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是我家的一杆秤，遇到啥事上姥姥的秤上称一称，半斤八两所差无几。
姥姥走了，留下了秤。
姥姥的秤有两杆，大秤、小秤。她的大秤是人人都可以称的，叫公家的秤，是以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公平为准星的，小秤是自家的秤。大秤、小秤的秤砣分量相差很大。
我也曾让她称过《姥姥语录》，姥姥说：“上大秤称也就二两吧，咱家的秤能称个十两八两的。”
在姥姥的眼里，家里多大的事上了公家的秤都是很轻的分量。姥姥说得真准，现如今图书市场那么繁荣，好书有的是，一本小画书真的也就二两吧。但我还是拿起笔写了，因为姥姥语录得张贴出去。
姥姥的语录当真那么需要让外人看看吗？列出三十个题目后我也茫然了。真像姥姥说的那样，字里字外都是些“人人都明白的理儿，家家都遇上过的事儿”，有必要再唠叨吗？
稿纸放在桌子上，每天该忙啥忙啥。怪了，常常是忙完了该忙的事就身不由己坐到桌前往稿纸上写字。几天下来，满纸写的都是姥姥的语录。
这些萝卜白菜的理儿，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我怎么那么念念不忘呀？是我老了吧？是我跟不上这个时代了吧？可是认识姥姥的人，熟悉我的朋友见了我总是问起姥姥，提起姥姥语录。
敬一丹每回见了我一定有一句话：“姥姥还好吧？”只是一年比一年问的语气迟缓。
去年主持人“六十年六十人”在浙江颁奖，她又问：“姥姥……还……好吗？”我说：“不好，走了。”一丹说她始终不敢问，是因为姥姥快
一百岁了，问候都得小心翼翼。
中午吃饭，张越、岩松、一丹我们坐一桌，又说起了姥姥，说得一丹大眼睛哗哗地流泪，其实我们说的也都是些白菜萝卜的事。张越说“三八”百年庆典，她就想请姥姥这样一位普通百姓做嘉宾，我心想，如果姥姥在，她那些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拿到全国观众面前，不就真成了姥姥说的让观众“笑掉大牙”了吗？姥姥说：“人最值钱的就是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没个分量你往大秤上站站试试？那个秤砣动都不动。”
白岩松也是。去年我和他去上海参加某媒体二十五周年庆，回来的飞机上我们又说起姥姥。一路的飞行，一路的姥姥。飞机落地了，姥姥还在我俩的嘴边挂着。
岩松说：“有学历的人，不一定有文化；没学历的人，不一定没文化。”临说再见，他还嘱咐我：“倪姐，快写写姥姥吧，我们需要姥姥的精神。”
我咬着牙不写姥姥。
有报纸希望我开个专栏专门写姥姥，我也始终没有动笔。这些年本子上胡写乱划了很多字，但很少写姥姥——近乡情怯？不知道。这是我最爱的人，是我最了解的人，也是离我最近的人，可是落在纸上却常常模糊不清，好像我就是她，她就是我。
随着姥姥的远去，我充盈的泪水逐渐往心里流淌的时候，想念灌满了我的灵魂，我开始寻找姥姥。家里每一个角落、每一样东西都是我们和姥姥一同拥有的，现在这个人不在了，我找不到了。
可是冥冥之中，姥姥又无处不在。
我知道，我是一直不敢找！我知道，还用找吗？姥姥一直都在我心里，在我的灵魂里。不用想念，姥姥没死，走了的只是那个躯体。
姥姥说：“天黑了，谁能拉着太阳不让它下山？你就得躺下。孩子，不怕，多黑的天到头了也得亮。”
姥姥走的那年春节我还跟她说：“挺住啊老太太，使使劲，怎么着咱们也得混个百岁老人。”
姥姥说：“有些事能使使劲，有些事啊就使不上劲了，天黑了，谁也挡不住喽！”
“姥姥，你怕死吗？”
“是个人就没有不怕死的。”
“那你这一辈子说了多少回‘死了算了’？好像你不怕死，早就活够本儿了。”
“孩子你记住，人说话，一半儿是用嘴说，一半儿是用心说。用嘴说的话你倒着听就行了，用心说的话才是真的。”
“哈哈，老太太，那你这一辈子说了半辈子假话呀？”
“也不能这么说。你想啊，说话是不是给别人听的？哪有自己对自己说的？给别人听的话就得先替别人想，人家愿不愿意听，听了难不难受、高不高兴。这一来二去，你的话就变了一半儿了。你看见人家脸上有个黑点，你不用直说。人家自己的脸，不比你更清楚吗？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你要真想说，你就先说自己脸上也有个黑点，人家听了心里就好受些了。”
哦，凡事要替别人想。
“姥姥，你走了以后我想你怎么办？每年清明还得给你上坟吧？”
“不用，活着那些人就够你忙乎的了，人死了啥都没有了，别弄这些个没有用的摆设了，那都是弄给别人看的。我认识你这个人快五十年了，我最知道你了，不用上坟。”
姥姥走后我真的没敢去看她。
越不敢去心里越惦记。
去年夏天，儿子去姥姥家的水门口村过暑假，我派他代我去看看老奶奶。儿子回来说，老奶奶就躺在村口河边一个小山包的一堆土里。土堆前有块石头，上面写着姥爷和姥姥的名字：倪润太、刘鸿卿，土堆上面有些绿草，别的啥都没有了。儿子用手比划着土堆的大小，看着他那副天真的样儿，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怎么也挡不住。很久没有这样哭了，心疼姥姥如今的日子，孤单、清冷。
我也最知道姥姥了，她本质上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一副柔弱的肩膀，一双三寸的小脚，热热闹闹忙忙乎乎地拉扯了一大群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走的时候是四世同堂。
这是姥姥想要的日子吗？是，其实也不是。
“姥姥，如果还有来世，你还会生那么多孩子吗？”
姥姥反问我：“你说呢？”
我不希望姥姥再那么辛苦了，“不生了”。
我也不生。如果还是做主持人、做演员这个工作，我就不要孩子也不要家。我盼着现场直播之前，先在一个安静的属于自己的花园房子里睡上一大觉，起来洗个澡、喝一杯咖啡，再清清爽爽地去化妆，精精神神地去演播厅，无牵无挂。晚上回来，舒舒服服地泡上一个玫瑰浴，点一支香烟，喝一杯红酒，翻一本闲书。哪像现在呀，给全家蒸上包子，熬上稀饭，抹把脸就提溜着裙子去直播了。不管多晚回家，一大家子人还等着你，温暖是温暖了，可累人、累心啊！我都佩服自己，那些年是怎么混下来的？
“人哪，就是穿着棉袄盼着裙子，穿着裙子又想着棉袄。要不是这些人在家等着你，你在电视上兴许就不会说人话了。”
明白姥姥的意思了吧？这是对我主持风格的高度评价：说人话。
“那你的意思，来世你还会选择当一个这么多孩子的母亲，当一个这么多孙子、外甥（山东等地称外孙、外孙女为外甥）的奶奶、姥姥？”
“你和我不一样，你生下来是为老（好）些人活着的，有杆大秤称着你，俺这路人都是小秤盘里的人，少一个多俩的都一样。”
姥姥始终没给个具体答案。她不能想象没有家人、没有孩子，她这一生怎么个过法，但是姥姥觉得我是可以一个人成为一个家的那种人，我是有社会使命的那个人。哈，真会戴高帽子，谁给我的使命？
“姥姥，有多少家人、有多少孩子，最后走时还不是孤身一人？谁能携家带口地走啊？”
姥姥笑了：“分批分个儿地走啊，就像分批分个儿地来一样，早早晚晚地又走到一块儿了。”
是安慰还是信念？姥姥始终相信下辈子我们还是一家人。这是她对家的无限眷恋和对生命延续的阐释。
知道姥姥走了的那天我在东北拍戏。晚上六点多，哈尔滨已经天黑了，小姨发来一条短信：“六点十分，姥姥平静地走了。”看了短信，我竟然很平静，无数次地想过姥姥的走，天最终是要黑的。我一滴眼泪也没掉，只是不停地在纸上写着“刘鸿卿”三个字，姥姥的名字。
天黑了，姥姥走了，窗外冒青烟的雪无声地陪着我。屋里漆黑一片，我庆幸这样的时刻身边没别人，这是我最向往的时刻，我的心是自由的。
我把写满姥姥名字的纸贴在结了冰又有哈气的双层玻璃窗上，“刘鸿卿”三个字化开了，模糊了，看不清了，升腾了……
看着小姨的短信，心里想的却是半个月前和姥姥在威海见的最后一面。我这位认识了快五十年的最亲的人、最爱的人、最可信赖的老朋友一句话也没和我说，我甚至觉得她都不知道我在她身边。我们就这样永久地分开了，从此天上人间。
其实，姥姥病危的通知已经发了三次了，我心里早有准备，这个“早”恨不能童年就有。
太爱一个人、太依赖一个人，就一定最怕这个人离你而去。小时候惹大祸了，姥姥最重的一句话就是：“小外甥啊，你得气死我呀！”多大的错我一下子就能改了。
“没有了姥姥我怎么办？”
“有你妈呀！”
那时我觉得姥姥就是妈，妈就是姥姥。
我经常问：“为什么是先有姥姥后有妈呀？”
偶尔发个烧，即使烧得很高，姥姥也从不带我去医院。她像揉面一样把我放在炕上，浑身上下从头到脚揉上一遍，揉过的我就像被水洗过一样，高烧立刻就退了。再看看姥姥，出的汗比我还多。享受着姥姥的敲打，体味着姥姥的汗水，高烧一次，长大一次。那时我盼着姥姥也高烧，我也想用汗水洗一遍衣服，可姥姥从来不病。
长大了才知道，姥姥的病是到九十九要死了才叫病啊！想想这些我的心生疼，连生病都不舍得，铁打的姥姥啊！
五十年了，活在我面前的姥姥从来都是一副硬硬朗朗的模样，连体重一生也只在上下两斤浮动。健健康康的姥姥，怎么会停止呼吸呢？我不敢面对将要死去的姥姥，不敢看只剩下最后一口气的姥姥是什么样子。
我预感，如果再不敢去恐怕就没有机会了。
那天我早上七点的飞机，去了威海。出了烟台机场，打了一辆出租车到医院。
五十年了，这是我和姥姥第一次在医院见面。无论是她，无论是我，我们都是多么健康、多么坚强啊。两个一辈子都怕麻烦别人的女人大病没得过，小病没看过，挺挺、咬咬牙就过去了，这最后一面竟然是在医院里。
病床上躺着插满了各种管子的姥姥。我跟着姥姥五十年，没给她洗过一次澡，没给她剪过一次趾甲。太好强的姥姥，９７岁还坚持自己洗澡。浴室的门一定要关上，家里人只能从门缝里 “照料”着她。
一个一辈子怕麻烦别人的人在最后的日子里尽情地麻烦着别人，三个姨一个舅妈日夜在病房里守护着姥姥。到了医院，看见姥姥的第一眼我就知道，天黑了。
医生商量要不要上呼吸机，感冒引起的肺部积水致使呼吸困难。
我问上了呼吸机还能活多久，医生很坦率地说：“不好说，毕竟这么大岁数了，身体各个器官都衰竭了。”
“不上了吧。”
切开喉管就得一直张着嘴，用仪器和生命对抗，直到拼完最后一点力气。姥姥还有力气吗？救姥姥还是安抚我们这些她的亲人？我瞬间就把自己放在了姥姥的秤上。
五十年了，我和姥姥无数次地说起过死，挺不住了就倒下吧。
姥姥，你不是说过吗？“天黑了，谁能拉着太阳不让它下山？你就得躺下。”
姥姥的天啥时候亮？这一次会永远地黑下去吗？
那天从进病房一直到离开，八个小时，我一分钟也没坐下，就那么一直站着。是想替姥姥挺着，还是怕自己的心灵倒下？姨们无数次地搬凳子喊“坐下”，我的眼睛始终没离开姥姥，我盼着她睁开眼睛：“孩子，姥姥死不了。”
姥姥，你不是说过吗？“盼着盼着就有望了，盼望嘛。”
我带着盼望离开了病房，电梯门一关我竟失声痛哭，我心里绝望了。姥姥，盼望被绝望压倒了。
八个小时后我又回到烟台机场，当天飞回剧组。第二天拍戏，导演从监视器里看了画面，建议我休息一天，红肿的眼睛里没有了魂儿。
魂儿丢了。
怪不怪，从病房到机场，一路大雨。从小到大，无数次走过这条路，如今竟看不清这条路是去哪儿。和姥姥见的最后一面像是一场梦。
其实五年前姥姥就病危过一次。
粉白色的棉绒寿衣她自己早就备好了，几次嘱咐我们拿出来放在床头上。
“哪天睡着了不再醒了就赶紧给我穿上，省得硬了穿不上。”
我笑她好像死过一样，“你怎么知道是硬的”？
“俺妈就是坐着坐着睡过去的，等中午叫她吃饭时，啊，人都硬了，最后连件衣服都套不上。”
姥姥后悔了一辈子，老母亲临走穿的那件粉白的衣服就定格成了女人最漂亮的寿衣。
姥姥不吃不喝，**夜焦虑。什么办法都用了，姥姥依然是半碗汤端上去，汤半碗端下来。
姥姥说：“这几天天天梦见你小舅（小舅四十多年前因公牺牲），你小舅拖我走啊。”
姥姥这句话启发了我，“姥姥，我认识东北的一个神人，这个大姐前些年出了一次车祸，起死回生后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神医。我打电话问问她你还能活多久。”
姥姥几天不睁的眼睛突然睁开了，嘴上却说：“哪有神哪，神就是人，人就是神。”
我赶紧当着姥姥的面儿，给这位“神人”拨通了电话。
“神人”是我表妹，就在隔壁屋等我的“长途”。
“什么？你说得准吗？五年？还能活五年？算今年吗？属狗子的。早上还是晚上生的，你问她自己吧。”我把电话递给了姥姥。
