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管道开人孔对接:党史纪实：刘少奇、邓小平与“文革”初期的工作组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4 07:5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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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史海风云党史纪实：
刘少奇、邓小平与“文革”初期的工作组
一、刘少奇、邓小平等派遣工作组的前前后后
刘少奇、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所做的抗争，是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
“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是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这样一篇点名攻击高级干部、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文章，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①于1966年2月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对于这样一个力求在党的领导下，纠正文化领域批判运动中极左倾向，限制其发展成为严重政治斗争的《提纲》，刘少奇于2月5日召集包括邓小平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后表示同意。12日，邓小平签发了这份《提纲》。
不料，毛泽东在上海严厉地批评《二月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并对刘少奇、邓小平等没有从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斗争的高度及时支持姚文元文章表示了强烈不满。他说：只反国际的修，不反国内的修？我历来主张，中央不对时，地方攻中央。“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不管哪个省市委！”不久，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二月提纲》和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代之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和成立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虽然由刘少奇主持，但会议主要内容已由中央常委会决定。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十多天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宣告成立。这两件不同寻常的事情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围绕着派遣工作组问题，刘少奇、邓小平等和林彪、江青、陈伯达等展开了争论，实际上这是刘、邓对林、江、陈乱中夺权的坚决抵制，也可以说是派遣工作组的背景。
（一）刘少奇、邓小平决定派遣工作组之初各方面并没有异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鉴于聂元梓在北京大学内突然张贴出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的大字报等种种反常事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这3位负责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召集会议，决定由陈伯达率临时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由华北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这一决定由周恩来当即打电话汇报给在杭州的毛泽东，并取得同意。为慎重起见，第二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又联名致信毛泽东，正式请示派工作组问题。信中说：鉴于人民日报社许多同志“迫切要求中央派工作组去”，我们开会讨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报馆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在京工作组人员拟于五月三十一日即进报馆工作。”4小时后，毛泽东即批示：“同意这样做。”可见，派遣工作组最初是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的，就连林彪、陈伯达也一度表示赞同。解放军总政治部抽调了300多名干部参加向文化系统派出的工作组，就是经林彪同意的。当时，包括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没有对此提出异议。
本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决定陈伯达率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是为了遏制该社有些失控的局面，但该报6月2日不仅登载了聂元梓等7人错误的大字报，而且还发表评论员文章，鼓动各地青年学生“造修正主义的反”。在陈伯达、康生的煽动下，北京和许多大中城市的大中学生，错误地把学校领导和一些教师当作“黑帮”来批斗，乱批乱斗乱揪之风，无政府主义之风迅速蔓延，许多学校的党组织很快就陷于瘫痪。针对这种情况，刘少奇于6月3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邓小平等参加，听取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同意北京市委在汇报中提出的关于运动的八条要求。刘少奇认为，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已是高潮，因此，要使北京市大中学校有良好秩序，要把学生很快地组织起来，走上轨道。邓小平则明确地说：中央的八条传达要快，开个10万人大会，一杆子插到底！可见，他们急于扭转严重的混乱局面。鉴于北京市委领导提出：“有的学校领导瘫痪了，领导不起来，就派工作组进去领导，希望团中央、中组部组织人力帮助。”会议同意这个建议，决定向北京市一些大学、中学派出工作组，成员分别由中组部从各部委和团中央从机关干部中抽调。这时，北京市大多数学校的青年学生纷纷要求派工作组进驻学校。鉴于无政府主义状况日趋严重，经党中央同意，中共北京市委加快了各校工作组的进驻。全国许多省、市和中央一些部委，迫于严重混乱、近乎失控的局势，也纷纷仿效北京市的做法，自动向一些单位派出工作组。6月16日，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决定向中央宣传部派出工作组。
为了引导运动的正常发展，控制日趋混乱的局面，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几乎一两天就召集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对策。并于6月10日至12日，前往杭州两次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讨论“文革”运动的会议。对于工作组问题，会议也没有专门讨论，只是毛泽东在议论过程中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过早地派工作组对于文化革命并不利。可见，毛泽东对派工作组太快了表示异议，但也没有要求把北京已基本进校的工作组都撤回来。
