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到底如何看中国人?

　　老实的中国留学生

　　1983年，教育部选拔青年教师出国深造，在西安交通大学任教的陈宏竭力争取到这个机会。两年后，怀揣80美元，他来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开始梦想中的“海外深造”。

　　入学不久，美国的老师和同学就给陈宏贴上了“刻苦、勤奋”的标签。在陈宏印象中，这个标签几乎是当时每个中国留学生共有的。

　　于是，在外国同学眼中，中国留学生总是一副如饥似渴、钻研读书的样子。不仅如此，还常常给人以“默默无语”的印象。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也穷，刚刚踏出国门，大家有潜在的自卑感，而且又经过文化大革命，都不敢乱讲话，这种个性在我们中间也就比较多，美国一些教授甚至觉得中国留学生过于老实了。”陈宏解释道。

　　谨慎而保守的心理状态，对于曾希望融入美国社会生活的中国留学生来说，是极大的障碍。“我们出去郊游、运动，组织晚会都是通过中国留学生联谊会组织，只带自己人出去玩，和外国的圈子没有任何交集。”陈宏说。

　　陈宏最早的外国朋友是学校里的舍友---一个比他年长十几岁的日本留学生Kimura。两人相处得很好，但这位舍友始终觉得“日本绝对比中国发达多了”。

　　陈宏觉得这是歧视，KEMO则给出了自己的一番解释：“他说，五六十年代日本人看到美国人就像神一样，7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越来越强大，他的几个朋友甚至开始管理美国人。那种敬畏感、神秘感就没了。他的毕业论文叫《傲慢与偏见》，结论就是，真正要让世界产生尊敬，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体做到强大。”陈宏说，20年后他对这个说法有了尤为深刻的体会。

　　在美国最初的岁月里，外国同学确实普遍瞧不起中国。“比如美国人对你态度很好。但你可以感觉到他不会把你当做和他一个同等级别的人交往。他觉得就是送你一些东西，照顾你一下。”陈宏说。

　　后来陈宏住进一个有5名白人学生的宿舍，“有一个舍友，一个英国人，上来就问我，中国通电吗、有电视机吗等离奇的问题，好像我们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

　　共产主义也能赚钱

　　1991年，博士毕业的陈宏来到硅谷。那时互联网世界已开始风起云涌，纳斯达克不断上演财富神话。但这些高科技神话似乎与中国人没有什么关系。

　　在美国投资界的印象中，那时的中国留学生始终以循规蹈矩的“工程师”或者“助理教授”的面貌出现，根本没有创业成功的例子。

　　陈宏在1993年向亲戚朋友东挪西借筹集50万美元创立了Aimnet公司。但他在融资路上遭遇身份难题。

　　他原本准备经历艰难的谈判过程，结果投资公司都表示“对不起，我们没兴趣”，根本不与他对话。

　　有人提点他：这些美国“风投”宁肯投印度人也不会投中国人。在他们的心中，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

　　所幸，陈宏还是找到了一位来自新加坡的投资者，将Aimnet 打造成为美国加州最大的网络服务商之一。此时，和陈宏一样开始在硅谷创业的中国人，还喊出了一个口号：让西方人明白共产主义国家的人也知道怎样赚钱。

　　不过，这时美国主流IT圈对于他和中国人还不在乎。有一次在会议上，陈宏主动上前和康柏公司CEO打招呼。对方握手后，说声“nice talking to you”就不再理会。

　　1999年12月15日是一个转折：陈宏一手创立的GRIC 公司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这是大陆留学生作为CEO和创始人在纳斯达克上市最早的公司之一。

　　2000年开始，越来越多的美国投资者开始掏钱给中国留学生的公司，有些留学生常常凭借一纸商业策划书就可以拿到投资。

　　一定要参加的年会

　　GRIC上市后，一些大公司的CEO开始与陈宏往来。曾经对他“闭门谢客”的美国投资界人士也开始寻找与陈宏交流的机会。“从2000开始，这种平等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我也意识到，这不仅是个人实力增强的结果。世界的眼光开始更多聚焦在中国人身上。”陈宏说。

　　而这种“聚焦”效应，颇为明显地体现在华人协会的影响力上。

　　1991年，陈宏等在硅谷创办北加州华人专业人士协会。它本想成为中美沟通的桥梁， “科技部副部级的领导，想接触一些美国大型公司的负责人。协会安排后，这些大型公司派来的竟然是刚从学校毕业两年的低层管理人员。”陈宏说。

