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苏s11 2015图集: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 新三级（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6 22:05:06
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 新三级
在共和国60年的风雨历程中，有这样一个经历特殊，并且这种经历几乎无可复制的群体——老三届、新三级。老三届是指“文革”期间应于1966年、1967年和1968年毕业的中学生，而新三级是指“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进入大学的1977级、1978级和1979级大学生。他们之间既相对独立，又拥有交集。
老三届新三级这一代人经历了新中国最困难和最辉煌两个不同的时期。他们与新中国同呼吸共命运，一起在坎坷中成长，既蒙受了由于错误决策带给民族的磨难，承担了社会转型带来的高额代价；也参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并为此付出最宝贵的人生阶段，分享了国家和社会进步带来的成功和幸福。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每个人的成长史，都是新中国的一个缩影。这本书撷取了这代人中最为普通的一部分人的故事，这些亲身经历了时代变迁的寻常人，却在他们的字里行间中浸润出不寻常的人生感悟和对历史耐人寻味的反思，为我们展示了朴素无华、客观真实而又丰富多样的人生画卷。
目 录
序言... 2
一、我们也曾年轻... 5
“饿”的记忆... 6
“石圪塔”的四季劳作... 7
那时的我们... 9
思念苏平... 10
甜，总是苦涩的... 12
我们也曾年轻... 12
二、我和《金凤银凤》的故事... 13
三、那个年代的故事... 19
1970：那可怜的四本书... 20
1965：一副“反动”春联... 23
1975：一张深藏了二十年的“选民证”... 24
1978：悲情恋曲的出身之痛... 27
1969：生死夺命九十里... 30
四、内蒙古雪原上的1977年高考... 34
惊雷唤醒大学梦... 35
考期紧张雪路封... 35
面壁读书三载整... 38
重开考试改人生... 39
五、那一个梦想... 40
上大学不是梦... 40
“文革”，上大学成了梦... 41
下乡插队，梦想渺茫... 41
进合作社，梦想似乎更加不可企及... 43
恢复高考，梦想成真... 43
六、难忘的情怀：下乡笔记... 44
（一）知青生活记趣... 45
2003年10月18日 放木排·水打柴... 46
2007年10月26日 “老权威”——赵兴臣... 47
2007年12月28日 怀念王秘书... 49
（二）感悟与反思 划破记忆沉睡的星空……... 50
1990年2月20日 再度重返夜郎乡... 51
（三）难解的知青情结—写在“上山下乡”运动三十周年之际... 53
1999年元月6日 尽管有过忧伤时— 纪念“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周年... 54
七、命运，1977. 57
2003年10月18日 放木排·水打柴... 59
2007年10月26日 “老权威”——赵兴臣... 60
八、“文革”、高考与我的人生转折... 62
九、寻找我六九届的伙伴们... 69
十、没有冬玫瑰的1977年... 77
十一、自学艰辛，但也可以是有所作为之路... 81
一 、带着书箱当知青... 81
二 我的抄书史... 82
三、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83
四、“王阿寿”一鸣惊人... 84
十二、保安堡——那难忘的歌... 85
在那命运多舛的年代... 86
淳朴的怜爱令人动容... 87
美好记忆中的痛... 88
执著是信念的支撑... 89
反思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89
有付出才有挚爱... 90
十三、难忘的岁月 (1) 91
一、我的学习之路... 91
二、农村插队纪实... 95
三、改变... 99
十四、“文革”、插队、回城——我的青年时代... 102
“文革”... 102
插队... 104
回城... 107
序言
张琦
“一家人，是因为有共同的名字‘老三届新三级’，又在同一个年代里经历了同时载着我们起伏的跌宕风云，有着相似或相近的命运。”
“老三届新三级”是一段历史，是一个缩影；是国家民族的命运，是社会历史的符号；它是过去的结果也是未来的启迪，是既往而去的昨天也是即将到来的明天……”
老三届新三级“是一种哲学，是一个注脚”，它“揭示了历史，注解了人生。说到根本处，它就是那个大众语言：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
翻阅《老三届新三级》一书征文来稿，一个个与自己年龄和经历相仿，40多年前正值花季年龄却被裹进“文革”动乱风暴，而后又响应毛主席“到农村”、“到基层”号召，散落在祖国天涯海角、广阔农村的知识青年的鲜活面容，连同他（她）们刻骨铭心的人生经历，像过电影一样展现在我的眼前……他们有的在偏僻落后的农村落户，有的到工厂矿山学徒；有的在大兴安岭扎根，有的到内蒙古草原放牧；最幸运的莫过于融入军队的熔炉，到祖国的边陲守护。他们因“文革”刺激起的“造反”精神，在宁静的山村中逐步得到平复；注入血液的红色理想，在为生存而搏斗的磨砺中渐渐褪色；中学学到的浅薄知识，在短暂地燃起科学之火后，很快销蚀在田间地头或淹没在荒山野岭……他们把城市知识青年所具有的文明带给穷乡僻壤，惊扰了中国农民的平淡生活，也从“贫下中农”纯朴的民风中汲取了做人的本分，受到温暖的呵护，结下深厚的情谊。然而不论在哪里，无论岁月如何把他们淡忘，不管命运怎样把他们捉弄，他们大都表现出那一代人共同的特征：怀揣抱负且不乏激情；不怕吃苦而又不甘寂寞，心中无时不埋藏对知识的渴求和上大学的梦想。或许是对那场触及人灵魂的“革命”的反思，痛惜自己逝去的金色年华；或许是难以忍受面朝黄土背朝天生活方式的煎熬，翘首企盼人生命运的改变，他们终于等到了1977年那个
本书中一位来自湖北郧县叫兰善清的知青这样叙述自己当年的心情：“12月，隆冬如春，千万知青的1977年12月呀，吉星高照，每一阵寒风都是温暖的，每一片冬云都是灿烂的，每一道惨白的阳光都是精彩的。这个冬天是这么美好，是过年和娶媳都不及的……这个月考试啦，久违了的来真格的考试，属于寒窗学子展示看家本领的考试，又属于寒窗学子们了。命运将在这一月中决定，由自己凭本事决定，苦难的知青们将走下十字架新生。”
有人认为恢复高考是邓小平启动中国农村改革之前发出的一个明确的信号，是对十年“文革”最直接有力地第一次否定。的确如此，高考为1966—1978届3000多万初、高中学生提供了“文革”以来第一次平等竞争的机会，最先享受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以人为本的新鲜空气。以此为标志，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发生历史性的转变。1977年年底全国共有570万人、1978年7月有618万人参加了高考，这两届共录取了67.4万考生，入学率仅为5.67%。1977年、1978年、1979年这三年全国高校共招生88万余人，其中老三届知青占了大部分。有一位来自天津，下过乡、当过工人的老三届新三级学生许建国，在他的文章中这样形容他当时的心情：“当我走进大学时才发现，坐在教室中的学生，一多半是30岁左右的老三届，他们对邓小平和他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政策感激涕零，有的人竟然喊出‘邓小平万岁’这样过激的口号。当我们这些老三届学生跨进大学校门时，已经意识到中华民族开始了她的诺曼底登陆。1978年标志我们个人命运的转折，1978年将成为一个国家的拐点。”
高考制度的恢复使老三届中的这一批人成为时代的幸运儿，赶上了上大学的最后一班车。他们无比珍惜“而立”之年的学习机会，通过刻苦学习和顽强拼搏，成长为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代言人和践行者，最先站到了中华民族再次奋起腾飞的起跑点，攀上中国奔向现代化的隆隆列车，投身改革开放事业的滚滚浪潮。而更多的老三届中的同龄人，却在激烈的竞争中与上正规大学无缘。他们中的很多人，通过长年的不懈努力，凭着执著的追求，靠成人教育或通过自学的方式，弥补了知识贫乏的缺憾，同样完成了从学生到工农兵，又从工农兵到知识分子的转变，成为共和国走向富强的栋梁之材。他们中也有少数人，连自学成才都没有做到，把自己的生命和青春都留给了广袤的农村，或娶妻或嫁人，像当地老百姓一样默默无闻地栖息生活……
当时间把人们带入2008年，老三届新三级这一特殊群体，他们中大的已年逾花甲，小的也年过半百。虽然其间不少人仍活跃在社会的不同层面，但从总体上即将退出历史舞台。当我们盘点这代人的人生价值时，发现尽管他们从30年前改变个人命运的那个时候起，各自在不同程度上找回了逝去的年华和失落的机遇，有的进入国家领导层，有的成为著名的学者或科学工作者，有的成为耳熟能详的作家，还有的成为演艺界的明星，但更多的仍然是普通的干部，普通的技工，普通的教师，普通的医生，即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劳动者。人们在阅读这本书后会发现，尽管他们的人生阅历勾画出不同的轨迹，但仍有那么多的相同之处：“文革”那段反常的特殊经历让他们学会了独立思考和自我反省；插队、做工、从军的经历让他们锻炼了筋骨意志，了解了民情；改革开放30年的风风雨雨又让他们变得成熟稳健，豁达睿智。本书选登的一位来自河北大学哲学系七九级学生、现任包头钢铁学院政法学院院长的王立东，他在文章中这样表达新三级学生的心情：“我们满足，满足当年的清贫不曾削弱我们的意志；我们骄傲，骄傲当年的我们没有蹉跎青春的时光。我们走过贫困、走过慌乱、走过衣衫不整、走过食不果腹；我们走过动乱、走过荒唐、走过民族迷茫、走过苍生凄惶。那是我们幼小的时候，那是我们年轻的时候，那是我们求生的时候，那是我们锻造的时候。虽然已是往昔的岁月，我们记得；虽已是不再的记忆，我们怀恋。我们因贫困而奋起，我们因迷茫而探求；我们因失望而发奋，我们因痛苦而图强。——那是我们生命的流程呦，我们无怨；那是我们青春的激扬哟，我们无悔！”
本书选登的另一位叫吕立宁的北大附中知青，当年到陕西榆次插队，1978年考入山西医学院学习，毕业后从医，如今已到了退休的年龄。她在文章中写道：“我们曾千万次地叹息自己生不逢时，千万次地诅咒那曾愚弄过我们的年代，千万次地埋怨上帝给我们安排了这样艰难的人生。但是现在，当我们走到了中年的驿站时，尽管有无限的遗憾、无奈、委屈，或是侥幸，我们都可以这样说：我们走过来了，随着历史的大潮，我们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我们尽力了，我们将所能奉献的一切，给予了社会，给予了亲人。”“都说这一代人愚、笨、傻。苦，受了一辈子；可到头来，还是一个不会转弯的脑子，一股不服输的倔脾气。当我们回到白发
“青山依旧在，毕竟东流去”。这一代人影响时代或被时代影响的时间已不多了，历史很快会将这一页翻过。然而，作为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特殊群体，我以为这个群体不只剩下了自我咀嚼和难忘回忆，仍有其值得探究的思想价值和历史价值。一位来自北京十三中到山西左云县插队的知青齐每丰在文章中写道：“今天我们追忆那段往事，绝不是在这里顾影自怜，自作多情；也不想怨天尤人，慨叹人生；更不愿撩开时代留给我们的创伤，乞求后人的怜悯和同情。我们之所以追忆那段往事，就是要通过那段经历的反思和回顾，反省历史，感悟人生，告知当代，警示未来……要让后人懂得，不但共和国的建立，需要有人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而即使在和平建设年代，民族的进步，共和国的成长，同样需要有人为其做出牺牲、付出代价。这种代价有时甚至是惨痛的，而代价的承受者唯一的希望，就是这些用热血、热泪、用一代人昂贵的青春所换取的历史教训，能被世世代代永远铭记。”
老三届新三级这一代人经历了新中国最困难和最辉煌两个不同的时期。他们与新中国同呼吸共命运，一起在坎坷中成长，既经受了生活的磨难，承担了社会转型带来的高额代价；也参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并为此付出最宝贵的人生年华，分享了国家和社会进步带来的成功和喜悦。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每个人的成长史，都是新中国的一个缩影。还是这位叫齐每丰的知青写道：“经历过那场人生磨难之后，才使我们真切感知到，每个人时刻都在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风雨同舟，甘苦同在。共和国的命运始终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共和国的前途始终与我们紧密相连，个人与祖国无法分割。共和国永远是我们的依托，没有共和国的安宁和稳定，我们将一事无成，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个人价值和前途。这就是那段动荡的历史留给我们的人生启示，是一代人以青春为代价，所悟出的刻骨铭心的切身体验。”
值得指出的是，老三届新三级这批人中很大一部分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生的。当这本名为《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新三级》的书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共和国同龄人”是他们一生的光环和骄傲，共和国的生日就是他们自己的生日。让我与收入本书的50多位作者，共同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共同期待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本书主编 张 琦
一、我们也曾年轻
吕立宁
