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古代房间布局:金融危机中的共同体之路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18:09:40
——专访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威廉·西蒙
作者：王东宾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 347 更新时间：2008-12-20 荐 ★★★ 【字体：小大】
http://www.wyzxsx.com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8-12-13
特约记者 王东宾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威廉·西蒙教授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他是“中国女婿”，夫人周一华律师是中国空军创始人周至柔将军的女儿。也许受中国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西蒙教授温文儒雅，颇有君子风度，同时极具侠客情怀，热心于社会公平正义。这种侠客情怀在今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一篇题为《恶劣法律建议的市场》(The Market for Bad Legal Advice)的文章，从安然破产前的法律咨询入手，矛头直指法学专家和教授的伦理道德问题，引发广泛的争议和讨论。《财富》杂志对此做了专题报道，威廉·西蒙教授向法学伦理“吹口哨”，并提出以“谴责使之蒙羞”(Shaming)来遏制为一己私利而提供不良建议。
2008年11月，西蒙夫妇来到中国，并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做了关于欧美治理模式变迁的主题演讲。这场演讲向大家呈现了西蒙教授的学术风格，他既是法学教授，更是公共政策专家，重视理论又不脱离实践。除了法学研究外，西蒙教授的精力集中在共同体经济发展运动、丰田生产方式方面。
更深之处，这些研究的背后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西蒙教授坦言，杜威是他最喜欢的哲学家之一。他认为，杜威构建了实用主义与政治理论之间的联系，但在政策与制度方面略显不足。西蒙教授一直致力于弥补杜威的这种不足，硕果累累，而不经意间，他已经为中国的实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财富。
《21世纪》：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海内外学者都在总结中国模式的经验，您如何理解与看待中国的改革之路？
西蒙：中国采取渐进式改革路径，并且在每个阶段通过实践效果来评价改革措施。有时，为了解决同一个问题，中国可以创设多个机构，允许他们提出不同的解决办法，并引入竞争机制。这些做法与杜威所极力支持的社会试验非常相像。
杜威强烈反对教条主义，而极其拥护实践当中的试验主义。他认为，公民应当成为社会领域的“科学家”。公共政策应当是一种试验科学，因此应提倡和鼓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多种做法，并使之尽可能的透明化、公开化，通过实践检验公共政策的合理性。
另一方面，西方倾向于认为社会主义是通过再分配和管制来纠正市场失灵带来的不利影响。这种看法逻辑前提在于假定市场只有唯一的一种正确形式，一旦你决定采用市场机制，剩下的问题就是关于再分配和管制措施。
相反，中国并不认为市场机制只有一种形态，而是将社会主义视为构建市场机制的创造性社会活动，应符合社会发展需要。它的假设前提是，问题并不仅仅是我们是否需要市场经济，而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构建市场经济有很多种方式，某些方式更为社会所认可。中国似乎是通过市场机制设计，而不是通过简单纠正市场失灵，来达到政策目标。
《21世纪》：中国政府公布了4万亿救市计划，集中在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如低收入住房)等方面。同时，地方政府需要提出配套措施和计划来配合中央政策。在您看来，中央救市计划如何兼顾地方实际，并保证中央政策的执行？
西蒙：美国公共政策存在一个趋势，政府职能逐步分权化。有些政策中，这意味着给地方政府提供了更多的自主权。有些政策中，这也意味着给了私人部门更多的自主权。例如，在健康安全监管领域，政府会要求监管者认定健康安全问题，并由他们自己提出解决方案。而在低收入住房政策中，政府要求地方部门提交自己的发展计划。然后，由政府遴选最佳方案，向私有部门提供资金去执行计划。
分权方式之所以受到拥护，在于该模式能够及时回应技术变化，顺应地方环境。健康安全监管经常会遇到一个难题，企业通常比监管者更了解风险大小情况。因此，在传统“命令-控制”型监管模式中，监管者告诉企业应做什么，而通常监管者会落后于技术进步。
