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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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高峰和总结
——《聊斋志异》
第一节蒲松龄的生活和《聊斋志异》的创作
清代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最后阶段，是古典小说发展的高峰期，也是古典小说发展的总结期。代表这高峰和总结的是两部伟大的作品，一部是《聊斋志异》，一部是《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总结，《红楼梦》是古代长篇小说的总结。
唐宋以后，古代小说的发展出现了文言和白话两途，白话小说以其语言的通俗和内容的贴近现实而得到广泛的传播，取得了压倒的优势；在唐传奇的高峰以后，文言小说虽然代不乏作，数量亦相当可观，但是有影响的传世佳作却非常少。宋代“说话”艺人总结他们的艺术经验说：“话须通俗方传远”。这里的“话”是故事的意思，但无疑也包含了语言的因素在内。《聊斋志异》的语言用的是相对比较典奥的文言，远不如白话小说那么通俗，但它在中国广大群众中的影响，却几乎同古代通俗的长篇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相媲美。这说明，《聊斋志异》在思想艺术上有足以克服其语言障碍的独特成就。
这部文言短篇小说集，虽然写的大多是一些花妖狐魅的故事，充满奇思异想，但它却深切地反映了现实的社会人生，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这是它受到广大读者喜爱的根本原因。而这些，又都是同蒲松龄的生活遭遇、生活体验和文化素养分不开的。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又字剑臣，淄川(今属山东淄博市)人。他出生的村庄原名满井庄，村口有一眼泉井，泉水清澈四溢，四周翠柳掩映，他因自号柳泉居士。他生活于明末清初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一个黑暗腐朽的时代。连年的战乱和自然灾害，加上繁重的科税和贪官污吏的敲剥，使广大人民遭受深重的苦难。这都是他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的，自然会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产生重要的影响。
蒲松龄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却功名不显的家庭。父亲蒲槃虽然弃儒经商，但他广读经史，学问渊博，在思想和文化教养上都对蒲松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蒲松龄从小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有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曾写过一篇《循良政要》的文章，针对时弊，提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政治措施。他自幼聪慧好学，19岁时就连续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考中了秀才，并且得到山东学道、清代著名诗人施闰章的赏识，在当地很有文名。他热衷功名，热切地希望能通过科举考试进人仕途，实现他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但考了几十年却连一个举人也没有考中，直到72岁时才援例被拔为岁贡生，但这时对他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对科举考试的热衷和失败，使他对科举考试制度的弊端和腐败，以及落第士子的内心痛苦，都有极为深切的体验。这就使得揭露和批判科举考试制度，成为《聊斋志异》的重要内容。
蒲松龄的一生，绝大部分是在山东农村度过的。但在他31岁那年，曾经有一次南游的经历。这就是他应同乡好友在江苏扬州府宝应县任知县的孙蕙的邀请，到那里去做幕宾。幕宾相当于今天的私人秘书，在封建时代就是替人捉刀的文犊师爷。这是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次离开山东农村，也是他足迹最远之处。他应幕到南方，原因主要有三：一是为了生计；二是因为岁试和科试都不得意；三是出于朋友的情谊。孙蕙，字树百，比蒲松龄大9岁，是蒲松龄的同乡好友。在淄川是个富室，家中有园林，堆岩布壑，有山有水。这次南游的时间，是从1670年秋到1671年秋，即蒲松龄31到32岁。主要是在宝应，1671年元宵节后曾随孙蕙游扬州。这年三月，孙蕙调署高邮州(今江苏高邮县)，蒲氏随往。做幕宾的工作和生活都是非常单调的，主要是替孙蕙起草书启、呈文、告示等。他后来将这些代人捉刀的文稿抄订成四册，题为《鹤轩笔札手稿》。他同孙蕙虽为朋友，但毕竟有主宾之分，蒲松龄不免时时有寄人篱下之感，加上他时时惦念着参加科举考试，所以刚一年时间就辞幕返回故里了。