　　8年后，陈宏与WebEx公司创始人朱敏、新浪的茅道临等第一批留学生创业者联手创立华源科技协会，“刚创立的第一年99%都是中国人在参与。现在参加华源年会的一半以上是外国人，美国的副总统戈尔会来，思科的CEO、微软的CEO全都来了。”陈宏说。

　　吴睿：“四月青年”的新任务

　　显然，他们还没有适应中国日益强大这个事实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邱丹、记者戴闻名 | 上海报道

　　吴睿，1974年生，2003年去法国，先在马赛第三大学攻读欧盟商法法律硕士，随后在巴黎一大学习旅游法硕士，现在法国从事旅游业工作。

　　他是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传递巴黎风波之后“4.19”华人巴黎集会的组织者。因为在遥远的海外捍卫国家形象，吴睿和他的同伴们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四月青年”。

　　那是一次中法观念和关系的大碰撞。不过2年后，吴睿已经担任民间组织“中法之桥协会”会长。他的任务就是推动中法之间的文化、经贸交流。

　　“嫉妒加恐慌的复杂心理”

　　吴睿在法国7年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法国民众对中国有不少误解。

　　“在他们的教科书上，西藏是1949年之后，中国派兵‘占领’的。”吴睿说。在2008年4月7日巴黎火炬传递事件现场，他的一个朋友听见一个小女孩问：“他们在干什么？”身边的母亲回答：“中国占领了他们的领土，他们想要建立自己的国家。”

　　他觉得，除了不了解中国，法国人面对中国有“嫉妒加恐慌的复杂心理”。这些年在巴黎留学、经商、定居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他们通过竞争获得了就业机会，再加上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逐步进入法国市场，让当地人心里很不舒服。显然，他们还没有适应中国日益强大这个事实。

　　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的海外发展、尤其是在非洲的发展，让法国人难以接受：“法国历来把大部分说法语的非洲国家当成是他们的‘后花园’。中国的工程队、经贸团在非洲的每一次竞标成功，就意味着法国在非洲利益的每一次退守。我想这是中法关系不断起伏的一个根源。”

　　在2008年3月14日奥运火炬传递那天，一些法国人举着五个手铐的旗子抵制北京奥运，还有中国留学生在大街上被法国老太太围起来吐唾沫，说“中国侵占别人领地”。

　　吴睿和其他一些留学生觉得，这是对中国的严重曲解和侮辱，而此时法国媒体却还在铺天盖地宣传藏独分子的言论，“我们觉得必须站出来说点什么，才可能在法国继续求学、生存”。他们迅速组成了一个“组委会”，决定组织一次游行，抗议媒体的不公正报道，用实际行动支持北京奥运。

　　“支持北京奥运，反对媒体不公”被确定为集会的主题，他们制作了一系列的标语： “中法友谊万岁”、“停止媒体暴力”、“欢迎去北京感受真实中国”等等。在集会前召开记者会，他们还按照西方人的方式介绍了集会内容，并邀请法国主流媒体报道集会。

　　他们向巴黎警局申请了4月19日举行游行，申报人数5000。警局的人一开始很不屑，说“你们这个活动能来1000人就不错了”。申请递交后，警局先将线路砍掉了一大半。后来又电话通知游行改成了集会。

　　温州商人不抠门

　　这些年轻人当时印了6000件T恤，很快就分发光了。“如果按人次计算，那应该超过一万了。”全法国、甚至周边邻国的留学生都自发组织、长途跋涉前来声援。

　　6000件T恤衫都是由华侨捐赠的，“别看那些温州商人平时很抠门，在集会当天，也是靠这些温州老板的慷慨相助，才解决了1500个外地参与者的午餐和住宿。”吴睿回忆说。

　　这是一次和平的抗议，“集会散去之后巴黎共和国广场上一片纸都没有留下，这让经常参加集会游行的法国人很是震惊”。

　　吴睿觉得，要彻底改变中国在西方世界的形象真的很困难，只能一点点做，“成立于2008年8月的中法之桥协会，就是希望能通过文化、经贸的交流，增进双方的相互了解，化解一些误会和偏见”。

　　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应该用法国人习惯的方式回击法国人，并且让更多的法国人自己来中国亲眼看看，“这样才是最有力的回击”。

