他们后头有地富反坏。
　　毛泽东说：漏划地富变成中农，变成贫农，有的当了共产党，因为他漏划了。那也是一种当权派。
　　刘少奇又提出主要矛盾问题，毛泽东说：还是讲当权派，他要多记工分，五大领袖嘛，五大领袖难道不是当权派？
　　毛泽东又说：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五大领袖和跟当权派走的。不管你过去是国民党共产党，反正你现在是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整我们这个党。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提出：搞的结果，户数不超过百分之七，人数不超过百分之十。他说：我提出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的，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百分之二十，七亿人口就有一亿四，那恐怕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农民起来，红了眼，影响到你们，你们走群众路线嘛，就站到群众那方面，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他还说：那些贪污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们的群众就多了。贪污一百块钱到一百五十块钱的解放出来，就解放了百分之八十。
　　刘少奇始终放不下主要矛盾问题，又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并认为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毛泽东答非所问地说了一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四清”性质的高层分歧(3)
这时，彭真插话说：总的提法，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还是我们七届二中全会提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间，是“四不清”、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主要整干部。整个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这个整个的提法和这次运动的提法要分一下。这也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的一种形式。
　　毛泽东说：一个新生，一个漏划，一个坏掉，这是对当权派的分析。杜甫有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四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几句话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
　　刘少奇又说：“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这时，参加会议的一位省委书记问：矛盾的性质是什么？刘少奇脱口而说：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立即反问道：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刘少奇说：总不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说：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搞个资本主义就差不多了。我们搞了民主革命，就为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
　　刘少奇解释说：政治、经济、思想、组织“四不清”，有人民内部矛盾，有敌我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12月26日，是毛泽东71岁生日。建国之后，毛泽东没有公开为自己做过生日，但这一次，他主动提出要请一些人吃饭，并亲自审定了请客名单。吃饭是在晚上进行的，参加者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部分劳动模范和科学家，以及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共40多人。
　　毛泽东一走进宴会厅，就说：“今天不是请客，更不是祝寿，我拿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也算是实行‘四同’吧！”接着又说：“不能光吃饭，还要讲讲话呀！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现在社会主义教育刚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说我是教条主义，就算教条主义吧。教条主义什么时候变？一万年也变不了。我们写文章打仗，不会死人的。”
　　毛泽东接着说：今天是我的生日，过了年就71岁，我老了，也许不久就要去见马克思，所以今天请大家来吃顿饭。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党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他们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5月、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我还担心党中央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出现标志着资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的兴起。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依靠他们。
　　

“四清”性质的高层分歧(4)
这是一次气氛紧张的生日宴会。据参加宴会的薄一波回忆：“在12月26日这一天，毛主席邀请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各大区负责同志及少数部长、劳模、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过了生日。毛主席让几位科学家和劳动模范跟他坐在一桌，其他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同志坐在别的桌子上。他一开始就讲：今天我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有做什么工作。随后就陆续批评社教运动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和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席间鸦雀无声。”
　　又据参加宴会的曾志回忆：“吃饭过程中，主席一边喝酒，一边谈话，这晚话说得格外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时间久远了，我已记不全主席谈话的内容，但有句很厉害的话我却至今记忆犹新，那就是‘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那晚丝毫没有寿宴的气氛，个个都紧张而困惑，主席这是怎么了？室内一点声音都没有，安静得怕人，只听主席一个人在那里嬉笑斥责，根本不敢去做任何的猜想。陶铸后来说：‘我们那时哪敢往少奇身上想啊。’不幸的是，主席矛头所指，恰恰就是刘少奇。”
　　12月27日，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主要是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个文件共有十七条，故简称为“十七条”。这十七条即：运动性质，统一提法，工作方法，抓全面，时间，宣布对隐瞒土地的政策，财贸部门的工作要同“四清”运动相结合，工作队队员，集团问题，给出路，“四清”要落在建设上，生产队规模，基层干部任期，监督问题，四大民主，工作态度。最后一条是讲以上各条原则适用于城市的“四清”运动。
　　文件第一条就是讲运动的性质，并列举了几种提法：（一）“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二）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文件认为，后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并且强调：“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这天的会议上，陈伯达就矛盾问题作解释时说：主席根据大家的意见作了总结，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哪个时代没有？党内外矛盾交叉，党内有党，国民党也有这个问题。说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叉，也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要概括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毛泽东插话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董必武在发言中说，文件规定县以上干部定期调换好。毛泽东说，现在十五年了，成了独立王国，北京，我说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两个独立王国，你们去猜，我不讲了。②
　　28日的会议仍是围绕“十七条”的内容进行讨论。这天的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会前，他向工作人员要去了两本书，一本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文件》，一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将之带入了会场。在罗瑞卿、陈毅、谢富治等人发言后，毛泽东作了讲话。
　　

“四清”性质的高层分歧(5)
关于“四清”的性质问题，毛泽东说：这么规定可不可以？有三种提法，是前两种提法较好，还是第三种提法较好？我们常委会谈过，也跟几位地方的同志谈过，恐怕还是以第三种提法较好。因为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称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
　　“十七条”中的第十六条规定，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干部在工作态度上，必须“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特别是对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把自己的话说完。”毛泽东对此表示：就是要讲民主。天天说讲民主，天天不讲民主。有那么一些同志，叫别人讲民主，自己就不讲民主。
　　毛泽东讲完后，其他人又对“十七条”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就在讨论快要结束的时候，毛泽东拿出了带来的那两本书，并且又讲话了，而且语气很严肃。他说：我是没有话了。如果还要讲几句，就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有一本书，叫《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文件》，第100页到第104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的第一条，这个条文叫第八十五条，中间讲到，“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然后第八十七条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比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有没有出版自由？最后，毛泽东说：同志们有话没有？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要耽误你们的时间，我又变成个官僚主义。
　　毛泽东讲这番话时，着实一时让与会者摸不到头脑。其实，他是有所指的。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前，负责会议组织工作的邓小平考虑到这是一般性质的工作会议，曾向毛泽东提出，如果事情忙，可以不参加会议。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刘少奇讲话时插话，刘少奇没有意识到毛泽东准备的讲话比较长，只讲了一个开头就将其打断了。对这两件，毛泽东很不满意。
　　这天的会议通过了修改后的“十七条”，并于同一天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十七条”提出：社教运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在幕后的，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在上面的，有中央部门、省、地、县、区、社的那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十七条”规定，今后城市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简称“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
　　“十七条”规定了社教运动的具体方法，这就是：（一）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二）在贫下中农那里，扎根串联，发动群众，组织阶级队伍，这是主要的。（三）讲文件，要抓要点，要讲两条道路的斗争，讲阶级斗争。要结合运动的发展，该讲什么就讲什么。（四）在运动中，要抓生产，抓当年分配（生活问题）。不抓生产和分配的问题，势必脱离群众。（五）看待干部，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对他们，要采取严肃、积极、热情的态度。对于有错误的干部，要鼓励他们交代问题，揭露问题，改正错误。（六）对严重“四不清”的当权派，也要见见面，宣布来意，向他们做工作。（七）情况要逐步摸清。可能有以下四种：好的，比较好的，问题多的，性质严重、烂掉了的。
　　

“四清”性质的高层分歧(6)
“十七条”还就如何兼顾点和面的关系、运动的时间、对隐瞒土地的政策、工作队的成员、集团问题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
　　按照预定的时间，中央工作会议到这一天就算结束了，参加会议的省委书记们也开始陆续返回。可是，过了两天，中央办公厅又忽然通知各地，“十七条”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中央工作会议则在1965年元旦后继续召开。
　　原来，毛泽东对会议就这么结束不满。据曾志回忆：会议结束后江青请陶铸夫妇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看京剧《红灯记》。演出前，陶铸夫妇在休息室里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有参加呢，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尿！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些话的嘛！”毛泽东又问：“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陶铸回答说：“有的走了。”毛泽东说：“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
　　1965年1月3日，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国家领导人，刘少奇继续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人大那边的会一开完，刘少奇就赶忙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刘少奇主持“四清”运动的一些做法，作了不点名的批评。
　　毛泽东一开始说：有的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1万5千人，搞一个小县，28万人口，搞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40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可以去学嘛。
　　毛泽东讲到的“一个小县”，是指河北新城县。毛泽东认为，集中这么多工作队员在一起搞运动，人太多了，既没有必要也不需要这么多。运动不应该只依靠工作队，应该依靠百分之九十上的干部和群众。他说：扎根串联，冷冷清清，这个空气太浓厚了。这样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现在这个搞法同我们过去搞的不一样。我看方法要改变。
　　毛泽东接着说：要那么多工作队干什么？小站一个陈伯达就行了。他扭过脸问刘少奇：你在安源不就是一个人去的吗？还说：反人家右倾，结果自己右倾。
　　他又说：（应该）一进村就宣布几条，开门见山。一条是对社员宣布，我们不是来整你们的。我们是整党、整干部队伍。对干部也要宣布来意。小队、大队、公社干部，无非是大、中、小、无，多吃多占，有多的，有少的，也有没有的。贪污几十块、百把块、两百块的，他们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众批准，拉倒！其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的怎么办？坦白退赔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块的也可以赦免。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当干部。
　　毛泽东还表示，运动中发动群众，要做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领导群众起来斗争，不要读文件，不要人多，也不要像以往那样扎根串联，“四清”只清干部，只清少数人，不清社员。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
　　

