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乐园网咖价格表:中国的西点——黄埔军校（1）

中国的西点——黄埔军校（1）  

机构设置

军校由六个部门组成：政治、教育、训练、管理、医学和补给。

军校分步兵、炮兵、工兵、辎重兵、宪兵、政治等科

黄埔军校与美国西点军校、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以及俄罗斯伏龙芝军事学院并称世界“四大军校”。

这是浙江档案馆的 可以查到所有黄埔军校人员的名单 没有任何遗漏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毕业的国军名将

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是首次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创建的革命军官学校，因地址设在广州黄埔长洲上，故简称黄埔军校。筹委会委员长为蒋介石，委员有王柏龄、李济深、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宋荣昌；秘书长为廖仲恺；顾问为鲍罗廷。1924年2月16日，军校正式开学。其编制序列为：校总理孙中山，校长蒋介石，党代表廖仲恺，政治顾问鲍罗廷，军事顾问加伦，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后为邵元冲、周恩来、邵力子、熊雄等）；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副主任叶剑英；教练部主任李济深，副主任邓演达；教育长胡谦，军事总教官何应钦；政治总教官熊雄；军需部主任周骏彦；军医部主任宋荣昌。此外，入伍生总队长为邓演达、张治中；政治教官主要有恽代英、萧楚女、聂荣臻、高语罕、张秋人、于树德、阳翰生等；军事教官主要有刘峙、顾祝同、钱大钧、胡树森、徐培根、张元祜、沈应时等。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毕业的有四期，毕业生有4981人。从第五期起，在潮州、南宁、长沙、武汉等地设有分校。1928年3月，军校迁往南京，更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因黄埔而得名的黄埔军校也宣告结束。黄埔军校的毕业生，许多都成为国民革命军尤其是国民党中央军的重要将领。

一期：丁德隆、马师恭、马励武、王文彦、王仲廉、王劲修、王治歧、王叔铭、王敬久、甘丽初、方日英、邓文仪、石祖德、冯圣法、伍诚仁、关麟征、刘进、刘戡、刘汉珍、刘希程、刘嘉树、孙元良、牟廷芳、杜聿明、杨显、李文、李及兰、李仙洲、李玉堂、李延年、李良荣、李树森、李铁军、李楚瀛、李默庵、吴廼宪、肖骥勉、余程万、何文鼎、何绍周、冷欣、宋希濂、宋思一、陈武、陈沛、陈烈、陈铁、陈大庆、陈明仁、陈牧农、张镇、张世希、张际鹏、张雪中、张耀明、范汉杰、林英、周士冕、罗奇、郑洞国、郑炳庚、胡素、胡栋成、胡宗南、侯镜如、俞济时、钟彬、宣铁吾、贺衷寒、桂永清、夏楚中、顾希平、袁朴、袁守谦、徐会之、徐经济、唐云山、容有略、曹日晖、黄杰、黄维、黄珍吾、梁恺、梁华盛、韩浚、董钊、蒋伏生、彭善、彭杰如、傅正模、曾扩情、廖运泽、酆悌、霍揆彰、魏炳文

二期：王云沛、王中柱、王作华、吉章简、成刚、吕国铨、阮齐、杨文瑔、李士珍、李正先、李守维、邱清泉、余锦源、沈发藻、陈绍平、陈金城、罗历戎、郑介民、钟松、洪士奇、莫与硕、黄祖埙、覃异之、彭佐熙、赖汝雄、蔡劲军、廖昂、

三期：王严、王耀武、毛邦初、方天、方暾、方先觉、石觉、叶成、刘安琪、刘伯龙、刘秉哲、刘宗宽、杨德亮、李勃、吴天鹤、吴求剑、宋瑞珂、陈希平、陈素农、陈颐鼎、张金廷、周复、段霖茂、倪祖耀、戴安澜、黄淑、康庄、康泽、韩文焕、蒋当翊、舒荣、熊绶春、

四期：毛人凤、向凤武、向敏思、许良玉、刘平、刘玉章、刘超寰、严明、李弥、李天霞、李楚藩、邱维达、沈向奎、陈子干、陈林达、张灵甫、林伟俦、周伟龙、周庆祥、周志道、罗列、罗又伦、郑庭烽、胡琏、胡长青、钟纪、姚国俊、顾葆裕、顾锡九、徐保、高吉人、高魁元、唐化南、唐生明、曹天戈、曹振铎、谢义锋、覃道善、阙汉骞、潘裕昆、

五期：王应尊、龙天武、刘孟廉、刘镇湘、劳冠英、李鸿、李志鹏、邱行湘、陈克非、陈春霖、张纯、张涛、郑庭笈、徐汝成、徐志勖、郭汝瑰、彭孟缉、谭心、唐守治、

六期：庄村夫、刘劲持、杨达、李涛、李运成、肖作霖、邹平凡、沈策、罗泽闿、赵霞、赵子立、侯腾、唐纵、盛文、廖耀湘、薛敏泉、熊新民、戴笠、

潮州分校：方靖（2期）、戴之奇（2期）、胡竞（4期）、竺鸣涛

南宁分校：谭何易（1期）

届别不详：于兆龙、邓军林、李日基、谷炳奎、张绍勋、罗贤达

黄埔建校初期战斗史

平定刘杨叛乱革命军光复广州详情 六月二十三日沙基惨案报告

                    黄埔战场

                              北伐战争史               北伐战争概述                     冯玉祥北京政变始末与北伐战争

國民革命軍確保外僑生命財產         誓雪五三国耻-蒋中正

                  十年内战史                           十年内战经过   民国二十一年川军二刘大战

              第1次国共内战史                                                                   第一次国共内战经过 惨烈的湘江之战

山城堡战役   谭家桥战役

            8年抗日战争史                             抗战爆发后正面战场22次大型会战 同古保卫战

惊天血战-8.13淞沪会战 仁安羌大捷

武汉会战 松山战役

      第2次国共内战史                                                                   淮海战役始末   长春围困战

清风店战役 石家庄战役

国共尸山血河四战东北四平 金门战役

开封战役 黑山阻击战

豫东战役 西府战役

临汾战役 梁山阻击战

碾庄战役 厦门战役

新保安战役   太原战役

                            战史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怀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在祖国战场上的抗日台胞