作者简介：吕立宁，女，1948年出生。1961年至1968年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学习。1968年12月赴山西省榆次县插队。1976年至1978年在山西省晋中齿轮厂当工人。1978年考入山西医学院医学系，毕业后先后在北京工业大学校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任职。1997年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科学评议中心进修。1999年至2003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科大学）研究员，科研处副处长(正处级)。任中华医学会医学科研管理学分会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医学科研管理杂志编委，《基础医学与临床》杂志副主编，发表相关论文20余篇。
我们曾千次万次地叹息自己生不逢时，千次万次地诅咒那曾愚弄过我们的年代，千次万次地埋怨上帝给我们安排了这样艰难的人生。但是现在，当我们走过了中年的驿站时，尽管有无限的遗憾、无奈、委屈，或是侥幸，我们都可以这样说：我们走过来了，随着历史的大潮，我们度过了人生中最好的年华；我们尽力了，我们将所能奉献的一切，给予了社会、亲人和后代。
都说这一代人愚、笨、傻。苦，受了一辈子；亏，吃了一辈子；可到头来，还是一个不会转弯的脑子，一股不服输的倔脾气。当我们回到白发
从老三届到新三级勾出了我的人生轨迹。1968年12月赴山西插队，1978年10月走进大学，是影响一生的两个转折点，随之带来的是前十年的艰苦和后三十年的拼搏……
进入甲子之年，回首一路留下的痕迹，咀嚼曾经的酸、甜、苦、辣，沉淀下来的全是那些曾震荡过心扉、感动过灵魂的丝丝真情，拳拳付出得到的点滴启迪，给予升华之力的人的本质之美，即使是极微小极平常。
于是，那一段段故事和泪水一起从心底流出。
“饿”的记忆
“民以食为天”这世间第一真理，不知有多少人是饱尝了饥肠响如鼓的滋味后明白的，饱尝过了的人，都知道，那滋味不好受。
当我说到这些时，儿子很不以为然，说谁还没挨过饿。不，我想说的这种饿是没有希望的饿，等待他的是并不能塞饱肚子的食物。按说，我也没有太多资格论说，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还是丰衣足食的，但毕竟多少尝过一些挨饿的滋味，且至今未忘。
我生在兵荒马乱之年，姐姐们说，那时妈妈奶水少，我是靠她们用筷子塞面糊活下来的。那时的饿我无法记忆，是解放初期的讨饭人最早给了我挨饿的印象，那时要饭的可以上门，妈妈总是给他们烤馒头片或其他什么的，从没让他们失望过。
粮食定量是我们从小认为天经地义的事，每长大几岁，家长会高兴地拿着粮本去增加定量。但总还能吃饱。三年灾害让正在长身体的我们留下对“饥饿”的终生记忆。那时，除了粮食，几乎所有的副食和蔬菜也都定量了。家里每餐按定量下米，不管饱没饱，吃完就完了。小学五年级的我第一次尝到吃不饱饭的滋味。父亲带着全家人在楼外种了一片红薯，连红薯藤都当菜吃了。人们互相交流着如何能吃饱的经验。记得当时在人民大学工作的一个亲戚一进我家门就对妈妈说：“吃窝头比吃馒头容易饱。”还有，把菜和米煮在一起做菜饭、面条泡烂了再吃等都能增加肚子的饱感。一个同学告诉过我，酱油拌大米粥可香了，她倒光了食堂好几个桌子的酱油瓶。
初中上寄宿学校，对饥饿的记忆更多一些。课后大家冲向食堂的景象很是壮观。每日8两的定量，没肉没油，对正在窜个儿的孩子是残酷了点。而且吃的粮食五花八门，什么高粱面、红薯面、红薯干、大麦米……红薯面蒸出的馒头是紫红色的，红薯干有时发了霉，不管是什么，也都能咽下去。一次食堂门口搞反浪费的展览，展出的是扔掉的红薯皮，批注是“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有人居然扔掉”。
星期天晚上，大家把从家里带来的黄豆啦，饼干啦等吃食储备起来，攒着一个礼拜吃。我在女孩子里算吃得多的，又是田径队员，得训练，饥饿感更强些，肚子总好像是空空的。一次妈妈专门从家里送来一饭盒萝卜馅饺子，看着我一个个吃完。要知道，从家到学校要倒换两次公共汽车哪。
1963年底情况好些了，学校里可以吃到油饼，有时各桌还可以随便去打鸡蛋汤，遇到这种时候，值日生总是把打来的汤装满我们的碗，再急匆匆地跑去排第二次队。
“文革”期间我们几个女生自愿到门头沟煤矿劳动，每天在煤窑下一干就是8小时，饿着肚子，一刻不停地挥舞着硕大的铁锨，算尝到了当劳动人民的滋味。但那是有盼头的饿，家里的粮票可以随便拿，我一顿能吃1斤2两。
插队更增添了我们对粮食的亲近感。也知道了我们所经过的“饿”，太微不足道了。农民们对饥饿有着更深的恐惧，逃荒年代的饿，公社年代的饿，把他们饿怕了。我第一次听说旧社会人吃过人，新社会也饿死过人……农民是把粮食看成命的。
我所在生产队的口粮还足，虽然吃不到菜，更甭提肉，但五谷杂粮还能吃饱。记忆更多的是劳累时的饿，让人头晕心虚，眼冒金星。
山上梯田分散，加上农时不等人，抢时间比吃饭更重要，常常是什么时候干完什么时候回，骄阳下趴在地里干到下午两三点还吃不上饭的感觉，至今未忘。春天锄谷，夏天收麦，冬天修田，饭都要送到地里，饥饿的人们手上干着，眼睛盯着路口，焦急盼望送饭人的身影出现。饭来了，蜂拥而上，冰凉的小米饭冻成了硬坨子，不管送来的是什么，吃着都香。可谓饥不择食。一次冬日砍柴，我们一大早出发，走到山中已是饥肠辘辘，几枝杏黄色的酸溜溜突然出现，衬着白白残雪，格外耀眼。我们不顾扎手，兴奋地采摘，贪婪地吮吸那酸酸的汁水。说也真神，就那点酸水，解除了难忍的饥饿，支撑了多半天，直到下午背着柴回来。类似记得的还有啃深山中绝对干净的冰块，叫冰梨；在地里烤落下的玉茭；吃生葱……都可以解饿。那年代，我们靠农民喷香的小米饭、玉茭面、高粱面塞饱了肚子，事实上，是我们分吃了他们的口粮。
再以后，“饿”的滋味渐渐远离了我，各种定量逐渐取消，食物越来越丰富，直至今日大家争先恐后地节食。
但，曾有过的滋味不会忘，虽然我们仅尝过一点，这种任何人在生存艰难时都会遭受的感觉。
“石圪塔”的四季劳作
“动弹”就是劳动、干活，特别是指到地里干活。没有考证，这是山西，还是晋中，或仅是榆次的方言，反正侯峪的人是这么说，刚听到时觉得很好玩，人本来不就总是在动弹吗，不会动就死了。细想想，还真有道理，劳动是特殊的动弹，有时甚至是极量的。
山里人认为动弹是受苦人的天职。我们这些来接受受苦人（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插队生，主课自然该是动弹，是受苦。我在侯峪做了将近五年的受苦人，刚干一年的时候，大队长要调我到小学校当民办教师，我谢绝了，说更愿意和大家一起动弹。
春夏秋冬，每天干活都是随着小队长扣蛮一声“动弹啦！”开始的。这声音挑得高高的，拉得长长的，在山谷里回响，社员们随之扛着农具，走出各家门。
各季农活轻重不同，夏、秋更累一些，累活叫“苦重”，反之称“苦轻”。男人们自然是干苦重的，我们女生一般分配和妮子们在一起，可以不必担担子。但这激怒了我们，认为是轻视妇女，并为不给女生买扁担和队长大吵。结果是插队生得胜，每个女生拿到了扁担，从此，扁担也就没下过肩。以至于当时年龄最小的女生方允平直至现在颈后还留着一块硬硬的被扁担磨压出的死肉茧。
春天最常干的活叫“刨堰子”，因为怕牛耕梯田的地边时跌下来，山上所有梯田的地边就都由人来刨。扛着镢头爬到山上，一人一堰分好后，两腿一叉，就开干。“吭、吭、吭……”一镢镢刨下去，不一会儿，身后就开出一道松软的，泛着新鲜泥土气息的长龙。随着有节奏的抡镢，可以瞭望远山近壑，可以自由遐想，有时还会发现山石间一两株红艳艳的山丹丹花。苦的是一天刨下来，腰酸背痛，更要紧的是站在地边上，脚一定要落稳，若踩空就会出大事。一位在另一大队的同学，就因为刨堰子时一脚踩空摔下山，颈椎骨折，幸亏连夜送回北京才得以抢救。
耕地、撒种是技术活，轮不上我们，等谷苗长到三四寸时，所有劳力就都得上马了——锄苗，即把长得满满的一垄谷苗用小锄间开成间距三四寸左右。这活必须抢农时，若锄的不及时，苗长高了，长疯了，地就荒了。因此，一到锄谷，须全村总动员，饭也要送到地里吃。活太紧时，索性生产队包饭，小米饭就着拌小葱敞开吃，这招很有效，从不出工的老人妇女们都会下地。按说，锄苗并不在苦重活之列，但我们却觉得最可怕，最怕那十几个钟头的苦蹲。特别是刚来的第一年，才蹲一会儿，膝盖就受不了了，钻心的疼痛仿佛腿要折了似的，无奈只得爬行，好在穿的都是膝盖打补丁的裤子。爬久了，腰又受不了，又得蹲。就这样，蹲一会儿，爬一会儿；爬一会儿，蹲一会儿。汗水顺着额、脸流下，遮住眼睛，流进嘴里，也滴滴答答落在刚间好的苗上。好容易锄到地头，站起来，透过冒着金星的视线，两垄齐刷刷的小苗迎风摆动。
痛苦的锄苗得干一个月。等谷苗长到齐腰高时，就该上大锄了。记得以前一个电影里曾形容拉大锄是“前腿拱，后腿蹬”，其实农民们认为拉大锄是受苦人最幸福的活了。比起其他的活儿，身体可以很舒展。一人把三陇苗，哗——左一下，哗——右一下，两个垄沟一边一下，向前迈一步，周而复始，动作很有节奏。特别是在心情舒畅时，越干越来劲。手头现在还保留着我当年锄谷时写下的一首诗：“重重丘海接天际，层层绿波起涟漪，喝牛声际送惊鸟，飞锄掠海迎欢喜。”诗后署着：“
放下大锄，就该提镰刀了。我喜欢割麦，层层金黄色泛着麦浪的梯田，看着就喜人，加上熟麦碰到快镰，刷刷就倒的那种感觉，很是爽快。我们都喜欢先挑小块地的割，刷刷几个来回，就结束战斗。再跳到下一层田接着干，一个半天就可以割完一面坡的麦子。打好捆的麦子整整齐齐地码在地里，待人们担下山。担麦子不仅是力气活，也是技术活，要紧的是要牵好担子，这活儿我们只得求人。往往是好心的老汉，他们用长扁担先挑起一捆麦子，放上肩后，再将扁担的另一头插进另一捆麦子，两捆麦子牢牢固定在扁担的两头后，将扁担移到我们肩上。老汉告诉我们，下山担担子要切记两点，第一腿不能软，肩上负重，坡陡时腿就发颤，腿一颤，脚就容易打滑，发生“跑坡”就会出大事；第二要有耐力，担子一上肩，不管多远的路，要一气不歇地担回来，因为一搁下担子，凭自己的力气就绝不可能再牵起来了。开始担时，我们肩压得再痛也只能咬牙忍着，实在忍不住时，就把手垫在扁担下，后来大家都做了厚垫肩。再后来，都学会了换肩——将扁担在后脖颈上一转，两个肩膀倒替负重，就好受多了。下山的路最少也要三四里，每走一步都盼望着到场上扔下担子时获得解放的感觉。
麦子上了场，最怕下雨。夏天风雨突变，有时红太阳高照，忽地一片云过来，大雨点子就砸下来了。届时，队长就像指挥员，全村老小齐上阵，有盖席片的、有抱麦子的。往往还没折腾完，太阳就露出来了，大家又忙把麦子搬出来摊开，以防沤坏了。有时一天就要折腾好几回。那时候才知道，吃到白馒头不容易呀。
说到夏天的雨，不禁想起在山上挨淋的滋味。小雨干活不能停，雨水和汗水顺着脸一起流，也习惯了。大雨可就惨了，山上没有一棵树，瓢泼大雨，如柱的雨水无遮无拦，砸在我们身上，任其冲洗。遇上附近有山洞，大家就可以挤进去，边听老汉们回忆当年逃荒的情景，边盼望队长开恩让回家。队长望着雨，望着天，轻易不会放过我们。等回来换衣服时，全身早已无一干处，就连皮带全湿透了，鞋一脱，能倒出好多水。有时刚换了衣服，雨停了，就又听到队长“动弹啦”的呼叫声，扛着工具再出去。碰到一天连着挨几次淋的时候，连我们都找不到能换的衣服，更甭提只有一两身衣服的农民了。
秋天，这个收获的季节，心情自然很不错。漫山遍野的金黄色，给人一种满足感。最快活的事是收获水果，这里叫“下”，“下苹果”、“下梨”。水果是山里的主要副业，因此，收获的半个来月必须抓紧，摘下来、装筐、运下山、拉走，一环也松不得。给农民的回报是在地里可以敞开吃。于是家家息炊，全村男女老少都上了山，靠水果填肚子，边干边吃。只可惜刚熟的国光苹果还犯酸，吃多了会倒牙；大大的金黄脆梨很诱人，但吃多了更受不了，每块地的犄角旮旯都成了厕所。
深秋时，要背回地里的玉茭和高粱秆，每天往返好多次。最怕的是过山间的小沟、小河。有时逞能，鞋一脱，裤脚一卷，像男人那样淌过去了。但冰凉的河水刺透全身，冻到心里。水太凉时，好心的扣蛮队长总是让大家等着，他先跳下水，在水下垫起一块块石头，供大家踩着跳过去。运气好时，砍倒的玉茭杆里可以找到拉下的玉茭穗，大家高兴地就地烤熟，黑乎乎地就吃，可香了。
冬天本应是受苦人最舒服的日子，但那时的口号是“变农闲为农忙”，学大寨，建大寨田。锄棱、摊土、垒堰、背石头……我们曾要求和男生一样去背石头，为了逞能，捡大个的让人往肩上放，最重可能背过150斤左右的，可自豪了。吃冰碴饭也是当时的时髦，记得有几次天上飘雪花，我们端着送到地里的饭，真快成冰碴了，是就着唾液的热气咽下去的。
这就是我和侯峪的受苦人一起“动弹”那几年过的生活，真实的生活。
干过的这些活儿，各有各的罪，虽都不好受，却并没有太痛苦的记忆。苦中好像总是别有风味。且夹杂着趣事、狼狈与滑稽。像刚开始上山干活时，总要求老乡和我们一起背诵毛主席语录，唱“东方红”，休息时让老乡听我们念报纸。可到了后来，一到地头，总先抢时间睡一会儿。听到队长喊“歇歇啦！”，也马上横七竖八地倒在地头，居然能睡着，还能做梦呢。
那时的我们
发黄的本子，褪淡的笔迹，记录了我们那时的故事，有新奇，有感动，有争吵，有批判，有苦恼，也有迷茫……当年，怀抱美好的愿望来“受教育”，黑窑洞、凉土炕、顶寒风、抡大镢的苦都受了，唯和贫下中农难真成“一片”。现实中的他们总和以往受得的教育对不上号，为这，苦恼、百思不得其解。
那时的我们，一身正气，尽力做着我们认为对的，可农民并不见得都乐意的事。
那还是红彤彤的年代。一进村，屁股后面就会跟着一群要像章的孩子，伸着小手，拖着长长的山西腔“给我一块像——章!”于是，从北京带回很多一毛钱一个的最小的毛主席像章散发。我们建议每天干活前要背语录，面向太阳高唱东方红，社员们也跟着唱。“山里人对主席的感情就是深”，这是第一印象，也是自始至终没改变的印象。
访贫问苦之后，我们自觉寻找着这里的阶级斗争。和社员混熟了，话多了，疑惑也来了。好多人说，这儿的穷都是因为懒，抽大烟，才落到卖地、扛长工的地步。这显然有悖于以前受的教育。听到有的贫农甚至是老革命对解放后依旧如故的穷日子发牢骚时，更是不解。但看到了，他们着实过得苦，与和他们一起革命早走出山沟在城里做了官的亲戚们相比，更是天壤之别。
我们备了一个小药箱，从北京带回各种常用药（是用自己也极少的钱买的），免费给社员。还自学了针灸，治牙痛、腿痛、胃痛都能见效。村里人头痛脑热、小伤小病全来找我们，听到老乡们的几句感谢真比吃了蜜还甜。
还干过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侯峪的上、下村之间有一段又陡又窄的坡路，全村人不仅天天要走，还是上山干活、送粪、担庄稼的必经之路。我们开始时下坡两腿直打战，于是商议，做件好事——修台阶。没承想吭吭地刚铲出几个台阶的模样，就被村民说成搞破坏：“我们的硬脚板可受不了这规规矩矩地迈台阶”，一个住在上村天天要走这条道的小脚老婆婆说：“你们修了这些圪棱棱，黑天我们走道还不把脚拐了？”垂头丧气的我们只好又削掉那些铲得坑坑洼洼的棱子。