“神人”在电话里问了姥姥的出生时辰和方位。
姥姥的耳朵有些聋，根本听不出是变了音儿的孙女扮演的神人——哈，演出成功。
放下电话，姥姥说了句：“熬碗小米儿喝吧。” ……
五年过去了，这一回我知道，熬一锅小米儿也救不了姥姥了，神人是她自己。
她不坚持了，谁也扶不住。
可是姥姥多么想活呀，姥姥多么热爱她曾经的穷日子和如今的富日子啊。姥姥总夸今天的好生活：“这样的日子活着还有个够啊？”一生不爱财、不贪心的姥姥只贪命。命也慷慨地回报了她，九十九啊。
人都有下辈子吗？
姥姥的天快亮吧！
哥哥又来电话了：“妹妹，姥姥明天就火化了，你要不要来看最后一眼……来不来……来吗……我们等不等你……说话呀！”
我其实是说话了，哥哥没听见。是啊，不出声儿的话，谁能听见？哥哥挂了电话，他知道我哭了。嗓子被热泪堵着，想去又不敢去，不去又知道这真是最后的一眼，是真正意义上与姥姥见的最后的一面。
“看一眼”，天哪！这是人间最看不得的一眼了。
理智与情感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上你才知道它们是粘在一起的，根本掰不开。行为到了“生离死别”这个一生只能用一次的四个字上，可思维是不听脑子指挥的。
“看一眼”，看什么？看着姥姥被大火烧了？
姥姥一辈子最怕火了。白皙的皮肤，瘦小的身躯，只有九十斤的姥姥，一堆儿女，十间大房子，这一辈子不一直在燃烧自己吗？姥姥是从里往外烧，慢火熬着自己，暖着别人，连她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这个小脚老太太一直把自己烧得周身通透，连骨头都要焦了才无奈地躺下，这一躺就要被“规定动作”彻底燃烧了……
我问姥姥：你能承受吗？
我问自己：我能面对吗？
年轻的姥姥曾不怕火，灶膛里的火不旺了，姥姥敢把头伸进去用嘴吹火，一口气进去，一团火苗又把姥姥送出来。锅里顿时就冒热气了，姥姥的眉毛被燎去了一半儿。姥姥的办法是大师级的，小手指头蘸着灶膛上的烟灰往眉上一抹，都不用照镜子，一对儿弯眉又回到姥姥的脸上。
姥姥家里也曾遭遇过灾，那是姥爷亲手点燃的大火。失去儿子的姥爷神情有些恍惚，他总觉得小舅没死，在蚊帐里睡觉，他把家里所有的蚊帐都拿出来烧了。舅舅们要去扑火，姥姥不让：“烧吧，烧了他心就熨帖了（舒服了）。蚊子咬几口死不了人，儿子咬爹，那个疼是谁也替不了的。”姥姥说：“有了人便有了一切……多贵的东西都赶不上人贵。”蚊帐在那个年代是家里的大件呀，被烧的七顶蚊帐都是妈妈从青岛买来的化纤尼龙有顶有边的好蚊帐，姥姥说她连眼皮儿也不抬地让姥爷烧。
蚊帐被烧成了一堆儿一堆儿的灰，姥姥一堆儿一堆儿地打扫着。姥爷的神情一天天坏起来，姥姥一天天地害怕火了。火柴一盒一盒地被姥姥揣起来，出远门儿的时候姥姥都装在口袋里，再后来姥姥睡觉都把火柴揣在身上，因为姥姥知道，失去儿子的父亲心痛的火种随时都会被点燃，更何况那些年姥爷基本上是用酒精支撑着生命，无情的大火随时都会吞噬这位可怜的烈士之父。
这回烧的既不是眉毛也不是蚊帐，是整个的姥姥。大火要烧着你了！姥姥你受得了吗？会疼的！
我原以为痛苦提前说出来，有准备了，苦就变淡了；我原以为聪明的姥姥提前明白了关于人生的死，轮到自己死就不必害怕也无需担当了。错了，一点用也没有！拿起电话，拨着哥哥的号码却不敢按下“ＯＫ”键。
开始收拾箱子了，订机票了。
去跟导演请假，又是说了半天一个字没说出来。
我像孤儿一样，无助地站在导演面前，好像这个世界上我不再有亲人了。不至于吧？都快五十岁的人了，应该清醒地知道，死去的人是不知道疼的，可我是活人啊，我知道疼啊！
我过不去这个坎儿，为什么养育了我们一辈子的姥姥要被我们烧了呢？我无知，但谁知道呢？
我终于是没去。
哥哥说，抬着姥姥的遗体从六层下楼梯去火葬场时，担心殡床太长在楼梯拐弯处不好拐。结果他看见拐弯时姥姥把腿蜷起来了，很自然地拐过去了。真神了！哥哥还说，那天的姥姥特别漂亮，满脸的笑容。
哥哥是个最实在的国家干部，说话最诚实，怎么会迷信呢？他是真的看见了，我也真的相信了。姥姥死了都怕麻烦别人。
姥姥说：“麻烦别人自己心里是苦的，帮着别人自己心里是甜的。给人一座金山是帮，给人一碗水喝也是帮。你帮了别人，早晚人家也会帮你，不信你试试？这一辈子你试不出来，你孩子也能试出来。”
哥哥说去的人很多，和姥姥有关的人都去了。
只有我，被姥姥称为认识了五十年的老朋友没有去为她送行。我做了一次姥姥不喜欢的人。可是姥姥分明在送行的人群中看见我了。姥姥依然笑着，死了的姥姥依然宽容着我，这就是姥姥。
姥姥的语录一半儿是用嘴说，一半儿是用心说......凡事要替别人想。
老了的姥姥盘腿儿坐在床上说着说着话就睡着了。宽大的落地窗下，太阳一照就是一整天。下班回来，我经常逗姥姥：“又搂着太阳睡了一天吧？”姥姥的脑子没老：“是它搂着我睡了一天，不是我搂着它。”
“人家太阳那么大的官儿会主动搂着你这么个普通百姓？”
“这就是太阳的好哇，管谁都赶不上它公平，不偏不向，不歪不斜，对谁都一样，给你多少就给他多少。”
担心月亮出来姥姥不困了，结果姥姥又陪月亮结结实实睡了一晚上。
这么连轴地睡，还不很快就睡过去呀？我害怕了。我试过，一上午陪着她又说又笑她会一直不睡。于是我给她分配了工作。
我家订了三份报纸，一份《新京报》，一份《北京青年报》，每周还有一份《南方周末》。我跟姥姥说这三家报社回收旧报，凡是看过的，你按大、小张和有图片、没图片的分类叠整齐。“每天的工资是１５元钱，你做不做？”
姥姥想都没想：“做，做！闲着也是闲着。”
这是姥姥一生做的第一份拿工资的工作，９７岁的姥姥开始挣钱了。每天１５元，一个月４５０元钱，姥姥的欢喜不亚于我挣四万五。
有了自己挣的钱，看着阿姨去买菜，姥姥顺手掏出十元二十元的塞给她，“捎个西瓜回来，捡个大个儿的”、“买点排骨吧”。姥姥想用她自己的钱帮我拉扯这个家。
姥姥越来越糊涂了，有时把《南方周末》叠进《北京青年报》里，又把《北京青年报》混进《新京报》里。我吓唬她：“有你这么不认真的员工啊？你这是上班，又不是家庭妇女干家务活，要严格要求自己。”
姥姥真是个好同志，从那以后再也没错过。她的办法是数大字，《北京青年报》是五个大字，《南方周末》是四个大字，《新京报》是三个大字。
批评了姥姥我又心疼，多么坏的外甥啊，变着法儿不让姥姥老。
可是姥姥还是老了。
她也不想想，一份新报纸才多少钱啊？废报纸这么值钱，那《南方周末》不早成了世界五百强了？
他们报社二十五周年庆的时候，我还在酒会上说：“我是贵报的副总编。”台下大笑，只有陈丹青“幼稚”地在那儿点头。哈，我这么一个大字认不了一筐的人怎么可能啊？我是指我在姥姥那儿是《南方周末》的副总编，我发她工资啊。结果第二天网上还出现了大标题：倪萍出任《南方周末》副总编。
“会写的不如会看的，会说的不如会听的”。
那一年多半的时间里，姥姥每天把全家翻得乱七八糟的报纸一张张地分类叠好，晚上交给我。有时我故意把叠好的报纸再翻乱了，她就仔细地又整理一遍，不厌其烦。每月的三十日，我这个三家报纸的“老总”都准时地给姥姥发４５０元钱。每次我都把钱换成新的，姥姥一张一张地数好放进她的手绢里包好，再放进她的抽屉里。
记得第一次把这份工资交到她手里的时候，姥姥不接：“你留着吧，买个菜啥的。”
“这哪行啊？你的工资呀，你的劳动所得呀！我拿了你的工资，这不成了剥削劳动力吗？”
姥姥拿着工资的那份激动我是真看出来了。你想啊，姥姥在家工作了一辈子，没以自己的名字领过一分钱。年轻的时候孩子多，她没下过一天地。年纪大了，孩子都有出息能挣钱了，她拿的也不过是孩子孝敬她的钱。
姥姥这是第一次尝到了自己挣钱的快乐，喜悦无以言表，那天晚上几次拿出钱来要给我。姥姥的欢喜让我想哭，咱早就不差钱了呀，姥姥。
姥姥还是老了，报纸叠着叠着也挡不住昏睡了。我吓唬她：“人家要是知道你是个这么不努力不认真的员工，就得开除你，不给你活儿干了。怎么工作着能睡觉呀？”
后来听阿姨说，姥姥害怕了，嘱咐阿姨：“我要是睡着了，你就推醒我。现在下岗职工这么多，要不是你阿姨有面子，咱这份工作早就让人收了。”是啊，姥姥叠报纸，阿姨念报纸，常常是念报纸的人念了错字，听报纸的人也听不出个错，还是在一旁玩的儿子纠正她们。三个人的学历加一块儿都上不了中学，这曾经是我们家的一景儿。
叠报纸也挡不住姥姥打瞌睡，我又布置了新工作。
“姥姥，我们单位回收瓜子仁，出口欧洲。质量要求严，不能用嘴嗑啊，要用手剥。仁要完整的，不能碎。剥一小瓶（普通的玻璃杯）１５块钱，你做不做？”
姥姥真是见钱眼开：“做，做！闲着也是闲着。”
第二天我就去买了５斤葵花子交给了姥姥。
过去姥姥家院子里最醒目的就属院墙周围那十几棵向日葵了，我和姥姥都喜欢向日葵，刮风的秋天，我们俩就趴在玻璃窗上看着它们在风中跳舞。姥姥说：“看它们嬉皮笑脸的样儿，鬼精鬼精的，不会说话，脑子可都有数哇！”脑子是指葵花里的瓜子，有数是指饱满。
“有数最后也得让咱吃掉啊！”
“这就是向日葵的本事，它就是让你吃的，你吃了它你就成有数的人了。”姥姥认定葵花子吃了对人的脑子好，认定这个世界上就有奉献和索取之分。
姥姥又开始做第二项工作了。天哪，那些日子家里弄得到处都是瓜子皮。姥姥一整天啥也不干，除了吃饭就是剥瓜子，五斤一天就全剥出来了。
看着一大杯满满的瓜子仁放在我的屋子里，我又掉泪了。以这样的方式还能让姥姥活多久？九十七了。
姥姥做事认真、诚信的本性让我感动。透明的杯子里能看见的瓜子一个是一个，想找个半拉的、破碎的都很困难。姥姥是拣了又拣、查了又查，凡是不合格的都挑了出来。
晚上睡不着，起来看着这杯一粒一粒的瓜子仁。我把它们倒在桌子上，再一粒一粒地捡回去，偶尔放进嘴里嚼一嚼，咽下去的却是滚烫的泪水。
五十年了，心跟着姥姥一起走。小时候是她扯着我，长大了是我扯着她。我怎么从来没想到终有一天我是扯不住姥姥的，不是我撒手，是姥姥先撒手啊！
多少个艰难的时刻，都是姥姥用她那大白话点拨着我，支撑着我；多少个想不开的问题，都是姥姥一个个鸡毛蒜皮的比喻让我豁然开朗。可是姥姥要走了，这一
切她会带走吗？即使都会留下，我怎么还是那么无助、那么害怕呀？
瓜子，这个小得不能再小的食物把我的心填满了，满得再也盛不下任何东西。是种子就能发芽吗？
当年给生产队剥花生种子的时候，聪明的人家常把自己家的瘪花生偷偷地换给生产队，留下的是公家的好花生。姥姥从不做这种“聪明”事。
长大了我问姥姥：“你是咋想的？”
姥姥说：“大花生、小花生吃到肚子里都得嚼碎了，种在地里可就不一样了。好种子结好花生，孬种子结小花生。孩子也是这样，你们都在跟前看着。我要是做那‘聪明’事儿，你们长大了就不聪明了。种下什么种子就长出什么果。”
我被姥姥震撼了。她想到了从道德上去影响我们，去规范我们。“不坑公家，不占便宜”是姥姥的家法。
越是亲近越是难忘的家人
下笔越是情怯
倪萍的《姥姥》里有我们每一个人的姥姥或奶奶，那个生命中最亲的亲人。
多少种瓜子啊，我怎么偏偏说向日葵呀？
姥姥说：“洋鬼子真会吃，向日葵是个最好的东西，太阳晒哪儿它的头就转向哪儿。”
做梦也想不到晚年姥姥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剥向日葵瓜子。
那一年多，我家大瓶子、小罐子都装着姥姥“给欧洲出口”剥的瓜子仁。每天我出门前都上她屋带上她的产品，转手又放回我屋的冰箱里。那段时间凡是上我家的朋友走的时候都要带上一瓶瓜子仁。帮着吃呀，要不时间长了就哈拉走油了。开始我儿子、倪妮（我的侄女，我哥的女儿）他们还抢着吃，后来一家人都是见了瓜子就跑了。
姥姥依然每天三五斤地剥着瓜子，家里地上、床上、桌子上到处都是瓜子皮，姥姥屋里像个瓜子加工厂。我们成包成袋地往家进着货。有时看姥姥太累了，就说这几天单位清点货停工，你先歇两天。
吃够了熟的，我们就买生瓜子，托人从东北进那种正宗的颗粒大的好瓜子。我们几个晚辈常聚在一块儿商量，这么剥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啊，工作量太大了。我们又规定姥姥周五至周日三天休息，说这是国务院规定的，但工资照发。这样，姥姥一周只工作四天。姥姥歇着手，我们歇着心。
姥姥两只手的大拇指二拇指的皮都剥硬了，我心里依然高兴。工作者是美丽的，姥姥不瞌睡了，饭量也大了，人也精神了。年底我们还打算给她颁个先进工作者奖状，我说我们台长在大会上点名表扬她了，姥姥真的相信了。姥姥真是老了，我们单位是干吗的？还管出口欧洲的瓜子啊？
姥姥晚年的这两份工作让她挣了不少钱。一月９００元，每月底我们都按时发她工资。后来都发展到我们从邮局拿了汇款单让姥姥盖章，说是单位规定必须让她自己签收。