上海对抗日战争的贡献                   蒋先云作北伐战况报告

怎样才会有抗日战争的信史           武汉会战-国共二次合作的黄金年代国民革命军五大主力传奇
 
  历史被如沙的岁月悄悄掩埋，回首时，已了无痕迹。如烟往事，似水流年，而当我们聆听抚摩这封尘的记忆时，总会有一串串熟悉的名字在大漠鸣沙中突兀、回荡。60多年前，烽烟四起的中华大地上，曾出现五支战功显赫、装备精良的英雄部队，他们共同拥有一个光荣且充满传奇的名字：五大主力。一直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他们要么不甚熟悉，要么一知半解，时值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在这里按排名顺序逐次介绍他们的故事，谨以此文纪念那些为保家卫国、抵御外悔，为了自己理念信仰而浴血奋战、前赴后继的勇士们。
  勇者无惧，他们只是害怕被遗忘！！！
                          一、国民革命军第74军/整编第74师
                          代表人物：王耀武张灵甫
  国民革命军第74军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御林军”。第74军是1937年9月1日在浙江组建，由王耀武第51师和俞济时第58师合编而成，全军共8个团，2.1万人，抗战第一年内已显露其慓悍本色。这支由浙江保安团队，原山东北洋省军与中央军第1师旁枝部队合编而成的奇异组合，是抗战八年之间战功最为辉煌的部队，精彩战例不胜枚举：38年万家岭战役，作为核心主力，给日军重大杀伤，次役首创歼灭日军几乎一个完整师团的佳绩，此战既无平型关八路军奇袭之利，又无昆仑关国军火力之优，全靠将士浴血苦战，74军攻得上守得住，居功至伟。（305团团长张灵甫率一支部队奇袭张古山，又坚守数昼夜，为最终的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后郭沫若专门派田汉编剧，歌颂德安大捷，张灵甫在剧中以真名出现，一时间闻名天下）41年参加上高会战，歼敌16000，缴获骏马2800匹，击毙日军中将、少将各一名，74军在战役中“拼死力拒，虽血肉横飞、伤亡惨重，仍不稍退，是日一日间敌我伤亡均在四千以上”，被罗卓英评价为“战斗力量坚强”！（荣获国民政府第一号武功状和最高荣誉“飞虎旗”，被誉为抗日铁军。何应钦称之为 “开战以来最精彩之作战”）。常德会战中74军57师8000之众面对日11军数万人马，死守常德16天，顽强抗击了日军陆、空、坦的协同攻击，在日军猛烈炮火甚至释放毒气情况下仍死战不退，伤亡殆尽（时值开罗会议期间，57师的英勇奋战极大的提高了国威、军威，给罗斯福总统的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还专门在备忘录上记下余成万师长的名字。著名作家张恨水就根据常德之战写出一部名叫《虎贲英雄》的小说。为纪念74军为国捐躯的牺牲将士，常德人民自发募捐，于1944年3月在市青年路东侧修建占地达30000平方米的阵亡将士墓地，作为永远的纪念）。湘西雪峰山会战（几乎全歼日军116师团，消灭日军3万左右）。第51师的师歌唱道“我们在战斗中成长，我们在炮火中相从。我们死守过罗店，保卫过首都，驰援过徐海，大战过兰封。南浔路显精忠，张古山血染红。国家的武力，民族的先锋!”这支抗战时期最伟大的部队，在武汉会战后由蒋中正亲定为军委会总预备军，为华中三大战区之前卫。日军对这支国军中的王牌部队也深为畏敬，并以”三五部队”称之(指所辖的第51师，第57师，第58师，皆以5开头)。在南昌会战中，即使兵败如倒，该军仍不改其英勇豪迈之抗日铁军本色。曾两次荣获军委会最高荣誉——飞虎旗，一次国民政府第一号武功状，连美军顾问团曾有过“中国只有74军能打”的赞誉。国军中无人出其右者。
  1946年改编为整编74师，全师3万余人，全副美械，师长张灵甫（1923年考入北京大学，1925年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四期）兼任南京警备司令，拱卫首都，号称“御林军”。进攻苏北解放区，连克两淮（淮安、淮阴均为解放军在苏北战略要地淮阴是苏皖解放区首府，具有非常重要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意义，即使在解放军采取积极防御，不计较一城一地得失的战略下，也是属于不到万不得以绝不轻言放弃的要地。两淮和华中解放区基本丧失，华野主力只得北撤山东，华东局势日趋严重，造成了很大困难），二战涟水（第一次是搭档整28师太不经打，未能攻占，国军方面损失7000其中74军2000多，解放军6963，10纵司令谢祥军也在战斗中阵亡，这是华东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阵亡的职务最高的将领。第二次对王必成6纵战术成功，顺利成功），攻占宿迁，立下头功。
  1947年5月13日，整编第74师在孟良崮被围，力抗华野五个主力纵队（1、4、6、8、9，不计打援），也全力支撑了三天。此战主要在于汤恩伯判断失误，急功近利，友军不全力增援解围，张灵甫又过于狂妄自大，孟良崮是石头山，既无法构筑工事，又没有水源，是标准的绝地，重炮也无法带上山，炮弹落下，碎石飞溅，杀伤力倍增，失败再所难免，即使换了美军陆战1师，同样条件，3天也挂了。
  重建之后的74师，保卫阜阳，对阵中原野战军第1、2、3、6和11纵队以及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成功坚守6天。
  济南战役死守商埠，1948年9月，济南战役打响，王耀武飞赴南京求援，蒋介石命令74师空运济南。但一天后解放军就以炮火封锁了飞机场，仅空运了7个连，这7个连后来被王耀武派往商埠，担任第2绥靖区司令部的守卫。9月20日，解放军猛攻商埠，22日开始攻击第2绥靖区司令部，74师凭借司令部坚固的钢筋水泥大楼和四周明碉暗堡组成的工事，坚持抵抗。此出的战斗相当激烈，被誉为济南战役中的“绞肉机”，解放军集中炮火猛轰，整幢大楼被炸得千创百孔，满目疮痍，几乎被炸成个躯壳架子，但74师的这7个连仍然拼死抵抗，子弹和手榴弹不断从窗口和弹孔里飞出，即便在解放军攻入楼内后仍与解放军逐楼、逐屋、逐层争夺，力战不降，解放军称之为“打死不缴枪”，这7个连即使在军官大半死伤的情况下，士兵也极少投降，秉承了老74军的顽强战斗意志，最后全部战死。
  战术上，74师爱出险招、奇招，出其不意，在张灵甫任军长期间尤其突出，可谓艺高人胆大，多采取正面佯攻，侧后迂回，或超越攻击，在第二次涟水之战中，6纵就中了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和整28师、整7师在城外猛干，最后被74军强渡黄河迂回偷袭涟水成功。
  “部队骄横，攻击精神较顽强。善于集中使用兵力，先以集中炮火打我阵地一点，掩护步兵攻击，且善于使用小部队，以锥形渗入我侧背，错乱我部署，但不善于近战。官兵素质在蒋军中算是比较好的，老兵占很多，军官、士兵甚至马夫都经过严格标准训练，战术指挥及技术动作均较正规熟练。装备精良，补给充足，两淮战后，该敌伤亡惨重，敢于大胆缩编建制，也不顾兵员缺额。其官兵对蒋甚为信仰，且骄横自大。”这是解放军对74师的评语，在当时的情况下，已经比较客观了。
  当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最终74军也就栽在了险招上，如果不冒险前进，被围不坚持“中心开花”，也不会翻船。但另一方面，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若真放弃了“中心开花”，不敢铤而走险，那也就不是74军了。
  74师的战斗意志、战斗力、纪律 性都是国军中首屈一指的，孟良崮战后，华野监听还有国军电台活动，立即判断74师还有残部没有解决，果然在孟良崮、雕窝之间的山谷中发现约7000多人，这些官兵不开枪不走动，静静等待解放军撤走后与增援部队会合，解放军先前曾发现过，但见其既没有开火也没有奔跑，以为是友军而未注意。大败之后还能如此，其战力之强军纪之严可见一斑！74师待遇也是最好，该军发双饷，薪水是国军其他部队是两倍。蒋校长宁可饿着其他人，也不能委屈74军。同样，也拥有各国王牌军的共同特点：傲、狠、悍，全军自军长以下普遍瞧不起其他部队，不仅是杂牌，甚至也包括中央军，这也是孟良崮战役时83师见死不救的主要原因。
  在战绩上，五大主力中最辉煌，更加难得的是，抗战中的许多战绩都是在使用劣势装备的情况下取得的，其中著名的万家岭战役就是典型，美式装备抗战后期才装备部队，与新1、新6等比起来，难度系数更高，综合各方面，力压18军，位列五大主力之首，74军当之无愧。
                                二、国民革命军第18军
                              代表人物：胡琏
  国民革命军第18军是陈诚土木系支柱。18军可以说是陈诚的起家资本，陈诚军事集团别称“土木系”中的“土”字即代表着18军骨干部队11师，“木“则代表18军，它也是罗卓英、黄维、方天、胡琏等将领日后赖以晋阶的基础。18军是五大主力中建军最早、历史最长，在军阀混战、抗日作战、国共内战中屡立战功，为蒋介石与陈诚所心爱之嫡系部队，其骨干皆为黄埔军校毕业生，与敌作战时又都能以身作则，堪称主力王牌。
  抗战最有名的战绩为淞沪罗店拉锯战，当时18军力敌松井石根指挥的第3师团历时近一个月，日军为争夺这个弹丸之地，战死的就有几千，整个罗店血流成河，被日军称为“血肉磨坊”。
  1943年长江石碑要塞保卫战期间，奉命固守要塞的是18军11师师长胡琏。大战在即，胡琏写下5封诀别信，然后沐浴更衣，做好了决死一战的准备。在石牌外围拚搏战中，日军一度钻隙绕过石牌，冲到距三斗坪仅60里的伏牛山。胡琏立即命其属下将国旗插到最高峰上，并严令守军不得后退一步。他用电话告诫将士：“打仗要打硬仗，这一次一定要使日军领教中国军队的作战精神!"11师在孤军奋战的情况下，为保证这个将来可作为反攻的支撑点，保卫陪都的最重要门户，一直坚持到国军展开全面反击并彻底击败日军为止，11师的巧妙部署，顽强坚守，为最终胜利起了关键作用，此役日军损失惨重，死伤2万多。有报纸在报道时曾将其寓为东方之斯大林格勒，虽过分夸张，但是第11师所固守的要塞对于整个会战获得最终胜利的重要性则不言而喻。石牌口战役是抗日战争重要一役，使日军占领重庆进入四川计划破产，使重庆国民政府转危为安。战后，师长胡琏因固守石牌要塞有功，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所属之团、营长也各获得了最高级的奖章。
  石牌战后，18军将此战阵亡的15000名官兵的忠骨埋葬在他们用生命鲜血保卫的土地，深信忠骸有寄，然而仅仅60年之后墓地已然被夷平，成为学校，带路的学生居然还很新奇地称当年学校伙房还把挖出的棺木当柴火。为国御侮而亡的将士最终受到这样的对待，实在令人寒心，是为民族的不幸……！！！
  1944年11月，作为嫡系主力，18军得到了第一批换装美械的待遇，使得战斗力大幅度提升。在不久之后的湘西雪峰山会战中表现突出，和74军联手作战，给日军重大杀伤。在整个湘西战役历时55天中，18军共击毙日军12400多人，击伤23300人。
  1946年5月，18军整编为11师，师长胡琏。在解放战争中，他率领的整编第11师一直充当着救火队的任务，哪里有难便被投入哪个战场，取得了辉煌战绩：
  1946年10月章逢集大战，中野主力近6万人（3、6、7纵），三个纵队围攻整11师32团一个团五天五夜，最后打成平手，中野伤亡四五千人，11师32团伤亡2700余人，当时32团本不想撤退，因一营营长牛镇江擅自带两个连突围撤走，才不得不带余部撤走，战斗连头带尾总共5天。32团一个团能够面对十倍以上解放军人海般猛攻，奋战5天，坚守章缝集3天3夜，重创对手，最后安然撤退，保存了500多人的骨干，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属罕见。中野忙活了一大顿，不但没有战果，反而受到重大挫折，全军不得不后撤100余里休整，丢掉了鲁西南所有根据地，损失重大。
  山东南麻战役，华野集中五个纵队，其中一个打援，四个纵队外加鲁中军区三个团猛攻南麻5天5夜，仅歼11师一个团，而解放军自身伤亡达1万余人。
  1947年9月曹县战斗，整11师孤军突出到土山集、大义集一带，华野急于报南麻一箭之仇，调动5个绝对主力纵队：华野1、3、4、8、10纵，中野11纵，设下口袋阵，严密包围，11师师长胡琏嗅觉敏锐，马上停止前进，进驻两个村庄挖掘工事固守。解放军还是老战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以3、8两纵猛攻土山集守军18旅，4纵阻击大义集增援。18旅坚定守住土山集，经过3天激战，重创3、8两纵，同时大义集的11旅及时出击，痛扁4纵一顿，打垮4纵坚强阻击，猛烈从后攻击3纵后方，华野见势不好，迅速撤退。解放军伤亡4413人，11师伤亡3000多。
  进入大别山之后，18军这只猛虎更是威风凛凛，中野不但是高度警惕，几乎是轻易不敢接战，如：
  中野1纵绝对主力20旅于1948年1月在包信集与整11师遭遇，损失很大，其中一个主力营，4百余人被成建制消灭；
  中野2纵也好不到哪里，在大别山里不停地躲避11师，基本上是一个11师追着打，追着包围的过程。
  中野6纵虽然整天躲躲藏藏，但在1948年1月16日，在王家店宿营的中野6纵18旅还是被逮了个正着，旅长肖永银一听整11师来了，丢掉旅直属队，使300余人全部被俘虏，总算保全了18旅。王家店成为永远抹不去的痛。
  一直到18军淮海战场被歼之前，解放军数次企图歼灭18军的计划都没有成功，在此之前可以说18军对中野、华野基本保持了非胜即平的长胜战绩，虽说1946年底宿迁整69师被歼一仗不太光彩，但至少自己也没吃亏。
  胡琏也被毛泽东称为“狡如狐，猛如虎”，即放在哪里，哪里解放军都头痛，属于“最不受欢迎的部队之一”。
  尤其是18军118师“老虎团”33团，该团全部是由战斗经验丰富的老兵组成，作战时凶狠顽强，罕遇对手，堪称是18军之精华，在淮海双堆集战役中，成为12兵团的刀尖，当时33团守卫核心阵地大王庄，与解放军两个团血战大王庄，殊死肉搏,攻守双方几乎都拼光，此战为整个淮海战役中最残酷、激烈的争夺之一，战况之激烈，以至吓得旁边85军一个主力团直接投降了事。
  淮海双堆集全军覆没之后，重建的18军随胡琏12兵团参加了金门之战中有名的古宁头之战，撤台后胡琏官至陆军一级上将，金门警备司令，当了一回“金门王”，1977年病逝。
  胡琏去世之后的1979年，粟裕视察南京军区、福州军区时与老三野们座谈，提及胡琏不无惋惜地说：悍将谋才，古宁头之恨难消啊。
  与74军不同，18军不那么张狂冒进，更加谨慎、狡猾，且注重构筑工事，例如子母堡，进可攻，退可守（如南麻之战）；胡琏1944年掌军后，经过调教，其战术与一般国军完全不同，为对付解放军的近战、夜战，18军也改变了防御战术，采取“大纵深的弹性防御”，其特点就是主要加强本阵地周围的移动警戒，通常以一个前哨连游动不定，迷惑对手，使之扑空，一经接触即迅速后撤。与之相应，其村落防御的重点不在村外而在村内，又以村中心为核心，沿街构筑无数地堡，核心阵地外围鹿砦多至3层，不仅障碍进攻，更主要的是诱使冲锋部队进至鹿砦前沿后实行突然的火力杀伤。攻击得猛时，全部收回去，在攻击无效或攻击乏力时，一下又反弹回来。对付这种防御，突破村沿只是战斗的开始，这与一般国军部队作战有本质不同，即突破村沿强固工事即基本获胜有很大的区别。针对解放军巷战特点：用炸药包先爆破房屋，然后突击组迅速冲锋，一般国军不降亦跑。胡琏制定了特别反突击的战术：解放军爆破组将房屋炸开后，突击组一涌而上，就遭到11师守军小集团有组织的射击和反扑，一般小集团由两三个人组成，全部配备冲锋枪和卡宾枪，两三个小组在爆破后同时出击，从不同方向对准爆破口集火猛烈射击，突击小组几乎无一幸免，大都死伤在突破口，章逢集就是最好的例子。与74军一样，18军作为王牌军，军纪严明，1948年3月，在执行搜索任务的时候整11旅（11师）有一个便衣队纵火烧毁民宅数座，致使民怨沸腾。整11旅从1928年建师起至今从未发生过烧杀抢掠违反军纪的事件，此一事件引起旅长杨伯涛极度重视，立即命令将带领纵火的班长逮捕枪决，以肃军纪。在双堆集被围困的日子里，第11师担负着保卫第12兵团兵团部的任务，官兵仍兢兢业业，克尽职守。
  18军先后产生了5个一级上将、4个参谋总长、两任海军总司令、1个空军总司令、1个勤联总司令、20多个军长，在五大主力中排名第一。
  总的来说，18军在抗战时的战绩不如74军，荣誉也没74军多，国共二次内战期间的战绩在国民革命军中绝对数一数二，由于形态意识的缘故，人们对战绩知之甚少，加上74军“御林军”的名头，知名度不如后者，屈居第二。
                              三、国民革命军新编第6军
                            代表人物：廖耀湘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6军是中国驻印军主力“中国虎”。新6军的骨干班底为新编22师，在编入新6军之前还是5军的主力，昆仑关的胜利也有新22师的汗马功劳，当时消灭日军4000多人，克复昆仑关，一战扬名，著名剧作家田汉还专门采访了廖耀湘，称其为抗战中的狄青。
  1942年，新编22师在5军的建制内参加了印缅远征，西渡怒江，第一次远征中主要战斗为接应200师自同古撤退，打完后也还有7000多人，实力仍存，可惜远征军撤退时军长杜聿明却不听廖耀湘建议，尝试突破日军阻击，非要往野人山炼狱里钻，这一昏招的直接后果就是新22师兵员从进山时的7000直线下降到了到达印度时的不足3000，牺牲超过半数。在那异国的树林里，草丛中，一支支锈蚀的枪支，一堆堆散乱的白骨，无言地诉说着情况之惨烈，上万名官兵的骸骨永远留在了异域他乡。远征军在正式作战中未损失团长以上将领，而在撤退中竟损失四员之多。这反倒帮了日军大忙。其实当时远征军的当面日军只有56师团，还因为长途行军疲惫不堪，实在没有多大把握能把整个远征军都拦住，远征军的不战自乱让师团长渡边高兴得半死。
  1942年底，5军回国新22师留印，当时隶属于新1军，军长郑洞国，换装美式装备，在兰姆伽整军经武，刻苦训练，经过一年的整训，练就了丛林战的过硬本领，自此掀开了新22师—新6军最辉煌的一页。
  1943年10月参加第二次缅甸战役，向缅北挺进，与新38师（师长孙立人）互相配合，二进野人山，占领胡康河谷，克于邦、下孟关、攻占瓦鲁班……在整个缅甸反攻战役中，新22师给日军的王牌18师团毁灭性打击，歼灭敌人20000多，一雪2年前野人山兵败的耻辱，其中新22师单在卡盟一役就毙伤日军不下5000，间布山山区3000多，在攻占瓦鲁班战斗中突袭18师团司令部，缴获18师团发布作战命令的关防大印，这在抗战期间绝无仅有。蒋介石的嘉奖电只有三个字：中国虎！
  随着第14师（龙天武）和第50师（潘裕昆）空运来到缅北反攻的前线，驻印军扩为两个军，原属土木系54军的第14师、第50师加上新22师组成了著名的新六军。随后攻克八莫、南坎、芒市，打通了遍染鲜血的滇缅公路。
  1945年5月运抵芷江，并参加了对日受降签字仪式，负责警戒。随着国府南京光复，新6军成为首批进驻的部队，早于74军。这是部队极高的荣誉！
  1946年2月新6军遵令远赴东北，急先锋还是新22师。新22师“虎师”之名决非浪得虚名，以师单位计，无疑是东北国军，或者说是全国国军头号王牌。进东北后所向无敌，多次以一个团大败东野一个军，基本说明战争初期新22师一个团可以顶东野一个军，差距非常惊人。
  新22师三个团个个凶猛异常：
  1、李定一65团威远堡门进攻击败3纵。
  2、罗英66团5个连沙岭防守完胜4纵。
  3，64团沙后所大败东野王牌2纵4师。
  新6军在东北战场的战斗以往材料介绍都不多，很多不为人知，现举几个战例：
  1946年2月初闯关东的新22师相继占领盘山、台安、辽中，在辽河以北地区形成一条线式防御阵地。其66团和师属教导营总共就3千人（一说66团守沙岭只有5个连，加团直属部队，1500-1800之间）推进至辽河南的沙岭村，成为突出孤立部分。2月16日辽南军区总共集中8个团（10倍以上绝对优势）。以人海战术猛打猛冲，如羊顶架般以月夜攻势连顶一昼三夜。66团利用重机枪、火焰喷射器、火炮的绝对优势构筑防御工事。构筑完毕即龟缩一团，固守待援。至18日夜仍未啃下这块硬骨头。次日晨敌援兵至，不得不下令撤退。民主联军伤亡2100余人，新22师624人，伤亡比3：1。这仗是新6军在东北的成名作。后来4纵承认：“这是一场地地道道的败仗，千真万确的一场耻辱。”
  1947年12月沙后所战斗新22师先和2纵4师开打，4师1个营刚占领了新22师1个团团部就遭到反冲锋，国军用机枪和迫击炮猛打，这个营基本报销了，新22师2个团凭借工事顽强抵抗，解放军与之反复搏杀至天明。2纵4师原来战斗设想是全歼守军，结果非但没有完成战斗任务，伤亡惨重退出村，骨干基本打光，仅营以上军官就被打死6人。虽然2纵公开史料不提，4师军内总结完全承认，说：“主要教训；指挥员轻敌麻痹，对敌情掌握不准，未具体贯彻林总的战术思想，造成严重的战斗失利。”。另外东野阵亡2纵4师10团副团长王国华，4师损失942人。新22师64团损失801人，64团打败4师后，从容撤退。新22师出动了两个团，林彪本来命令2和7纵围歼该师，但是由于协调等问题，只有2纵4和5师参战。在1947年底还准备调两个军对付新22师两个团，足以说明新22师的地位、威胁。
  据唯一从辽西会战逃出的新6军高级军官-新6副军长回忆：新6军入东北近3年败仗极少，包括消耗仗，败仗主要集中在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而新22师作为该军主力骨干及第9兵团的精华保持常胜记录，与宣传有很大不同。一开始攻占鞍山、本溪、辽阳到2次四平战斗（第一次新6军迂回包抄四平守军后路，迫使我军撤退；第二次新6军169师血战八棵树，死扛几天，保证了其他部队及时增援）、安东战役（全面内战初期在东北战场上发生的一次重大战役，新6军与52军作为参战，此役是东北民主联军的重大挫折之一，伤亡6万多），到最终打到伪满洲国首府长春，使东北国军的势力达到了顶峰。但由于各种因素制约，国内各种资料对此役描述皆只强调新开岭一役，而其余均言语不详，理由很简单，其他都是败仗。南满军区屡战屡败，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林彪非常不满，派陈云、萧劲光主持南满工作，取代萧华，才有了决定东北生死存亡的三下四平。