“四清”性质的高层分歧(7)
过了一天，即1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再次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继续对刘少奇进行不点名的批评。他说：我听说有六怕，一怕扎根串联，二怕沾干部等，所有的怕，都是怕右倾来的。怕右倾成为一种框框。还是江苏那句话，有啥反啥，有多少反多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现在的问题是工作队的人数很多，按兵不动，人海战术。
　　毛泽东说：现在，有些人好像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就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漆黑一片嘛！干部贪污几十元、百把元、几百元的还是多数嘛，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好的，是可以争取的。王光美去的那个大队，我数来数去，贪污上千元的只有四个人，没有第五个人嘛。
　　会上，有人提出，运动的时间是否可以缩短一些，毛泽东说：时间问题，全国六七年搞完不要改了，可以提早。这句话写上去是为了防止急躁。事实上，一个单位只要几个月就行了。搞运动首先要依靠群众，再就是依靠放了包袱的大多数干部，第三才是依靠工作队。工作队也要依靠前两者。
　　毛泽东还讲到了矛盾的性质问题。他说：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那个时候还没有修正主义。八大一次会议、二次会议都是那样说的。杭州会议制定十条（按：即“前十条”），一直都是搞社会主义，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交叉？哪里的那么多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的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讲到这里时，刘少奇对毛泽东说：对于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要消亡了，怎么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像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当即说：怎么没有？张霖之就是。
　　张霖之时任煤炭部部长。经毛泽东这么一说，刘少奇不敢再说了。
　　毛泽东如此尖锐地批评刘少奇，除了在主要矛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及如何搞法这些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这个主要原因外，也与当时正在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各地反映的情况有关。在这次人大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充分肯定了调整国民经济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与会代表也都认为各方面的形势越来越好。在这天的会议上，宋任穷在讲话中说，现在形势一年比一年好，生产一年比一年好，毛泽东插话说：“在人代大会上讲的一片光明，在工作会议上讲的一片黑暗，对不起头来嘛！”正如薄一波在其回忆录中所说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这种气氛，各地对‘四清’运动中‘左’的做法的反映，都很容易引起毛主席对少奇同志的不满。”
　　

“四清”性质的高层分歧(8)
这天下午，毛泽东还将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找去谈话。毛泽东说，人代会上讲的一片光明，党内开会一片黑暗。过去看不到蚂蚁（指阶级斗争），现在又说满地是蚂蚁。他还谈到了打歼灭战的问题，认为一个地方集中的工作队员太多了，并强调要依靠干部的大多数，要允许人家革命，在这个地方不行，可以到别的地方去革命。
　　1965年1月6日，已经回去的省委书记们又陆续来到北京，继续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又多次讲到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并对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人作了批评。
　　1月13日，毛泽东在同一些省、自治区负责人谈话时说：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我总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京，经过许多地方都没有听到反应。
　　第二天，毛泽东在各中央局书记会议上说：1963年5月杭州会议写出了第一个“十条”，为什么刚过了三个月，9月北京又搞了个“十条”。只有三个月，有那么多经验？
　　1965年元旦之后的中央工作会议，主要内容是修改“十七条”，这项工作主要由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负责。经过一个星期的讨论、修改，原来的“十七条”变成了“二十三条”，文件仍定名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当然，这个文件不但条文有了增加，更重要的是内容有了很大的变化。
　　“二十三条”与“十七条”比，增加了“形势”，“搞好运动的标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抓面的工作”，“干部问题”、“建立贫下中农协会”和“思想方法”等七条，去掉了“集团问题”这一条，全文共###。
　　在“二十三条”的修改过程中，毛泽东亲自对文件作了多处修改，并加了一段措辞很严厉的批语，如：“不是说什么社会里‘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是说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从字面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能用；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②
　　“二十三条”提出，绝大多数农村基层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对待干部要一分为二，要采取严肃、积极、热情的态度，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是多数；对于那些犯轻微“四不清”错误的、或者问题虽多但交代好的干部，要尽可能早一点地解放出来，逐步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四清”工作要走群众路线，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也不要搞人海战术。“四清”要落在建设上面，增产要成为搞好运动的标准之一。这些规定，对于纠正1964年下半年社教运动中的许多“左”的做法，维护农村的稳定，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二十三条”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四清”运动中“左”的指导思想，相反，它认为“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恢复资本主义。这种阶级斗争势必反映到党内”。并且强调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这就把斗争的矛头尖锐地对向了党的各级领导人，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四清”性质的高层分歧(9)
“二十三条”去掉了原“十七条”中关于“扎根串联”的相关内容，代之以“在整个运动中，省、地、县级党委和工作队，必须逐步做到，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包括放了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等规定。
　　此外，“二十三条”规定，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城市中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去称为“五反”运动，以后通称“四清”运动，取消“五反”的名称。
　　1月14日，此次历时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终于结束了。可是，这次会议却造成了毛泽东和刘少奇这两位主要领导人之间巨大的裂痕。经历了这次会议的许多人都为这种情况的出现而忧心忡忡。会议期间，朱德、贺龙等人找到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刘少奇也为此主动找毛泽东谈话，并作了自我批评。他还在自己家里举行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参加的党内生活会，听取他人的批评和帮助，并且让陈伯达将每天生活会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①然而，刘少奇的这些努力，并非达到了他所期望的效果。中央政治局在开会时，刘少奇检讨说：对主席不够尊重。毛泽东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事已至此，两位伟人之间的裂痕已是无法弥合了。
　　经历了这个过程的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毛主席1966年8月5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那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把‘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少奇同志的一条罪状。10月25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回顾说，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1970年12月18日，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印发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并且规定：“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
　　1月2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宣传〈二十三条〉的通知》，要求点面结合对“二十三条”进行广泛宣传，点上要传达到全体“四清”工作队员，面上要向所有的干部群众进行宣传。中共中央还要求将文件印成布告，发给农村的每一个党支部和每一个大队在室内张贴，在城市的一切工厂、机关、学校、街道的支部和军队的连一级单位也要在室内张贴，以教育和鼓舞广大人民，孤立极少数社会主义事业的敌人。
　　

“四清”性质的高层分歧(10)
随后，各地立即开展了对“二十三条”的宣传贯彻，并对前一阶段运动中的过“左”做法有所纠正。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北京市委就召开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精神，讲解“二十三条”。参加会议的多数人认为，这个文件的主要精神是反“左”，理由是：一是文件说明了运动的性质，规定了主攻点，纠正了打击面过宽的“左”的做法；二是规定对农村基层干部的看法要一分为二，特别是指出好的、比较好的干部是大多数，纠正了“左”的估计；三是工作方法是提出要三结合，就是要团结大多数，不整社员，反对简单粗暴；四是对于“四不清”干部的经济问题，由过去的退赔改变为表现好的可以减、缓，问题虽多但表现好的还可以解放出来；五是文件强调了要发扬民主，强调要耐心听取不同意见。②可见，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来说，他们对于“二十三条”所关注的，并不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如何尽早地解放一批干部，改变以往运动中的一些过“左”的做法。
　　1月25日，北京市委在通县召开“四清”广播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四清”地区的全体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社队干部，工作队员，少数中农积极分子，进步的地富子女，干部家属，社办企业、事业单位、农村基层财贸及文教单位的职工，共有11万多人，分别在61个会场集中。会议开始后，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全文宣读了“二十三条”。接着，彭真联系通县的“四清”情况，讲解了“二十三条”，确定了今后运动的搞法。彭真说：阶级斗争的形势是严重的，但是，“四不清”干部，混入干部队伍中的地、富、反、坏分子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好的或者经过教育、帮助可以改造好的；运动要依靠大多数群众，依靠大多数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有错就改，一切有错误的人都要改，对犯错误的干部，要采取团结——批评——团结和惩前毖后的方针，群众犯了错误也要改；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要抓紧生产，不可放松。
　　1月28日至31日，北京市委把通县“四清”地区的县、社、队干部二万多人，集中到县城，由市委领导统一动员，县委组织“洗手洗澡”、“放包袱”。会议首先重读“二十三条”，播放了彭真25日的讲话录音。接着分别由社队干部自己主持，由有问题的干部自己主动交代，然后举行从宽处理大会，选择十名自动交代重大贪污行为的干部作典型，宣布从宽处理。从宽处理大会之后，到会的22000名社队干部中，新交代和补充交代各种问题的有12000人，交代出贪污盗窃粮食27万多斤，现金22万多元，使大多数干部放下了包袱。
　　2月25日，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通县试点地区“四清”运动最近情况的报告》。3月3日，中央书记处讨论农村“四清”问题时，肯定了北京市的做法。第二天，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刘少奇、邓小平还将彭真在通县“四清”广播大会上的讲话录音批转全国。
　　

