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电气消防检测: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1965年

    2月18日 新华社报道：1964年全国已有30多万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

    5月22日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决定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取消军衔制度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公安部队所有部队人员，一律佩带全红五角星帽徽、全红领章。现行的帽徽、军衔肩章，军衔领章和军种、兵种、勤务符号，均予以废止；官兵一律戴解放帽。现行的大沿帽、女无沿软帽、水兵大顶帽，均予以废止；海军军服的样式改与陆、空军相同，其颜色为深灰色；官兵每人发腰带一条，原军官武装带予以废止；原校以上军官的西式大礼服和女裙服予以废止。本决定自1965年6月1日起开始实行。

    6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派部队援越抗美。依照中共中央4月12日发出的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和中越两国政府签订的协议，中国人民解放军从6月起开始向越南派出部队，部队兵种有：地空导弹、高炮、工程、铁道、扫雷、后勤、船运等，主要在越南北方担负防空作战、修建和维护铁路、公路、机场、通信设施、国防工程和沿海扫雷等任务。至1968年3月，我国先后参加援越的部队共计32万余人，最高年份为17余万人。援越部队同越南人民一起，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越南北方领空，保证了越南北方运输线的畅通，并使越南人民军得以抽调大批部队到越南南方作战。在援越抗美过程中，我国解放军援越部队共伤亡5270余人（其中牺牲1070余人）。在完成任务后，人民解放军援越部队奉命先后撤回中国。在此期间，人民解放军无偿地向越南人民军提供了大量军事装备和战略物资，其中飞机170余架，舰船140余艘，坦克500余辆，汽车1.6万余辆，火炮3.7万余门，枪216万余支（挺），枪炮弹12.8亿余发等。此外，还为越军义务培训了军事、政治和技术人员6000余人。在整个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期间，中国对越南的物资援助折价达200多亿美元，为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11月10日 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很快在全国发展成为文化艺术领域里的批判运动，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导火线，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2月 1965年全国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一、工农业总产值1983.9亿元，比上年增产20.4%。其中工业总产值1393.9亿元，比上年增长26.4%；农业总产值590亿元，比上年增长8.3%。二、工农业产品产量：钢，1223万吨，比上年增长26.9%；煤，23200万吨，比上年增长7.9％；发电量，676亿度，比上年增长20.7%；粮食，19453万吨，比上年增长3.7％；棉花，209.8万吨，上年增长26.2%；油料，362.5万吨，比上年增长7.6%。三、基本建设投资总额179.61亿元，比上年增长24.6％。四、社会商品零售总额670.3亿元，比上年增长5%。五、进出口贸易总额118.4亿元，比上年增长21.4％。六、国家财政总收入473.3亿元，总支出466.3亿元，结余7亿元。

 1966年

    1月6日 中国第一枚地对地中程导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

    2月3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长彭真在北京召集文化革命小组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五人小组成员外，还有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红和郑天翔。会后拟定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提纲》的主要内容为6个部分。即：一、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提纲》认为，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大辩论，是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在学术领域里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二、方针。《提纲》主张采取“放”的方针，让各种不同意见都放出来，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反动的或错误的思想加以分析批判，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军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在报刊上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三、队伍。《提纲》提出，要依靠坚定的左派，团结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孤立极少数顽固不化、坚持不改的人。要边打边建，由少到多，逐步形成一支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学术上超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的、战斗的、又红又专的队伍；四、左派要互相帮助。《提纲》提出，要形成大批的左派学术工作者的“互助组”、“合作社”，用适当的方式互相批评和互相帮助，反对自以为是。要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军阀的道路；五、争论的问题。现在就要着手准备，到一定时期，在报刊上再发表一些质量较高的文章；六、五人小组设立学术批判办公室。办公室由许立群、胡绳、吴冷西、姚溱、王力、范若愚等组成。许立群为主任，胡绳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这个《提纲》虽然有些“左”的错误，但主要是试图对已经开展的批判加以适当的限制，并把它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和学术讨论的范围之内，不赞成把它变为集中的、严重的政治批判。2月7日，五人小组向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了《二月提纲》。2月8日，由彭真、康生、陆定一专程到武汉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没有表示不同意。2月12日，中共中央将《二月提纲》批发全党。但不久，被毛泽东所否定。在5月1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态度，中共中央决定立即停止《二月提纲》的执行，随后即对《提纲》展开了严厉批判。

    2月7日 《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和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2月8日至15日，中共中央农村政治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各中央局、省、市、县委先后发出《向焦裕禄学习》的通知。全国掀起了向焦裕禄学习的热潮。

    3月8日 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6.8级强烈地震。此后又连续发生3月22日7.2级等一系列地震。北到张家口、南至河南汲县，东到山东垦利，西至陕西榆林均有感觉。地震使数百村镇化为废墟，死亡8064人，伤3万多人，经济损失巨大，严重的灾害震惊了国内外各界。