　　吴睿说，2008年这个“多事之秋”也激发了法国华[0.11 0.00%]人的爱国热情。“5.12”地震之后，他和他的同伴又去巴黎警局申请了“5.18”铁塔千人烛光祈福会，为地震中的死难者祈福，并募集了2万多欧元，汇回国内支援地震灾区。

　　中国人也在用外国人的方式改善自己的形象。

　　学中文的人越来越多，有些人开始了解中国习俗，对属相、风水等甚至懂得比中国人还多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芳 | 北京报道

　　曾晓文属于“海外伤痕文学”这个圈子。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国的海外华人都曾经历类似的苦处：文化休克、语言障碍、学业挑战、感情失意、生意失败、居无定所??所以，海外华人圈里但凡动了创作念头的，往往都从自身坎坷的经历写起，以至于这一代海外华语作品，被笼统冠之以“海外伤痕文学”。

　　在曾晓文2006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梦断德克萨斯》中，女主人公与恋人在美国艰苦打拼，他们作为股东的饭店刚刚隆重开业，意想不到的牢狱之灾就降临，漂亮能干的女孩因为签证过期和非法雇用无身份的华工被囚禁了98天，男友则被拘禁半年??

　　这些，都是曾晓文的亲身经历。

　　三只旅行箱、两行泪和一页简历

　　曾晓文出身书香世家，爷爷写得一手绝妙的毛笔字，父亲则是教语文的特级教师。她自小对文字便有浓厚兴趣，高考时语文成绩名列黑龙江全省第一名，本科和硕士专业也都选择了文学。

　　1994年，曾晓文的丈夫到美国攻读博士，她便以陪读身份来到底特律。由于在国内学的是俄语，她一句英文也不会，便进入一所黑人区的免费英文学校，从26个字母学起。

　　到美国第一年，她精神处于最低谷。但日常零星写下的一部短篇小说《网人》得了台湾的一个文学奖，给了她极大的鼓励。“在孤独、痛苦、失望的时候，文学总是我爬出精神低谷攀援的青藤。”

　　为了生存，她去攻读与自己原来的专业毫无关联的电信与网络管理，并如小说里描写的一样：“为存钱交学费，她开始到中餐馆打工，没料到老板娘只肯让她做学徒。她辛苦劳动了两个星期，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却没有赚到一分钱。后来她终于得到正式做工的机会，靠自己的体力生存??”

　　到美国的第四年，曾晓文终于拿到硕士学位和工作签证，并走出日渐淡薄的婚姻，与在美国结识的爱人走到一起，并从中餐馆的打工者打拼成了中餐馆的老板之一。随后，一场突如其来的牢狱之灾改变了她的生活。

　　不过这次经历没有让她灰心丧气，反而带来平和、豁达的生活态度。2003年，她移民加拿大，9年的美国生活浓缩成“三只旅行箱、两行泪和一页简历”，也成就了她的小说。

　　海外伤痕文学“血泪斑斑”的雷同内容，已逐渐难以引发国内读者的兴趣，身无分文在异国打拼的题材也越来越少会吸引出版社。曾晓文感慨，“我们这一代还挺特别。很多理工科出身的人，没有过专业训练，人到中年，突然想倾诉，然后动笔写，其实挺辛苦的。我常被他们的精神感动。”

　　面对最近评论界谈及海外文学的讥讽，曾晓文认为这是因为人们的视野在改变，精神需求也在改变。“忘记伤痕，走向新生活，是人类本能。谁能阻挡本能呢？但我们能忽视知青伤痕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吗？与此类似，我们能忽视海外伤痕文学这一篇章吗？它见证的不仅是移民个人成长的历史，更是一代人求索的爱与忧伤。”

　　曾晓文白天在西人公司做IT高管，从事信息和网络系统管理工作，崇尚科学与逻辑。晚上则抽空就写作小说、散文，陶醉于虚构和情绪。这样的生活看似分裂，但她却从中得到了“精神的平衡”。

　　“在国外写作的，几乎99% 的人都是业余作者。”曾晓文说，因为人民币与加元的汇率关系，给国内写稿在多伦多难以生存。她常常用稿费来买鞋子，早晨穿鞋的时候联想到自己笔下的某个人物，从中有种隐秘的乐趣。

　　同时，他们又很难用外文写作，获得当地市场的认可。

　　国内的文学评论界也往往忽视这个群体的作品，他们由于不了解国外生活的状况，难以恰当给予评价，对于创作现状也不甚了解。曾晓文打趣道：“国内一讲就是聂华苓、於梨华??都是‘祖母级’的。”