“四清”性质的高层分歧(11)
5月8日和5月10日，湖北省委和河北省委分别就今后农村“四清”运动的部署问题请示中共中央。湖北省委在请示报告中提出，以县为单位，集中省、地、县各级党委的力量，今冬明春在面上进行初步的“四清”，然后在一个区或几个区进行系统的“四清”，解决在初步“四清”中没有解决的问题和落后社队的问题。河北省委的部署是以地委为单位，每个地委搞几个县。两个省委都提出要在1967年年底基本完成农村的“四清”工作，在农忙季节搞好县、区、社的“四清”，在冬春农闲季节，搞好农村“四清”。中共中央同意了湖北和河北省委的部署，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参考湖北、河北的报告，作出本省、市、区的“四清”部署，同时要求在符合六条标准的条件下尽可能快一点地完成农村的“四清”运动。
　　到1965年上半年，全国已有649个县结束了“四清”，占总数的32%。已经基本结束的有北京、上海两市，完成了40%以上的有河北、辽宁两省。从1965年下半年起，毛泽东对“四清”运动已不大感兴趣，认为“四清”也好，与“四清”同时进行的文化领域的大批判也好，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反修防修”问题，转而酝酿发动一场新的自下而上的运动，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
　　

罗瑞卿遭打倒内情(1)
在1965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被免去在中央的职务，理由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
　　林彪为什么要打倒罗瑞卿呢？罗瑞卿自己在1978年的一次讲话中说：“是因为林彪要拉我入伙，我不干。”
　　或许是历史的巧合，在1965年11月10日，即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同一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被免去在中央的职务，名义上是调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实际上是隔离审查。理由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
　　所谓“窃听器”，其实是录音机。以前毛泽东讲话没有现场录音，手工记录既不准确且事后整理还找不到依据，这使时任中办主任的###很伤脑筋。一次毛泽东同外宾谈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真老虎的问题，因事先安排了录音机，后来在整理成文字时很准确，还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此后，在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讲话时，都尽量安排录音，但有时领导人讲话不是那么很正式，面前摆一个录音话筒也感到不舒服，于是有关工作人员就用花之类的东西将录音机挡着。其实这完全是工作需要，根本不存在“私设窃听器”的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的冤案进行了复查，中共中央办公厅写了复查报告，经中央书记处批准给予彻底平反。复查报告指出：“###同志原在中办机要室的录音工作上，从来没有搞过阴谋活动。过去在党内外公布的有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所谓错误，是不存在的。”
　　在江青等人频频活动于密室、点火于京沪之时，一向善于观风察色的林彪，也认为机会到了，开始施展阴谋手段整人了，并首先将矛头对向了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
　　林彪与罗瑞卿长期是上下级关系。罗比林大一岁，但林一直是罗的上级。林任红四军军长时，罗是其手下的第十一师师长。林任红一军团军团长时，罗任军团保卫局长。红军长征到陕北后，林任红军大学校长，罗任教育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两人没有在一个地区工作。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取代彭德怀任国防部长，原总参谋长黄克诚因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而被免职，经林彪向中共中央提名，罗瑞卿由公安部长职位调任总参谋长。
　　起初，林、罗工作上相处尚可，但从1961年起就有点矛盾。1964年以后，林彪在几个重要问题上逐渐对罗瑞卿心怀不满，以致发展到恨之入骨的程度。1965年秋，林彪对陶铸说：1960年，罗瑞卿对我的合作是好的。但是从1962年起，就开始疏远我、封锁我，到1965年便正式反对我了。
　　是什么原因导致林彪对罗瑞卿不满呢？林彪垮台后，罗瑞卿曾在一份材料中写道：“那么，在什么一些事情上，我触怒了他呢？因为他总是有什么病，经常不在北京，有些事我就请示主席办了，或者主席有什么指示，我就布置执行了。有些重大一点的事情，事后报告了他。有些事当时因为照顾他的病，也没有告诉他，我想，这样办，我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没有错误，因为主席不仅是党的主席，而且是党的军委主席。他对我不经过他就直接向主席请示决定问题，表示不满，但又说不出口，我是感到了的。”
　　

罗瑞卿遭打倒内情(2)
林彪对罗瑞卿表露出明显的不满，是从1964年的全军大比武开始的。为进一步促进部队的军事训练，1964年春，中央军委决定在全军举行一次比武活动。1964年6、7、8月期间，全军分18个区举行了比武大会，参加比武和表演的有万余名干部、战士和民兵，军内外参观的干部近10万人。
　　1964年6月15日和16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北京部队和济南部队的比武表演。毛泽东对这次比武活动评价很高，并指示要在全军普及“尖子”经验。
　　这次全军大比武对于提高全军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但这一做法却并不符合林彪此时的治军思路。1960年，林彪曾提出部队的政治“四个第一”的观点，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全军大比武显然与他的“四个第一”不一致。因此，对于这次全军大练兵和大比武，林彪起初采取的是静观的态度。后来觉得有文章可做，就派叶群等人到广州军区当年他参加南昌起义时所在的连队等基层单位搞调查。调查中发现有些单位军事训练占用的时间多了一些，比武中个别单位有锦标主义、形式主义等问题。于是，林彪、叶群抓住这些问题不放，指责大比武是单纯军事观点，冲击了政治。
　　1964年11月30日，林彪借全军组织工作会议召开之机，提出了“突出政治”。他说：“各级党委一定要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首要地位，一定要突出政治”。12月29日，林彪又紧急召见总政治部领导人，批评说：现在出现了不好的苗头，军事训练搞的太突出，时间占的太多，军政工作比例有些失调，冲击了政治。林彪还强调，军事训练等“要给政治工作让路”，“时间上谁让谁的问题，基本上要确定一个原则：让给政治。”他甚至说，军事训练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并要求1965年应当着重抓政治。林彪的讲话作为《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标》下发全军贯彻执行。在林彪的压力之下，大比武活动就这样偃旗息鼓了。
　　罗瑞卿不同意林彪对大比武的批评，认为“1964年军事训练工作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年”，“去年是不是冲击了政治、冲击了学毛著？主要的不是，有一些是，主要的我看不是。”对于林彪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罗瑞卿说：政治“也不能乱冲一气”。以后，罗瑞卿又多次提出，不要搞空头政治，说：“如果单纯把政治搞好，别的都不好，垮下来，这种政治恐怕不能算政治好，是空头政治，哪里有这种政治!”“军事训练搞不好，浪费事小，打起仗来就要亡党亡国”。
　　本来在大比武这件事上，林彪就认为罗瑞卿不听话，同他有二心，产生了要将罗整下来的想法。1964年5月，毛泽东提出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要求每个人都要准备接班人，还要有三线接班人。在贯彻执行毛泽东指示的过程中，罗瑞卿曾就新老干部交替问题向林彪作过汇报，并曾讲过有些老干部应当主动“让贤”之类的话。一向多疑的林彪听了，认定这是罗瑞卿要他让贤，更坚定了打倒罗瑞卿的决心。
　　