大队长李四货是个极精明的人，两个大圆眼珠骨碌碌一转，谁也玩不过。我们和他一直没搞好关系，还吵过几次。第一次是因为安家费问题，那时国家给每个北京知青拨210元安家费。不知谁传出的消息，说队干部要挪用这钱，气愤的我们冲进会场，大加理论。大队长噼里啪啦拨了一阵算盘珠，结果是队里为安置知青还要贴钱。几句话把我们都说傻了。之后得知，对这事，干部们有两种意见，以四货为首的一派认为北京人是飞鸽牌，不如给他们先凑合着，用这些难得的拨款解决点队里的实际问题；对我们最好的老队长却说“人家娃娃大老远从北京来，咱不好好待，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人家父母。”最后不了了之，我们也没住上新房。还有一次吵架是为不给女生买扁担。斗争的结果，我们得胜，代价是肩膀受了好几年罪。
评工分是那时的一大难事，特别是上面号召推行政治挂帅的大寨评工法后，队长更难当。埋头苦干的老实人不敢吱声，有些权势干活偷奸耍滑的人往往得逞。插队生不管那些，最看不惯耍滑头、出工不出力的人，总爱替弱者说话。对想占集体便宜的，小偷小摸的更是坚决斗争。秋收时，一个男生被分配看果树，他白天黑夜守在地里，不许别人随便摘一个，自己跑得口干舌燥也不吃一口。还当众夺过一个老汉正咬一半的苹果。这下，插队生便成了一些人眼中“过于不通人情”的“倔鬼”。当然，也有很通人情的时候，我们养的第一头猪，光吃食不长肉，长成了35斤重的老猪，公社屠宰场不收，批准自行屠宰。我们把薄薄的两扇猪肉分成若干份，送给了很少吃到肉的各家。
农忙时，常有人提出按地块“包工”、“分工”，不管用什么词，我们都坚决顶住，认为是路线斗争，几次在地头和要分工的副队长吵。那个叫艾中的副队长，被我们认定是资本主义自发思想的典型，在外面认识的人多，脑子活，胆子大，经常倒腾点小买卖。想卖点农副产品赚钱却又胆小的人，常求他帮忙。因此，每次运动，艾中都被作为投机倒把的典型受批判。但过后他仍不改，由于路子多，成了大队长的依靠对象。一次，通过他和化工厂的人达成交易，送300斤麦子就卖给队里2000斤化肥（那年头买化肥不容易）。装好麦子的车就要上路，生让我们拦住了，坚决不许他们用队里的财产送人情。现在想起来，当时的队长指不定多恨这些瞎搅和的插队生呢。
70年代初，农业学大寨是叫得最响的口号，村村都要修大寨田，还定下硬指标，深翻土地一人一亩，锄棱刨土一人一亩。农民们真好说话，男女老少齐上阵的场面很壮观。但干劲再大，限时限量的要求也完不成，层层干部只得报虚数。对这些无可奈何的做法，我们怪上面，没怨村干部。
办政治夜校也是我们的创举。第一节开课是庆祝建党50周年，给社员讲党史。讲课人准备了6页纸的讲稿，念了一个半小时。下课时，多数人都溜了，剩下的几个也打了瞌睡。后来，丰富了讲课内容，学文化、念报纸、讲时事……还编了一本《政治夜校课本》，课本除了政治内容，还有农谚和科学种田的简单知识。可惜，这本教材没留下来。
时代变迁，可能连我们自己都读不懂那时的事情和想法了，但是真实的。记录下来，作为一段历史吧。
中国的农民们尊奉着东摇西摆的指令过了半个多世纪。唯不变的，是他们无休止的劳作和仍不算富足的日子。相信，他们终会找到自己的路和真正的好日子。
思念苏平
我们恢复高考后入学的这个年级，年龄参差不齐，大的三十出头，小的才十六七岁。但不管老少，个个都是玩了命地学。教室、宿舍、食堂，每天在这三点间奔波。晚自习时，几百人的阶梯教室总是坐得满满的。渐渐地，一个穿军装高高瘦瘦的女生引起我的注意，她的节奏似乎更快，肩上背着军用书包，手中端着白瓷缸子，每天匆匆地在三点间穿行，昂头挺胸，旁若无人。她就是五十三班的晁苏平，我们逐渐相识，相知，成了好朋友。
她小我五岁，十八岁入伍，在部队干了七年后考入医学院。依她的年龄，“文革”前刚念完小学，数理化都没学过，能通过理科的高考，该多么不易。从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能感到对来之不易学习机会的珍惜，用“如饥似渴”绝不过分。她是年级中少有的几个“兵”，又是共产党员，本应做学生干部，但任凭年级主任动员，她不为其动；不爱开会，不爱参加活动，并为此和年级主任吵过架。因为她的倔，大家不太敢接近她，她多是独来独往，急匆匆地走在教室宿舍间。
可能是我俩投缘，开始是点头致意，聊过一两次后，竟越来越投机，逐渐常交换些学习体会和看法。我们聊天多是在去教室或回宿舍的路上，也算苦读中的一点调剂吧。有时在晚饭后，绕着操场走几圈，聊学的课程，考前的问题，感兴趣的科目……偶尔也谈以前的经历，今后的打算……总之，相通的东西很多，都是直肠子、急性子，都懒得参与与学习无关的事，都见不得周围乌七八糟的事，都恨不得一分钟掰成几瓣地念书……
一起只去了一次离学校近在咫尺的迎泽公园。记得是春天，雨后，园里春光宜人。她跟我谈了她的父母、家人，和她小小出来当兵的经历。讲了她初婚不久的爱人，一个长得很帅的年轻军官，别人曾给他介绍过很多漂亮女孩，都没看上，唯钟情于长得极一般的瘦瘦弱弱的晁苏平。讲到这些时，她脸上洋溢的无限幸福真的改变了平时那张很普通的、近乎于呆板的脸，让我忽然发现她竟是这么美。清秀的面庞，弯月般的双目，甜美的微笑至今在我记忆中。
三年级下学期，苏平告诉我，她怀孕了。读书和孩子都是她的至爱，她只能服从休学一年的规定。休学后，我们常通信，她讲胖儿子给她带来的欢乐，讲在带孩子间歇时学第二外语，还寄过照片。在得知我也怀孕后，让我争取不休学，让我多吃桂圆、山楂。
1982年6月份，收到她的信，说准备把孩子送到奶奶家，自己要突击复习功课了。还寄来他们一家三口的照片，那是极甜美的一家。照片背面写着“
万万没想到的是，这竟是我们最后的通信。
很快，传来苏平患白血病的消息，两个月后，传来她去世的噩耗。这一切，快得令人不可置信。年级派了一个学生会干部赴山东参加她的追悼会，回来讲述了她最后的日子和追悼会过程，我才确信，这一切是真的，苏平永远地离开我了，她走的时刻，离给我写最后一封信，距他们三口的合影日只有两个月零13天的时间。
她的病情发展很快，并发严重感染，特别是口腔，溃疡极严重，可以想见她的痛苦，但她从没呻吟一声，还坚持每天背外语单词。
后来，收到她爱人寄来的追悼会悼词。我颤抖地打开那两页发黄的油印纸，头行写着：“晁苏平同志因患白血病，医治无效，于
我相信这一切，苏平能做到。我能看到她骨子里的那股刚气、倔气，感受到从她灵魂深处迸发出的生命力。
毕业前，又收到过她爱人的几封信，字里行间，流淌着他的哀愁和思念，诉说着由于不少人要给他介绍女朋友而带来的烦恼……
后来，我曾两次去烟台，每次都难以抑制地思念苏平，面对茫茫人海，呼唤着我的好友，和她那个叫做响响的可爱儿子。
写这篇小文，像与苏平的一次约会，不舍得离开。
她走后的24年，是她的同学们大有作为的年代，她本应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会是出色的医师，杰出的研究员，知名的教授，也会是一位好妈妈。但她走了，没有赶上做她曾那么渴望的美好事业。
20多年的工作中，累时、苦时、烦时、怨时，一想到苏平，就觉得不该，比起她来，我们有的已经足够了，只该再多干些，把她的那份也做出来。
苏平，我会永远记得你。你短暂生命所发出的，是独特的，唯属于你的美丽光辉。
甜，总是苦涩的
听说，但凡做甜食时都要加些盐，只有加盐后才能更甜。生活中的种种感受确也是如此。
人生百味中，谁都渴望尝到的甜多些。结果，对甜的渴望越切，感觉也就越少。其实，上帝赋予每人的酸甜苦辣可能都是平衡的，只是甜度各异，有的甜得发腻，有的甜中带苦，或苦中有甜，我属于后者。
单一纯粹的甜味似乎只在小时尝过。那时，一块普通的水果糖块就能得到无穷的满足和快乐。一张奖状、几些赞许或是吃顿好饭、听个好故事，都会高兴之极。最忘乎所以的兴奋还是来自游戏，跳皮筋、跳房子、藏猫猫……每天都是在大人招呼吃饭的呼喊声中恋恋不舍地收摊。小学时住的郊外正大兴土木，到处挖的地基和沟壑，是捉迷藏的最好战场。还常常比赛跳沟，在一道道宽宽的地基前打赌，我憋足劲儿，一准跳过去，常是赢家。
中学后的快乐与越来越多带有政治色彩的东西联系起来，像参加什么重要活动啦，远远地瞭望领袖的伟大轮廓啦，激动得热泪盈眶的我们，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殊不知，那发腻的甜里已被添进了兴奋剂、麻醉剂或是什么更可怕的东西，致使我们在极度兴奋之后，遭受了那么长久的苦痛。
渐渐地，我们尝到了生活中远多于味蕾能分辨的味道，常常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混合味道，有时是两种，甚至多种混合在一起的味道，而混合方式的排列组合，就更是数不胜数了。
甜味多是在这些混合滋味中咂吧出来的。
于是，更习惯于感受奋力后的喜悦，不是别人的赐予，无需旁人的评议，是送给自己的礼物，是呕心沥血的回报。跋涉中坐在每道台阶上歇息时，不都享受过这样的喜悦吗？那是能用全身心感受回味的，加入多种作料的苦涩的甜。
同样是渐渐地，莫名其妙地，减却了对甜的追求，即使对奋力后获取的喜悦，也不再有往日的激情。那企望的甜味似乎融进了跋涉的每一投足，每一喘息，而不是最后的片刻了。方知，余味长久的甜，都带些苦涩，且要在调制过程中品味。
每人都有自己的路，自己的坎，自己的喜怒哀乐，或是命运为你备好的独特味道，或是由自己调制，都必须独自品味吞咽。
平静、慢慢、细细地品尝那份属于自己的滋味吧，甜味存在于感受的过程中。
我们也曾年轻
当坐在同学聚会席上，望着身边头发斑白、既生疏又熟悉的面孔时，我们发现，自己老了；当看到高出我们一头的儿子自信地侃侃而谈时，我们承认，自己老了。
当偶或听到熟悉的儿歌、闲聊起近乎忘却的往事时，当某事恰巧激溅起你记忆长河的水花时，回首一望，你会看到自己走过来的一串串脚窝，有深有浅，曲曲弯弯，有些淡忘了，有些却深深地印在了心里，印在心里的往往是那些走得很艰难的、踏歪了的、陷进泥坑的，或是脚曾被荆棘石砺扎伤，足印尚留着血迹的那些。那是凝灌着我们年轻时的血汗和泪水的脚印，是一个个逐渐变得扎实、清晰的脚印，我们知道，淌出了这串脚印后，就再不会为以后的任何路难住。即使是更高、更险。
我们曾千次万次地叹息自己生不逢时，千次万次地诅咒那曾愚弄过我们的年代，千次万次地埋怨上帝给我们安排了这样艰难的人生。但是现在，当我们走过了中年的驿站时，尽管有无限的遗憾、无奈、委屈，或是侥幸，我们都可以这样说：我们走过来了，随着历史的大潮，我们度过了人生中最好的年华；我们尽力了，我们将所能奉献的一切，给予了社会、亲人和后代。
在那冷落多年的老箱子角落，也许还静静地躺着已发黄的日记本；在那已被虫蚀了的老相册中，映入眼帘的是稚气的红领巾、傻乎乎的小辫刷、带着时代标记的服饰以及兴奋中带有迷茫的面容……那就是我们的青春，饱含着我们这一代人欢笑和泪水的青春。
红领巾时代，伴随着欢笑、歌唱，我们曾用自己的小手拾过铁钉、挖过蛆蛹，高举着鲜花接受主席的检阅。那时，我们被告知也自以为是最幸福的一代。步入青年，我们过早地品尝了政治斗争的严峻、人世间的冷暖；顶着强硬的山风，我们迈进了生活，用未成熟的臂膀担起了现实赋予我们的一切。那时，我们以为是被时代抛弃的一代。大地回春后，兴奋之极的我们那么急切地想抢回时间，开始新的奋斗和追求。为了实现应有的价值，为了承担社会家庭的责任，我们尽力做着该做的一切。20多年日日夜夜地做着，无声无息地做着，也终于明白了，我们是过渡的一代，是承前启后的一代。我们累了，真的累了。
都说这一代人愚、笨、傻。苦，受了一辈子；亏，吃了一辈子；可到头来，还是一个不会转弯的脑子，一股不服输的倔脾气。当我们回到白发
当我们凭着这些，仍在一如既往地做着的时候，会突然发现，一个你不熟悉的、瞬息万变的全新世界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你意识到：需要补充，需要更新，需要适应，需要转变，需要重创新的起点。当我们做好准备并自认为有能力面对这一切时，又被告知，你的时间到了，这一切结束了！
是啊，人不能愚蠢到忘记自己的年龄，也需承认新陈代谢这最基本的自然规律。还是以自己生就的秉性对待吧，无须累赘，快快打点自己的行装。
一种茫然，以前曾多少次让我们困惑的感觉又来到了身边，在那北风呼啸的山间小路上、狂风暴雨的不眠之夜里……人生似乎画了一个圆，又回到了原点。可能在结束一段人生经历时都会有这种感觉吧。不管怎样，你得承认，生命中这段最宝贵的时光，对于我们，已经结束了。
世上最公平的是时间，它无私地将无言、无形、最平常而又最神秘的时空让世人同享。每个人都会经历他一生中的不同时代，人的一生就是告别一段段经历的过程。重要的是每一段都让我们收获了新的启迪。
感谢艰苦和挫折留给了我们虽带内伤但仍皮实且坚韧的体格、怀抱感恩且易满足的心态、脚踏实地不愿言输的精气神儿，更感谢遇上了今生尚未享受过的宽松空间。
让一切重新开始吧，凭着我们心中盛满的爱，没有奢望，没有目标，只求有益，只求欢快。我们会永远记住属于我们的年轻时代，享用她给予的回报，珍藏那颗尚未熄灭的青春火种，充实生命还留给我们的空间。
二、我和《金凤银凤》的故事
崔明钦
作者简介：崔明钦，男，生于1947年6月，山东省莱西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1969年高中毕业后，历任小学民办教师、中学语文教师、莱西县委组织部干事、县委宣传部科长、公社党委副书记、县文化局局长。1985年11月调任青岛市黄岛区文化局局长。1994年10月调任农业部黄渤海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驻烟台）办事处主任、副处长、处级调研员兼中国《渔政》杂志总编。现已退休。20世纪80年代以大型吕剧《不飞的孔雀》饮誉家乡剧场，90年代初以《金凤银凤》《乡里情》两部电视剧，响彻艺坛。此外，还创作发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对口剧等。
离妹妹报到的时间只剩下三天了。姐姐骑上车子，从天亮跑到天黑，跑了几十里路串了五家亲戚，只借了30元钱。回到家里，她一头撞到炕上，上气不接下气地对二妹说：“妹妹，你考上大学我比什么都高兴。可我实在没有法子了……”一看这种情况，妹妹只觉得鼻子一阵发酸，动摇了继续深造的信心。她知道这个家庭不到三年时间，父母先后去世。为了我和小妹妹，姐姐已经够苦的了。单是这些就够我这一辈子报答的了。我尽管被大学录取了，但无论如何也不去了，不能再把姐姐拖累垮了……
由我根据真人真事创作的电视剧《金凤银凤》（上、下集），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先后在全国50多个省市级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播出，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共鸣。回忆起这部电视剧的创作过程，至今仍使我记忆犹新，终生难以忘怀。