  当时东北的女学生都以嫁给新1、新6的军官为荣。东北都流传着“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6军”的顺口溜，直到辽沈战役在辽西新3军龙天武得空军通知东野6纵逼近，但他疏忽未将紧急情报及时上报兵团部，导致警戒的新22师先被6纵突袭击溃，东野“旋风部队”第3纵队楔入砸碎兵团部，打烂了新1、3、6军3个军部，这本是纯属巧合，当时攻击的3纵第7师21团3营还以为是个团部，直到打进去看到文件才知道是兵团部。韩先楚后来也回忆到，要是知道是廖的兵团部，怎么也得派一个团去打。运气也不在国军这边，冥冥之中，似有天意？而打到最后掩护廖耀湘突围的还是新22师。林彪在辽西会战对新22师还是很有戒备的，可惜周围境况变了，兵败如山倒的危亡战局下，素来战无不克的新22师也独木难撑，回天无力。
  自1943年在蓝拇伽营地接受了全面、严格的美式军事训练之后，新22师—新6军具备了很强的丛林作战技巧，成为擅长山地丛林作战王牌主力：基本的枪械操作、拆卸，丛林生存技巧，士兵在训练中把丛林里所有能爬动的东西—蜘蛛、蝙蝠、蚂蚁、蟋蟀、蝴蝶、螳螂蚯蚓……全吃了一遍，学习辨别防方位的方法就有十多种，等等，数不胜数，美国的黄油奶酪也将国内长期营养不良的士兵喂的身强力壮，不象在国内补给困难，条件艰苦，营养不良。同时,在印度，伙食是美军的标准，不限数量，随便吃；训练时弹药随便打，很多士兵惊呼：国内当兵3年，打的子弹没在印度机枪射击训练时一天多；军官不打骂士兵，不克扣军饷；医疗等各设施齐全。只有一点：各项训练逐一考核，有一项通不过，屁股上盖个章就淘汰回国！由于素质要求高，所以国军补充了大量的青年学生去印训练，他们的素质绝非国内普通的农民可比，在三年多的印缅战场的训练和作战中，可以说以是深得美军的真传，这是远征军战斗力飞速提高的一个阶段，毕竟装备可以拿到手，但正规严格先进的美式训练美械军里也不多，这也是驻印军名列五大主力的重要原因、资本。在这里要特别提一提驻印军的装备，那是当时中国火力最猛烈、装备最精良的部队，得到的美援最多，而且由于原定空运缅甸的8师因故取消，所以出现了两个师分三个师的装备等“过剩”情况，新6军新22师因此拥有两个师属炮兵营（一般美械师只有一个）。所以重炮轰击也是其战术的重要内容，去东北后针对东北民主联军的特点，战术也有了新变化，例如威远堡门进攻战65团攻3纵山头阵地，廖耀湘根据新1军在四平的情况，限令攻击部队在炮火停止后5—10分钟内一定要冲入守军阵地，不给其喘息机会，若太慢进攻就失去炮火压制的意义，实质就是用炮火优势抵消冲锋部队冲击的最危险路程，可有效减少伤亡。看来廖也是个不错的战术家。由于战术得当，一个个山头阵地基本是一次拿下，没费什么事。不过人无完人，在长春警备期间似乎部队的军纪不太好，最后由新1军接替新6回沈阳，美中不足。
  作为驻印军的主力，新6军异域扬威，在第一次滇缅作战失败后，几经曲折与磨难，在印度的蓝姆伽重获新生，组成二战以来实力最坚强装备最优良的中国新式陆军，在另外一片土地上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国威、军威，赢得了世人的尊重、赞扬，除应证史迪威将军所坚持的信念：“只要接受适当的训练与装备，将会与世界一流的军队一样。”也破除了部份外国军人视中国的军队是不会作战的军队之迷思！同时也英勇的扛起捍卫中国保护亚洲的责任，其旺盛之战斗精神即使一流的盟国军队亦望尘莫及，此段是中国人的光荣，他们的英勇奋战使这段历史值得每个国人自豪，正如史迪威在缅北反攻结束后发给廖耀湘的贺电：“这是你的光荣，是新22师的光荣，是中国驻印军的光荣，是全体盟军的光荣，更是中国人民的光荣！”
  总的来说，新6军与18军的战绩都是半斤八两，但考虑到关内关外国军部队的装备有差距，以及18军在金门战役中的关键作用（蒋介石在看完战报之后据说泪流满面，连说“有了这一战，台湾就安全了……”他太需要一场胜利了，18军的胜利无疑是雪中送炭，也直接影响了解放军攻台的作战计划的拖延，本来解放军在1950年曾准备用50万大军实施攻台作战。而随后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条件已不允许，再没有机会了，胡琏和他的18军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历史）虽然东北战场也非常重要（双方都是一流高手，差距都是毫厘之间），可毕竟那一战保全了“党国”影响巨大、深远。排第三。
                              四、国民革命军新编第1军
                              代表人物：郑洞国/孙立人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1军是中国驻印军主力“天下第一军”。新1军的前身为新38师。该师的底子就是财神爷宋子文大名鼎鼎的财政部税警总团改编而来。
  特别说明税警总团自组建之后在1932、1937年的两次上海大战中伤亡殆尽，1940年重组之后由孙立人将军任指挥。所以新38师与“一二八”、“八一三”没有什么关系。
  1941年底随66军进入缅甸作战，仁安羌一战中，孙将军仅率领一个113团前往解围，以少胜多，大败日军，救出了7000多英军和记者，蒋介石、罗斯福、英王乔治都给他授勋章，由此声名大振，甚至被媒体称为“东方隆美尔”，同时113团也伤亡过半。随后由于远征军指挥混乱，孙立人未随大部队北撤，而是完整撤退到印度。过境时英国军队竟要求新38师解除武装，以“难民”身份入境！孙将军当即回绝，下令加强警戒、准备战斗，后来英军参观了新38师营地，军装虽破却干净齐整，枪械虽差但擦得锃亮，还带来2门迫击炮4挺重机枪。与那些连裤子都扔在逃跑路上的英军绝对天壤之别。英国人一下被折服了，第二天就奏乐鸣炮欢迎。大快人心！
  1943年撤退到印度的新22、30、38合编为新1军，首任军长郑洞国，此时新22师也在其建制之中，出国远征的中国士兵，在美英盟军的帮助下，在兰姆伽整军经武，刻苦训练，练就丛林战的过硬本领，日后的新7军军长李鸿作为“兰姆伽营地的开拓者”因为干练坚决而被史迪威称为“东方的蒙哥马利”。
  第二次印度缅甸战役，今非昔比的新38师，士兵身强力壮，武器新颖精良，智取强攻，一下冲开野人山的第一关隘“鬼门关”。打扫战场，8名日军生俘，110余名日军被烧死闷死在堡垒内，战胜种种困难，逐一歼灭盘踞在野人山的敌寇，10月29日新三十八师终于突破险峻的野人山。激战90天的孟拱之战，经新38师两昼夜的奋勇拼杀，以胜利攻占而告终。
  1944年4月与美军联合围攻密支那，毙敌2000人，俘虏70人。新1军攻击八莫，新38师作为主力，在美国轰炸机的配合下，恶战一个月，与日军一个战壕、一个地堡地争夺，这一仗消灭日军2400余人。盟军当局后来将八莫的一条马路以新38师师长李鸿的名字命名。1944年8月孙立人升新1军军长。
  整个反攻战役中战果辉煌：击毙日军联队长以下官兵33000人，打伤75000，缴获大炮186门，战车67台，汽车552台，攻占公路646英里（大约1140公里）。自身伤亡17000余人。值得一提的是，在战役中曾俘虏日军1200多人，时任新38师长的孙将军对日本俘虏的态度：对那些曾沾满中国人鲜血的禽兽，尽管成了俘虏也照样格杀勿论，全部活埋。只有一人幸存，因为孙将军得知他是台湾人。也让日本人明白，杀降可不是他们的专利。日军后来一听新1军、新38师大名望风而逃。使新1军博得“天下第一军”的美誉。缅北与滇西的反攻战，是八年抗战中，中国军队取得彻底胜利的一次歼灭战，对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都起了重要作用。到1945年6月，新一军凯旋回国。
  1946年1月1日，孙立人奉命参加联合国参谋首长会议。2月17日，新一军开始奉调船运秦皇岛。3月下旬全军运抵东北。随即北上铁岭，锦州，辽中，沈阳，新民等地，并无大的战斗，倒是驱逐了一些每日抢劫强奸的苏联红军。
  东北第一场大仗为四平之战，自4月17日开始直到5月18日结束，足足啃了一个月。东北民主联军为了执行军委“化四平为中国的马德里”的命令，调集14个旅（师）构成绵延上百里的防线，此战相当激烈，双方都拼尽全力，杀得昏天黑地，甚至出现了新1军50师用重炮、120多挺轻重机枪打烂泊罗子阵地的战例，呈现僵局态势，最终以新6迂回威胁解放军退路，解放军被迫撤退而告终。
  此战前军长孙立人前往英国接受英王勋章，新1军没有军长在营已有4月有余。大战在即却仍不见带领他们一齐斩关夺隘，横扫印缅的军长归队，全军将士士气浮动。熊式辉派郑洞国临时指挥新1军。郑洞国虽曾是新1军军长，但一直在后方负责后勤，训练等，威信无法和孙立人相比。故从4月21日开始攻击四平，师长都态度消极，火炮打得凶，地面步兵却不努力攻击。无疑影响了战力发挥。而且16日，刚投入四平方向担任左翼迂回的71军主力在四平近郊遭受重创，丧失战斗力，只剩下新1军独力从正面强攻四平。如此条件下，以一军之力攻占四平显然不现实，无可厚非。5月中旬，民主联军7师向新38发动进攻，损失1000多。15日，孙立人赶到新1军军部，连夜制定攻击计划。新1军官兵见军长回来了，士气大振，奋勇猛扑林彪防线，在新6的配合下终于第一个攻进四平。
  “四平保卫战，解放军受到相当大的元气损失，许多主力部队失去战斗力，黄克诚部三师七旅，原为井岗山之老部队，四平撤退后只剩3000余人，失去战斗力；万毅之三师原有12000人，经四平战斗伤亡及撤退中被追击溃散逃亡只剩4、5000人，失去战斗力；一师梁兴初部剩5000人还保持有战斗力；二师罗华升部还保持有战斗力；邓华部保一旅损失相当重；其次八旅、十旅、杨国夫部七师也弄得疲惫不堪和不少损失……”—摘自民主联军给军委的总结报告。虽然战后承认只损失8000多，但实际上远远不止，东野一直讳莫如深，具体的数字仍是迷。
  而另外一场著名的战斗为1947年3月德惠守卫战。这是东北解放军第一次向国民革命军主力部队进行的正规攻城作战，潘裕昆的50师在德惠被围，孙立人勉潘裕昆沉着固守，并告潘裕昆三日内将亲率援军解围，同时亲率部众北上解围；同时，71军亦由农安侧击德惠。解放军集中了4个师、80门火炮，4辆坦克，以6纵为主力，可以说是绝对优势，且部队刚打了胜仗，士气旺盛。但是激战3天，攻坚却失利了。由此暴露出解放军在正规战、攻坚上的许多不足。德惠被围攻之同时，新1军留置在松花江北岸由50师149团第1营第2连连长郑明发率部固守的桥头堡亦受解放军围攻，长达24天。解围后，坚守德惠的149团及郑明发连，由蒋委员长特赐名为「中正团」及「中正连」，并颁发正式关防证书。但是在辽西会战之前，新1军进东北时编制的3个师曾经报销过6个团，分别是新30师89、90团，新38师112、113团和50师149、150团，作为新1军起家骨干是新38师（地位相当于新6的新22师）先后有2个主力团被歼，战绩比起新6，相对“虎师”有所不足。在黑山阻击战中也曾发动进攻，可惜那时已经太晚了，随着东野主力的到来，加上廖耀湘的病急乱投医，胡家窝棚之战，解放军以凌厉的攻势迅速捣毁廖耀湘司令部，逼其兵团退至唐家窝棚一带，廖耀湘在撤回沈阳之际，手拿报话器发话：“我是廖耀湘，现在我宣布撤退命令......”。这时，第九兵团参谋长杨昆急步上前劝阻道：“司令官，不能用明语，千万不能用明语......。”廖耀湘焦燥地打断杨昆:“我现在需要的是时间！时间！”接着他用明语命令到：“现在敌情严重，潘军长……我的司令部突然遭到袭击！现在由你指挥新一军、七十军169师和重炮部队，沿大虎山至新民地区向沈阳撤退。我亲率新六军22师、新三军第14师经大虎山至老达房渡辽河向沈阳转进，49军随后跟进.......”林彪听了立即部署指挥，这时注定败局已定，辽西成为了新1军的最终归宿。
  新38师的底子为税警总团，按理说干的应该是盐务缉私的买卖，不过我们的孙将军心向战场，一心要杀敌报国，执掌部队以后完全按照正规陆军的野战科目进行训练，最终在其一再请求下，将税警总团1、4、6三个团编为新38师，编成后参加军政部战力校阅，名列第一，立刻从丙种师提升为加强师，编入了缅甸远征军。有人将新1、新6比喻为“连体婴儿”，两军自成立到征战，最后到终结，大部分时间都在一起战斗，训练、战术、装备也有许多相同之处，兰姆伽营地的丛林作战训练在上文中已经说过了，这次说一说装备上的些许差异，新编38师辖3个炮兵营，比新22多一个，由于“过剩”问题，即使被歼两个团后,通过将库存的武器补充后，仍能达到团有迫击炮12门与战防炮8门，营有8挺重机枪与4具火箭筒，连有六零炮6门，班有1挺轻机枪与2支冲锋枪的水平。在军纪上，从第一次远征撤退不乱到接替新6军驻守长春，前期平分秋色，后期略胜一畴。
  当时东北流传着“只要不打新一军，不怕中央百万军”就是见识到其超强的战斗力后，很长一段时期由于恐惧而讲出的。
  在印度、缅甸的战斗中新1军可以说是占据上风，成军早，驰名中外，许多高级将领都接受过外国颁发的勋章，说白了就是“受洋人重视”，这也难怪，孙立人在美国留学期间就和马歇尔等人成为同学、朋友，关系非同一般，二战结束后美军曾经想让新1军代表中国担任驻日占领军，只是国共急着内战才作罢。在东北战绩上不如新6军，另孙立人不是老蒋嫡系，从感情、受重视程度上说老蒋更偏重新6军。最终孙立人也因为派系矛盾调离了新1军，离开了东北，同时调走了几百名骨干亲信，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后，这些人参与对新兵的训练，由此将新1军的传统与练兵方法流传下来，从这个方面考虑，最终还是将新6排在前面。
                                五、国民革命军第5军
                          代表人物：杜聿明/邱清泉
  就像新6军的新22、新1军的新38，提起5军就要先说大名鼎鼎的200师。该师前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直属战车营，1937年3月，该营与交通兵第2团装甲汽车队改编为装甲兵团，团长为杜聿明，由军政部直接指挥。1938年1月，该团扩编为第200师（五团制，20000余人），原团长杜聿明担任该师首任师长，为中国第一个机械化师，由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11月，该师扩编为新编第11军，也就是日后赫赫有名的5军，戴安澜继任成为200第二任师师长，也是最有名的一任。1939年日军在防城、北海登陆，进占钦州，准备开辟华南战场，截断西南国际交通线。5军辖新22师、荣誉1师、200师，在桂南会战中取得昆仑关大捷而一举成名，也成就了5军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战斗。这一场激战，成功收复昆仑雄关，日军损失空前巨大。据日本战后公布的材料，昆仑关一战，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长中村正雄被击毙，该旅团班长以上的军官死亡达85%以上，士兵死亡4000余人，被我俘虏的100余人。5军也付出了15000人伤亡的巨大代价，虽然有人认为这次胜利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是5军作为中国第一个机械化部队，火力强于日军，但对手毕竟是号称日本钢军的坂垣师团中村旅团，第5师团在侵华战争中，参加过南口、忻口、太原、台儿庄、广州等战役，官兵多系日本山口县人，秉性剽悍，长期受武士道侵染，参加侵华战争两年多，战斗经验丰富；而且5军此战仰攻设防完整的坚固关卡，难度更大。这一仗是日军承认的仅有的几次对方勇猛程度超过自己的战斗，含金量绝对不容质疑，当时中村正雄在日记中写道：“帝国皇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了“钢军”称号是因为我们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们遇到了一支比俄军更加顽强的军队……”。部队经过休整以后，杜聿明在巍峨的昆仑关上，建立了一座“陆军第5军抗日阵亡将领纪念碑”，含着热泪亲笔书写了400多字的悼念碑文。据悉，现在昆仑关山下的松林里，还有倭寇少将中村正雄的坟墓，他是此次战役中被打死的倭寇军衔最高的军官。当时杜聿明将军在看了中村正雄的档案后，建议以自己的名义为中村正雄在此建一个坟墓。
  1942年5军作为远征军先头部队赴缅甸作战，保卫滇缅路（1939年11月，日军攻占南宁，切断了桂越公路，次年6月，又切断了滇越公路。这样，滇缅路就成为中国西南大后方唯一的国际交通命脉），在著名的同古保卫战中，200师孤军与数倍于己之敌作战，当时日军55、56两个师团4万多人。200师孤军击毙日寇5000余人（未考），在同古坚守12天，同时，该师成功掩护友军英缅军第1师一部逃出日军包围圈。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后200师收复棠吉，但是因上级指挥失误，远征军被迫撤退回国，途中200师被日军伏击，戴安澜负伤不治，壮烈牺牲，兵败野人山。
  为保卫滇缅路，远征军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仅杜聿明第5军42000人中就牺牲了21000余人。当时滇缅路战线两侧，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惨不忍睹。由于损失惨重，不得不进行长期整补，直到1944年再次作为远征军参加滇西反攻，才再度上阵。
  1946年3月，第5军各部开赴武汉，解放战争中5军主要在华东作战，大大小小无数战斗，败仗很少。单单从坚持到1948年底淮海就可以看出来。5军在一年里转换指挥部就达300次以上，可见其转战的频繁。邱清泉的“逢五不战”就来源于此，华野老人谈起5军总是耿耿于怀。而徐东阻击战-第5军被华野7纵阻击成功可以说是仅有的几次翻船。
  1946年7月5军开始进攻苏北解放区，参加徐州以西扫荡作战，重创豫皖苏部队，年底国军准备打通平汉线，占领邯郸，5军主攻，连续攻克濮阳、大名等重要城市，给解放军根据地造成了重大损失。
  1947年2月，5军45师先头133团一营2连在小坝车站被中野3纵7旅围困猛攻，7旅与45师硬拼，遗尸遍地，被迫撤出战场，而45师133团一营2连连长连守仁镇定坚守车站，一夜激战，不计增援部队损失，该连死4伤5，7旅伤亡上千，损失比超过1：100！连守仁战后晋升营长。这直接导致了随后仓促的民权战役（解放军伤亡、被俘3400多人）、豫皖苏战役（中野伤亡、被俘5-6000人，由于是重大失利，牺牲、被俘比例特别高）的失败。
  1947年8月，宋时轮指挥华野10纵在梁山阻击5军和整84师，其表现可以分为两部分，八月初打的不错，但后来被迫北渡黄河。当时5军摆出转兵南下的架势，只留下84师继续北进。10纵准备集中兵力吃掉84师，但是邱清泉等10纵从防御转为进攻完毕之后，转头向北，会同84师合击10纵，10纵伤亡1000多人，被俘近3000人，被俘民工2000余人。丢弃武器、弹药，辎重骡马不计其数，损失极其重大，基本上所有的伤兵、后勤、医疗等单位，物资粮食全部丢掉了。
  1948年6月，著名的豫东战役爆发，在第三阶段中野抽调主力1、4、6、8及两广纵队围攻黄百韬兵团于帝丘店，邱清泉5军采用大迂回战法，绕到包围黄兵团华野部队背后，出其不意地猛烈进攻，与黄百韬里应外合全线击溃了华野，并乘胜追击，一直追到黄河边上，俘虏了几千名伤员，据粟向中央军委报告，被俘虏伤员几百人，但据战果统计，被俘3598人，见《全国解放战争史卷3》409页。
  1948年12月淮海战役中在陈官庄附近时5军被解放军包围，困守40多天，1949年1月9日，解放军发动总攻击，第5军的45、46两师大部分缴械，200师突围全军覆没。五大主力中最后一个部队香消玉陨。
  第5军成军以后，杜聿明便提出“操场就是战场”、“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要求5军具有“五除”（除骄、惰、伪、欲、恶）、“三习”（习精、诚、勤）的朝气，经过了严格的苦练，5军的作战水平大有长进。1939年3月，5军参加全国军队校阅，在当年军事考核中被重庆军委会评选为全国第一。该军战术多变，最擅长的，不是爆破而是炮火，且步炮协同密切，攻击时一般采用多梯队纵深配备，以密集队型波浪冲锋，攻击时间常常选择拂晓和中午，在山地常用多路攻击和迂回（如豫东战役战役解黄百韬之围），在平原和村落多采用正面攻击，中央突破。
  5军的历史上，特别要提两件事：
  第一次印缅战役同古保卫战前，200师师长戴安澜召集军官开会，大家对是否坚守存在分歧，争论不休，此时，598团中校团副黄景升愤然而起，慷慨陈词，自愿领兵御敌，师长戴安澜问其有无把握，黄景升慨然应曰：“成功虽无把握，成仁却有决心！”最终200师下定决心抗击日军，战斗中黄景升身先士卒，英勇杀敌，不幸壮烈殉国，在战后杜聿明的报告中也专门将此句作为全文结尾，蒋委员长闻言一震，马上问道：“这个团副现在还在200师吗？“杜回答：“他已经实践自己的诺言，成仁了”。日后国民政府专门在黄景升的家乡为他建造了纪念雕象并附以文字记录，蒋委员长亲自题词。而那句“成功虽无把握，成仁却有决心！”的铿锵豪言最终流传开来，成为那个时代的传世经典。
  第二件则更加悲壮，1942年5月远征军第5军向印度撤退途中，由于后有日军追赶，途中又没有道路，遂在密支那以西的莫的村将全部机械化装备之辎重如：汽车、装甲车、大炮等，全部烧毁，随后军长杜聿明率全军进入野人山的蛮荒之地。而确实无法随全军长途跋涉，留在莫的村堪迪佛塔一侧的医疗站中的千余名伤患官兵，从大局着想，不愿受被日寇俘虏之辱，抱着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华魂的志节，宁愿烈士死，不愿降虏生的赤子心，慨然于5月21日全体引火自焚，含恨而终！。这一史实在中国军事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气壮山河的英雄壮举！
  5军自从正式组建素来以军纪严明著称，可淮海战役跟随第2兵团，兵团司令为邱清泉，此时5军军长为熊笑三，此公名字很酷，但是在他的任内，却出现了足以毁掉5军名誉的劣迹，他作为一军之长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从徐州撤退的过程中，由于泄密，本来杜聿明详细制定了部队的行军序列、撤退时间以及路线、集结地点，并且严格保密，结果蒋介石却通知将各个银行现金先搬运出城，导致人心惶惶，争相逃命，一片混乱，第2、13、16一共3个兵团很快乱了套，坦克、汽车、牛车、马车挤成一团，枪支、弹药、粮食扔得遍地都是，纪律失去了约束力，部队成了一群自由散漫、无恶不作的土匪，到处抢劫、杀人、强奸。仅仅在萧县一地，5军就抢走了300多年轻女子作为军妓……，比起74军在孟良崮、18军在双堆集，实在天壤之别！本来处于逆境中身为王牌主力，更应令行禁止、临危不乱，显示精英本色，惜一代名军竟然作出如土匪一般殃及民众、祸害百姓的罪行，实在令人痛心！更给那些为了民族自由独立而牺牲的5军先辈丢脸！是为5军光荣历史上抹不去的污点。
  从战绩、地位上来说，5军在抗战期间著名的、有影响的大仗（能考验战斗力的）当数昆仑关和同古，其他战绩相对不是很多，这与指挥失误屡遭重创，不得不长期休整来恢复元气有关，二次国共内战期间的表现一点不比其他部队差，可惜最后没能挺住，作出了五大主力中少有的恶行，在陈官庄包围圈中的表现也是不敢恭维，感觉不如13兵团李弥部8、9两军。评述早期中共党籍的黄埔师生