    5月4日至26日 为全面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前，毛泽东对会议的议题、文件作了具体指示和安排。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外地，刘少奇主持会议，康生负责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76人，其中包括“文件起草小组”（即会后正式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江青、张春桥等8人。会议有两大主要议题。主要议题之一是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所谓“反党错误”。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二，是通过由毛泽东主持起草并亲自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6日，会议通过这一通知（这一文件简称《五·一六通知》）。《通知》说，“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提纲》”（又称《二月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列举了《二月提纲》的十大“罪状”，并强调：《二月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通知》为“文化大革命”确定了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这次会议标志着“左”倾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从此正式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5月28日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贤、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穆欣、姚文元。这个小组后来成为“文革”的最高指挥机构，实际上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在“文革”中作恶多端，党中央的集体领导遭到完全破坏。

    5月29日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成立。5月，清华附中以干部子女为主的一些学生经常聚集起来讨论形势，他们认为，革命的后代有责任行动起来，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批判修正主义，保卫党中央、毛主席，保卫红色江山。他们在与校领导发生争执后，于5月29日自发成立了“红卫兵”的学生群众组织。这是中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6月2日贴出了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不久，工作组进驻清华附中，批评校领导压制学生，支持师生对“修正主义”的批判。红卫兵受到鼓舞。6月24日红卫兵贴出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申明：“革命就是要造反”，要“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7月4日，红卫兵写出《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引用毛泽东“造反有理”的语录，论证“革命造反精神”。他们的活动引起校内外广泛关注。工作组不同意红卫兵的某些主张，劝说红卫兵停止独立组织和活动，与红卫兵发生磨擦。7月下旬，工作组受到批判并被撤销，红卫兵参加了对工作组的批判，于7月27日发表《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红卫兵的活动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赞赏。红卫兵请江青把他们的大字报和信件转呈毛主席。此时，红卫兵作为以“红五类”（即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为主体的“左派”群众组织，影响迅速扩大。北京许多学校的学生仿效清华附中成立了各校的红卫兵组织，全国各大、中学校也开始闻风响应。

    6月1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通知》提出：高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通知》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将1966年高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6月18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这个决定，并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社论说，改革招生考试制度是“彻底搞掉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一个突破口。我们将从这里着手，对整个旧教育制度实行彻底的革命。”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通知》决定，从本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高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但因“文化大革命”，各省、市、自治区未能办理招生工作。从本年度起，全国高等学校停止按计划招生达6年之久。

    7月16日 毛泽东以73岁高龄再次横渡长江。上午，5000人参加武汉市第11届横渡长江游泳比赛。毛泽东先是乘快艇检阅参加比赛者，并向群众高呼：“同志们好！同志们万岁！”江面、江岸，“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持续不断。快艇到达武昌大堤口后，毛泽东下水向对岸游去。在刮起5级风的波涛滚滚的江中，毛泽东游了1小时零5分钟后，才登上快艇休息。游程近30华里。次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号召全国人民跟着毛主席，在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继之，全国各地工农兵纷纷举行集会、游行，决心跟着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学习游泳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各报刊也纷纷发表社论和文章，论述毛泽东这次横渡长江的重大政治意义。

    8月18日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从凌晨1时起，上百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教师和红卫兵陆续聚集到天安门广场。清晨5时，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人走入广场，与群众见面握手。1500名各地学生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大会。7时30分大会开始。在《东方红》的乐曲声中，毛泽东身着军装，与林彪、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同广场上欢声雷动的百万师生、红卫兵见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大会。林彪代表毛泽东和党中央向大家问好。他在讲话中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创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创举！”他提出：“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资产阶级保皇派”和“一切牛鬼蛇神！”同时还提出要破“四旧”；“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北京大学代表聂元梓和北京、哈尔滨、长沙、南京等地的大中学生代表先后在大会上讲话，表示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大会中，北师大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宋彬彬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大会结束后，百万群众高呼口号，列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毛泽东看着浩浩荡荡的百万游行队伍，对林彪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意义。”新华社在报导时，首次披露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情况，即按全会结果排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名次，顺序如下：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国内国外为之注目。此后，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遍及全国。红卫兵走向社会，横扫“四旧”，社会开始全面动乱。

    10月27日 中国在自己领土上首次进行导弹核武器成功。核弹头精确命中目标，实现了核爆炸。这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和国防力量正快速地向前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参加这次试验的解放军、科技人员和广大职工，致以热烈的祝贺。

    1966年 根据公布的统计材料，1966年国民经济完成情况：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3.4%。其中农业增长9.2%，工业增长15.8%。主要产品产量，粮食4280亿斤，比上年增长390亿斤；棉花4674万担，增长479万担；钢1532万吨，增长309万吨；原煤2520万吨，增长1700万吨；发电量825亿度，增长149亿度；棉纱863万件，增长147万件；铁路货运5亿4150万吨，增长5792万吨。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完成188亿元，加上地方自筹资金等达209亿元。实际施工大中型项目1186个，全部建成投产215个。新固定资产147亿元。新增职工2196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6.2‰。社会商品零售额732亿8000万元。增长62亿5000万元。进出口贸易额127亿1000万元。财政收入558亿7000万元，支出541亿6000万元，收入大于支出17亿1000万元。 
1967年 