（二）工作组对引导运动有秩序地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杭州会议”结束以后，在北京指导运动的责任落在了刘少奇、邓小平身上。6月13日，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通知，宣布1966年高等学校推迟半年招生，中共中央还批准了中南局、西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报告。6月14日，刘少奇、邓小平又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杭州会议精神，此后又多次主持会议，听取情况汇报，研究运动中出现的问题。
6月18日上午，北京大学一些学生擅自把40多名所谓“黑帮”、“反动学生”揪到校园批斗，北大工作组坚决制止，结果引起一些学生不满。第二天，清华大学出现公开驱赶工作组的情况，北师大一附中，也贴出了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面对越来越严重的事态，刘少奇决定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转发全国，并代中共中央起草批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这一举措，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北京内外已发生的一些乱批乱斗乱打的违法乱纪现象。6月20日下午，刘少奇还专门同北师大附中部分工作组成员谈话。他主张发动多数师生支持工作组。要把讨论反工作组大字报这一仗打好，队伍才放心，先打好这一仗。6月21日，刘少奇提出：特殊情况下，工作组可以代行党委职权，有的学校出现赶工作组、向工作组夺权，要夺档案、枪支、广播这些权，这不能允许，不准随便提出夺权。不好的工作组也可以撤走，但是不要党的领导、中断党的领导是不好的。邓小平也在会上提出了关于工作组工作方法的意见。6月22日，刘少奇、邓小平致信毛泽东：“为了更好地推进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帮助各级党委和干部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发扬民主，改进工作”，准备在“七一”党的45周年纪念日公开发表毛泽东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并请毛泽东批示。毛泽东阅后说：在党内发表就行了。暂不公开发表，再等一年。②6月28日，刘少奇、邓小平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又提出：运动要有步骤，要制订一些便于掌握的具体政策。邓小平还提议8月份完成计划进度的1／3。后来，刘少奇讲：在当时无政府主义泛滥情况下，“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
6月30日，邓小平起草一封和刘少奇的联名信，请示毛泽东，要求发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得到毛泽东的赞同，表示：“应当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7月11日下午，刘少奇听取了进驻北师大一附中工作组的汇报后又指出：对于犯错误的青年学生，“只要改正错误，交待清楚。改正错误，我们还欢迎嘛，如果有错误不改，就跟他辩论，摆事实，讲道理嘛。”你们要注意，不要打人，不要骂人，对于老教师，“批评一下，改一些，还可以用。”他要求工作组同志“很好调查研究，充分准备，才能讲出好话，才能有教育意义。”③
上述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开始恢复了学校的教学和工作秩序，相当程度地控制了无政府主义的蔓延。社会治安开始好转。
（三）工作组的撤与不撤之争
刘少奇、邓小平等采取的正确措施，同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要求取消工作组，制造更大社会混乱做法格格不入，双方就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方针、政策等出现了严重分歧，具体表现在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上。实际上，背后煽动青年学生大闹无政府主义的正是中央文革小组，他们在工作组制止混乱已见成效时，就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工作组。他们一方面通过某些人在下面挑动学生同工作组对立，另一方面公开在某些场合对工作组提出种种非议。结果使不少学校内，在拥护还是反对工作组问题上分成了两派，驱赶工作组的事件屡屡发生。身为第一个工作组组长的陈伯达，竟在他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的汇报会上，提出取消工作组，遭到与会多数人的反对，刘少奇、邓小平支持多数人意见，否决了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意见。但是，争论并没有中止，而是越来越尖锐、激烈。7月19日，陈伯达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讲：“工作组不会比学生高明，工作组都自称是党中央、毛主席派去的。有的工作组整学生。”对陈伯达的无理责难，多数人仍表示不同意。邓小平说：“对工作组要正确估计。我们对这样运动没有经验，他们也没有经验。坏的工作组可以先撤，好的工作组可以留，代理党委工作。”主持会议的刘少奇也说：“工作组有好的，有坏的，他们在第一线，有他们的辛苦，要求不能过高。现在是如何帮助他们、教育他们、总结工作经验。”有的老同志认为，1967年“二月抗争”前还有个“七月会议”，矛头是对着陈伯达一伙的，只是由于半年后发生了“二月抗争”，使“七月会议”表现出来的斗争没有那么引人注意。④
1966年7月22日，刘少奇主持会议，讨论《北京市高等院校文化大革命初步规划》。会议先是听取北京高校目前“文革”运动情况汇报。之后，中央文革小组的人立即发言，他们大批市委工作组，说工作组怕群众，压制民主，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刘少奇驳斥了“文革”小组的发言，说：我们有材料，你们这里挑动群众斗群众。康生拍了拍皮包说，我们也有材料。陈伯达接着讲了一番话，重弹中央领导怕群众的调子，提出要从北京大学撤回工作组。小平同志忍无可忍，他霍地一下站起来，一手叉腰，一手指着陈伯达，厉声说：你们说我们怕群众，那你们去前边试试！他还明确表示：“撤工作组我不赞成。”⑤刘少奇也明确讲：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还是帮助教育，改正错误。赶工作组，有的不应该赶。这次会议还确定了关于高等院校如何开展运动的4条指示。关于这次会议上大多数中央领导人批评和抵制陈伯达、康生的情况，从江青十多天后的谈话中也略见一斑。她说：“二十二号晚上胡克实同志汇报说‘已经走上正轨了’。这次汇报会雪峰同志参加了。我们的组长、顾问没有发言权，讲一句话就被打断。这次汇报会共用了五个多小时，薄一波、陶鲁笳却讲了三个多小时，他们的锋芒完全针对学生的，他们有充分的发言权。”后来，刘少奇也客观地叙述了这场关于工作组问题的争论，他说：陈伯达“早就提出了不派工作组或者撤出工作组，提了三次”，“第一次提出来没有多讨论。第二次陈伯达书面提出两条。讨论时，多数同志还是要工作组，发言要工作组，认为工作组有方便之处，要去就去，要撤就撤”。当时刘少奇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部分组织已经瘫痪，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第三次，陈伯达“又提出这个问题，又讨论了一次，多数同志还是不主张撤。我仍是以前的观点。我认为这一方法较机动，没有下决心撤。同时，主席快回来了，回来再请示决定。”
（四）毛泽东对工作组工作状况的严重估计