看着姥姥往汇款单上盖章的那份认真、那份喜悦，我心里真是爽啊，给姥姥哪怕一丝的快乐对我来说都是莫大的安慰，因为姥姥的日子不多了。
在姥姥屋里离她最近的地方，我们总是在新年的时候挂上一个大字的日历牌。一天撕去一张是姥姥每天顺手干的事儿，不认字的姥姥日历牌上的字可全认识。按着日历上的日子，大、小节日我们都跟着姥姥过，哪天吃饺子，哪天吃面条都是有说头儿的。大节大过，小节小过，富裕了以后的姥姥也从不慢待节日。姥姥说：“穷的时候，节给咱多少欢乐呀。”每年过端午节我们都劝姥姥别费劲包粽子了，倪妮的姥姥每年都包最好的粽子捎给姥姥，市场上也什么样的都有。姥姥依然买了粽叶子一片一片地洗，一锅一锅地蒸。每回蒸粽子的时候我都有说不出的辛酸，总是想起小时候姥姥家端午节的那口大锅，满锅的粽子、满锅的鸡蛋。从早上姥姥就烧上柴禾煮，一直煮到晚上太阳落山，锅里的粽子还不熟。粽香飘了一天了，姥姥也不掀锅，锅盖上压着两块大石头，姥姥说粽子得焖一夜才进粽叶味儿。这一天把我急得呀，围着锅台转了二十圈也吃不上一口粽子，但是心里那快乐，不比吃上粽子少。这可能就是懂事以后的“盼望”吧，盼望就是心里升腾着希望，有希望就有盼头。那些年的端午节我都是搂着粽香入睡的。
端午节的早上，一醒来姥姥就领着我去河边砍上一把艾蒿，用艾蒿上的露水洗洗眼睛，姥姥说这样心明眼亮。回到家再把艾蒿插到门槛上，这一年任何邪物都进不了家。
待这一切办完了，姥姥的锅才打开。糖罐里妈妈从青岛捎来的白砂糖那个甜呀，和粽子睡了一宿的鸡蛋那个香啊。五岁的我吃五个，五十多岁的姥姥吃一个，吃一个粽子的姥姥领着吃了五个粽子的我满山遍野地走，“别积了食呀，孩子” 。
现在的粽子香味都跑哪儿去了？
今年端午节，姥姥不在了。大姨特意从邮局快递过来一箱子我们小时候爱吃的粘高粱米粽子。儿子说：“太好吃了！妈妈你们小时候天天吃这样的粽子吧？”“对，天天吃，五个粽子香甜一年，这不就是天天吃吗？”
真的，姥姥端午节那一顿粽子留在我记忆中的就是“天天吃”。
我们全家努力地不让姥姥老去。从海参十几元钱的时候我们就给她吃，三十几年，海参涨到几千元钱一斤了，我们也从没断过供应。那年代表魅力城市荣成做主题演讲的时候，我还在电视上介绍过姥姥吃海参，吃荣成的海参，所以姥姥长寿，姥姥的两个妹妹因为生活在海边也都活到快九十了。那天陈逸飞代表昆山做主题演讲，下来他还问我，姥姥真是吃海参长寿的吗？我说是呀。只是晚年的姥姥一直以为海参十几元钱一斤。
姥姥自己挣钱了，那份慷慨和往日的慷慨不一样了。回趟老家，得意地跟我说，她给了谁谁一百元钱，又给谁谁买了啥。自己挣的钱和别人给的钱真是不一样啊，即使自己孩子给的也不行。
我过去常对我妈和姥姥说，你们使劲地花钱，我存折上所有的钱都是你们的钱。打从姥姥挣工资开始，我就不再这么说了，我要做的就是把一大摞现钱放到妈妈和姥姥手里，她们自己存与花是她们的事。
我怎么早没想到这个再普通不过的理儿呢？人啊人，怎么就这么想不明白啊。是不是好强的人天生不能花别人的钱呀？
姥姥挣了钱后有一天把我表妹叫来，给她一百元，叫她去买“和你姐一样的擦脸油”。
姥姥说她想把自己脸上的一块儿老人斑去掉，“你看你姐快五十了，脸上啥斑也没有”。
表妹说：“我姐那一瓶得两千块，你两个月的工资还不够。买吗？”
姥姥犹豫了。
这世界上哪有真正祛斑的油啊？但是把姥姥的快乐买回来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合伙拿我的空瓶子给姥姥装上婴儿霜骗她：“这是专门祛斑的。”我妈说：“一百块？十个一百也买不了萍儿这一瓶油啊！”
姥姥惊呆了，晚上姥姥说了一句话：“萍儿也变了？也花这么些钱买个擦脸油？”
姥姥真的老了，精明了一辈子的姥姥不知道我们一直在演戏让她欢喜。
我知道，大幕总要落下，演出一定会结束。只是我盼望它落得慢一点，结束得晚一点。
姥姥爱干净也爱美，更爱勤俭。穿在里边的秋衣秋裤两大抽屉，姥姥洗了又洗，改了又改，常年不穿的都有两箱子，你要想让她扔掉是件很困难的事。
那年开政协会碰到梁从诫先生（梁思成的儿子），他是环保倡导者。他说其实家里最大的污染源是不穿的旧衣服、不用的旧物。回来我就跟姥姥商量把不穿的旧衣服都扔了，姥姥说啥也不同意。
啊，我又想了一招。
“姥姥，我们单位回收旧衣服，无论大小、厚薄、男女，一件回收返还你一百元。你看看你有没有不穿的旧衣服？”
姥姥真是贪财呀（也真是老了，糊涂了。一百元买新的也买了，什么单位做这种赔本的买卖呀），一口气收拾了２３件她的旧衣服交给我。
两千三，第二天我就从“我们单位”拿回钱来交到姥姥手里。
三天过去了，我的表妹玲玲打电话告诉我，姥姥去城南她的家里帮她收拾了５７件不穿的旧衣服，要拿给我们单位回收。
我表妹知道这又是一幕戏，电话里大笑不止。玲玲说，姥姥一边叠着她那些旧衣服一边说：“像你姐这样的单位哪儿找去？多收拾点。”
另一个表妹凌云的电话也来了（这些表妹都是姥姥带大的她的亲孙女），姥姥把我们单位回收旧衣服这件事在她的亲戚里传遍了，好在谁也不信。但姥姥这两千三拿到手了，她是真信了，她是捡着便宜了，她是高兴了。我们也高兴啊，我们的目的都达到了，双赢啊！
我说：“姥姥，我们单位这事你别到处说，单位照顾，收不了那么多。”我是担心她再把村里那些亲戚的旧衣服收来，我就惨了。
姥姥说：“有好事想着别人，别人就老想着你。你有了好事不想着别人，只顾着自己，最后你就剩一个人了，一个人就没有来往了。一个人一辈子的好事是有限的，使完就完了，人多好事就多。”
想起我第一次挣到最多的钱是一万元，我就悄悄跟姥姥说了，也拿给她看了。
姥姥说：“钱这个东西，越看越多。我看了就等于你挣了两万，再给你妈看就等于三万了，再给你哥看就是四万了，欢喜成了四倍了。”
“糖稀越沾越厚，苦菜越洗苦水越少。”姥姥的欢喜都是乘法，忧伤都是除法。
望着姥姥那瘦弱的身躯，我总在想，她心里的那条河得有多宽？那片海得有多大？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这河水会断流，海水会枯竭。
姥姥说：“好心加好心，就是搅人心。”
我真觉得姥姥是我身边的一块宝。姥姥最后的几年，几次来北京又几次回山东，来了是我想她，总觉得这么好的日子姥姥享受不了我心不甘，走了又是姥姥的儿女们怕太麻烦我而不得已。
姥姥每次走时心里都浸着泪水，每次都说：“再来就得下辈子啦！”我更是无可奈何，我妈、舅、姨们都太强硬了。
姥姥最后一次离开北京已经９７岁了，那一年为了孩子上学，我们从城西搬到城东，就住孩子学校门口。当时买房子也就剩最后一套了，十楼，这是姥姥一生里住过的最高的楼了。姥姥住的是家里最朝阳的一间屋，楼前就是刘罗锅的四合院大宅子，不远处是王府饭店，再往前看就是北京火车站，没有任何高出我们楼的建筑物。姥姥很喜欢，每天倚窗看景，等着我儿子放学回来。
家里最大的洗手间是给姥姥专用的，最现代化的卫浴焊上两个最土的扶手，又粗又难看，可是安全啊。好强的姥姥从来不让人扶，那时候我恨不能在姥姥常走的路上都安上扶手，怕她摔倒啊。用妈妈的话说，“姥姥这把年纪就是熟透的瓜啦，得小心地捧着，有一点小闪失瓜就漏了”。
操心归操心，有一个可以让你为之操心又愿意操心的人不是幸福吗？姥姥的儿女们不理解，姥姥住在我这儿哪里是麻烦？是给予啊！我从姥姥那儿获得了太多太多我终生都享用不完的东西，天知道，我知道。
姥姥最后一次离开北京我现在想起来都心酸，她不愿意走，我也舍不得，可她的五个儿女都已经形成决定了。毕竟是他们的妈，我们第三代、第四代只能是顺从了。妈妈也是快八十的人了，也不能强她之意。爱姥姥，也爱妈妈、爱舅、爱姨，其实真没有轻重，只是觉得孝顺姥姥的日子不多了，妈妈他们还有的是日子给我们孝顺。
怕太伤姥姥就过渡一下，让小姨陪着姥姥先搬到北京城南的小表妹玲玲家，说是我要出差了，家里没人，等我出差回来再搬她回来。姥姥也真是老了，我出差，全家都出差呀？我永远出差呀？
姥姥在城南住着，都在北京，我却要“出差”回来才能去看她，而且还得说待不了几天，马上又要“出差”，否则姥姥就要跟着回来。
那个时候，姥姥还在“上班剥瓜子”，去玲玲家要带上瓜子，嘱咐表妹凌云定时去收货。
２０分钟的路程，一个月的时间我才去看了姥姥三回。
在玲玲家的姥姥头也不梳，穿着毛裤坐在床上剥瓜子。在我家时，姥姥每天都一丝不苟地把头梳得利利落落，还照着镜子用清水把散落的头发收拢，衣服也穿得整整齐齐。问她为啥，姥姥说：“玲玲家也没外人来，不像你家总有客人，都是些能人、高人，不穿整齐了给你丢人。”
姥姥的确在我家见过很多她从前只在电视上见过的人，念念不忘的是赵老师吃包子的事。
“赵忠祥这个人儿啊跟电视上不一样，我给他数着呢，一口气吃了七个包子，头都不抬。”姥姥不是心疼那七个包子，她是觉得荣耀，一个成天在电视上说话的“干部”，吃了七个她亲手包的包子，她多欢喜呀！“一看就知道这是个忠厚的人，也是个挨过饿的人。”姥姥这样评价赵老师。
如今在玲玲家，姥姥虽然还上着班剥着瓜子，可已经没有心气儿了。她常常倚在窗户前眺望远方，远方是北京的更南边，她不知道我就在她的身后，北京的北边。姥姥在北京是分不出东西南北的，她不断地问：“这是哪儿啊？”我那个心疼呀！
每次去看姥姥，我都和表妹拉上一车吃的。明明知道姥姥吃不了什么了，可没有别的表达方式，只能花钱吧，买最好的、最贵的。每次去，小姨和姥姥都为我们包上小时候最爱吃的山菜包子，吃饭时我拼命往肚子里填，可包子能把泪水堵住吗？堵不住，上洗手间待一会儿……出来姥姥又递上一个包子，接过来吃了吧，今生今世还能再吃几回姥姥包的包子？
跟了姥姥５０年，从前大把的时间怎么不知道金贵呢？人生最大的痛苦是你和深爱的这个人彼此都知道离别开始倒计时，尤其是姥姥这样的人，她清醒地知道生命的结束是无力回天的，这是生命的悲哀。曾经那么热爱活着的日子，那么知足地生活的姥姥啊！心中的悲伤从来没说出过。
“行啊，都活这么大岁数了，知足了。”姥姥不是说有些话要反着听吗？
姥姥最后的几年，我明显地感受到她对将要离开人世、离开亲人的哀伤，家里的一切人和事对她都是如此的重要。每年过春节，我们都像打扮小孩子一样给姥姥穿上新衣服。春夏秋冬，我们不断地给她买好看的能让她欢喜的东西。她总是说：“快死的人了，别费那个钱了。”她把自己的衣服洗了又洗，叠了又叠，时刻准备着。
看着洗手间那两个特制的扶手，看着特意给姥姥买的让她自己能够得着的滑轮五斗柜，看着特意给姥姥定做的木板硬床，一切一切都静止了。开车二十分钟就能把姥姥搬回来，可只有九十斤重的姥姥怎么比座大山还难搬？人啊人，亲人啊亲人，血缘也不流淌了吗？我们该是一脉相承啊，姥姥不是说夫妻是一个人，亲人是骨肉相连吗？怎么连不上，怎么通不了啦？晚上儿子睡了，我站在窗前瞪大着眼睛。再往前看一点，就能看到姥姥住的那地方了。姥姥睡了吗？吃饱了睡，睡了起来剥瓜子，天黑了又睡，今天的日子和昨天有什么不同？９７了，多吓人的年纪，姥姥还有多少日子让我们这么挥霍？
我又豁上去四处打电话。找母亲、找舅舅、找大姨、找小姨，他们无奈地同意了让我搬回姥姥，可不久又反悔了！同意了，又再次反悔，反反复复，其结果是他们提前把姥姥送回了老家。
人都要在故乡老去！是吗？谁说的？！这是法律吗？说实话，这个结至今也没有解开。我纠结，但愿姥姥不纠结，他们的儿女们也不纠结！
生离死别！中国字真讲究。生离，疼啊！
爱从来都是双刃剑，砍伤了都不知道怎么包扎。亲人的爱是可以把人打倒的。
妈妈他们这么做完全是为我想，是心疼我，我是他们的下一代。一代又一代地永远是儿子比老子重要，孙子比儿子重要，这就是人性的本质吗？为儿女去死，没有父母犹豫，为父母去死呢？我不敢想，也想不明白。
我纠结在亲人的挚爱中，浑身无力，我病了，全身上下都是病，连同思想也病了。我不想见任何人，关上门哪也不想去，最幸福的时刻是脑子空着，身体漂着，不想今生也不想来世。只有看到儿子放学才知道自己其实还活着，活着仅剩下陪孩子去游泳、吃饭，看着他写作业，在作业本上签名。
处理姥姥丧事时，我一个意见也不参加，我逃避。在我看来，这些事就像一个人穿衣服，合适就行了，其实最先应该安葬的是人的灵魂。姥姥最后的日子灵魂安息了吗？
我坚信姥姥到死也没糊涂。
春夏秋冬，姥姥最打怵的就是过冬天。
冬天姥姥咳嗽得一宿一宿地坐着睡，坐累了就跪着睡，跪着睡的样子像是在给老天磕头。姥姥的枕头边上总是放着一个小苹果，咳嗽厉害的时候就咬上一口压一压。压什么？不知道。是怕咳嗽声吵醒我们？那姥爷的呼噜声比姥姥的咳嗽声吵人多了。
那时候，还没有水缸高的我就知道半夜起来从缸里舀一瓢凉水给姥姥放在炕头。水缸前的石头片姥姥垫上两块又取下一块，怕垫高了我一头栽进缸里，垫薄了又怕我够不着水。