    2月11日至16日 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因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又称“怀仁堂碰头会”。在这次会议和稍前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上，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对与会的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针锋相对的面对面斗争。这场斗争被诬称为“二月逆流”。斗争涉及三个原则问题：第一，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叶剑英质问张春桥：“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的体制，不经过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并嘲弄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式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谭震林提出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说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气愤地斥责说：“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要党的领导……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谭震林拿文件，穿衣服便要退出会场，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第二，搞“文化大革命”应不应该把老干部都打倒。叶剑英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李先念说：“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95%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的大逼供信。”谭震林说：“我不是为自己，是为整个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第三，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在2月14日下午的碰头会上，叶剑英站起责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激愤地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军队这样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2月17日，谭震林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斥骂江青“真比武则天还凶”、说他们“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他们有兴趣的是打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表示，“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由于江青等人作了歪曲事实的汇报，2月18日晚，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老同志，指责他们是搞复辟，搞翻案。从2月26日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会”，批判这些同志，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二月逆流”加罪于他们。全国掀起“反击复辟逆流”的恶浪，更大规模打击迫害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宣布，由于“二月逆流”案件受到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到牵连和处分的所有同志，一律平反。

    2月19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意见》规定：从3月1日起，中学师生停止外出串连，回本校边上课边闹革命。中学师生分期分批军训。整顿红卫兵组织“联动”、“红色恐怖队”这类反动组织一律解散。中学课程主要学习毛主席著作、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批判资产阶级的教材和教学制度，并复习数、理、化、外语和必要的常识。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师生员工必须予以平反。

    5月15日，中国外交部负责人召见英国驻华代办，面交中国外交部声明，最紫急最强烈抗议香港英国当面对香港中国工人和居民的暴行，声明指出，5月6日下午新蒲岗人造塑胶花工厂中国工人为反对资方加重剥削进行斗争，香港英国当局竟出动武装警察和“防暴队”对该厂工人和其他中国居民进行镇压。事后逮捕了前往香港警署抗议的工会主席和工人代表。11日下午，香港英国当局再次出动大批武装警察，多次使用警棍、防暴枪、催泪弹，并开来军车和直升飞机，对赤手空拳的工人进行更大规模的镇压，逮捕了很多人。对此，我国外交部向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6月17日 我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7月至9月 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对“文化大革命”问题作了一系列谈话。他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的这么广泛，这么深入。乱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他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他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要解放一批干部。同时提出，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

    8月5日 《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毛泽东的《炮打司令——我的一张大字报》；并发表社论《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社论提出，在当前的形势下，只有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倒批臭中国赫鲁晓夫在军内的代理人彭德怀、罗瑞卿之流，才能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继《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之后，《人民日报》的这几篇社论，对全国出现的“揪军内一小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9月1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通知》说：有些地方不断发生抢夺国家粮食、现金、物资，冲击仓库和拆毁机器设备的严重事件，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违法行为。《通知》要求：（一）必须坚决贯彻执行1967年6月6日的《通令》，坚决制止抢夺国家和集体财产。（二）对己发生的抢夺国家财产的事件要严肃处理，抢夺的国家财物要一律追回，首恶者要严办。（三）人民解放军、公安机关不和“革命群众组织”要对保护国家仓库、金库、物资、财产的安全负责，不准冲击、砸抢国家仓库、金库、油库、冷库、营业场所和生产企业。（四）对外出串连的群众，要动员回去就地闹革命，要遵守劳动纪律，坚守生产岗位。（五）因武斗造成停产的单位，从停产时起到恢复生产之日止，一律停发工资。

    10月1日 印度侵略军越过中国——锡金边界卓拉山口，进入中国境内，向中国边防部队发起进攻，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外交部第一亚洲司负责人，紧急召见印度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沙梯，就印度军队越过中国——锡金边界进行武装挑衅的严重罪行，提出强烈的抗议。

    10月1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通知，决定全国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逐步提出教学制度和教学内容的改革方案。大、中、小学校都要立即积极筹备招生事宜。此后，各地中、小学陆续复课，一些大专院校也先后复课。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11月26日，又发表社论《再论大、中、小学校都要复课闹革命》。《人民日报》10月30日转摘《长江日报》10月22日社论说：“复课闹革命的中心是闹革命。当前复课闹革命，主要是以‘斗私、批修，为纲……特别要狠抓本单位的斗批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主课。不少大专院校、中专学校因搞运动并未真正复课，或短期复课后又停课。

    10月27日 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抗议印度尼西亚政府中断两国外交关系。声明说：1967年10月1日，印尼反动政府又一次出动大批反动军警和1000多名暴徒，武装袭击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枪伤和打伤中国临时代办和大使馆全部人员。这是两年以来的第43次武装袭击，是国际外交关系史上少有的法西斯暴行。