自1924年6月孙中山建立黄埔军校后，大量热血青年以打倒军阀为己任，纷纷投笔从戎。至1927年7月，在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共招生六期，加上武汉分校的学生，有近万人之多。这些学生未出校门便参加了东征、北伐，相当多的人当时就牺牲在了战场上。而幸存下来的人，日后则成了国共两方军队的骨干将领。
  黄埔军校的校长是蒋介石，自视是“黄埔之父”，是黄埔系的唯一代表，以黄埔系为骨干的军队，则是他的私人军队。然而，在共产党军队中，也有著数量众多的黄埔学生，他们公然与自己昔日的校长作战，被国民党方面称为“赤黄埔系”。
  在黄埔一期学生中，徐向前是共产党方面军职最高的将领，很早就是四方面军的总指挥，人头标价十万，与朱德、毛泽东一样。徐向前当年曾被蒋介石召见，可他生性少言寡语，又是北方人，所以没怎么被校长注意。
  陈赓是自己闯进黄埔去的，带了一帮陆军讲武堂的同学主动转校。他在黄埔中是个出名的活跃分子，被称为“黄埔三杰”之一。当时军校中流传著一句话：“蒋先云的笔，贺衷寒的嘴，不及陈赓的腿”，可见陈赓为人的风格特点。陈赓在第二次东征中救过蒋介石的命，曾被委以副官重任。也因此，在上海被捕后逃得了性命。陈赓在四方面军当过师长，是徐海东的上级。后来又到一方面军当干部团团长，在草地上又救过周恩来的命。
  左权当年也是被陈赓带进黄埔的，后来军职却又在陈赓之上。左权在莫斯科学习军事时卷进了莫明其妙的“江浙同乡会”事件中，被王明打入了另册。直到1942年在山西十字岭牺牲，档案中还带著“托派”的嫌疑。
  王尔琢考黄埔时已是最后一批报名，幸好，他和同乡黄鳌、郑洞国一起榜上有名。王尔琢在南昌起义时不过是团参谋长，因为部队的主要主官全都逃散了，便成了仅次于朱德、陈毅的第三号人物。后来上了井冈山，又成了红军的第四号人物。王尔涿打仗以勇猛著称，他手下的营长林彪便私下议论王不讲战术。王尔涿曾发誓革命不成功就不剃胡子，当他牺牲在叛徒枪下时，一捧长髯，飘洒胸前。
  许继慎在一期中是著名人物，能讲能打，令右派学生非常头疼。在鄂豫皖初期曾是徐向前的上级，后来又是徐向前手下的师长。许对张国焘很看不上，私下称他是“老右倾”。张国焘也没客气，在白雀园大肃反中将许用马活活拖死。当时许的妻子是师政治部的秘书，已身怀有孕，还是被秘密处死。
  蒋先云考进黄埔时是第一名，毕业时又是第一名。黄埔三杰中，以他为首。蒋先云的入党介绍人是毛泽东，可见其人分量。蒋介石对他赏识无比，以极大的耐心等他回头。国共分裂时许诺只要蒋先云过来就能当师长，当时黄埔学生中能当团长的都没几个。然而蒋先云铁了心跟共产党，终于不辞而别。1927年5月28日，蒋先云在河南临颍与奉军张学良部作战时牺牲，时年25岁。
  李之龙想必学过中国现代史的人都很熟悉，其人与“中山舰事件”一起名标史册。在考进黄埔之前李之龙就已是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的政治秘书，资历是很老的。李之龙和蒋先云并列为黄埔中的左派学生领袖，也因此被右派学生痛恨。中山舰事件前，李之龙官升为海军局局长，军衔中将，与校长蒋介石平级，这不可避免地被视黄埔为蒋家军的蒋介石所不满。选定李之龙作为打击目标，可说是各方合力所至。李之龙从此一蹶不振，党内同志也冷淡他，最后流亡日本。国共分裂后，李之龙回国反蒋，在广州被捕。据说蒋介石闻讯后，曾电告李济深将李之龙解送南京。电报到达时，李之龙已被押赴刑场，牺牲在了红花岗下。
  周士第在黄埔时有“猛将”之誉，当过铁甲车队队长。南昌起义时又是叶挺部第25师师长，当时便是高级将领。在南下部队失败后，周士第离开部队回上海，造成了一段时间的脱党，这相当程度地影响了他日后在军中的地位。后来周士第追随贺龙，当过红二方面军的参谋长，又当过八路军120师参谋长，总算没有掉队，1955年授予上将军衔。
  刘畴西在一期生中也是积极分子，很早就受伤独臂，最高军职当过红十军团军团长。后来在江西怀玉山地区和方志敏一起被俘。当时刘畴西冻饿多日，哆嗦成一团，审他的正是一期同学俞济时。俞当时没怎么理他，就让人把他押下去了。后来黄维还讥讽俞济时：“大家多少同学一场，应该让人家吃顿饱饭嘛。你的心也太不善了！”刘畴西在狱中坚强不屈，与方志敏一起牺牲。
  蔡申熙在鄂豫皖是地位仅次于徐向前的军事将领。张国焘对黄埔出来的人大开了一顿杀戒，却十分欣赏蔡申熙，有意委任他为四方面军副总指挥。无奈时运不济，在四次反围剿的突围血战中，蔡申熙亲临前线，中弹牺牲。 _
  赵自选以仅次于蒋先云的第二名成绩考入黄埔，是黄埔军中的第一任铁甲车队队长。后来跟随彭湃去组织红军，牺牲在广东海丰。
  宣侠父是一期生中的特殊人物，因蒋介石破坏以党治军的制度而抗命不从，被蒋介石开除出黄埔。临行前留诗两句：大璞未完总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后来宣侠父入吉鸿昌部做统战工作，八路军时又任高级参议，出面向国民党要钱要枪。蒋介石对他不胜其烦，命军统特务将其暗杀。
  黄鳌也是一期中著名共产党人，后来又跟著朱德、陈毅上井冈山，在湘南作战中牺牲。
  阎揆要是和杜聿明、关麟征等人一起从陕西千里跋涉来考黄埔的。这十几个陕西人中竟出了6个中将，而阎揆要是其中唯一的一个解放军中将。
  彭干臣是南昌起义时的公安局局长，接的是朱德的班，为此还成了党史研究中的一段公案。后来跟著方志敏去赣东北，在战斗中牺牲。
  在一期生中较为可惜的是孙德清、吴展、董朗这几个人，在军事上都是一把好手，却都死在了肃反中。
  在二期生中著名的共产党人是周逸群和卢德铭。周逸群是红二军团的政委，和贺龙一样是红二方面军的代表。周逸群死于一次与敌人的遭遇中，一直怀疑是有人叛变，却没有证据。
  卢德铭投考黄埔时的艰难大概没人比得了。他从四川自贡出发，原打算先奔云南，借道广西，沿西江水路到广州。他步行到云南后，发现广西李宗仁正和唐继尧开战，水陆交通都已断绝，耽搁了一个多月也过不去，只好折回四川。卢德铭经成都到了重庆，再顺水路东下到武汉。原本想从这里陆路到广州，一打听，陆路只能到湖南。没办法只好又坐船到上海，换上外国货轮从海路到香港，再换船到广州。这一下子小半年过去了，黄埔一期都开学一个月了。卢德铭并不气馁，直接闯去找了孙中山，拿到了特别入学介绍信。蒋介石这回表现出了铁面无私，没让他进一期，而是做了二期的第一名学生。
  卢德铭后任武汉警卫团团长，参加秋收起义，成为总指挥。后在掩护部队突围时牺牲。如不死，很可能是朱毛会师后的红四军副军长，建国后当然的元帅。
  二期中的余洒度值得一提，他是李之龙的好朋友，参加了秋收起义，是红军中的第一个师长。后回上海中央汇报，与中共失去关系，转回投奔了蒋校长。后来余洒度任国军少将，在北平贪污腐败，被蒋介石下令枪决。
  黄埔三期生中朱云卿是井冈山黄洋界保卫战的英雄，荣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十分为朱德欣赏。后在苏区医院养病时被特务刺杀身亡，这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当时的肃反运动。
  吴光浩则是黄麻暴动的副总指挥，鄂豫皖苏区的创始人之一，在当地有著极高的威望。后在前往河南组织暴动时遭民团突袭牺牲。死后中央派徐向前来接替进行军事指挥。
  黄埔四期中出的人物在国共两边都是最多的。林彪就不用多说了。刘志丹，陕北红军的创始人，是党史中影响深远的人物。曾中生，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徐向前的副手，以游击战略而名贯全军。后被张国焘长期关押，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点名要见他，结果曾就不明不白地失踪了，连尸体也找不到，成了一个悬案。
  段德昌，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洪湖苏区的创始人，红二方面军的代表人物之一，有“火龙将军”之称。后被夏曦杀害于肃反中。
  伍中豪，红一方面军中与林彪齐名的将领，毛泽东的“四骁将”之一。曾是北大文科系学生，行军作战余暇一好喝酒，二好吟诗唱和。朱德曾有意自己进军委后让其接任红一方面军总指挥之职，只是不久伍在病愈追赶队伍时被江西安福县民团袭击牺牲。后彭德怀派兵将此民团剿灭，由谭震林操刀将杀害伍中豪的凶手斩首。
  叶镛，鄂豫皖苏区最早的师长，徐向前是他的参谋长。后在养病时被俘牺牲。
  陈毅安，井冈山的红军骁将之一，红八军创始人。
  袁国平，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随皖南事变而名闻天下。
  洪水，越南人，解放军中唯一外籍将军。授衔时其资历够中将，为平衡越军体系而授少将。
  郭化若，毛泽东最早的军事秘书之一，后任三野九兵团政委。
  除了上述的外，四期生中的共产党将领还有王世英、方之中、李天柱、李鸣珂、李运昌、李逸民、肖芳、季步高、胡陈杰、倪志亮、唐天际、曹广化等人。
  黄埔五期中出了几个重量级人物。
  许光达，后授大将军衔，成为红二方面军的代表人物之一。
  宋时轮，三野九兵团司令员，指挥过的最著名战役是抗美援朝中的长津湖战役, 也因此而备受争议。
  张宗逊，生就一副威风凛凛的形象，红军和解放战争时都跟著彭德怀，后又是国防部副部长，彭的副手。在58年反军事教条主义中是著名干将，被视为彭张一体。在一年后的庐山会议后及时倒戈，表态批彭而未受株连。晚年寂寂无名，连邓小平的治丧委员会也未列其名，是当时活著上将中唯一的一个。
  陶铸，中南区的实权人物，文革中调到中央成为第四号人物。因保老干部而被江青点名打倒，后囚死于安徽合肥。
  赵尚志，北满抗联的灵魂人物，与杨靖宇有“南杨北赵”之称。日将冈村宁次在东北时数次对赵加以围捕而不果，将其写入自传中。赵尚志对敌作战英勇，却被自己的中央两次开除党籍，直到牺牲四十年后才得，鄂豫皖苏区的最早创建者之一。
  五期中还出过解放军上将杨至成和中将谭希林。
  黄埔六期中出过郭天民（上将）、王诤（中将）、张开荆（少将）等解放军将领。在高级班中有两个著名人物，一个是黄公略，毛泽东最器重的红军将领之一，将其写入诗词中。另一个是贺国中，彭德怀的铁杆，红五军中最早的几个党员之一。
  黄埔在武汉办过分校，同样出了一些著名的共产党将领。
  张子清，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毛泽东的嫡系。因受伤后经常将药让给其他伤员，终于不治牺牲。
  王良，接林彪任红四军军长，罗瑞卿的好友，在与民团作战时被冷枪击中牺牲。
  罗瑞卿，有近一米九的个子，作战受伤后被误认为死亡，放进棺材后却装不进腿，被毛泽东称为“罗长子”。后授予大将军衔。
  周维炯，鄂豫皖苏区的红军名将，和许继慎一起被张国焘处死。 `
  邓萍，红三军团参谋长，牺牲于娄山关战役中。
  程子华，红军、八路军及解放军时都为重要军事将领，建国后转入经济部门工作，55年未授衔，似为可惜。
  赵一曼，四川宜宾人，原姓李，抗联中的著名女英雄，任抗联第三军第二团政委。在吉林珠河战斗中受伤被俘。在入院疗伤时说服护士韩勇义及看守，雇马车偷偷逃离。因马车速度慢，在离游击区仅二十里时被日军追上，不久英勇牺牲。死后长时期身份不明，后在同学罗瑞卿帮助下，终于明确了真实身份。
  胡筠，双枪女将，极为能干，平江地区苏维埃主席，彭德怀当时是她手下的委员。后在肃反中被冤杀。
  段玉林，红三军八师师长，贺龙倚重的将领，死于肃反。
  游曦，广州起义著名女英雄。带领一班女兵与敌巷战，全部牺牲。死后敌军将其扒光肢解，陈尸于天字码头，年仅19岁。
  武汉分校还出过陈伯钧（上将）、徐彦刚、刘型、李青云、李超时、张赤男、张友清等共产党将领。

