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交警扣车最多几天:解放军四大野战军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9 16:56:04

各野战军统计数字质疑

若论研究军史,我仅是新手,业余水平。四大野战军战果统计数字最近被很多战
史研究者引用以论及指挥作战水平优劣。按这些数字所体现,二野刘邓,叁野陈
粟的仗打得都比四野林彪强,部队实力与四野的差距也不是很大。但我在分析中
发现这些数字存有定义不清、界限不明、统计标准不统一的现象,造成某些数字
无法进行公平的比较。

1、 来自官方的“权威”数字:解放战争结束时:一野──部队实力58万人,歼
敌51.36万人,歼灭土匪7.2万人,自己牺牲1.8万人;二野──部队实力120万人
,歼敌2,218,134人,歼灭土匪114万人,自己牺牲215,209人;叁野──部队
实力82万人,歼敌240万人,歼灭土匪100万人,自己牺牲115,959人;四野──
部队实力150万人,歼敌180余万人,歼灭土匪115万人,自己牺牲6万余人。从数
字上看,四野的战绩不比二、叁野强。

2、 部队实力数字质疑:网友“明鉴是非“在“人物讨论”中发贴引用一组数字
,“至1949年2月辽沈、平津战役结束的时候,中央正式成立四大野战军。这个时
候,一野32万兵力,二野28万兵力,叁野58万兵力,叁大野战军总数加起来是12
0万兵力(见《四大野战军》一书)。可是这时四野总兵力已达140万人。”可认
为数字也来源于官方统计,与前述数字的权威性一样。那么到50年5月间,四个野
战军番号撤销时,仅一年零叁个月的时间,四个野战军的实力分别为──一野14
个军58万人(其中野战军主力42万,地方部队16万人);二野10个军120万人;叁
野17个军82万人;四野20个军150万人。四野兵力仅增长10万,而二野增长90万人
,叁野增长24万人,一野增长26万人。四野兵力增长最小而二野兵力的增长到原
来的四倍以上。换个角度再来看:49年正式改编为四个野战军时,四野的军一级
编制兵力最强,在48年11月时已达到每军4个师6──7万人,到50年1月四野编制
为:除军以外,另辖有6个省军区、1个炮兵司令部(4个炮兵师、1个高炮师)、
1个工兵司令部(5个团)、1个铁道兵司令部(5个铁道团)和16个独立师、92个
独立团、8个警卫团及军政大学6个分校。全区总兵力150万人。在这个编制容量内
容纳150万的兵力,很易理解。四野兵力发展的线索:辽沈战役后大军入关总兵力
为83万余人(先遣兵团11万、主力部队72万余人),《雪白血红》中记载,四野
入关及划拨华北等其它部队的总兵力约105万人。考虑到辽沈战役结束时东北地区
镇守的需要至少应在30万人以上,可以认为,四野在平津战役时期的总兵力最少
应在120万以上。平津战役改编傅作义华北兵团共25万人,所以此时四野总兵力达
到140万以上应是事实。经过南下作战,改编较大规模起义部队安新战役17,000
人,渡江战役张轸128军约3万人,解放长沙陈明仁部77,000人,达12万多人。后
来中央军委成立各军兵种,主要是从四野抽调的干部和部队,如空军、海军、铁
道兵、炮兵、工程兵等,而四野的骑兵部队因作战地域原因较早已调给北方部队
。所以到野战军番号撤销前后四野因这种抽调肯定造成编制内总兵力的减少。我
们可以认为,四野在某一个时间断面上的总兵力肯定大大高于150万,但未被统计
采信。叁野在49年2月时,各军兵力平均3万多,最少的是30军,2万4千人,最多
的是24军3万6千人,其中10个军在3万──3万6千人之间,其余各军则不足3万人
。到50年5月叁野撤销时,共17个军的编制容纳82万兵力,考虑加上特种兵与技术
兵种,军一级的兵力编制扩展并不很大。现在再来看二野,到50年时以10个军的
编制容纳120万人兵力则显得极为不好理解。首先二野军一级的兵力并不比叁野多
多少,49年2月时,主要军的兵力均在2.5万──4万之间,如10军3万5千,11军3
万8千,14军2.万3千,17军2.万4千8百,最晚成立的19军1万5千。而其主力军12
军与15军从资料上看到50年中期方达5万余人。那么,二野的10个军兵力就算到5
0年5月都达到每军5万人,也才50万人,加上直属部队、特种兵和技术兵种(二野
的特种兵与技术兵种的规模比四野小很多,不在一个层次),说大了不会超过10
万人,也才60万。还有60万的兵力是怎么回事?因为资料中没有可供查证的线索
,只能估计。

如原因是二野地方部队数量大大高于其它野战军,也不象。四野经营地域为中南
六省,地方部队为6个省军区、61个军分区(<四野.1949>)、16个独立师、92个独
立团;二野经营的地域为西南四省(四川、云南、贵州、西康、),而西藏军区
到51年12月才建立,那时已无二野番号了。在二野编制内的地方部队为七个军区
(四川分为四个军区)、41个军分区。当时二野将主力部队分散进行地方工作,
有25个军分区部队都是由主力师兼的。所以我认为,如因地方部队很大而使二野
达到120万人也存在疑惑。再一种可能是将凡是二野曾作战的区域的后方留守部
队、地方部队都算了进去。如果是这样计算的话,我曾看到的资料显示,到海南
解放时,四野在中南六省的驻军部队加上留在东北、华北等地的后方部队、地方
部队,总兵力已超过200万。二野的兵力计算是否如此?没有线索。还有一种可
能,二野曾在挺进西南时改造了90多万的起义、投诚国民党军队,如理解为将其
中几十万人编进二野造成兵力大增也说不过去。四野改造起义(投诚)部队计长
春11万、平津25万、南下作战12万,为此增加1个兵团部、4个军(50、51、52、
53军)、12个师。但二野在改造这90多万人后10个军及所辖师的编制并未增加,
如将几十万全编入老部队也不好理解,一则不可能让起义成份在部队中占那么大
比例,二则没有资料显示二野曾将每个军扩成9──10万人。是否因这90多万人有
一大部分编进二野编制内造成二野兵力大大增加,现无线索可寻,无法认定。现
在再来看一野:一野被认定在49年11月30日的总兵力为58万(主力43万,地方部
队15万)。兵力增长的线索──1948年春,西北野战军共5个纵队68,000人,加
上地方部队共10万余人;1949年2月,改称一野,共6个军116,000人;49年5月中
央将华北18、19二个兵团共6个军17万人划归一野,此时一野兵力加地方部队达4
0万人;以后改编起义的陶峙岳部76,000人,组建第22兵团(一个军5个师),再
后由新疆民族军改编为第5军。最后达到主力43万,地方部队15万的规模。可以看
出,一野14个军的兵力中原华划拨的二个兵团6个军占了很大比重,而地方部队始
终作为重要成份列入兵力编制中。一野兵力的大幅增加没什么悬念,得到外来因
素的加强而已。在兵力统计中主要是二野的120万中有太大的疑数,其中有几十万
人在编制上无处可容,究竟这些兵力是二野的哪些部分的兵力?
3、 歼敌数字质疑:四野歼敌数字:1948年11月2日,中共中央在祝贺辽沈战役胜
利的电报中指出,东北解放军在叁年的时间歼敌100万人(《决战辽沈》)。以此
为基础计算,平津战役521,000,安新战役33,330,南下作战40万,解放海南3
3,150,平而关战役6,710。加起来为994,190。那么四野在解放战争中歼敌总
数已达到199万多,而且全都是较大规模以上的战役歼敌统计。最后统计按180万
计显然是将数字“浓缩”处理了。叁野歼敌数字:240万。计算较大战役数为39个
(岛屿作战1400人以上,陆地作战5000人以上),但直接列入这39个战役的歼敌
数为178.85万,也就是说统计在零星战斗中的歼敌数为611,500人。再来看二野
歼敌数字:2,218,134人(准确到个位!)。计算歼敌5300人以上较大规模战役
35个,列入这35个战役的歼敌数为1,762,360人,也就是说统计在零星战斗中歼
敌数为456,774人。回头再看四野的统计数:计算歼敌规模较大战役19个,列入
这19个战役的歼敌数1,803,526人。也就是说计算四野的180万歼敌数不包括零
星战斗歼敌人数!!!而叁野的这个数为61万!二野的这个数为45万! 那么属
于零星战斗战绩是由谁完成的?应该是由地方部队。二野的“主要战果统计表”
下方有一个注:“以上所作统计,只包括第二野战军各部队在各战役中歼敌的数
量和缴获,军区部队和二级军区、军分区所属的地方部队,其歼敌数量和缴获均
未统计在内。”也就是说那45.6万歼敌是由地方部队完成的,叁野那61万的数字
想必也是如此。这里就引出一个问题:四野所属的地方部队(六个省军区、61个
军分区、16个独立师、92个独立团)没有作战与歼敌的数字!因为180万歼敌总数
对主力部队来说已经是“浓缩”了,地方部队的战果?对不起,没有计入或是用
另外的标准算到另外的地方去了!!!还可以说什么吗?