    1967年至1969年 由于“文化大革命”动乱加剧，全面内战爆发，生产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国民经济处于半无政府状态，工业生产普遍下降，财政出现赤字。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减少9.6%。其中农业增长1.6%，工业减少13.8%。主要产品中，粮食4356亿斤，比上年增长76亿斤；棉花4708万担，增长34万担；钢1029万吨，减少503万吨；原煤2亿600万吨，减少4600万吨；原油1388万吨，减少67万吨；发电量774亿度，减少51亿度；棉纱745万件，减少118万件。铁路货运量4亿2140万吨，比上年减少1亿2010万吨。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完成125亿元，加上地方自筹等为140亿元，比上年减少69亿元。新增固定资产71亿多元。年内新增职工72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5.6%。社会商品零售额770亿5000万元，比上年增长37亿7000万元。进出口贸易额112亿2000万元。国家财政收入419亿4000万元，支出441亿9000万元，财政赤字22亿5000万元。

    1967至1969年 林彪、江青一伙及其帮派体系骨干，把1946年2月吕正操、万毅、张学思、贾陶、栗又文、于毅夫等42人，根据1945年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经延安新华社联名通电蒋介石要求释放张学良一事，诬陷为“经过长期预谋，妄图叛党投敌的一起重大反革命案件”，并制造了“‘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90多人的冤案。其中副省长以上12人，省直部、厅、局级干部36人，全国政协委员7人，省政协委员17人。张学思、贾陶、车向忱、陈先舟等被迫害致死。 
1968年
    1月17日 新华社报道：1966年和1967年，全国由近30个学科的100多名科学工作者组成的综合考察队，对珠穆朗玛峰海拔最高达7000多米的地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综合科学考察。考察项目涉及地层、古生物、岩石、构造地质、第四纪地质与地貌、地球物理、自然地理、地球化学、土壤、植物生态、区系植物、鸟兽、昆虫、水生生物、冰川、气象、水文、天文大地测量、地面立体摄影测量、高山生理等。通过考察，获得了一系列较完整、重要的科学资料。

    2月1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坚决节约开支的紧急通知》。《通知》规定：各机关、团体、学校、企、事业单位，1967年底各项经费和资金的年终结余存款一律冻结；基建、大修和设备更新要按计划进行，严格控制用款；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1968年行政费、事业费，较1967年减少30-40％；一个单位因两派斗争分裂成为两个领导班子、两套财务会计、两个金库、两个银行账户的，必须一个月内联合起来，统一管理。否则军管；财政、银行要支持生产发展，应纳税单位和个人要照章纳税；没有实行大联合或军管的单位，由各组织、业务负责人和财务负责人、会计联合签署；叛徒、特务、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革命资产阶级分子和反革命知识分子在银行的储蓄存款，实行冻结，不准提取。

    3月22日 林彪、江青一伙出于篡党篡军的需要，设下圈套、捏造罪名、突然袭击，制造了所谓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杨、余、傅三人当时分别担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空军政委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职务。3月5日夜，傅崇碧为当面汇报清理鲁迅书信手稿去处，与中央文革办事组事先联系好，然后带三人分乘两辆车赴中央文革所在地，经允许后驱车进入。但落入了江青一伙预谋的政治圈套。3月22日凌晨到25日，林彪、江青等人接连召开全军部分师以上干部和北京卫戍区、北京军区干部战士大会时，一口咬定傅崇碧带人“武装冲击中央文革”去抓人。其后甚至捏造说傅崇碧的秘书用装有手枪的皮包打了江青的腰，“后面车最低限度有一挺机枪”等等。并进而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五·一六’的黑后台”。林彪诬陷捏造杨成武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同余立金勾结要夺空军的领导权”，“同傅崇碧勾结要夺北京市的权”，“杨成武三次下命令给傅崇碧冲钓鱼台到中央文革去抓人”。诬陷余立金是“叛徒”。25日凌晨1时35分，毛泽东接见全体到会成员，表示对处理“杨、余、傅事件”的支持。3月22日，中共中央发布命令，撤销杨、余、傅的职务；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为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3月25日军委办事组改组，由黄永胜、吴法宪分任正、副组长，成员为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随后，决定军委常委不再开会，军委办事组取代了军委常委。林彪一伙就此控制了军委很大一部分权力。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人遭到残酷迫害，并在全国范围内株连了一大批人，有的致残、致死，造成严重恶果和影响。1974年7月，毛泽东亲自批准为杨、余、傅三人平反恢复名誉，宣布：杨、余、傅问题是林彪搞的，搞错了，宣布平反。中央、中央军委重新安排了他们的工作。1979年春，中共中央为“杨、余、傅事件”彻底平反。

    7月21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试制成功人造金刚石。第一机械部有关研究单位和工厂在全国许多科研单位和工厂大力支援和协助下，自力更生，试制成功人造金刚石，并投入了生产。人造金刚石是国际上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新产品，生产这种产品对技术制备要求很高。它的性能与天然金刚石一样，是现代工业发展不可缺少的东西。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才能生产这种人造金刚石。