  黄埔系八大金刚一般是指：何应钦、陈诚、顾祝同、刘峙、张治中、钱大钧、陈继承这八个将官。

1.

八大金刚第一位的是何应钦，此君当之无愧，老同盟会员，黄埔军校总教官，长期是国民革命军的第二号人物，历任陆海空三军总参谋长，军政部长，后来签定的《塘沽协定》，被指为卖国贼，亲日派，但依旧权柄在握，声势不改，直到到台湾后，才退出了决策层，安然过上了平淡生活。何应钦本人没怎么带过兵，一直在大本营主持，抗战结束后作为中国地区总受降官接受了日本的投降。何与蒋中正的关系，可以用互相利用为形容，何两次对蒋中正生出异心，一是联桂让蒋第一次下野，二是西安事变准备武力讨伐，按常理蒋中正早就该清除异己，但蒋中正没有，因为何应钦手下有国民党内很大一部分实力，蒋不得不借助，这也是何一直身居高位的原因。何深懂养生之道，待人宽和，提的起放的下，俊杰人物。也因此高寿，活到九十七岁，是国民党内长寿者之一。

2.

第二位应该是陈诚，这个浙江人，炮兵出身，东征中三炮定敌，大得蒋中正的欢心，后来与谭祥结婚，和蒋中正成了干亲家，更的蒋中正的重视，主持十一师时，联合李默庵，肖乾等驱走师长，在讨唐和中原大战中表现优异，在其后的围剿红军中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隐隐形成与何应钦抗衡的实力，这是出于蒋中正的默许，蒋中正也想在党内找一股实力牵制何，陈诚自然是最好的人选，也因此陈诚形成的土木系，一跃成为国民党的横跨军政的强大的力量，其十八军，也成为中央军五大王牌之一。陈诚日益得蒋的器重，庐山军官训练团一直担任副团长，抗战后指挥了四次武汉会战，之后长期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为重庆屏护。内战时主持东北，失败，去了台湾，数年经营，为蒋中正准备了良好的后路，也因此变为国民党二号人物，1965年陈诚去世，英雄早逝，举台湾悲。陈诚此人没有什么天赋，做事以勤稳著称，十分注重军人仪表，无论何时何地均精神不已，为人有胆识，曾在敌机轰炸时安然站立，历半小时之久。综观陈诚，实英雄也。

3

第三位是顾祝同，此人和何应钦有些相同，除了在北伐带兵，其后都在行营本部工作，西安事变后受蒋中正命瓦解张杨部队，完成的十分漂亮。抗战时主持第三战区，也有声有色，其间皖南事变的发生，从此为国人千夫所指。内战中主持国防部，负责蒋中正的军事进攻计划，深的蒋中正的信任，可惜手下有中共的地下党，因此失败连连。此后去了台湾，依旧是重要人物，1987年死，也是国民党的长寿者。顾为人小心谨慎，锋芒不外露，有军中圣人的称号。胸中有沟壑，是成大事的人，其一生好追花逐柳，可谓英雄仗剑，美人相依。

4

第四位是刘峙，刘峙的生平从他的外号即可看出，北伐时是福将，中原大战的常胜将军，抗日战争是长腿将军，到了内战时，主持徐州，为蠢猪将军。公正的说，刘峙在早期的军事生涯是很辉煌的，不管运气如何好，但能把吴孙打的没了脾气还是有一点能耐的，不象现在所公认那么不堪，或许是年岁过长，没有了拼劲，因此在后来的作战中一败再败，总之说来，刘峙在八大金刚中，打仗的才能是排在倒数的。其实他内战的蠢猪将军并不合适，中原突围或许有判断失误，但淮海战役刘峙几乎没有指挥过部队，上有蒋中正、顾祝同，下有杜聿明，刘峙自知不是这块料，没有插手部队指挥，但后来也成了替罪羊，刘峙没有去台湾，流落印尼，当小学教师度日，后来回到台湾，已是物是人非，唏嘘而已。刘峙素有贪婪名声，敛财有方，后来的结局并不美满，看来为人莫贪为好。

5

  第五位是张治中，这个著名的红色将军，能列入黄埔系的八大金刚实在是出人意料，但细观张的为人，就清楚这是为什么了，张是一个很传统的儒家人，受孙中山先生的赏识，负责黄埔军校的组建，此后一直便坚持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在黄埔之初，与共产党关系很好，便是遵循了这三大政策，之所以张是唯一没有和共产党打过仗的人，也是因为他竭力逃避内战，认为有违孙中山先生的政策，说白了，我认为张忠于的是孙中山先生，而不是什么蒋中正，这也是为什么他后来靠向大陆的根本原因。说起蒋中正和张的关系，蒋中正一直是很器重张的，对张的意见都要考虑，这固然是张自己本身的才能，更重要的是蒋中正对张的绝对信任，在中原大战时，张被委以重任，危局过后，便回到军校当教育长练兵，在后来的凇沪抗战，平定十九路军，凇沪会战的战役中莫不如此，不争兵权，也因此张在抗战开始后长伴在蒋中正的身边，担任政治部长和三青团书记长等要职，后来任西北行营长官，救了一批被盛世才囚禁的共产党，他还促成了两次和谈，第二次和谈时留在了大陆。综观张的一生，不爱财，自律甚严，厌恶内战，爱国热情高昂，实在是个伟男子，真英雄！文革中受到冲击，但在毛周的保护下，没有受到大的伤害，随后逝世，一生坚持自己的信仰，伟哉张治中！

6

第六位是钱大钧，此人的一生算是多姿多彩，带过很多次兵，也曾在大本营有过指挥全局的运筹帷幄时候，更有从政当上海市长的经历。钱大钧的军事生涯并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地方，早期的二次东征以六连士兵破陈炯明的四千之众算是绝唱。此后的北伐，中原大战，剿共俱有钱大钧的参与，没功劳也有苦劳，或许是看到了这一点，蒋中正把钱大钧调来身边当了侍从长，西安事变中一度受到蒋中正的猜忌，但钱大钧中的枪伤帮了他一把，反而连累曾扩情。后来任军政部次长，抗战结束后出任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总司令，后来去了台湾。钱大钧亦长寿，八十九岁方死。钱大钧爱财，犹胜刘峙，时人根据他的名字取“钓大钱”，抗战后作为接收大员狠狠的捞了一笔。到台湾后，转向于体育事业，为台湾的体育做了杰出的贡献。

7

第七位是蒋鼎文，原来是元帅府的副官，后来在军中有了一席之地，曾围剿红军，参加蒋桂战争，中原大战，解决福建事变，西安事变中传递信函，为蒋宋所感谢，抗战后任西北行营主任，后来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在豫湘桂战役中一溃千里，引咎辞职，此后虽然还在国民党中，但已经不再担任重要职位，转而经商，倒是颇有收获，去台湾后，衣食无缺，得以善终。蒋鼎文此人，贪花胜过顾祝同，尤其是中意“嫖”，感染性病，为民国一大笑话。

8

第八位是陈继承，此人受蒋中正的重用，参与了诸多事件，却没什么关键的地方。正是没有什么大功，也没有什么大过，不出彩，唯一著名的一次是镇压青年学生的“七五”惨案，后来也是去台，52年退役，到招商局担任顾问，善终。

  综合看这八个人，他们都是蒋中正及黄埔系的第一批嫡系成员，他们或毕业于保定军校，或毕业于各省速成学堂，在黄埔中都是教官一级的人物，在国民政府中央部队中，他们是第一批军长师长，长期活跃在民国，活跃在国民党内，他们也是黄埔系的元老，可以说，在国民革命军中，就是在这一群人的带领下成长壮大的，尽管后来的结局各异，但他们在民国这个舞台上的角色是不应该被人淡忘的。

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特点之一，是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1]因此，建立一支革命军队开展军事斗争以夺取政权，就成为上个世纪20年代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及年轻的共产党所面临的迫切任务。以培养军政干部为目标的黄埔军校，正是为解决这个重要课题而创办的。本文拟就军校前六期师生与国共两党建军的问题作些探讨，以展示黄埔军校与国民革命军及人民解放军的密切关系，及国共两党的黄埔将校在中国现代军事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在新民主革命斗争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

                        一、军校是国共两党联合培育军政干部的摇篮

  创办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在共产党人帮助下，通过总结以往革命经验教训所作出的英明抉择。军校的酝酿筹办工作，几乎是与国民党改组之进行和国共合作的实现同步的。在1924年初首次国共革命联合战线建立后，经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再加上苏联政府在物质人力方面的支持资助，一所拥有900余人的新式陆军军官学校，[2] 于6月16日在广州东郊的长洲黄埔岛上正式成立了。它是首次国共合作的重大成果，是两党合办的新型军校。经历过首次国共合作的两党人士都承认这一点。国民党人蒋介石曾反复指出：“军校是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产物，可以说无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即无黄埔军校”；[3]“本党不改组，苏俄同志不来指导我们革命的方法，恐怕国民革命军至今还不能发生”。[4]共产党人邓颖超曾说：“首次国共合作的实现，首先带来了新的革命武装的建立，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下的黄埔军校，成了这种新的革命武装的核心和中坚”；[5] 毛泽东也认为：黄埔军校“在1927年蒋介石反革命以前，这是国共合作的军校”。[6]

  当时，国共两党对办好黄埔军校都予以高度重视，并分别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与力量。在国民党方面，孙中山把办好黄埔军校视为大事，并为此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其一是加强对军校的领导，亲自过问军校的大政方针和组织人事。为此，孙中山兼任了军校总理，并于5月2日委派蒋介石为校长，9日又加派廖仲恺任党代表，组成校本部作为最高领导机构；在军校成立前后，他还亲自委任了校本部所属之教授、教练、政治、管理、军需、军医等六部的正副主任，及军校总教官、秘书和少校以上的特别官佐与部分教官。孙中山在军校成立的重要演说中强调：“今天在这里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我们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去担负“救国救民的责任”，[7] 他确定了军校以创建革命武装、武力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反动统治，挽救国家危亡为宗旨，并鼓励师生要明白斯旨，“立志做革命军”，认真学好“军事学和革命道理”，“使三民主义完全实现，革命大告成功。”[8] 其二是学习苏联红军经验设立党代表制度，走政治办校之路，实行党指挥枪。孙中山在军校设置党代表并委任其得力助手廖仲恺为党代表，就是要切实将新式军校置于党的领导之下。这党代表制度的确立具有重大意义-它代表党组织对军校的各项工作实施监督与指导，从而保证了党的主义、方针、政策得以在军校贯彻落实，防止军校成为个人专横的工具。为与党代表制相配套，军校还设政治部负责全校的政治教育与训练，在校内建立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孙中山曾为此亲自派资深的国民党要员戴季陶、邵元冲任政治部主任，并请胡汉民、汪精卫等兼任政治教官。在他的倡导支持下，党代表和政治部制后来得到了广泛推行：廖仲恺曾任“所有党军及各军官学校、讲武堂”的党代表[9] ；新组建的军校教导团则自团至连均派有党代表，施以切要之政治工作，“凡军队一举一动，一兴一废，均需受各级党代表之监督，以示军队党化。”[10]   这对黄埔办校与建军发挥了重要的保证作用。其三是坚持以主义办校，在军校内认真贯彻落实联俄、联共政策，充分调动国共两党的办校积极性。孙中山热情欢迎苏联军事顾问小组入校工作。他曾对顾问组长切列潘诺夫说：“我们要按照苏维埃的军事制度来组织革命军队”，以便“重整自己的国家，把帝国主义者连同他们的帮凶——军阀一起驱逐出中国去”； 希望顾问小组把苏俄革命斗争的“经验传授给我们的学员——革命军队未来的军官们”。[11]他又向苏联顾问鲍罗廷表示：我们军队中缺少的是“政治工作……，必须把所有这一切建立起来”[12] 为此，孙中山同意中共派年轻优秀的共产党员到黄埔军校来担任政治部的领导职务，并欢迎一批共产党人进校任政治教官或秘书等职。在他的支持下，苏联顾问和中共党员在军校的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保证了黄埔建军的高政治素质。

