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气轮机与内燃机:刘少奇的俄罗斯籍长孙阿廖沙的寻根之路

刘少奇的俄罗斯籍长孙阿廖沙的寻根之路

刘少奇长孙阿廖沙

阿廖沙5岁时曾见过爷爷刘少奇

　　阿廖沙，刘少奇的长孙，在俄罗斯隐姓埋名数十年，只在5岁时见过爷爷一次，就连自己的父亲在“文革”中自杀的消息，也是在父亲死后20多年后才得知的。2003年，经过多方努力，他才第一次踏上回乡之路。他怎么会在俄罗斯？为什么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存在？笔者作为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于2003年4月在参加接待阿廖沙回家乡访问时见到他之后，又于2007年3月在广州的王光美生平事迹画展上见到了阿廖沙。相隔近4年，这个具有中国血统的俄罗斯人，留着俄式小胡子，穿着西装，仍然是那样精神。我不由得再一次走近他，了解他的寻根之路。

扑朔迷离，揭开身世之谜

　　何宝珍，阿廖沙的奶奶，刘少奇早期革命伴侣，1902年4月出生于湖南道县一个贫民家庭。1922年离开衡阳省立第三女师后，来到长沙清水塘，与毛泽东和杨开慧住在一起。她白天到自修大学学习，晚上回来。毛泽东经常布置她读些进步书刊。1922年秋，杨开慧将何宝珍介绍给刘少奇认识。1923年4月，何宝珍与刘少奇结婚。婚后，何宝珍随刘少奇辗转于上海、广州、武汉、天津、沈阳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4年，何宝珍牺牲于南京雨花台。两人生育二子一女：长子刘允斌、次子刘允若、长女刘爱琴。

　　刘允斌就是阿廖沙的父亲。1925年，刘允斌出生于安源，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后被送回宁乡县炭子冲刘少奇老家。1938年7月，由刘少奇二哥刘云庭将其送到延安刘少奇身边。1939年9月，周恩来去苏联疗伤，将刘允斌、刘爱琴带到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学习和生活。1945年，刘允斌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8月，刘少奇秘密出访苏联，见到了刘允斌。这是刘允斌自1939年与父亲分别后第一次见到父亲。1950年，毕业于苏联钢铁学院的刘允斌在莫斯科与大学同学玛拉·费多托娃结婚。婚后，夫妻感情一直很好，于1952年、1955年生育女儿索妮娅和儿子阿廖沙，小名“苏苏”和“辽辽”。好学的刘允斌没有为婚姻所羁绊，继续求学深造。1952年，刘少奇应邀出席苏共十九大，在苏共领导人的陪同下，与刘允斌一家人见了面。

　　1955年，刘允斌获莫斯科大学核物理专业副博士学位。刘少奇要求他回祖国工作。当时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曾问起刘允斌：“毕业后去哪里？”他回答说：“导师介绍去XX研究所工作。”张闻天便说：“你留在中国驻苏代表团工作吧！”妻子玛拉·费多托娃也一再要求刘允斌留在苏联，但最后他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回国。回国后，刘允斌在内蒙古包头参加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刘允斌对妻儿的感情深厚，曾对刘少奇的机要秘书刘振德说：“我爱我的妻子，但更爱我的祖国。我下决心非回来不可，但玛拉不来，所以两人过着分居生活，我愧对玛拉母子。”在回国与留苏的选择中，刘允斌毅然选择了报效祖国。1958年，玛拉带索妮娅和阿廖沙来中国居住了十余天，回国后与刘允斌离婚。当时，由于中苏关系紧张，玛拉母子与刘允斌失去了联系。1967年，刘允斌受到江青一伙的迫害，于1967年11月21日在包头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直到1987年，玛拉母子才得知这一不幸的消息时，却已事隔20年。

　　血脉情缘，终生难忘刘氏亲情

刘少奇同大儿子刘允斌在北京西郊农田里观察花生生长情况（1951年8月）

　　对于父亲的死，阿廖沙是这样说的：“我们全家都很悲痛，也觉得不可思议……我对父亲没有很深的记忆，那时我还太小。对父亲的了解是在我成年之后。直到现在我也不相信父亲会自杀……但我们一直思念着父亲，姐姐对父亲的记忆要比我多，她还写过一首感情非常真挚的诗——《怀念父亲》。”