    8月2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通知》提出，各地应仿照北京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做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校逐步管起来，整顿教育。具体作法是：在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工人中已经实行了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已经有了显著成效”的大、中城市，“都要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抽调工人参加宣传队，大体上可占当地产业工人的1/10。先进大学后进中、小学。没有两派组织，也没有武斗的学校，也要进入。从本月底起，各地陆续向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和县镇以上中小学派驻工宣队，领导学校的斗、批、改。9月2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又发出《关于工人进军事院校及尚未联合起来的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通知》。毛泽东对此批示：“如工人条件成熟，所有军事院校均应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通知说：凡尚未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院校，一律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人员除领导干部外，应派工人、解放军共同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领导革命大联合，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和斗、批、改。

    10月13日至31日 中共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一些中央委员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一些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继续遭受诬陷性批判。第八届中央委员、侯补中央委员中，就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的人，达总数的71%。在极不正常情况下，全会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

    10月18日 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提出《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1966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成立专案组，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直接控制和指挥下，对刘少奇进行秘密审查。他们捏造和歪曲事实，采取弄虚作假、断章取义和逼供论的手段，伪造证据，拼凑材料，报送中央。同时又扣压了解真象的人的证词和被迫提供伪证的人多次更正的材料，提出了一个完全背离历史真实的《审查报告》。其主要内容是所谓“刘少奇在1925年、1927年、1929年被捕叛变、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的反革命罪行的调查结果。”并附上一批所谓“罪证”材料。同时提出：“专案审查小组建议党中央根据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当时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和党内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况下，批准了这个报告。刘少奇一案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10月30日 南京长江大桥铁路桥建建成通车。12月29日，大桥公路建成通车。这座现代化的桥梁是中国自行设计、自行施工建造的。南京长江大桥的全面建成通车，把中国南北交通大动脉津浦路和沪宁路连接了起来，把大江南北的公路交通连接了起来。大桥从1960年1月开始施工，建设工期为9年，全桥总投资2.87亿元。大桥的建成，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战略上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大桥的结构为双线、双层铁路和公路两用桥，铁路桥长6772米，公路桥长4589米。

    1968年 国民经济进一步遭到严重破坏，工农业生产下降，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困难。工农业总产值2015.3亿元，比上年下降4.2%。其中工业总产值1380.3亿元，比上年下降5%；农业总产值635亿元，比上年下降2.5%。粮食产量2亿900万吨，比上年减少876万吨；棉花产量235.4万吨，与上年持平；钢产量904万吨，比上年减少125万吨；原煤产量2亿2000万吨，比上年增加1400万吨；原油产量1599万吨，比上年增加211万吨；发电量为716亿度，比上年减少58亿度。基本建设投资总额113亿600万元，比上年减少32亿2000万元。社会商品零售额737亿元，比上年减少32亿2000万元。国家财政收入361亿3000万元。支出359亿8000万元，结余1亿5000万元。市场供应紧张，肉蛋、糖等副食品成为社会短缺商品。进出口贸易额108亿5000万元，比上年减少3亿7000万元。

1969年 

    3月2日 苏联军队侵入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打死、打伤我边防人员，制造严重流血事件。我边防部队被迫还击。3月4日至17日，苏联军队又多次入侵珍宝岛地区。事件发生后，我国外交部三次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打倒新沙皇》社论。全国各地纷纷集会，抗议苏联军队的武装挑衅，支持我国政府的立场。5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就中苏边界问题的事实真相和自己的一贯立场，作了申述。提出在肯定以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为基础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和平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对边界上的个别地方作必要的调整。主张和平谈判，反对诉诸武力。并重申：珍宝岛是中国的领土，珍宝岛事件是苏联政府挑起的，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是沙俄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4月1日至24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2人，代表全党约2200万党员。这次大会是在全国省、市、自治区一级党委，以及党的基层组织都不能正常工作或者没有恢复起来，党员的组织生活还没有恢复和相当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仍处在被审查、被监禁地位的状况下召开的，相当多的代表是由革命委员会同造反派头头“协商”或由上级指定的。大会一致通过了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党章根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对八大通过的党章作了错误的修改。九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以及所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这次大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九大以后，毛泽东打算经过一年左右的斗、批、改和落实政策、结束“文化大革命”。所以，在九大以后，“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其主要内容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其指导思想为：彻底否定所谓“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落实政策，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4月28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选举中央机构，结果是：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第九届一中全会加强了林彪集团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机构中的地位。第九届一中全会以后，中央文革小组不再存在。

    6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文章说：在毛主席的号召下，近半年来，在全国出现了一个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这“是一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革命措施，是关系到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问题，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百年大计，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大革命”。

    8月6日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大张旗鼓，除四害，讲卫生》。文章指出，除四害，讲卫生，是一件大事。“我们不能把除害灭病卫生工作与革命、生产对立起来，不能因为革命、生产忙，就放松或不抓卫生工作”。

    9月29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第一台12.5万千瓦双水内冷发电机组在上海诞生，并正式发电。这台机组是由我国自行设计、制造和安装的。它不仅在汽轮发电机 上采用了我国首创的“双水内冷”这一世界最新技术，而且在锅炉和汽轮上还采用了高温高压等一系列世界先进技术，因而具有容量大、体积小、重量轻、耗煤低等特点。它的制造成功，标志着我国电机制造工业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11月12日 刘少奇含冤逝世。 1970年 