  廖仲恺作为办好黄埔军校建树了不朽功勋。他不仅为军校筹备出了大力，而且还在军校成立后尽忠职守，贡献尤多：一是提出各地应严格考选黄埔学员，注重生员的政治素质，把好招生质量关。国民党“一大”期间，廖仲恺要求各代表返省后协助军校招生时，“对于介绍青年军官学生特别注意，必其人明白本党主义，且诚实可靠，能做事方可入选。”[13] 军校试验委员会和各省同志遵照这一要求，对投考军校者，除进行必要的政审与严格的体检之外，还笔试语文、数字等课程，然后择优录取。高质量生员是办好军校不可少的条件之一。二是抓好政治教育与引导。廖仲恺于繁忙的党政工作之余，经常到军校来向师生们发表演说，勉励大家要“跟着本党总理，一心准备革命”，“努力为主义奋斗”。[14] 他特别注意引导军校内之国民党人搞好同中共党员及苏联军事顾问的密切合作关系，以便一道抓好军校之政治军事等项工作。三是管好经费等后勤保障工作。在当时政府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黄埔军校几百学生的学费、宿费、伙食费，甚至连服装费、书籍文具费用”等，不少是廖仲恺“辛苦筹来的”。[15] 就是校门卫兵的30条七九式步枪，也是他与石井兵工厂“交涉了不少时日”才弄到的。[16] 梁绍文认为从军校筹办到党军正式建立，廖仲恺“实综其成”。[17] 此非虚言。

  蒋介石为办好黄埔军校也出了力。毛思诚在蒋氏年谱中称：“公自受任校事，巨细躬亲，千端万绪，殚精擘画，尝于案头置各小册子：曰筹备录，曰办事提要，曰会议提要；凡有所举，先记其中，少则十多条，多则百余条，以资按次施行。共荩劳可想而知。”[18]?这话虽不免有过誉之处，但蒋办事一向认真和有条不紊也是事实。蒋在军校开办之初的讲话中，要求官长学生切实做到“尊重党纲”，“相亲相爱，和衷共济”，“严守军纪”，“服从命令”，“不要怕苦”，“要拿已死的先烈来做模范，有牺牲精神”，“为本党共效死力，期达本党三民主义，创造中华民国真正独立自由的国家”。[19] 他平时从严把好军事训练关，每天清晨起床军号响过就前去检查出操风纪，要求学员的“立正、举枪、托枪等动作”，应表现出“军人的精神”，做到“静肃整齐、平直敏捷”。[20] 他提出军校以“亲爱精诚”为校训，在办校前期尚能与苏联顾问友好相处，对在校工作的中共党员也给予一定的信任和支持。这些说明：蒋对军校工作曾一度较为尽心尽职，表现出某些励精图治的精神。

  中国共产党曾为办好黄埔军校作出重大贡献。首先，共产党人一向重视协助军校作好招生工作，尽力多选派党团员或进步青年到军校学习。军校第一期招生时，何叔衡和毛泽东分别在长沙、上海主持过招生工作。北京、武汉、济南等地的共产党区委，分别遴选和介绍了一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投考军校。为搞好军校各期的招生，中共中央曾两次发出通告，指示各地党团组织对招生事“万勿忽视”，应认真选拔“青年 中之有革命倾向者”投考军校。[21] 这充分体现了中共对黄埔军校建设与发展的关注。其次，中共中央派了一批重要干部入军校担负各级政治领导工作。如周恩来、包惠僧、熊雄先后任过军校政治部主任，张申府、鲁易则任过政治部副主任，季方曾任政治部副官，聂荣臻、杨其纲、王逸常、洪剑雄、卢德铭等先后任过政治部秘书、科长或科员，恽代英曾任主任政治教官，于树德、李合林、萧楚女、高语罕、张秋人、安体诚等任过政治教官；还有金佛庄、严凤仪、郜子举、郭俊等人，或任军校特别党部执行委员，或任学生队长、区队长等职。他们为军校本身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贡献。特别是周恩来和熊雄先后开创完善的政治工作，不仅有助于军校之稳步前进，而且还使其政治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军校门口有副对联写着：“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莫入此门”，横额是“革命者来”。这充分体现出黄埔军人的革命本色，反映出军校重在政治建军。

  黄埔军校的创建与发展，还与当时苏联政府的大力援助分不开。苏共中央不仅根据越飞的建议，于1924年3月下旬决定给孙中山的政府提供250万卢布的经费，[22] 用于办黄埔军校等事，而且还先后向广州派出了有经验和理论的军事顾问50多人，指导军校的军事政治训练工作。顾问们入校后依据红军的最新资料，重新编订了典、范、令和战术、兵器、筑城、地形与交通通讯等各教程，并大力协助军校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和必要的制度，从而保证了整个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苏联政府还分数次为军校运来了大批的武器弹药-它1924年10月首次运来“8,000支完全有刺刀的俄国式步枪，每枪有500发子弹”，还有10把手枪等一批军火物资；[23] 它1925年5月又一次运来2万支步枪，1000挺配备子弹的机枪，50门带有枪弹的掷弹筒和足够数量的手榴弹；它1926年再运来4批军火，计有来福枪23000支，子弹57000万发，机枪90挺，弹带4000个，火炮24门，炮弹1000颗，军刀1000把，并计划提供飞机15架。这些武器弹药的总价约为1061万卢布。[24]苏联的财政、人力和物质援助，从根本上保证了军校之训练、建军及其军事斗争的顺利进行。

  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黄埔军校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1925年广州革命政府取得东征陈炯明的胜利后，它首先在广东潮州办了分校。1926年3月，国民党中央决定：将各军开办的军校与讲武堂等并入黄埔军校，陆军军官学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仍由蒋介石任校长，以汪精卫任党代表，另设副校长派李济深任之，教育长则先后由胡谦、王柏龄、何应钦、邓演达、方鼎英担任。此后，军校的机构除原来的教授、教练、政治三部及管理与军医两处外，又新增设了入伍生、经理、军法、参谋、军械、编辑、兵器研究等部处和军械库、医院等，规模宏大，各行其职；学生方面则分为入伍生总队、学生队、学生军、军事教导队、高级班等，各期之情形不尽一致。随着两广统一和日后北伐战争之胜利，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于1926年夏和1927年春，又先后开办了南宁、长沙和武汉分校，其办校规模扩至长江以南数省。由此可知，首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实包括了陆军军官学校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两个阶段。

  为培养造就既能从事政治思想工作，又能指挥军事战斗的全面人才，军校在实际的教学中强调理论结合实践，贯彻政治与军事并重的方针。它在军事教学方面，尽量采用最先进的军事理论与技术进行讲授与训练。第一期的课程分为学科和术科两大类，前者授以军事理论，后者以实战技能训练为主。从第二期学员开始，施行分为步兵、炮兵、工兵、骑兵、辎重、交通、无线电、航空等科，各科教学工作循序渐进，力求知行合一，以提高学员的实战指挥能力。在政治教育方面，军校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教育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教育为主要内容，就这两者开设的课程前后多达26门，并在教学中采用讲授、讨论、问答、出版刊物和组织宣传队多种形式，深受学员欢迎。政治教学对于帮助广大学员养成爱国家、爱百姓、不怕死、不要钱、严守军纪的“黄埔精神”，起着潜移默化的巨大作用。

  为适应革命斗争的发展需要，黄埔军校采用了灵活的短学制-半年、9个月或一年不等，迅速地培养出大批的政治、军事干部。它在首次国共合作期间共招收六期学生，并毕业了其中的前五期计7399人，从而为革命军的肇建和扩充奠定了基础。军校的第一期学员入校时为470人，学习半年后于1924年11月底毕业，连中途插入的湘军讲武堂学生及四川送来的第六学生队在内共毕业645人；第二期学员449人于1924年8月至11月分批入校，学习近年后在1925年9月全部毕业；第三期学员于1924年12月陆续进校，学习一年多后于1926年1月毕业时，连同潮州分校修业期满的训练班学员在内共毕业1233人；第四期学员于1925年7月到次年1月间分7批入学，1926年9月连同潮州分校的两期学员共毕业2654人；第五期学员于1926年3月入校，学习半年多后分别迁往武汉和南京两地就学，次年发生了蒋介石背叛革命和宁汉两方对峙，在5-7月和8月，这期学员先后由恽代英、何应钦主持典礼，分别在武汉、南京两地毕业共计2418人-这标志着国共两党共办之军校到此结束。第六期学员4400多人于1926年7—10月分批入校，他们经历了“清党”和大革命失败，大部分人离校各奔前程，到1929年2月毕业时仅剩下718人。

  在上述的8117名军校毕业生中，包括有国共两党的成员。至于他们之中到底有多少共产党人？限于史料，很难说出具体的数字。有人对第一期师生中的共产党人数作过考订，认定学员中有中共党员88人-进校前入党者25人，进校后入党者63人（其中1924年在校期间入党者45人，毕业后至1927年7月前入党者10人，入党时间不详者8人）；另在77名教职员中有中共党员15人。[25][25] 这就是说，第一期师生中共有中共党员103人，共产党员在毕业生中约占14%弱，在教职员中约占2%。我想这比例在以后几期中应有所增大。切列潘诺夫说：“北伐期间各军里的政治部的负责人都是共产党员，政治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多数是共产党员。”[26]中共中央在1926年底的一份报告中明确指出：当时在北伐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党员“有一千五百人左右”。[27]由此可以推断，黄埔军校师生中的共产党人当超出这一数目。黄埔军校前六期毕业生的大多数人后来皆从事军队工作，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分别成为国民党所属的国民革命军及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八路军与新四军、人民解放军的核心中坚力量。从两党军队（尤其是国民党军队）中的许多高级将领都来源于黄埔军校师生来看，军校堪称是培养抚育国共两党军队将校的摇篮。

                    二、军校将士是支撑国民党正规军的核心骨干力量

  众所周知，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的初衷，就是为了建立一支国民党统率与指挥的革命军队-国民革命军；史实已充分证明，这支国民党军队的组建、发展与壮大，始终皆离不开黄埔军校师生的参与和奋斗。

  国民革命军的肇创，可追溯到军校教导团的成立，及其扩充为党军第一旅乃至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在这一过程中，黄埔军校 第一、二期的毕业学员，主要是分配到教导团和第一军中进行工作；其第三至六期的毕业学员，则分散在国民革命军的几个军中。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国民革命军迅速地壮大起来。到1928年7月时，北伐总司令蒋介石旗下的4个集团军，共拥有“84个军，272个师，220万人以上”，其中由蒋兼任总司令的“第一集团军（辖18个军，29万人）”，[28] 是以集中了军校毕业生精英的第一军为基础，而扩充壮大起来的黄埔系军人集团。它成为国民党正规军的重心和主力。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国民党的军队迅速膨胀起来：其在“1944年时共有120个军，354个师，31个独立旅，112个独立团和15个独立营”，[29] 到1946年7月时，“国民党军总数达430万人”（其中正规军在200万人以上）。[30]当时，依附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师生，或分居国民革命军统率部之要津，或成为各军、师、旅的主要将领，从而形成了以军校出身之将领为纲络纽带的庞大的黄埔系军事集团。它既是构成国民党“中央军” 骨干的基本班底，又是蒋介石几十年军事独裁统治所依赖的嫡系力量。在以蒋介石为首的黄埔系军人集团中，前六期的师生实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蒋虽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就以中央军校取代了黄埔军校，后又在各地办了9所分校，先后共招了二十几万名学生，培养出大批将校，但整个国民革命军的高层将领，大多数仍是来自黄埔军校前六期的师生之中。据不完全的统计，在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统治大陆时期，黄埔军校前六期师生出身的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至少在271人以上。这其中有特级上将1人，一级上将5人，二级上将5人，上将7人（内有3人为追认），中将加上将衔2人，中将180人（内有10人为追认），少将71人（内有6人为追认）。他们中的有些人溃守祖国宝岛台湾后，军衔和职务继续有所提升（此未统计在内）。[31]正是这前六期师生出身的众多国民党高级将领，成了支撑国民革命军的核心骨干力量。

  首先，国民党军队的全国最高统率指挥机关，基本上是由黄埔军校前六期师生出身的将领为核心组成的，并一直为他们所控制。国民革命军最高统率指挥机关的名称及其机构设置，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既有延续，又有差异。北伐战争时期的军队统率指挥机关，起初1925年7月设立的广州国民政府军事部和军事委员会，稍后是1926年春夏间成立的国民革命军总监部、国民党中央军人部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又称北伐总司令部或陆海军司令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是北伐时陆海空军的最高指挥机关，由总司令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它下设总政治部主任、总参谋长兼后方留守处主任等职，辖有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副官处、军需处、军医处、军法处、军械处、交通处、航空处等机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国民党军队的最高统率机关。它设立之初机构简单，仅有主席、委员等职，并在北伐过程中一度隶属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1927年至30年代初，军事委员会的机构较完备，由国民政府特任的“常务委员11人到15人”组成，设委员长或主席1人；下辖“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参谋厅、军政厅、总务厅、经理处、审计处、军事教育处、政治训练处等机关”。[32]1932年后，军事委员会的机构有所扩充，职权大为增大。当时的军委会辖有委员长侍从室、办公厅与铨叙厅及总参谋部、政治部、军政部、军令部、军训部、兵战总监部、军法执行部，还包括有战地党政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军事参议院、海军司令部、陆军司令部、航空委员会、宪兵司令部、军统局、外事局、中央干训团等。其职权不仅涵盖了军队的编制、教育、训练、经理、兵战、后勤、外事等各个方面，而且大大超越军界之外，一度成为掌控全国政治、军事、财政、文化等大权的军事独裁机关。抗战前的国民革命军统率领导机构，有1928年设立的国民政府军政部、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及最高军事咨询机关军事参议院。军政部成立之初隶属国民政府行政院，3年之后改隶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并成为该会的核心机构之一。其设有部长、次长、参事、部附等职，并下辖有陆军、航空、工兵、军务、兵役等各署。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曾先后决定：国民政府主席可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和大元帅。军事参议院除有院长、军事参议外，尚设有院长办公厅和总务厅，后期又增加了点验委员会等。抗战期间的最高权威军事统率指挥机构是国防最高会议和国防最高委员会。其前身是国防会议和国防委员会。国防会议是一个军政合一的最高军事统率机关，正式成立于1936年7月15日。正副议长分由军事委员长和行政院长兼任；秘书厅长由参谋总长兼任，两副厅长分由军委会办公厅长、参谋次长兼任；会议成员由“中央军事机关各长官、军事委员会两名副委员长、参谋 总长、军事参议院院长、训练总监、航空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各关系部长（军政、海军、财政、外交、交通、铁路等部），以及中央特别指定之军政长官”组成。[33]1937年3月，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定改国防会议为国防委员会；8月12日它又决议“撤销国防会议及国防委员会，设立国防最高会议”，该最高会议于9月9日正式成立后，“代行中央政治委员会之职权”。国防最高会议的正副主席，分别由陆海空军总司令和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担任。1939年1月21日，国民党中央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撤销国防最高会议”，“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代替中央政治委员会职权”。该委员会于2月7日正式成立，常委由“五院院长、外长、正副参谋长、中常委共11人”组成；[34]其所属机构与前国防会议大致相同，只增加了救济督办总署等。它拥有全国的党、政、军、财等所有最高权力。在战胜利后的1946年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决定裁撤国防最高委员会，恢复中央政治会议之机构与职权；随后，国民党中央又决定撤销军事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局，成立国民政府国防部。国防部于6月1日正式成立后，设有正副部长等职，并辖有总参谋部及陆军、海军、空军、联勤、宪兵各司令部和保密局、警察总署等机构。