住房政策要取得成功，关键是住房要与周围环境相适应，而政府机构通常不能充分了解外部环境的变化，并设计合适的住房。引导企业主动发现风险并及时处理，以及鼓励地方机构提供住房设计，中央政府可以保证项目能够及时修订计划并更好地适应地方实际。
然而，若采用分权模式，一个前提是中央能够确保企业或地方政府可以为自身的绩效负责。因此，健康与安全监管机构需要衡量公司的实际绩效(例如，通过追踪安全事故，并比较不同企业的绩效)，同时迫使绩效差的机构进行改进。政府必须评估地方住房开发商的效率与质量，并且通过奖励以支持最成功的部门或企业。
《21世纪》：四万亿救市计划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刺激农村需求，政府会加速提高农村基础设施的水平，并增加农村地区的转移支付。显然除了政府之外，还需要更多的参与主体，那么这些主体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西蒙：美国农业政策的创新时代是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时期的政策认为，农民需要各种专业化地方组织的支持。因此，他们通过信贷补贴和技术支持来鼓励发展农业合作社。
农业方面的合作社主要有两种类型。供给型合作社主要提供服务，比如为成员提供贷款、电力或者设备。购销合作社检查、包装、贴标并销售成员的产品。
扶持合作社发展旨在让小农在保持原有生产活动的情况下，能够获取购买与销售中的规模收益。若没有合作社，他们将不得不将土地出售给大公司，或者联合起来以有效地与供应或销售机构联系。
总体而言，两类合作社都非常成功。某些购销合作社已经发展为实力雄厚的大公司，尽管他们仍然由农民成员所控制。
《21世纪》：在美国的反垄断法中，农业合作社得到豁免，旨在鼓励农产品的垄断以保护农民利益。中国的农业合作社正在发展初期，因此2007年通过的反垄断法中并没有涉及这个问题。但将来是否会遇到这个问题？
西蒙：通常，当购销合作社发展到足以对商品价格产生影响的时候，就会产生反垄断问题。美国的农业政策一般支持农产品的价格保护，反垄断豁免是与这一政策取向相一致的。但是，在美国，农业价格保护政策也备受争议。因此，对中国而言，反垄断问题取决于政府在农业政策上的价值取向。
《21世纪》：丰田生产方式(TPS，Toyota production system)是一种高度有效率的生产组织方式，您谈到，丰田方式成功的关键在于团队精神等因素，实际上与合作社原则相耦合。这是否表明合作社有可能利用丰田生产方式？
西蒙：成功的合作社如蒙德拉贡，和成功的企业如丰田公司，在企业内部都有基于非货币激励的成员合作。在这两种企业中，员工会受到团结精神和集体观念的鼓舞。长期以来，蒙德拉贡和丰田均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了成功。二者的成功均表明，合作社精神在市场竞争中可以找到立足之地。
合作社是否能采用丰田生产方式，这个问题很有意思。饶有兴趣的是，蒙德拉贡几乎没有采用任何丰田那样的生产团队和生产方式。但我认为，蒙德拉贡的工人所有模式与丰田生产模式能够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21世纪》：在中国，土地问题依然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农村地区。20世纪初，亨利·乔治的理论对中国影响很大，根据您的研究，美国的共同体发展运动依然拥护亨利·乔治的地租社会化理论。那么，亨利·乔治对于今日中国的意义如何？
西蒙：对中国我不能妄下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亨利·乔治的理念在今日美国仍有影响，在地方发展中影响尤其深远。乔治认为土地价值的增加应该属于共同体，因为增值源于整个共同体的集体努力，而不仅仅是土地所有者。当政府投资于地方经济发展时，有时将尽量保证因投资开发带来的土地增值使社区全体受益。
一种方法是通过“强制公益征收”(“exactions”)——要求开发商支付地方政府或非政府组织提供住房、学校、幼儿园等公共设施的费用。有时，“强制公益征收”采取非现金形式。例如，开发商同意每修建三套市场价格的公寓，要同时修建一套廉价公寓，或者在公寓旁边修建公共公园。
第二种方法是控制租金以确保当地居民享受发展收益。过去，地方政府在辖区内设定私人出租房屋的最高标准。尽管这样管理起来很复杂，但若没有这些措施，开发导致房租提高可能让租房者无家可归。地方发展提高了房产价值，这样让房屋所有者受益，而租金提高会损害租房者利益。由于担心租金提高，租房者可能会反对开发。如此一来，控制租金可以保护租房者的利益，促使他们也拥护开发。
《21世纪》：中国大量农民离开当地到城市打工，那么如何解决农村建设发展与劳动力流失之间的矛盾呢，尤其是东西部平衡发展问题？
西蒙：减缓向城市过度集中的基本途径是吸引更多向农村的投资。然而，这也涉及到投资的方式和制度设计。一些发展项目通过提供难以转让或清算的经济权利来限制向城市移民。某些情况下，人们可以获得住房补贴，但不能转让。在有些合作社中，成员权可以出售，但价格要低于市场价值。这些权利鼓励人们留在原住地。他们只有待在家乡才能享受到充分的住房或者合作社成员权利。对可转让性的严格限制可能严重损害效率。他们会阻止产权向更有效率的用途转移，并且会将人们限制在机会较少的地方。但当政府提供经济开发补贴政策，为确保发展成果让当地社区受益，适度的限制便在情理之中。