罗瑞卿遭打倒内情(3)
可是，仅一顶“不突出政治”的帽子，还不足以整倒罗瑞卿。于是，从1965年下半年起，林彪就授意李作鹏等人写揭发罗瑞卿的材料。1965年11月30日，林彪写信给毛泽东说：“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的情况，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呈送材料，并向主席做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以随时到来。”
　　同一天，叶群坐专机到杭州，单独向毛泽东作了几个小时的汇报，至于汇报的内容，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的话说：“现已无从知道。”因为汇报是单独进行的，自然没有留下记录。但据几天后叶群在上海会议上的发言了解，揭发的内容大致是罗瑞卿要夺军权，罗瑞卿一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存在单纯军事技术观点等。
　　当年中央警卫团负责人张耀祠曾安排叶群向毛泽东汇报，因为叶群谈话的时间太久，他还三次进去催叶早点结束谈话。据他回忆：
　　三次催叶群，只听到她的话头话尾。联系起来看，是叶群向毛主席告罗瑞卿的状。她对主席说：“我过去对罗瑞卿是毕恭毕敬的，没想到罗瑞卿跟林彪的关系搞得这个样子。”
　　叶群又说：“罗瑞卿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了公安大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他的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国防部长让给他。”“林彪的位子让给他没关系，但会不会发展到‘逼上夺位’的程度呢，我想是会的。主席，他是两个眼睛盯着这个位置的。”叶群还罗列了罗瑞卿的一些罪名，她说：“罗瑞卿反对林彪‘突出政治’，他说，‘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应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路。’”
　　在叶群来杭州前几天，罗瑞卿也到了杭州。11月25日下午，毛泽东接见柬埔寨的朗诺将军，罗瑞卿在参加接见时见到毛泽东，并且说：“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已要了一本，还没看。”毛泽东只向他笑了笑，没有说什么话。当晚，江青见到罗瑞卿又说：“北京各报至今都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知道为什么？”还说：“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罗瑞卿听江青讲完这几句话后，回到住地即给彭真打电话，说：“姚文元写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同毛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毛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的。我已要《解放军报》转载，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家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11月29日，《解放军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11月28日，罗瑞卿离开上海去苏州看望林彪，行前将他这一想法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鼓励说：“去看看好，去看看好。”可见此时的罗瑞卿根本就没想到林彪要对他下手，毛泽东对他的态度也没有什么变化。
　　
罗瑞卿遭打倒内情(4)
林彪、叶群的诬告显然产生了作用。12月2日，毛泽东在兰州军区第55师的一个报告上写了如下一段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
　　12月8日至16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是一次比较独特的常委扩大会，参加会议的人员，既有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有书记处成员，还有军委委员和军队的负责人，作为林彪办公室主任的叶群和总参作战部的一位副部长也参加了会议，除了少数人外，大多数与会者事先并不知道会议的内容，开会时才知道是批判罗瑞卿。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曾讲到这样一个细节：贺龙接到通知到上海开会，问通知人开什么会，对方回答说，去上海就知道了。秘书问他，去开会总要带点文件，带什么？贺龙说，带上地图去，他还以为是讨论军事上的事。到了上海后，刘少奇见到贺龙，问贺开什么会，贺说，奇怪，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够知道呢？
　　会议分为三个小组，组长分别是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叶群在会上分三次作了近十个小时的发言，据参加这次会议的杨成武回忆：
　　小组会由周恩来主持。他宣布开会后，叶群首先发言，她是做了充分准备的，讲得有声有色，说：“罗长子反对突出政治，他胡说既要突出政治，也要突出军事，军事政治都重要。搞折中主义。”
　　“翟月英（按：刘亚楼夫人）对我讲，刘亚楼在病重时要她把罗瑞卿的四条意见转告我叶群。四条意见是：
　　一、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林总也是要退出政治舞台的；
　　二、要我照顾好林总身体，劝林总多管一管中央的工作；
　　三、部队的事情让他罗瑞卿负责；
　　四、这件事办好了，罗瑞卿不会亏待我叶群。
　　我当时就把她的话顶了回去，没想到后来刘亚楼又找101（林彪代号）当面谈。”
　　“还有一次，罗长子到林总这里汇报工作，林总身体不好，没有听完就让走了。他在走廊里大吵大嚷：‘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道呢！’这完全是逼林总交权、让位。他这是存心折磨林总，气林总。”叶群声色俱厉，心情激动，一下子讲了几个小时，硬说罗瑞卿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使别人听起来似乎都是真的。
　　对于开这样一个会议，事先罗瑞卿本人更是一无所知，会议召开时，他已离开苏州，正在云南昆明巡视部队。会议进行到第三天，才通知他来上海出席会议。罗瑞卿于12月11日下午到达上海，没能住进大多数到会人员住的锦江饭店，而是住到建国西路618号一个小院子里，一进小院实质上就被看管起来了。会议对罗瑞卿进行的是背靠背的揭发和批判，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
　　当时给罗瑞卿列的“罪状”，概括起来有三条：一是反对林彪，封锁林彪，对林彪搞突然袭击；二是反对突出政治；三是向党伸手。林彪在会上宣布：撤销罗瑞卿的各项职务。
　　

罗瑞卿遭打倒内情(5)
12月16日，周恩来、邓小平向罗瑞卿传达毛泽东的谈话：“主席对林彪讲，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那是一片好意。这是一。第二，主席说，如果没有这三条，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查什么。还说，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主席讲，这个事，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发现，及时教育。然后就说，告诉罗总长回北京，回北京再说吧。”由此可见，当时毛泽东还没有想到完全打倒罗瑞卿。
　　罗瑞卿听了周恩来、邓小平的传达后，很想不通，给周恩来打电话，要求去见毛泽东，去见林彪，希望把问题解释清楚。周恩来告诉他不能同毛泽东见面后，罗瑞卿又马上给林彪打电话要求见面。周恩来见此情景，感慨地说：“太天真，你太天真了。”
　　会后，罗瑞卿即遭隔离审查。随后又成立了一个“中央工作组”，于1966年的3月4日至4月8日在北京开会，揭发批判罗瑞卿，邓小平被指定为会议的主持者之一。邓小平对林彪素无好感，根本不相信林对罗的那些恶意诬告。于是，会议开始后，他就把会议交给彭真一人去主持，自己与李富春等前往西北，视察三线建设。后来在“文革”中“检讨”此事时，他说：“对于这个斗争的严重性质一直没有理解”，并承认“实际上是在开脱罗瑞卿”。
　　这次会议最后作出了《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给罗瑞卿罗列了一大堆罪名，诸如：“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推行资产阶级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搞独立王国”，“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等，还说他是“妄图夺取兵权，达到他篡军反党的罪恶目的”，是“打着红旗造反”的“埋藏在我们党内军内的‘定时炸弹’。”
　　林彪为什么要打倒罗瑞卿呢？
　　罗瑞卿自己在1978年一次讲话中说：“是因为林彪要拉我入伙，我不干。”
　　
试图控制局势的《二月提纲》(1)
1965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他在会上说：不要提《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彭真还特地讲到要对那些“左派”们进行必要的整风，不要让他们像学阀一样武断地以势压人，进行挑拨离间和破坏活动。
　　在罗瑞卿被打倒后不久，彭真又成了被打倒的对象。彭真的被打倒，直接原因是主持制定了《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力图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限定在学术问题的范围，尽量避免事态的扩大。
　　按照彭真的意见，1965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和《前线》杂志发表了邓拓署名向阳生的文章：《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从学术问题的角度对《海瑞罢官》作了批判。
　　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副部长周扬主持写作的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是《人民日报》第一篇在这个问题上的表态文章。文章本身并不是批判姚文元，而是支持他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但不同意姚文元对清官的分析，并认为《海瑞罢官》反映了一种社会思潮，当然这种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这就是“方求”的文章与姚文元文章的主要区别。换句话说，“方求”试图把《海瑞罢官》当做一个学术问题来讨论，并将吴晗的问题限定了“社会思潮”的范围内，而不是从政治立场上进行批判。所以文章在开头部分这样写道：
　　“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和有关的著作是属于哪一家的呢？他在这出戏中尽情歌颂了一个被说成农民‘救星’的‘清官’海瑞，歌颂了一个被说成‘要为生民作主张’，并且因此被罢了官的海瑞。这种歌颂，反映出一种怎样的历史观，又表达出一种怎样的对现实政治的态度呢？它代表着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种思潮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呢？是有利于社会主义，还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呢？”
　　“方求”在为《海瑞罢官》定性上，还颇费了一番心思，特地引用了列宁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中的一段话：“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意思是吴晗主观上并不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但客观上却走错了门，走到反社会主义的“房间”去了。
　　其实，在讨论这篇文章的时候，作为“方求”文章的指导者周扬还讲过，要讲政治影射的话，最大的影射是罢官，那个时候罢了谁的官？这个影射，政治上就更严重了。但他又说，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提这个问题，我们的文章，也不去提这个问题。①可见，“方求”并非没有发现《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而是不愿这样做。文章写罢，已传来毛泽东关于要害是“罢官”的话，周扬赶忙告诉写作组补上几句相关的话。于是“方求”的文章最后便有了这样的文字：“至于《海瑞罢官》这个剧本，那就更清楚了，它有哪一个人物、哪一段情节、哪一点思想、哪一句唱词和道白，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呢？有哪一点影子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呢？说它是假冒海瑞而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精神面貌的写照和颂歌，岂不是更像一些吗？”
　　
试图控制局势的《二月提纲》(2)
12月27日，《北京日报》发表了吴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吴晗首先给自己1959年和1960年所发表的海瑞文章，排了一个时间表，以论证自己写《论海瑞》“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对假冒、歪曲海瑞的”，以辩解《海瑞罢官》同“单干风”、“翻案风”无关。吴晗也承认，《论海瑞》这篇文章，在论点上，在评价上，缺点、错误是很多的。特别是缺乏阶级分析。他还说：“至于《海瑞罢官》问题就更严重了”，“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指导着，而不是无产阶级思想在指导着。”“总之，没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没有用一分为二的科学方法，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正确地评价人物和事件，而用的是形式主义的方法，片面地、绝对地、主观地来描述海瑞和农民群众，这是思想问题，也是阶级立场问题，错误是严重的。”
　　江青、张春桥等人见姚文元的文章虽然被转载，但北京方面仍将之作为学术问题对待，岂能就此善罢甘休。于是，他们积极物色“左派”，组织文章，准备发动新一轮攻势。
　　在北京的“左派”人物中，跳得最欢要数关锋和戚本禹。关锋出身贫穷，少年投身革命，14岁便入了党，19岁任县委书记，解放后担任过山东政治学校校长、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1956年调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后，出任《红旗》杂志编委。关锋除了写理论文章外，还喜欢写杂文，且文笔尖锐，颇为引人注目，他曾用“庆云”、“何明”等笔名在《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过不少杂文。1962年，有人将他的杂文送到毛泽东那里，说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看了后说：这点杂文有什么了不起，何明的文章我早看过，还不错。此话一出，反使关锋名气大增。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关锋也未曾看出其中的奥妙。《文汇报》驻北京的记者为了寻求北京的“左派”理论家的支持，特意找到了关锋，请其谈看法，结果他从学术的角度讲了一通。这也难怪，姚文元的文章对中央一线领导人都加以封锁，关锋自然对其背景无从知晓。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找几位理论家谈话，关锋也名列其中。因毛泽东在谈话中对姚文元和戚本禹的文章都作了肯定，也使关锋明白了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态度。于是，他紧紧跟上，成为“左派”理论家中的一员干将。
　　戚本禹在“左派”理论家中属于年轻者。此人1931年出生于上海，建国后在中央团校学习时，被选调到中央办公厅给田家英当助手，后在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当了一名科长。1961年中共中央提倡调查研究，时在长辛店机车车辆厂的戚本禹写了一篇关于调查研究“成灾”的信给田家英，田又将之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对此很重视，写了批语转发给全党，戚本禹也由此扬名。1963年8月，戚本禹写了《评李秀成自述》一文，断定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领李秀成是叛徒，将其骂了个一无是处，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反对。不料此文被毛泽东看到，得到肯定。1965年12月，他又写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对翦伯赞大加###，从而成为“左派”理论家中的重要人物。
　　

