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艾贴的功效和图片:揭示原罪──评谢宝瑜的长篇小说《玫瑰坝》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7 19:25:43
揭示原罪──评谢宝瑜的长篇小说《玫瑰坝》作者：流年如衣 提交日期：2008-11-2 23: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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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一部小说是否成功，重要标准之一就是要看它是否塑造了栩栩如生，性格鲜明的人物，如果小说的人物与众不同，那就为文学殿堂增加了传世的雕像。如果小说的人物和命运有助于人们认识他人，研究社会，了解历史，纠正人们的错误观念，那这作品就有了现实的价值。正是在此意义上，诗人是“国民的无冕之王”，作家是“道德伦理的立宪者”。谢宝瑜的《玫瑰坝》讲述四川一偏僻山乡自土改到文革初近20年的演变──从剥夺少数勤劳致富农民的财产到致使多数人堕入贫穷邪恶的泥潭，不仅展示了“新中国”悲剧的根源和发展过程，而且还塑造了一系列中国小说前所未有、真实可信的人物：知书达理、温和善良的大地主王秉文；美丽聪明，以常识和自觉抵制共产宣传改造的地主填房陈素芬；颇有书呆子气，却又善于解决实际问题，一心奉献给共产主义事业却因家庭背景而屡遭冷落，直到惨遭灭门之灾才悔之晚矣的冯东明；敢爱敢恨，既为理想献身又为真爱偷情的共产党干部范淑君；由乡村无赖变为乡村领导，品质低劣，但相比之下还是个小小恶徒的王守伦；品质优秀，却因盲目追求理想，坚决执行政策而让人饿死，并给乡民带来极大灾难的侯亚昆……这些人物秉性各异，在各自不同的典型环境中的所作所为显现了他们各自不同的典型性格，并将读者拽入他们的生活，为一些人的命运悲哀，为一些人的遭遇感叹，为一些人暂短的幸福欢欣，为一些人最终的结果快慰。
讲述这些人的故事在现代中国还另有特殊的现实意义。长期以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宣传工具，包括文学和艺术，非常成功地歪曲了所谓地主（占土地30亩以上者）的形象。地主在汉语里本来不是个坏词，从成语“略尽地主之谊”中即可见一斑。但对于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我们这一代，一提到地主，人们就会想到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刘文彩和牟二黑子这五个丑恶的地主形象，就会跟欺压百姓、强迫交租、鱼肉乡民、抢男霸女联系起来。直到1979年，中共宣布给地主富农“摘帽”以前，他们曾长期被描绘成农村里无恶不作的一群人。他们不是个体，而是阶级。在观念里，他们是邪恶的代名词。在意识中，他们是魔鬼的化身。2000万，按当时的中国人口计算，每20个人中就有一个是魔鬼！《玫瑰坝》向我们展示这些所谓的魔鬼究竟是什么人，他们是怎样被打成魔鬼的，又怎样会被人们认为是魔鬼，因而对他们遭难不再具有设身处地的同情能力，却用灌输进来的阶级斗争理念取代与生俱有的怜悯之心，从而失去我们为人之本而沦落为真正魔鬼的帮凶。现在，我们都知道，那些地富分子中绝大多数人的唯一“罪过”仅仅是拥有土地和雇佣农工。当中共中央决定“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残余的400万 “地富分子”才获得摘帽的殊荣，但那只意味着他们不再是阶级敌人，他们并未得到平反。很快，占有土地和私人财产不再是罪行了，反而变为成功的标志和光环。但是不仅地主的财产没有归还，他们30多年的冤屈也没有申，因为申他们的冤将意味着共产党从根本上就错了，这个大案是决不能翻的。然而，我们有权利知道真相，有必要了解真相。如果说一滴水能够反映太阳的光辉，那么《玫瑰坝》则通过一个小山乡的变迁反映了人性的黑暗，盲从的悲哀，少数勤劳富裕农民经历的重重灾难，以及由此往后所有人陷入的无底深渊。