4、 战役数字质疑:被统计列明的战役数量,一野28个,二野35个,叁野39个,
四野22个。从数字上看,连一野进行的战役数都比四野多20以上,这里面无可否
认的是采集标准不同,典型的双重标准。比如对四野进行的战役进行了“大面积
”的统称,“叁下江南四保临江,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冬季攻势”这样包含了
许多组成战役的情况都合并算成一役。当然对二野在挺进西南作战时也是这样处
理的,但结果是造成对未深入了解军史的普通人群看来四野作战数量处于最少,
则不能不让人生疑。
5、 从数字分析角度我有几问:
一问:在近年的解放军战史编纂中,是否因政治考虑存在对四野的双重标准?
二问:我们是否可以对以上引用的战果数字换一个更准确的说法:“第一、二、
叁野战军的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在解放战争中的歼敌总数分别达到513,600人、
2,218,134人和240万人。第四野战军主力部队的歼敌总数达到180余万人”?
叁问:各野战军战果统计中零星战斗歼敌统计反映出很大的不同,二、叁野的这
个数字特别大,各占野战军战果数的21和25。是各野战军的统计风格不同(假如
数字是各野战军当年的统计原始数据)?还是今天统计人员的标准不同(假如数
字是当今编撰人员的统计数据)?四问:淮海战役总歼敌数55万5千人人,计入叁
野的战果为55万5千人,计入二野的战果13万1千人,是不是重复计算了?如属重
复计算用意是什么?五问:渡江战役主要是一、二、四野进行的,总歼敌40万人
,计入二野名下10万,计入叁野名下13万9千,计入四野名下3万7千多,其他数字
算到哪去了?是否有该计入某一野战军的战果而未计的情况?六问:二野四兵团
曾参加了四野广东战役(歼敌62,380)、广西战役(歼敌172,990),其中多少
歼敌数算在二野或既算在四野又算在二野了?七问:四野47、50、42军7个师参加
了二野西南战役,并一度归二野指挥,一直打到成都战役结束,二野和四野的战
果是否都包括这7个师在西南的歼敌数字?还是只算在二野而未算给四野?八问:
一野18兵团叁个军曾一度划归二野编制,其战绩是算到一野或二野?或是再次重
复计算?九问:二野在西南作战中曾有一野18兵团3个军9个师、四野3个军7个师
在其麾下作战直到成都战役结束,也就是说二野在成都战役前后那个时间断面上
加强了6个军16个师约20万人,可能是二野兵力最大的时期,所谓二野120万的兵
力是否取自那个时间断面?如果是这样计算的,对二野是否特殊关照了(在一个
统计时段内对二野取兵力最大的时间断面,对四野取兵力较少的时间断面)?50
年下半年全军部队裁减了100万人(《四野,1949》),如果对某些野战军取裁减
前的数字,对某些野战军取裁减后的数字,在数字对比上将造成各野战军表面兵
力的何种情况,不用细说了吧?十问:统计的战役数量四野最少是无心造成的还
是有意?

6、 以数字评判指挥作战水平质疑:其实以统计数字来评价指挥与作战水平本身
并不可取,数字与数字具有很大的不可比性。比如四野辽沈、平津二大战役歼敌
总数为47.2万和52.1万,合计99.3万,二野挺进西南作战歼敌也为90多万,但西
南作战时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一触即溃,一战即降,闻声则起(义),士气与作
战能力与二大战役时不可同日而语,而且西南战役还是叁个野战军参与的作战,
计算战果可以一是一二是二,可是能拿二个90万来比较指挥与作战水平吗?再说
,叁野漳(州)、厦(门)、金(门)战役歼敌5万7千人,四野海南战役歼敌3万
3千人,金门惨败海南胜利,5万7能比3万3吗?

7、 对比几个野战军的阵亡人数与歼敌人数之比。一野为1:28.5;二野为1:10
.3;叁野为1:20.7;四野为1:30。阵亡最大的是二野,最小是四野其次是一野
、叁野。如用这组数字评价指挥与作战水平如何?
8、 将以上情况连起来看,可以得出的结论很遗憾──在数字上压低四野,抬高
二、叁野、照顾一野!统计数字极易“渗水”。讲到数字好象是最科学的硬指标
,其实是最靠不住的“软家伙”,关键是看数字在谁手中,人又怎样运用它。用
不同的计算方法、计算范围、计算角度,经过挑选,避开某些想避开的,放大某
些想放大的,让数字说人想让它说的话真是很容易的。我们的统计数字历来都是
掺水的,无论是机构或操笔的文字工作人员,玩弄“数字游戏”全是“手到擒来
”的拿手好戏,在全世界面前的信用都不怎么好,直到非典疫情面前还是故态复
萌(当然后来中央直接介入管理疫情通报情况才根本上扭转了),就别说好多年
前公布的统计数字了。那时在全面编撰战史中,扬二(含叁)压四,扬邓压林是
公开的大原则,这样搞出来的数字有多大的公平性令人质疑。
本人在研究战史方面只是个业余者,涉入也浅,对资料的掌握更是不全,仅用国
防大学96年出版的《四大野战军丛书》中的有关数字作一点数字分析的功课,由
于缺乏更详尽的资料,可能错误很多,只想提出质疑,并不想断下答案,还望各
专业人士给予指正。抛砖引玉方为所图。(全文完)