试图控制局势的《二月提纲》(3)
1966年1月13日到17日，关锋和戚本禹写成几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送给###，其中两篇文章是关于“要害是罢官”的，并且上纲上线很高，“要害”讲得很明显。戚本禹在文章中说：吴晗1959年6月写的《海瑞骂皇帝》，“实质上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锤鼓助威”，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向党进攻的“开场锣鼓”；而他1961年1月写的《海瑞罢官》，则是“为一小撮被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它的真正主题是号召被人民‘罢官’而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东山再起”。文章中还说，吴晗用“兵部尚书”的历史人物来影射，并特地注明，“兵部尚书”就是“国防部长”，就只差没点彭德怀的名字了。
　　关和戚的文章，本是###的约稿，现在文章写成这个样子，已大大超出了###将《海瑞罢官》限定在学术讨论范围的设想，发与不发，只能由部领导拍板决定。恰巧这时负责此事的周扬因发现得了肺癌而要住院动手术，他负责的工作由另一副部长许立群接管。有关人员请示许立群如何处置。许说，这样大的政治问题他也作不了主，彭德怀现在还是西南三线的副总指挥（按：1965年11月，庐山会议后被免职的彭德怀被任命为此职）哩，能不能这样明显地在报纸上公开批判？于是他让###有关部门将关锋与戚本禹的文章作出摘要，上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可是，此时“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虽有这么个组织，并无具体的办事机构，对于###上报的这个材料没有及时作出答复，后来这件事还被指责为“扣压‘左派’稿件”。
　　与受到###冷落相反的是，江青对关锋等人极力拉拢。1月下旬，通过张春桥安排，江青在上海接见关锋，向他交底说：“批判《海瑞罢官》不单是学术问题，而是反击彭德怀的翻案”，“姚文元的文章，北京不转载，不发行，是黑线专政的一例”。这样一来，关锋等人有了尚方宝剑，更是有恃无恐。
　　由于关锋等人乱扣帽子，乱舞棍子，为许多人所不齿。1966年1月初，许立群等人将关锋（署名为何明）1962年写的一篇杂文《从陈贾说起》找了出来，上送“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为了论证“何明”就是关锋，有关人员还找到了关锋用真名于1957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杂文集《边鼓集》。因为收进这本集子里的文章，有些在发表时用的就是“何明”的笔名。许立群等人认为，关锋也讲过道德继承性问题，当年也高明不到哪里去，现在整别人不要太过分了。这件事后来被指责为“整‘左派’材料”。
　　1966年1月2日，彭真召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有关负责人会议，强调“放”，全面地“放”，索性让大家把心里话都讲出来，讲透讲够，然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在放的同时，各种问题扯得越宽越好。并说，“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先搞学术。”①陆定一在会上也说，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再搞。这有利于思想的展开。陆定一在###主持会议时还说：“当前的这场讨论，是学术性的。社会科学、文学方面的题目多得很，对古人的评价，历史主义，现实主义，形象思维，美学，一个题目一个题目的来，解决这些问题，要一、二百年。”②可是，康生却在会上说：批判吴晗要同庐山会议结合起来。庐山会议前，吴晗写了《海瑞骂皇帝》，9月间写了《论海瑞》，以后又写了《海瑞罢官》。毛主席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学术界有资本主义思想、封建思想的人很多，没有清算过，也不是一次清算得完的，要清算多久，至少一百年。③
　　

试图控制局势的《二月提纲》(4)
自从提出《海瑞罢官》的所谓“要害”问题后，对吴晗批判的文章日多，调子也日高，还有人提出对郭沫若和范文澜也应该批判，郭沫若闻之很紧张，向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封辞职信。信中说自己耳聋眼花，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对此心里很难过，怀渐抱愧，每每坐立不安，因此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批准。郭沫若是中国知识界的领军人物，他之所以要辞职，一个重要原因是他1961年游海南时曾拜谒了海瑞墓，还写了两首关于海瑞的诗，因而担心由此引来公开批判。
　　为了不因《海瑞罢官》引起学术界、思想界的大混乱，彭真等人认为有必要制订一个相应的文件，并采取一定的措施，使这场讨论有序进行，1965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这也是“五人小组”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开会，有关方面负责人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列席了会议。彭真在会上说：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不要提《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他并且要刘仁（北京市委第二书记）、郑天翔（北京市委书记）证明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还指出：当前开展的这场学术讨论，涉及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确实需要很好地引导。彭真还特地讲到要对那些“左派”们进行必要的整风，不要让他们像学阀一样武断地以势压人，进行挑拨离间和破坏活动。陆定一赞成彭真的意见，还特别讲了斯大林时代的历史教训，提出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有反复。许立群在发言中谈到关锋在1962年写的几篇杂文也有错误，应该批评。
　　康生却在会上表示了完全相反的意见，主张谈吴晗的政治问题，要害问题，要把斗争锋芒针对吴晗，并批评许立群为什么那么有兴趣搜集“左派”的材料，认为关锋等人是“左派”，并且要保护、依靠他们，组织队伍写批判吴晗的文章。
　　会后，许立群、姚溱根据彭真的指示和会议精神，起草了《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
　　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会前，彭真把这个提纲送给了在京政治局常委。会上，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对提纲进行了讨论，后经彭真修改后，在京政治局常委审阅同意，于2月7日用电报发给在武汉的毛泽东。
　　2月8日，彭真、陆定一、许立群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中，除说过“‘左派’整风”三年以后再说的话外，没有对提纲表示不同意见。毛泽东在询问“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后表示：吴晗不罢官了，还是当他的市长。这样，就不至于造成紧张局势，就可以放了吧。毛泽东还表示对关锋也要放宽，看过他的文章，写篇杂文讽刺一下也可以，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对于《汇报提纲》，毛泽东只说了两条意见，一是关于《提纲》中提出的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他说两个月以后也做不了结论；二是提出不要批评郭沫若和范文澜，他们还要在学术界工作。
　　

试图控制局势的《二月提纲》(5)
彭真以为毛泽东已经同意了《二月提纲》，就让许立群代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批语。2月12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作为批判运动的一个指导性文件。从2月3日的会议至8日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作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的康生参加了所有相关的会议，文件下发前，彭真曾将批语和提纲一起送给康生，当时康生正在看电影，等秘书念完了批语，康生就在批语上画了一个圈，对提纲和批语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后来，康生说这个提纲是背着他搞的，根本不是事实。
　　《二月提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自然不可能对这场波及全国范围的批判运动加以否定，而是认为“这场大辩论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应当足够估计到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要估计到这场斗争不是经过几个月，有几篇结论性文章或者给某些被批判者作出的政治结论，就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应当积极地，认真地，不间断地把这场斗争继续下去。”
　　但是，《二月提纲》又明确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及由此展开的对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等问题的讨论，划定为学术批判性质，说这是“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这场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他学术领域中去”。《二月提纲》同时指出：“学术争论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短时间内不可能完全弄清楚。”因此，“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或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彻底的破）。”“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上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
　　《二月提纲》还说，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
　　《二月提纲》还要求“左派”“用适当的方式互相批评和互相帮助，反对自以为是”，“警惕‘左派’学者走向资产阶级专家、学阀道路”。《提纲》认为，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也难免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错话，犯过大小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增加免疫力、抵抗力”。
　　《提纲》最后提出“五人小组”设立学术批判办公室，由许立群、胡绳、吴冷西、姚溱、王力、范若愚等人组成，由许立群为办公室主任，胡绳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
　　