    1月20日 中国和美国大使级会议第135次会议在华沙举行。

    1月30日 中远程火箭“长征1号”飞行试验首次成功。它是自1968年开始进行地面试验的。

    2月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指示说：当前我国革命和生产形势“一派大好”，随着斗、批、改的深入开展，一个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正在出现。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一小撮阶级敌人不仅在政治上伺机反扑，而且在经济领域里对社会主义也发动了进攻。这是新形势下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粉碎阶级敌人在经济领域里的进攻，是保卫社会主义的斗争，是全党的一件大事。必须把这场斗争看作如同打击现行反革命的斗争一样重要，一样要发动广大群众、大张旗鼓地去进行，一样要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去开展一场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群众运动，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着重打击大贪污盗窃犯、投机倒把犯。同时，认真整顿财贸队伍。中央还重申：1.除了国营商业、合作商业和有证商贩以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从事商业活动。2.集市管理必须加强，一切按照规定不许上市的商品，一律不准上市。3.除了经过当地主管部门许可以外，任何单位，一律不准到集市和农村社队自行采购物品。不准以协作为名，以物易物。不准走“后门”。4.一切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地下俱乐部，必须坚决取缔。5.一切单位的经营管理和群众监督必须加强，建立与健全规章制度，严格财经纪律，堵塞漏洞。

    3月2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通知指出：“五·一六”是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清查的重点应是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

    4月24日 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卫星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439公里，最远点2384公里，轨道平面和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68.5度，绕地球一周114分钟。卫星重173公斤，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庆祝这次卫星发射成功，指出：“这是我国发展空间技术的良好开端。”

    8月23日至9月6日 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举行。8月23日，全会开幕。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55人，候补中央委员100人。毛泽东主持会议。周恩来宣布全会的议程有三项：1.讨论修改宪法；2.审定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3.讨论战备问题。

    11月16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指示》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煸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毛主席洞察一切，立即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粉碎了陈伯达的反党阴谋，拨正了全会的航向。

    12月25日 中共中央批准兴建湖北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1969年10月，毛泽东在武汉听取了武汉军区负责人提出的兴建三峡大坝的设想之后，指出：在目前不宜作此设想。后来，为了解决湘西、鄂西、豫西、川东等地区三线建设和工农业生产用电，经过勘探、试验，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委会于1970年10月30日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报告》。12月24日，周恩来也提出了报告。毛泽东批示：赞成修建此坝。中共中央在批复中指出：兴建此项工程，既要考虑到战时万一遭到破坏，不致危害下游的可靠措施，也要考虑到今后保证三峡高坝建设的有效措施。中央责成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委会主持，由水电部、交通部、一机部和长江规划办公室等有关方面参加，组成施工指挥部，进行现场设计，并提出设计方案报国务院。葛洲坝第一期工程于1970年底开工，因仓促上马，重大技术问题未解决，不得不于1972年底暂停施工。1974年第四季度工程复工。直到1981年1月第一期工程基本建成，并发挥效益。到1981年底，累计投资额达26.95亿元。 1971年 

    2月28日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机关“五·七”干校会议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办好中央机关“五·七”干校的报告》。这一《报告》是1月26日写出的，2月13日，中央政治局讨论时作了某些增改。《报告》说，两年来，中央机关创办了106所“五·七”干校，有近90000名干部，10000名工勤人员，5000名知识青年，30000名家属，共13.5万人到干校学习和劳动。“广大干部在三大革命实践中重新学习，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加深了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感情”。《报告》又说，“五·七”干校是一个“新生事物”，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存在着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报告》还对干校的发展方向、任务以及一些具体工作提出了意见。中央希望各地参照执行。

    3月22日 林彪、叶群指使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在上海制定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取名为“571工程纪要”。他们妄图在“军事上先发制人”，强调“不管准备或没有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阴谋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轰炸、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等小分队等“特殊手段”，发动反革命政变，杀害毛泽东主席，“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建立林氏天下。按照这个反革命的《“571工程”纪要》的规定和要求，林彪反革命集团立即行动起来，急不可耐地加紧了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步伐。

    7月16日 《人民日报》1971年7月9日，基辛格来到北京，双方就尼克松总统访华一事达成了协议，于7月16日发表了《公告》：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国，周恩来邀请尼克松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华，尼克松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8月14日 毛泽东去南方各地巡视。在武汉、长沙、南昌、杭州和上海，分别同湖北、湖南、河南、广东、广西、江西、江苏、福建等省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多次谈话。

    9月5日至13日 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动反革命政变，阴谋杀害毛泽东，被彻底粉碎。

    10月25日 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

    11月10日至11月17日 11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出席了联合国大会，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大会主席马利克首先致欢迎词，称“这是珍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12月3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抗议美、日把中国钓鱼岛等岛屿划入日本“归还区域”，重申中国对这些岛屿的领土主权。声明指出：不久前，美、日两国国会先后通过了“归还”冲绳协定。在这个协定中，美、日两国政府公然把钓鱼岛等岛屿划入“归还区域”。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明目张胆的侵犯。钓鱼岛等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收复钓鱼岛等台湾的附属岛屿。
1972年
    1月6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陈毅，因患肠癌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1972年1月6日逝世后，1月10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陈毅追悼大会。毛泽东参加追悼会，并在追悼会开始之前对陈毅的夫人张茜讲，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陈毅同志是立了功劳的。他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做出了贡献，这已经作了结论了嘛。毛泽东还说，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毛泽东勉励张茜及其子女要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周恩来在追悼会上致悼词，简述了陈毅一生的主要经历，高度评价了他为革命和建设事业所作的重大贡献。