刘少奇、邓小平等派遣工作组指导运动取得的成效，与毛泽东“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很不一致，加上陈伯达等别有用心的汇报，于是，毛泽东于7月24日、25日连续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谈话，严厉地批评了工作组：有这么一段，运动冷冷清清；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只会起阻碍运动的作用，都要把它撤出来。他进一步说：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阻碍革命势必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工作组捣了很多乱，要它干什么？⑥这番严厉地，其指责对象是不言而喻的。于是，在当时党内生活已很不正常的情况下，刘少奇、邓小平等服从了毛泽东的决断。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27日，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了撤销工作组决定；28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了邓小平代为起草、周恩来审定的《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
不过，刘少奇、邓小平仍主张对工作组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不能一概而论。在7月29日召开的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刘少奇一方面对派工作组问题代表党中央承担了责任，同时又说：“工作队员过去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是在你们学校里作的，他们犯了错误或者作了好事，是在你们学校里作的，成千上万的人看到了，你们都清楚。当然，各学校工作组的工作不会是一样的，或不完全一样的。”⑦周恩来在会上说：工作组“绝大多数同志是好同志，经过这次接触，你们了解他们，他们也了解你们，建立了革命的联系，革命的友谊。”⑧邓小平在这次会上也说：“作组有好的；有的是比较好的，但是也犯过这样那样错误的。”“工作组的大多数同志在主观上，是想把事情搞好的。领导上对他们的帮助也不够。”加上他们“没有搞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他认为，“工作组多数同志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错误，有些责任要由上级来负担。”⑨这次会议上，宣布撤销所有的工作组。
和刘少奇、邓小平要区别对待工作组的态度相反，毛泽东更为严厉地指责工作组，他认为刘、邓指导运动走了弯路，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压制了刚刚兴起的运动。这就使得刘、邓不得不一再地作检讨。8月1日，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作报告，报告的后半部分着重谈“文革”以来的工作，在工作组问题上又作了自我批评，他说：“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特别是工作组问题上出了问题，责任主要由我负。”⑩8月2日，刘少奇参加了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大会，3日晚，又到该院找几派学生组织代表谈话，4日晚，他又在中南海找工作组负责同志谈话，询问了一些情况。可见，刘少奇等尽管思想上没有通，但都想努力跟上毛泽东。然而，毛泽东对工作组的错误估计得相当严重，他说：工作组不到10％是好的，90％以上的工作组是完全错误的。工作组不管怎么样是做了坏事，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斗争坏人它不舍得，批判学术权威，它没有本领，改革教育制度，它也不行，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起了个坏作用。一般说，就是90％以上的工作组干尽了坏事。（11）8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把“文革”初期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下的工作，说成是方向、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提出这次全会“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
由于对毛泽东威望的维护，刘少奇、邓小平还是努力按照毛泽东对问题提的高度，数次作口头或书面检讨。尤其是以10月23日的检讨稿最具代表性。刘少奇说：“在工作组派出之后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严重性。有少数工作组实在不能维持下去了，把工作组撤离之后，接着又派了新的工作组去。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好好向群众学习，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12）这时，刘少奇已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邓小平虽然排在第六位，但他和刘少奇一起因被指责是犯了“路线错误”，已不再参与中央日常领导工作。
二、刘少奇、邓小平派遣工作组严重受挫后的不幸结局
健康、有序地指导“文化大革命”，是刘少奇、邓小平等派遣工作组的良好愿望，结果工作组被迫撤回，刘、邓在“文革”初期的这次抗争以严重受挫而告中止。随后出现的几种结果更令人痛惜。
（一）由于抗争严重受挫，“文化大革命”运动迅速朝着混乱、反动的方面发展，终于酝成了连发动者毛泽东本人也无法控制的一场全面内乱
“文革”发动初期，刘少奇、邓小平在第一线主持工作。但是，权欲熏心的林彪、陈伯达、江青等认为，按照刘、邓的做法，难以达到乱中夺权的目的，所以，一方面直接干扰刘少奇、邓小平等代表中共中央做出的较为正确的运动部署，另一方面背着多数中央政治局常委向毛泽东作别有用心的汇报。林彪曾说：“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在灵魂上来个大震动，彻底打倒资产阶级权威。”显然这里的资产阶级权威是有针对性的。这次全会以后，“文革”运动在全国不受限制地迅猛展开，社会秩序很快就陷入极度混乱。
在林彪、陈伯达的煽动下，全国随即出现了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潮。由于这种批判矛头指向是刘少奇、邓小平和各级领导干部，所以，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大批领导干部的抵制和反对。1967年2月，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拍案而起，公开反对“文革”的正义之举（即被林彪等称为“二月逆流”之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尽管这次“二月抗争”同刘少奇、邓小平在1966年作的抗争一样，最终都受到强烈压制，但是，这种抗争一直没有停止，只是以另外的形式继续着。