  尽管国民党军队的最高统率指挥机构有如上所述的一些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这就是各机构及其所属部门的主要领导，几乎全由黄埔军校前六期师生出身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担任。如视军权如命的蒋介石校长，深知“有军则有权”，“这个基点他是抓得很紧的”；[35]他曾先后任军人部长、国民革命军总监和北伐总司令、陆海空军总司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防会议议长、军委战地党政委员会主任、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大元帅等职，始终居于国民党军队的最高统帅地位；军校党代表汪精卫在叛国投敌前，曾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等职；军校教练部主任和副校长李济深，曾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兼总司令部后方留守主任、代总司令、军委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军事参议院长等职；军校总教官和教育长何应钦，曾先后任北伐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军政部长、参谋总长、国防部长等职；军校特别官佐和炮兵区队长陈诚，曾先后任政治部长、军政部长兼联勤司令、参谋总长兼海军司令等职；军校管理部主任顾祝同曾先后任参谋总长和陆军总司令等职；长沙分校校务常委唐生智，曾先后任军委会常委、训练总监部总监和运输总监、军事参议院长等职；军校一期毕业生桂永清和关麟征，曾分别任海军副司令、总司令和陆军副司令、总司令等职；等等。据不完全统计，除上述9人外，军校前六期师生任最高军事统率指挥各机构副部长和各军种副司令及参谋长以上军职者，至少尚有以下32人：国防部副部长郑介民和盛文，参谋次长、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参谋次长李及兰和方天，空军总司令周至柔、空军副总司令毛邦初和王叔铭（兼参谋长），陆军副总司令、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罗奇，陆海空联勤副总司令黄维和陈良，宪兵总司令兼南京卫戌区司令张镇，宪兵参谋长、东南区司令刘炜，军事参议院长李宗仁，国防最高会议副秘书长甘乃光，政治部长、侍从室一处主任张治中，政治部副部长兼代部长袁守谦，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和何告若，军政厅（部）长严重，国防部政务次长、军统局长钱大钧，军政部与军训部次长王俊，第六部长、调查统计局长陈立夫，管理部长、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姚琮，后勤部长兼战时运输管理局长俞飞鹏，还有广州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胡汉民和廖仲恺，及武汉国政府军委会主席委员徐谦，北伐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吴稚晖和陈公博，北伐总政部副主任郭沫若。

  军校前六期师生任最高军事统率指挥各机构之处、局、厅、署等部门主要领导者，至少在32人以上。他们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邵力子和王昆仑，北伐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孙炳文，总政治部秘书长、侍从室二处五组长陶希圣，总司令部军需局长缪斌，总司令部政训部长戴季陶，武汉分校和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训练总监部政训处长周佛海，总司令部航空处长、北伐航空队司令张静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包惠僧，军委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军委参谋厅副厅长、代一厅长张元祜，军委铨叙事务处长、参谋部二厅长陈焯，政治部一厅长贺衷寒，政治部二厅长康泽和徐会元，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吴思豫，军委办公厅秘书长罗君强，军统局副局长戴笠，军委青年战地服务团团长黄仲翔，国防部军务局长、总裁办公厅主任兼侍卫长愈济时，国防部新闻局长邓文仪，国防部作战厅长、军务署副署长郭汝瑰，国防部总务局长、空军署长徐焕升，国防部总务副局长、总统府第六局长徐本生，国防部保密局长毛人凤，联勤总司令部兵工署司长洪士奇，国防部二厅长张炎元，国防部保安局长兼警察总署长唐纵，交通警察总局长吉筒章和周伟龙（兼军统局别动大队总指挥），还有中央军校校长陈耀明，中央警校校长李士珍。综计以上在全国军事统率指挥机构任领导职务者有73人（溃守台湾后任职未计在内）。[36]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国民党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几乎每个人都是从任团、旅、师、军长等一级级往上升迁的，因此往往一个人身兼数职，或先后任过几个、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职务；其中不少人担任过集团军总司令、绥靖公署与行营主任、战区总司令和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等要职。如热衷权势扩张，主张“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的陈诚，就“常身兼数职”，他抗战时期曾“兼职53个”，被人称为蒋介石在军事方面的“机动部队”。[37]正是这众多的黄埔系高级将领，组成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领导核心。他们从整体上掌控着国民党军队——尤其是“中央军”的领导、决策、统率大权。

  其次，国民党军队尤其是“中央军”的具体指挥调度权力，也基本上执掌在黄埔军校前六期师生的手中。为便于对军队的领导与指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军政部等在军队编制方面，除设有军、师、旅、团、营、连、排长外，还先后在军以上组建了军团或集团军、兵团、方面军与“剿匪”总司令部等机构，指派高层将领主其事以强化对军队的控制；为加强军队间的协调、调度与指挥及对地方的监控，蒋介石在各地区设有军委会分会、军事委员长行营（1946年5月后改称国府主席行辕）与办公厅或办事处，国民党政府又先后划全国各地为若干绥靖区、战区、编练区、军政长官辖区，分别设立总司令部或公署，委派高层将领任其主官，以指挥该地的军事并控制其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活动。目前所见资料显示，这些军政机构大多是由军校出身的高级将领掌控。据不完全统计（以个人所任最高军职为准），军校前六期师生之将领中有：任集团军正副总司令者5人：总司令是方鼎英、丁德隆、王仲廉、刘戡，副司令有彭善；任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及各省保安与警备司令者7人，他们是宋思一、冷欣、张世希、陈大庆、宣铁吾、杨步飞、彭孟缉、肖作霖；任兵团正副司令者30人：即司令有王敬久、孙元良、侯镜如、黄杰、邱清泉、沈发藻、石觉、刘安祺、李弥、胡琏、廖耀湘、刘嘉树、卢浚泉、钟彬、胡长青、陈克非，副司令有彭杰如、曹天戈、唐云山、钟松、刘进、曾泽生、熊新民、唐生明、高吉人、方先觉、覃异之、傅正模、胡素、陈武；任方面军正副总司令有4人：总司令为王耀武，副总司令有夏楚中、张雪中、霍揆彰；任“剿匪”正副总司令者8人：总司令有刘峙，副总司令有郑洞国、陈铁、梁华盛、宋希濂、李延年、杜聿明、陈继承；任行营和绥靖公署正副主任者17人，主任有董钊、刘玉堂、曹日晖、柳际明，副主任有顾希平、李天霞、王劲修、潘裕昆、张金廷、廖运泽、曾扩情、李默庵、李良荣、甘丽初、李文、唐星、李仙洲；任战区和军政公署正副总司令与长官者5人，其中任正职者有蒋鼎文、李铁军，副职则有王懋功、胡宗南、陈明仁。综计以上任集团军副总司令以上高层军政职务者共为78人。此外，还有军校前六期师生将领任上述各军政机构参谋、政治、办公等部门领导者16人，他们是赵子立、蒋坚忍、刘宗宽、周复、胡轨、李世璋、李汉萍、张纯、文强、郭一予、邱为达、罗列、赵可夫、王逸常、董益三、宋绮云。

  黄埔军校前六期出身的将领任国民党军队的军、师、旅长等各级领导职务者约有108人。其中任军党代表与军长者有42人，他们是：谭延闿、韩浚、覃道善、姚国俊、郜子举、郑挺锋、林伟俦、陈素农、陈金城、陈林达、陈章、陈烈、余锦源、李荩萱、牟廷芳、方暾、王应尊、戴之奇、方靖、唐守治、郑庭笈、邱行湘、阙汉骞、高魁元、熊绥春、宋瑞珂、刘玉章、沈向奎、张灵甫、刘伯龙、罗列戎、袁朴、李树森、廖昂、丁炳权、刘云翰、段霖茂、李鸿、李志鹏、容有略、李运成；任副军长者12人，他们是：王柏龄、廖运升、陈震东、陈远湘、杨光钰、彭战存、蒋伏生、黄轸吾、郑作民、石祖德、夏季屏、彭佐熙；任师党代表和师长者15人，他们是：鲁易、胡谦、洪剑雄、恽代英、季方、宣侠父、秦忠笏、王万龄、廖运周、孙瑾明、刘子奇、潘朔端、赖传湘、彭士量、戴安澜；此外尚有任副师长者9人，任纵队及军和师两级参谋、政治等部门领导者11人，任旅长者9人，任团长者10人。由上可知，黄埔军校前六期出身的将领，网络状地分布在国民党的整个军队中，他们从上而下直接地执掌着这支军队——尤其是中央正规军的各级军事指挥调度权。

  最后，蒋介石及其所属的各亲信高级将领，向来都把黄埔前六期师生中的国民党人军官，作为嫡系部队将校的来源和自己所依赖的中坚力量。蒋介石所宠信的“五虎上将”，除卫立煌是出身于粤军（与曾任军参谋长之蒋氏有关系）之外，其余4人——陈诚、刘峙、顾祝同、胡宗南（有的说法不一），皆出身于黄埔军校前六期师生中。蒋号称“五大主力”的嫡系王牌之军长，皆由他委派的黄埔军校前六期师生将领担任-第五军之军长先后由张治中、杜聿明、邱清泉和李运成等担任；第十八军之军长先后由陈诚、黄维、彭善、方天、胡琏和高魁元担任；第七十四军之军长先后由俞济时、王耀武、张灵甫等担任；新一军之军长先后由郑洞国、潘裕昆等担任；新六军之军长由廖耀湘担任。同样的，这些军的副军长和正副师、旅长，也多是出身于黄埔军校前六期的师生中。

  有样学样，蒋介石的亲信将领也跟校长一样如法炮制。他们一旦执掌兵权就靠军校前六期师生来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黄埔系势力集团。如陈诚在30年代初出任第十八军军长兼十一师长之后，就“始终以黄埔系为主干……组建部队”，结果该军“从连排长到师长，80%为黄埔学生”；“顾祝同统率的第九军，各师团长大部分是黄埔一期学生，副团长、营长都是第一、二、三期学生，连排长都是三、四、五期学生”。[38]又如胡宗南1930年任第一师师长后，“为了在第一师造成青一色的黄埔势力，他首先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调整”，将该师原保定军校毕业的军官，换上黄埔军校生，“经过多次调整，第一师的团以上军官，很快就成了青一色的黄埔出身”；随后他又以第一师为基础骨干，逐渐扩充形成了“黄埔系的少壮派集团”，到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时，其所部的“军师长俱为黄埔出身，集团军总司令又全系黄埔一期生”；陆军第三方面军所部的“师旅团长，几乎是青一色的黄埔学生……和胡宗南一样是纯粹的黄埔系集团。”[39]

  总之，从国民党军建制的微观上来看，黄埔军校前六期师生出身的将领，实际上是组成国民党军队尤其是其嫡系-“中央军”的骨干基础，从其统率指挥体系的宏观上观之，他们又是掌控整个国民党军政大权的核心领导力量。毛泽东在抗战期间论及国民党军队时说：“蒋介石代替孙中山，创造了国民党全盛的军事时代。他看军队如生命，经历了北伐、内战和抗日三个时期……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央军’”。这是一个以在“黄埔军校作过教官和学生的将领和军官”为中坚核心而组成的“黄埔系军人”武装集团。[40]

                     裂首次国共合作和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失败了。中国共产党之有识之士，在血的教训面前开始认识到：“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中取得的”；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上，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在此会议前后（主要是会后），共产党人决心“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42] 他们在全国各地先后发动了一百多次大大小小的武装起义，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多支工农红军，创立了十几块红色革命根据地。黄埔军校前六期师生中的中共党员，既有革命的军事理论，又有北伐之军事实践，他们在这一过程中的艰苦奋斗，为创建工农红军和各革命根据地贡献了力量、甚至宝贵的生命。

  1927年秋冬，中国共产党先后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前一次起义的主力是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十一军的二十四师和二十五师及第三军的教导团与南昌的警察大队，后两次起义所依赖的主要是原第二方面军的警卫团与第四军的教导团、警卫团及湘赣边和广州的工农武装力量。当时，在这些原北伐军和各地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中任职的军校师生，积极领导和参加了这三次起义；有些人还成为中国最早工农红军与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据不完全统计，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时，中共前委书记周恩来、前委委员恽代英和张国焘（中共中央代表）及周士第、唐天际、陶铸、彭干臣、董朗、雷经天、蔡申熙、廖运周、王尔琢、毛泽覃、刘畴西、孙德清、夏曦、郭沫若、彭明治、朱云卿、徐百川、陈赓、毕士悌、彭仲贤、廖运泽等24名师生参加了起义。中共前委特别是周恩来是起义的主要领导人。9月9日湘赣边秋收起义发动时，有卢铭德、余洒渡、张子清、徐彦刚、陈毅安、伍中豪、刘型、谭希林、朱云卿、张宗逊、陈伯钧、王良等10余名师生投身于起义，其中卢、余分任起义的总指挥和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是这次起义的重要领导者之一。12月9日广州起义举行时，有叶剑英、恽代英、聂荣臻、黄锦辉、季步高、雷经天、蔡申熙、叶镛、吴展、徐向前、赵自选、程子华、陆更夫、郭天民、黄公略、袁国平、段玉林、倪志亮、何昆、张赤男等20多名师生参加了起义,其中叶任起义军副总指挥，恽、季、雷分任起义行动委员会委员,是这次起义的策划领导者之一。[43]

  上述有五六十名黄埔军校前六期师生参加的南昌、秋收和广州起义，是这期间共产党人所领导的众多起义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三大起义。它们分别开创了中国新民主义革命史上的三个第一：即南昌起义“在共产党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44]秋收起义开辟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广州起义尝试过建立第一个城市工农革命政权。其最重大的成果是前两次起义的部队，在井岗山根据地创建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第一支人民军队-秋收起义的队伍经过三湾改编为一个团后，于1927年10月抵达井岗山的茅坪。南昌起义军余部于次年初在湘南发动年关起义后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当时在军中任职的师生有陈毅、王尔琢、李天柱、杨至成和林彪等人；该师于4月在井岗山区的砻市与秋收起义军胜利会师后，共同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为朱德，政委是毛泽东）。自军政治部主任陈毅、参谋长王尔琢以下，有一批黄埔军校前六期的师生在该军中任职。他们为红四军的发展和井岗山根据地的巩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由此可见，军校师生的中共党员是我党最早创建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中坚力量 。

