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群读史记 秦始皇:晋商的经商之道

　　做商人就是做商人，没有什么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这种心态，在我们中国长久未能普及。士农工商是在人们心目中的社会定位的序列，商人处于末位，虽不无钱财却地位卑贱，与仕途官场几乎绝缘。为此，许多人即便做了商人也竭力打扮成儒商，发了财则急忙办学，让子弟正正经经做个读书人。在这一点上，最有趣的是安徽商人，本来徽商也是一支十分强大的商业势力，完全可与山西商人南北抗衡（由此想到我对安徽也一直有误会，把它看成是南方的贫困省份，容以后有机会专门说说安徽的事情），但徽州民风又十分重视科举，使一大批很成功的商人在自己和后代的人生取向上左右为难，进退维谷。这种情景在山西没有出现，小孩子读几年书就去学生意了，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最后连雍正皇帝也认为山西的社会定位序列与别处不同，竟是第一经商，第二务农，第三行伍，第四读书（见雍正二年对刘于义奏疏的朱批）。在这种独特的心理环境中，山西商人对自身职业没有太多的精神负担，把商业做纯粹了。

　　其二，目光远大。

　　山西商人本来就是背井离乡的远行者，因此经商时很少有空间的框范，而这正是商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本质差异。整个中国版图都在视野之内，谈论天南海北就像谈论街坊邻里。这种在地理空间上的心理优势，使山西商人最能发现各个地区在贸易上的强项和弱项，潜力和障碍，然后像下一盘围棋一样把它一一走通。你看，当康熙皇帝开始实行满蒙友好政策，停息边陲战火之后，山西商人反应最早，很快就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面向蒙古新疆乃至西伯利亚的庞大商队组建起来，光是大胜魁的商队就拴有骆驼十万头，这是何等的眼光！商队带出关的商品必须向华北华中华南各地采购，因而他们又把整个中国的物产特色和运输网络掌握在手中。又如，清代南方诸商业中以盐业赚钱最多，但盐业由政府实行专卖，许可证都捏在两淮盐商手中，山西商人本难插足，但他们不着急，只在两淮盐商资金紧缺的时候给予慷慨的借贷，条件是稍稍让给他们一点盐业的经营权。久而久之，两淮盐业便越来越多地被山西商人所控制。可见，山西商人始终凝视着全国商业的大格局，不允许自己在哪个重要块面上有缺漏，不管这些块面处地多远，原先与自己有没有关系。人们可以称赞他们随机应变，但对机的发现，正是由于视野的开阔，目光的敏锐。当然，最能显现出山西商人目光的，莫过于一系列票号的建立了。他们先人一步的看出了金融对于商业的重要，于是就把东南西北的金融命脉疏理通常，稳稳的把自己放在全国民间财钱流通的主宰者的地位上。这种种作为，都是大手笔，与投机取巧的小打小闹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想，拥有如此的气概和谋略，大概与三晋文明的深厚蕴藏，表里山河的自然陶冶有关，我们只能抬头仰望了。

　　其三，讲究信义。

　　山西商人能快速的打开大局面，往往出自于结对成帮的群体行为，而不是偷偷摸摸的个人冒险。只要稍一涉猎山西的商业史料，便立即会看到一批又一批的所谓的“联号”。或是兄弟或是父子或是朋友或是乡邻，组成一个有分有合互通有无的集团势力，大模大样的铺展开去，不仅气势压人，而且呼应灵活，左右逢缘，构成一种商业大气候。其实，山西商人对联号系统之外的商家，也会尽力帮衬。其他商家借了巨款而终于无力偿还，供出的商家便大方的一笔购销。这样的事情在山西商人之间，所在多有，不足为奇。例如我经常读到这样一些史料：有一家商号欠了另一家商号白银六万两，到后来实在还不出了，借入方的老板就到借出方的老板那里磕了个头，说明困境，借出方的老板就挥一挥手，算了事了；一个店欠另一个店千元大洋，还不出，借出店为了照顾接入店的自尊心，就让他象征性的还了一把斧头一个箩筐，哈哈一笑，也算了事了。山西商人机智而不小心眼，厚实而不排他，不愿意为了眼前的小利而背信弃义，这很可称之为“大商人心态”，在南方商家中，虽然也有，但不如山西坚实。不仅如此，他们在具体的产业行为上也特别讲究信誉，否则那些专营银两汇兑资金存放的山西票号，怎么能取得全国各地百姓长达百余年的信任呢？众所周知，当时我国的金融信托事业并没多少公证机制和监督机制，即便失信，也几乎不存在惩罚机制，因此一切全都依赖信誉和道义。金融信托事业的竞争，说到底是信誉和道义的竞争，而在这场竞争中，山西商人长久处于领先地位，他们竟能给远远近近的异乡人一种极其稳定的可靠感，这实在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商业同行相互间的道义和商业行为本身的道义，加在一起，使山西商人给中国商业文明增添了不少人格意义的光彩，也为中国思想史上历时千年的义利之辩（例如很多人习惯的认为，只要经商，必然见利忘义）增加了新的思考方位。