这段经历虽然时间不长，且生活很不得意，但对他的思想和创作都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首先是南方的自然山水、风俗民情，开阔了他的眼界，陶冶了他的性情。他在《南游诗草》中写了不少描绘江南山水的诗作，如《泛邵伯湖》、((扬州夜下》、《与百树论南州山水》、《夜登维扬》、《河堤远眺》其四、《泰山远眺》(此泰山系指高邮泰山)等。江南自然山水对蒲松龄创作的影响还不止于精神上的陶冶，对他《聊斋志异》的创作也有直接的意义。某些作品中对江南乡村景色的描绘，就同这一时期的生活体验分不开。如《王桂庵》一篇中，写王桂庵在镇江所见柴门疏竹、红丝(即马樱花)满树、红蕉蔽窗等景色，显然都是江南所特有的。如果作者没有这段生活作基础，不可能写得如此逼真如画，富于生活气息。
其次，是深切地感受到即使在号称富庶的南方，人民的生活也是同样悲惨，社会矛盾也是同样尖锐的。他在这时期所写的诗中，以同情的笔墨表现了高邮人民所受的水灾之害。城北的清水潭，在运河堤旁，地势低洼，河水常常决堤酿成灾害。他在《清水潭决口》一诗中写道：“河水连天天欲湿，平湖万顷琉璃黑。……东南溉溉鱼头生，沧海桑田但顷刻。岁岁滥没水衡钱，撑突波涛填泽国。朝廷百计何难哉!惟有平河千古无长才。”他对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和不关心民生疾苦，提出了愤怒的抗议。在《夜坐悲歌》一诗中，他抒写了在人民遭受水灾时内心的痛苦和优闷：“黄河骇浪声如雷，游人坐听颜不开。短烛含愁惨不照，顾影酸寒山鬼笑……但闻空冥吞悲声，暗锁愁云咽秋雨。”在夜深空冥之中，作者听到的，除了惊涛骇浪如雷的吼声，就是受灾人民的饮泣吞悲之声，这声音是这样的凄凉哀怨，以致使得愁云暗锁，秋雨也硬咽了。作者的感触是多么的深切，同情又是多么的深厚。反映南方人民的疾苦，表达自己优愤心情的作品还有不少，如《再过决口放歌》、《养蚕词》、《牧羊辞，呈树百》等。而另一方面，却是王孙公子醉生梦死的享
乐生活，他在《贵公子》四首中摄下了与上述情景形成强烈对比的镜头：“斜阳归去醉模糊，酣坐金鞍踏绿芜。落却金丸无觅处，玉鞭马上打苍奴。”（一）“夜半梧桐隐玉钩，朱门挽辔系骅骝。两行红烛迎人人，一派笙歌绕画楼。”(其二)人纯是客观的描绘，没有一句议论，也没有一句斥责，但与上列诸首一对比，作者的愤懑和爱憎感情，就非常鲜明强烈地表现出来了。包括南游的这一年在内，蒲松龄亲身经历和目睹的人民的苦难和血泪，以及由此产生的满腔的优愤，便成为他创作《聊斋志异》重要的生活基础和思想基础。
幕宾的身份还使他有机会广泛接触封建官僚，并熟悉官府的种种黑暗内幕和政治腐败。从他代孙蕙写给上级的信中，可以看出当时政治黑暗之一斑。如他为孙蕙所写的《二月念四日上布政司书》，这封信是因上级委任孙蕙兼管高邮印务，而孙蕙婉转辞谢而写的，信中历数了为官之难，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吏治的腐败。又《拟请拨补驿站上巡抚书》，信中谈到驿站的经费不足，就因为官吏的敲诈勒索，那些“意外飞差”，本来是“不用夫马”的，“亦多为需索，以便按其数目，折而人之腰橐，稍拂其意，呵骂不啻奴仆”，这使得孙蕙苦不堪言。蒲松龄在信中写道：“卑职之苦累，真有心可得而会，口不可得而言者也。”这虽是替孙蕙代笔，写来却有切肤之痛，显然也是包含了蒲松龄本人目睹身历的生活体验在内的。又如《十一月十七日与淮安(知府)王克巩》，信中向知府呈述了一群恶徒借知府之势，“怒如虎狼”，“目无王法”的情况。从《聊斋志异》反映政治黑暗的篇章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他从生活中直接得来的鲜活体验。
另外，孙蕙喜欢蓄妓养优，这又使得蒲松龄有机会同南方受封建礼教影响较少、思想比较开放而又富于才情的歌妓舞女们接触，并同她们中的一些意趣相投、才情出众者，建立起深厚的情谊。他有好几首诗记述孙惹宴饮歌舞的享乐生活。如《树百宴歌妓善琵琶，戏赠》七言绝句五首，详细地描写了琵琶女的容貌、服饰、神态以及按红牙的指法等等。《戏酬孙树百》七绝四首，记述了孙蕙“五斗淋浪公子醉，雏姬扶上镂金床”的放浪生活。最突出的是孙蕙过生日，大开寿筵，招梨园演戏，灯红酒绿，妙舞轻歌，作者写成七古一首，题为《孙树百先生寿日，观梨园歌舞》。在他有关歌妓的诗中，提到名字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歌女顾青霞，一个是舞女周小史。尤其对顾青霞，两人过从甚密，感情颇深。有一首《听青霞吟诗》云：“曼声发娇吟，人耳沁心脾。如披三月柳，斗酒听黄鹏。”极力渲染她吟诗的美妙动听，以至于以在春日柳荫下一边喝酒一边听黄鹂鸣叫的愉悦感受来相比。这是一个儒雅风流、很有文学修养的风尘女子。她能很好地理解唐诗，并感情深挚地将它吟唱出来，极富于艺术感染力。蒲松龄特为她选了唐诗绝句一百首，供她吟唱，并有《为青霞选唐诗绝句百首》诗记其事：