（二）由于抗争严重受挫，作为领导这次抗争的刘少奇、邓小平，被诬蔑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而受到批判和政治迫害，特别是刘少奇被罗织的莫须有罪名永远开除出党，直至含冤身亡，从而制造了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1966年8月初，尽管刘少奇、邓小平已经服从了毛泽东撤回工作组的决断，但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仍相当严厉地批评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下的中央领导工作。8月4日他当着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面讲：“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虽然刘少奇主动承担责任，说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负主要责任。”毛泽东却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第二天，他又写了大字报并印发全会代表，在较大范围内公开了中央领导层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分歧，并把这种分歧提到两个司令部斗争的高度。毛泽东写道，从6月初以来的“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13）后来，他又讲：过去50天，那个司令部只领导了一种思潮。派工作组的人要承担责任。很明显，毛泽东的讲话和大字报直接针对以刘、邓为代表的主持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中央领导人。
但是，林彪、陈伯达等在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迫不及待地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说：“提出错误路线的，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人，即刘少奇和邓小平两位同志，他们负主要责任”。10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诚恳做完检讨的第二天，林彪仍步步紧逼，他说：“中央有几个领导同志，就是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他们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他们实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这次会议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诬蔑“刘邓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赫鲁晓夫”。张春桥则公开煽动造反派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他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要“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14）此后不过一个星期，造反派们就大量张贴“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的大字报，公开喊出“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黑司令”的口号。并在1967年1月两次批斗了刘少奇、邓小平。
毛泽东不赞成给刘少奇、邓小平贴大字报等过激做法，直至1967年2月以前，他会见外国共产党领导人时，还称刘少奇为同志，提出在准备召开的中共九大上，“刘、邓是不是能选上（中央委员），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甚至他同张春桥、姚文元谈话时还几次讲到，刘少奇看来九大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他同邓小平面谈时仍主张他进中央委员会。
但是，林彪、江青等却处心积虑地陷害刘少奇、邓小平。他们一方面鼓动造反派把“打倒刘、邓”的反动舆论迅速地传向全国，另一方面背地里设立专案调查组，罗织罪名，诬陷刘少奇有重大历史问题，有一条“刘少奇叛徒集团组织路线”。江青曾在捏造的所谓“罪证材料”上写道：“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隐藏如此深、如此久，如果没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能暴露和揪出来？”林彪也批示：“挖出刘少奇这个隐藏四十多年的特大坏蛋，清除一最大隐患，更加证明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无比深远。”林彪、江青制造的关于刘少奇的“罪证材料”，终于改变了毛泽东原有的态度。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表决通过了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出党，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历史表明，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确凿的事实证明，强加给刘少奇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
（三）由于抗争严重受挫，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遭到极为严重地破坏，党和国家遭受了建国以来最为重大的损失和挫折
撤回刘少奇、邓小平等派出的工作组，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因为派工作组是针对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难以正确领导运动而采取的有力措施。工作组撤回以后，党的各级组织进一步受到冲击并迅速半瘫痪、瘫痪，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受到了极为严重地破坏。
实际上，在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之前，党内生活已很不正常了。姚文元的文章形成过程不说，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五一六通知》时，有人从语法文字角度提了点修改意见，也被陈伯达等拒绝。结果是一字未改，一个标点未动。难怪刘少奇当时就责问：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改，这不是独断专行，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尤其是林彪大讲政变问题，鼓吹个人崇拜的“五·一八”讲话，竟被认为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件”下发全党，“认真学习，认真讨论，认真领会”。
当时召开的几次中央全会。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不仅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列席，连聂元梓等所谓革命师生代表也始终与会。至于两年后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更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仅从组织原则看，在195名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被诬蔑为“叛徒”、“特务”等罪名不准出席会议的人达52．7％，中央委员因不超过半数只得增补。而扩大进来与会的人却达74人，占与会人数的57％还多，有的人连中央委员都不是，还被指定为组长、副组长。后来得知，扩大进来的竟有一人不是共产党员。