《玫瑰坝》从土改写到文革，跨越20来年，但重点放在土改上，放在共产的原罪上。今天，很多人已经难以想像，一个政府怎么可以强行剥夺国民的私产！怎么可以把你的东西拿走，把你的房契、地契一把火烧掉！怎么可以把你的地、你的财物分给他人！那不是强盗行径吗？看看史书，查查辞海，我们知道这样的事情的确在苏联、在中国发生过，而且有冠冕堂皇的理由。读到那些理由，即使退一步说，就算当年的土地占有不合理，政府也可以采取以前用过的减租减息的和平方法，也可以采取其它政府实行过的有价收购的方法，来重新分配。然而，中国的土改不仅仅是无偿剥夺地主富农的土地，而且还把地主富农定为阶级敌人，对之实行专政。不经过起码的法律程序，仅以一场斗争会就可以判处他们，甚至当众枪毙他们、吊打他们，以达到杀鸡吓猴之目的。还长期迫害地富分子，每逢运动都批斗他们，给其他胆敢乱说乱动者作榜样，甚至殃及后代，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你如果认为谢宝瑜的《玫瑰坝》对土改的惨烈有所夸张，可以拿两部曾获斯大林奖的小说作为参考，即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两个作家带着中央的指示和文件在农村生活了几个月就写出了关于早期试验性土改的宣传作品，这两本书遂成为大规模土改的教学手册并被奉为反映土改的典型佳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用暴力的语言把暴力事件描写得轰轰烈烈，把共产原罪描绘得天经地义，把打人杀人宣扬得理直气壮。回首往事，我们用不同的眼光，不同的觉悟看待同样的历史。谁是谁非？有良心、有人性的读者不难得出结论。
《玫瑰坝》没有停留在土改上。通过描写合作社，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谢宝瑜让我们看到，一旦犯了共产原罪，当权者在侵犯人权这条斜坡上就难以停止，直到驱赶众人，连同他们自己，滚入灾难的深渊。今天可以把土地从地主富农手里拿过来，交给你们；明天就可以从你们手里把土地拿走，归为集体。农民都很清楚，有些土地本来就不是他们自己挣来的，而是大救星恩赐的，大救星对土地另有用场时，不管他们多么不情愿，也没有几个人敢说个“不”字。即便是自己有土地的农民，也不敢言语。不仅有地富的下场作榜样，还有阶级划分的威胁、共产主义的宣传。私有财产是祸根，是万恶之源，越少，才越能保住自身的安全。然而，财产虽归了集体，分配大权还是由少数干部掌握着。在那个饥荒年代，一个玉米饼就可以让一位妇女献上贞操。连过去都少见的邪恶，如今却大行其道。王守伦这个小小的乡长竟可以为所欲为地干尽当年土豪劣绅想干也不敢干，或者干不成的坏事，而且他的手法竟然是那么直截了当，那么寡廉鲜耻。
此外，《玫瑰坝》还让我们看到，与荒唐理念所导致的灾难相比，王守伦的罪行仍是小恶。他毕竟只是一个人，贪欲有限，为害有限。但是当侯亚昆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带领乡民大搞人民公社，修水库、炼钢铁、吃食堂、炸鱼、谎报粮产、禁止私炊，当这样一个品学兼优，理想美好的年轻人积极贯彻错误路线的时候，其危害就比几个漂亮女人失贞严重多了。几十个人饿死了，全村人都吃不饱饭，若不是因为侯亚昆在权力斗争中遭到王守伦的暗算，非正常死亡还会多得多。这是全书最精彩的情节，它充分显示了生活的复杂性，正如一句谚语所说：“通往地狱的道路往往是由善良意愿的砖石铺筑的。”与之相反，诡计恶行在现实中也可能有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称之为反讽也好，称之为黑色幽默也好，我看到的就是赤裸裸的真实。当然，《玫瑰坝》并不仅仅是一本血泪帐。主人公冯东明和陈素芬好事多磨的爱情，还有他和范淑君以及王春花的感情纠葛构成一段段令人翘首，令人感叹，令人发笑的故事。生活本来就是这样五彩缤纷，本来就是这样充满悲剧、喜剧、正剧、荒诞剧。只有带上有色眼镜者才会看不清楚生活原本的色彩，只有陷入意识形态的桎梏者，才无法领略大千世界的种种剧目。