　　他们还浑然不知

　　“等我们这一代人不在人世了，移民文学现象就会不同。原因有两种：一是新一代的小留学生：他们虽可以写，但他们没有经济压力和生存挣扎，一出国就买宝马了，没有餐馆打工这些七七八八的经历；二是我们的下一代人，他们不太会写中文，也许用英文写作。”曾晓文说。

　　曾晓文的同事和邻居对她的创作几乎一无所知，因为他们只说英语，不可能读她的中文作品。另外，她也喜欢以一个普通人而不是写作者身份与他们交往，以便观察生活，探讨人性本质。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以为在海外写作的优势是异域题材，但最近我领悟到其实我的优势在于客观视角、人文精神和平淡之心。”

　　在她的观察里，过去十几年海外华人在北美的形象逐渐完成了由负面到正面，由孱弱到健康的转变。这其中有整体原因，也有个体原因。

　　“洋人对中国人的好奇与兴趣日渐浓厚。”曾晓文举例说，近几年在加拿大，关于中国的消息经常上报纸头版，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总能引起关注。学中文的人越来越多，有些人开始了解中国习俗，对属相、风水等甚至懂得比中国人还多。“谈论中国，已不仅是士嘉堡华人小区的兴趣，而是多伦多鸡尾酒会中的时尚。”

　　曾晓文留意着这些变化，并打算以中加交流为题材创作一篇新小说，从一个加拿大家庭和一个中国家庭长达百年的友谊写起。“以往的移民文学作品一直在强调中西文化的冲突，移民往往是处于弱势的。其实，很多移民在当地也受到了许多人的关注和帮助。”她满怀信心地计划着新的作品，希望把“这个大爱的主题写好”。

　　“澳洲人一方面不自觉地对中国的这些有钱人高看一眼，一方面又恨他们炒高了房价。这种抱怨甚至还上升到政治层面，迫使政府对房产投资做了严格限制。”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瑜 | 北京报道

　　豫墨至今也忘不了2008年11月1日那一天。这并不是豫墨第一次来澳洲，但他一下飞机，却仍为墨尔本清新的空气和阳光海岸惊叹不已。

　　他想起2004年，自己当时还是一个留学生。再来时，身份却已经是澳洲新移民。这种身份的变化令他兴奋不已。当在机场看见比他早到一个月的妻子苏婉熟悉的笑脸，豫墨10个小时的飞行疲惫一扫而光。他知道，新生活就此开始了。

　　转眼两年了。从最初两手空空忐忑不安，到现在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自己的房子、车子，和可爱的女儿安安，对豫墨夫妇来说一切都像梦一样。

　　重返澳洲

　　和所有的新移民一样，从北京初到澳洲的日子充满挑战。不过，豫墨在国内的东家在澳洲也有分公司，他便经由公司的推荐应聘澳洲的职位。这让他感觉像中了六合彩，而且开的薪水也比当初估计的高很多，每月有近7000澳元。

　　“不知道还有没有第二个像我这样的人，一周多前从老东家辞职，一周后再次进入老东家。同一个公司，不同的国家。”豫墨笑言。

　　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像豫墨这样的亚裔技术移民在澳洲很受欢迎：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勤奋和听话。“这里不像美国，人才集中竞争激烈，澳洲当地人跟中国人相比比较懒惰，而且做事拖沓。只要不是技术能力太差，像我这样的中国移民一般都能找到不错的工作。”

　　而且他们对当地人的就业竞争影响并不算大。“对于想真正闯番事业的人来说，美国是更好的去处。澳洲人都崇尚安逸的生活。所以我们这些新移民对澳洲本地人的就业影响不大。”

　　2009年5月，豫墨在墨尔本近郊、距市中心12公里的地方买下了第一套房产。这着实令夫妇俩兴奋了一把。“在国内这应该叫别墅，是有钱人消费的东西，可是墨尔本满街都是这样的房子，是普通的民居。”苏婉说。

　　在买房之前频繁参加的房产拍卖会上，豫墨夫妇俩见到的最阔绰的买家不是本地人，而是操着江浙口音的中国人：叫价时澳洲人都是一两千地喊，而他们却常常五千、一万地加价。

　　“澳洲人一方面不自觉地对中国的这些有钱人高看一眼，一方面抱怨他们炒高了房价。这种抱怨甚至还上升到政治层面，迫使政府对房产投资做了严格限制。”豫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