农村改革乍暖还寒的1982年初秋，我时任山东省莱西县委宣传部社会宣传科科长，正受命在本县姜山公社岭前村驻点，落实农村生产责任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知离岭前村五华里外的前保驾山三村，是胶东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支部诞生地，眼下考取了历史上第一位女大学生。但因为父母双亡，家境贫寒，本人决定放弃北京化工学院的入学资格……
这条传闻使我百思不得其解。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彻夜难以入眠：北京，大学，多么美好的字眼和向往啊！我1966年作为红卫兵代表第一次来到首都北京，尽管住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搭建的席棚里，但心潮激荡，暗自表示回到家乡莱西二中以后要发奋读书，争取在不远的将来叩开北京高等学府的大门。然而好梦不长，“文革”疯狂的力量突然把全国各地大学的校门都紧紧地关闭了……而今，这个女孩子赶上了恢复高考的好时光，并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被北京的高等学府录取了。这应该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可她偏偏要放弃，这里面肯定有隐情。作为一名国家干部，我不能听之任之，袖手旁观，我要亲自到前保驾山三村的女孩家了解情况，一探究竟。于是，第二天我就带着驻村工作组的刘国金干事，一起骑上自行车来到了前保驾山三村，经过打听终于找到了那女孩子的家。
门开了，一位单薄矮小的姑娘愣愣地站在一旁，她就是姐姐姜福寿。我们说明来意后，她把我们让进了院子。我们环顾四周，天灾人祸确实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半院凄苦、半院清贫：考上北京化工学院的二妹姜福贵在没精打采地干活，还有三个不懂事的小妹妹面黄肌瘦，蹲在墙角边玩耍。猪圈里空荡荡的，长满了野草。那三间破旧低矮的小房被风掀去一片片茅草。接着我们便和姜福寿、姜福贵姐妹二人交谈。随着谈话气氛的缓和，姐妹二人终于敞开了她们的心扉。围绕为什么放弃上大学资格这一主题，我们被一种悲壮、昂扬的精神力量震撼了 ……
三年前的一个黄昏，秋风卷着碎叶，黑云遮住了月亮，村子里的大街小巷空无一人。突然从村头传来了一阵阵呼天抢地的哭声。在这三间用土坯砌成的茅草屋里，在昏暗的灯光下，这个家庭的父亲——姜风山，左手握着大女儿的手，右手握着二女儿的手病故了。他撇下了姜福贵一个多病的母亲和她姐妹五个。姐姐姜福寿22岁，已经订婚；年仅五岁的小妹妹，还要别人哄着；姜福贵是五姐妹中的老二，刚满15岁，正在高中读书。父亲的去世，给她们全家带来了无限的悲痛。一家老小守在死者的灵前，抱成一团，整整地哭了一夜。
料理完父亲的丧事，母亲眼瞅着这个贫困的家庭和几个年幼无知的孩子，想到自己有病的身体和大女儿的出嫁，心里不是个滋味。她知道要把这个家庭支撑下去，只有叫姜福贵退学，再无其他的办法了。
母亲把姜福贵叫到跟前。她用一双颤抖的手抚摸着女儿，许久才说：“二嫚，你爹不在了，你姐也快走了，实在供不起你念书了。”姜福贵理解母亲的心情，但预感到自己再也不能上学了，第一次违背了母亲的心愿，一头扑在母亲的怀里，一个劲地苦苦央求说：“妈，我念书能行，我不退学，叫我念吧……”母亲的心好像被撕碎了，哪一个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多读一点书啊。母亲流着眼泪，望着膝下的女儿，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她爹病重时，还嘱咐孩子好好念书。她爹一死，就不让孩子上学了，真对不起她爹啊。母亲抬头看了看站在一旁抽泣的大女儿，又看了看蹲在墙角的三个不懂事的孩子，抱头大声地哭了起来：“孩子，妈没有办法啊……”
姐姐走到母亲身边：“妈，别哭了，咱好好想想再有没有别的办法。”福贵似乎感觉到在姐姐身上还有一线希望，只要姐姐同意，她就能继续念书。突然，她跪在姐姐的脚下，两眼直直地望着姐姐：“姐姐，好姐姐，让我念书吧，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姐姐的泪水像泉涌似的夺眶而出，她急忙弯下腰，深情地把二妹扶起来，紧紧地抱在怀中，“二妹……”姐姐哽咽地说不下去了。
自从父亲去世，姐姐就考虑到二妹能否继续上学的问题了。她想得很多、很细，可是一直还没个准儿。如果让二妹继续上学，全家老的老，小的小，这就意味着当姐姐的一个人要挑起这副家庭的重担。自己吃点苦没什么，可自己已经跟人家订婚了，婆家早就催着办事了。自己一走，家里怎么办呢？要是不要二妹念书，家里的事情虽然好办多了，可这不就断送了妹妹的前程，这不叫妹妹埋怨一辈子……不，我要当好一个姐姐。她理好二妹那蓬乱了的头发，然后对母亲低声而有力地回答说：“妈，家里再大的困难我一个人担着，二妹不能退学，念!”母亲沉重地点了点头，老泪一滴一滴地落到了地上。
一年过去了，两年又过去了。两年不算长，在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对姐姐来说，又是多么漫长啊！她为了能让二妹在学校里安心学习，起早贪黑地下地干活，料理家务；精心侍候有病的母亲，好好照顾三个年幼的妹妹。她不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婆家看她一天天消瘦成这个样子，心疼得曾先后三次催她结婚，都被她说服了。婆家只好给她送来钱，送来衣服，在经济上帮她一把，叫她少出点力。可她把钱全部都用在二妹念书上了，新衣服也给了二妹，自己从来舍不得破费一分钱。平日，每顿饭她只用一个鸡蛋一勺面给有病的母亲做半碗面条，有时小妹在跟前就多做一点。她和姐妹们很少吃菜，只有二妹星期天回家，才肯到大队菜园买一角钱的青菜，全家人跟着改善一次生活。家庭的日子尽管是清苦的，但每当姐姐看到学校寄来的二妹各学科优秀成绩的通知书时，她的脸上就露出了平时很难见到的笑容，心里就充满了希望。
秋去冬来，姐姐天天扳着指头算：再过七个月，二妹就要高中毕业参加大学招生考试了。她盼望着，等待着。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她的母亲病重入院了。
经过检查，公社医院决定对母亲做大手术，并让姜福寿把亲人都叫到跟前。姐姐预感到母亲患病不轻，应该把亲人都叫来。可除了唯一的一个懂事的妹妹在县里读书外，哪里再还有能帮助她出主意、想办法的亲人呢？而二妹正在复习功课，准备期末考试。如果让她回来，岂不增加了她的精神负担，影响她的学习。经过再三考虑，她认为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让她回来。
手术进行了四个多小时。当护士用担架把母亲抬出手术室时，姐姐看到母亲的脸色是那样的苍白。八天以后，医生通知她们出院。母女俩真是喜出望外，没想到治疗得这样顺利。一回到家里，东邻西舍的婶婶们就对姜福寿说：“大嫚，该把你二妹叫回家来看看了。”可是，她只笑不点头。她是想，等过些日子，把母亲的身体补起来，脸色好看了，再叫二妹回家。
天有不测风云。在家住了两天以后，公社医院突然给姜福寿捎来了口信，叫她务必抓紧时间亲自去一趟。好心的盛大夫把她叫到了跟前，半天才对她吐露了真情：“小姜同志，经过我们去县医院切片化验，你母亲患的是胃癌，并且癌细胞已经扩散。回家以后，拿出你做女儿的孝心就是了……”
顿时，犹如一瓢冷水浇在她的身上，使她从头顶一直凉到脚后跟……
母亲的病情在一天天加重。二妹从在学校当炊事员的表哥那里得知母亲有病的消息后，请假从50里路以外的学校回家看望来了。一走进院子，她就问姐姐：“妈的病好些了吗？”姐姐强作笑脸点了点头。妹妹又问：“妈住院共花了多少钱？”姐姐答道：“不多，才80多元。”其实。妹妹哪里知道母亲患的是不治之症，哪里知道母亲在医院住了八天就花了230多元呀！二妹对姐姐说要多住些日子，照顾照顾母亲。可姐姐硬是把二妹撵回了学校。临走时，她再三嘱咐说：“回去一定要安下心来学习，不要挂念家里。以后有什么事，叫表哥跑跑就行了，你尽量不要回家。”姜福贵回到学校以后，知道姐妹们平日很少吃菜，自己也不忍心每星期吃三顿熟菜，而悄悄地改成了每星期只吃一顿，其余每顿饭都是咸菜疙瘩就着窝窝头。她想多节约几角钱，减轻一下姐姐的压力啊！
离高考只有20天的时间了，母亲的病情在急剧恶化。她骨瘦如柴，脸色苍白，肚子疼得在那仅剩下半张席子的炕上滚来滚去，两只拳头不停地捶着炕面，口里不断吐出黑色的血水。
姐姐心如刀绞地望着母亲，不知如何是好。她痴呆呆地站在炕前，两只泪眼望着母亲，任那泪水滴落下去……
经过一番挣扎，母亲又恢复了平静。她把头歪在一边，闭上眼睛，一动不动。姜福寿俯在母亲耳旁，轻轻叫了一声妈，母亲没有答应。她知道，母亲已经不行了。此时，她感到无比地悲哀和恐惧。妈呀，打从听说你患的是癌症那天起，俺就明白你迟早会有这一天。可小妹们还不成人，她们不能过早地失去母亲；哪怕你躺在炕上永远不能活动，孩儿也甘愿来陪伴你，伺候你。你来到这个人世间辛勤劳累了几十年，应该得到的东西至今还有好多好多没有得到：你还没同俺姊妹五个一起照一张“全家福”相片；还没有喝我结婚的喜酒；还不知道我二妹今年考大学的消息……姐姐轻轻地搬起了母亲的头，又一次呼唤着母亲。母亲还是没有答应，而呼吸更微弱了。姐姐跳下炕去，急忙出门找她三个妹妹去了。
当姐姐拉着她三个小妹妹赶回家的时候，母亲已经停止了呼吸。这个家庭中的又一根支柱倾倒了。三个小妹妹一看，便一齐扑倒在母亲的遗体旁号啕大哭起来。姜福寿站在一旁，用牙把嘴唇都咬破了，但却没有流泪。她知道，为了母亲，自己的眼泪已经流干了，剩下的只有她的极度悲哀而导致的麻木。平日，她怕小妹妹们看到母亲的病情难过，总不让她们靠前，不许她们流泪。现在，她愿意让三个小妹妹扑在母亲的遗体旁大哭一场，从而使她们那幼小的心灵里能把“母亲”这两个字深深地烙上。
有人让姜福寿把二妹叫回来，最后看母亲一眼，可姐姐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她相信，等二妹高考结束回来，如实对她把话讲开，一定能够得到她的谅解。
母亲殡葬了，姜福寿像做了一场噩梦，当她刚一苏醒过来的时候，便在小油灯下提笔给二妹写了一封长信。她觉得，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公开表白自己对二妹那种炽热的、纯洁的感情。她千嘱咐，万叮咛，鼓励二妹要沉着应考，莫慌张，拿出最好的成绩向亲人汇报，向祖国汇报，而家中不幸的消息却一字也没有透露。
离高考还有三天了。校园里，人人都为高考而紧张地准备着。
伙房炊事员——姜福贵的表哥来到姜福贵的班主
“
“你看呢？”
“我同意表姐的看法，高考结束前不想叫她知道这件事了。”表哥回答得很果断。
最后一场考试就要结束了。
太阳落山了，晚霞映红了西天。姜福贵和表哥骑着自行车，各自以不同的心情，走在回家的路上。姜福贵用节省下来的助学金为母亲买了两包精制饼干，挂在车把的左边，前后晃个不停。当他们离开了车来人往的交通要道，拐上了行人稀少的岔道时，表哥按照
“妹妹，实话告诉你，我舅妈，她……”
“她怎么啦？”姜福贵急切地追问着。
“她不在了……”表哥哽咽着说。
姜福贵愣住了。手里的车子“哐”的一声摔倒在路旁，饼干散落了一地。她突然跪在地上，用一双哆哆嗦嗦的手把饼干捧到胸口。随即而来的，便是一阵撕肝裂胆、催人辛酸的哭声……
离妹妹报到的时间只剩下三天了。姐姐骑上车子，从天亮跑到天黑，跑了几十里路串了五家亲戚，只借了30元钱。回到家里，她一头撞到炕上，上气不接下气地对二妹说：“妹妹，你考上大学我比什么都高兴。可我实在没有法子了……”一看这种情况，妹妹只觉得鼻子一阵发酸，动摇了继续深造的信心。她知道这个家庭不到三年时间，父母先后去世。为了我和小妹妹，姐姐已经够苦的了。单是这些就够我这一辈子报答的了。我尽管被大学录取了，但无论如何也不去了，不能再把姐姐拖累垮了……
听完姐妹二人这段感人肺腑的诉说，我心里不仅一阵阵发酸，而且对姐妹二人肃然起敬的感觉也油然而生。我感到责任重大，马上带干事找到村干部，建议给予帮助。然后又马不停蹄地冒雨摸黑赶到县城，向有关领导作了汇报。并于当夜打了长途电话，向其所在的姜山公社党委通报了情况。党委书记苏臣升当即表示，先从现有的救济款中提取300元，送姜福贵上大学。至于家庭中的困难公社党委将与大队党支部专题研究，要想办法使她家尽快摆脱贫穷，早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听了苏书记的表态，我的心一下子踏实了许多。
第二天，前保驾山三村老支书刘学辉代表公社党委把300元现金和大队干部主动凑集的脸盆、毛巾、粮票、鸡蛋等，亲手交给了姜福贵。他语重心长地说：“孩子，家里的事有我们大家，你只管放心地走吧！千万要记住，你是我们胶东第一个党支部的后代，你要成为又红又专的人才，为咱家乡的父老兄弟们争光！”多么温暖的慈母之心，多么感人肺腑的教诲！晚上，姜福贵拿起老支书赠给她的笔，在大红本子的扉页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四行大字——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
列车穿过峡谷，越过大河，在笔直的铁路上全速前进。姜福贵从书包里拿出了那张大红的《贺信》，又一次细心地看了起来。“亲爱的新同学，你能在首都北京上大学确实十分荣幸。现在，能上大学的人只是同龄人中很少的一部分。当你们的志愿得到实现的时候，应当牢牢地记住，可爱的祖国给我们健康成长，开创了美好前景。光荣、荣誉离不开党的培养，离不开中小学老师辛勤的教育，离不开父辈和兄弟姐妹们的支持。让我们一起向哺育我们的园丁们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是的，”姜福贵抬起头，“正是他们让我取得了上大学的资格，正是他们给我铺好了通往北京之路！”
转眼到了1983年。农历的
福贵离开我家以后，我思绪万千，百感交集：在她身上，我只不过多说了几句话，这是我们国家干部乃至每一个公民的本分，而她竟这样地难以忘怀。她刚到19岁啊！我突然觉得，在她身上，我还有没做完的工作。于是，我又全面地调查了解，在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素材以后，于病床上忍受着腰部的疼痛，写成了报告文学《在通往北京的大道上》。文章在青岛的一家刊物上发表以后，在我们当地，在姜福贵所在的大学里，均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1986年，因为工作的需要，我被调到青岛市黄岛区任文化局局长职务。秋天，姜福贵给我来信说，她考取了工业管理工程专业研究生。家里姐妹们也越来越好，当地政府和村里对她家各方面照顾得都很周到。为此，《青岛日报》又以《可贵的第二股力量》为题作了宣传报道。