　　其四，严于管理。

　　山西商人最发迹的年代，朝廷对商业金融业的管理，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例如众多的票号就从来不必向官府登记，领执照，纳税，也基本上不受法律的约束。面对如许的自由，厚重的山西商人却很少有随心所欲的放纵习气，而是加紧制定行业规范和经营守则，通过严格的自我约束，在无序中求得有序。因为他们明白，一切无序的行为至多有利于一时，不能立业于长久。我曾恭敬的读过上世纪许多山西商家的号规，不仅严密切实，而且充满智慧，即便从现代管理科学的眼光去看，也很有价值，足可证明在当时，山西商人的队伍中已经出现了一批真正的管理专家，而其中像日升昌票号总经理雷履泰这样的人，则完全可以称之为商业管理大师而雄视一代。历史地来看，他们制定和执行的许多规则，正是他们的事业立百年而不衰的秘诀所在。例如不少山西大商家在内部机制上改变了一般的雇佣关系，把财东和总经理的关系纳入规范，总经理负有经营管理的全责，财东老板除发现总经理有积私肥己的行为可以撤换外，平时不能随便的颐指气使；职员须订立从业契约，并划出明确等级，收入悬殊，定期考察升迁，数字不少的高级职员与财东共享股份，到期分红，使整个商行上上下下在利益上休戚与共，情同一家。总号对于遍布全国的分号容易失控，因此进一步制定分号向总号和其他分号的报帐规则，分号职工的书信汇款省亲的规则，凡此种种，使许多山西商号的日常运作越来越正常，一代巨贾也就分得出精力去开拓新的领域，不比为已有的产业搞得精疲力竭了。

晋商的经商之道

晋商是指山西（中国中原地区的一个省）商人，山西的简称为"晋"。晋商首创了中国历史上票号。"票号"是当时商人通商的一种方式，商路遥远，汇通天下，曾在中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直至如今还传颂着"山西人善于经商、善于理财"的说法。
山西商人的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到明代（1368年-1644年）已在全国享有盛誉。清代（1644年-1840年）初期，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坂、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
当时中国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
旧时曾有人说："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他们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们在商界以群体的形式活跃五个多世纪，经营范围十分广泛，上至绸缎，下至葱蒜，他们在清初即创建中国最早的银行---钱庄，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今天，我们将他们统称为"晋商"。
山西晋商有着官商的特点，而皇商盛行也是在那一时期、那一地区得以发展起来的。山西离北京地理位置很近，当时进关出关都很方便，茶、私、盐、粮有着得天独厚的交易便利。也就是当时在山西得以实现便利的"物流"。山西商人也很有特点，就算再有钱、再惊天动地，他们也是这块泥土地上的人，他们诚信待人，有很多纯朴的特色。《乔家大院》主要人物身上有很多山西商人代表性的有意思的东西，比如，再有钱他们也很土，很抠门，很简朴。他们遵循儒教精神，用以德服人的方式去处理经商的关系、家族内外部的关系。
晋商文化有许多值得表现的地方。晋商成功的根本在于儒商精神。当时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的晋商，有着很进步的经商理念。儒商精神的根本在"诚信"二字，这可能也是现在社会上比较缺失的一种价值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