　　“我只见过爷爷一面。”阿廖沙告诉笔者。1960年，刘少奇赴苏联出席八十一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特地去看了孙子孙女。于是，阿廖沙第一次见到了爷爷。那年，他才5岁。他说：“当时的情景我清楚记得。那是秋天，家门前突然来了辆很豪华的黑色轿车，走下来的老人慈祥亲切，他不仅亲吻我，还送给我玩具和糖果。后来我知道那是爷爷。那是爷爷留给我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印象。”阿廖沙一直珍藏着爷爷亲吻自己的照片。阿廖沙说，虽然跟爷爷只见过一面，但后来回到国内，感受到大家对爷爷的评价非常高，他对爷爷的敬爱之情油然倍增。如今，他手上戴着的手表，也是刘少奇同志纪念馆送给他的，上面印有刘少奇的头像。阿廖沙说：“这是刘少奇同志纪念馆送给我的，我要永远戴着它。”

　　阿廖沙之所以能回到中国，与奶奶王光美的关心密不可分。在北京，王光美虽儿孙满堂，却时常牵挂在莫斯科的孙女、孙子，并一直想找个机会让孙女、孙子到北京团聚。1987年，刘少奇的长女刘爱琴费了很大功夫，从来中国探亲访友的莫斯科同学那里打听到了阿廖沙一家的下落，失散多年的亲人终于联系上了。1988年10月，应王光美的邀请，玛拉到中国居住了一段时间。1998年初，在接受中央电视台文献纪录片《刘少奇》摄制组采访时，王光美听说摄制组要去俄罗斯，还委托当时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副主任黄峥给索尼亚和阿廖沙带去500美元，希望他们能回家看看。后来，阿廖沙在写给王光美的信中，开头称呼王光美为“我最亲爱的奶奶”。他还把自己儿子考上刘允若叔叔曾经就读过的莫斯科航空大学的消息告诉王光美，并在信中深情地说：“我的根在中国，我永远是刘氏家族中的一员。”2007年3月18日，阿廖沙到广州参加了王光美事迹图片展。提起王光美奶奶，他说：“但凡每一次见面，奶奶都能够让我强烈地感受到她的和蔼亲切，感觉到她对于刘家的凝聚力所在。”对于王光美奶奶的晚年扶贫工作，阿廖沙非常敬佩：“我想我所能做的，就是把‘幸福工程’的慈善精神延续到俄罗斯，因为目前在中国、美国都有了‘幸福工程’行动，但在俄罗斯还没有。”

几经周折，走上认祖归宗的中国之行

刘允斌与玛拉在苏联的幸福家庭

　　阿廖沙在俄罗斯生活的数十年里，从上中学直到进入工作单位，他都没有在亲属栏中填写过刘少奇、刘允斌的名字。说起其中缘由，阿廖沙解释说：在那个年代，中苏关系正处于恶化时期，克格勃监视他们一家。玛拉为了他们的安全，带他们躲回老家。在上学期间，阿廖沙改跟母亲姓，这样他才躲了开克格勃的监视。“除了考虑安全外，我们也不想炫耀，不想让人知道我们有‘这么伟大的亲属’。”阿廖沙说。因此，他们家从未对外宣传过这种关系，更从未享受过特殊照顾。阿廖沙从父亲刘允斌那里继承了聪明的头脑和爱钻研的个性。他在莫斯科航空学院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家航天指挥中心工作，以军人身份从事着苏联国防的尖端科技研究。由于工作出色，他多次获得国家奖章。退役前，他是指挥中心的高级工程师。

　　长期以来，阿廖沙一直都想和刘家取得联系，无奈两国关系紧张，一直到1987年他才有了刘家的消息。自此，他就有了回国的想法。后来，与他一起生活的外公、外婆于1989去世，母亲于1998年去世，姐姐于1988年去美国定居，这就更加坚定了他回国的想法。阿廖沙在谈起这个话题时说道：“我现在的亲人大多数在中国。”1998年刘少奇诞辰100周年时，中方向阿廖沙发出了请他参加纪念活动的邀请函。可这封邀请函却被俄有关部门扣留了。原因是阿廖沙在国家机密单位做了20多年职业军人，按照规定必须要等到退役3年后才可以出国，而当时阿廖沙还未退役。阿廖沙知道后非常焦急，甚至以“侵犯公民通信自由”为由向俄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当一切努力都失败以后，他选择了提前退役，希望中国之行能够早日实现。