试图控制局势的《二月提纲》(6)
《二月提纲》下发前后，各地按其要求，就《海瑞罢官》等问题进行学术讨论。这一段时间，《人民日报》发表了《〈海瑞罢官〉的艺术表演错在哪里？》、《对〈海瑞罢官〉剧质疑》、《对批判〈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等文章。其中，既有对吴晗和《海瑞罢官》的批评，也有人认为对吴晗不能一棍子打死，强调“学术上的错误不一定都归结为政治上的反动表现”。“吴晗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能够分清敌我，辨别是非，只是不自觉地在学术问题上犯了政治性的错误。”①一时颇有一点学术讨论的气息。
　　

一个与《二月提纲》对立的文件(1)
在林彪支持下，江青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抛出了著名的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这实际上是对《二月提纲》的全面否定，也是对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全面否定。
　　为了排除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毛泽东指责###是“阎王殿”，表示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并对彭真和北京市委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汇报提纲》的指导思想和许多提法，与毛泽东的原意并不相符合。所以，“《汇报提纲》的产生和发出，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彭真以及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刘少奇等的不满”。①江青等人则利用毛泽东的这种不满，在林彪的支持下，炮制了一个与《二月提纲》相对立的文件，即《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江青一手策划的，可是文章发表后，北京方面先是迟迟不予转载，后来虽然勉强转载了，彭真等人又想方设法使其限定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出现这种局面，是江青所不甘心的，于是，她转而到林彪那里寻求支持。
　　1966年1月21日，江青从上海到苏州见林彪，提出由她在部队召开文艺座谈会，以便在文艺界进行更有力的进攻。江青这种特殊地位的人竟主动找上门来寻求支持，对林彪来说可谓求之不得，他正需要利用江青来满足自己的政治需要，于是二人一拍即合。1967年4月，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去年2月，林彪同志委托我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这个文艺座谈会的纪要，是请了你们‘尊神’，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
　　1月下旬的一天，叶群奉林彪之命通知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说：江青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参加的人不要太多，只有四、五个人，去几个什么人，你同萧华（按：时任总政治部主任）商量，把名单报“林办”，最好萧华去。
　　萧华以事情太多、身体不好、又不很了解文艺方面的情况为由，不愿带队去上海参加座谈会。在与刘志坚研究后，决定由刘带队，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宣传部长李曼村参加。萧华还根据他对江青的了解，特意交代说：江青同志是个病人，她对部队文艺工作有什么批评，你们不要当面辩解，你们就是“带耳朵听”，少发表意见，江青这个人疑心大，脾气也大，对她的话要多听少说，不要和她争，要尊重她，有什么意见带回来汇报。对地方文艺工作情况，不要随便表态。
　　2月2日，刘志坚一行从北京飞抵上海。刘志坚临行前一天，叶群从苏州打电话给刘志坚，说林彪有几句话，要转达给江青，接着一字一句念林彪的话。林彪说：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关于部队方面的文件，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③
　　

一个与《二月提纲》对立的文件(2)
刘志坚等人到上海后，江青说：“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然后宣布几个不准：“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是不准让北京知道。她接着说：“我们的文艺界不象样，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政的时候了”“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期未到来”。这就为座谈会定下了调子。
　　座谈会2月2日开始，2月20日结束。座谈的时间实际分为两段，即2月2日至2月10日为一段；2月10日至15日没有开会，因为江青2月9日说“有事”，座谈会停几天。2月16日，座谈会继续开，到20日结束。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据会后形成的《纪要》说，主要是阅读了毛泽东未发表的两篇文章（1944年1月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和1956年8月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以及有关文艺工作的九个材料；江青同刘志坚个别谈话8次，集体谈话4次；江青与其他人一起看电影13次，看戏3次，边看边谈话；看了电影《南海长城》的样片，接见了剧组的导演、摄影师和一部分演员，江青同剧组谈了三次话。
　　说是座谈会，其实主要是江青一个人谈，其他人听。她在谈话中的主要观点，体现在会后形成的《纪要》中。
　　2月19日，江青对刘志坚等人说，没有什么可说了，她有事，暂告一段落，你们可以回去了。刘志坚觉得，来上海花了十几天时间看了这么多电影，听江青说了那么多话，回去之后总得有个东西向总政党委汇报。于是，他就同谢镗忠、陈亚丁、李曼村一起，根据江青的谈话精神，于20日晚形成了约3000字的《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汇报提纲，请上海警备区打印了30份。这份材料刘志坚等人本来是用来向总政党委汇报的，在给不给江青的问题上还颇为踌躇。不给吧，怕她知道后发脾气；给吧，又怕她看后不满意。考虑再三，还是决定送给她一份。21日，他们将材料给了江青，然后坐飞机经济南回到北京。
　　果不其然，江青看到汇报提纲打印件后很不满意。2月23日，刘志坚一行刚到北京，就在机场上接到了江青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汇报提纲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要刘志坚派人去###助她修改，并说此事已告诉了毛泽东，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也参加修改。刘志坚在同萧华商量后，决定派陈亚丁返回上海参加修改，并交代他：江青要怎么改就怎么改，有什么问题回来再说。
　　2月25日，陈亚丁返回上海参与汇报提纲的修改。在这个过程中，陈伯达提出了几条具体的修改意见，主要内容是“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问题要“讲清楚”，并从三十年代讲起；“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陈伯达还点明说，江青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沙家浜》、《红灯记》这些，这才真正是无产阶级东西，要把这些写进去。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江青听后高兴地说，陈伯达的意见很好，击中了要害。
　　

一个与《二月提纲》对立的文件(3)
按照江青和陈伯达的意见，陈亚丁和张春桥对汇报提纲作了许多修改，加进了座谈会上江青没有讲过的东西，文字由原来3000字增加到5500字，使江青的观点得到更系统的发挥，又将江青的看法改成“座谈会的同志们认为”，但题目仍叫《江青同志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稿子修改结束时，江青说稿子经张春桥、陈亚丁修改后，她就“不管了”，可以“传达了”。但事后，她又在不征求别人意见的情况下，把稿子铅印后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指示江青在上海找陈伯达、张春桥再次对稿子进行了充实和修改。
　　这次修改稿印出后，江青将稿子送给毛泽东审阅。3月14日晚，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因为陈伯达同志乘的是下午四点多的火车，我托他带给你的那份座谈会纪要，没有来得及看，他走后我才发现没有加红杠。他那份大概没有来得及加。现送上加红杠的一份，请示。双红杠是你改的，单红杠是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位同志和我一块商量着改的。好处是有些问题比前一次说的充实一些，缺点是长了些。此外，也恐有不妥之处或不够策略的地方，请指出并修改。我只是不安，怕影响你的睡眠。志坚同志明天回京，亚丁同志尚在这里等。你不要赶，他们的创作会议四月初才开。
　　毛泽东收到江青的信和稿子后，再次对稿子作了修改。并于3月17日对江青的信和报送的《纪要》稿作了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同志的意见。”
　　3月18日，江青又通知刘志坚和谢镗忠、李曼村到上海，参加《纪要》定稿问题。据刘志坚回忆：
　　3月19日上午，我和谢镗忠、李曼村到达上海，下午江青就召集我们（还有陈亚丁、张春桥），看毛泽东修改过的稿子，并征求意见。一见面江就说：你们给我闯了大祸。张春桥接着说：因祸得福嘛！（李曼村回忆说，张春桥的意思是说：“我们搞那个东西不行，才有他的这个”。）江青问我们对“纪要”还有什么意见。我们对“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提法提了意见，认为这样写涉及到对整个文艺队伍的评价，起码部队文艺工作方向是对的，队伍也是好的。建议把“组织”二字，改成“整顿”。江青不同意改，说毛主席已经同意，不能改了。要大家通过这个稿子，并把毛泽东3月17日批示拿给大家看。张春桥也帮腔说：“不要犹豫了，改了这么长的时间了，行了，行了!”江青说：“如果你们没有意见，这就算定下来了”。并交代说：“斗争很复杂，周扬在苏州养病，听说我在同你们座谈文艺问题，好紧张，跑到上海来看春桥，打听消息，春桥没有告诉他。你们回去后，没有正式传达前不许外传，要保密，这是一条纪律，定下来一定要守纪律”。还说“这个稿子要给林总一份”。她要亲自给林彪写一封信。
　　