100年后，很多当今红得发紫的作家肯定会被忘得一干二净。但人们不会忘记我们在20世纪经历的最惨痛的悲剧，人们也将继续阅读、研究像谢宝瑜这样的作家，和像《玫瑰坝》这样的作品。关于这段历史的普通陈述和枯燥数字才会在读者心目中产生感人肺腑的形象；那个受迫害最深最久的群体就会凭藉王秉文、陈素芬等人而有血有肉地活在人们的脑海里；人们就会了解土改、合作社、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这一系列荒唐事件是怎么发生的，尤其是对共产原罪的产生及其前因后果获得感性认识。这应该是我们留给后辈的惨痛教训，希望有助于他们在追求理想的狂热中想到我们的盲目，三思而后行。因砂石刺痛，海蚌的肌体会流泪而结出珍珠。中国人民在共产实践中所受的苦难岂是海蚌的刺痛所能比拟！如果我们结不出珍珠，那罪可就白受了。《玫瑰坝》是这样一颗珍珠。希望更多的海蚌结珠吐珠。
#日志日期：2008-11-2 星期日(Sunday) 晴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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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这些人的故事在现代中国还另有特殊的现实意义。长期以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宣传工具，包括文学和艺术，非常成功地歪曲了所谓地主（占土地30亩以上者）的形象。地主在汉语里本来不是个坏词，从成语“略尽地主之谊”中即可见一斑。但对于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我们这一代，一提到地主，人们就会想到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刘文彩和牟二黑子这五个丑恶的地主形象，就会跟欺压百姓、强迫交租、鱼肉乡民、抢男霸女联系起来。直到1979年，中共宣布给地主富农“摘帽”以前，他们曾长期被描绘成农村里无恶不作的一群人。他们不是个体，而是阶级。在观念里，他们是邪恶的代名词。在意识中，他们是魔鬼的化身。2000万，按当时的中国人口计算，每20个人中就有一个是魔鬼！《玫瑰坝》向我们展示这些所谓的魔鬼究竟是什么人，他们是怎样被打成魔鬼的，又怎样会被人们认为是魔鬼，因而对他们遭难不再具有设身处地的同情能力，却用灌输进来的阶级斗争理念取代与生俱有的怜悯之心，从而失去我们为人之本而沦落为真正魔鬼的帮凶。现在，我们都知道，那些地富分子中绝大多数人的唯一“罪过”仅仅是拥有土地和雇佣农工。当中共中央决定“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残余的400万 “地富分子”才获得摘帽的殊荣，但那只意味着他们不再是阶级敌人，他们并未得到平反。很快，占有土地和私人财产不再是罪行了，反而变为成功的标志和光环。但是不仅地主的财产没有归还，他们30多年的冤屈也没有申，因为申他们的冤将意味着共产党从根本上就错了，这个大案是决不能翻的。然而，我们有权利知道真相，有必要了解真相。如果说一滴水能够反映太阳的光辉，那么《玫瑰坝》则通过一个小山乡的变迁反映了人性的黑暗，盲从的悲哀，少数勤劳富裕农民经历的重重灾难，以及由此往后所有人陷入的无底深渊。
《玫瑰坝》从土改写到文革，跨越20来年，但重点放在土改上，放在共产的原罪上。今天，很多人已经难以想像，一个政府怎么可以强行剥夺国民的私产！怎么可以把你的东西拿走，把你的房契、地契一把火烧掉！怎么可以把你的地、你的财物分给他人！那不是强盗行径吗？看看史书，查查辞海，我们知道这样的事情的确在苏联、在中国发生过，而且有冠冕堂皇的理由。读到那些理由，即使退一步说，就算当年的土地占有不合理，政府也可以采取以前用过的减租减息的和平方法，也可以采取其它政府实行过的有价收购的方法，来重新分配。然而，中国的土改不仅仅是无偿剥夺地主富农的土地，而且还把地主富农定为阶级敌人，对之实行专政。不经过起码的法律程序，仅以一场斗争会就可以判处他们，甚至当众枪毙他们、吊打他们，以达到杀鸡吓猴之目的。