　　2003年4月，他终于和妻子第一次踏上了回乡之路。更有意思的是，当他第一次到中国驻俄大使馆办理签证，说自己是刘少奇的孙子时，工作人员竟然也是惊讶万分。因为当时，绝大多数人仍然不知道他的存在。工作人员把他的护照拿进去，过了很久才出来。工作人员告诉他，他们核实过了，确实如此。获准出国后，阿廖沙与妻子迫不及待地飞到了北京，和奶奶王光美住了几天，深深感到了大家庭的温暖，接着便直抵湖南老家认祖归宗。4月15日，在姑姑刘爱琴 、姑父沃宝田的陪同下，阿廖沙及夫人东尼亚回到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镇炭子冲村的老家。在花明楼，阿廖沙详细地参观了刘少奇故居和陈列馆，并对担任翻译的姑姑刘爱琴问个不停。当得知父亲刘允斌也曾在炭子冲住过10多年时，阿廖沙眼中满含激动的泪花。花明楼炭子冲，这个远在中国南方，以前他从没有见过的老家，与他想象中的情景迥然不同，而爷爷和父亲当年走过的革命道路，也使他对先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阿廖沙说：“这次回湖南，觉得有无数的东西进了脑海，有现在的，也有几千年前的（指湖湘文化）。”按照当地的习俗，阿廖沙还向曾祖父、曾祖母上坟、献花，他还将家中保留的一些珍贵资料、照片送给刘少奇同志纪念馆珍藏。后来还去了南京雨花台向何宝珍奶奶敬献花圈。同年11月24日，是刘少奇同志诞辰105周年纪念日，阿廖沙和夫人陪同王光美再一次来到花明楼炭子冲，参加了纪念活动。
跨越国度，愿做中俄友谊大使

阿廖沙父亲刘允斌在苏联共青团大会上作报告

　　自2003年第一次回国探亲后，阿廖沙常往返于中俄两国。他还告诉笔者，他曾在给王光美奶奶的信中写道：“我有两个故乡：中国和俄罗斯。我要尽力做一些有利于两国的事情。”阿廖沙说，他从航天部门退役后，与中国的联系也越来越多了，因为他的太太懂医学，所以他希望能把中医“移植”到俄罗斯，“我们想在俄罗斯建一个大型中医药基地，用中医解决西医解决不了的一些病痛，这也是一种善行！”在广州王光美事迹图片展上，他介绍说现在普通的俄罗斯人，对中国一点都不了解。他说：“作为中俄混血儿，我会比普通中国人更了解俄罗斯，比普通俄罗斯人更了解中国，我希望能够通过我的这点‘优势’，当中俄民间友谊大使，帮助更多的俄罗斯朋友了解中国文化、政治、经济等，使中俄老百姓之间建立更深厚的友谊。”

　　现在，阿廖沙已获得中国的外国人永久居留证。他表示愿意长期居住在广州，“由于工作、家人等关系，我希望一半时间住在美丽的广州，一半时间住在俄罗斯。” 3月10日，他还出席了2007年第二届（广州）青少年创意机器人大赛。作为一名科学家，在阿廖沙鼓励广州青少年勇攀科学高峰时说：“学好基础知识，不要怕，多动手。”如今，阿廖沙的一双儿女已也长大成才，女儿已经大学毕业，嫁给了乌克兰的一个演员，儿子成了父亲的校友，也考入了莫斯科航空学院。同时，他还透露，已经从莫斯科大学毕业的女儿将到中国一所大学再学习一个专业。现在，阿廖沙依旧保持着中国人的习惯：喜欢吃面条，不太爱喝牛奶，对辣椒也比较感兴趣。
                本报讯 （记者曾卫康通讯员汪浩、杨亚明）“来广州次数越多，就越喜欢广州。”昨日从俄罗斯莫斯科远道而来参加王光美事迹图片展的刘少奇长孙、航天专家阿廖沙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愿意长期居住在广州，由于工作、家人等关系，我希望一半时间住在美丽的广州，一半时间住在俄罗斯。”