一个农家孤儿，上了北京的大学，又考上了研究生。她以女孩子少有的刻苦努力，步入科学知识的殿堂，赢得了人们的赞誉，但姜福贵没有陷入无边的自我陶醉之中。她心里明白，如果没有姐姐一颗金子般的心，没有老师辛勤地栽培，没有社会各方面的支持，自己绝对不会有今天的。据此，我又根据报告文学的素材，重新进行构思，写出了电视文学剧本《金凤银凤》。剧中的女主人公金凤就是姐姐姜福寿，而银凤则是现实中的二妹姜福贵。
剧本很快被上海电影制片厂看好。上影厂实力派制片主任毕立奎亲自组建剧组人员，决定由著名导演吴天忍执导该剧，上影青年演员张芝华和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系学生童欣分别扮演姐姐金凤和妹妹银凤，并邀请八一厂著名老演员高宝成参加演出。1988年5月，该剧在姜福寿、姜福贵姐妹的家乡莱西县正式开机拍摄。由于得到当地各级的大力支持，全片只用了九天就完成了拍摄任务。后期制作中，上影著名作曲家吕其明、著名指挥家陈传熙又承担了该剧的作曲和指挥任务。
《金凤银凤》自1988年7月开始，在上海电视台等全国50多家省市级电视台陆续播出。
——《解放日报》在
——《文汇电影时报》在
——中共山东省委主办的《支部生活》在1989年第8期上刊发《向你介绍电视剧〈金凤银凤〉》的文章，专门为读者介绍剧情，称赞该剧集中表现了20世纪80年代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是近几年来少有的一部有教育意义的好电视剧。
——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聂宏刚在为该剧撰写的评论中称道：“《金凤银凤》在挖掘人物心灵的纯美，或者扩而大之说是褒扬民族传统上，具有魅力。”“金凤是一个传统式的贤良妇女的形象，她体现了我们民族的优良品质。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感谢作者，他使我们在金钱的毫光耀得眼晕时，感受到了另一种光彩，那就是民族的道德之光。它的清纯，将有助于我们反观自身，在渐次富裕起来的时候，我们究竟失掉了什么没有……看《金凤银凤》之初，我很感动，但却没怎么去想被感动的原因，现在我忽然明白了，正是在对优良民族传统眷恋这点上，我们发生了共鸣。它的鲜活的感觉、浓烈的时代意绪、率直粗朴的情调，都热辣辣地逼近我们。但愿我们能够与它共鸣。”
——青岛作家林天佐在《青岛日报》发表的观后感中称剧中的金凤、银凤“质朴、鲜活、纯真、善良。像从阡陌上刚刚撷彩的两朵野花，虽无牡丹的艳丽、芍药的清雅，却是带着泥土的芳香、生活的朝露，那样的真实而亲切。”“两个女子的超人毅力与顽强奋争精神，终于走出生活的低谷，迎来了百花吐艳的人生春天。”
——金凤、银凤所在家乡的莱西县委书记张成堂，在全县召开的三级干部大会上，号召大家都要看电视剧《金凤银凤》，从而受到教育，把全县的扶贫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推向新高潮。
随着电视剧《金凤银凤》的热播，全国许多青少年观众给《中国青年报》去信或电话，询问现实中金凤和银凤的情况。为此，《中国青年报》专门为我来信，要求我从反新闻的角度，用金凤、银凤的真实姓名，向全国关心金凤、银凤的读者介绍这一事件前前后后的背景和情况。于是，长篇通讯《人间自有真情在》便在
《金凤银凤》的故事结束了，但由此给我带来的诸多思考还在继续。我想：成就这个故事的真正主人是现实中的金凤、银凤，是社会各界正义的力量。作为我个人自始至终只是起到了一点穿针引线的作用……
创作必须源于生活。文艺工作者必须为时代讴歌，为人民立言。先做人后做事，先是党员而后才是剧作家。这是《金凤银凤》带给我的最深切的感受。
三、那个年代的故事
牟新艇
作者简介：牟新艇，男，祖籍山东，1950年生于湖北红安，长于军队大院。北京二十五中1966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赴山西插队，后返京当工人。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管理系。从事过团委党务、企业管理、经济研究、领导秘书工作。1985年进入新闻界，自1986年起，先后采访了八届、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全国政协会议，成为“两会”采访的资深记者。在担任杂志社社长、报社副社长、总编辑期间，自己勤于写作，20多年来，大约发表了近100万字各类文章。现任消费日报社副社长兼购物导报总编辑。
我在瞬间想到了很多，只有经历过政治风云变幻的人才会有如此的“政治敏感”！只有遭遇过政治运动磨难的人才会有如此的“政治远见”！然而，最让我震撼的是：在抄家那种生死难定的紧要关头，他居然敢瞒着红卫兵，冒死把这样一张小小的纸证藏了起来，且极有心计地带在了遣返回乡的路上！他的智慧更在于：如果在当时把这张“选民证”出示给红卫兵看，那无异于向红卫兵的权威挑战！这张“选民证”不但会被撕得粉碎，而且接下来将会是一顿更加可怕的痛打（因为我曾亲身经历过这样的场面）！他深知这张选民证就是他政治生命的护身符！他像保护自己的命根子一样，把这张选民证深藏了下来，而且一藏就是20多年！
1970：那可怜的四本书
由于工作关系，我在《书市周刊》编辑部里可以接触到各出版社寄送来的大量出版的新书。每每看着那些堆放如小山般的书刊，都会令我想起那个“无书可读”的年代……
1970年冬，因为插队繁重的体力劳动导致肝炎复发，我由山西“病退”回北京，成为在“家”养病的“社会青年”。“家”之所以带引号，是因为一间
“养病”除了吃药再无手段，而且肝炎只能养还不允许锻炼。这样一来，终日无事可干，唯一能做的，就是读书学习了。
读什么书呢？受那个“读书无用论”时代的影响，只有也只能读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及毛主席著作。我拟定了学习计划，开始了自觉的“刻苦攻读”。之所以用“刻苦”二字，是因为每天上午8点至11点，下午2点至5点，晚上8点至11点，就是说，一天最少读9个小时的书。这样的“刻苦”果然很有成效，我很快通读完了毛选1—4卷及马恩列斯的主要论著，同时还写下了几大本读书笔记。读书的“计划外”收获，则是通过查阅字典，认识了大量的生僻字，以至于我在后来高考语文答题时，20分的字词注音题，我得了19分。学，而后知不足。随着读书的进展，特别是以一个初中毕业生的文化水平，去攻读伟大革命导师的原著，常常感到知识的匮乏，很多地方读不懂，理解不了。这使我强烈地感觉到必须加强历史知识、文学知识及社会学知识的学习，甚至包括提高科普知识。因为这几位革命导师常常在他们的论述中，涉及古今中外，引经据典，诗词歌赋，天文地理，甚至是数学公式推理、化学分子式方程解析、物理专用名词等等。你不懂、不理解、不知道这些“常识”，就根本无法理解他们的论述、推理与论证。但是到哪里去找这些书呢？
我把这些苦恼告诉了前来探望的女友，她从小就酷爱读书，因此颇有同感。但除了无可奈何地安慰我几句，似乎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大约两个多月后的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刚出门，正要赶往永定门火车站去送插队的同学，在胡同里碰上了女友。她兴奋而又神秘地把我拉到一旁，四周观望了一下看见没人，便从书包里拿出用报纸包着的一个纸包递给我说：这是我从同学王小娅家悄悄借出来的几本书，她千叮咛万嘱咐可千万别叫外人看见，阅毕迅速归还！最重要的是不能给她父亲惹麻烦，因为他还在被审查中！
王小娅的父亲是中国著名美学家、美术家王朝闻，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毛泽东选集封面上的毛主席浮雕像就是他设计制作的。由于女友同王小娅是景山学校最要好的同学，且经常在一起议论对“文革”的种种不解和不满，惺惺相惜，这才冒着风险把书借给她。
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纸包，随手翻了一下，一共是五本书：《中国文学史》上、中、下三册，是中国文学研究所编著的；另一本是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的《中国通史》，还有一本是《马、恩、列、斯、毛泽东附普列汉诺夫论无产阶级专政》。我如获至宝，掩饰不住心中的狂喜，把书重新包好从口袋里拿出一个“运气网兜”（一种用尼龙细绳编织成的网眼很大的网兜，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常常随身携带以便碰上便宜货当即参与抢购，被谑称为“运气网兜”）放了进去，挂在车把上，和女友告别后，急速向火车站赶去。
由于路上耽搁了时间，当我提着尼龙网兜急匆匆赶进站台时，火车就要启动了。我找到同学所在车厢，隔着窗户刚要说话时，两名戴着“纠察”标志红袖章的解放军战士走到我身边，快速而又凶狠地从我手中一把夺过尼龙网兜，大声喊道：这里边是什么？我当时愣了，旁边的人也愣了，连车窗里的同学也全都愣了，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稍顷，我本能地冲了过去要抢回网兜，一边急切而又大声地说：这里边除了几本书，什么也没有！我的身边迅速围过来很多人，他们都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当听到我说不过是几本书时，众人的表情都放松了许多。有一位戴着眼镜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大胆地说了一句：难道看书也犯罪吗？解放军也管得太宽了吧！我当时心里也认为，他们可能是在查火车违禁品，几本书能算什么呢？没想到一名解放军战士也大声地回应道：我们查的就是书！毒草就是不能看！他的话让我的心骤然一紧，临来时女友叮嘱的话顿时在耳边炸响，我惹祸了！懊悔和害怕交织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我哭求着对那两名解放军战士说：那几本书都不是毒草，快还给我吧！话说完，我竟然失声大哭起来……伴着我的哭声，火车响起了汽笛，我这才想起车窗里的同学，投眼望去，他焦灼而又无奈的眼神里，似乎还带着些安慰的表情，随着火车徐徐开动，在不停地向我挥手道别，直至远去……
火车开走了，人们却更多地聚拢过来，里外三层围了个水泄不通。一位稍微上了点年纪的老者对我说：学生，你说不是毒草，那包里到底是些什么书呢？我即刻向他，也向解放军战士，更向周围所有的人报出了那几本书的书名。
话音刚落，围观的人们便七嘴八舌地说开了：“什么世道！难道连这些书也不能看了吗？”“毒草还有个标准吗？谁定的？”“解放军这么随便没收书，谁给你们的权利？”刚才问我话的那位老者也发话了：“解放军同志，我们同意毒草不能读，而且还应当批判！但是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学史总不能不让人了解吧？这些书不应不让人读吧？历史就是历史，总不会有香花毒草之分吧？”
听到这些声音，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动在我心中升腾，“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这句话又在我耳边响起，我似乎看到了把书要回来的希望……
一名解放军战士挺胸站了出来，他当众撕开了报纸，验证了一下那里面的几本书，随即面向周围的群众，用似乎训练过的声音开始他的宣讲：“革命的同志们，无产阶级的广大旅客们，我们是××××部队驻车站巡查小分队。最近，中央文革下达了重要指示，利用读书来进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特别是最近社会上流传的手抄本：什么《少女的心》又叫《曼娜回忆录》《第二次握手》《一双绣花鞋》等，都是散布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毒害青少年，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他们反革命复辟的罪恶目的，我们革命群众一定要提高警惕。我们执行收缴图书的任务，正是奉中央文革的指示，希望广大革命群众理解。”
讲完这些话，他又话锋一转，软中带硬地说：“我们同时希望广大群众不要聚众围观，要提高革命警惕，不要给阶级敌人空子可钻。更希望相信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的政治思想觉悟，完全有能力解决今天的问题，而不要影响我们执行任务！现在火车已经开走，请大家散开回家！”
接着，他面对我说：“这位学生到我们执法站来谈，有什么问题到那儿解决。”
听完这话，一股寒气在全身弥漫，我求救似的看着周围的群众，希望他们不要走开，否则，后果难以设想……
然而人们还是渐渐散去了，有几个愤愤不平的人在对两名解放军战士申诉什么，战士用微笑和点头送走了他们，最后只剩下那位戴眼镜知识分子模样的人还在大声劝说战士立刻把书还给我，此时我看到战士的脸色已开始变得难看，一名战士厉声呵斥道：“这里已经没有你什么事了！该怎么处理是我们的事，你是不是想跟我们走一趟？！”这突然变化的态度令他吃了一惊，他在向我投来同情的眼光后也开始离去了，只是边走边嘟囔着什么，我听清了其中的一句，那就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
此时，我只有低着头，默默地跟随他们去执法站了。一路上我在盘算着，如果书真的要不回来也就算了，但决不能说出书是从哪里借来的，决不能把女友、王小娅、王朝闻牵扯出来而闯大祸！虽然心里在这样想，但全身仍冒出阵阵冷汗。
进到执法站，一名战士把书往桌上一摔，立刻问道：“这书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带到火车站来？”我回答说：“这书是我家的，同学在山西农村插队没书可看，我带到这儿准备送给他，这不还没给成就让你们抢去了！”“什么叫抢？告诉你这叫没收！”一名战士纠正我的说法，“你小小年纪不好好学习马列毛选，看这些书干什么？”说完，他翻开《中国文学史》，边指着一些文字边对我说：“你看看，你看看，这里面除了帝王将相，牛鬼蛇神，就是才子佳人，这都是封建主义糟粕，是毒草，看这些会中毒的！”我反驳说：“不对！毛主席著作中就有很多地方提到这些！”另一名战士接过话来，“毛主席什么思想水平，你什么思想水平，毛主席可以批判地接受，你行吗？还想跟毛主席比！”
“我没和毛主席比，就是想读懂毛主席的书才去看这些书！”
“你还嘴硬！告诉你读懂毛主席的书首先要满怀无产阶级的革命深情，有了阶级感情，没有文化也能读懂毛主席的书，毛主席的书就是写给广大工农兵看的！谁说一定要读那些乌七八糟的书！”
“我也是准备批判地看这些书！”