一个与《二月提纲》对立的文件(4)
3月22日，林彪对《纪要》修改审定后，给贺龙、聂荣臻等军委领导人写一封信，连同《纪要》由刘志坚分别送给军委各位常委。林彪在信中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文件，“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并且说：“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意识形态领域里极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
　　在此期间，毛泽东对《纪要》作了第三次修改。经毛泽东这次修改，《纪要》就最后定稿了。中央军委将《纪要》和林彪的信报送中共中央，中共中央于4月10日将之转发全党，要求认真讨论研究，贯彻执行。
　　《纪要》认为，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因此，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著名的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
　　毛泽东在第一次修改时，在这一段话的后面加写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纪要》强调：“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在这里，毛泽东修改时，又加写了一段文字：“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的问题，没有全盘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1962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
　　这个《纪要》实际上是对《二月提纲》的全面否定，也是对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全面否定，它表明毛泽东已决心采取更大的行动了。
　　毛泽东在支持江青等人炮制《纪要》的同时，对身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的彭真的不满也与日俱增。
　　《二月提纲》下发后，局势得到了一定的稳定，由姚文元的文章引发出的大批判运动，逐步呈现出学术讨论的趋势，这恰是江青、张春桥等人所不满的。但是此时的张春桥虽然为江青所赏识，但仅仅是上海市委书记处的一个书记，并不知晓《二月提纲》产生的底细，而《二月提纲》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的，因此，一方面他不得不对《二月提纲》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传达，但另一方面又不甘心局势就这么平静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摸清北京的情况，张春桥乃于3月初派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到北京“探底”。
　　

一个与《二月提纲》对立的文件(5)
杨永直找到了###副部长许立群等人，反复询问《二月提纲》中提到的“学阀”是否有所指，双方谈了几次，均不得要领。3月1l日，在杨永直准备返回上海前，许立群向彭真汇报了同杨永直交谈情况，并请示如何回答上海方面提出的问题。
　　许立群说：“杨永直问，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指的是谁？”
　　彭真回答说：“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
　　许又说：“杨永直问，上海要批判一批坏影片，包括《女跳水员》行不行？……因为有大腿。”
　　彭真说：“你去问张春桥、杨永直，他们游过泳没有？”
　　许立群又说：“杨永直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审查？”
　　彭真生气地说：“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许立群把彭真的这些答复告诉了杨永直，杨永直回上海后，立即向张春桥作了汇报。
　　张春桥听了杨的汇报，意识到这是一个攻击彭真的好机会，说道：“现在有把握了，这个谈话说明###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盾是指向姚文元的，也是指向毛主席的。”
　　在两个月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春桥说：“所谓学阀，不是指姚文元，也不是指上海市委，而是针对毛泽东同志的；所谓武断，还不是指毛主席把《海瑞罢官》同政治问题、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要害是罢官；所谓‘以势压人’还不是说毛主席以势压人，上海市委以势压人。”
　　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讲话中说：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毛泽东还说：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过去我们是蒙在鼓里的，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包括各个方面，请各大区注意一下，学校、出版、报纸、文艺、电影、戏剧各方面都要管。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连同康生谈了两次话，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谈了一次话，批评“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批评彭真、###和北京市委，说如果包庇坏人，###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针对彭真责问上海市委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何不向###打招呼一事，毛泽东说：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什么叫学阀？那些包庇###知识分子的人就是学阀，包庇吴晗、翦伯赞这些“中学阀”的人是“大学阀”，###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他还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就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走群众路线。毛泽东还要康生告诉彭真，要就许立群的问题打电话向上海市委道歉。
　　

一个与《二月提纲》对立的文件(6)
3月31日，康生回到北京，向周恩来、彭真详细地传达了这几次谈话内容。
　　4月2日和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分别发表了原被###“扣压”的“左派”文章，即戚本禹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本质》和关锋、林杰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前者说：“《海瑞罢官》实际上是借着古人的躯壳，为一小撮被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它的真正主题是号召被人民‘罢官’而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东山再起。”后者称：“作者心目中的‘海瑞’不是历史上的海瑞，不是‘僵尸复活’，而是现在的、顽固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4月9日至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开会，康生、陈伯达发言批判彭真。康生系统地批判了彭真在这次学术批判运动中的“严重错误”，陈伯达则从政治路线方面批评彭真的“严重错误”，并揭发彭真在民主革命各个时期的“错误”，以此说明彭真在此次运动犯“错误”的必然性。会议决定：第一，起草一个撤销并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通知（即后来的《五一六通知》）；第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即后来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报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
　　随后，毛泽东于4月14日对《通知》的草稿作了重要修改，加上了“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等语，并为《通知》加写了许多重要的话，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理论依据。
　　4月16日至24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22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说：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泛。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朝里有人”，中央有，各区、各省、市都有，军队也有，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要批评一、二个。毛泽东还针对《二月提纲》关于“有破有立”的观点说：先破后立，不破不立，破中有立，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要彻底地破。
　　4月28、29日，毛泽东又讲了两次话，对彭真和北京市委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批评。他说：北京市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来改造党，事物走向反面，他已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对他的错误要彻底攻。并说：阶级斗争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西风吹渭水，落叶下长安”，“灰尘不扫不少”，“阶级斗争，不斗不倒”。
　　自从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来，毛泽东对彭真及北京市委的做法很不满意，甚至认为已成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障碍。在这个过程中，江青又多次到毛泽东那里告状，说彭真压制她，欺负她。毛泽东回答江青说：彭真算什么，我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他打倒。①4月下旬，彭真被停止了工作，在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彻底打倒。
　　

一个与《二月提纲》对立的文件(7)
由于###在这场大批判中也试图将之限制在学术批判的范围，并对“左派”的文章有过“压制”，因而不止一次被指责为“阎王殿”，毛泽东还表示“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既然如此，作为###部长的陆定一无疑成了“阎王殿”中的“大阎王”，摆脱不了遭打倒的命运了。
　　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曾与叶群同学，了解叶群的历史与为人，对叶群的所作所为看不惯，从1964年6月至1966年2月写了23封匿名信，揭发林彪、叶群的许多劣迹。为此，严慰冰于1966年4月，被林彪、江青一伙以“反革命罪”逮捕入狱，并说陆定一与此案有密切联系，实际上写匿名信与陆定一无关。但这对于林彪、江青等人来说，是一个打倒陆定一的重要突破口。1966年5月8日，陆定一从外地一回到北京即遭软禁。在随后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陆定一遭到“揭发”和批判。归纳起来，陆定一的问题有：
　　（一）对毛泽东思想无感情，反对学习毛泽东著作，认为“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是庸俗化、简单化、实用主义、贴标签；
　　（二）在文艺、教育、体育等领域贯彻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与毛泽东的革命路线针锋相对；
　　（三）反对搞阶级斗争，在文艺方面提倡题材自由化；
　　（四）反对总路线，对大跃进咬牙切齿；
　　（五）在庐山会议上态度消极，从来就与彭德怀搞在一起，给自己的孩子取名为“德德”，其中一个“德”是彭德怀的“德”；
　　（六）从来反对教条主义不反修正主义，反“左”不反右，包庇右派，压制“左派”，不准革命，是大学阀，《二月提纲》也是陆定一的思想，陆定一与彭真、罗瑞卿有共同点，三人互相勾结，互相配合，是桃园三结义，大三家村；
　　（七）反对林彪，是严慰冰反革命匿名信的幕后策划者、指使者。①
　　就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被打成“反党集团”，他们的职务被撤销，成为“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第一批高级干部。
　　