第一野戰軍
威震四方的一野是攻城略地、無所不克的野戰雄師,其規模之大、威力之強,一直震撼世人。然而,它的組成和序列曾一度是鮮為人知的秘密……
第二野戰軍
二野輝煌的戰績,使其英雄部隊的組成十分耀目,其龐大的兵種,其傑出的戰將,把劉鄧大軍的戰旗在人民解放軍戰爭中插到了大江南北、東西邊陲……
第三野戰軍
三野精悍而又強大,銳不可擋,所轄16個軍和1個軍區,是四大野戰軍中編制最龐大的部隊。它步調一致,強將如雲……
第四野戰軍
四野是人民解放軍的自豪和驕傲,其兵力最強盛,武器最精良,戰將最齊備,它是無敵的戰神,是威武的雄獅,小小地一揮動,便風雲乍起,大地轟鳴……1955年9月27日,国家主席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授予了10人元帅军衔,同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授予粟裕等10位解放军高级将领大将军衔。

  十大元帅中,在相当长时间内拥有总司令这一荣誉官衔的朱德,可以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父亲。这位前滇军旅长在人到中年时远涉重洋寻求救国之道,然后在南昌城下集合起了一支崭新的军队,直到指挥这支军队席卷神州。在无数的电影和传记作品中,朱德始终给人以宽厚的长者印象。即使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刻,他也会写《纪念我的母亲》这样温情脉脉,充满着中国人孝心的文章。当彭德怀受到错误批判时,他会为这位战友辩护,而在“文革”中,当造反派连自己珍爱的一支手枪也要抄走时,他却可以一笑了之。在一部描写“二月逆流”的报告文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一大群自信和尊严都遭受重创的元帅将军聚集在朱德身旁,年迈的朱德领着他们唱起了军歌,本来雄壮激越的歌曲变得低沉而悲怆。这就是朱德。
  



  图:毛泽东给元帅授衔

  彭德怀是我父辈那一代人的偶像。指挥过百团大战、保卫延安、抗美援朝等辉煌一时的大战役的彭德怀是中国人的良心。在著名的“庐山会议”上,性情耿直的彭德怀为民请命,最后酿成千古奇冤,被迫害致死。仅就这一点而言,彭德怀是真正的人民的儿子,他以冒死直谏这种中国最传统的方式为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树立起一座良知的丰碑。

  战争巨片《大决战》让普通的中国人开始了解曾是忌讳的林彪。这位酷爱吃炒黄豆的、性情怪僻的东北野战军最高首长很可能什么都不是,但绝对是一名军事天才,他指挥的许多战役已经成为战争史上的经典范例。

  刘伯承在战争结束后就一手操办起了著名的南京陆军指挥学院,但他已不可能再培养出新的元帅,因为大规模的足以哺育元帅的战争已经不复存在。

  “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贺龙传奇般的经历其实就是解放军许多高级将领的经历。这位元帅解放后出任国家体委主任。但这并未使他摆脱被打倒的厄运,他的一句名言如今已经深入人心:“三大球上不去,我死不瞑目。”

  精通琴棋诗画的陈毅是毛泽东长期的诗友,在外交部长任上,这位投笔从戎的“元帅外交家”曾让中国人体会到一个新生的大国的风度。当他在1972年郁郁而终时,毛泽东抱病出席了他的追悼会。   罗荣桓是“十大元帅”中惟一以政工首长出身却荣膺最高军衔者。

  叶剑英在1977年力排众议,邀请邓小平重新出山,使这个在无休止的内耗和政治运动中几乎奄奄一息的古老国家获得一次凤凰涅的机会。

  徐向前和聂荣臻都活到了上世纪90年代,其中后者在60年代组织了原子弹和氢弹的研究,给了中国人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在十大元帅之外,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粟裕大将。1984年粟裕在中顾委常委任上逝世后,一些淹没已久的历史得以通过各种影视节目和回忆文章重现:粟裕不但是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和孟良崮战役的指挥者,而且是解放军内部最早提出“淮海战役”设想的高级将领,在这一大胆设想付诸实施后,又作为主要成员参与组织了这一被斯大林称为“奇迹”的决定性战役,在此后摧枯拉朽般的渡江战役中,粟裕再次成总前委的主角。但这位屡建奇功的将军却没能获得对于军人来说至高无上的元帅头衔。这或许与粟裕低调的为人处世有关,他曾婉拒毛泽东给予他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一职。而在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官衔最高时也就是国防部副部长、副总参谋长、军委副秘书长。

  也许粟裕才是一名真正的军人。战争赋予军人以强大的生命力,战争远去了,生命之花也就枯萎了。战争的遗产是政治,而政治和职业军人无关。

  有两本书印证了我的推断。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上世纪90年代在解放军内风靡一时的一部名曰《炮群》的小说,则顺着克氏的说法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军人游戏战争,而政治却往往在游戏军人。

  “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

  1955年9月27日,即新中国成立6周年国庆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在北京中南海隆重举行。首先由毛泽东主席授予10人元帅军衔,随后由周恩来总理向获将军军衔者授衔。这是我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自1927年诞生以来首次实行军衔制。

  获得最高的元帅军衔和勋章的10人是: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刘伯承、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这就是新中国的“十大元帅”。他们都是解放军总司令部、四大野战军及军区司令员或参谋长。获得大将军衔和勋章的是粟裕、陈赓、罗瑞卿等10人,获得上将军衔和勋章的是杨勇、杨成武、宋任穷等人。

  授衔仪式后,接着举行授勋仪式,由毛泽东主席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赫赫功勋的元帅和将军授予各级勋章。

  授予军人军衔,是为了确定军人在军队中的地位,便于识别和指挥,也是给军人的一种荣誉。颁发勋章奖章,是对在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表彰,是历史总结性的奖励。军衔制度的实施和勋章奖章的颁发,都表达了党和政府以及全国人民对军队的关怀,这对于鼓励广大军队干部的上进,激发他们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以至于对推进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都有重要的作用。
  其实在新中国成立第五年时,中央就开始酝酿为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作出贡献的各级军事领导人授衔、授勋。经过反复讨论评选,最后评定十个元帅、十个大将以及数目较多的上将、中将和少将。据有关史料介绍,最初授衔的评选名单同上述人物有很大区别。在授衔的初步方案中,毛泽东为大元帅,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为元帅,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为大将,不少中央领导人也列入了授勋名单。但毛泽东坚持不要大元帅军衔,不要勋章。为此,在人大常委会的会议上还引起热烈讨论,包括不少民主人士在内的常委会委员纷纷发言,认为毛泽东等领导人,是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创建者,指挥过许多重大战役,为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都享有崇高的声誉,应该给他们授衔授勋。尤其是毛泽东功劳最大,应该授予大元帅军衔,授三个一级勋章。

