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市公租房最新消息:中学语文教材中的风俗描写

作者：黄　敏

　　所谓“风俗”就是指社会上长期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等的总和。六朝《刘子·风俗》云：“风者，气也；俗者，习也。土地水泉，气有缓急，声有高下，谓之风焉；人居此地，习以成性，谓之俗焉。”也就是说因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习尚叫做“风”，由环境而形成的习尚称之为“俗”。由于一定地域、一定民族的风俗紧密地联系着自然和社会，因此，风俗就成为人们借以观察社会人生的窗口。风俗文化的介入为文学作品提供了丰富的背景材料，可以说风俗滋润、美化了作品，同时作品也承载、诗化了风俗。中学语文教材中且不说大量古典作品，就是现当代作家如鲁迅、周作人、老舍、沈从文、汪曾祺、赵树理、孙犁等人的文学作品中也有大量的风俗描写，他们从自己熟知的地域文化、风俗习惯、民风世情入手，勾勒了令人难忘的风俗画卷。这些风俗世态的描写除了让学生倍感兴趣外，还有设置环境、表现人物、推动情节、深化主题、增加人文内涵的功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展示地域特色，设置文化环境。
　　
　　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离不开对环境的细致描写，风俗描写作为环境描写的一种，因为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更为人们所青睐。世代相传的习俗不仅是反映历史的一面镜子，往往还呈现出各自的地域特色，为人物活动设置了一个大的文化背景。
　　鲁迅先生的《祝福》在年节、祭祀、婚娶、禁忌、服饰等方面都有很细致的描写，读这部作品可以一窥江浙一带乡村的世俗人情，也展示人物悲剧形成的社会原因和历史根源。祥林嫂为躲避婆婆对她的“转卖”，逃到鲁镇，但最终被婆家五花大绑嫁进了贺家墺。这种抢婚习俗早在《周易》《诗经》中就有过记载。史载，春秋之前，因征伐而娶妻的事屡见不鲜，著名的有夏桀征伐有施，娶施女妹喜；殷纣王征伐有苏，娶苏女妲己；周幽王征伐骊戎，娶骊姬等。后来随着娶亲风俗的确立，这种野蛮的婚姻方式才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但在个别地区仍然存在。正因为千百年来，这种风俗在部分地区的延续，所以对于这一事件鲁镇的人们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甚至是因为祥林嫂的突然离开而打乱了生活节奏的鲁四老爷，暗地里认为这样做也不无道理，从而听之任之。这些文化风俗习惯的渲染为文学作品增添了浓郁的地域色彩，也为人物活动设定了一个真实立体的环境。
　　
　　二、表现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
　　
　　汪曾祺说：“小说里写风俗，目的还是写人。”风俗是一定民族思维方式、情感表达、价值趋向、文化积淀的明显标志，它对人物的思想、情感、性格、气质等方面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大的作用，因而风俗的描写，实质上也就是对人物历史土壤的发掘。人物性格的形成，风俗的影响更是潜在的因素。
　　沈从文的《边城》向我们展示了田园牧歌式的湘西风光，偏僻却美丽的茶峒小镇凭山依水，清溪环抱，碧波荡漾，这里民俗古朴无华：端午节穿新衣、喝雄黄酒、看龙舟竞赛和赛后水中捉鸭子，青年男女对歌传情，新年锣鼓喧嚣、舞狮子龙灯、燃烟花爆竹。小城镇里人们不慕名利、安贫乐道、忘怀得失，在这样的民风民俗的孕育下，《边城》里的人物形象才自然动人：吊脚楼上的妓女，感情真挚，重义轻利，守信自约；五十年渡船的老船夫，生活拮据却从不贪慕荣华；兵营的杨马兵，热心助人、古道热肠。即使是卑微者也有其闪光之处。正是在淳厚的风土人情和清风、丽日、青山、绿水的陶冶下，翠翠这个自然的女儿才会有着水晶般清澈透明的性格。如果抽去了小说中这些关于湘西民俗风情的种种描绘，就无法细致真实地体现出《边城》中的人物之美。
　　文学人物在风俗中产生，风俗描写实际上就是对人物进行刻画。在风俗中刻画人物，不仅展现了风俗的魅力，为作品提供了坚实的文化背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延展了人物的厚度。
　　
　　三、增强作品意蕴，深化文章主题。
　　
　　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在几乎无事的、人们习以为常的民俗现象中发现不寻常的本质意义。这些风俗描写增加和强化了作品中内在的意义，使作品的思想内涵更加丰富、饱满，具有张力。