被抛到风口浪尖的“三家村”(1)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给当时沉闷的文坛带来一缕清风，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然而，令“三家村”始料不及的是，他们这些深受读者欢迎的文章，却给自己带来了无穷的祸害。
　　到1966年3月底4月初，彭真的处境日渐艰难之际，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已突破了学术讨论的范围，而北京市的另外两名领导邓拓和廖沫沙又成了批判的对象，他俩和吴晗构成了有名的“三家村”。一时间，各地报刊充斥着批判“三家村”的文章。
　　邓拓和廖沫沙获罪的原因，则是两本杂文集——《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
　　邓拓是党内一支笔。抗战时期，他长期担任《晋察冀日报》的社长兼总编辑，曾主持编辑了中共历史上的第一部《毛泽东选集》。解放后，曾较长时间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但到1957年反右派运动前夕，一直办报的邓拓似乎跟不上形势，被毛泽东批评为《人民日报》过去是书生办报，现在应当说是死人办报，意即政治敏感性太不强。受到批评的邓拓感到很委屈，觉得自己是一介书生，还不如搞个人的学术研究算了，何必担这么多的风险。但邓拓最终还是放弃了搞学术的想法，在《人民日报》继续工作一段时间后，调到了北京市委任文教书记。
　　与吴晗相比，邓拓从事政治的时间很早。早年的邓拓，一面从事政治，年仅18岁就入了党，做党的地下工作；一面从事学术，20多岁便写成了著名的学术著作《中国救荒史》，这本书到现在仍有它重要的学术价值。解放后，他虽然身居要职，但仍对学术不能忘怀。1950年，他还发表了《从万历到乾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论证》的长篇论文。作为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他在1957年提交《1957年年度的研究题目计划》时，曾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作为年度研究计划，表示要写出研究报告和论文集，并编出资料集。1957年夏天全国大反右派之际，他还对《中国救荒史》作了修改，准备再版。可见，成了政治家的邓拓，依然是保持着强烈的学术情结。
　　1961年，应《北京晚报》的要求，邓拓在该报上开设了一个新的专栏：《燕山夜话》，署名马南。为什么办这个栏目和起这个笔名，邓拓曾解释说：“燕山是北京的一个主要的山脉；夜话，是夜晚谈心的意思。马南取马兰村的谐音，这是当年办报（按：指《晋察冀日报》）所在的一个小村子，我对它一直很怀念。”
　　《燕山夜话》开篇的文章叫《生命的三分之一》，在这篇短文的最后，作者说：“我之所以想利用夜晚的时间，向读者同志们做这样的谈话，目的也不过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珍惜这三分之一的生命，使大家在整天的劳动、工作以后，以轻松的心情，领略一些古今有用的知识而已。”这实际上是他写作的指导思想。
　　在《燕山夜话》出版合集的时候，邓拓在“自序”中又说：“我们生活在这样伟大的时代，活动在祖先血汁洒遍的燕山地区，我们一时一刻也不应该轻松，要学习得更好，做得更好，以期无愧于古人，亦无愧于今人。”这便是邓拓写作“夜话”的动机。
　　

被抛到风口浪尖的“三家村”(2)
从1961年3月19日“夜话”发表第一篇文章《生命的三分之一》开始，到1961年9月2日发表《三十六计》为止，邓拓一共写了153篇“夜话”。
　　《燕山夜话》创办以后，颇为读者称道。受此启发，邓拓主持的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为了活跃版面，给机关干部、工农群众增加一点文化知识，或对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问题有所针砭，邀请邓拓、吴晗和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共同开设《三家村札记》专栏。对于《三家村札记》的开办情况，廖沫沙后来回忆说：
　　在1961年的9月以前，《前线》将开辟这个专栏的事，我是一无所知的。直到9月中旬或下旬，《前线》编辑部的工作同志来通知我：第二天的中午，邀请我到四川饭店聚餐。我也没有问过他为什么、将有什么人参加……到时我就去了。在座的人并不多，邓拓、吴晗两位之外，只有《前线》编辑部的几位同志。
　　入席以前，坐在沙发上抽烟喝茶，邓拓同志随便地谈起，《前线》也想仿照别的报刊“马铁丁”“司马牛”之类，约几个人合写一个专栏，今天就是请你们两位（指吴和我）来商量一下。听说“马铁丁”他们是三个人合用的笔名，我们也照样是三个人取个共同的笔名；既是三个人，就干脆叫《三家村札记》行不行？他所说的“三个人”就是指邓、吴、廖三人……
　　吃饭的中间，话题并不集中，东拉西扯，扯到吃完，才又回到本题。所谓“本题”，也不过是三人合用的笔名如何取法，最后确定一人出一个字，吴晗出“吴”字，邓拓出“南”字（邓拓的笔名叫“马南”），我出“星”字（我当时的笔名是“繁星”）。专栏的名称与合用的笔名“吴南星”就这样定了。至于文章的写作内容和写作方法如何，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并没有任何人提出来作为议题加以讨论；只是相约：文章以一千字左右为限度，每期在《前线》刊登一篇；三人轮流写稿；为了备忘，由编辑部派人在集稿前向作者联系、取稿；为了防备临时因事耽误写稿，每人各自先交稿一篇，以为储备；万一作者因公离京，就请旁的同志代笔。所以现在出版的《札记》中有五篇是其他同志写的。①
　　《三家村札记》专栏从1961年10月开始，到1964年7月结束，前后办了三年，共发表了60多篇文章。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从读书治学，待人接物，到生产建设，领导方法等，或评论历史人物，或赞扬新人新事，旁征博引，议论横生，把知识和思想熔于一炉，引人入胜，发人深思”。②同时，“夜话”和“札记”针对当时一些“左”的做法和说大话、空话、假话的作风提出了委婉的批评，如《伟大的空话》、《一个鸡蛋的家当》、《王道与霸道》、《专治健忘症》等，成为风传一时的名篇。这种文章，一般仅千儿八百字，或夹叙夹议，或借题引申，不作长篇大论，不故弄玄虚，都是闲聊家事式的交心谈天，给当时沉闷的文坛带来一缕清风，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受《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影响，一些省市报刊也开办了类似的栏目。然而，令“三家村”始料不及的是，他们这些深受读者欢迎的文章，却给自己带来无穷的祸害。
　　

被抛到风口浪尖的“三家村”(3)
在1966年4月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对彭真的批评，说“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彭真在4月10日至15日，连续召开市委常委会议，研究如何对“三家村”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以争取主动。
　　4月16日，在《北京日报》以三个版面的篇幅发表了对“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材料，并加了《前线》和《北京日报》的编者按。按语是由《北京日报》的总编辑范瑾等起草，经彭真亲自审改定稿的。《前线》和《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说：“本刊、本报过去发表了这些文章又没有及时地批判，这是错误的。其原因是我们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头脑中又有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以致在这一场严重的斗争中丧失了立场或者丧失了警惕”。编者按还说，吴晗“不止一次地为被党和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不平，不止一次地歌颂他们、鼓舞他们，不止一次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廖沫沙则是“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一员主将”，而邓拓“吹捧死人，顽固地提倡向死人学习，颂古非今，借古讽今，大量地宣传了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配合着编者按，《北京日报》还发了《“燕山夜话”究竟宣传了什么》，给《燕山夜话》定性为“歪曲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张让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全面美化封建社会制度”，“借封建社会古人之尸，还资产阶级之魂”，“宣扬资产阶级没落的人生哲学”，“以古讽今，旁敲侧击”。
　　5月8日，关锋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一文。文章一开头就说：“《北京日报》在4月16日，以三版的篇幅，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这个通栏大标题之下，发表了一批材料，并发表了《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看样子轰轰烈烈，非常革命，并且好像是首先发难，对邓拓和他的《燕山夜话》进行批判。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阶级斗争是十分复杂的，我们必须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千万不要上当。”接着，关锋给《前线》和《北京日报》扣上了“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的帽子，并责问说：“近几年来，你们究竟是无产阶级的阵地，还是资产阶级的阵地？你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还是宣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你们究竟要走到哪里去？”关锋实际上已经认为，北京市委的这两份机关报刊已经是“资产阶级的阵地”了。
　　同一天，《解放军报》登出江青操纵的写作班子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文章声称邓拓是“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断定《前线》、《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是“反党工具”，“射出大量毒箭”，“猖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并且表示，“我们一定不会放过你们，一定不会放过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被抛到风口浪尖的“三家村”(4)
这两篇文章的矛头所指，已昭然若揭了。
　　过了两天，经毛泽东同意，姚文元向“三家村”投来一颗重磅炸弹，这就是《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登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把矛头直接对向了北京市委。
　　对于姚文元的这篇文章的发表经过，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的马达在其自述中说：“1966年5月，姚文元又一篇黑文《评“三家村”》出笼了。一天晚上，曹荻秋（上海市长）要我到他家里谈话，那时我方调到《解放日报》任党委书记兼总编辑，一进门，曹荻秋即神秘地交给我厚厚一叠清样稿，对我说：‘我刚从毛主席那边来，他要我们《解放日报》、《文汇报》明天同时见报。’我看了清样第一页，上面用铅笔写了两行大字：‘即发，毛’，‘标题要大些’。这篇大批判文章，是制造新的罪名要打倒北京市委的。从《海瑞罢官》到《评‘三家村’》，集中火力炮轰北京市委，背后的目标则是所谓的‘暗藏在中央的资产阶级司令部’”。①
　　姚文元在文章中，给邓拓等人下了这样的断语：“邓拓同‘三家村’的伙计们一起，把《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猖狂地执行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线，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文章还给邓拓等三人罗列了一系列的罪名：“大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的教育路线，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组织力量”；“坚持资产阶级反动学术路线，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精神条件”；“坚持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以图从社会关系上恢复剥削阶级统治”；等等。
　　姚文元还在文章中说，要彻底挖出“三家村”的根子，彻底肃清“三家村”流毒，“要从各方面彻底揭露《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祸害”，并且强调：“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正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编写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所言：“这已十分清楚地向社会公开点明，批判对象不只是邓拓、廖沫沙、吴晗，他们背后还有更大的人物在‘指使’和‘支持’。”①那么，这里所说的“更大的人物”是谁了呢？答案很快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