咳嗽这事还真折磨了姥姥半辈子，天一凉姥姥就变成另一个姥姥了。有点儿烟就呛得慌，见点儿风就咳嗽，好像总是半口气儿半口气儿地喘，有时喘着喘着气儿就上不来了。在炕上暖和的地方围着被坐着还好点，只要一下地、一见风，姥姥就不停地捯气儿。
懂事的我冬天里把姥姥的活能干的全干了，不能干的也全干了。喂猪啊，给鸡拌食啊，烧火熥饭啊，什么都会做，什么都敢做。姥姥说五六岁的我干起这些活儿就像个大人，有模有样。
妈妈从青岛给姥姥捎来的桃酥点心，我每天都用热水给姥姥泡上一碗。每次姥姥都喝半碗剩半碗，“吃不下了”，是留给我的。懂事儿的我也总说：“吃了恶心。”留着剩下的这半碗等夜里姥姥咳嗽时我再从暖瓶里倒点水兑上让姥姥喝了。
如今在商店里看见了那没人买的老桃酥还倍感亲切，姥姥在的时候我还时不时地买上一斤拿回家，和姥姥一人一块儿地品尝着它特有的香甜，我说这叫“重温”。
我怕姥姥死。很多个冬天，姥姥都说这一冬她过不去了，所以春天一来我和姥姥都心花怒放。什么是春？姥姥房檐上的冰柱子化了，水缸里的冰块开始不成形了，门不费劲儿地推开了，这就是春啊！我和姥姥的春比别人的早，盼得急呀！
春天一来姥姥就不咳嗽了。
可姥姥依然打怵过冬天，这个冬是姥姥生命中的冬。
好日子开始的时候，姥姥已经七十岁了，这是她生命中的冬天。眷恋生命、热爱生活的人才怕死。
姥姥说：“人就是贪心啊，年轻的时候就想能活够七十那就算大福了，可七十来了怎么这么不甘心啊？”
我问姥姥：“假如现在地球静止了，一切都不变了，每个人选择自己喜欢的年龄定格，再也不变了，你选择多大？现在这样还是年轻的时候？”
姥姥说：“二十来岁。”
“那时候有什么好啊？穷得叮当响，你应该选现在啊姥姥，什么都有，富富裕裕的一个老太太。”
“孩子，管多么富裕都没有年轻富裕啊。年轻的富裕就是胳膊是胳膊，腿儿是腿儿，年龄大了富裕管个啥？眼也花了，牙也酥了，浑身都穷了。钱有的是，可身子穷了。”
想起从前我们节目组的一个小孩儿，因为相爱的男朋友没钱，只能面对现实地选择一个有钱人而放弃真爱。她流着眼泪跟我说：“倪老师，你如果给我五十万，我绝对选择爱情，没办法，人要面对现实。”我相当震惊，我说我可以给你五十万，咱们交换吧。我拿五十万换你十岁，也就是你年老十岁，我年轻十岁。我再给你一千万，把你那双明亮的眼睛给我，把我这双浑浊的眼睛换给你。如果你还需要钱，我再给你一千万买你这两条好看的、年轻的、充满力量的双腿，我还可以再给你两千万，把你的双手也买下来，你觉得如何？
她笑了，进而哭了。
最终她还是走了她现实的路。结婚的时候让我录一段话表达祝福，我怎么也张不开嘴，一说话就想哭。我心疼这孩子，明白她的无奈。我真的祝福不了，连姥姥都知道要年轻而年轻人不明白要什么吗？其实明白，什么都明白，明明白白地犯着错误。
姥姥的冬天很漫长，我们竭尽所能让她的冬天温暖。从精神到物质，只要姥姥愿意，干什么都行，“孝顺”这两个字从来都不能拆开。
家中的东西，姥姥觉得最金贵的就是我那些奖杯，光荣与梦想始终是姥姥的精神所望，她觉得没有比受人尊敬更高的拥有了。一大堆的奖杯放在箱子里，姥姥一个一个地摆出来，我再一个一个地装回去。只有我知道这些荣誉意味着什么，它们不是真正意义上我个人的付出和价值，无论电视还是电影，都是集体的力量，把它们摆在家里实在是让我惭愧。不是虚伪也不是造作，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真的能分清哪些是属于我的，哪些是不属于我的。我从没有因为获奖而觉得自己了不起，我也从不认为别人说我不好我就真的不好。我经常站在秤上，几斤几两，骨头多少、肉多少、血多少，我心里有数。
姥姥不这么看。
“光荣花为什么都是红的？你啥时候见人戴着绿光荣花、黄光荣花？红的就是最好看的那一朵儿，就是最光荣的那一朵儿！”
获“华表奖”最佳女演员的那一天，我是和８５岁高龄的黄素影老师并列获奖的。黄老师是因为在张洁的小说改编的电影《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里演母亲而获奖的。因为给姥姥念过这本书，所以我回来跟她说：“今天见着张洁的妈了啊！”
“啊？张洁的妈不是早死了吗？”
这就是电影的魅力，张洁的妈在电影里永生了。我给姥姥看照片，是我和黄素影老师在台上相互祝福的那张，姥姥无比羡慕地用手摸着照片，“你看，这路的人活多大岁数都有用，还能获奖，这个老婆儿没白活”！
“姥姥，你好好活着，赶明儿我也写个电影剧本，就叫《姥姥》，请你主演，也让你获奖。”
姥姥笑得前仰后合，“主演不行了，当个猪眼都没人要，老了，天快黑了”。
请姥姥拍个电影虽然是一句玩笑，但在姥姥心中还是升腾起了一丝的期望，已经许久不提了的白内障手术问题又提到议事日程上了，“多会儿去三〇一做手术？先去检查检查吧。”新衣服拿出来又放回去，“等有个大事儿再穿吧。”姥姥说的大事儿就是拍电影。
姥姥走了我也常后悔，许给姥姥那么多虚无的光荣与梦想到底是帮了姥姥还是害了姥姥？心中的旗帜一面面地升起，鲜花一团团地怒放，姥姥的冬天真的温暖些了吗？许多好日子还没过，许多梦想还没实现，姥姥她愿意走吗？
没有希望，是不是也就没有失望？
一字不落的看完了，老人的话都是岁月凝练出来的感悟。
“孩子，管多么富裕都没有年轻富裕啊。年轻的富裕就是胳膊是胳膊，腿儿是腿儿，年龄大了富裕管个啥？眼也花了，牙也酥了，浑身都穷了。钱有的是，可身子穷了。”
姥姥因为我没有“父爱”而格外地心疼我。
看着邻居的父母双双拉着孩子的手在院子里走，姥姥就会很夸张地转移我的视线，不是领我去买个冰棍，就是给我几分钱去看会儿小人书。以我现在的理解，这种内心的痛大人比孩子痛多了。
其实没有父爱，我真的不怎么痛，因为没尝过甜，所以不知道苦。记忆中只跟父亲转过青岛的中山公园，父亲推着车子，我和哥哥跟在后面走，言语不多的父亲偶尔说两句话也记不清说的什么。每次像完成任务一样，和父亲见过面就急急忙忙地逃离开。
回到家姥姥的盘问让我很不耐烦。“你爸说的啥？领你们吃的啥？你爸穿的啥？你爸胖了瘦了？你爸笑了哭了？”我一句也答不上来，真的不记得，也不想记着……
爸爸的形象在妈妈的描述中和姥姥的描述中完全是两个爸爸，再和我见到的爸爸加起来，一共是三个爸爸。
“姥姥，你和妈妈说的爸爸到底哪个是真爸爸？”
“你妈说的一半儿和我说的一半儿再加上你自己见到的一半儿就是你那个真爸爸。”哈，一个半爸爸。
妈妈描述的爸爸太坏，姥姥描述的爸爸又太好，我信姥姥说的那个爸爸，所以心目中的爸爸是良善、正直、清高的，只因和妈妈“鸡狗不和”罢了。
我从没有在爸爸面前喊出过“爸爸”这两个字，是姥姥一生的遗憾。在姥姥的生活哲学中，一个孩子不会叫爸爸，不曾有机会叫爸爸，这是多么让人心碎的一件事。她一生都在努力地让我叫出一声“爸爸”，可我就是发不出这个声音。
我的自私、我的狠也是我至今纠结的一个点，不能自我说服的一个谜。多大的过节、多大的委屈、多大的灾难我都可以化解、都可以承受、都可以改变，为什么这么小、这么不是事儿的事儿在我一生中就改变不了，就是一个事儿呢？
父亲在他不该去世的年纪，早于姥姥一年走了，他才７４岁啊。父亲是因脑溢血而住进医院的，从发病到去世的一个月里一直在重症监护室睡着。我是在他睡着的时候和他见的最后一面，所以也不能叫做见面，因为父亲不知道。
又是哥哥通知的我。
躺在最先进的病床上，父亲像个婴儿一样，脸红扑扑的，甜甜地睡着，脸上有些笑容，似乎有些知足。我和哥哥一人拉着他的一只手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一个儿女双全的父亲“幸福”地躺在那儿，多么大的一幅假画面。父亲幸福吗？我们是他的儿女吗？
一生只有这一次拉着父亲的手，这么近距离地看着这个给予我生命的父亲，心里的那份疼啊，真的是折磨。人生的苦啊，怎么会有这么多种？这么不可想象？更不可想象的是父亲这么些年是怎么和这些遥远的儿女相处啊？她这个女儿又做了这么一个特殊的职业，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隔三差五地她就要“满面春风地走进千家万户”。
父亲啊，父亲现在的妻子啊，父亲现在的儿女啊，又以怎样的心情面对电视上的这个倪萍啊？
父亲怎么会忘记，他这个女儿原来叫刘萍，还是奶奶给起的这个名。母亲当时还说萍字不好，浮萍，飘摇不定，应该叫“平安”的“平”啊！
我断定，我做了多少年主持人，父亲的心就被搅了多少年。
父亲是最早买电视机的那拨人，因为听说“我在电视上工作”，父亲把电视搬回家，等于把女儿搬回了家，多么硬邦邦的父女关系啊！
我恨自己，一个一生都不曾喊过爸爸的人还有脸坐在这儿，爸爸你为什么不睁开眼睛骂我一顿？
人生就是这么残酷。主治医生来查房，“你们试试，不停地叫他，叫他爸爸，他也许会苏醒，脑干的血已凝固了一半儿，或许奇迹会发生”。
叫爸爸？我和哥哥都懂了，此时亲人的呼叫可能比药物更管用。哥哥不停地喊：“爸爸，我和妹妹都来了，你睁开眼看看，左边是我，儿子小青，右边是妹妹小萍，爸爸……”
我不相信我没喊爸爸，我喊了，爸爸没听见，任何人都没听见，因为这个“爸爸”依然没有声音。爸爸，我只是双唇在动，我失声了，心灵失声了。一生没有喊过爸爸，最后的机会都让自己毁了，我是这个天下最不女儿的女儿了。我恨自己！
心中有怨恨吗？没有啊。从懂事起姥姥传达给我的那个爸爸就已经让我不怨不恨了，爸爸生前我也按常人的理性多少次地去看他，给他送钱。出口欧洲的羊绒衫，因为爸爸喜欢它的柔软宽大，我一买就是十几件；儿子会跑了，我还专门把他从北京带去给姥爷看。该做的好像都做了，但真正该做的我知道，却没做，从来都没做。
叫一声爸爸，叫不出。
真的，我从没有缺失父爱的感觉，男人、女人在我成长中没有什么差别，舅舅、姨、姥姥、姥爷一如父亲母亲一样地爱我。小时候看电影、赶集、看活报剧，凡是人多的地方，我一定是被舅舅扛在肩上，站在最高的地方，我们看戏，人们看我们。累了、困了，不是舅舅背着就是舅舅抱着。
即使离开水门口到青岛上学了，每年寒暑假大舅都来青岛和我们一起过，钱不多的大舅总是花光最后一分钱才离开青岛。我和哥哥跟着大舅这个大男人吃过最好的饭店，穿过最好的衣服。我记得大舅有一年春节光钱包就给我买了四个，原因就是我们班上有个叫娄敏怡的同学，她爸爸给她买了两个钱包。
长大了才知道，全家人都用心地在扮演着爸爸的角色，至今这几个舅、姨在我心中都是那么亲、那么有力量，不能不说这是姥姥的良苦用心啊！
报答，报答不了的是恩情啊。舅姨的儿女们也都如他们所愿，我们像一家人、一奶同胞一样地生活在一起。我能够做什么呢？出钱让舅姨他们游山玩水，前些天刚从台湾回来，国内玩够了再去国外，可这一切一切都报答不了他们对我的养育之恩啊！
姥姥说：“有一碗米给人家吃，自己饿肚子，这叫帮人；一锅米你吃不了，给人家盛一碗，那叫人家帮你。”
全家人都一直在帮我，从小到大、从过去到现在。我忘不了，因为这是一碗米给我吃了，他们饿肚子；而现在我帮他们是一锅米我吃不了。
爸爸其实也一直在帮我，我能够报答的只是叫出一声“爸爸”，却没有做到。
家里第一次装上电话，姥姥就曾偷偷地给爸爸打过：“我找刘世杰同志。”没有文化的姥姥在“外交”场上也称职了。
一定是听到“刘世杰同志”的声音了，姥姥一把捂住自己的嘴，老泪纵横。“我挺好的，萍儿也好，青儿也好。萍儿走道那个小身子骨和你一模一样，那个脸盘和她奶奶一模一样，那个儿头一看就是你们老刘家的人，那个眼睫毛和她姑刘世美一模一样。来和萍儿说句话吧！”我摆手拒绝。“哦，上茅房了……”
事后姥姥说：“人家你爸一听我这音儿就叫了一声妈，我这个心一下子就被这声妈叫空了，有情有义的人啊！”
善良的姥姥啊，恨不能把我和爸爸说成是一个人，只是一大一小。
以后的很多次偷偷打电话，姥姥只有一个目的，抚平爸爸缺失儿女的心，填补我和哥哥缺失的父爱。
姥姥啊姥姥，心里承载的东西太多了，对我们成长的滋养都是“润物细无声”。小时候不觉得，慢慢长大了，才知道一切善良、宽容、忍让都不是与生俱来的，血脉里流淌的美好都是一点一滴的给予积聚的。真的，我从不憎恨父亲，对于父亲后来的一家，从妻子到儿女，我和哥哥都充满了感激，感谢他们给予父亲的那份真爱和照顾。
妈妈其实也是一块儿抹着辣椒的糖果，那么多次的电话妈妈一定是知道的，每月电话单里的那个号码妈妈从没问过。善良的一家让我学不会憎恨，学不会报复，学不会整人、治人，这不都是我的财富吗？