  当时主持人大常委会工作的刘少奇把会议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说:你们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呀,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他问刘少奇:你在部队里搞过,你也是元帅。刘少奇当即表示:不要评了。他又问周恩来、邓小平,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周、邓都摆摆手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毛泽东又转身问过去长期在军队中担任领导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又转到地方工作的邓子恢、张鼎丞等人:你们几位的大将军衔还要不要评啊?众人也都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以毛泽东为首的一些中央领导人主动提出不接受军衔,对全军干部是个很大的教育,也解决了评衔工作中的许多矛盾。原来一些自认为评低了的人,也从思想上想通了,这就大大地推动了授衔工作的顺利进行。最后的方案是:不设大元帅军衔,只评了10个元帅,10个大将,55名上将,175名中将,802名少将。除了赛福鼎、乌兰夫、谢富治、韦国清、叶飞、阎红彦等少数几位因特殊情况授予军衔外,其华北军区野战军是一支曾与四大野战军齐名的英勇之师,与四大野战军一起,构成了解放军五大野战主力,并成为唯一一支直属中央军委领导的战略机动部队。华北军区野战军第一兵团的前身是来自刘邓129师麾下的晋冀鲁豫军区一部,因为长期由徐向前率领,直到由周士第指挥挺进大西北和大西南期间仍被称为徐向前兵团。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115师一部在政委聂荣臻的率领下开辟了晋察冀根据地,这支部队也就是后来的华北军区野战军第二、三兵团。

  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统一野战军番号的决定,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东北野战军改称第四野战军。华北军区野战军第一兵团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原第一兵团的第8、13、15纵队分别改称为第60、61、62军。华北军区野战军第二兵团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下辖第63、64、65军。华北军区野战军第三兵团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李天焕,下辖第66、67、68军。

  太原前线的其它参战部队,华北野战军炮兵第一旅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三师,西北野战军第7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7军,隶属于第一野战军。

  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后,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只剩下太原、大同、安阳、新乡四个孤立的城市和绥远的董其武部。中央军委决定调参加平津战役的第19兵团、20兵团和第四野野战军炮兵第一师西进,与前线原有部队会攻太原。

  对于步兵部队来说,徒步千里的行军并不是一件比战场撕杀要轻松的任务,而炮兵部队更是不怕打仗,只怕行军。四野炮一师是在东北鏖战过程中用缴获的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一支强大的炮兵部队,这个师有一个团全部为朝鲜族将士。炮一师接到开拔命令后,3月4日从河北武清驻地出发,重炮全部拆卸为两部分,分别用八匹马拖拉。炮一师跋山涉水700公里,艰苦行军11天之后,到达石家庄,然后转乘火车抵达山西寿阳,又从寿阳赶到太原前线。

  1949年3月底,增援部队陆续抵达太原城下,原华北军区野战军的三个兵团第一次胜利会师。至此,太原前线的攻城部队共集结了3个兵团、10个军、36个步兵师、3个步兵旅、2个炮兵师,连同中央军委补充的15000名新兵和傅作义部改编的4个师,共计25万人,拥有各种火炮1300余门。而太原守敌共有6个军,17个师,总兵力约72000人,火炮900门。解放军从数量到装备都已经取得绝对优势,尤其是用缴获的美式火炮武装起来的四野炮一师,不仅为压制敌军炮火、城市攻坚提供了保障,而且,该师的高射炮从四月上旬开始对空实施封锁,阎军的空中优势得到遏制。

  为统一指挥各参战部队,中央军委批准组建了太原前线司令部、政治部,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党的太原前线总前委也同时成立,成员包括徐向前、周士第、陈漫远、杨成武、杨得志、罗瑞卿、李天焕、胡耀邦八人。

  在太原前线总前委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徐向前,排在最后一位的,是年仅33岁的胡耀邦,当时谁又能想到,这个长着一张娃娃脸、个子也不高的第18兵团政治部主任,在三十多年后会超越当年排在他前面的所有兵团级将领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

  人们常说,自古英雄出少年,胡耀邦15岁时就已经投身革命,成为中央苏区的一名红小鬼。仅仅九年之后,23岁的胡耀邦被毛泽东亲自选定为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陈赓、徐海东、王树声等一些身经百战的大将都曾被肩负人事任免重任的胡耀邦叫去谈话,甚至受到这个年青小伙子的严厉批评。

  太原战役期间,胡耀邦主要负责政治与统一战线工作。在太原战役发起前,他就与徐向前、周士第一起签发了《攻取太原紧急动员令》,鼓舞全军将士攻取太原的士气与信心。在东山四大要塞争夺最激烈的时候,胡耀邦冒着敌人的炮火来到最前线,把《人民子弟兵》报送到战士手里,在前线做宣传鼓动工作。太原战役后期,胡耀邦又参与了策动阎军71师起义的工作,使该师在总攻开始前夕将他们驻守的太原北城外围阵地拱手让给了解放军。在黄樵松酝酿起义期间,也是由胡耀邦出面与黄樵松的代表王震宇谈判,胡耀邦一度准备亲自进城与黄樵松面谈起义事宜。

  1982年,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为人民留下了勤勉开明的印象。1989年春天,太原解放40周年来临之际,太原电视台拍摄的电视连续剧《攻克太原》在中央电视台播映,然而,鞠躬尽萃的胡耀邦却在太原解放纪念日前九天与世长辞。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徐向前因病未能参加。当时负责西北作战任务的第一野战军仅有11万人,要完成消灭胡宗南部和马家军、进军新疆的艰巨任务存在很大困难,因此,毛泽东向解放军副总司令员、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许诺,太原战役结束之后,不仅将参加太原战役的一野第7军等部队归还一野建制,而且,原华北野战军的三个兵团也将最少抽调两个兵团18万人归一野指挥,毛泽东还计划任命徐向前为一野副司令员。

  3月28日,参加完七届二中全会的彭德怀在返回西北部队途中来到太原前线,前往峪壁村看望徐向前。徐向前说,我的肋膜两次出水,胸背疼痛,身体虚弱得很,没法到前边去,你就留下来指挥攻城吧,等拿下太原再走。彭德怀慨然允诺,报请中央军委批准之后,彭总便正式留在了太原前线。

  4月5日,彭德怀主持召开太原总前委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热情直爽毫不见外的彭总就开门见山地说:“我这次来太原前线办两件事,一是总攻太原。太原敌人城防坚固,我参加此役,主要是学习攻坚战的经验。二是来带兵的。打下太原以后,18兵团和19兵团将调西北战场参加对胡、马军的决战。争取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解放大西北。”

  随后,彭德怀同总前委的几位负责人一起,指挥了太原战役的后期战斗。为了避免影响军心,当时下命令、写报告仍用徐向前的名义签署,彭总身挑重担却甘当幕后英雄。20年后,身陷囹圄的彭总写下了一系列材料,对强加给他的罪名进行申诉,在这部后来被汇编为《彭德怀自述》的书中,彭总对他指挥的太原战役后期作战仅仅是一笔带过。

  解放军第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1911年出生于湖南醴陵,17岁即投身革命,抗日战争中参加了平型关大捷,他在开赴前线途中曾在太原停留。1949年2月初,杨得志率19兵团胜利开进北平,指挥机关驻扎于颐和园后的大有庄。一个月后,第四次来到山西的杨得志率19兵团参加太原战役,与晋中等军区三个独立旅一起负责从城南、城西发起进攻。由于19兵团炮兵力量薄弱,他们在总攻阶段打得非常艰苦,同时也涌现了攻取双塔寺的“攻克要塞开路先锋连”、登上首义门的两个“猛虎连”、突破水西门北的某部排长彭彦雪和战斗到最后全排最后一人的18岁小战士陈昌翰等一批战斗集体和战斗英雄。