　　“多年来，我们都不想透露爷爷是刘少奇的这个事实。”在隐姓埋名多年后，阿廖沙拿到了中国的“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并来到中国广州。

　　阿廖沙的父亲刘允斌是刘少奇与早期革命伴侣何宝珍的长子，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刘允斌曾在前苏联学习和生活，并娶了莫斯科大学的同班同学玛拉为妻。阿廖沙就是他们的儿子，他还有一个姐姐叫索尼娅。这对姐弟分别有一个很中国化的小名“辽辽”和“苏苏”。“我和爷爷碰面时候才5岁，印象比较模糊”，阿廖沙向记者展示与刘少奇的合影照片，“记得爷爷上世纪六十年代出访莫斯科，来到我们家。爷爷不仅送给我小礼物，还让我坐上大轿车。”说到这里，阿廖沙感到非常自豪。

　　没想到这次与爷爷一别，竟然是留给阿廖沙的最后印象。关于父亲的记忆，对阿廖沙而言也是模糊的，抚养阿廖沙长大的主要是母亲玛拉。1957年，身在莫斯科的刘允斌毅然决定回国。

　　回国后，他被分配到包头某研究所参加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妻子玛拉曾不远万里来到北京与丈夫团聚，却最终因为难以适应异国生活而回到了前苏联。阿廖沙的父母就这样分开了。回到前苏联的玛拉独自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并且由于中苏关系恶化而慢慢与刘允斌失去了联系。

　　阿廖沙说，愿意做中俄关系的民间使者，并打算在俄罗斯开一间中医院，将中国医术带到俄罗斯。

　　刘少奇确实结过六次婚，这一点在《刘少奇年谱》中堂堂正正地记载着。这算不算是一个问题，能不能做一个话题，如果能摒弃市井心理、低级趣味，未必不可。在第一代老革命家中，有过多次婚姻的并不在少数，这里确有其共性；刘少奇前后结过六次婚，也确有其特殊性，如果将这种现象作为一种视角去研究历史，说不定也能写出一本别致而严肃的好书来。然而，很多人，或说很多很多人，在此处永远无法严肃起来，他们对于分析，半耳朵都不要听，对于细节则准备了三只耳朵。

　　对于这种谁也无法战胜的强大势力，刘少奇的研究者，以至刘少奇的亲属，充其量只有必要概述事实，以正视听。这里仅仅企盼所有的善良人，铲除“四人帮”煽惑起来的，由于谎言与偏见而先入为主的好奇心，还刘少奇的英灵以清白与清静。

　　周氏

　　刘少奇的第一次婚姻，几乎与不计其数的旧戏里的故事毫无二致。他１９岁在宁乡读中学那年，母亲为拴住已许身革命，走得离家越来越远的小儿子的心，在邻村说了一个农家姑娘。刘母以病重为由骗得儿子归里，而儿子踏入家门进的却是洞房。坐了一夜板凳，讲了一夜自由……周氏姑娘无论如何不能接受重返娘家的劝告，惟一要求，刘少奇在将来有儿子时，送给她一个养老。刘少奇深深同情这位封建礼教的牺牲者，把自己名下的３０亩地划给周氏，后来并践诺，将自己与何葆贞所生长子，托给了周氏。

　　何葆贞

　　刘少奇认识毛泽东的同时，认识了何葆贞。１９２２年，他从苏联回国，奉陈独秀之命，去长沙毛泽东处领受任务，在清水塘２２号的板房里，毛泽东、刘少奇走到了一起。其时，因为学潮被开除的何葆贞正与毛泽东、杨开慧夫妇住在一块儿。今人可以从照片上看到，何葆贞是个何等充满朝气，端庄秀丽的女子谁都不难想像，２４岁的刘少奇与何葆贞互相看见第一眼时的情形。接下去的，自然与不计其数的新戏里的故事大同小异，半年之后，在欢庆安源罢工胜利的日子里，两个青年革命者结婚了。而何葆贞的命运与杨开慧极其相似，她随同刘少奇东奔西走，三次生下儿女，三次忍痛割舍给别人，１９３４年牺牲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何葆贞的身世、经历，以及她真纯似火的性格、胆气，是一部尚无人吟诵的巾帼长歌。刘少奇对于她的感情，如同毛泽东对于杨开慧，至醇至浓。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第一次由北京南下，便偕王光美专程到了南京雨花台，深切哀悼这位永铭他心髓的革命伴侣。