“你人不大还挺滑头！你有这个批判能力吗！你只会中毒！批判不是你的事，你回去好好读毛选吧！”一名战士说完这话，把那本《马、恩、列、斯、毛主席附普列汉诺夫论无产阶级专政》一书挑出来，对我说：“这本可以拿走，其他都没收了！”
我心不甘，还在抵抗，突然一机灵说：“那本《中国通史》为什么不能看？范文澜现在还是中央委员呢？”
两名战士都愣了一下，相互望了一眼，又追问了我一句“什么？真是中央委员？”我说：“当然了！不相信你们可以去查九大中央委员名单！”见我口气这么肯定，一位战士犹豫地拿起那本《中国通史》，似乎看了看作者范文澜的名字，最后，极不情愿地把书递给我，说：“好吧！这本你也拿去，但剩下三本必须没收！你走吧！”
我带着沮丧（书被没收）、庆幸（没再追问书的来处）甚至小小的喜悦（争到了《中国通史》）的复杂心情离开了永定门火车站。当我穿过天安门广场，看着悬挂在天安门城楼当中的毛主席像时，在心中说了一句：毛主席啊，您老人家知道他们都在干些什么吗？
回到家中，想起刚才发生的事，我不禁又委屈地大哭起来。邻居刘叔叔（一位列车上的乘警）听到哭声过来问我发生了什么事后，语气沉缓地对我说：是有那么个通知，在我们的列车上执勤的解放军也没收了旅客不少的书，引起了群众很大的不满。
原来，受害人不只我一个……
几年后，当我向别人说起这段“车站偶遇”的往事时，口气中充满了对那个年代的嘲讽和对那两位战士的讥笑……
又过了几年后，当我再次回想这段往事时，突然感到：在那样一个年代，在那样的特定历史环境下，做出那种可恨、可气、可笑、可悲举动的人，难道仅仅是那两位小战士吗？难道自己在那个年代就没有同类的所作所为吗？！
不知哪位哲人曾经说过：只有善于反思的民族才是真正有希望的民族。此言甚是！
我想，巴金老人为什么要写“忏悔录”，为什么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他的用心正在于唤起全民族的深刻反思，唯于此，我们中华民族才会成为真正有希望的民族！
1965：一副“反动”春联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城里人也喜欢贴春联了，而且一贴就是红底金字，满门生辉！今年春节我所在的小区，几乎家家如此，大讨吉利！这不禁使我想起了40多年前那样一副“反动”春联……
1965年的寒假，我去位于河北宣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院看望父亲。临春节的前几天，父亲对我说，学院组织“军民团结”活动，到郊区农村为农民打扫卫生、书写张贴春联，问我愿不愿去？我听完乐得蹦了起来，天天生活在城市中，太想到农村去看看了！
出发的那天，我一大早就爬了起来，带上我专门为这次“爱民”活动买的新扫帚，准备去帮老乡扫院子。父亲则拿着粗细不同的几支毛笔和前一天在家裁好的红纸，一起上了车。
在坎坷不平的土路上颠簸了两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到了宣化郊区的一个小村子。下车望去，一片用土坯盖成的房屋，几乎和四周的土地分不出色差，唯有村口的横幅是暗红色的，上面贴着“欢迎解放军”的标语。走进村口，场院边的几排房子倒略显规矩，几面墙上都用大白刷上了大字标语，除了几幅关于计划生育的口号外，给我印象最深的要数小学校后墙上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几个大字，它字字刺眼叫人顿生警醒：忽然想起父亲在临来前一天晚上的嘱咐，别进错了门扫错了院子，给“地、富、反、坏”拜了年！
其实担心都是多余的，大队支部书记把我们迎进了小学校，站在那儿说了一番欢迎感谢的话后，就分别派贫下中农带我们去各家扫地打扫卫生了，父亲和几个人则先留在小学校里写春联。
进了农民的院子，我真不知地该怎么扫，因为全都是土，和在学校打扫卫生完全不同！你只要使劲，一扫一层土……院里的老乡看着我都笑了，说：“学生啊，这院子早上我们都收拾过了！再扫也是土，谢谢你了，进屋喝口水吧！”
我进了老乡家一看，除了炕上堆放着几床破旧的被褥，一张不知用过多少年已看不出颜色的木桌和两个用旧木箱充当的椅子外，几乎再没有什么“大件”了。桌上的几只碗倒还净亮，房东老乡用一条已灰黑看不出原色的毛巾擦了又擦，倒上水，热情地招呼我喝！
我端着碗真的手足无措了，试着往嘴边放了放，一股刺鼻的柴禾味夹杂着其他说不清的味道冲了上来，我本能地把碗放回桌上，说了声：不渴！谢谢！便冲出房门朝小学校奔去！
父亲的春联已经写了不少，一旁的大队支书等人边叫好边派人往各家送。父亲自小在读私塾时就开始用毛笔，写得一手好字，然而我还是第一次亲眼见他写。春联的内容也是他几天前准备好的，大多是歌颂党和毛主席、歌颂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随后，我端着糨糊盆，父亲由支书带领去给几家贴春联。一路上支书还指门点户地介绍哪家是贫下中农，哪家是地主、富农，该去给谁贴……我兴冲冲地用小扫帚往门上刷糨糊，够不着的地方父亲就伸把手，他和支书负责贴，贴好后，再用干净扫帚抚平。很快，春联就剩最后一副了，我指着前面一家紧闭着的门说：“这家是不是贫下中农？可不可以贴？”只见支书脸色突然沉了下来，顿了一下，慢声慢气地说：“这家倒是贫下中农，但是不能给他家贴……”“为什么呢？”还没等他说完我便抢着问起来，父亲瞪了我一眼，呵斥道：“小孩子别乱打听！”支书见状忙说：“首长，没关系，只是一两句话讲不清楚，咱们到小学校坐着说吧！”
学校里陆陆续续聚拢了不少贴完春联回来的人，支书在一间教室里，语气沉缓地道出了缘由……
几天前，那家的男人被公安局带走审查了，原因是他在自家门前贴了一副奇怪的春联。上联是：二三四五，下联是：六七八九，横批是：南北。春联贴出后，引起了社员们的好奇，纷纷跑到他家看，问是什么意思他也不解释。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地邻村、公社、县里的人都来看了。最后，上面的人给这副春联定性为“反动”春联，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怎么个“反动”法呢？上联“二三四五”没有“一”，下联“六七八九”没有“十”，横批“南北”，不写“东西”，合起来就是“缺衣（一）少食（十），没有东西（东西）”，是发泄对社会主义的不满！是和阶级敌人一个腔调！
支书讲完，屋子里一片轰然。我又忍不住问了一句：“贫下中农怎么也会对社会主义不满呢？”话刚出口，我赶紧看了父亲一眼，怕他再次斥责我，然而，他沉着脸什么也没说，大队支书也没再回答……
寒假结束回到北京后，开学的第一篇作文，我就写了《贴春联》，作文中除了检查自己嫌贫下中农脏不敢喝他们的水外，还专门把那副“反动”春联写在最后，并用小学校墙上那幅标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作了结尾。
这篇作文既生动又轰动！清楚记得老师的批语是：你过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寒假，在学习和思想上获得了双丰收！随后，这篇“优秀作文”由我工整抄写后贴在了校门口的“优秀作业园地”向全校展示……
这就是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的一个“阶级斗争”的故事！虽然我当时就无法理解“贫下中农怎么也会对社会主义不满”，弄不清这到底是“哪个阶级对哪个阶级的斗争”。但是，想想过去，人们心中稍有不满便“上纲上线”；看看今天，“手机段子”畅所欲言，你一定会深切地感到：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在我们的前面，一定是更加光明的艳阳天！
1975：一张深藏了二十年的“选民证”
1975年，我参加了所在单位的“落实政策”工作小组。所谓“落实政策”，是指邓小平恢复工作职务以后，为纠正“文化革命”中造成的种种冤假错案以及一系列违反党的方针政策的状况，所主抓的一项“拨乱反正”的重要工作。当然，他也正是由于不断对“文化革命”进行纠偏而被再次“打倒”，这是后话。
我们单位“落实政策”的具体工作，就是对“文化革命”初期，以“地、富、反、坏、右”的名义，被“抄家遣返”回原籍的那些人，重新进行调查、判定和落实相关政策，其中包括返回北京的种种手续。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两个历史名词。一是“地、富、反、坏、右”：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这在当时被称为“五类分子”都属于阶级敌人范畴。二是“抄家遣返”：即在“文化革命”初期，以上阶级成分人的家，被红卫兵小将翻箱倒柜挖地掘墙地“抄”了一番后，把这些人及其子女统统迁出北京城，“遣返”至原籍，轰回老家，由当地人民监督劳动改造。据不完全统计，遭此命运的在北京不下几十万人，仅我所在的一个小小的街道工厂就有20人之多！
我和政工组长王师傅先把20多人的档案翻看了一遍，又去派出所一一进行核查，有些人还到“敌伪档案馆”调阅了他们的历史资料，最后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逐个“落实政策”。所谓“先易后难”，是说有些人的问题明显是弄错了，如不是地主被误成了地主，这属于“平反”范畴。有些人的问题是铁板钉钉，如“敌伪档案馆”里的特务名单上赫然有名，这属于“维持原判”，不得“翻案”！最难办的是有些人档案上记载与派出所存档很不一致，一时难以判定。
但是，不论难易，都需要一个一个地到这些人所在原籍去逐一核实。那段时间，我的足迹踏遍了华北平原，所到之处基本上都是穷乡僻壤，往往是先乘火车到所在市县，再换长途汽车到所在公社，然后或步行，或租自行车骑行数十里到所在村。骑车所走之路完全是坑坑坎坎，少有坦途。一路下来，屁股疼得连凳子都无法落座。更别说饮食，几次“派饭”（由队里安排到农民家用餐）让我上吐下泻，几近虚脱……
但是，当我每到一村，看到这些“遣返”人员那一双双渴盼回京的眼睛，那一张张经历十年风霜已完全不见城里人痕迹的脸庞，那少小离家如今早不知城市为何物的男女少年，一种心酸、一种内疚（我也曾参与过抄家与遣返），更是一种责任，让我不计艰苦、倍加努力，尽早为他们落实政策！
那年的深秋，我们到北京延庆县深山里的一座小村庄，去找一位李姓的“历史反革命”“落实”他的政策，其实是去通知他，“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是铁定的，因为我们到区、市公安局调查的结果，均为：解放前曾参加某反动外围组织，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这在我们20几个“落实对象”中，是较“易”的一个。
汽车在通往延庆的崎岖山路上爬行。我清楚地记得，特别是到了一个叫“九里梁”的地方，汽车的速度骤然减慢，全车的乘客顿时紧张起来。道路极窄，一边是陡直的山壁，另一边则是百尺深涧，再加上几
天快擦黑时分，汽车终于缓缓到了终点。全车的人也都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要去的小山村，就在终点站旁。
毫不费力，我们只打听了一位农民，便找到李姓“反革命”的家。那是一个用石头和石片搭起来的小屋子。虽然歪斜，却和旁边的房屋挤在一起，看起来还算结实。我们还没进屋，门口却已挤满看热闹的人。或许近十年了，还不曾有人去看望过这个李姓的人。
从档案上看，李姓人解放前大学毕业，自述“在上大学期间以为参加的是进步组织，后才知道实为反动外围组织，属上当受骗”。1975年当年至多50来岁，然而当我们在那间狭小的石屋里见到他时，真为他的苍老而吃惊：黑瘦的脸上布满了皱纹，腰似乎已直不起来了，沙哑的嗓音和着哮喘般的呼吸，站在我们面前似乎连大气也不敢喘，说他70多岁，绝对无人质疑！可见近十年的“人民监督”已把他“改造”成什么样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在他那混浊的眼睛中看到了一种说不清的眼神：是胆怯，是期盼，还是交相闪现？
同去的王师傅是政工组长，她先嘘寒问暖地讲了几句后，便很果断正规地对李“反革命”说：“党中央关于落实政策的消息你可能也听说了，关于你的问题，我们经过调查，并与派出所公安局作了核实，最后结论是：历史反革命的定性不能改变！因此，你还要继续留在原籍接受教育和改造！李××，你听清我的话了吗？你还有什么要说的？”这时我看到李“反革命”的喘息比刚才均匀多了，神情也安定多了。他站在我们对面用他那沙哑的嗓子开始说话，然而我们却什么也没听见。王师傅立刻说：“你大点声音，我们一句也没听清！”此时，李“反革命”提高了嗓音却又十分平缓地说：“我诚心接受组织上对我的调查，我在解放前的确是做过错事，但是如果把我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我请求政府对我宣布一次！”说完，睁大眼睛看着我们。
他的话把我和王师傅说得一愣！我还没明白过味来，经验老到的王师傅先行还击了：“看来你还没改造好，还不甘心你的失败！派出所和公安局我们都去过了，那里的材料都写着在1952年镇反时你就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白纸黑字，难道还是我们编出来的！”
李“反革命”接过话去：“二位同志误会了，1952年镇反时给我定性为反革命，政府怎么没向我宣布过？如果现在定性，我请求政府向我正式宣布一次！”
王师傅立刻接过话说：“你可真够狡猾的！什么现在定性给你宣布一次，你是1952年定的性，政府怎么会没向你宣布呢？这不可能！”
李“反革命”说：“确实没有宣布过！不然，1953年我怎么还会有公民权呢？”
王师傅说：“这更不可能了！1952年定性历史反革命，1953年还会给你公民权？你可真敢说瞎话！”
李“反革命”辩解说：“我不敢说瞎话，我有证据！”说完，他走近靠墙边一个充当椅子的破木箱子，颤抖的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打开箱子上的锁。此刻，屋子里静极了，除了李“反革命”急促的呼吸声，什么也听不到。我、王师傅、后赶过来陪我们的村支书，还有几个围在门口看热闹的人，都目光一致地注视着李的一举一动：只见他缓缓打开木箱盖放到炕上，从里面一件又一件往外掏着破旧的包袱和衣裳。最后，他将手伸向木箱底，拿出一个几乎看不出原色的又脏又旧的手绢包，用他干瘦黑糙的双手捧着，慢慢走近我们。借着门外的光亮，他颤巍巍地向四边抻展了那块脏手绢。我们这才看清：躺在手绢底的，是一张泛黄折皱的选民证！
虽然上面墨迹已非常浅淡，可是李某的名字及政府的红印，却赫然在目！
此时空气似乎凝固了！全屋子的人似乎全被震惊了……