  解放军第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1914年出生于福建长汀,15岁参加红军,抗日战争初期任八路军115师独立团团长。平津战役结束后,20兵团千里行军,经大同抵达太原前线,与第7军的19师一起负责从北面发起进攻。太原城北一带是工业密集区,阎军依靠大量坚固的建筑物做为依托工事,杨成武为此制定了穿插分割、各个击破的战术。总攻太原前夕,杨成武带领20兵团军师两级指挥员登上太原城北的一座古塔观察地形,为攻城做最后布署。观察完毕后,杨成武一行刚刚下到第五层,古塔即遭到卧虎山要塞阎军炮兵的袭击,一枚炮弹打入塔身,在第六层爆炸,杨成武下塔之后举头回望,不由得心有余悸,如果再晚下塔半分钟,全兵团师以上指挥员恐怕就基本报销了。总攻时刻,20兵团率先从小北门东部的突破口将红旗插上太原城头,据说,小北门之所以成为战后唯一被保存下来的城门,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太原解放三天后,解放军正式举行入城仪式,彭德怀在原太原绥靖公署门前检阅了入城军队。五月初,彭德怀对18、19兵团的部署加以确定之后回到陕北。徐向前因为身体的缘故最终未能跟随彭总并肩解放大西北。1949年夏天,第20兵团做为战略部队,被布署到京津附近保卫党中央的安全,第18、19兵团正式划归第一野战军建制,跟随彭总挺进大西北,与胡宗南、马家军决战。这年冬天,第18兵团又被划归刘邓的第二野战军建制进军大西南。18兵团60军180师在这一过程中更是立下汗马功劳,堪称雄师,他们曾以四个班击溃国民党一个军,生俘2200余人,他们也曾以一个团迫降胡宗南的精锐部队第38军。朝鲜战争爆发后,原华北军区野战军的三个兵团先后参战,都有过出色的表现,最著名的莫过于《奇袭白虎团》,但是,曾经创造辉煌战绩的180师被敌军包围,全军覆灭,成为解放军对外作战中成建制损失最大的一次。随着战争的结束和百万大裁军,一支支英雄的部队令人惋惜地从解放军的序列中消失,参加太原战役的10个军,原华北军区野战军的第60、61、62、66、68军和原一野第7军的番号被撤销,第63、64、65、67军继续保留在新时期解放军24个集团军的行列里。在中苏对抗时期,隶属于北京军区的第63军重新回到太原,派驻山西在太行山构筑华北的第二道防线,保卫我国部署在山西的军工厂和战略导弹基地,后来的山西省武警总队就是由该军第189师改制而成。有消息说,第63、64、67军将在新一轮的裁军整编中成为第一批裁减的三个集团军,昔日为解放太原而浴血奋战的胜利之师,终于即将完成他们的历史始命,无论他们的最后归宿如何,龙城太原,将永远铭记那段血与火写成的历史篇章,永远铭记他们抛洒在这片土地上的热血。

  除了征战于第一线的将士们,广大支前群众和隐蔽战线上的同志们也是这支胜利之师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

  晋中战役刚刚结束,太原战役前委就组建了太原战役联勤指挥部,由裴丽生担任司令员,负责指挥太行、太岳、晋中、晋察冀、冀鲁豫各解放区有关支持太原战役的后勤工作。整个战役期间,直接参加支前工作的第一线和第二线民工多达25万人,民兵5万人,参加运输的牲畜2万余头。民兵主要负责看管粮食仓库和军用物资,并按部队的作战需要,担任必要的看管俘虏、运送弹药工作,有时还直接参战。民工主要负责运输工作。寿阳、阳曲等距太原百里以内地区的群众全体动员,无论青壮年男女、老人、少年,几乎全部参加了支前运输工作。有的民工一夜之间在七里长的运输线上往返九次,去时扛器材,返回时抬伤员,行程一百余里。四大要塞争夺战期间,民工们不仅运送物资,还需要开山辟路、就地开采煤碳,关键时刻就留在阵地上参加战斗。

  太原战役期间,支前民工共运送弹药400万公斤,各解放区支援的粮食16453万斤。支前民兵与民工共有203人牺牲,746人负伤。就象“人民群众用小轮车推出了淮海战役的胜利”一样,太原战役的胜利同样离不开普通民众的汗水与牺牲。

  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区就不断向太原派遣地下党员和地下工作者,以各种职业作掩护,甚至打进入敌人要害部门,搜集情报、策反敌军。太原战役前夕,阎锡山甚至认为共产党在太原的地下工作者和伪装分子多达数万。而事实上,到1948年冬,太原城内的地下党员共有488人,还有内线关系859人。

  太原战役期间,太原隐蔽战线最出色的行动莫过于绘制太原城防图。地下党员张全禧以谦益信自行车行为掩护,结交了刚刚受到降职处分的阎锡山长官部侍从参谋张光曙,并成功将其策反。张光曙利用视察城防工事的机会,绘制出50多幅太原城防设施图,并在图上标注了大量参考资料。张全禧将这些图纸暗藏在自行车内胎和大梁的管子里,在张光曙的护送下穿越封锁线,将这些在太原战役期间起到重要作用的城防图送到了情报站。

  阎锡山建立了一套完整严密的特工系统,使得隐蔽战线充满了难以预料的风险和突如其来的牺牲。1949年3月,另一条获取太原城防工事图的秘密战线在组织向外输送情报和安排撤退的过程中被阎锡山特工系统查获,八名地下工作者集体就义于大东门外。与中央有直接联系的地下党员赵宗复也在不久第二次被捕。

  赵宗复是原“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的儿子,做为追随阎锡山三十余年的忠臣和功臣,赵戴文在去世前向阎锡山亲口嘱托:“宗复年轻,做事不稳当,希望好好教育他。”阎锡山表示:“你的儿子和我的儿子一样,我一定要教育他,你可放心。”

  赵宗复在燕京大学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以而立之年出任阎锡山政权的教育厅长。赵宗复被捕后,阎锡山的高干会议在讨论到如何处置赵宗复这一问题时,众人都缄默不语,只有警宪指挥处代处长徐端主张将赵处决。正在阎锡山迟疑间,太原绥署秘书长吴绍之提醒说:“请会长回忆副会长临终托言。”阎锡山于是说:“将宗复交我处理吧。”但终究没有下达任何处置命令。阎锡山飞赴南京后,梁化之一度准备处决赵宗复,五妹子阎慧卿说:“老汉在的时候都没有处理.你为啥要处理他?老先生就这么个苗苗,还能这么做?老先生怎样对待你来?”结果,杀害赵宗复的事便搁置下来。