作者：王东宾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 347 更新时间：2008-12-20 荐 ★★★ 【字体：小大】
http://www.wyzxsx.com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8-12-13
特约记者 王东宾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威廉·西蒙教授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他是“中国女婿”，夫人周一华律师是中国空军创始人周至柔将军的女儿。也许受中国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西蒙教授温文儒雅，颇有君子风度，同时极具侠客情怀，热心于社会公平正义。这种侠客情怀在今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一篇题为《恶劣法律建议的市场》(The Market for Bad Legal Advice)的文章，从安然破产前的法律咨询入手，矛头直指法学专家和教授的伦理道德问题，引发广泛的争议和讨论。《财富》杂志对此做了专题报道，威廉·西蒙教授向法学伦理“吹口哨”，并提出以“谴责使之蒙羞”(Shaming)来遏制为一己私利而提供不良建议。
2008年11月，西蒙夫妇来到中国，并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做了关于欧美治理模式变迁的主题演讲。这场演讲向大家呈现了西蒙教授的学术风格，他既是法学教授，更是公共政策专家，重视理论又不脱离实践。除了法学研究外，西蒙教授的精力集中在共同体经济发展运动、丰田生产方式方面。
更深之处，这些研究的背后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西蒙教授坦言，杜威是他最喜欢的哲学家之一。他认为，杜威构建了实用主义与政治理论之间的联系，但在政策与制度方面略显不足。西蒙教授一直致力于弥补杜威的这种不足，硕果累累，而不经意间，他已经为中国的实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财富。
《21世纪》：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海内外学者都在总结中国模式的经验，您如何理解与看待中国的改革之路？
西蒙：中国采取渐进式改革路径，并且在每个阶段通过实践效果来评价改革措施。有时，为了解决同一个问题，中国可以创设多个机构，允许他们提出不同的解决办法，并引入竞争机制。这些做法与杜威所极力支持的社会试验非常相像。
杜威强烈反对教条主义，而极其拥护实践当中的试验主义。他认为，公民应当成为社会领域的“科学家”。公共政策应当是一种试验科学，因此应提倡和鼓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多种做法，并使之尽可能的透明化、公开化，通过实践检验公共政策的合理性。
另一方面，西方倾向于认为社会主义是通过再分配和管制来纠正市场失灵带来的不利影响。这种看法逻辑前提在于假定市场只有唯一的一种正确形式，一旦你决定采用市场机制，剩下的问题就是关于再分配和管制措施。
相反，中国并不认为市场机制只有一种形态，而是将社会主义视为构建市场机制的创造性社会活动，应符合社会发展需要。它的假设前提是，问题并不仅仅是我们是否需要市场经济，而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构建市场经济有很多种方式，某些方式更为社会所认可。中国似乎是通过市场机制设计，而不是通过简单纠正市场失灵，来达到政策目标。
《21世纪》：中国政府公布了4万亿救市计划，集中在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如低收入住房)等方面。同时，地方政府需要提出配套措施和计划来配合中央政策。在您看来，中央救市计划如何兼顾地方实际，并保证中央政策的执行？
西蒙：美国公共政策存在一个趋势，政府职能逐步分权化。有些政策中，这意味着给地方政府提供了更多的自主权。有些政策中，这也意味着给了私人部门更多的自主权。例如，在健康安全监管领域，政府会要求监管者认定健康安全问题，并由他们自己提出解决方案。而在低收入住房政策中，政府要求地方部门提交自己的发展计划。然后，由政府遴选最佳方案，向私有部门提供资金去执行计划。
分权方式之所以受到拥护，在于该模式能够及时回应技术变化，顺应地方环境。健康安全监管经常会遇到一个难题，企业通常比监管者更了解风险大小情况。因此，在传统“命令-控制”型监管模式中，监管者告诉企业应做什么，而通常监管者会落后于技术进步。
住房政策要取得成功，关键是住房要与周围环境相适应，而政府机构通常不能充分了解外部环境的变化，并设计合适的住房。引导企业主动发现风险并及时处理，以及鼓励地方机构提供住房设计，中央政府可以保证项目能够及时修订计划并更好地适应地方实际。