另外，当时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参加会议的常委们实际上已无法平等地集体讨论问题。在刘少奇、邓小平等多次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或常委扩大会议上，多数人一直对撤回工作组持否定态度。但是，毛泽东回到北京后连续两次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评工作组并决意撤回。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原定议程中没有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内容，但由于毛泽东临时提议，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甚至常委会在没有酝酿讨论的情况下，最终还是按毛泽东的意见选举了11名常委。事实上，多数常委有名无实，根本不能正常地行使职权。
“文革”之初，严重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事情不胜枚举。1966年5月底，经中共中央批准并征得在外地的毛泽东的同意，才派出了第一个工作组，但是，陈伯达带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以后，6月1日就发表了未报告党中央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广播了责难北京大学党委、北京市委的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这是康生背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主持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把大字报底稿直送在外地的毛泽东，获得同意后的突然之举。刘少奇、邓小平等既不赞同这些不经过组织程序、不采取正常方式的做法，又对这些得到毛泽东支持的做法无法反对。还有，对于刘少奇的处理。从立案审查到在中央全会上通过审查报告的近两年中，对刘少奇本人一直保密。整个过程既不听取本人对审查问题的陈述和解释，又对本人主动作的口头争辩和书面报告不予理睬，完全剥夺了他作为党员按照党章规定实行申述的权利。
从发动“文革”之初，毛泽东就感到多数领导干部并不很支持。他曾担心说：文化革命能不能坚持到底，政治上能不能顶得住？中央会不会出修正主义？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他还讲：“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不过，运动发起后，中央多数领导干部还不了解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的真实意图，思想上也难以接受毛泽东倡导的那种开展运动方式。所以，毛泽东后来讲：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有时只剩下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我只好把我的意见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而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写的那份大字报，指责对象实际上就是刘少奇、邓小平等出席这次全会的多数领导干部。所以，讨论时除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少数人表示赞成外，多数领导干部没有表态。这一点，毛泽东也深有感触，他后来告诉外宾，自己的看法当时在会上只得到多数多一点的同意，当时有许多仍然是不通的。林彪曾讲：“文化大革命高潮被泼下去，是主席扭转过来。”可见，自“文革”开始以来，革命抗争就一直此起彼伏地进行着。这一点，毛泽东心中很清楚。1976年6月，重病的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总结自己一生做过的两件事：一是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蒋介石反动统治。他认为，“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想及早收回台湾等几个海岛。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他看到，自己领导做的第二件事，没有像在领导做第一件事得到拥护、支持，自己与患难与共几十年的战友们在思想上、政治上疏离得越来越远。
三、刘少奇、邓小平等派遣工作组不幸结局的深刻原因
刘少奇、邓小平等派遣工作组严重受挫绝非偶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原因之一：这是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进程中，中央领导集体内部关于指导思想方面的意见分歧进一步激化、公开化的结果。“文革”一开始，毛泽东就将处在上述复杂情况中的中央领导集体意见分歧公开化。
1966年8月4日，毛泽东批评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工作的中央领导：“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事情，就爆发出来。”第二天，他在大字报中批评刘邓派工作组时又讲：“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15）显然，从1962年起，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等在工作中就产生了较大的意见分歧。
关于“一九六二年的右倾”。1962年1月，毛泽东主持有七千余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党的总书记邓小平负责筹备这次会议。先由邓小平，后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的会议报告，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大跃进”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这个报告和刘少奇的书面讲话，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之后，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邓小平、周恩来分别代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也作了自我批评。这次大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重要成果，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有人曾讲到会议的主要筹备者刘少奇、邓小平，说这是“刘邓大军的胜利”。毛泽东听后感到不快。
1962年2月、5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分析了面临的经济形势，决定对国民经济进一步调整。尽管迫于形势，刘少奇后来不得不违心地自我检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讲话，对困难讲得过多过头。保用陈云，批发陈云报告。对邓小平的包产到户、陈云的分田到户都未顶。实际上，正是由于刘少奇主持两次会议制定的这些措施的贯彻，才渡过了严重困难时期。对这两次会议制定的基本措施，毛泽东原则上表示过赞同，但在七、八月北戴河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却发出了所谓把形势说得“一片黑暗”和存在“平反之风”、“单干之风”的指责。上述情况表明，由于在经济发展问题特别是阶级斗争问题上“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并没有从根本上纠正，对形势和政策的许多看法在党的领导层中实际上还存在着分歧、矛盾并逐步地发展起来。