安葬爸爸的时候，是我记事后第一次见到了“爷爷、奶奶”，墓碑上贴着他们的照片，写着他们的名字。英俊的爷爷、漂亮的奶奶着实让我吃了一大惊，体体面面地坐在那儿，让我有了一些说不出的亲近感。村庄里来了好些人，他们看着我，我看着他们，无数的手机、相机举在了我面前，我不知所措。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却也没有陌生感。远房的大哥安排几十人的大宴，我却逃离了餐桌，堵了几十年的这颗心呀就快跳出来了。我必须逃脱，我怎么有脸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被敬酒啊？
８０岁的姑姑一直拉着我的手，我像个木头人一样被拉来扯去的。我是谁？是这个村庄的人啊，是爸爸刘世杰的女儿啊，我从心底里叫了一声爸爸，我不能断定这次出声了没有。
家里第一次装上电话，姥姥就曾偷偷地给爸爸打过：“我找刘世杰同志。”
爸爸的去世姥姥并不知道。
生病的最后日子，姥姥还嘱咐我：“有空多去看看老刘。”估计姥姥对我此生叫出一声“爸爸”不抱任何希望了，否则她该说：“有空多去看看你爸爸。”
姥姥有六个孩子，三男三女。最小的儿子叫倪道远，二十六岁那年在部队为救战友牺牲了。走的时候是个连级干部，还没结婚，未婚妻是邻村的一个农家女。
小舅的死对姥姥来说就是“天黑了”。姥姥咬着牙等到天亮，一宿的工夫，才五十几岁的她一口后牙全酥成了粉面儿。
悲伤的姥姥说：“当兵的就是这个命，国家使完了咱再使。人家当妈的命好的，国家使完当妈的接着使，跟着沾光。咱这命不好，国家使完了就完了，该这样。”
很多年后我说姥姥：“你这完全是英雄母亲的豪言壮语啊！”
真的，一个母亲以这样的胸怀来安抚自己失去儿子的心灵是多么悲壮又多么了不起啊！姥姥知道当兵的使命和职责；姥姥知道送子参军是光荣也是奉献；姥姥知道当兵的人是母亲的儿子也是国家的儿子……什么都明白的姥姥自己承载着巨大的悲伤。
姥姥说小舅当兵走的那一天，她的眼泪就一直擦不干，喜悦的泪水啊！全水门口的人恨不能都出来送小舅舅，敲锣打鼓地很是热闹。小舅舅穿着宽大的绿军装，眯着眼睛一直微笑着，性格内向的他一遍遍地和姥姥说：“妈，我走了。”直到姥姥推他，他才转身上了卡车。小舅舅说他看着姥姥的嘴在动，可听不着她说什么。其实姥姥一直在说：“走吧，快走吧……”只是姥姥的声儿被热喉咙卡住了。
这是她最偏爱的小儿子，从小就懂事。虽说是小子，却净帮着姥姥做闺女的事儿，洗个菜、做个饭、缝个被子，小舅都会。啥脾气没有，就知道笑。
料事如神的姥姥怎么也没想到，这一送子参军就彻底把儿子送走了。
满墙的喜报和奖状，曾是姥姥家里多么辉煌的壁画呀，姥姥看了又看，摸了又摸，这是姥姥这个母亲特有的光荣。小舅进步得那个快呀，一级二级地噌噌往上升，姥姥断定儿子能当大官。姥姥跟二舅说：“前面那五间大瓦房你自己住吧，你弟往后得住大楼了！”
可小舅他那么年轻就牺牲了，姥姥怎么承受得了啊？！
以后的日子，姥姥不敢看穿军装的人。在姥姥眼里，头戴红五星、身穿绿军装的小伙子都长得和小舅一样。民政局来人要把家里门上挂的“光荣人家”牌子换成“革命烈属”时，那么讲理的姥姥死活不让。莫非她觉得儿子没死？
小舅的骨灰安放在荣成的青山烈士陵园，几里地的路姥姥一次都没去过。
我逗姥姥：“你这个当妈的够狠的，你不想儿子？”
姥姥说：“他整天在我跟前，想么（什么）？”说得怪吓人的。
“在哪儿啊？”
“死去的孩子只有当妈的能看着，别人慢慢就忘了。”
有一次看电视纪录片，一位缉毒英雄牺牲了，她母亲去看他。母亲平静地走近棺材，突然举起右手，朝躺在棺材里的儿子狠狠地扇了一个耳光。“你这个不孝之子呀，咋不跟妈说一声就走了？”
我泣不成声。我心疼姥姥连打儿子这一巴掌的机会都没有，憋在心里的这份痛谁帮她释放呀？
小舅死的那一年，家里把他的军装、遗物都收起来了，谁也不再提起小舅的名字。小舅生日的时候，姥姥一如往年早起做一锅打卤面，中午蒸上大馒头，晚上包顿肉馅的饺子。不提也不说，谁都知道这是为小舅做的。刚强的姥姥就这么挺着……只是吃面的时候，姥姥把碗扣到脸上了，半天放不下，任凭泪水往面里流淌。面里盛不了了，泪水又顺着碗滴到桌子上。只有这个时候，这个失去儿子的娘才会痛痛快快地哭上一场。
姥姥的哭你真是见不得，没有任何声音，只看着喉咙上下起伏，偶尔你会有种错觉，她的嘴角是向上翘的，像是在笑。我怕姥姥哭，又愿意姥姥把苦水流出来。只有九十斤重的姥姥身上有多少泪水呀！
四十多年过去了，如果小舅活着，也该快七十的人了，如果还当兵，荣成这个出将军的城市，“就又多了一个大官”。
前些年，小舅的一个战友来了封信，我念给姥姥听。一封很普通的信，也就说了他现在转业了，在张店生活，问问姥姥身体怎样。念这封信我可算惹祸了，姥姥哭得都要昏过去了。
小舅死的那一年，家里把他的军装、遗物都收起来了，谁也不再提起小舅的名字。
不是说时间可以抚平一切创伤吗？错了，错了，儿子的死对于母亲来说，心底的伤痛永远无法平复，时间算什么呀？四十年了，姥姥没有一天忘记过小舅，莫非是听说了和小舅上下铺的战友如今儿孙满堂，勾起了她的伤心？莫非姥姥岁数大了，不刚强了？不是，都不是。
姥姥病了好几天，躺在床上不吃不喝。对不起姥姥，四十年了，不知道你还这么悲伤；对不起，姥姥，四十年了，不知道小舅还一直在你心里……
姥姥，你当年为什么不哭呀？你该哭出来就好了。想了四十年了，多刚强又多软弱的母亲呀！姥姥说她不敢哭呀，她怕泪水流出来就再也擦不净了；她不敢想呀，她怕这一想就再也想不起别人了；她不敢去看呀，她怕去看了儿子就再也活不起了。
姥姥说：“你小舅这孩子鬼（聪明，心眼多）呀，这些年家里有点大事他都回来凑热闹。我过生日他年年都来，你妈你舅凑齐了管哪会儿也少不了他，青岛、北京、淄博他都不嫌远。家里要有个喜事更少不了他，你看他忙乎的，见了谁他都想抱一抱、亲一亲。那些小辈儿的他都没见过，他给人家又买糖又买玩具的，大手大脚的，好像他有多少钱似的。好几回我都说他，你来弄么（什么）？家里人都把你忘了，再来妈就不高兴了。你小舅最会哄我了，脾气又好，眯着眼睛一笑，说下回还来……”
我真害怕了。姥姥这不是胡言乱语吗？小舅不是死了吗？怎么还到处走啊？
“孩子，你别怕，你这个家你小舅也常来呀。你去过的人民大会堂、中央电视台你小舅都跟着去了。”
姥姥说得怪吓人的。
有时我也逗她：“姥姥，今天咱们吃饺子，还不让你小儿子也来吃一碗？”
姥姥笑了：“这个他不稀罕。你小舅当兵的那个长岛鲍鱼、海参都有的是，他可是吃够了。”
姥姥还真不是吹牛。六岁那年，我曾跟随姥姥坐船去小舅的部队探亲，那个时候的长山列岛真是富裕啊！海是深绿色的，沙滩是褐色的。我们都是用洗脸盆吃鲍鱼，临回家我还带了一大包鲍鱼壳。传说把壳磨成面儿，哪磕了、碰了一抹就好。
姥姥说：“那天咱在倪氏海鲜过生日，你小舅还来了。每道菜他都尝了，这小子有个口福。这孩子还是能吃个咸，那一碗的虾酱都让他吃了。我说齁着嗓子，叫他喝点水，他不喝，倒把那瓶子白酒都喝了。从前你小舅滴酒不沾，喝一口就脸红，这阵儿怎么这个能喝个酒……不学个好！”
姥姥说得那么具体，跟真的一样，我有些心酸。想想那天姥姥过九十六岁的生日一脸的欢笑，怎么没看出姥姥的异样呢？
倪氏海鲜是北京一家红火的海鲜城。就因为有个倪字，不下一千人问我是不是我开的。我说是，你们只管去吃吧，结账的时候说认识我就不用付钱了，看人家不追出来打你。
倒是因为姓倪，沾了不少倪氏海鲜的光。人家送了一张卡，吃多少都不用花钱，刷卡就行了。我真是很少去，拿着卡就更不好去了。谁的钱也不是海上潮上来的，咱心疼老倪家这“店小二”的不易。
倒是姥姥过生日我厚着脸皮领着一大家子十几口人都去了，想到姥姥还能过上几个生日，也就不客气了。老倪家的人真是费心了，寿桃蒸得那个漂亮，菜那个讲究啊，我都不知说啥好。
只要姥姥高兴，我啥都豁得上。这些年我一直是这样的心愿，尽我所能让姥姥没有遗憾地走。我真是幼稚，“多幸福人也会留有遗憾的，要不字典里还能有这两个字吗” ？
那天生日我提前部署好了，晚辈的第三代每人给姥姥一个红包，里边只装五百元。去年每人是给一千，可姥姥毕竟老了，钱多了到处塞。
结果姥姥拿起红包手一摸随口说出：“嗯，比去年少一半，收成不好。也对呀，庄稼还有大年、小年的。”
我赶紧催大家，“快，每人再加上五百，年年丰收、年年大年！”
姥姥没老啊，一点儿也不糊涂。重新拿上一千元的红包，姥姥高兴了。
我逗姥姥：“你过生日，我小舅给你送红包了吗？”
姥姥说：“他给我的红包当兵那些年就都给齐了。”
是啊，姥姥的日子真正开始富裕就是小舅当兵以后。姥姥从每月六元钱的战士津贴一直花到五十四元钱的连长工资。
小时候我们都花过小舅的钱。
小舅临牺牲的那年夏天还去过青岛我家，按姥姥的说法，他是去和我们告别的。
那时我和哥哥都在上小学，只有晚上放了学才有时间和小舅玩。印象中他也像个孩子，除了笑就是笑。临走他给我和哥哥一人买了一双回力球鞋，高兴得我们呀，每天恨不能抱着鞋睡觉。
鞋还没穿破，小舅就死了。我妈是他的亲人中第一个接到噩耗的。
那些年我家住齐车路***院里，半夜有人喊我妈的名字，说部队的长途。我妈当时腿就软了，十二个台阶怎么也下不去。那年月，只要是长途电话，又是半夜打的，绝对凶多吉少。回来的这十二个台阶更上不了啦，我妈坐在那儿掐掐自己的腿，是梦吧？
我记得当天夜里我妈就走了，走的时候她只说了一句话：“我可能好几天才能回来。”
我妈说她在太平间里见到小舅的时候真想说：“弟弟，你怎么在这儿睡呀，回家吧，妈还等着你呢。”小舅的脸红扑扑的，好像还有血脉。
五个儿女抱着小舅的骨灰去见他们的母亲——我姥姥。妈说第一次觉得家这门槛太难跨了，不知道怎么张口叫妈叫爹，不知道怎么伸手把躺在骨灰盒里的弟弟交给爹妈。
部队的领导从师长到政委全来了，呼呼啦啦一大堆人出现在姥姥家院子里。姥姥说她当时眼睛就黑了，天塌了。
儿子对母亲来说，无处不在。有时看到我们出国，姥姥随口也说，你小舅啥都见过了，就是没吃过洋饭。我说，好，等我再出国就把你儿子带上。姥姥说：“捎上吧，又不用买票，又不花你的钱。”
那次我从美国回来告诉姥姥，你儿子真能吃，牛排都吃三份，洋酒喝一瓶。姥姥说：“好哇，见过了、吃过了就行了，我跟他说别让他再跟着了。这回飞机也坐了，外国也去了，了啦，了啦……”
真真假假，我清醒地糊涂着。
又一年小舅的生日，姥姥是在北京我家。一大早我们就带姥姥出去了，不想让她有空闲想儿子。去看电视塔，去逛商场，中午饭也不回家，请姥姥去吃自助餐，贵宾楼最好的。
儿子一趟一趟地去给老奶奶拿吃的，光法国烤蜗牛姥姥面前就摆了三份。我教育儿子：“吃多少拿多少，不可以浪费。”
姥姥说：“吃吧，你小舅能吃，都吃得下。”
姥姥把这三份蜗牛都吃下了，眼里浸着泪水，可嘴角依然是向上翘的。哭吧，姥姥，哭吧！
“怎么能忘记呢？除非我死了。孩子，别害怕我哭，有泪的人也是幸福的。我不是哭你小舅，我是哭自己呀。”
哭自己。
姥姥去世了我才想明白了一些事。莫非这是姥姥心中的遗憾、心中的盼望？他心疼儿子没有享受到今天的好生活，他遗憾儿子没有赶上这么好的时代？她苦于这一切当娘的都享受了，而儿子却没有？姥姥始终没有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也许她自己都不知道，我何必弄清楚呢。
姥姥说：“骨肉相连，分开了就出血。不信你试试？从骨头上剐下肉，你多快的刀、多高的手也剐不净。”
现在姥姥的大爱回归到小儿子的怀抱了，他们娘俩在天堂见面了。姥姥会笑呢还是会哭？我不知道。
姥姥很开放，也很保守，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穿着袜子，莫不是嫌自己小脚？“从包上脚就穿着袜子，习惯了就好了。”姥姥每天泡脚也必须是家人都走了，灯关了才脱下袜子。
年轻的时候姥姥就这么“见不得人”。
夏天的夜晚，吃完饭，家中里里外外都收拾停停当当，开着门亮着窗，姥姥就挎着篓子上河里洗澡去了。
河是水门口人的大澡盆，女人在上游洗，男人在下游洗，小孩可以两头儿乱窜。
我自然是跟着姥姥在上游洗，但也不许靠近她，姥姥就那么“见不得人”。我好奇，在河岸的草丛中藏着偷看姥姥。洗澡时姥姥从不脱衣服，最多把斜襟小褂的扣子解开就算脱了，一条毛巾伸进衣服里上下抹着。姥姥一般是坐着洗，水没到她的腰，远看像在水上漂着。看惯了梳着纂儿的姥姥，散开头发可不像她了。穿着衣服进水，洗完了澡姥姥就坐在大石头上等风吹干了，又梳上纂儿回家，和没洗过澡的姥姥一模一样，只是身上多了些香胰子味儿。
晚年的姥姥剪了短头发，理发师必须是小姨，从没有第二个人动过她的头发。
辩证地看待一切人和事，什么事到了姥姥那儿都能圆起来。
好些人问我，你们一大家子住一块儿乱不乱啊？没有矛盾？