  工农红军第四军的创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已“彻底地认识到军队的重要性”，及她独自领导的新民主革命“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45]井岗山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在全国人民面前树起了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鲜艳红旗。这对于日后各地武装起义的开展与工农红军的组建，及中央革命根据地与其他根据地的开辟、扩大和建设，都产生了巨大的示范作用和极为深远的政治影响。中国各地的工农红军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扩建成为几个方面军的；它们在各大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和建立红色革命政权，开展了轰轰烈烈、颇具声势的土地革命。黄埔军校前六期师生在这期间的红军斗争中，充当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和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黄埔军校的部分师生积极领导并参与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组建，及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并在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当时参加这项工作和斗争的工农红军，除井岗山的红四军外，还有湖南平江起义和广西百色龙州起义的部分队伍等。1928年7月22日，有黄公略参与领导，及邓萍、贺国中、黄纯一、胡筠（女）等黄埔毕业生参加的平江起义爆发并取得胜利，结果创建了工农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军党代表）。该军主力于年冬开赴井岗山宁冈地区与红四军会师。1929年，红四军主力分向赣南和闽西进军，开辟了赣南与闽西红色根据地；红五军主力则返回平江地区，为开辟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进行奋战。当时及稍后，邓萍曾任红五军参谋长等职，黄公略曾任二纵队司令、副师长等职，胡筠和贺国中则分任一纵队长与7团党代表，他们为红五军的壮大及其根据地建设出了大力。随着根据地的扩大，红四军和红五军分别扩编为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1930年初，广西百色龙州起义所诞生的红七军之部分主力，在军校毕业生雷经天、冯达飞、袁也烈等率领下转战到赣南地区后，与其他的工农武装组建成工农红军第八军，由李天柱、冯达飞先后任军长，是年夏间，第一、三军团等联合组建成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它在1930年冬至1933年春接连取得了几次反“围剿”的胜利，队伍扩充壮大到拥有6个军团约14万人，以瑞金为首府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也得以巩固和扩大。这期间，黄埔出身的红军将领在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红军总部和红一方面军中，担任了许多重要的军政职务：如周恩来、张国焘曾分任中央革命军委委员会副主席兼红军总政委，项英曾任中央军委会副主席兼中央军区司令员和政委，聂荣臻曾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红一军团政委，李富春曾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红六军团政委，袁国平曾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叶剑英曾任红军副总参长兼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杨至成和范树德曾分任中央军委会供给部长、总经理部长，张宗逊、倪志亮曾任红军大学政委和校长，朱云卿、郭化若、杨林曾先后任红一方面军参谋长，郭天民、罗瑞卿、王诤曾分任红一方面军的一局长、保卫局长和通讯部主任，林彪、左权曾分任红一军团长和代理军团长，徐彦刚曾任红一军团参谋长及湘鄂赣军区司令员，毛泽覃曾任闽粤赣军区司令员等；此外，还有一批黄埔毕业生分别担任过红一方面军所辖各军的军长与军政委，及各师的师长与师政委等职。他们都曾为人民军队尤其是红一方面军及中央根据地的开创和建设，立下过汗马功劳，可谓是肇建中国工农红军的元勋功臣和中坚力量。红军第一方面军后来经过长征（1934.10—1935.10）到达陕北扶施地区的吴起镇后，与由军校生程子华任军团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的陕北红十五军团（军团长为徐海东，该军团系由刘志丹、王泰吉、阎揆要、唐澍等领导发动的渭（南）华（县）起义所组成的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同自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长征到陕北、以程子华任军长与政委的红二十五军，于1935年9月联合组成）胜利会师。不久后，红十五军团被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两者合成一体共同为巩固和扩大陕北中心革命根据地进行艰苦奋战。抗战开始后，红一方面军之主力改编为八路军的一一五师。

  黄埔军校前六期师生在各地领导发动的武装起义，及参与创建的主力工农红军和重要革命根据地，还有以下一些：

  在湘鄂西地区，1927年9月有段德昌、肖人鹄、方之中、黄鳌等人领导举行的鄂西秋收起义，创建了以肖任军长的工农革命军第五军。是年底又有周逸群等利用部分国民革命军（贺龙旧部）和工农武装发动的湘西桑植年关起义，拉起一支红色队伍；段德昌与段玉林等也于次年初领导公安暴动建立了一支工农武装。在中共湘鄂西特委领导下，这两支工农革命军组成了红军独立第一师。它与红五军一起开辟了湘鄂西和洪湖革命根据地。1929年3月，湘鄂西之红军改编成红四军（后为红二军）。次年初，洪湖地区的红独一师则扩编为红六军，由段德昌任军长兼参谋长和一纵队司令。这年7月，红二军和红六军联合组成了中国工农红第二军团。这期间，周逸群曾任红六军政委和红二军团政等职，受中共中央委派来到湘鄂西根据地的孙德清和夏曦，则分别担任过红二军与红六军军长及红二军团参谋长、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显然，军校师生出身的红军将领，是湘鄂西根据地红军的主要领导人。随后，红二军团成为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辖红二、六军团及红三十二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的主力之一；湘鄂西根据地也恢复扩建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红二军团随红二方面军长征（1935.11—1936.10）到达甘肃会宁后，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出过大力。它在抗战初期成为八路军一二0师的组成部分。

  在鄂豫皖边地区，1927年11月有潘汝忠、吴光浩等人领导发动的黄（安）麻（城）起义，创建了以潘、吴分任正副总指挥的鄂东工农革命军；他俩成为开辟鄂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第二年，鄂东军曾先后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和红十一军三十一师，由吴光浩任军长兼师长。随后，鄂东根据地扩大为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由徐向前任鄂豫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三十一师长。1929年5月有周维炯、肖芳等人领导举行的河南商南起义，成立了以周为师长的红十一军三十二师，他们是豫东南根据地的开创者。同年11月又有徐百川、姜镜堂等人领导发动的六安、霍山起义，成立了以徐为师长的红第十一军三十三师（后为中央独立一师），他俩成为最早树起皖西北革命根据地红旗的人。随后红十一军改编为红一军，由受党中央委派来到鄂豫皖地区的许继慎任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兼第一师长；1930年4月，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合编成工农红军第四军，由鄂豫皖特委书记曾中生兼任军政委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为军参谋长（军长是邝继勋），蔡申熙、许继慎、周维炯、姜镜堂等则分任师长或师政委。从此后鄂豫边、豫东南和皖西北3块根据地联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次年11月，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一年后它扩充为5个军约8万余人，并新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这期间，受党中央委派来到鄂豫皖地区的张国焘，先后任过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和红四方面军政委等职，曾中生曾任鄂豫皖和西北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参谋长等职，蔡申熙曾任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二十五军长，徐向前曾先后任红四方面军前敌总指挥和东线总指挥等职。由此可知，军校师生中出身的红军将领，是鄂豫皖及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核心力量。红四方面军长征（1935.3—1936.10）到达甘肃会宁后，参与了建设陕北中心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并于抗战初改编为八路军的一二九师。

  总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人民军队的创造建立时期。据不完全统计，仅参加前述12次起义的黄埔前六期师生就在75人以上。由于有的军校师生或参加了其他的起义，或受派进入根据地之红军中工作，故在整个土地革命时期，军校师生出身的任团长以上的红军将校至少有103人。他们之中有校本部及各分校的教职员23人，第一至五期毕业生分别为22人、6人、6人、19人和8人，六期和高级班毕业生6人，武汉分校毕业生13人。这些人之中，除了前面已提到的任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军团副参谋长以上职务的21人（军委会和红军总部领导7人，军委直属部门领导4人，军区领导2人，一方面军及所属机关和军团领导8人）外，还有任方面军领导者5人-其中总指挥1人，参谋长2人，政治部主任2人；任军团领导者11人-者3人。此外还有任省市军委书记者6人；任省军事特派员者1人。在上述的一百多名将校中，当时为革命而牺牲者就达50多人，他们为工农红军的发展壮大和革命根据地的巩固扩展，献出了年轻的生命。[46]由此可见，黄埔军校前六期师生出身的红军将领，是中共创建工农红军和各革命根据地所依恃的中坚甚至核心力量。这些人曾为创造人民军队进行浴血奋战，为党的建军事业建树了勋业。

  抗日战争期间是人民军队长足迅速发展的重要时期。由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中共领导创建的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和南方8省之红军游击队，于1937年秋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又称第十八集团军）和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它们分别活跃在华北与华中广大地区的敌后战场上，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以抗击日伪军。八路军的3个师先后在华北与华东地区开辟了晋绥（含晋西北、绥西南2区）、晋察冀（含北岳、冀中、晋热察辽3区）、晋冀鲁豫（含太岳、太行、晋冀豫、冀南、冀鲁豫5区）、山东（含鲁南、胶东、鲁中、鲁西、渤海5区）等抗日敌后根据地；整个部队在8年抗战中发展扩充了20多倍，组建了多个根据地军区和野战军纵队或兵团，总兵力达90多万人。新四军的4个支队转战在华中的苏、皖、豫、鄂、浙等省，逐步建立了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含苏北、苏中、苏南、淮北、淮南、浙东、皖中、鄂豫皖8区），队伍在抗战中发展了10多倍，总后力达30多万人。据不完全统计，黄埔军校前六期师生出身的不少红军将领，这期间在中共中央军委会、八路军与新四军总部，及其各师旅、各纵（支）队与各根据地军区等，担任了许多重要领导职务：其中在中央军委及其所属部门任职的有：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军委会参谋部长兼四局长陈奇涵、参谋部长兼延安卫戌司令许光达，军委会所辖各局局长王诤、郭化若、李逸民、郭天民、张宗逊、三五八旅长），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谭希林，还有军委所属部门之处长数人（如常乾坤等）。在八路军总部任职的有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左权（三纵队司令）和王世英，总司令秘书长张友清和总参议宣侠父；在新四军军部任职的有代军长陈毅，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抗战初在八路军各师旅任职的有：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兼政委聂荣臻，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和参谋长倪志亮，一二0师参谋长周士第，三八六旅长陈赓，三五九旅长陈伯钧，新一旅长唐天际等；抗战中后期任八路军各纵（支）队领导者有11人，如二纵队参谋长阎揆要，三纵队政委程子华，四纵队司令员宋时轮，五纵队司令兼政委罗瑞卿，五纵队副司令兼独立旅政委成仿吾，平原纵队司令员袁仲贤，第一游击支队司令员刘型，第三支队政委雷经天等（兼职的3人前已列名）；此外，还有任根据地大军及其所辖区之军区领导者22人次，任抗日军政大学、通讯和炮兵、学校等军事院校领导者11人次。抗战后期，任新四军所属师旅与纵（支）队及各辖区根据地军区等领导职务者，则有七师长谭希林，七旅长彭明治，十六旅参谋长张开荆，二纵队司令员冯达飞，挺进支队代政委陶铸，一旅供给部长周文在，鲁南军区政委赵镈，渤海军区司令员袁也烈，苏中军区四分区司令员季方等。以上这40多名黄埔军校出身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高级将领，为抗战时期人民军队的快速发展和各抗日根据地区的建立、巩固和扩大，各自都作出了巨大努力和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是人民军队壮大成熟的时期。抗战胜利后不久，蒋介石和国民党即在美帝国主义等支持下，挑起了反人民的内战。为适应人民解放战争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从1945年冬开始，逐步组建了各抗日根据地的野战军和东北民主联军，并在此基础上，于1947年至1949年3月间整编成人民解放军5大野战军，这就是西北野战军即第一野战军（由陕甘宁、晋绥两野战军组成），辖有第一、二、十八、十九4个兵团；中原野战军即第二野战军（由晋察鲁豫野战军改编而成），辖有第三、四、五3个兵团和一个特种兵纵队；华东野战军即第三野战军（由山东野战军和华中地区之新四军组成），辖有第七、八、九、十4个兵团；东北野战军即第四野战军（由东北民主联军等扩编而成），辖有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4个兵团，加一个铁道兵纵队和一个特种兵司令部；华北野战军（由晋察冀野战军与晋冀鲁豫野战军之一部编成），辖有第十八、十九、二十3个兵团（前两兵团1949年4月后拨隶一野）。这期间，不少黄埔军校出身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高级将领，为人民解放军的壮大和各野战军的组建出过大力，并担任了中央军委、各野战军与大军区，及其所属各部门与兵团、纵队等的许多重要领导职务。据不完全的统计，其中有任中央军委及解放军总部领导者4人（有2人兼华野及华北军区正副司令员）、任各野战军及大军区领导者4人，任中央军委和解放军总部及野战军与大军区所属部局领导者10人，任兵团副参谋长以上领导者16人（内含5位起义的原国民党将领），任省军区、纵队、各军的领导者10人（内含1名起义将领），任军区所属机关与各师的领导者3人（内有1名起义将领）。统计上述各类，黄埔师生出身的解放军高级将领有47人。

  从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解放军将帅录中，我们也可看到黄埔军校师生对解放军建设所起的中坚骨干作用。1956年我国实行军衔制时，共和国的10大元帅中，军校出身者占5人，他们是四野兼东北与中南军区司令员林彪，三野与华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中央军委副总长、解放军代总长和华野与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解放军总长、华野与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兼原一兵团司令和政委徐向前，中央军委副总长、解放军总长叶剑英；共和国的10位大将中，军校出身者占3人，他们是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原二兵团政委罗瑞卿，三兵团司令员许光达，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在57名共和国的上将中，军校师生占有8人，他们是一野兼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周士第，四野兼华中军区军需部长杨至成，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十二兵团第一副司令兼四十五军长陈伯钧，东北军区参谋长、辽宁和江西军区司令员陈奇涵，四兵团副司令兼参谋长郭天民，二十一兵团司令员陈明仁；军校师生出身的共和国中将有9人：即一野兼西北军区参谋长阎揆要、豫苏皖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谭希林，中央军委作战部副部长兼电讯总局长王诤，西满军区副司令员倪志亮，九兵团政委郭化若，中央军委航空局长常乾坤，一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十三兵团副司令兼参谋长彭明治，五十军军长曾泽生；少将有8人，即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兼天津警备司令方之中，华东军区副参谋长袁也烈，中央军委训练总监部局长洪水，十一纵队政治部主任、苏北兵团政组部长周文在，东北军区财政委员会秘书长李逸民，山东野战军后勤运输部政委曹广化，十四军四十二师长廖运周。此外，还有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长周恩来、东北野兼东北军区副政委李富春、四野兼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华东军区副参谋长袁仲贤、热河省军区司令员李运昌、华北军区副参谋长王世英、两广纵队政委雷经天等十几名军校出身的解放军高级将领，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转往中央机关和各省市地方政府从事党政领导工作，而未被授予相应的军衔。由此可知，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指挥的人民军队，是其赖于完成新民主革命任务、创造人民共和国的主要武装力量。黄埔军校前六期师生出身的解放军高级将领，在人民解放军的整个成长过程中，始终起着中坚的重要作用。周恩来和上面提到的几位元帅，实是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

  通过全文的论述可知，黄埔军校是首次国共合作革命联合战线的产物，是两党共同培养造就军政干部的学校。因此它长期受到国共两党人士的尊崇和纪念。国共两党的军队——国民革命军和人民解放军中的许多高级将领，都出身于黄埔军校前六期之师生中，他们在各自的军队里起着中坚甚至核心骨干作用。由此可知，军校是培养造就两党军队将校的摇篮。这些分属两党不同营垒的将校，随着国共两党的两次合作和两度分裂，他们或团结合作，共同参加过国民革命的东征与北伐战争，及抗日救国斗争，谱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他们或分裂对抗，在第一次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兵戎想见，以决胜负，出现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伤心事。军队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国共两个政党性质的截然不同，直接决定了其各自所属之军队的不同性质。尽管国共两党的黄埔将校皆在中国现代战争史上占着特殊地位和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两者所走过的人生道路却不尽相同，他们各自在中国新民主革命斗争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则更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