为选香奁诗百首，篇篇音调麝兰馨。莺吭啭出真双绝，喜付可儿吟与听。
赞美她的歌喉堪与音调美妙的唐诗绝句媲美而称为“双绝”。
后来顾青霞不幸去世，蒲松龄还去探视她的墓地，并作诗哀悼她。《伤顾青霞》云：
吟音仿佛耳中存，无复笙歌望墓门。燕子楼中遗剩粉，牡丹亭下吊香魂。
诗中直将她比作《牡丹亭》中的杜丽娘，足见作者对她的评价之高和感情之深。
另一首《周小史》是一首四言诗，记舞女“凤舞莺翔”的翩翩舞姿，也是极尽赞美之能事。此外有关民间女艺人的诗词还有多首，如《与王心逸兄弟共酌，即席戏赠》(七律二首)，《西施三叠·戏简孙给谏》(《聊斋词集》)对歌妓的外貌、心理、神态等，都描摹得极为生动传神，赞美之情溢于言表。《赠妓》绝句11首，对妓女的不幸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这些体验和感情，都是跟南游在孙蕙那里做幕宾这一段生活分不开的。这些生活体验，都熔铸到他的《聊斋志异》中去，创造出形形色色的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尤其是那些优美动人的花妖狐魅的妇女形象。
南游归来以后的生活，是一边舌耕度日，一边积极准备科举考试，生活是极其艰苦的。王洪谋《柳泉居士行略》云：“自是(指北归)以后屡设帐绪绅先生家，日夜攻苦，冀得一第。”这是他主要的奋斗目标.也是他主要的生活内容。与此同时，他也在奋力写作《聊斋志异》，创作他的那部寄托孤愤的“鬼狐史”。“屡设帐”，所指当不止一次，也不止一家。现在考知，在康熙十三年(1674，作者35岁)前后，曾往外在丰泉王家设帐，与王观正(号如水)关系密切。(16〕到康熙十八年(1679，作者40岁)，就开始在西铺毕际有家坐馆，一直到1710年初，即作者已年交71岁时，才撤帐回家，前后共历三十年的时间。坐馆教书，舌耕度日，对当时的蒲松龄来说，既是迫不得已，又是非常合适的生活方式。既可以谋生计，又可以习举业，同时还能获得搜集民间传说，创作《聊斋志异》的良好机会。尤其是在毕际有家，具备极优越的条件。毕际有，字载绩，号存吾，淄川西铺人，官至江南扬州府通州知州，是明代尚书毕自严的儿子。毕家系世家大族，家中有园林之胜，又藏书甚富。蒲松龄诗中写到毕家优美园林的不少，以“石隐园”为题的就有多首，又有《和毕盛拒石隐园杂咏》绝句十六首，以毕氏石隐园中的风景为题，一景一题，共十六景十六题。他在效樊堂读书，在绰然堂与毕氏兄弟谈狐说梦。他与毕家关系几十年一直很好，《赠毕子韦仲》其三云：“宵宵灯火共黄昏，十八年来类弟昆。……疏狂剩有葵心在，肺腑曾无芥蒂存。高馆时逢卯酒醉，错将弟子作儿孙。”毕家有许多应酬文字如书信、祭文、墓志等都由蒲氏代笔。他还写过一篇《绰然堂会食赋并序》，生动地描绘了毕家六个弟子与他同桌共食的情景，真是不分内外，情同家人。
这个时期，虽然劳顿艰苦(西铺与蒲家庄往返百余里，数月一次探家)，但家庭经济情况略有好转。直到晚年，他的生活才稍微安定闲适，不再为衣食所困。
蒲松龄在长时期中生活贫困，与穷苦农民有着大体相近的生活遭遇。他曾在《斋中与希梅薄饮》一诗中这样描绘他的生活境况：“久典青衫惟急税，生添白发为长贫。”这样的生活，使他接近下层，了解和熟悉劳动人民的生活与思想感情；对政治的腐败和黑暗，都有极其深切的感受。这是他能够在《聊斋志异》中充当人民的代言人，传达人民的爱憎感情和愿望要求的重要基础。
蒲松龄自幼爱好民间传说，喜欢搜集精魅神鬼的怪异故事，积累很多；但他不是单纯的记录，而是熔铸进自身的生活体验和爱憎感情，以毕生的精力写出了这部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是他书斋的名字，在聊斋中写下许多花妖狐魅的奇异故事，所以取名《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的创作始于20多岁的青年时期，到康熙十八年(1679，作者40岁)到西铺坐馆以前，已初步结集成书，故有《自志》之作。同年有同邑人退职御史高晰为之作序。但当时规模还不大，以后又继续补充创作，数量不少。在绪绅家坐馆的这三十多年时间，当是主要的创作时期。辞馆归家的晚年，在进行加工、修订、整理的同时，或亦时有新作产生。应该说，蒲松龄的一生，虽然科场上失意使他情意灰冷，但生命和热情融人《聊斋志异》的创作中，人生的追求总算是有所寄托了。
《聊斋志异》虽以神鬼怪异为主要内容，却同传统的志怪小说有很大的不同，创作目的并不在张扬神道，也不是单纯博人博己愉悦的游戏之作或消闲之作，而是一部充满现实生活血肉的抒发孤愤之作。蒲松龄在南游时写过一首《感愤》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漫向风尘试壮游，天涯浪迹一孤舟。新闻总入《夷坚志》(一作“鬼狐史”)，斗酒难消磊块愁。”《夷坚志》是宋代洪迈写的一部志怪小说集，这里用来借指他当时正在写作的《聊斋志异》。这两句诗的意思是说，他创作《聊斋志异》，是为了抒发和消解胸中郁积的悲愤和不平。他在《聊斋自志》中，就将《聊斋志异》称为一部“孤愤之书”，并且深深地感叹说：“寄托如此，亦足悲矣!”难能可贵的是，蒲松龄在书中所寄托的“孤愤”，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个人怀才不遇、穷困潦倒而产生的不平，而主要是同广大被压迫人民的思想感情息息相通的对黑暗现实的强烈愤懑。