　　《药》讲述的是一个用人血馒头治病的故事，小说承继了中国自古就有所谓“人肉药引”之说，从人们的信仰习俗入手，揭示了革命初期开启民智的重要性。人血馒头医治不了社会的痼疾，人们不禁思考：疗救中国的药究竟是什么？从而起到深化作品的主题，提升文章意蕴的作用。
　　老舍先生是一位善写风俗的大师，在话剧《茶馆》中，他将茶馆的民俗特色发挥到了极致。老舍的茶馆带有浓郁的北京特色：茶馆除了休闲之外，还是重要的社交场所。旧社会三教九流都在此聚会，把茶馆当作交友聚会的好去处，茶馆成了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茶馆的另一重要职能是群众的娱乐场所。说书的、表演曲艺的都把茶馆当作演出场地。老舍通过“裕泰”茶馆的变迁以及在变迁中小人物的悲剧命运，以小见大，反映了社会的历史变革。作者通过茶馆这个最具市民特色的载体，最广泛地反映了社会风貌，揭示了时代特征，多层次、多角度解剖了我们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心态。这样解读作品就不会简单地停留在“葬送三个时代”的单一层面上，从而拓展了作品内涵的深度和广度。
　　
　　四、推动情节发展，决定故事的方向。
　　
　　风俗世情的描绘，往往不是孤立地出现或仅仅出于猎奇，而是自然有机地融入故事情节之中。故事深深刻上了风俗中的人们文化、思维及价值的印记，离开了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地域的风俗习惯的铺垫，作品便失去了真实感，一些沿袭已久的世态民情会推动情节的发展，甚至决定故事的方向。
　　《孔雀东南飞》就民俗学领域的价值来说，是任何汉代诗歌所不能比拟的，涉及到婚娶、休遣、再醮、游戏、衣饰、节日等方方面面。汉代有妇女再嫁不受约束、不失体面的风习：寡妇或弃妇的尊长，不但不劝她们守节，还努力替她物色佳婿，再嫁称为“再醮”；嫁过的女子，男子照样喜欢要娶；女子也不因再嫁而降低择婚标准。汉文帝和汉武帝的母亲都曾经再嫁，著名女诗人蔡琰也嫁过三次，却并不为世人不齿。直到南宋时期妇女守节与殉烈风俗大盛，妇女改嫁遂为礼教所不容。于是刘兰芝被休回娘家后不久便有人替太守之子提亲，而刘家也并未要求女儿守节并对女儿的再嫁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这些情节的设置便不足为奇了。同时封建家长对家庭成员的绝对决定权已经作为一种风俗长期在社会上存在：女子一旦出嫁，就不仅是丈夫的妻子，而且成了夫家的媳妇。恭谨事奉是妇职，不事舅姑，不敬不孝，便有亏妇道，是为“七出”条件之一。所以婆婆欺压媳妇、休离媳妇的现象很普遍。男性家长也对未嫁、寡居或休弃在家的女性成员有处理权。如果没有这个文化土壤，刘兰芝的无过被遣、焦仲卿对于母亲的无奈、刘兄的咄咄逼人、以及后来的悲剧性结局等情节就无法展开。文学作品正是在对风俗的艺术再现中，巧妙地为情节的设置找到支撑点和发挥点。
　　
　　五、增加人文内涵，凝练审美情感。
　　
　　风俗作为一种世代沿袭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已经深深植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意识之中，它既是社会潜在的灵魂和支配力量，又是时代文化精神和社会心理的集中体现。大量的民情风俗的描写，不仅拓宽了文学作品的生活领域，为文学作品增添了几许情趣，同时也增加了人文内涵，凝练了审美情感。
　　中国是一个崇尚节日文化的国度，每一个节日都有丰富的表现形式和深刻的内在寓意。中学语文教材中有许多篇目涉及到中国的传统节日的相应风俗及其文化。《边城》中“端午节”的描写，就反映出我们民族独特的感情方式：纪念先人，缅怀志士，憧憬未来；并且这种风俗的构成又恰恰和我们民族的心理构架相对应：以物思人，寓“俗”以情。《祝福》中艺术再现了浙江地区“祝福”时浓郁的民俗氛围，表现了中华民族敬祖畏神，祈求安泰幸福的文化心理。《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兰亭集序》中便对现已消失的上巳节的风俗进行了再现。农历三月的第一个巳（地支第六位，寓意阴气消尽，阳气盛起）日，俗称上巳。这一天官民都去水边沐浴，于是便有“浴乎沂，风乎舞雩”的场景。魏晋时正式定农历三月三为春禊。所谓祓禊，就是通过在水边洗濯身体，达到除去凶疾的一种祈福风俗。此后这一习俗，逐渐演变成临水宴饮：人们举行完祓禊仪式，坐在环曲的水边，把盛着酒的器具放在流水上，顺流漂下，停在谁面前，谁就要将杯中酒一饮而尽，这就是“曲水流觞”的典故。在对传统节日的深入了解下，渗透民族情感，品味文章独有的个性风采。
　　黄敏，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文教育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