我在瞬间想到了很多，只有经历过政治风云变幻的人才会有如此的“政治敏感”！只有遭遇过政治运动磨难的人才会有如此的“政治远见”！然而，最让我震撼的是：在抄家那种生死难定的紧要关头，他居然敢瞒着红卫兵，冒死把这样一张小小的纸证藏了起来，且极有心计地带在了遣返回乡的路上！他的智慧更在于：如果在当时把这张“选民证”出示给红卫兵看，那无异于向红卫兵的权威挑战！这张“选民证”不但会被撕得粉碎，而且接下来将会是一顿更加可怕的痛打（因为我曾亲身经历过这样的场面）！他深知这张选民证就是他政治生命的护身符！他像保护自己的命根子一样，把这张选民证深藏了下来，而且一藏就是20多年！
……
我们当时说了些什么，现在已经记不清了，我们是怎样离开那个小山村的，也全都淡忘了。我只记得，原则性极强的王师傅回城后，坚持原则，为李姓人摘掉了原本就没有戴在头上的“历史反革命”帽子。我只知道，正是这张“深藏”了20年的选民证，果然改变了后来的一切！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风走云散，桨去水合！又是30年后的今天，有谁，又能有几个人，当他们拿到自己的选民证时，会静心地去感受这小小纸张上托载的万钧神圣？！
1978：悲情恋曲的出身之痛
现在的青年人对“出身”这一概念早已没有任何感觉了。确实，因为它已被归入“历史名词”一类，快要成为“文物”了。然而30年前绝非如此，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家庭出身”对一个人的影响，毫不夸张地说，往往可以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
下面要讲述的并不是一个故事，因为这是一件真事！但却又是一个故事，因为它发生在30多年的“从前”……
（一）
健民是我中学的校友，共和国的同龄人，高我一班。由于他的品学兼优加之“根红苗正”（家庭出身为工人），在班里不仅担任了班干部，而且还兼负了国家重要的外事任务：在校内陪伴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的长子诺罗敦·纳拉迪波王子的学习与生活。
西哈努克亲王很有战略头脑，出于小国安全的考虑，他对所有大国强国一律采取等距离外交政策，把自己的孩子分送到中国、美国、苏联、法国等国去读书。除了培养深造的目的外，也是其外交方针中的一项措施。
纳拉迪波王子在学校学习非常刻苦努力，特别是他的毛笔字经常作为优秀作业在校“学习园地”展示。我清楚地记得，1965年中考的作文题目是：“我在五星红旗下成长”。鉴于纳拉迪波王子的情况，教育部门特示，他可以另行选题。而王子坚持以“我在五星红旗下成长”为题。他的这篇作文，成为当年中考的范文，一时在北京市各中学传为佳话！
因为同样优秀，健民与王子的交往也是非常亲密，或许可以这样说，王子的“优秀”与健民的“陪读”是分不开的！那个时候，健民享受着“被组织信任”的幸福，生活在“阳光灿烂”的日子……
（二）
1966年，一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对联，拉开了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紧接着“破四旧”、“打、砸、抢、抄、抓”形成的所谓“红色恐怖”，把家庭出身与成分的重要性推向了极至！以至于人们开口说话，必报“出身成分”，所有人都被归入了“红五类”、“黑六类”、“麻七类”。“红五类”：即出身为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黑六类”：即出身为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麻七类”：即出身为城市贫民、小业主、中农、自由职业者、教师、职员、店员等。“出身”成了划分革命与反动的最高标准！
这样的情绪与气氛一直延展到了1968年初春，征兵工作开始。健民这样的“红五类”自然报了名，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去当兵肯定是板上钉钉，没有疑问。谁料张榜公布，大红纸上却没有健民的名字！他当即找到军代表询问原因，结果却使他和所有人大吃一惊：他的“工人出身”不够纯正！
健民心急火燎地回家追问父亲，这才知晓了一段父亲本不愿再提起的伤心往事：近30年前，他父亲在崔月犁手下（崔解放后曾任卫生部部长）曾是八路军武工队的领导人，在华北平原一带打鬼子闹革命，声名显赫。然而“小农意识”使他父亲出了“经济问题”，由此，离开了武工队，默默无闻地几十年，由农民到工人，最后成为八级木工！
健民来不及品尝父亲在自己儿女面前讲述“历史问题”的那种酸楚，他的本意只是想弄清情况去向军代表申辩、表白，去争取当兵的权力！然而当他陈词再三，却仍然看到军代表那惋惜无奈的神情时，健民当即拿过一张报纸，毅然咬破十个手指，写下“保卫党、保卫毛主席”的血书，表达了他坚决要求当兵的决心！
屋里所有的军人都被震撼了！本来就喜欢健民的军代表也被深深地打动了！他拉着健民那被咬破十指的双手，激动地说：我们不送这样的年轻人去当兵还送谁呢？
在军代表的努力下，健民终于如愿以偿地穿上了军装来到了大连某野战军，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然而，三年的当兵生活，出身“不够纯正”的梦魇并未远离健民，尽管他比任何人都更加卖力地训练、工作、学习、劳动，尽管他付出了比常人多数倍的努力去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尽管他多次要求去越南参加抗美援越的战斗，以求在战场上用生命显示自己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毛主席的赤胆忠诚！但是在那种个个都是根红苗正的群体中，健民终因“出身问题”而没能入党！
（三）
生性喜欢奋斗的健民终于有些灰心了，他回京向亲人、向同学、向朋友诉说自己心中的苦闷，大家在安慰之余，都劝他早日复员，回北京找个好工作。建民接受了“申请复员”的建议，然而在私下他向我表示：复员后坚决要求把他分到最艰苦的地方或部门去！我了解健民，他是心有不甘！他希望在艰难困苦中向党、向组织表达自己的一片赤诚！
是“事有凑巧”呢，还是“天不绝人”，健民“申请复员”的消息，被一位同学的父亲知道了，恰巧这位同学和健民住在同一条胡同，因此，这位同学的父亲对健民的了解可谓“知根知底”。他找到健民谈话，希望到他所任职的汽车工业公司工作（他在汽车工业公司任党委书记）。健民还在犹豫，而大家则劝他，这么好的机会千万别错过。或许是我的一句话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说：你奋斗了那么多年不就是为了求得党组织的信任吗？现在你还没去，党委书记就这么信任你，你还等啥！
1972年，健民惜别了他的军营生活，来到了北京汽车工业总公司上班，由于有了“组织上”的信任，他又走上了幸福和顺利的坦途。三年的军旅生涯，不但没有成为他进步的障碍，反而增加了他的“政治资本”，再加上他吃苦耐劳、勤恳工作的本性，一年多后，由于他出色的工作成绩，健民如愿以偿地加入了共产党，并被任命为公司团委书记。再往后，健民先后被派到分公司担任党委书记、分厂厂长、总公司党委宣传部部长，最后，被任命为该公司最重要的总装分厂厂长。谁都看得出来，健民已明摆着是“三梯队”的接班人选，是上级“重点培养”的对象，前途不可限量！
（四）
说时短，那时长，此时已到了1976年，健民已到了27岁的年龄。用大众百姓的话说，解决了“组织问题”，就该解决“个人问题”了（请注意中国文字的巧妙措词，外国人或许很难理解为什么一切都成了“问题”）！
健民当团委书记时，很多女孩子向他示好，有几个表达的很明确，当我劝他利用这个机会好好选择一下时，健民却一脸正色地说：不能利用工作之便！越在这个岗位上，越不能在本单位找对象！他的话虽然令我尴尬，然而我理解他，那就是他的性格！
这期间许多热心人都在帮他介绍，健民也很认真地接触过两三个，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往往是一年过去，无果而终，两三个交往过后，三年多的时间也都耗去了！公司的大姐们看着比健民还要着急，她们纷纷“指责”说：你这么认真地谈啊，这么长时间考察啊，你也太正派了！一年只谈一个，这怎么成，你的青春年华够你耗几年的？你得改变策略，同时见几个，同时几个谈！经不住大姐们的劝诱，健民终于答应同时见同时交往几个了。然而刚过了一个多月，健民便找到我们说：不行！我受不了了！同时见几个，我都忘了跟谁说过什么了，全乱套了！健民的话一下把我们全逗乐了！我说：谁叫你错过当团委书记的最佳机会呢！现在你自己尝尝“正派”的后果吧！哈……
（五）
似乎是在1977年的一天傍晚，很久没有联系的健民敲响了我家的门，打开门一看，健民的身后跟着一位女孩，很不自然地站在那里。我赶紧请他们进屋，心想这一定是健民的新女友，而且一定是他满意的一个，否则他是不会带到我家来的。我的猜想没错，健民在简短的介绍语中，透着热恋中的幸福与自豪。我打量了这位女孩一眼：白皙的皮肤，黑黑的头发，绝对是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在长长的睫毛下忽闪，不说惊人，但很经看。得体合身的衣衫与她内向的性格协调淡然，只是在她单纯的眼神中似乎还闪烁着什么，是柔弱，还是羞涩，我一时没有看清。她叫阿静，简单的交谈中，知道她在一个工厂当工人，与健民已来往半年多了，都很满意。健民告诉我说，他已向组织汇报了，请求组织调查政审（政治审查），随后他就准备着手婚事了……
我们都为健民高兴，期待着他幸福生活的开始。
（六）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我去二里沟办事，恰巧路过健民的工作单位，顺便去看望他。当问起他与阿静关系的进展时，健民一脸不解地说：阿静的母亲过去很喜欢他，每次到她们家都把他待若上宾，让他自己都十分不自在。阿静的弟弟也一口一个“姐夫”，叫得他很不好意思。但最近不知为什么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变，冷若冰霜不说，还常常下逐客令，不是说天晚了，就是说有事要做。过去临走时，阿静的母亲总是要阿静送健民。为此经常是健民推着自行车，阿静在一旁走，可谓“漫漫长安路，娓娓知心语”（阿静家在六部口，离西长安街很近），你送过来，我送回去，直至深夜仍恋恋不舍。但是现在，不但不许阿静出门，还说大晚上在外面不安全。健民几次追问阿静缘由，阿静都说自己也不明白，再深问下去，便是“大珠小珠落玉盘”，泪流满面，让健民也问不下去了……
又是一个多月过去了，一天下午，健民破例到单位约我出来，就在西长安街上，电报大楼前，他红着眼圈，语气低沉、一脸悲伤地告诉我：就在昨天晚上，就在这里，他和阿静分手了。听完，我无言以对。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开口问为什么。
（七）
原来，当健民向上级领导汇报了他与阿静的恋爱关系后，党委组织部立即着手了对阿静及其家庭关系的“外调”。结果是：阿静的家庭出身有政治问题，其父亲在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倒卖全国通用粮票，投机倒把，被判刑十年，是劳改犯，至今在外地劳改农场就业。当组织部长语气严厉地对健民说：“这个女友‘政审’没有通过，不允许再继续交往下去！我们要对你的政治前途负责！”时，健民再也忍不住了，他几近咆哮地说：出身！出身！又是出身！我要的是阿静，不是她的出身！难道还要她一个女孩子为自己父亲的问题再去承受一辈子吗？
看到健民发火，组织部长倒是口气平缓了下来，他语重心长地说：其实外调工作早就结束了，之所以拖了这么长时间才找你谈话，是我们犹豫再三，不希望你受到打击。但你是公司选定的“三梯队”成员，在上级组织部门已批准备案，和这样的女孩交往会影响你的政治前途！健民辩解说：我要娶的是阿静！她父亲有问题但不在北京，我可以划清界限，永远不和她父亲来往！只和她的母亲、弟弟在一起总该可以了吧？话音刚落，没想到组织部长的口气更加严厉了：你相不相信组织？我找你谈话是为你的前途着想！没想到你这么执迷不悟！有些事本不想和你说那么多，但现在我要告诉你，她母亲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知道她那个弟弟吗，那是她妈搞破鞋和别人生下的野孩子……健民的脑袋嗡的一声！组织部长后面说了什么他一句也没听见，他低下了头，半天说不出话来。稍后，他静了静心，开口打断了组织部长的话：谢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和培养，但是有问题的是阿静的父母，而不是阿静！阿静太可怜了，难道历史造成的重负还要让这样一个纯洁柔弱的姑娘去承受吗？我宁可不要政治前途，宁可下车间去当工人，阿静我是要定了！说完，大步走出了组织部长的办公室，登上自行车直奔阿静去了。一路上，委屈、怜悯、愤怒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他在心底大喊：该死的出身已经害得我够惨的了，我决不能让阿静再受其苦！我要马上向她表白：让他妈的出身见鬼去吧！我健民什么都可以不要，就要她……
（八）
谁都不会想到，健民见到阿静的结果竟然是：阿静不要健民了！
阿静已经哭了整整一夜，毫不夸张，眼睛肿得像两颗桃子。她沙哑着嗓音告诉健民，自从有人上她妈妈单位外调后，妈妈对健民的态度就开始变了，她对阿静说，健民是扰乱她们家的害人精！你要是还和健民来往，就死给她看！而且不管阿静如何哀求，决不改口！痛苦了一夜的阿静最终无奈地决定：只好要母亲，不要健民！其柔弱的性格终于在此起了关键作用。她抽泣着对健民说：不要怪我不够坚强，要知道我父亲长年不在北京，是母亲含辛茹苦一手把我们姐弟俩抚养成人，我无法看着她那样伤心！只是到现在我也不明白，她为什么对你们单位去外调那么恼怒！那么对你不容！难道就不能不去外调吗？
此时，健民的心中已全明白了，本来在来阿静家的路上，他早已做出决定：把一切知晓的事情都埋藏于心底，埋藏一辈子！然而，现在一切都无济于事了……
半年后的一天，阿静的母亲突然来到健民单位约他谈话。人多，眼杂，声乱，健民索性打开一辆组装好的汽车车门，就在驾驶室里会见了这位原来本该是他的“丈母娘”。
咽声为序，泣声为文。在和健民分手后的半年里，阿静整日以泪洗面，不吃不喝，日益消沉，谁介绍男朋友也不见。母亲心疼女儿，最终妥协，同意她和健民交往，但阿静说，是自己拒绝了健民，没脸再去见他。最近两个月，阿静天天傍晚到长安街健民骑车回家的路上去堵他，她想用偶遇的方式打破僵局，常常等到深夜才归，却不料没有一次堵到健民……阿静永远不会知道，长安街已成了健民的伤心地，他害怕触景生情，因此下班后骑车改走了另一条路，这或许就叫阴差阳错、人不投缘吧！
阿静母亲说：健民，我是厚着老脸来见你的，救救阿静吧！她现在瘦得人都变形了！是阿姨不好，阿姨自私！把阿静害了，把你们害了。我知道你们单位去外调了，阿姨求求你不要……