蒲松龄一生创作繁富，据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所著《文集》四卷，《诗集》六卷，((聊斋志异》八卷”。此外还有杂著五种，戏三出，通俗理曲十四种。除《聊斋志异》外，所存作品大部分收人路大荒先生所编的《蒲松龄集》中。计：《聊斋文集》十三卷，《聊斋诗集》五卷，续录一卷；《聊斋词集》一卷；杂著两种；戏三出；《聊斋理曲集》十三种(《富贵神仙》与《磨难曲》算作一种)；并附重订《蒲柳泉先生年谱》。但此书编辑较早，有缺漏，也有误收。其后经学者广搜佚作，又先后有马振方先生的《聊斋遗文七种》(北京大学出版社)和盛伟先生新编《蒲松龄全集》(学林出版社)出版。
下面简单介绍几种《聊斋志异》的重要版本。
《聊斋志异》今存半部手稿本，原稿藏辽宁省图书馆，有影印本出版。这是《聊斋志异》研究中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料。另有康熙抄本，藏山东省博物馆，未影印。铸雪斋抄本是现在能确定具体年代的时代较早的一部抄本，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有影印本出版。1962年在山东淄博市周村发现一部二十四卷抄本，又称为周村本，原稿藏山东人民出版社。1963年6月中国书店又发现了一部题为《异史》的重要抄本，现藏北京中国书店。
最早的刻本叫青柯亭刻本，刻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十六卷。是现存最早、也是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聊斋志异》刻本。青柯亭刻本的最大功绩，在于广泛地传布了《聊斋志异》，在手稿本、铸雪斋抄本、二十四卷抄本、《异史》本等重要抄本发现和影印出版之前，人们阅读和研究《聊斋志异》，几乎就只知道、只凭借这个本子。它的缺点是收录不全，且文字上多有删改，不能得见《聊斋志异》的真貌。
由张友鹤先生编校的会校、会注、会评本《聊斋志异》，简称为三会本。三会本资料丰富，在版本、注释、评点三方面都带有初步的总成性质。读者一册在手，等于得到了好几种版本，而且每句下出校记，最方便研究者进行比较。但因编校时间较早，当时所取底本除手稿本之外，用了文字距手稿本异文较多的铸雪斋抄本，未免失当。且当时一些重要版本尚未发现，未能取以参校，也是重大的缺憾。
齐鲁书社2000年出版了由任笃行辑校的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这是一部新三会本，是在张友鹤先生三会本基础上编校而成，弥补了张友鹤先生三会本底本选取失当和参校本不全之不足，序跋和评语收罗亦更为完备。但此书的校勘方面尚存在一些疏漏和不足。
第二节((聊斋志异))的思想内容
《聊斋志异》全书将近五百篇作品，除了少数篇章是写的现实故事以外，多数都是充满奇异幻想的花妖狐魅的故事。但在《聊斋志异》所创造的奇异世界中，却充满了人间气息，充满了现实生活的血肉；所提出的问题，涉及到重大的社会矛盾，反映了广泛的社会人生。可以说，《聊斋志异》是一部以幻想的形式写成的社会问题小说。
《聊斋志异》所反映的社会人生，概括起来，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抨击黑暗政治，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
这类作品，集中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反压迫、反剥削的要求，主要是暴露封建官吏的贪和虐。《梅女》中写一个典史，因为收受了小偷三百钱的贿赂，就颠倒黑白，包庇小偷，诬陷被害者，逼得无辜的梅女含冤自缴。小说借人物之口怒斥典史道：“汝本浙江一无赖贼，买得条乌角带(小官的服饰)，鼻骨倒竖矣!汝居官有何黑白?袖有三百钱，便而(尔)翁也!”《梦狼》运用象征的艺术手法，通过梦境来揭露封建官吏的吃人本质。白翁的儿子白甲在外地做官，白翁在梦中到了他的衙门，看见的是巨狼当道，“堂上、堂下，坐者、卧者，皆狼也”。庭院之中是“白骨如山”，儿子白甲则化为一只老虎。这种梦中的幻境，实际上是黑暗现实的反映和写照。《席方平》则通过阴间来反映阳世。席方平的父亲在阴间被仇人买通冥吏遭受酷刑，席方平的灵魂到冥界为父伸冤报仇。可是上至冥王，下至郡司、城隍，无不贪赃枉法，凶暴残忍，不但不明辨是非，伸张正义，反而对席方平施以种种酷刑。小说通过二郎神的判词，斥责这些统治者是：“惟受赃而枉法，真人面而兽心!”《续黄粱》中，写曾孝廉在梦中做了宰相，贪赃枉法，无恶不作，甚至到了“扈从所临，野无青草”的地步。小说里说他“可死之罪，擢发难数”。
除了官府的黑暗腐败，豪绅恶霸的罪行，也是《聊斋志异》揭露和鞭挞的对象。《红玉》中写被罢了官的宋御史，横行乡里，欺压良民。他看见别人的妻子长得漂亮，就派人在光夭化日之下到人家里去抢夺，逼得人家破人亡。而官府却包庇他的罪行，使受害者的冤屈无处可伸。《窦氏》写恶霸南三复诱奸了一个纯朴的农家少女，在她怀孕以后又将她抛弃，生产后母子被逼，僵死在南三复的门前。