乱是乱，可还真没有矛盾，也从来没吵过架、红过脸。
姥姥说：“管哪儿的肉皮都好撕开，就是脸皮不好撕。撕一块儿你试试？这一辈子脸上都有块儿疤。”
“人得爱惜这张脸，姥姥，是不是？”
“没有办法，脸整天露着没有衣服穿，你就得要脸。”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大概七八年吧，我们家十几口子人都住在一起。两个表妹、一个妹夫、侄女、儿子的爷爷、爷爷的保姆、姥姥、妈妈、儿子、我、先生、先生的弟弟、弟妹都住一个院儿，阿姨恨不能一天做八顿饭。张三吃了，李四还没起床，王五出去，赵六还没回来，家里像赶集一样。姨舅、哥嫂再来，多大的餐桌都挤得满满的，每次吃饭都像在开会。
姥姥说：“好哇，你真是有个福！如今这社会想找这么些人来吃饭还不好找呐，你们城里关门堵窗地自己过，大脸看小脸有个啥意思？”
我心想，姥姥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一大家的人，忙乱得我呀……其实这么忙乱只有一个目的—让姥姥最后的日子快乐、幸福。这些表妹、侄女都是姥姥的亲孙女、亲重孙女。
“不是我有个福，实在是你这个当奶奶的、当姥姥的有个福呀！”
姥姥乐了，笑中含着感激。
那些年是我最忙的时候，每周都要录栏目，还有各种节日晚会的直播，可是怪了，那也是我最快乐的日子。工作忙，心里静，每天快乐得只剩下笑了。
如今姥姥走了，表妹们也都结婚生孩子自己过了，家里真就只剩下大脸看小脸了，也就真怀念那“赶集”的日子。
什么日子在姥姥眼里都是掺和着过，对比才知道好赖，“不看看小的，不知道自己老了；不看看床上躺着的，不知道自己能坐着有多好”。姥姥九十多岁了还能满屋子走，很知足。
儿子的爷爷长年躺在床上不能自理，姥姥没事就上去陪老人家聊天儿，一个山东人，一个河北人，谁也听不懂谁说的话。儿子的爷爷两个耳朵都背，姥姥是左耳朵听不清，右耳朵也不太好使。可你常看见他俩坐在一块儿又说又笑，其实都是各说各的，根本不知道对方说的啥。两个人抢着说，抢着笑，一声高过一声。九十岁的姥姥还给八十岁的爷爷倒酒，倒一杯洒半杯。湿了床单，姥姥还瞪着眼说，爷爷又尿床了。笑死我们了，也笑哭我们了……人世间的温暖，两个老人的良善，是那样地打动你！
看不见的爷爷心里最有数，哪只手是姥姥给他搓的，哪只手是阿姨给他搓的，他都知道，他的报答方式就是给姥姥唱上一段当年打游击时在白洋淀唱的河北梆子。姥姥佩服爷爷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她无数次地叮嘱我们要好好伺候爷爷。
姥姥说：“老天爷的眼二十四小时都睁着，你干的事他都能看着。”
姥姥的持家方法很简单：管事的人要一碗水端平、一把盐撒匀。
姥姥不让家里任何人吃剩菜，菜出锅的时候先盛出一碗。
“一样的菜，大伙吃剩了再换八个新盘盛上，那个味儿也不一样。”
大事、小事姥姥都用心过，她说她不累，习惯了就不累。
不累的姥姥其实累了一辈子，我最有体会。
“脸皮厚、胆子大的人就该在台上唱戏，这样的人在过去可不好找，现在遍地都是。”姥姥指着电视上那些唱歌跳舞、参加选秀比赛的年轻人说。
姥姥说我三岁就不知羞不知怕地在众人面前唱歌跳舞。那个时候我常跟姥姥、舅舅往返于石岛和青岛之间，我们一般是坐客船去，夜里上船，清晨到达。船票的价钱比汽车、火车都便宜，只是太颠簸。遇上风浪大的时候，恨不能一船的人都在吐，只有我满船地飞跑，上下三层的船舱没有我不敢去的地方，船长的驾驶舱、船上的厨房都是我常待的地儿。船长说： “这个小■儿长大了可以当船员，平衡很好，不知什么叫晕。”
天气好的时候，餐厅吃完饭他们会把我抱到大桌子上跳舞，姥姥说跳到一个人都没有了，我还在那儿跳。因为我的“演出”，姥姥常常是买了三等舱（在船底层）的船票而享受着一等舱的待遇，躺在床上就能看到“海上生明月”。
“姥姥，能不能说你就是最早发现了我有表演天赋的那个伯乐啊？”
“可不是我，是水门口。”
姥姥说：“你小时候那脸皮呀，比城墙上的砖还厚一层。”
“脸皮厚、胆子大”的我真应验了姥姥的担心，长大以后我都读了艺术学院了，姥姥还总说：“不好，不好，演戏这工作可不好，好吃懒做。”那时姥姥眼里在农村最正经的工作就是做个扛着锄头、一天能挣十个工分的农民吧。我的户口在青岛，是个城里的孩子，姥姥盼着我能像郝建秀那样戴着白帽子，在纺织厂做个女工。
戏台带给我童年生活的快乐，可不光是演戏呀，戏台就像如今孩子们眼里的游乐场、万花筒，孩子们想要什么，那戏台上就有什么。最神奇的是那块儿像白布单子一样的银幕，怎么一束光打上去就有活人在上面动啊？这个叫电影的东西竟然是那么神奇！看电影的大人们全都盯着它，它是用什么法子让人们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啊？碰上大风天，银幕被刮得快要倒了，银幕上行走着的人也像快要倒了似的，人们就笑得更欢了。真想不到也就十几年之后吧，我就登上了这个叫电影的银幕，是水门口引领着我，还是姥姥说的“脸皮厚、胆子大”？
水门口的山、水门口的水、水门口的淳朴民风养育了我，我天性中最自由的部分，最美好的基因都被开发出来了。六岁的我就会锄地，就会栽秧苗，就会收割了。上河里洗衣服，从抹布到床单我都敢往河里拖，洗干净了的衣服晒在大石头上，一会儿就干透了，给姥姥刷的鞋挂在树杈上，远看像是一个人在跳芭蕾舞。
姥姥说爱干活的我挡都挡不住，谁能解释我为什么会这样？我能解释。因为我当时说了一句六岁孩子无论如何说不出的话：“姥姥的脚还没有我的大，走路干活多累呀！”我心疼姥姥。姥姥说她从裹上脚的那一天开始直到她小外甥说出这一句话，她那委屈的心呀一下子松了，眼泪劈里啪啦地往下掉，谁想过小脚女人的苦啊？
姥姥说我是赶上好社会了，要不，一米七三的我裹上小脚？天哪，踩高跷了！至今我不敢演古装戏，好几部戏找我演慈禧我都婉拒了。穿上厚底鞋，戴上头饰，一米八几的慈禧？
秋天收苹果时，舅舅用梯子把我送到最高的树杈上，我从不知道害怕。最上边的苹果着光时间最长也就最甜，我一定是把最红的那一个先摘下来装进裤兜里，下了树就往姥姥嘴里塞，我觉得家里最该吃好东西的人就是姥姥。
我们的“骨肉相连”是不是就这么一点一滴地积累的？我不知道。从７岁回到青岛母亲身边读书到１７岁离开青岛去济南上学，１１年的城市生活在我脑子里常常是一片空白。母亲的严厉、规矩使我很紧张，城里的好生活让我觉得不自由，总有客居他乡的感觉。我努力地读书、刻苦地考个高分只有一个目的：别让母亲不满意。慢慢地我变成了和在水门口时完全不一样的孩子了，不太笑、不太说话、不唱歌也不跳舞，最快乐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坐在那儿空想，想姥姥、想水门口。每天就是学校到家，家到学校，外面的一切都与我无关。我无数次地想，等长大了自己说了算了，一定回水门口当个农民，过一辈子守着姥姥。
母亲从没有打过我，可我却那么怕她；哥哥挨了太多的打，可他从不怕母亲。母亲不在的时候我跟哥哥总是说“你妈”如何，我说姥姥也总说“我姥姥”。姥姥说：“实际上你妈是最疼你的，不一定背着抱着就是爱，不一定给口吃的喝的就是爱，你自己当了妈就知道了。”
有人做过调查，问十个孩子，两种母亲你选择哪种。一种母亲从你生下来就一天也没离开你，一口一口饭地把你喂大，为了你她一生没有工作，你大了，她老了，她失去了最佳的工作机会，成了一个地道的家庭妇女，自然没有能力为你提供最好的读书、工作的条件；另一种母亲生下你就去奔事业了，她几乎没有看到你的成长，你是在保姆的怀里长大的，但她事业有成，甚至当了女部长、女总统了，她给你提供了最好的读书、创业的条件。你选择哪种母亲？结果是年龄小的孩子基本都选择了前者，成熟的孩子都选择了后者。
我问姥姥：“假如是你，你选择谁？”姥姥说：“那还用说？选第二个妈！”
我庆幸上天给了我两个妈，前者是姥姥，后者是母亲。
我问姥姥：“假如是你，你选择谁？”姥姥说：“那还用说？选第二个妈！”
姥姥跟着我在青岛过了一段和水门口不一样的日子。
那时我还在上小学，姥姥像个客人一样在我家住着。不再去井里挑水，也不用去河边洗衣服，更不用做饭、喂猪、喂鸭子了。姥姥想帮我们补补衣服，妈妈的缝纫机全都取代了，姥姥成了闲人。白天，我和哥哥去上学，妈妈上班，姥姥就被关在屋里，从太阳升起到太阳下山，姥姥的眼睛只盯着两个地方——墙上的挂表、窗外的楼梯。
放了学，我基本上都是飞回家的，我知道姥姥在家等我。
四月是青岛最好看的日子，到处盛开着樱花。为了留住姥姥，每个星期天我都带姥姥出去逛。从中山路逛到栈桥，再从栈桥逛到鲁迅公园。小脚的姥姥走在大街上简直就是挪动，我也从不嫌慢，走累了我们就坐在马路边上歇着。那时的青岛车不多，人也少。中午我们都是带着饭，背着水壶，饿了就吃个馒头，渴了就喝口水。有一回走到黄海饭店门口，我看姥姥实在走不动了，就坐在门口的石凳上歇着。回头看着饭店两个字就觉得特别饿。我说：“姥姥，你知道身后这个大楼是干什么的？是专门吃饭的。”姥姥不信：“吃饭还要这么大个地儿？那得吃啥呀？都是什么人吃啊？”我领着姥姥进去了，那是青岛当时最高级的大饭店。那个大堂啊，那个大理石地面儿啊，简直让姥姥看呆了。我和姥姥手拉着手这儿走走，那儿转转。出门的时候，服务员小姐还热情地说：“欢迎再来。”
“我会再来的。姥姥，等我长大了，就领你来这儿吃饭。”
我发现所有小时候我的愿望、我的预言后来都实现了。多年之后，青岛已经有了海天、香格里拉这样的大饭店，我对黄海饭店依然有一种敬爱，因为在我挣钱以后真的在那儿好好地请姥姥吃了一顿饭。
出了饭店的门我和姥姥都松了口气。人家没撵我们，对我们很客气，说明在这饭店里吃饭的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也不是红毛白脸的外国人。姥姥上身穿一件咖色云纱斜襟小夹袄，下身一条合适的黑裤子，脚上一双白袜子外罩一双小皮鞋；我是咖啡色的旧条绒背带裤子里穿一件小布格子绒衣，脚上是一双牛鼻子皮鞋。多讲究的一老一小啊，哈哈，就是口袋里没有钱。
我和姥姥坐在黄海饭店吃大餐的大门口吃着我们自带的小饭。一人一个馒头，馒头里夹着一片很薄的咸菜，手绢里包着两瓣蒜。
“不对呀姥姥，我妈不是给咱俩馒头里一人夹了一个煎鸡蛋吗？”
“我给你妈偷偷装到她饭盒里啦！”
“你等着我妈晚上回来呲儿你吧！”
晚上吃饭时，我妈几乎是把那两个煎鸡蛋甩在了姥姥的碗里。
我妈最烦我姥姥这样的“爱”了，我姥姥又偏偏只会这样的“爱”，她们母女的爱呀，总是带着刺儿。“给块糖吃本来挺好的，可你妈就是得抹上点辣椒，甜在心里，辣在嘴上了。”
“姥姥，你说实话，你是偏向我妈，还是偏向我？”
“这路事儿不能拿到秤上称，一辈子也称不出个斤两了。你妈上班费脑子又费劲，挣钱养活这一家人，你妈在秤上就比你重；等你长大了，挣钱养活你妈了，那个时候你上秤就比你妈沉。”
“我长大了挣钱也不养活我妈，我哥哥养活就行了，你看我妈对我哥哥多好，给他吃煎鸡蛋，用煎蛋的油锅给我煮点白菜，就是后妈。”
“你妈连油锅煮白菜都不舍得吃，你没看你妈饭盒里就撕巴几块儿白菜帮子撒几颗盐粒子？”
和姥姥的宠爱相比，妈妈的严厉简直就是虐待，你刚伸手拿肥皂，她就说：“怎么啦，小肥皂洗不了手啊？”
“那你妈连你使剩下的小的也没舍得扔啊，攒多了用炉子化成一团再聚成个大的，日子就这么过嘛。”
“那我哥用大的她怎么不说？”
“小子干大事，可不敢让他成天抠抠缩缩，闺女不一样，将来得持家过日子，你妈既不是后妈，也不是亲妈，是个合格的妈。”这是姥姥对我母亲一生的评定。
姥姥说，她养孩子是喂了一群小肥猪，而母亲养的是两匹奔腾的马。
我从猪圈到草原，这个过程很痛苦。母亲的清冷常常让我感到孤独，我不明白母亲的笑容都给了谁，我盼着快点长大，离开清冷，去寻找温暖。多少次，我和姥姥盘腿坐在炉子前诉说着妈妈的不是，姥姥从不打断，我哭她也跟着抹泪，我笑她也和着哈哈，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姥姥是有意让我宣泄。
“心里有气、有怨说出来就好了，不管真对真错，别留着，留日子长了，就长在身体里了。”
姥姥说，她养孩子是喂了一群小肥猪，而母亲养的是两匹奔腾的马。
姥姥以她最原始的方式梳理着我那弯弯曲曲的心灵，即使这样我对我妈依然敬而远之。从来没有过任何亲昵的举动，就连母女之间最常见的手拉手、肩搭肩我们都不曾有过，迄今为止我们都没有拥抱过。
心不远，可就是靠不上，我把它称为不习惯。即使现在，年近八十的母亲与我朝夕相处在一个屋檐下过活，我也觉得我们是那样的不同于任何母女。百分之百的信任，万分之万的亲情，可也依旧相敬如宾、小心翼翼。