关于“一九六四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这是指1964年下半年刘少奇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的问题。1964年9月，刘少奇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后十条”修正草案，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更加严重。刘少奇后来讲：“最近几年，我也想过如何才能避免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如何才能使无产阶级夺到手的政权不至于又失去政权，如何才能使社会主义的中国不至于像苏联及其他一些国家那样，‘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国家。”修正草案还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从而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政策。并提出“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等一些过去土改运动时实行的方法。毛泽东觉察了上述问题，于1965年1月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纠正了打击面过宽，搞神秘主义等偏向，但是，“二十三条”提出的运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论断，则是更严重的“左”的错误观点。
在1964年底至1965年初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和刘少奇等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方法等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前者更多地考虑中央出不出修正主义问题，后者着眼点主要在整顿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上。结果，刘少奇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邓小平后来以检讨的口气讲：我们这些人犯错误，总是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如六二年的问题，大小三线没上纲的问题，也是在阶级斗争的问题上。从刘少奇、邓小平的“检讨”中不难看出，当时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中央领导层中的意见分歧。
原因之二：这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党内个人崇拜现象发展得越来越严重的结果。
1966年1月，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前就讲过：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我总感到要出问题。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昌，经过许多地区，都没有听到反应。不久，他就提出了这样的主要论点：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实践证明，这些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列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新中国建立以来，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连同1956年至1966年的10年中“左”倾错误的积累和发展，到后来终于暂时压倒了正确的发展趋向，而正确的发展趋向由于本身还不成熟、不彻底，因而没有力量阻挡错误趋向的进一步发展，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刘少奇、邓小平等派遣工作组严重受挫，正是这种实际状况的集中反映。
原因之三：这是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这些野心家，别有用心地利用、助长党所犯的“左”倾错误的结果。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以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为目的。他们利用毛泽东的错误，背着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
在工作组问题上，他们竭力制造混乱。刘少奇、邓小平等派出工作组不久，就同中央文革小组产生了分歧和矛盾，而且越来越深。
在对待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所谓“错误”问题上，他们无限上纲。在毛泽东主持的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陈伯达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了“同毛泽东的路线相反”的“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同年12月，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在会上说：“刘、邓不仅是50天的问题，而是10年、20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16）结果，全国掀起了批判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在对待刘少奇问题上，他们罗织罪名，必置其于死地而后快。正是江青、康生等指使专案组编造的“罪证材料”，形成了对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从而制造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最大的一起冤案。总之，“文革”之初，林彪、江青、陈伯达等受到重用，他们得势横行，使得刘、邓派遣工作组最终严重受挫难以避免。
注释：
①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央书记处成立的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5人组成的小组。
②刘少奇、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及有关批示，1966年6月20日。
③刘少奇听取汇报时的讲话，1966年7月11日。
④⑤《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224、224页。
⑥（14）（16）《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646、652、652页。
⑦刘少奇在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7月29日。
⑧周恩来在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7月29日。
⑨邓小平在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7月29日。
⑩刘少奇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讲话，1966年8月1日。
（11）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讲话，1966年8月1日。
（12）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1966年10月23日。
（13）（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