《聊斋志异》抨击黑暗政治的作品有如下几个鲜明的特色：
(1)小说揭露的是整个吏治的腐败，而不是个别官吏的品德不好。这就触及到了封建政治的本质问题。在《梦狼》篇末的“异史氏曰”中，作者愤慨地说：“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为虎，而吏且将为狼，况有猛于虎者耶!”又在《成仙》中借人物之口说：“强梁世界，原无皂白，况今日官宰半强寇不操矛弧者耶?”意思是说，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强暴横行的世界，黑白颠倒，当官的多半是不拿凶器的强盗。这些认识，在《聊斋志异》中，都通过奇幻而又真实的生活画面，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2)小说不仅揭露一般的官吏，还将矛头指向封建社会中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名篇《促织》，就写的是为了满足皇帝斗蟋蟀的享乐需求，逼得普通老百姓家破人亡的骇人听闻的事实；而皇帝的享乐生活一旦得到满足，就给奉献者以极高的赏赐，以致“一人飞升，仙及鸡犬”，连那些抚臣、令尹都得到了好处。在“异史氏日”中，作者针对皇帝发出了这样的议论：“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之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即半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这段话表面上委婉含蓄，却暗藏着尖锐的锋芒。在青柯亭刻本中，这几句话就被删掉了，说明在蒲松龄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确实是犯忌的。《续黄粱》中的曾孝廉，也是因为得到了皇帝的信任、支持、包庇、纵容，才敢于那样为所欲为、无恶不作的，因此揭露曾孝廉，也就连带地触及到了皇帝。
(3)表现了作者鲜明强烈的爱憎感情。在作品中，不仅无情地揭露和抨击压迫者的罪恶，而且总是借助于现实的或超人的力量，使恶人受到应有的惩罚；而与此相反，故事的结局，一般都是被压迫者得到好报，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梅女》中的典史，在受到杖击、替刺后患脑病而死；《席方平》中的冥官鬼役，受到了二郎神的严厉惩罚；《梦狼》中的白甲，不仅被冤民砍下脑袋，而且被一位神人将其头歪装到脖子上，使之虽然复生却“目能自顾其背，不复齿人数矣”。作者还借神人之口说：“邪人不宜使正”，表现出强烈的憎恨之情。《红玉》中的宋御史，被行侠仗义的虬髯豪客杀了一家五口。而最令人感到痛快淋漓的，则是《续黄粱》中对曾孝廉的惩罚。作者真是别出奇想，写他被冤民杀死以后到了阴间，下油锅、上刀山还不解恨，又将他生前所贪占的321万钱，全部烧化灌进他的嘴里。作者尖锐地讽刺道：“流颐则皮肤臭裂，人喉则脏腑腾沸。生时患此物之少，是时患此物之多也。”作者对残酷压迫剥削人民的贪官污吏充满刻骨仇恨，在《伍秋月》的“异史氏曰”中，他甚至这样说：“余欲上言定律：‘凡杀公役者，罪减平人三等。’盖此辈无有不可杀者也。”相反，作者总是将深切的同情给予被压迫者，不仅使他们在历尽磨难之后终于伸冤吐气，而且大多有一个美满幸福的结局。《促织》、《红玉》、《梅女》中的主人公都是如此。
(二)歌颂青年男女纯洁真挚的爱情
这类作品在《聊斋志异》中数量最多，成就也最高，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类作品反映了反封建礼教的进步倾向。作者通过一系列花妖狐魅同人的恋爱故事，热情地歌颂青年男女的真挚爱情，寄托了他的爱情理想，即：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婚姻自由，并且有真挚的爱情作基础。
《聊斋志异》中塑造了一系列的“情痴”形象。《阿宝》中的孙子楚，家庭贫穷而为人诚朴，爱上了富商的女儿阿宝。论门第和容貌，他都不可能娶貌美而家富的阿宝为妻。但他真诚执著地追求阿宝，情志专一，以致灵魂化为一只鹦鹉，飞到阿宝的身边，朝夕不离。阿宝终于为他的真情所感，同他结成美满的婚姻。《香玉》中的黄生，爱上了牡丹花精香玉，当牡丹花枯死时，他精心浇灌培护，最后自己也变成了牡丹花，与香玉美满结合。其他如《婴宁》中的王子服，《阿绣》中的刘子固，((王桂庵》中的王桂庵，《花姑子》中的安幼舆，《青凤》中的耿去病等，都是一些情痴的形象。所谓情痴，在蒲松龄的笔下，就是指对爱情的如痴如醉的坚韧追求，就是对爱情的执著和专一。作者在《阿宝》篇的“异史氏曰”中对什么是“痴”做了十分精辟的解释，他说：“性痴则其志凝，故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世之落拓而无成者，皆自谓不痴者也。”在《香玉》中写香玉死后，黄生一片至情感动了花神，遂使香玉死而复生。作者感叹说：“情之至者，鬼神可通。”这反映了蒲松龄对爱情追求者的基本态度，因此在《聊斋志异》中，情痴们真诚执著的追求，总是得到美满幸福的结局。