　　渔工的女儿谢飞，是刘少奇的第三个妻子。

　　莫名其妙，谢飞与毛泽东的第三个妻子贺子珍竟也有相似之处。闯荡过大海与闯荡过大山的两个女人，几乎一样的干练、爽快、直性子。她不但是个真正的老资格，还是一个华侨小姑娘。在新加坡的中共南洋临时工作委员会，做地下工作时，谢飞就听人说过刘少奇。宣传部部长徐大红告诉她，中国农民运动的著名领袖是毛泽东，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是李立三和刘少奇。１９３２年谢飞回国，１９３４年到江西苏区，在开大会时，见过刘少奇，但离得远远的。长征途中，她又听了一次刘少奇的报告，但颇不以为然。她与邓发的爱人陈慧清说：“这个人讲话可重复了，重复好几回。”陈说：“人家是工人运动领袖，讲话重复几句算什么？”不久，谢飞在急行军中有些吃不消，约了另外三个女红军，找到负责后勤的刘少奇，要求给一个民夫挑行李。这一次她与少奇是“既见面，又讲话了”谢飞语。到了瓦窑堡，谢飞的工农检查部与刘少奇的工会工作相关，联系自然多，请教自然多，争论自然多。

　　刘少奇对这个快言快语的渔工女儿有了好感。邓颖超顺水推舟，撮合成功。后来，出了问题，也很好理解。谢飞那样的性格，能够长期忍受白区工作所规定的，她只能是个家庭妇女的身份吗？她那样老的工作资历，能够永远甘于只在刘少奇身边，干些收收文件、发发信函的事吗？天性与事业心都使得谢飞不能不飞，不能不自己飞。她在刘少奇取得开创华北根据地的辉煌业绩之后，拒绝与刘少奇同往新的征途。争执未决，少奇只得以组织领导人的身份下命令。深谙白区与红军严格纪律的她，未必无怨地服从了，但又是老婆又做下级的一口气，到了延安仍未消，便主动要求进了马列主义学院，加油充电。从此，再也没有回刘少奇身边。但是，即使在少奇身后，谢飞接受采访与写文章，仍然始终不渝地高度赞扬着刘少奇的革命精神与人格魅力，其情感人。

　　王前

　　刘少奇与王前生有一子一女。

　　这次婚姻无疑是一次悲剧。个中是非，也无多少神秘之处。一个建筑工人与一个售货员的家庭故事，同样可能在一个党的领袖与一个新四军护士的家里发生。令人遗憾的是，这次婚变被江青利用，畸形曝光，成为严重贬损刘少奇人格形象的一个源头。当江青与王前出于不同的用心，又一同教唆已经成年的女儿作践刘少奇之后，刘曾忿忿地说过，在他一生当中，对他身心伤害最多、最深的就是这个曾任他妻子的人了王前与刘少奇所生的女儿，写了那张糟糕的大字报，得到的回报，是一个自己的人格也遭到贬损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名分。刘少奇与王前离婚前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自己带着儿女。人们时常见到吃饭的时候，刘少奇端着大碗，轮流向女儿、儿子两张圆圆的小嘴里，一勺一勺喂食的情景。这样长大的女儿，是不可能不知道她父亲的真正形象的。那张大字报贴出后不久，她便再次叛逆，彻底走上了一条逃避那个时代的道路。“文革”未尽的悲剧在她与她生母，在她与她所有的亲人之间，恐怕将是永远绵延下去的浓浓阴影。

　　比刘少奇大一轮的朱德是中共党内名副其实的敦厚长者。

　　他与夫人康克清出于关爱少奇，并基于王前的情况，一心想为刘少奇找一个人品贤淑、禀性文静的伴侣，使少奇的儿女有所依，身体有所养，“后方”有所安。恰巧，在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中，就有那么一位，这便是王健。王健不爱说话，不爱谈笑，从不与人红脸，性情与刘少奇十分近似，朱德夫妇满以为他们成全了一桩美事。但谁也不会想到，某些健康的因素，也会使婚姻无法成活。这段关系几天就结束了。刘少奇非常体谅、周到地将王健托付给自己的老部下、老战友林枫、郭明秋夫妇，把她送到东北一个著名的疗养胜地，并请王健的姐姐陪伴着。为此，朱德夫妇深感对不住刘少奇，这才有了一二年后，他们与其他同志，共同撮合王光美与刘少奇的姻缘。