然而，若采用分权模式，一个前提是中央能够确保企业或地方政府可以为自身的绩效负责。因此，健康与安全监管机构需要衡量公司的实际绩效(例如，通过追踪安全事故，并比较不同企业的绩效)，同时迫使绩效差的机构进行改进。政府必须评估地方住房开发商的效率与质量，并且通过奖励以支持最成功的部门或企业。
《21世纪》：四万亿救市计划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刺激农村需求，政府会加速提高农村基础设施的水平，并增加农村地区的转移支付。显然除了政府之外，还需要更多的参与主体，那么这些主体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西蒙：美国农业政策的创新时代是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时期的政策认为，农民需要各种专业化地方组织的支持。因此，他们通过信贷补贴和技术支持来鼓励发展农业合作社。
农业方面的合作社主要有两种类型。供给型合作社主要提供服务，比如为成员提供贷款、电力或者设备。购销合作社检查、包装、贴标并销售成员的产品。
扶持合作社发展旨在让小农在保持原有生产活动的情况下，能够获取购买与销售中的规模收益。若没有合作社，他们将不得不将土地出售给大公司，或者联合起来以有效地与供应或销售机构联系。
总体而言，两类合作社都非常成功。某些购销合作社已经发展为实力雄厚的大公司，尽管他们仍然由农民成员所控制。
《21世纪》：在美国的反垄断法中，农业合作社得到豁免，旨在鼓励农产品的垄断以保护农民利益。中国的农业合作社正在发展初期，因此2007年通过的反垄断法中并没有涉及这个问题。但将来是否会遇到这个问题？
西蒙：通常，当购销合作社发展到足以对商品价格产生影响的时候，就会产生反垄断问题。美国的农业政策一般支持农产品的价格保护，反垄断豁免是与这一政策取向相一致的。但是，在美国，农业价格保护政策也备受争议。因此，对中国而言，反垄断问题取决于政府在农业政策上的价值取向。
《21世纪》：丰田生产方式(TPS，Toyota production system)是一种高度有效率的生产组织方式，您谈到，丰田方式成功的关键在于团队精神等因素，实际上与合作社原则相耦合。这是否表明合作社有可能利用丰田生产方式？
西蒙：成功的合作社如蒙德拉贡，和成功的企业如丰田公司，在企业内部都有基于非货币激励的成员合作。在这两种企业中，员工会受到团结精神和集体观念的鼓舞。长期以来，蒙德拉贡和丰田均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了成功。二者的成功均表明，合作社精神在市场竞争中可以找到立足之地。
合作社是否能采用丰田生产方式，这个问题很有意思。饶有兴趣的是，蒙德拉贡几乎没有采用任何丰田那样的生产团队和生产方式。但我认为，蒙德拉贡的工人所有模式与丰田生产模式能够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21世纪》：在中国，土地问题依然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农村地区。20世纪初，亨利·乔治的理论对中国影响很大，根据您的研究，美国的共同体发展运动依然拥护亨利·乔治的地租社会化理论。那么，亨利·乔治对于今日中国的意义如何？
西蒙：对中国我不能妄下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亨利·乔治的理念在今日美国仍有影响，在地方发展中影响尤其深远。乔治认为土地价值的增加应该属于共同体，因为增值源于整个共同体的集体努力，而不仅仅是土地所有者。当政府投资于地方经济发展时，有时将尽量保证因投资开发带来的土地增值使社区全体受益。
一种方法是通过“强制公益征收”(“exactions”)——要求开发商支付地方政府或非政府组织提供住房、学校、幼儿园等公共设施的费用。有时，“强制公益征收”采取非现金形式。例如，开发商同意每修建三套市场价格的公寓，要同时修建一套廉价公寓，或者在公寓旁边修建公共公园。
第二种方法是控制租金以确保当地居民享受发展收益。过去，地方政府在辖区内设定私人出租房屋的最高标准。尽管这样管理起来很复杂，但若没有这些措施，开发导致房租提高可能让租房者无家可归。地方发展提高了房产价值，这样让房屋所有者受益，而租金提高会损害租房者利益。由于担心租金提高，租房者可能会反对开发。如此一来，控制租金可以保护租房者的利益，促使他们也拥护开发。
《21世纪》：中国大量农民离开当地到城市打工，那么如何解决农村建设发展与劳动力流失之间的矛盾呢，尤其是东西部平衡发展问题？
西蒙：减缓向城市过度集中的基本途径是吸引更多向农村的投资。然而，这也涉及到投资的方式和制度设计。一些发展项目通过提供难以转让或清算的经济权利来限制向城市移民。某些情况下，人们可以获得住房补贴，但不能转让。在有些合作社中，成员权可以出售，但价格要低于市场价值。这些权利鼓励人们留在原住地。他们只有待在家乡才能享受到充分的住房或者合作社成员权利。对可转让性的严格限制可能严重损害效率。他们会阻止产权向更有效率的用途转移，并且会将人们限制在机会较少的地方。但当政府提供经济开发补贴政策，为确保发展成果让当地社区受益，适度的限制便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