《聊斋志异》中的爱情描写，突破了传统小说戏曲中才子佳人、郎才女貌的模式，而强调一种心灵契合的知己之爱。这是同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描写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很接近的一种新的爱情观。《连城》中写乔生同连城相爱，就是以两心相知为基础，而不以金钱、门第和才貌为条件。乔生割下自己的胸肉来为连城治病，是因为连城同他心心相印。正如他所说：“‘士为知己者死’，不以色也。”《瑞云》一篇所写的知己之爱，则主要表现在“不以妍媛易念”上。瑞云是一个名妓，“色艺无双”，红极一时。贺生很穷，十分爱慕瑞云，他去见瑞云时还心存疑虑，没有想到却得到了瑞云的理解和热情接待。后来当瑞云变得丑状如鬼，遭人鄙弃时，贺生不忘旧情，仍然一如既往地热烈地爱着她。他对瑞云说：“人生所重者知己：卿盛时犹能知我，我岂以衰故忘卿哉!”这种以心灵的契合为基础，打破了门第、金钱、才貌等世俗观念的束缚的纯真的爱情，已经初步具有现代爱情观念的色彩，就是在今天，格调也是比较高的。
蒲松龄还继承了明代汤显祖《牡丹亭》的思想传统，肯定和赞美超越生死的爱情力量。这在今天看来不免有些荒唐，但在当时男女爱情普遍被压抑和摧残的历史条件下，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连城》中写连城和乔生因情而死，又死而复生。清代的王渔洋评论说：“雅是情种。不意《牡丹亭》后，复有此人。”《莲香》写鬼女李氏和狐女莲香都真挚地与桑生相爱，为了实现美好的爱情，鬼女借尸还魂，由鬼而变成人，同桑生结为夫妇；狐女莲香则为桑生生了一子后死去，转世投胎为人，14年后也同桑生实现了结合。鬼女和狐女是一对情痴，她们为了真挚的爱情，可以生，可以死，可以由生而死，也可以死而复生。作者深有感叹地说：“磋呼!死者而求其生，生者又求其死，天下所难得者，非人身哉?奈何具此身者，往往而置之，遂至规然而生不如狐，泯然而死不如鬼。”这是批评现实生活中许多人还不如狐女和鬼女那样多情。这说明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创造情痴的形象，是有所感而发的，表现了他对爱情理想的追求。其他如《香玉》、《阿宝》等，也都是歌颂了一种生可以死，死又可以复生的真挚爱情的。
在爱情不被承认甚至被扼杀的封建时代，歌颂真挚的爱情本身，应该说就具有反礼教的积极意义。但除此以外，在《聊斋志异》中，也还有一部分作品是直接描写了反封建礼教和反世俗观念的内容，表现了男女主人公在争取爱情的过程中，同封建礼教进行了曲折的斗争。例如《连城》、《鸦头》、《葛巾》、《青凤》等篇就表现了这方面的内容。
(三)揭露讽刺科举考试制度的腐败和弊端
这类作品，提出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人才问题。蒲松龄在科举考试中的失败，最痛切的感受就是社会上不懂得爱惜人才。他在《中秋微雨，宿希梅斋》(其二)中写道：“与君共洒穷途泪，世上何人解怜才?”在《九月望日有怀张历友》中写道：“名士由来能痛饮，世人原不解怜才!”都将自己的科场失意提高到一个人才问题来认识，深切地感叹当时的社会不懂得爱惜人才。他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认识到，由于试官的昏庸、贪贿，真才不得录用，而庸碌之辈却能飞黄腾达。因此，他在《聊斋志异》中，就将试官的昏庸无能和贪鄙作为揭露和讽刺的重点。
《司文郎》是一篇杰出的讽刺作品。写一个盲僧，把文章烧后可以用鼻子闻出好坏来。一个叫余杭生的人文章写得非常不好，盲僧闻后“咳逆数声”，马上就要呕吐，赴考后却高中了；可经他鼻闻鉴定文章写得很好的王生却反而落选。盲僧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指试官)并鼻盲矣!”《贾奉雉》写一个才名冠一时的贾生屡试不中，后来他把落卷中写得最不好的文句拼凑到一起再去应试，却意外地考中了。考中后再读旧稿，不禁遍身出汗，重衣尽湿。他因此而羞愧得无地自容，决心“遁迹山丘，与世长绝”，以保持自己的清白。考官的昏庸无能，造成了“陋劣幸进，而英雄失志”(《于去恶》)和“黜佳士而进凡庸”(《三生》)的不公平的现实。蒲松龄对此是十分愤慨的。他在《于去恶》中借人物之口说：“数十年游神耗鬼，杂入衡文，吾辈宁有望耶!”《三生》中写这种因考官的昏庸而被黜落以致忧愤而死的人，竟“以千万计”，这些冤魂在阴司中纷纷要求阎王对这样昏庸的考官施以剜眼、剖心的严厉惩罚。
这类作品大多渗透了作者本人痛切的生活体验。《叶生》一篇写叶生久考不中，忧愤而死，死后也要显示自己的才学不凡，不仅教朋友的儿子获得功名，自己也终于中了举人。篇中叶生所说的“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这些话就完全是蒲松龄本人的心声。清代的聊斋评论家冯镇峦评云：“余谓此篇即聊斋自作小传，故言之痛心。”这是说得非常正确的。