每天早晨，看着母亲在幽静的院子里挥舞长剑短刀，多少次我热泪满心。感谢老天让妈妈这么健康地活着，让我们有机会也有时间往平常人的母女关系上走近。多少次我想上去拉着母亲的手说回家吃饭吧，多少次我想说我帮你洗洗澡吧，多少个多少次，心已经启动了，可母亲的坚强好胜，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只想帮助别人的独特性，又让我的行动迟缓了。取而代之的是母亲对我儿子的爱，几倍、几十倍！糖的外表抹的不再是辣椒，是蜂蜜、是巧克力，千层万层。
感谢、感恩从没有对母亲说过。
母亲是否为我和哥哥骄傲过，姥姥说：“当妈的一辈子都觉得欠儿女的，你妈总说如果不是怎样怎样，小青、小萍会更怎样怎样；如果不是怎样怎样，小青、小萍……”
没有那么多如果，妈妈，姥姥说得对，你是一个合格的妈妈。
好多年前，评选十大孝子，主办单位找到我，我拒绝了。把我们这些做儿女本应做的事拿出来当孝子楷模的先进事迹，太可笑了。就像父母养育儿女，你什么时候听说父母告诉大家我的美德就是照顾儿女，我对他们太好了？没有啊，孝是本能的、自然的、必须的、应该的，一个人不偷东西还要表扬吗？孝敬是美德吗？不是，是应该的。
如今，我倒情愿母亲坚持不变，我和哥哥对于她来说是手心手背，她值得以此慰藉五十年的含辛茹苦。我们兄妹良好的品德、做人的尺度是她最满意的，也是她毕生追求的。“你哥哥不是贪官，你不是废物我就很满意了。”母亲对儿女的要求是这么低又是这么高，只有我和哥哥理解，母亲是真正意义上的用心、用体力、用坚持把我们俩养大。
记得那是个夏天，我放了学一进家门姥姥就让我洗脸，洗了脸姥姥又让我照镜子。天天洗脸天天照镜子，今天怎么啦？我从镜子里看到站在我身后的姥姥眼圈发红，姥姥说：“这个脸盆架子是你爸妈结婚的时候买的，这个家里的家具中你妈最喜欢的就是这脸盆架子了。”红木雕刻的架子中间有一方上好的玻璃砖镜子，镜子的底角有两团原色的水磨石花。
姥姥指着架子的四脚：“孩子，哪有这样的后妈？这个架子腿原先是四条刻花的抓角，从你自己开始梳小辫儿时起，你妈就开始一寸一寸地往下锯，为的是你能照上这个镜子，从镜子里看见你自己，既不用踮脚也不用驼背。你妈比你高，你合适了，她就得驼着背梳头；后来你长高了，你妈又用碎木头一寸一寸地往上钉，为的是你不驼着背照镜子；再后来你长得比你妈高了，你妈就踮着脚梳头了，直到你离开这个家，镜子的高度一直对你是最合适的，而对你妈就一直不合适。”
我确实不知道这镜子是跟我一起在长。
我只记得母亲常说：“干嘛？落一撮头发让人揪啊？”
母亲啊母亲，就像姥姥说的“给人块糖吃，也得抹上辣椒”。
姥姥一生在我面前挖空心思地罗列着母亲对我的爱，可是有多少孩子能把辣椒吃了再吃糖啊？
“姥姥，你不怕我爱我妈就不爱你了？”
“爱越分越多，爱是个银行，不怕花钱，就怕不存钱。”
我们的爱虽然都是小钱、零钱，但在姥姥的理财下，我们一点点地储存着，富富余余地花着。如今的大家庭里，真的没有过一次争吵，没有过一次战争，已经习惯了，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即使有不顺心不如意也从没撕开过这张脸。“一家人是一张脸”，家里人都下意识地爱护着这张脸，保持着一个常温。人人都觉得适度，自由地进出，自由地来往，家是你随时想回的地方，也是你随时可以离开的地方，人人都有一把钥匙，但绝不是负担。
如今是母亲在掌管着这个家，全家老小也都习惯辣椒裹着的糖，好在大家都能吃辣了。
我生孩子的喜讯姥姥是第一个知道的。孩子有病的消息姥姥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不想让九十岁的姥姥再替我分担这份苦难了，尽管我自己无论如何是支撑不了的。
夜里躺在床上睡了，眼睛闭着，脑子醒着，灵魂站着，想着姥姥说的话：“天黑了快睡，天亮了快起。”姥姥把人类不可避免的灾难称之为“天黑了”。
“孩子，你再大的本事也挡不住天黑。毛主席的本事大吧？儿子在朝鲜战场上死了，老头儿不也是没法儿？一根烟接着一根烟地抽，等着天亮。”
姥姥从前就说过：“天黑了就是遇上挡不住的大难了，你就得认命。认命不是撂下（放弃），是咬着牙挺着，挺到天亮。天亮就是给你希望了，你就赶紧起来去往前走，有多大的劲往前走多远，老天会帮你。别在黑夜里耗着，把神儿都耗尽了，天亮就没劲了。孩子，你记着，好事来了预先还打个招呼，不好的事咣当一下就砸你头上了，从来不会提前通知你！能人越砸越结实，不能的人一下子就被砸倒了。”
我也就是孩子病的那个月开始抽烟的，人家说抽烟能帮助你消除一些恐惧。初次点上烟时，姥姥相当震惊，她知道孩子问题大了，否则我不会旁若无人地拿着烟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烟灭了再点上，点上再灭了，不大的工夫，家里就像着了火一样，烟雾弥漫。姥姥咳嗽着，孩子被呛着，我全然不知。我只知道烟灭了，恐惧就来了。
这样的时刻一般都是后半夜。一家人都睡了，我一定是起来，我不想让他们来安慰我，家人的痛苦是一样的。道理我也都懂，只是无法说服自己，无法安静下来。我知道这样的时刻，房子里还有一个人睡不着，那就是姥姥。
坐在客厅里的我，灯是不开的，黑暗的屋里总是能看到有月亮的天空，那时正值冬天，天空格外的蓝。那个冬天的雪也比往年下得多，常常在半夜下。有了雪做伴儿，我痛苦无助的心好像有了些安慰。
姥姥不是说吗，“神是什么？你信它就有，你不信它就没有”。
我当然信了，对着天我虔诚地祈祷着：“保佑孩子吧，什么我都可以付出，甚至生命。从此让我什么都看不见，只要保住儿子的眼睛。如果可以交换的话，我一分钟也不犹豫！”
那些日子，我的眼睛真的快看不见了。我奶奶是青光眼，去世的时候双目失明，我父亲、母亲晚年时也都是比较严重的青光眼，日后的我恐怕也在劫难逃。着急、上火、哭，我眼前时不时地一阵模糊、一阵黑，这一切一切我全都顾不上了，白天跑医院找专家，晚上坐在客厅抽烟，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个多月。
姥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孩子看上去一切正常，又吃奶又尿床，白天咯咯地笑，晚上呼呼地睡。一个白白胖胖的小重外甥摆在她眼前，怎么会有病？怎么是灾难啊？
姥姥不问也不说，这就是姥姥。她觉得我不告诉她就一定有不告诉的理儿，“凡事先替对方想”。
姥姥曾试探着劝我别抽烟，我说工作上有愁事，抽一段吧，等工作的愁事解决了，我就不抽了。
放烟的桌子上多了一包花生米，是姥姥放的。
想抽烟了，拿个花生放在嘴里，花生放进嘴里，烟又点上了。
一夜一夜，我在客厅里坐多久，姥姥就在她屋里陪多久。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个月亮，祈祷的是同一个神，我为儿子，姥姥为我。
我们心心相印，可姥姥却苦于帮不了我，主动提出回老家，不在这儿给我添乱。这是这么多年来姥姥第一次主动提出走，她是多么不愿意走啊！
走吧，姥姥，我是真顾不上你了。本想让你在这儿过上一段真正意义的天伦之乐的好日子，实现我五六岁就说过的愿望：“姥姥，等我有了孩子，你给我看着啊！”那真是五六岁啊，我怎么会说出这么“不要鼻子的话”？
记得姥姥用布头给我缝了一个布娃娃，娃娃很大，抱在怀里像个真孩子，这是我童年的第一个玩具。娃娃的眼睛和鼻子都是姥姥画上去的，两条辫子是用黑毛线编的，衣服裤子也是姥姥做的。娃娃冬天还有毛背心，姥姥织的。
那时还不到六十岁的姥姥笑着说：“嗯，等你有了孩子，姥姥早成一把灰上西天了。”如今姥姥一直活到替我看孩子啦。
如今富了，餐桌上的地瓜，姥姥碰也不碰。姥姥说她吃怕了，当年那是没法子。
我知道了，这就是姥姥，打起精神过日子的姥姥。
人家借她的钱不还的日子，姥姥说：“好哇，利息都在他心里和咱心里存着呐，越涨越高，最后咱的利息比原来的钱还高，他欠的账也比原来的多。”姥姥算的是人情账。
姥姥是两个姥姥，有时明明白白，有时糊里糊涂，可姥姥心里永远有她自己的算盘。算盘也是两个，一个在她心里，一个在她家的抽匣里——她家祖上留下的老算盘。别看姥姥不识字，打算盘可溜啦，家里的大小账姥姥三下五除二就都扒拉清楚了。要不我妈上学选择了做会计，莫不是因为他们家有个算盘，有个会算账的姥姥？
姥姥说她吃了一辈子小亏，占了一辈子大便宜。她活得很知足，用她的话说：“一辈子没有大幸福，小幸福一天一个。”
我问她：“现在好像人人都觉得不幸福、不快乐。没钱的人不快乐，有钱的人也不快乐；没当官不快乐，当了官也不快乐；普通人不快乐，名人也不快乐。快乐都哪儿去了？”
姥姥说：“快乐你别嫌小，一个小，两个加起来，三个加起来，你加到一百试试？快乐就大了。你不能老想着一天一百个快乐，你这一辈子能碰上几个一百的快乐？”
知足者常乐。姥姥说：“乐就是福。”我说：“姥姥，你的幸福指数太低了。就说做女人吧，你这一辈子缺失得太多了。身为女人，你这一辈子没穿过高跟鞋，遗憾吧？身为女人，你一生没穿过裙子，遗憾吧？”
姥姥说：“怎么没穿？围裙不是裙子？”我们都笑出了眼泪，呜，围裙也是裙子。
写着《姥姥语录》，解读着姥姥的一生。一个不认字的老太太，一生都在翻阅着人生这本大书，她是一个用功的学生，她是一个用功的女人。生活的书本指导着她的日子，“书本”的知识改变了她的命运。如果不是这样，她可能完全过着另一种日子，也许没有好坏之分，但多姿多彩和平淡无奇之分一定是有的。
姥姥的知识是因为她的不知道，不知道又成全了她的幸福。也许知道得更多，她的幸福会更少。
就像翻阅《撒切尔自传》的姥姥，她的那份好奇、那份惶恐、那份羡慕，你从她脸上就能读出。同是女人，地球上还有这么个活法的老太太。也许距离太遥远，人就没有了天经地义上的可比性，因为姥姥反复说：“哦，这是一个外国女人。”
平衡在姥姥的日子里是轴心，我常想她的这种平衡来自哪里，是天生的？是后天的？我们缺少的往往都是这样的平衡，不满足、不满意、张狂、暴躁，懦弱、郁闷、灰心，不都是因为掌握不了自身的平衡吗？对生活的期望过高，对日子的信心又过低，都是因为没有了生活的准星。姥姥的准星是什么？就是接受，苦和甜、穷和富都接受；接受了又不堆积，积极地去面对、去化解。
“日子得靠自己的双脚往前走，你看谁能帮你搬着你的腿走路？你爹你妈也不能。大道走，小道也得走，走不通的路你就得拐弯，拐个弯也不是什么坏事，弯道儿走多了，再上直道儿就走快了。走累了就歇会儿，只要你知道上哪儿去，去干嘛，道儿就不白走。人活一辈子就是往前走，你不走就死在半道儿上，你为么不好好走、好好过呢？”
姥姥的理儿很直白、很实在，她从没想着以此来教育谁、给予谁，她就是这么想的、这么过的，她认为这些都是“是个人都该明了的理儿”。
“明了理儿不照着去做就是个傻子，你和天对抗试试？天下雨了，你用多少盆儿、多少桶也接不住那些个水，房子淹了，你就得等着它自己退下去。谁有个本事不让天下雪？毛主席也不行。”
人多挤小房子的时候，姥姥说：“真暖乎，人身上的热乎气儿挤在一块儿都赶上暖气了。”住大房子的时候她也说好，“一人一个家，一屋一个样，多敞亮”。
是智慧还是实际？我们习惯了姥姥的平衡，于是不自觉地平衡着工作中的矛盾，生活里的琐事。时间长了，一切成了自然，一切成了理所应当。自己不纠结，也不妨碍别人。这是姥姥留给我们的一笔财富吗？那为什么福布斯财富榜上没有姥姥的名字呢？哈哈，又纠结了吧？姥姥说：“人不可贪财呀，财是个狼，你贪它它就贪你，你吃它它就吃了你。”
姥姥曾试探着劝我别抽烟，我说工作上有愁事，抽一段吧，等工作的愁事解决了，我就不抽了。
姥姥走前也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只是感觉一定是有大事。她叮嘱我：“孩子，记着，自己不倒，啥都能过去；自己倒了，谁也扶不起你。”
我努力地瞪着一双兔子红眼，想和姥姥笑一笑，也是嘴角往上翘，眼泪往下流，喉咙里热得一个音也发不出来。
姥姥拍着我：“你要是救不了孩子，谁也救不了。姥知道，就你行！”姥姥没说假话，在她眼里，我是无所不能的那个人。
我记着姥姥的话了，我知道，我要是倒下了，儿子就没救了。我开始不哭了，如果哭能救儿子我愿意把身上全部的泪水都哭出去，可是没有用。我坚强地抱着儿子踏上了去美国的求医之路，这一走就是十年。
