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面红旗” 是怎样形成的2009年08月19日12:50 　 新华报业网-扬子晚报　 贺吉元

三面红旗万岁　霍生联摄

这里说的“三面红旗”，是指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高举“三面红旗”的时代已过去50年了。回过头来看，“三面红旗”的提出与实施，都反映出一个盲目冒进的问题：总路线是在经济建设总的指导思想上的盲目冒进；大跃进是表现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盲目冒进；人民公社则是反映在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变革方面的盲目冒进。

总路线的全称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据史料记载，最早出现的是“多快好省”。1955年12月6日，毛泽东在关于反右倾反保守的讲话中说，中国农民比英美工人还好，因此可以更多、更快、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稍后，毛泽东采纳李富春的建议，在多、快、好三个字后边加上了一个“省”字。12月14日，全国农具工作会议首次传达了中央“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建设方针。

1958年，《人民日报》在《乘风破浪》的新年社论里说，不仅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各项建设工作”，而且“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社论发表后，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1月上旬，毛泽东在同历史学家周谷城谈起《人民日报》新年祝辞时，周谷城对毛泽东说，这篇社论的中心就是八个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毛泽东听后十分高兴，赞成周谷城归纳得好。1958年3月中央召开了成都会议。会上，毛泽东再一次提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时发出不少感慨，并与“多快好省”连在一起，称之为“总路线”。至此，一个完整概念的“总路线”形成了。

伴随着总路线的实施，“大跃进”运动也随即兴起。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随后出席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在64个党的代表会议上说，15年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钢2000万吨，再过15年，可能爬到3000万吨。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4000万吨，岂不超过英国了吗？12月2日，刘少奇在一次会议上向全国公布了毛泽东提出的这一目标。

工业“以钢为纲，带动一切”。于是，大江南北，紧急行动起来，为完成跃进计划而努力奋斗。一场全党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开展起来了。

这场土法炼钢炼铁的大跃进运动，给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造成了巨大浪费。不少地方矿产资源遭到严重破坏，森林被砍光，群众做饭的锅鼎被砸烂。可谓大伤元气。

在大跃进”的脚步步步进逼的情况下，毛泽东和党中央又萌发了改变农村基层组织结构，实行“人民公社”的念头，使“乌托邦”式的理想在中国变成了现实。

陆定一在八大二次会议《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的发言中提到，毛泽东和刘少奇谈到几十年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构，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这期间，陆定一受令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收入书的第一条语录中有两个地方提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叫做公社。这本书的编出，对毛泽东最后决定把生产合作社合并起来的大社叫人民公社起了促进作用。毛泽东还一再向全党推荐这本书。

于是，1958年初，毛泽东正式提出农业生产合作社要实行小社并大社的主张。全国农村立即开始了筹建人民公社的工作。 1958年二三月间，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谈过一次话，说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雏形，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此后，陈伯达受毛泽东谈话的启发，作了更深层次的思考，撰写了一篇《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文章，在7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予以发表。第一次在党中央的刊物上出现了“人民公社”四个醒目的大字。陈伯达的文章，对人民公社体制的普遍实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面红旗

　　

简介

　　三面红旗，是中国共产党于1958年提出的一个施政口号，意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它是时代的历史产物。
　　一九五八年中共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一九六○年五月以前曾被称作“三个法宝”，五月以后改称为“三面红旗”。“三面红旗”的出现，是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发生的一次严重失误。^[1]

总路线的形成

　　总路线的形成是从批判反冒进开始的。1955年夏，中央高层领导人就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问题产生了分歧。这年10月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说：“要拿个好办法，可以使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随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要“又多又快又好”。再后来，毛泽东采纳李富春的建议，在多、快、好的后面加了一个“省”字。
　　随着“多快好省”的提出，党内于1955年底开展了批判右倾思想的斗争，结果使1956年各项工作出现了不切实际的冒进倾向。党内出现的这种急躁情绪，立即引起了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警觉，他们试图加以纠正，这就是1956年开始的反冒进。
　　对于反冒进的意见，毛泽东当时虽未明确反对，但内心是不同意的。通过几次会议统一思想，毛泽东酝酿的“多快好省”的总路线也就呼之欲出了。
　　1958年《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指出：“不仅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各项建设工作，而且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社论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1月上旬，毛泽东在同历史学家周谷城谈起这篇社论时，周谷城说社论的中心就是八个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毛泽东听了十分高兴，赞扬周谷城归纳得好。1958年3月，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毛泽东在再一次提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时发了不少感慨，并将“多快好省”连在一起，称为“总路线”。1958年5月5日至23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刘少奇在会上正式宣布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大跃进的开始

　　应该说，“大跃进”的发动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建国之初，毛泽东一直焦虑于中国“人口上、政治上是大国，经济上是小国”的现实，迅速把祖国建设好的强烈愿望，落后就会挨打的深刻危机感，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良好初衷和直接动因。从国外来说，当时的苏联、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超英赶美”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如火如荼，所以中国的“大跃进”运动在国际上也不是孤立的。
　　早在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就揭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这年冬至次年春开展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积肥运动，可以说是农业“大跃进”的前奏曲。
　　在水利建设的高潮中，中共中央召开了南宁会议，毛泽东亲自提出以跃进的速度提前实现《纲要》确定的目标。一声令下，各地雷厉风行，农产品的高指标也相继出台。高指标的布置，直接导致了浮夸风的泛滥，突出表现为全国各地都开始虚报粮食产量，竞放农产品产量“卫星”。水稻亩产130434斤，小麦亩产8585斤，虚报浮夸，简直登峰造极。
　　为了保证钢产量的实现，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一项就是土法上马，全民大炼钢铁。全国普遍建起了炼钢铁的小高炉和土高炉，甚至连侵华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留下的碉堡炮楼也改成了炼钢炉。为了找矿，许多地方的党政领导干部带领群众上山，连在校学生和老人也背着镢头浩浩荡荡地去挖煤炼钢。没有矿石的地方，就砸烂家庭用的铁锅作原料。同农产品大放“高产卫星”一样，工业战绩也竞相大放“高产卫星”。
　　这场土法炼钢铁运动，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不少地方的矿产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农田荒废，森林被砍光，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大跃进”运动持续3年，到1960年底逐渐终止。
　　大跃进的主要标志：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

人民公社的兴起

　　随着“大跃进”运动的不断升温，毛泽东和党中央又萌发了建立人民公社的设想，把人民公社当作共产主义过渡的途径。
　　1958年初，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要实行小社并大社的主张，全国农村立即开始了筹建大社的工作，有的地方率先以“公社”命名。7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陈伯达《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的短文，第一次提出了“人民公社”的概念。文章对人民公社体制的实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地方很快出现了小社并大社再转为大搞公社的热潮。
　　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兴起倾注了极大的热情。1958年8月4日，他走出北京，视察了“共产主义的试点县”——河北省徐水县，称赞人民公社成立后达到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6日，又南下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毛泽东久久地凝视着“人民公社”的牌子，连连点头说：“人民公社名字好。”9日，又去了山东，当山东省委领导汇报有人大办农场时，毛泽东制止说：“还是人民公社好。”之后，全国农村纷纷仿效，大办人民公社。到1958年10月底，全国农村已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人民公社”在我国延续了20多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被乡一级政权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