《司文郎》和《叶生》的命意相同，但写法和风格却有很大的差别。《叶生》着重表现的是落第书生内心的忧愤，写得十分沉重；而《司文郎》则出之嬉笑怒骂，是一篇人骨三分的讽刺杰作。《叶生》重点写知识分子的不幸，而《司文郎》则以锋芒毕露的笔墨揭示出造成这种不幸的原因。
试官的昏庸又总是和贪婪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不少作品又揭露了考官们的贪贿和可鄙。《于去恶》中，作者将试官斥骂为瞎了眼的乐正师旷和爱钱的司库和峤；《考弊司》中，又将阴司的学官称为“虚肚鬼王”；《神女》中，揭露“今日学使署中，非白手可以出入者”。
在批判科举考试制度的作品中，还有一些揭示了热衷功名的封建士子那种痛苦而又空虚的精神世界。如《王子安》中的王子安，因为久困场屋，期望甚切，醉中竟产生幻觉，在迷离恍惚中体验了瞬间的得志，显现出种种虚妄而又可笑的丑态。
此外，还有一些作品触及到了更广泛的社会生活面，揭示出科举考试制度不仅影响到读书人本人的前程和命运，而且还影响到他们妻子的命运和家庭生活。如《镜听》、《胡四娘》等即是。
从总体上看，蒲松龄虽然还没有完全否定科举考试制度，但他在揭露和批判这一制度的弊端和腐败时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是前所未有的，对稍后产生的《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显然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四)热情歌颂普通人的种种美德和情操
蒲松龄虽然生活在黑暗腐朽的社会中，但他不仅看到生活中的污浊和罪恶，而且看到光明和希望。在作品中，他热情地赞美和歌颂现实生活中人的种种优美品德，诸如反压迫的斗争精神、热情无私、助人为乐、诚实纯朴、勇敢机智、为官清廉等等。
在歌颂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意志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方面，《席方平》一篇是最出色的代表作。席方平的灵魂到阴间去代父伸冤，他告状从城一直告到冥王，都因官府贪贿，不但不为他伸冤，反而对他施以种种酷刑。席方平勇敢反抗，毫不畏俱，当面对冥王进行一针见血的揭露和抗议：“受答允当，谁教我无钱耶!”冥王将他放到火床上，烙得骨肉焦黑，问他还敢不敢再讼，他坚强不屈地回答说：“大冤未伸，寸心不死，若言不讼，是欺王也。必讼!”后来又下令用铁锯将他从头到脚锯成两半，席方平忍着剧痛，一声不号。连执刑的小鬼也为他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壮哉此汉!”由于他坚持斗争，最后在二郎神的帮助下，终于使贪暴的冥王、郡司、城隍都治了罪，为父亲伸了冤报了仇。席方平这一光辉的复仇者形象，显然是长期封建社会中被压迫人民反抗斗争精神的艺术概括。
《向杲》中的向杲，也是一个动人的复仇者形象。他的哥哥被一个财主打死，他告到官府，官府受贿，大冤不得伸张。他于是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复仇斗争，最后在神人的帮助下，变成一只老虎，咬死了仇人。作者在“异史氏口”中感叹说：“然天下事足发指者，多矣!使怨者常为人，恨不令暂作虎。”人化为虎而复仇，当然是出于一种幻想，但它既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含冤者申诉无门的悲惨遭遇，也是被压迫者反抗意志的一种艺术升华。
((商三官》中描写了一位复仇的少女，她年仅16岁，而在眼光、胆识、坚韧的斗争意志等方面，都大大地超过了男子。父亲被杀而大冤不得昭雪，使她看清了官府的本质，于是丢掉幻想，自己斗争，经过长期的准备和周密的计划，终于亲手杀死仇人，然后自隘而死。作者在“异史氏曰”中深情地加以赞美：“然三官之为人，即萧萧易水，亦将羞而不流，况碌碌与世浮沉者耶?愿天下闺中人，买丝绣之，其功德当不减于奉壮缪(指关公)也。”在作者看来，就连历史上刺杀秦王的壮士荆轲，在商三官的面前，也会感到自愧不如，人们真应该像供祀关公那样来敬奉她。
《聊斋志异》中还塑造了许多幻化为花妖狐魅的妇女形象，她们大多具有美好的思想品德，非常善良，富于同情心，能主动热情地帮助别人，救人于危难之中，往往比现实中的人更富于人情味。这些精怪，我们读后不仅不感到可怕，相反却感到可亲甚至可敬。
《红玉》中的狐女红玉，奉献给遭难的冯相如的，不只是真挚的爱情，更重要的是在反压迫斗争中的赤诚相助。所以作者热情地称赞她为“狐侠”。
《阿绣》中的狐女，自己有着热烈的爱情追求，并且幻化为阿绣的样子而先于真阿绣得到了刘子固的爱情；但当她得知阿绣和刘子固两人真诚相爱时，并没有产生嫉妒心而加以破坏(作为具有超人本领的狐精，要做到这点是非常容易的)，相反却有感于两人的真情而主动退出，并无私地促成两人的结合，帮助她们建立起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她失掉了爱，却显示了道德上的完美。这是一个灵魂优美、超尘拔俗的具有更高的人生追求的崇高形象。