  解放以后,赵宗复历任山西省教育厅厅长、山西大学副校长、太原工学院院长等职。1966年6月21日,赵宗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终年51岁。他已转到地方工作的人,包括驻外大使,都没有授予军衔。 --  解放军四大野战军简介
第一野战军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之一。它是以
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为基础,逐步发展起来的。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组编野战军的指示,1946 年4月,陕
甘宁晋绥边防军整编为5 个野战旅,王世泰任司令员;晋绥
军区组成下辖4个野战旅的晋绥野战军 ,贺龙任司令员 、李
井泉任政治委员。1947年3月 ,上述两支部队成立西北兵团,
同年 7月,定名为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辖第一 、第二、第三纵队、新编第4旅、教导旅等 。至同年
10 月,又新组编第四、第六纵队。1948年7月,相继又成立
第七、第八纵队。1949 年2月,西北野战军编为第一野战军,
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所属各纵队依次改编为第一 、
第二 、第三、第四、第六、第七、第八军。同年 4月,中央
军委决定将第十八兵团( 辖第六十 、第六十一 、第六十二
军)、第十九兵团(辖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六十五军 )
拨归第一野战军建制。同年10月,第一野战军将原辖的 6个
军改编为2 个兵团:第一兵团( 辖第一、第二、第七军 );
第二兵团(辖第三、第四、第六军)。
1947年3月,国民党军23万人,向西北野战军只有 2 万
多人驻守的西北地区发动进攻。西北野战军在十分艰苦的条
件下,英勇作战,连续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
店等战役、战斗的胜利;1948 年2月,先后又取得宜川、陕
中等战役的胜利,于4月收复延安;同年8~11月,相继进行
了澄郃、荔北战役和冬季攻势 ;1949 年7 ~ 12 月,进行扶
(风)眉(县)、兰州、宁夏等战役,并进军新疆,解放了西
北全境;同时以一部分兵力配合第二野战军进行西南战役和
以后的向西藏进军。第一野战军经过两年半艰苦战斗,共歼
灭国民党军51万余人,俘将级军官 197人,在战斗中,第一
野战军官兵牺牲 1.8万人,其中团以上干部50人。第一野战
军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野战军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之一。它是以
抗日战争时期的晋冀鲁豫边区八路军及地方部队为基础,逐
步发展起来的。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组编野战军的指示 ,
1945年冬,晋冀鲁豫边区八路军整编为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
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辖第二、第三、第四、
第六、第七等5个纵队。1946年6月底,以晋冀鲁豫军区野战
军的第三、第六、第七纵队和冀鲁豫军区主力一部,组成晋
冀鲁豫野战军。1948 年5月,改称为中原野战军,刘伯承任
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1949 年2月,中原野战军编为
第二野战军,辖第三、第四、第五 3个兵团。第三兵团辖第
十、第十一、第十二军;第四兵团辖第十三、第十四、第十
五军;第五兵团辖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军。
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1945年9~11月,
先后取得了上党、邯郸战役的胜利;1946年 7月~1947 年5
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又取得破击陇海路和定陶、鄄城、晋南、
豫北等战役的胜利;1947年6月30日~1948年10月,又取得
鲁南战役胜利,随即挺进大别山,进军豫西,与华北野战军
密切协同,纵横驰骋于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之间的广大
地区,歼灭大量国民党军;1948年11月~ 1949年1月,与华
东野战军一起,取得了淮海战役的巨大胜利,基本解放了长
江以北华东和中原地区 。1949年4月 ,第二野战军与第三野
战军、第四野战军并肩发起了渡江战役,突破了西起湖口 ,
东至江阴的国民党长江防线,解放了南昌等城市和皖、赣 、
浙、闽广大地区。1949年11月~1950 年4月,在第一、第四
野战军各一部主力部队协同下,进行西南战役,解放了四川、
贵州、云南、西康;随后,又抽调一部分主力部队进军西藏,
促使和平解放了西藏。解放战争时期,第二野战军共歼灭国
民党军200余万人,其中投诚、俘虏 160 余万人 。在战斗中,
第二野战军官兵牺牲 3.7 万余人 ,其中团以上干部200人 。
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三野战军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之一。它是以
抗日战争时期的在华中的新四军大部和山东的八路军一部为
基础,逐渐发展起来的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组编野战军
的指示,1945 年10月,由进到山东的新四军主力和留在山东
的八路军主力,组成津浦前线野战军。1946 年 1月,改称山
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黎玉任政治委员,下辖第一、第
二纵队和第7、第8师;1945年11月,留在华中解放区的新四
军组成华中野战军,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下
辖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纵队。1947年初,山东野战军与
华中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
下辖第一 、第二 、第三、第四 、第六、第七、第八、第九、
第十、第十一、第二纵队。1949 年1月15日,华东野战军改
称为第三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七、第
八、第九、第十4个兵团 :第七兵团辖第二十一、第二十二、
第二十三 、第三十五军 ;第八兵团辖第二十四 、第二十五、
第二十六、第三十四军;第九兵团辖第二十、第二十七、第
三十、第三十三军;第十兵团辖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
十一军。另1个特种兵纵队。
从1946 年6月以后,华东野战军取得了苏中、宿北、鲁
南、莱芜、孟良崮战役的胜利;1947 年8月,主力挺进鲁西
南,进军豫皖苏,与晋冀鲁豫野战军密切协同,纵横驰骋长
江、淮河、黄河、汉水之间的广大地区,歼灭大量国民党军;
内线作战部队在此期间,也取得了胶东、潍县、兖州等战役
的胜利;1948 年9月,主力部队先后取得了济南战役和淮海
战役的巨大胜利 , 基本解放了长江以北华东和中原地区 。
1949 年4月,与第二野战军并肩发起渡江战役,突破了西起
湖口,东至江阴的国民党长江防线,解放了南京和上海等大
城市,接着 ,进军福建 。至1949年10月 ,全部解放华东大
陆及其沿海大部岛屿。解放战争时期,第三野战军共歼灭国
民党军245万余人 ,在战斗中 ,第三野战军官兵牺牲11万多
人,其中团以上干部195人 。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巨
大贡献。




--  
第四野战军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之一。它是以
抗日战争转入反攻后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主力一部及
东北抗日联军为基础,逐渐发展起来的。日本投降后,中共
中央于1945 年9月19日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
略方针,大批中央领导率 2 万名干部进入东北,并成立了东
北局。接着,山东军区机关及所属第1、第2、第3、第5、第
6、第7师等约5万余人,新四军第3师辖4个旅3万余人,加上
陕甘宁、冀东及其他各解放区抽调部队共10万人,推进东北。
同年10月31日,成立了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 年1月,改为
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至同年10月,部
队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5个纵队又4个独立
师(旅),并建立了10个炮兵团及战车、高射炮兵大队等特
种兵 。1948 年 1 月 ,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为东北人民解放军,
又先后新成立了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
纵队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组编野战军的指示,同年8月,
东北人民解放军 整编为东北野战军 , 辖第一 、第二兵团 。
1949年春,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 ,林彪任司令员,
罗荣桓任政治委员,下辖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
4个兵团 :第十二兵团辖第四十 、第四十五、第四十六军 ;
第十三兵团辖第三十八、第四十七、第四十九军;第十四兵
团辖第三十九、第四十一、第四十二军;第十五兵团辖第四
十三、第四十四 、第四十八军及两广纵队;1 个特种兵司令
部(辖炮兵、装甲兵、工兵部队及1个铁道兵纵队)。
1946 年10月~1947 年10月 ,东北民主联军进行了新开
岭 、临江等战役。1947 年5月后,连续取得了夏季攻势、秋
季攻势和冬季攻势的胜利 ,迫使东北地区国民党军收缩于长
春、沈阳和锦州3个地区。1948年9~11月,东北野战军取得
了辽沈战役的巨大胜利,解放了东北全境;随即进入山海关,
同华北野战军一起,于1948年12月~1949 年1月,取得了平
津战役的巨大胜利 ,解放了北平、天津等城市。1949 年5月,
第四野战军从武汉以东团风到武穴间强渡长江,解放了武汉。
同年 6 月以后 ,在第二野战军配合下 ,进行了衡阳 、广东、
广西等战役,到同年12月底,全部解放中南大陆,并配合进
行了西南战役。1950年5月1日解放了海南岛。解放战争时期,
第四野战军共歼灭国民党军 180 余万人。在战斗中,第四野
战军官兵牺牲6万人,其中团以上干部178人。为中国人民解
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解放军四大野战军所属部队排行榜
最近军委又在裁军,不知道这一轮后还能有多少英雄部队能幸存下来,不管是幸存的还是裁减的,都是我们解放军的精华,都是战争年代涌现无数烈士和英雄,战功彪炳的部队。我写下此文,纪念那些牺牲的烈士,纪念那些伟大的英雄,纪念我们英雄的部队!