“伯母！”健民立即打断了阿静母亲的话，“请不要再往下说了好吗？只是您当时太不了解我健民了！在那样困难的年代，您孤儿寡母生活实在不易，我们做晚辈的，有什么理由去责怪您呢！我希望您永远不要再歉疚，也永远不要再提起，行吗？”
健民话音刚落，阿静母亲瞪大了双眼，她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或许是十多年来，她听到的最温暖的一句话了！她双手抱着健民，忘乎一切地放声大哭起来，哭声穿透了驾驶室，飞向了车间，飞过了厂房，飞到了京城长安街上空。
只是，这懊悔的哭声，来得太晚、太晚了……
1969：生死夺命九十里
五月，已经到了晚春时分，而我插队的那个小山村，土地才刚刚开始化冻。十几名知青熬过了近半年的寒冬（因山上从十月初便开始下雪），终于盼到了这一刻！准备立即着手实施酝酿了整整一个冬季的“春季攻势”——种菜！
为什么这样兴奋，这样迫不及待？
一年的插队生活，使我们对“艰苦”二字的含义有了更加切身而具体的感受：缺水和缺菜，便是其中两项重要的内容！
缺水！你看过张艺谋、吕丽萍主演的电影《老井》吗？邻村之间为抢夺水源而闹出人命、结下世仇，正是晋中山区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我们十几口人（五口农民加十来个知青）的小山村，唯一的水源，全靠半山腰上一个小小的渗水坑：一夜时间，刚刚渗满，两桶下去，坑就见底，再想用水，只有明天。这宝贵的水只能用于做饭和饮用，在我的记忆里，一年之中我们不分男女很少洗脸，更别说洗澡那种“奢侈”的享受了！
缺水自然就缺菜！我们在插队的头一年，除了刚刚进村时好心的老乡送给我们一筐胡萝卜外，全部的菜就是每人分到的几十斤土豆和刚从北京来时带的一点咸菜了。
一年里，土豆丝、土豆块、土豆泥、土豆片，蒸土豆、烤土豆、烧土豆、煮土豆，真是几乎吃了个“土豆大全”！明眼人说，“不全”！还没有“炒土豆和炸土豆”呢！还真让您说着了，我们每人一年还不到一斤油，从不敢吃“炒”菜，更别说“油炸”了！
那段时间，我们真是人人到了说起土豆想吐、见到土豆想呕的地步！因此，十几个人蜷缩在冬日冰凉的炕上，七嘴八舌地谋划着改善生活的“春季攻势”——种菜！现在时机终于到了，你说我们能不兴奋吗？
那天午后，我们在小水坑旁不远处，开辟了一小片荒地，总共也就五六平方米的样子，开大了也没用，本来就没多少水。就这样，浇菜的水还得从我们吃饭喝水的份额中挤出来呢！
因为这是我们知青的第一块“自留地”，所以大家干得非常起劲，翻土的翻土，垒垅的垒垅，清石的清石，耪地的耪地。从中午日头高挂，干到天快擦黑，平平整整一小块菜地初具规模，就差施肥这道工序了。山上很少有人来，这点珍贵的“有机肥”，全靠我们十几个人一冬天全体“努力”积存下来，晾干后也不过才两筐多点。我双手端起一筐，提到胸前，走向菜地…… 突然，不知什么东西把我绊了一下，我稳不住向前扑倒在地，一筐粪洒了出来，被我压在胸前，有些还溅在我的脸上（好在是干的）！大家哄的一声笑了……我使足劲想翻身站起来，却发现脚上带着东西根本挪不动，大家定睛一看，笑声戛然而止：不得了！刚才起粪耪地用的三齿钉耙，不知是谁朝天而放，被我一脚踩上，钉齿穿鞋而出，所以把我绊倒了！因为当时没有一点疼痛的感觉，看着穿透鞋面而出来的钉齿，我以为是从脚趾缝中钻过来的，于是大喊：快帮我拔出去！待我坐在地上，将钉齿拔下，脱去鞋袜一看，所有人顿时惊呆了：钉齿从我大脚趾下向上穿透指甲盖而出，大大的三角形创口，鲜血顿时涌了出来。一个女生赶紧掏出手绢为我包扎，但血很快浸透，整个手绢一下变成乌黑，我们的“赤脚医生”赵力急忙扶住我说：赶快回去上药！
所谓“上药”不过是上些碘酒和紫药水，然后用纱布裹住贴上橡皮膏。除了这些，我们的小药箱里只剩点头疼感冒药，再无其他！
不一会儿，所有插队的同伴全都赶回来了，带着焦急的神色，询问我的伤情。这时天已经黑了，不知是谁点燃的油灯，翻出那本我们全体知青的医疗指南——《农村医生手册》，查看如何治疗我的伤病。当他读完有关“破伤风”这一条目时，昏暗的屋子里，顿时被一种恐怖的气氛所笼罩，我更是惊慌地一把夺过书来凑近油灯，从头至尾又读了一遍：“破伤风杆菌……厌氧性……潜伏期七天至一个月……肌肉痉挛呼吸困难……导致死亡……最易感染物为铁锈及粪土……”粪土！几乎所有人都想到了那只扎透我脚的三齿钉耙，是刚刚用来起粪的！有人急忙喊道：“快看看治疗方法！”“必须及时注射抗破伤风血清，后期注射无效”！——这是条目的最后一句话。
太危险了！太可怕了！
“抗破伤风血清”？哪儿有？
我们插队的小山村杏林塔，离小队有五里山路，离大队又有五里山路，离公社卫生院有五十里盘山公路。“抗破伤风血清”只可能公社卫生院有，“明早必须赶去公社卫生院，没什么可说的！”朱维毅代表大伙儿说出了这句话，张振国紧跟着说：“对！明天一大早，我和维毅一起，先背到小队借个平车，然后去公社！”
当晚，我的大脚趾开始剧痛，并且伴随着我的脉搏，一下一下地跳着痛！我在炕上大汗淋漓地翻来转去，想不出任何办法来减轻那种痛楚！人说“十指连心”讲的是手指，其实脚趾何尝不是！不信你就试试！
全炕的男生没有一个人能够入睡，一是为我担心，二是被我折腾，大家都眼睁睁地看着窗外，盼着天明……
10 里——
天还没有泛白，我们就急切地上了路。先由维毅背着我，振国在一旁边打手电，边探路，他们在崎岖的山路上几乎是一溜小跑，因为“时间就是生命！”，况且已经过了整整一夜，不知那些“厌氧性破伤风杆菌”闹腾到了什么程度！
有人或许会问，为什么当时不出发，而要耽误整整一夜时间呢？这是因为你对“晋道难”有所不知。通往我们村的那条山路，曾有记者在报道中形容：除了山羊，连毛驴都很难上去，更何况人走！特别是夜路，如果没有明亮的月光，你几乎看不清脚下，用手电筒照明，只能看见眼前，反而常常误入歧途，本想下山，却又爬上了另一个山头。
道路如此之难走，维毅和振国（当时年仅16岁和18岁）还要背负着一个被疼痛折磨得瘫软而又失去自控力的大活人。如果你背过人就会知道，没有自控力的人不能配合你的节奏，分量必会增加数倍，如此行路真是难上加难！他们碎步快跑，跌跌撞撞，几十步就要换一次人，又急又累。劳动一天后又一夜被我折腾得无法入睡，身心之疲惫根本不用形容！此时他们的脑海里除了抢时间救人救命再无其他，就如战场上生死与共患难并存的战友和兄弟！在今天回想起来，这种情谊该是多么的珍贵！
五里山路跑完，到了小队寨洼，敲响门叫醒小队长要了一辆平车将被子铺上把我放躺上面，由振国“驾辕”，维毅“拉套”继续向山下“驶去”。山路依然很窄，崎岖不平，掌控平车比背负病人丝毫不省力气。有两次因路坑洼不平，平车几乎翻到山下，幸亏维毅和振国跪在地上脚蹬石块极力撑住，才化险为夷。汗水早已湿透了他们的衣衫，半昏迷状态的我偶尔睁眼，能看见他们二人头上升腾的热气……
又是五里山路，好不容易到了大队庆城。想想大队卫生员根本不会有什么“抗破伤风血清”，于是决定立即奔往公社的公路，急速前进！此时天空才刚刚开始发白……
30 里——
公社的全名叫“石圪塔”人民公社，读起来就是“石疙瘩”，听这名字就不难想象山石会有多少，山路修通该有多难！
公路沿山而修，大多地方只能容一辆车身通过。一侧是峭壁，而另一侧则是十几到几十米深的山涧，危险无处不在。县里开出的长途车是今天发出，明天开回，就此一辆，倒也适应这盘山公路的路况。因为最怕的是迎面来车，全路100多里仅有少数几处才能错开。据说一次长途车迎面碰上一架牛车，牛不会后退，长途车硬是生生退了好几里路才把牛车让过。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此时一辆拖拉机“突突突突”迎面而来，谁让谁？振国赶紧前去说明情况，拖拉机听完二话没说，向后倒开几里让我们先行……
天开始放亮，忽然，嘀嘀！嘀嘀！嘀嘀！——十几声野蛮的汽车鸣笛从后面传来，将我从昏睡中惊醒，这显然是要我们快快让路！振国和维毅在前面拖着疲惫的步伐，低头缓步拉着车前行，后面无理的汽车喇叭声肯定惹怒了他们，维毅边拖车边说：没看见车上躺着人吗！你按吧！就不让！振国也说：往哪让？没法让！让他们跟着吧！后面的喇叭声长鸣不断！更加放肆、更加粗野了！嘀嘀！——整个山谷都在回荡！我躺在车上努力睁开眼睛一看，顿时吓得声音都走了调地大喊：快让路！赶快让路！再不让他们就开枪了！维毅和振国听到我的叫喊，停下脚步回头一看：一辆卡车就紧贴在我们后面，驾驶楼顶上，两人护卫，中间一个人正架着一挺机枪，枪口直指我们！两旁的踏脚板上，各站着一人，他们一只手扶着车窗，另一只手各执一把手枪，在向我们挥舞，明白无误地警告我们赶快让路！
害怕！惊恐！莫名！无奈！振国和维毅拼尽力气，急拉急行，急寻较宽之处，好给后面的“不明恐怖车”让路。而我顿时忘了疼痛，一脸清醒，瞪大眼睛注视着那几支枪口！不停地催促他们：快！快！快点！
终于找到一块稍宽的地界，我们的平车紧贴山壁，“恐怖车”加大了油门，怒吼着从我们身边飞驰而过，此时这才看清，车厢里押运着十几个人，他们个个都被捆绑着，被押送他们的人坐着、踹着、踩着、蹶着……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土匪？还是……
这是令我们终生难忘的惊悚的一幕：1969年5月的一天，太行山余脉一条崎岖的小路上，高山、深涧见证了三个惊魂未定的北京知青，拉着平车在为一名知青夺命的路上差点儿丢命！
50 里——
到公社卫生院了！我们都兴奋至极，深深松了一口气，终于有救了。由于天太早，卫生院还没开门，我们顾不得这么多，呯！呯！呯！砸响了院长的屋门。或许是惊醒了他的美梦，他起身后不顾我的疼痛，睡眼惺忪粗暴地翻看了一下就说：“我这儿没有‘抗破伤风血清’！再说骨头有没有问题还要照片子才知道，我这儿也没设备，你们去县医院吧！”说完，打着哈欠就回宿舍继续“挺尸”去了。
我们三人顿时像被泼了一桶冷水，从头凉到脚。什么？去县医院？还有整整40里呀！我们的心理准备，还有维毅和振国的体力准备，都已止在了这50里处的公社卫生院。在快到达卫生院的时候，他们二人兴奋得几乎快拼尽了力气。现在怎么办？找院长去辩论吗？有个屁用！他态度恶劣是真，但公社卫生院设备之简陋、医药之不全也是真！
我现在才真正理解了农村缺医少药、农民有病基本等死的悲惨状况。也开始理解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批判“城市老爷卫生部”时，做出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英明指示！我在心里说：毛主席呀，您太伟大了！如果不按您的指示去做，我们知青又该怎样活？
可是感慨解决不了眼前任何问题，纵使再念几百遍语录，也变不出“抗破伤风血清”来。维毅和振国相互看了一眼，几乎同时说：走！去县城！那一刻，我的泪水从心底涌出：共同的处境共同的遭遇使我们有了共同的心声共同的命运！
就这样，滴水未进粒米未食的知青们，在走过50里崎岖的山路之后，又踏上了苦难的人生之路！
70 里——
太阳高挂，70里处，是北流公社的地界，也是一处铁路工程的工地。在一个岔路口，振国和维毅几乎是精疲力竭了，他们找到路口的一棵大树，把车平放，尽量让我处在阴凉下。不一会儿，路口对面三五成群的人逐渐汇集到一起，一边向我们这边探头探脑，一边对我们指手画脚，看上去，都是些工地的工人。我们虽然有些奇怪，但却没有精力再去搭理他们。此时，我的脚开始火烧一样地跳痛，不得不掀开盖在身上的被子，解开缠在脚上的纱布察看一下伤情。可就在这时，对面的议论声由小及大，由远及近了。正当我们感到疑惑不解的时候，一位干部模样的人慢慢向我们走过来，半神秘半小心地问道：“你们是些什么人？到这儿来做甚？”我们本来都已累得无精打采，以为来人是闲着没事、好奇，因此不想理他，我只是懒懒地没好气地说了一句：“我们是北京来的知青，干活受伤了想去县医院看病，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听完这句话，来人紧张的神情居然一下松弛了下来，只见他朝后面一招手，喊了一声：“北京来的知青，没事了！”完后，一群人纷纷朝我们走过来。那位干部说：“难道你们不知道县里昨晚武斗，枪炮打了一夜，可能根本进不去了！我们还以为你们是武斗受了伤，逃到这里来躲避的呢？刚才，造反派的几辆卡车把抓到的‘对立面逃犯’都拉回县城去了，长枪短枪机枪的，都把我们吓坏了！”他这一席话，才使我们明白路上的“险遇”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接着，有人问我是怎么伤了。当我简单说完，并表示去县医院主要是注射“抗破伤风血清”时，那位干部露出笑容说：“‘抗破伤风血清’？我们这儿就有呀！你们不知道这儿是工地，经常有锈钉扎伤人的事。”边说，边招呼旁边的人说：“快！快！把北京娃儿送到医务室，叫医生快给他打针！”
我、振国、维毅真是喜出望外，刚才听到说县城进不去了的时候，我们都绝望已极，没想到刚过一会儿竟然又绝处逢生了！
我已记不清工人们是怎样七手八脚把我抬到医务室的，只记得医生是在打了试验针后，给我注射了一支“抗破伤风血清”，随着那一管药液被缓缓推进，我们三个人的心才算是终于放下！医生说：你的脚还需要照个片子，才能最后确定病情，但是我这里也没有设备，县医院肯定是不能看病了，最好找一家部队医院，武斗可能还影响不到他们那儿！说完，他边收拾医疗器械，边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唉，这么小的北京娃儿跑到这儿来遭罪，真可怜呀！”
我永远会记得北流工地那一群善良的工人、干部和那位医生，他们淳朴的真情和人性，在别人危难之时自然顺畅地流露，对我心灵的震撼化作了一生的感激！
90 里——
终于到县城了，已是夕阳西下时分。振国和维毅拉着平车，缓缓地在县中心街道行走，一边目瞪口呆惊慌无措地四处张望，一边回忆和搜寻着部队医院的去路。
一夜的武斗，县城好像完全变了模样：满目疮痍，一片狼藉，路不像路，道不是道，到处是垂落在地被打断的电缆电线，街旁的建筑满眼是弹痕弹坑，地上丢满了武斗时用过的木棍、钢管、石块、玻璃、门框……县革委会那座全县最高的五层楼正方形建筑，房顶四个角处都用大米和白面袋堆成了碉堡工事。残墙断壁上贴满了造反派胜利的口号和“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之类威慑性的标语。被击毁的车辆到处横七竖八东倒西歪，这是一个真实的战场！比街景一片“弹洞前村壁”更可怕的是，整个县城竟然寂静无声，除了被炸毁的建筑外，所有房屋都门窗紧闭，几乎看不到一个人影……仿佛来到了一座死城！我们不由自主地浑身战栗，不知何时何处会不会有冷枪向我们打来，自小在部队长大向往战争盼望当战斗英雄的我，竟怕得连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们最终找到了那所部队医院，特别是那里还有我们知青同伴的妹妹在学习针灸医术。有熟人的引见，一切都很顺利，照片显示结果：脚骨无伤，并无大碍！当我们三人看到这一结论时，全身一松，连相互看一眼的力气都没有了……
尽管多年之后，我曾极力搜寻：我们是怎样从部队医院离开的？又怎样回到的小山村？却一点儿也回忆不起来，我的脑海中至今竟然是一片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