    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来中国访问。21日，尼克松总统及其夫人一行到达北京。当天，毛泽东会见了尼克松。28日，在上海发表中美双方联合公报。联合公报说：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就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广泛、认真和坦率的讨论，阐明了各自的立场和态度。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联合公报又说：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美双方联合公报的发表，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和日后不断扩大交往开辟了新的前景，它标志着中美两国在对抗了20多年之后，开始走向关系正常化。28日，尼克松一行离开上海回国。

    8月2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声明对美国飞机于8月22日炸毁停泊在越南义安省宇岛附近海面的中国商船“红旗151号”所属的一艘救生艇，炸死5名中国船员的严重挑衅行动，提出强烈抗议。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奉命发表谈话，对美国企图抵赖炸毁中国救生艇的罪责进行驳斥。

    9月25日至9月30日 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和田中角荣以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为中心，就两国间的各项问题，以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先后举行多次会谈。27日，毛泽东会见了田中角荣。29日，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联合声明宣布：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两国政府决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尽快互换大使；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中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中日两国政府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各项原则基础上，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

    12月14日 我国选派16名留学生赴英国学习英语，连同是年派赴法国的留学生20人，共派出留学生36人。这是自1966年停止派出留学生以来，首批派出的留学生。
 1973年
    3月10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1972年8月2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一封信作出批示。根据毛泽东的批示精神，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

    3月25日 由团长、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负责人李梦华，副团长陈先、宋中、徐寅生（兼总教练）率领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南斯拉夫，参加第32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6月至7月 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分析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情况，检查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研究了统筹解决的办法。会议提出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起草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和《1973年到198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初步规划草案》。

    7月19日 国务院科教组转发经国务院批准的《关于1973年接受来华留学生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从本年起恢复接受外国留学生，并对一部分留学生提供奖学金。本年接受的留学生限于入我国高等学校学习的大学生、选课大学生和进修生三类。留学生来华后，一般先学习一年左右汉语，然后视汉语能力，转入专业学习。《报告》重申了对留学生的管理教育方针，即政治上积极影响，不强加于人；学习上严格要求，认真帮助；生活上严格管理，适当照顾。这一年，共接受来华留学生383人。这是1966年停止接受外国留学生以来，首批来华的留学生。

    8月24日至2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249名，代表全国2800万党员。毛泽东主持大会。大会的议程是：一、周恩来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二、王洪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三、选举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大会通过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并选举出195名中央委员和124名候补中央委员。这次大会继续了九大的错误。大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大会完全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伟大胜利”，把毛泽东提出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认定为“客观规律”，预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大会通过的新党章明确写进了说明“文化大革命”所谓“伟大胜利和重大意义”的内容，并明确说道：“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新党章还写进了“敢于反潮流”的内容。

    12月12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议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并批评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毛泽东还提议邓小平参加中央军委，任总参谋长。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军委于12月中旬召开会议，讨论通过对八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的决定。12月22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调任济南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调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调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同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提议发出通知，决定邓小平参加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

    12月30日 新华社报道：1970年以来的4年中，有38个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到今年12月底止，中国已同世界9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1974年     1月11日 外交部发言人声明：越南西贡当局悍然宣布，将中国南沙群岛中的南威、太平等10多个岛屿划归越南管辖，这是对中国领土的肆意侵犯。重申中国对南沙、西沙、中沙和东沙群岛的领土主权。

    1月18日 毛泽东批发中共中央1974年1号文件转发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全国开始了“批林批孔”的运动，1973年3月在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在谈到批林时，提出要批孔。同年7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在7月前后，毛泽东作诗两首，批评郭沫若尊孔骂秦始皇。同年9月23日，毛泽东接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子。江青等接过“批林批孔”的口号，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他们妄图利用这场运动打倒周恩来和一批中央领导人，实现他们“组阁”篡权的罪恶目的。在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操纵指挥下，报刊上大量刊载他们写作班子“梁效”、“池恒”、“罗思鼎”等的文章，大搞影射文学、阴谋文艺，不批林、假批孔、批宰相、批周公、批“现代的大儒”。江青甚至更露骨地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他们还大肆宣扬“儒法斗争史”，影射我们党内的斗争。把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让一部分老干部出来工作诬为“复旧”、“请隐士”、“举逸民”，并在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发动所谓批判“右倾回潮”运动，使许多刚刚重新出来工作的老干部再次被打倒，身心健康受至“极大的摧残。在江青等人掀起的所谓“评法批儒”的浪潮中，大肆宣扬吕后、武则天，吹捧“女皇”，江青还胡说：“共产主义也要女皇”，为她自己反周组阁的阴谋大造舆论。整个社会秩序、工作秩序及生产秩序又一次遭到破坏，全国重新出现大动乱的局面，毛泽东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后，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扣住江青等人1月25日大会的录音，不准他们发往全国。宣布他们是“四人帮”，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操纵“组阁”的野心。