每年我带儿子去复查都像上刑场一般，等待着判决。直至去年，当大夫说：“王，等你结婚的时候再来复查吧，一切很好，祝你好运！”我的泪水啊直接喷在了报告喜讯的大夫脸上。人间会有这样横着飞出去的泪水吗？有，这是母亲的泪水，是一个憋了十年的母亲的泪水。“儿子，咱六十岁再结婚吧！妈妈再也不想来复查了。”
这大好的消息姥姥已经无法知道了，她走了，她不知道从前，也就不必知道现在了。其实姥姥原本不知道这件灾难的事儿，但是我确信她一定知道在我３９岁那年冬天遇上的“工作上的愁事儿”是我人生最大的一次劫难啊！
至今姥姥也不知道儿子到底遭遇了什么，她只是劝慰我：“享多大的福就得遭多大的罪，罪遭够数了，福又回来了。”
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月就给姥姥寄了１０元钱，那时我的工资是２１元。１０元钱，姥姥收到的欢喜堪比现在的十万。而对我来说，心里的抚慰远远超出了姥姥的喜悦，是十万的十万。
我太知道姥姥的穷了。小时候村里来了货郎，不懂事的我能从村东头跟到村西头。眼睛总盯着那些花花绿绿的头绳，偶尔也看一眼包着玻璃纸的糖豆。货郎走了我才回家。每次姥姥都摸着我的头说：“等下次货郎来了，姥姥说啥也给俺小外甥买个红头绳。”
下次的下次姥姥也没买，姥姥一分钱也没有啊。妈妈每个月来信都说，需要钱我就给寄去。
“姥姥你为啥不说需要钱呀？”
姥姥每次都说：“在城里过日子，少一分钱也过不去一天。在咱乡下没一分钱也能过到年底。勤快勤快就能填饱肚子，挖筐山菜还能吃顿包子。你妈挣个钱多不易啊！”
那时候连买点灯油的钱都没有，太阳一落山姥姥就点起月亮。没有月亮的夜晚，姥姥心里那盏灯就亮了，她会讲起许多神话故事，讲来讲去都是些善良的人最后得了个金元宝，凶狠的人最终穷困潦倒。我也常问，姥姥不也善良吗，怎么没有金元宝？姥姥说有啊，就是你呀。
很小的我也真想变成金元宝给姥姥花，让姥姥吃最好的饭，穿最漂亮的衣服，住最好的房子。这一切在我长大以后都实现了，我真的成了姥姥的金元宝了。我算挣钱比较早的那一拨，没挣过什么大钱，小钱却一直不断。我也是个存不住钱的人，有多少敢花多少，我总是相信我只要想挣钱，分分钟的事，从来没有对钱恐惧过。
姥姥总说那些老理儿：“吃不穷，穿不穷，打算不到要受穷。”
姥姥看着我花钱总是心疼，穷怕了，总是担心以后的日子会再回到从前。我告诉她钱是挣出来的，不是省出来的，姥姥永远弄不清我说的这个“定律”。
三十年前我去珠江电影制片厂拍《山菊花》，获得了当年小百花奖的最佳女演员，奖金６００元。多大的一笔钱啊！我给姥姥买了一块日本西铁城的小手表，那年月我自己还只戴了一块上海牌大手表，这是我去济南上学时妈妈送我的。姥姥说什么也不要，“一个大门都不出的老太太戴个小洋表，叫人笑掉大牙”。
姥姥的内心是喜欢手表的，戴手表的女人是职业女性啊。小时候，姥姥常在我手腕上画一块儿表，出去玩疯了回来晚了，姥姥就指着我手腕上那块“表”说，你没看看表都几点了？
姥姥的表一辈子就是太阳，看看太阳的角度就知道啥时候该做饭了。姥姥一生都没戴过表，可时间永远在她心里。
姥姥从２０年前就跟我来北京了，我领着姥姥吃遍了北京最贵的饭店，给姥姥买过最贵的镯子。我自己还没钻石的时候就给姥姥买了，我发着狠地给姥姥花钱。坐火车买软卧还要十三级以上干部的单位介绍信时，我就开始带着姥姥坐软卧。
每年忙年都给好朋友送姥姥用大铁锅蒸的新麦子面做的大馒头，一个就有三斤半。如今姥姥不在了，舅妈接着蒸，我接着送。这两天开始送了，吃的朋友都说筋道、香，明年还要！不知怎的，看着大馒头就为一直没让史铁生吃上一口而难过。
一个未曾见过面的人，他的离去让你像自家兄弟离去一样难过，这是一片无法掩饰的真情。只为他的作品，只为他三十年坐在轮椅上，那么让人心疼，那么让人不放心。
我和小倩说，咱咋不知道他的追思会？咱咋不知道他过六十岁生日？要不怎么也得挤上去给他送几个“姥姥的馒头”，这实在是我和姥姥多年的心愿。
快二十年了，我和姥姥作为史铁生的读者和听者，我们是那么喜欢史铁生的文字，喜欢他那彻底的笑，那大苦之后的大乐。年年春节，蒸过年馒头的时候姥姥都说：“你给史铁生送几个吧，没空做饭中午熥熥就能吃。”天哪，姥姥以为北京是他们水门口村，认识谁就能拿俩馒头敲开门！每年我都跟姥姥说：“明年吧。”这一明年就二十年，姥姥的馒头史铁生没吃上……
人家根本就不知道我和姥姥，更不知道他这两位忠实的粉丝对他是多么心疼、多么牵挂。我们支持他的方式就是买齐他所有的书，各种版本，再版、重印全都买。增加一本的发行量，他的版税就多一分，很幼稚的想法，但这是我和姥姥最大的爱的表达，因为除此之外我们什么忙都帮不上，真是想帮啊！
很晚才知道史铁生背后有个希米，姥姥说这个小媳妇是个神。姥姥说对了，神保佑着史铁生走到今天，因为有了希米，他一定是幸福的。一想到这儿，我和姥姥心里就宽慰了许多。
纠结的事一定得解开，于是昨晚，我选了个喜气洋洋的大馒头，找了城外的一个十字路口，以最原始的方式给史铁生送去了，相信他能收到，也一定说好吃。
要饭的老太太说：“这个闺女你留不住，她的大福在那边，你让她往那边走吧。”
后来的事实证明印子去青岛太对了，她的东南之福改变了全家的命运。她不仅很快开始往家捎钱了，还把弟弟、妹妹都带出来了。她供他们上学、找工作。在姥姥看来，印子最大的福是生了我和哥哥。
我内心坚信老太太就是个要饭的。她不过是顺嘴说出了一句送福的话，看着姥姥如此信服，又顺嘴说出一句指点方向的话而已。也是个善人，善人加善人，好事就来了。姥姥说那天她是摆上饭桌让老婆子坐在炕上喝粥的。
“你记住孩子，多穷的人都有脸，能豁上脸要饭，那是肚子实在没法儿。给人吃点东西先要给人家个好脸，不信你试试？张嘴管人家要东西那嘴可沉了，抬都抬不动。”
怪不得姥姥给比她穷的人吃的时，总是先说上一句：“我吃不了，你帮乎着我吃吧。”给人家东西也是说：“你要不嫌弃你就拿着吧。”
姥姥常说：“东西不在多少，话有时候多一句少一句可得掂量掂量。没有人会为多点东西、少点东西记住一辈子，可有时一句话能把人一辈子撂倒，一句话也能把人一辈子抬起来。”
我这一生是姥姥无数句话把我高高地抬起，我在姥姥眼里永远是那个最好的孩子。这一辈子姥姥把我抬得好累、好辛苦呀，这些年总是姥姥那些语录引领着我，让我在苦难里追逐着光辉。这到底是对呀还是错？天下每杆秤都准吗？我也常常抱怨姥姥，干嘛总让我那么“心”苦。
姥姥说：“没办法，这是你的命。”
“是使命吗？谁给我的使命？”
“老天呐！”
一个老天就把人盖住了。在姥姥眼里，老天就是最大的官儿了。多大的功德都归老天，多大的罪过也是老天的惩罚。
“真有老天哪？”
姥姥还是那句话：“你信就有，不信就没有。老天和你自己是一个人。你想想，啥事不是你自己心里那个老天说了算？所以有多大的福多大的苦都是自己弄成的，谁也别怨。”
姥姥的这番话多少有些残酷。难道这个世界上完全没有能让你把生命靠上去的人？包括你的爱人、亲人！
姥姥说：“没有。靠山山倒，靠人人老。靠来靠去你就发现了，最后你靠的是你自己。”
姥姥住在我这儿，永远是“杀富济贫”。她老家的人来电话了，姥姥总是拿起话筒只要听出是谁的声音，就急忙把电话放下：“挂了吧。”然后再不急不忙地拨上号码：“慢慢说吧。”
哈，慢慢说吧，花我的电话费。
“姥姥，你不是最偏向我的吗？怎么胳膊肘老往外拐啊？”
“嗯，我这就是向着你，花你的电话费那就是你吃饭掉了个米粒，俺那场儿的人打个电话就是少吃一顿饭。”
我们不用了的手机姥姥都把它们收起来，连同充电器，一对儿一对儿地绑好，说等回老家带给亲戚使。我说：“光有个电话没用，还得买得起电话卡。”姥姥说：“有了鸡还愁下不了蛋？这阵子买不起，往后还能老买不起？”
那年姥姥过生日，她的娘家来了些远房亲戚。临走，我妈收拾了一大堆家里用不着的电熨斗、电饭锅、榨汁机、吹风机、电暖瓶什么的叫他们带上，有的连包装都没打开过。
东西被姥姥拦下了，“不拿。连个苹果都没有吃的，要个榨汁机弄么？摆设呀？再说这么些个人赶火车，滴里嘟噜地拿这么些破烂，那还能挤上去”？
姥姥这一说，大家都挺尴尬的。紧接着，姥姥又加上一句：“有那个心，赶不上（不如）给个信封。”
我赶紧打圆场：“对对，姥姥说得对，拿信封去。”
信封里每家装上五千元，我交给我妈，我妈再交给姥姥，中国人的礼数真多呀。
姥姥没接：“你大姑（我妈）嫌乎少，叫我给。不少，多少是多？多少是少？拿着吧，就是个心意！”
姥姥看着各家都把信封拿到手了，又指着摆在地上的这一大堆“破烂儿”说：“这是你大姑的一片心意，费点事儿，都拿着吧，省得你大姑不高兴。”
东西和钱都有主了，继而姥姥又转向我：“你大姐这个人打小心眼儿就好，都放心吧，她那个单位好买票，你大姐认识的人又多，她准叫那么些老的小的都躺着回去。要不这么远的道儿，那个腿肿得还受得了哇？”
哦，这是指挥我负责买火车票呀，而且要买卧铺——躺着回去。
姥姥常说：“不管啥事你想不通倒过来想就通了，什么人你看不惯换个个儿就看惯了。”
姥姥说那半年她夜夜睡不着，害怕公家管事的到家里翻。她也后怕，可答应的事就不能反悔。全村那么多家，雇农的也不少，人家叫咱藏这不就是说咱最值得信任吗？真要为这十几匹布把他家划成富农地主，他家五个孩子可就遭罪了，日后的前程就没有了。
谁知几年之后的一次揭发会上，那家人竟把姥姥给她家藏布的事揭发了。为的只是进步，向公家表决心，也是为了孩子。姥姥当时气得浑身发抖，嘴唇都紫了。但还是原谅了她。知道这不是她的本性，姥姥了解她。许多年她们同住一村很少往来，秋天家里苹果下树了，姥姥照样打发孩子去给他们家送一筐。
姥姥说，不必记恨她，她光恨自己就够受的。人出卖了良心和得了心脏病差不多，心停停跳跳的，憋得慌呀。没有一件错事是不用付出代价的，也没有一件好事是不收获好报的。
去年暑假，我把儿子送到了水门口，我内心深处的向往是让姥姥看看孩子。这个小村庄的东河沿上埋着姥姥，孩子似懂非懂地总问：“老奶奶为什么要埋在水门口呀？”我说那里是她的故乡。
“每个人将来死了都要埋到故乡吗？”
“嗯，大多数人都这样吧！”
“那我们的故乡在哪儿啊？”
我真不能准确地回答儿子这个问题。
想起姥姥生前我们曾说过关于死、关于埋在哪儿的话题。姥姥思想很现代：“你们愿意把我埋在哪儿就埋在哪儿，反正我也不知道，一把灰还当个事了？人死了啥都没有了，为死人做啥事都是做给别人看的。”
“那你就留在北京吧，我给你买块地。”
“不了，北京人那么多，地那么金贵，还是回老家吧，咱那地儿宽敞，认识的人也多。”
“人都死了，认识那么多人干嘛？”
“咳，那块地底下埋的人我都认识啊！没事说个话也不孤单。”
“姥姥，说到家你还是迷信呀！”
“我们这些不念书不识字的人，有些事想不开啊就好往那没影的事想，没影的事想多了，就成了有影的事。你就说当年给你妈指路那要饭的老婆子，你说她是神还是人？”
姥姥说有一年冬天，胶东地区下了整整一冬的大雪，雪大得早起要几个人才能把门推开。那时候虽然没有天气预报，可南来北往的人都说，俺们那儿雪比你们这儿大。
有一天天将黑了，姥姥院子里来了一个要饭的老太太。她说在风雪中走一天了，想要口水喝。
姥姥把她叫进屋说：“暖和一会儿再走吧。”姥姥顺手拿起瓢在水缸里舀了一瓢水。姥姥说哪是一瓢水呀，半瓢子都是冰。姥姥顺手就把这瓢冰水倒进了大铁锅：“你稍等会儿，我加把火，喝口热水吧。”风箱拉着了，姥姥又顺手抓了把米放进锅里：“喝一肚子水还得走十几里路，撒泡尿就又没了，喝口米汤吧。”就这样，姥姥顺了几次手给要饭的老太太熬了一盆结结实实的粥。
老太太喝热了肚子，鼻尖上出了汗，解开了用草绳捆的棉袄。姥姥说，真可怜呀，里面啥也没穿，这走到家还不冻透了？姥姥又找出旧线衣给老太太穿上了。
临走，这要饭的老太太突然说：“你家是不是有个十七岁的大姑娘？”姥姥说，有啊，家里的老大，叫印子（我妈的小名），在完小上学还没回来呐。老太太指着东南方向说：“这个闺女你留不住，她的大福在那边，你让她往那边走吧。”东南方向从地理上是指青岛那边。
姥姥说：“印子有个舅在青岛开买卖。”
要饭的老太太说：“那就去那儿吧。”
就这样，姥姥卖了当年的花生种子，给我妈印子做了身新棉袄棉裤，买上船票，向着东南方向她的大福之地青岛去了。１７岁的印子很快在她舅的商店里学会了做会计，她在青岛边工作，边读书。２３岁的时候在夜大认识了我父亲，生了我哥又生了我。
这个故事姥姥不知说了多少回了，我总问：“那老婆子到底是要饭的还是神仙呀？”姥姥每回都是那句话：“你觉得她是神仙她就是神仙，你觉得她是要饭的她就是要饭的。”
姥姥内心坚信她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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