  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由于本人水平有限,未必准确,请大家指正。另外文中所提只涉及解放战争,不包括各部队建国后的功勋,虽然包括1949年的战绩,但因为只谈及各野战军主要部队,为了方便,仍然统一称纵队。这个系列主要是回忆一下整个解放军的军史,并就各部队进行简单的点评,至于排名,纯粹是在各部队中作个比较,没其他的意思,后面的未必就比前面的差,不管谁强谁弱,功劳总是属于我们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的!希望朋友们若是跟帖的话,请单单纠正一些军史的错误,具体排名就不要再纠缠了,以免大家伤和气。另外纵队领导人都是比较有名的,并不是全部。


(一):西北野战军

一:1纵(司令员张宗逊上将)

  1纵就是今天大名鼎鼎的第1集团军,今天的对台一线部队在解放战争时的表现究竟如何呢?老实说,在西北野战军这个战斗力相对最薄弱的系列里,1纵的表现可以说是还不错,尤其主力358旅,为西野三大主力旅之一,其中的硬骨头6连更是大家所熟悉的。这支部队无论从历史(红2军团,拥有两个红军团,这在全军的师中还不多见)还是从战绩看,排在第一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二:6纵(司令员罗元发中将)

  6纵很遗憾,在今天的解放军序列中已经消失了半个世纪了,唯一的影子在今天的新疆建设兵团里(好象解放军的6纵都是英雄部队,但是运气都不太好)。但是在解放战争时期,6纵的两个主力——新4旅和教导旅,可是西野三大主力旅的两个,参加了西野几乎所有的战斗,从延安保卫战开始一直到挺进新疆,6纵都可以说是表现出色,以至于毛泽东在转战陕北期间曾问警卫部队西野哪个旅战斗力最强,结果大家一致公推新4旅(见老战士回忆录,60年出版,我在办公室老同志的旧书柜里发现的,绝对的绝版啊),6纵的战斗力可见一斑,到了改编为6军,又是公认的一野主力军。在兰州战役时老彭一共点了几个团做主攻团,6军17师50团就是一个。我想将6纵排第二是比较公正的。

三:4纵(司令员王世泰中将)

  4纵在西野一样以军史长久和善打硬仗著称。从军史来说,唯一可以与1纵358旅叫板的就是4纵的警3旅(就是今天的11师)。从战功说,4纵一样战功显赫,我记得4纵唯一的失误就是在西府战役中掩护侧翼时早早撤退导致教导旅和野司差点被马家军包了饺子,结果导致王世泰差点被老彭骂死。不管怎么说,这只能算是失误,而不是失利。在后来的扶眉战役和兰州战役,4纵可是将功补过了。尤其是兰州战役,为了打下沈家岭,4纵头号主力团31团大半伤亡,连年轻的团长王学礼都牺牲在阵地上,壮哉,光荣的4纵!我想除了辉煌历史之外,赫赫战功也是11师仍能保留到今天的原因之一吧?4纵排第三,当之无愧!

四:3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

  3纵在西野打仗不少,可我翻遍西野战史,最有名的还是兰州战役7师夺取黄河铁桥。3纵和前几个纵队相比,闪光点有两个,一是出了个大将司令员(这在全军也是少之又少,还有中野4纵),二是与1纵合编为重装军。今天的第3旅就是昔日3纵的种子,出了个有名的总参谋长,当然这是后话。从整个历史看,3纵和前三者比起来缺乏特别辉煌的战果,所以排第四应该很合适。

五:2纵(司令员王震上将)

  本来2纵的知名度应该在西野6个纵队中排第一。连外行都知道359旅开垦南泥湾,何况2纵还出了个西野最大的官——国家副主席王震。可惜,这样的部队却只能排第五。从军史来看,2纵的359旅可是红6军团的后代,光上将出了就好几个,包括大名鼎鼎的肖克、王震、陈伯均等。可惜,历史是历史,军功是军功。不客气的说,红军底子的部队在解放战争中表现最差的莫过于359旅的部队了。东北的那部分要不是后来的黑山阻击战翻了身,可能50年就不在了,更别说活到现在,这我在后面的东野要详细说。留在西北的这部分,在解放战争中也很一般,翻遍了也没发现什么骄人的战绩(如果挺进新疆不算的话),真是用某个大人物的话说叫:开荒开的不会打仗了!也许有人要提南下支队,可南下支队我除了看见几千人长途转战损失近半外,没看出有什么值得庆贺的。不要提什么为后来中野跃进大别山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事我在后面的中野还要详细说。总之,2纵综合各方面看排第五很公正。不过2纵也有值得庆幸的事,就是在今天的解放军序列里仍然保留自己的种子,而且现在还是新疆军区对印的头号主力师,了解军队的朋友一定知道这不是359旅的后代。可能王将军也觉得359旅实在不争气,干脆继续干老本行开荒得了,于是变成了今天的农一师。

六:7纵(司令员彭绍辉上将)

  西野7纵真的没什么说,在西北的土地上时间还不如在其他地方时间多,所以排最后相信是最没争议的,唯一的闪光点是出了个上将军长彭绍辉,很不错的一个将军,后来的副总参谋长,熟悉他的朋友太多了,我就不详细谈了! 至于第8纵队和后来的陕南19军就不要参与了,要是谁有精力可以详细谈谈,毕竟西野的天地主要是前5个纵队创下的。

总的评价:西野其实军事功绩并不大,虽然解放土地最大,可歼敌只是华野的零头。最大的功劳是保卫了党中央,保卫了陕北这块红都没有走江西的老路。可以说,没有西野,借毛泽东10个胆,他老人家也不敢留在陕北和胡宗南捉迷藏。


(二):中原野战军

一:6纵(司令员王近山中将)