　　王光美完全可以有一本属于她自己的厚厚的大书，她的家庭传奇与她本人斑斓、曲折的生活历程，能够全部讲述的话，足以令人叹为观止。

　　在上高中时，她是闻名北平的“数学三王”中的女王；杨振宁、李政道、邓昌黎、吴剑雄，都是她十分熟悉的学长、师友，至今她的女儿玩笑地说，她与中国的诺贝尔奖金有缘；当她的四妹、五妹都投身革命，参加了共产党时，她仍在信奉“科学救国”；在偶然被北平地下组织推荐，成为“军调小组”中共方面的英语翻译时，她仍抱着借机提高口语水平，为去美国求学打下基础的念头；“军调”事业夭折，一方面为逃避国民党的政治迫害，一方面因与共产党员共事产生进一步了解这个党的兴趣，她到了延安；因为她的专长，她被安排在中央军委外事部门；因为工作性质，她不难见到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领袖；她在王健之前就认识刘少奇，在王健之后也听女友议论过刘少奇的不幸婚姻，但这一切尚与她无关，她该干什么干什么，仅参加晋绥土改，一去就是一年多；也就是在土改当中，她的科学梦想与美国梦想，才被共产主义理想所替代。

　　刘少奇率领中共工委途经晋绥，曾见过王光美等工作队队员一面，但是没有故事。连续三次婚姻挫折，使得刘少奇在这方面心灰意冷，解放战争一泻千里的大发展也使得他没有片刻闲暇。他的胃病在这个时期日益严重，人消瘦得非常厉害，以至千里之外，转战陕北的毛泽东，都不得不经常通过电报，关心、询问刘少奇的体重、胖瘦问题。

　　天下即得，百业待兴，刘少奇的身体状况与生活状况，早已远远不是他个人的事了。土改任务结束，回到军委岗位不久，王光美与刘少奇为了革命事业，结婚了。或者说党中央与同志们为了革命事业，要他们俩结婚了。这样的讲法，在今天听来，无论如何都像是调侃，但实事求是地说，这是大实话。

　　王光美与刘少奇，从那么遥远的地方走到一起，有着太多的偶然，也有着太多的必然。

　　从１９４８年８月开始，刘少奇一天一天地胖起来，以至人们可以从“文革”前夕的照片上看到，刘主席需要背带提着微肥的裤腰。王光美与她非凡的丈夫共同生活了２０年，固然她体会过无尚的荣耀，但她为此坐了１２年牢房。无论刘少奇的处境多么险恶，她从来没有背叛过自己的丈夫，从来没有背叛过自己的感情。

　　在几百个中央委员举手通过“开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党籍”的决议时，有一个女人没举手，那是陈少敏；在８亿多人高喊“打倒刘少奇”时，有一个女人坚如磐石，忠贞不渝地爱着他，这是王光美。王光美恪尽职守，不逾矩地辅佐丈夫的事业，盛极不骄，败极不惊；她把丈夫两个前妻的子女，与自己的孩子，维系成一个和睦的家庭；她自然天成，一派大家风范。如今，她除了平平静静地生活着，再就是为中国的母亲们搞了一个“幸福工程”，尽其所能。

　　王光美，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在这一句之后，还要再声明一句：这绝不是阿谀奉承。因为，估计为数不少的人，如果没有亲自与这位被狂泼过墨水的女性直接接触过，恐怕真的很难很难把清华大学批斗会上那个挂着乒乓球的女人，从黑色印象中剥离出去。

　　有一点是肯定的，刘少奇的婚姻生活与他的政治生活一样，都是多次遭际坎坷，能料想得到的遇上了，料想不到的也遇上了，悲剧远远超过喜剧。还有一点是肯定的，刘少奇除了这六次明媒正娶的婚姻，既便是“文革”那样的年代，再也没有一丝半点的绯闻揭露。对于一个10年里可以被肆意诋毁的人，居然在他的私生活上再无谣可造，这难道不是从反面证明了一个极其过硬的事实：那个写“修养”论“修养”的人，也是一个真正在以“修养”立身的人这与许多身后之名往往经不住两三年推敲的人物相比，是何其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