还长期迫害地富分子，每逢运动都批斗他们，给其他胆敢乱说乱动者作榜样，甚至殃及后代，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你如果认为谢宝瑜的《玫瑰坝》对土改的惨烈有所夸张，可以拿两部曾获斯大林奖的小说作为参考，即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两个作家带着中央的指示和文件在农村生活了几个月就写出了关于早期试验性土改的宣传作品，这两本书遂成为大规模土改的教学手册并被奉为反映土改的典型佳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用暴力的语言把暴力事件描写得轰轰烈烈，把共产原罪描绘得天经地义，把打人杀人宣扬得理直气壮。回首往事，我们用不同的眼光，不同的觉悟看待同样的历史。谁是谁非？有良心、有人性的读者不难得出结论。
《玫瑰坝》没有停留在土改上。通过描写合作社，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谢宝瑜让我们看到，一旦犯了共产原罪，当权者在侵犯人权这条斜坡上就难以停止，直到驱赶众人，连同他们自己，滚入灾难的深渊。今天可以把土地从地主富农手里拿过来，交给你们；明天就可以从你们手里把土地拿走，归为集体。农民都很清楚，有些土地本来就不是他们自己挣来的，而是大救星恩赐的，大救星对土地另有用场时，不管他们多么不情愿，也没有几个人敢说个“不”字。即便是自己有土地的农民，也不敢言语。不仅有地富的下场作榜样，还有阶级划分的威胁、共产主义的宣传。私有财产是祸根，是万恶之源，越少，才越能保住自身的安全。然而，财产虽归了集体，分配大权还是由少数干部掌握着。在那个饥荒年代，一个玉米饼就可以让一位妇女献上贞操。连过去都少见的邪恶，如今却大行其道。王守伦这个小小的乡长竟可以为所欲为地干尽当年土豪劣绅想干也不敢干，或者干不成的坏事，而且他的手法竟然是那么直截了当，那么寡廉鲜耻。
此外，《玫瑰坝》还让我们看到，与荒唐理念所导致的灾难相比，王守伦的罪行仍是小恶。他毕竟只是一个人，贪欲有限，为害有限。但是当侯亚昆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带领乡民大搞人民公社，修水库、炼钢铁、吃食堂、炸鱼、谎报粮产、禁止私炊，当这样一个品学兼优，理想美好的年轻人积极贯彻错误路线的时候，其危害就比几个漂亮女人失贞严重多了。几十个人饿死了，全村人都吃不饱饭，若不是因为侯亚昆在权力斗争中遭到王守伦的暗算，非正常死亡还会多得多。这是全书最精彩的情节，它充分显示了生活的复杂性，正如一句谚语所说：“通往地狱的道路往往是由善良意愿的砖石铺筑的。”与之相反，诡计恶行在现实中也可能有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称之为反讽也好，称之为黑色幽默也好，我看到的就是赤裸裸的真实。当然，《玫瑰坝》并不仅仅是一本血泪帐。主人公冯东明和陈素芬好事多磨的爱情，还有他和范淑君以及王春花的感情纠葛构成一段段令人翘首，令人感叹，令人发笑的故事。生活本来就是这样五彩缤纷，本来就是这样充满悲剧、喜剧、正剧、荒诞剧。只有带上有色眼镜者才会看不清楚生活原本的色彩，只有陷入意识形态的桎梏者，才无法领略大千世界的种种剧目。
100年后，很多当今红得发紫的作家肯定会被忘得一干二净。但人们不会忘记我们在20世纪经历的最惨痛的悲剧，人们也将继续阅读、研究像谢宝瑜这样的作家，和像《玫瑰坝》这样的作品。关于这段历史的普通陈述和枯燥数字才会在读者心目中产生感人肺腑的形象；那个受迫害最深最久的群体就会凭藉王秉文、陈素芬等人而有血有肉地活在人们的脑海里；人们就会了解土改、合作社、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这一系列荒唐事件是怎么发生的，尤其是对共产原罪的产生及其前因后果获得感性认识。这应该是我们留给后辈的惨痛教训，希望有助于他们在追求理想的狂热中想到我们的盲目，三思而后行。因砂石刺痛，海蚌的肌体会流泪而结出珍珠。中国人民在共产实践中所受的苦难岂是海蚌的刺痛所能比拟！如果我们结不出珍珠，那罪可就白受了。《玫瑰坝》是这样一颗珍珠。希望更多的海蚌结珠吐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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