同红玉相似，《张鸿渐》中的狐女施舜华，也是一个具有侠义心肠而品格优美的妇女。她在书生张鸿渐遭受迫害逃亡时，热情地帮助他，并同他相爱而结为夫妇。但当她得知张鸿渐仍然深切地怀念他家中原来的妻子方氏，并且看出张对妻子是怀着真挚的爱情，而对自己则仅仅是一种感恩时，初时虽也曾感到不高兴、不满足，但继而马上就诚心诚意地检讨自己存有私心，对张鸿渐说：“妾有蝙心，于妾愿君之不忘，于人愿君之忘之也。”她心有艳羡、追求，却既不嫉妒，也不苟且，而是热情无私地帮助真心地爱着妻子的张鸿渐回家同妻子团聚。她追求爱情，但并不是为了爱情才对张鸿渐好的，在得不到爱情时仍然乐于助人。在她的人生价值观中，显然有比爱情更高、更珍贵的东西。
类似的形象还有《宦娘》中的鬼女宦娘，也是一个风雅不俗而灵魂优美的妇女形象。她爱好音乐，暗中向书生温如春学琴，自然地对温产生了一种爱慕之心，却因自己是异物(鬼身)而压抑自己的感情，以自己超人的能力帮助温如春与所爱的少女良工美满结合。深情美意，人间少有。
值得注意的是，《聊斋志异》还创造了不少在思想品格、精神面貌上与传统的妇女迥不相同的新的女性形象。婴宁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这个形象的创造本身，就反映了作者对封建社会中长期窒息妇女天性和生命的封建礼教的一种否定和蔑视。小说以貌写神，通过对形体动作、音容笑貌的描写，着重表现她内在的优美的精神世界。这是一个笑容可掬的少女，从她抑止不住、无拘无束的笑声中，我们看到了她那天真、爽朗、纯洁、善良的性格；她不受礼教的束缚，甚至无视礼教的存在，天真无邪，自由不拘。婴宁的形象表现了作家对至纯本真的人性的肯定，对个性自由的热情呼唤。婴宁是真、善、美的结合和艺术升华。此外，《小翠》、《霍女》、《侠女》等，也都创造了不同凡俗的妇女形象。有一些女性形象，作者还特意强调她们是压倒了须眉男子。如庚娘被誉为“千古烈丈夫”(《庚娘》)，细柳被认为是“此无论闺闼，当亦丈夫之铮铮者矣”(《细柳》)。又如，在《颜氏》中，作者这样颂扬颜氏：“天下冠儒冠，称丈夫者，皆愧死矣!”《农妇》把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描写为有勇、有力、具有侠肝义胆的女中豪杰，并且热烈地赞美说：“世言女中丈夫，犹自知非丈夫也，妇并忘其为巾帼矣。”
这些形象都多少带有一些理想的色彩，但也并非凭空虚构，而是作者对现实生活中人们美好思想品德的集中和概括，也是他针对现实的缺陷而发的对现实人生的一种美好的憧憬和呼唤。生活在大黑暗之中而能发现美和赞颂美，表现出改良社会和改良人生的美好愿望，给人们以希望和信心，这是蒲松龄的难能可贵之处。
(五)带讽刺意义的训诫故事
在《聊斋志异》中，作者还总结了社会人生中的一些经验教训，教育人要诚实、勤劳、乐于助人、知过能改、清正廉洁；同时又劝诫人要戒贪、戒淫、戒狂、戒酒、戒赌等等。例如著名的《劳山道士》，就描写了一个想学道而不能吃苦耐劳，半途而废，并最后碰壁的书生的可笑的故事，揭示出带有普遍意义的人生哲理。它告诫人们：对任何一种学问或事业，都必须有真诚执著的追求，并付出艰苦的努力，才能获得成功。
另一篇为大家所熟知的《画皮》，其训诫意义其实是有两个方面：除了人们熟知的，告诫读者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破美女的画皮看出其厉鬼的真相以外，另一方面还有警戒好色之徒的意义：王生之所以被化为美女的厉鬼所迷惑，并且对道士和妻子的劝诫置之不顾，根本原因就在于他贪恋女色，迷了心窍。结果不但自己被厉鬼掏心而去，连妻子也蒙受了食人之唾的羞辱。
这些训诫故事既是现实人生经验的总结，同时也体现了蒲松龄本人的道德追求。体现他的这些道德观念，在《聊斋志异》中戒贪、戒吝、戒淫的作品相当多。戒贪的有：《雨钱》、《骂鸭》、《沂水秀才》、《丑狐》、《金陵乙》、《真生》等；戒吝的有：《种梨》、《僧术》、《死僧》等；戒色的有：《瞳人语》、《董生》、《黎氏》、《杜翁》、《人妖》等。此外还有戒酒的《酒狂》，戒赌的《赌符》，戒狂的《仙人岛》等等。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作者世界观的影响，在《聊斋志异》中也表现了一些落后的思想和封建糟粕，比如封建迷信和因果报应思想，封建伦理道德观念，肯定一夫多妻，反对妇女改嫁等等。但这些毕竟只是这部小说集的极其次要的方面。从整体来看，肯定和歌颂真、善、美，揭露和抨击假、恶、丑，是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总的思想追求和艺术追求。郭沫若先生1962年给山东淄川蒲松龄纪念馆题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写鬼写妖高人一等”；下联是“刺贪刺虐人骨三分”。这是对《聊斋志异》思想特色的最精当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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