    4月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代表团副团长、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代表团工作人员，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纽约参加会议。

    9月29日 新华社报道：胜利油田在中国渤海湾地区建成。这是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的国内第二大石油生产基地。

    11月29日 彭德怀含冤逝世。彭德怀，湖南湘潭人，生于1898年。在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授意下，韩爱晶等在北京航空学院数次召开批斗彭德怀大会，对彭德怀实行了惨无人道的残酷迫害。彭德怀在“造反派”的折磨下，肺部严重受伤，肋骨两根骨折，身体多处患重病。后来，彭德怀经过手术，病情反而急剧恶化，终于在江青等人迫害下含冤去世。1978年12月，中共中央纠正了过去关于彭德怀的错误结论，为彭德怀平反。12月24日，在北京举行彭德怀追悼大会，中共中央对彭德怀作出公正的评价，为他恢复名誉。

    12月9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对黄河上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改建，取得成功。三门峡工程是黄河干流上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委托外国设计，设计的基本方案是以高坝大库拦泥蓄水发电。工程于1957年动工，1960年9月建成蓄水。由于对泥沙淤积估计错误，水库启用后，泥沙淤积十分严重，淤积部位并且从潼关向渭河迅速发展，形成“翘尾巴”。这样，不但水库有报废的危险，而且严重威胁关中平原和西安市的安全。因此三门峡水库必须进行改建，主要是加大水库泄流排沙的能力，使水库能保持一定库容，合理地发挥效益。

    1974年 在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陵东侧，发现了一处规模巨大的秦代陶俑坑，这一陶俑坑是当地农民在抗旱打井过程中发现的。随后，考古工作者同当地农民一起进行了勘探、清理。经探测，整个陶俑坑东西长110米、南北宽60米，深4.6米，总面积为12600平方米。从1974年7月开始，考古工作者在陶俑坑的东端，已经试掘清理了南北60米、东西16米、深4.6米，约1000平方米的范围。发现东面有5个斜坡门道，进门后，南北宽达60米的地面上整齐地排列着3列72路横队，共216个武士俑，脸面一律朝东。武士背后，整齐地排列着蔚为壮观的40路纵队。因为当时挖掘面积东西长只有16米，40路纵队武士俑只出土一小部分，计有314个，陶马24匹。 1975年
 

    1月13日至17日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的议程是：1.修改宪法；2.政府工作报告；3.选举和任命国家领导工作人员。朱德主持了会议。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在报告中，周恩来重申第三届全国人大提出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即第一步，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张春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代表们讨论了上述两个报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月17日，大会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建议，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经过修改的宪法，加写了肯定“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和“党的基本路线”等“左”倾错误的内容。大会选举了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朱德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当选为副委员长。大会任命了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周恩来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任副总理。会议的结果表明，“四人帮”组阁阴谋被挫败。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实际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5月 中国科学工作者在中国登山队的配合下，对珠穆朗玛峰进行多学种综合考察，其中包括测绘、地质、高山生理、大气物理等学科以及本底污染、重水研究等项目。中国登山队员登上珠峰后，竖立了3米高的红色金属测量觇标，测定珠峰海拔高度为8848.13米。

    7月26日 中国成功地发射了一颗技术试验卫星。

    11月26日 中国用“长征2号”运输火箭成功地发射了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 1976年
 

    1月8日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逝世。

    1月21日 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指示错误地批评邓小平的情况。关于邓小平的工作问题，毛泽东提出“减少工作”，“专管外事”。从此，邓小平被停止原有的大部分工作。毛泽东还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总代理，并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

    3月5日 新华社播发沈阳部队广大指战员纪念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伟大号召13周年的文章，文章中引了周恩来给雷锋的题词。《文汇报》在发表这条消息时，把周恩来题词删掉。

    3月下旬至4月5日 全国各大城市人民群众纷纷自发举行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活动。这一活动在4月4日达到高潮，并遭到镇压，历史上称为“天安门事件”。

    4月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毛泽东在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时，还提出：“要造这个舆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要使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

    7月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逝世。

    7月28日 凌晨，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并且波及天津、北京市。这次地震造成24.2万人死亡，16.4万人重伤，导致了严重损失。同日，中共中央向地震灾区人民发出慰问电。8月4日，中央派出以华国锋为总团长的中央慰问团前往灾区，慰问受灾人民。但是，“四人帮”却说“抹掉个唐山算得了什么”，攻击抗震救灾是“以救灾压批邓”。

    9月9日 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逝世。

    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审查。当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商讨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会议还通过由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这个决定后来由1977年7月举行的十届三中全会追认。

    10月14日，党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党和人民在经历了十年的磨难和挫折之后，终于以粉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胜利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12月11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制成功了一台高速的大型通用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这是继1973年我国制成每妙100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之后的又一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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