  中野的部队可以说是各个都不错,要想挑第一还真不容易。从历史看,6纵是抗战起家(最近看到资料说6纵底子是红25军74师一部,不知道是否是最新考证结果),比起1、3、4纵是差远了。但是6纵的精神我最佩服,全纵队上起司令员王近山王疯子,下到普通战士,口头禅都是“烧铺草”,全纵队一到打仗就嗷嗷的,有股疯劲。之所以选6纵我认为中野最关键的一仗是6纵打出来的。哪一仗?47年跃进大别山的强渡汝河。若不是6纵18旅(旅长就是百战将星之一的肖永银少将)在敌人已经占领河对岸渡口的情况下从敌人一个师手中硬是又重新夺下这个大雷岗渡口,17旅(旅长就是后来的中央副主席李德生少将)又拼命掩护了侧翼高山集,中野12万大军将全军覆没,跃进大别山将成为笑话。可以说,没有6纵打好这一仗,就没有整个中野。所以当时刘伯诚司令员才会将那句众所周知的名言送给6纵:狭路相逢勇者胜!在后来的襄樊战役中6纵更是独当一面,可见刘邓的信任。49年改编成12军,号称“中野常胜军”,在整个中野都是狂的不得了的角色。这样一支部队相信排第一是没说的。同样,地处东南的这支英雄部队不会被撤消吧,这可是对台第二线部队,除非军委晕头了!

二:4纵(司令员陈庚大将)

三:3纵(司令员陈锡联上将)

   老实说,3、4纵都是王牌部队,究竟怎么排我很头疼。比历史比战功两个都半斤八两,都是老红军部队,4纵有一个红军团,3纵有两个。4纵长期在豫西晋南独当一面,3纵则参加了刘邓大军的几乎全部战役,战功显赫,被誉为“老虎纵队”。4纵出了个大将陈庚,3纵出了个“军中赵子龙”陈锡联。1949年后两个军又同为各自的兵团主力,一直打到大西南。唯一区别是11军建国后比较坎坷,而13军则比较平静。所以从4纵一直独当一面以及现在的地位出发,我还是将4纵排到前面。这里将两个英雄部队同时介绍。4纵的闪光点全在50年前,先是上党搞掉史择波,再是独立歼灭“天下第一旅”,再强渡黄河,逼近潼关,吓得胡草包一身冷汗,歼灭整三师李铁军,后来强攻洛阳,生擒邱行湘。渡江后解放两广,云南,功劳多的简直没法数。3纵呢?随着刘邓的脚步指哪儿打哪儿,素来被作为主力来使用,一直到淮海战役中的关键一仗,解放宿县,双堆集生擒黄维,再后来挺进大西南,解放重庆等。至于后来主力31师在12军编制内参加上甘岭战役就不提了。我一直认为31师在中野的几十个师中可以排名第一。所以这两个部队排第二、第三很合适。3纵早已不在,而4纵作为对印主力我认为这次裁军是不会波及的。

四:1纵(司令员杨勇上将)

  一般各野战军1纵都是老部队,甚至基本是第一,起码也是前三,中野不行。中野1纵是老的晋冀鲁豫1、7纵的合编,红军底子不错,包括大家很熟悉的原红1师13团、2师5团等,在解放战争中也跟随刘邓转战大半个中国,可翻开二野战史,1纵和2纵一样,没留下什么很为史学界称颂的经典战役。可以说有点随大溜,通俗的说,就是仗都打了,可功劳都是别人的。可以说这是一只英雄中的一般的部队,简单平凡到1949年王疯子不服杨勇当正职兵团司令,资历是没得比,唯一的理由就是比战功,和6纵的显赫比起来,1纵显得太平淡了,包括后来到朝鲜,还是没听说16军有什么惊人之举。所以不知道最近裁军不知道有没有1纵,若有的话,我丝毫不惊讶,毕竟在军队,平凡不代表什么好事。

五:2纵(司令员陈再道上将)

  2纵在中野只能排第五,没办法,和1纵一样,2纵表演的也是主角中的配角,一向默默无闻,而且总体来说,还不如1纵,所以排后面也是正常的。2纵在中野有个外号,叫“姑娘纵队”,意思是军纪中野第一,当然还有个言外之意就是打仗软绵绵的。我觉得作为一个部队,赢得这样的外号实在不是什么值得庆贺的事,军队嘛,宁愿象东野那样军纪差点,只要能打胜仗,可2纵正好相反,所以我估计原来安排10军去西藏可能就考虑到那儿没什么大仗,搞好军民团结却很重要。我记得我还看到过一篇文章说当年最先解放重庆的是2纵,可刘邓硬让2纵撤出,入城式让3纵搞。现在想起来刘邓不太可能干这种胡宗南式的“蠢事”,但从这传闻可见2纵的地位。不过2纵也并非无耀人之处,可惜那是在1952年的上甘岭,而且是为别人做嫁裳,,其29师在15军编制内为15军扬名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其中战士胡修道创造了个人歼敌记录(280多),至今我估计解放军也没人破得了。哎,当时若人人如胡修道,霉菌有多少兵员也不够耗的!扯远了。这么一支英雄的部队和那个在华北8纵内的另一个2纵的种子,不知道这次裁军能不能“存活”下来!

六:9纵(司令员秦基伟中将)

  可能有些“千岁军”的拥护者要扔板砖了,先别急。9纵也许后来在建国后很威风(不管那功劳是否有6纵的一半,也不管大家是否对此有争议),但是在解放战争时期,9纵就是一直属于中野二流部队,一直在打配合战,一直是助攻的位置。甚至到了1949年后在4兵团的地位还不如14军呢。若不是后来的上甘岭一战成名,不好说今天还有没有空降15军的存在,说不定还是空降27军呢!

七:11纵(司令员王秉璋中将)

  这个部队也和9纵一样在解放战争时就是中野二流部队,一直在打配合战,一直是助攻的位置,而且还不如9纵。9纵起码一直是在配合4纵,在帮自己人,可11纵却成了华野的小跟班,这也就罢了,若是跟着1、2、3兵团也能搞个光辉战史,可11纵偏偏命背跟了苏北兵团,成了华野二三流部队的小跟班,还能有什么油水捞?我觉得11纵最大的功劳就是促进了两大野战军的团结。呵呵!

总评价:本来中野最高峰时达13个纵队,加38军实际上相当于14个纵队,可是1纵部分和主力8纵、13、14纵都留在原来的晋冀鲁豫军区后来被华北顺理成章的接受过去(可华北才打几个大胜仗啊,不如给中野),10、12纵又变成地方部队(野战军地方化可能是中野特色),使得中野实际上仅1、2、3、4、6、9、11纵共7个纵队,倒也还可以。可是一个挺进大别山,部队光沿途被俘就达8000,再加上损失和留下坚持大别山,最后中野竟然不足12万人,一直到渡江后才恢复元气,以至于后来华东中原的大仗都是靠华野主要打的。可我们大肆吹捧的挺进大别山呢?只吸引了敌人10个旅(中野若留在老区再来一个鲁西南战役就能搞定)回防,害的华野为了掩护而导致7月失利就更不说了。可一直到渡江,我也没看到大别山给我军什么好处。究竟是牵制了敌人还是牵制了我们呀?若是调动敌人增加歼敌机会,难道中原大地还不够吗?豫东战役不是打的很好吗?跃进前中野已经达到一次战役歼灭5万正规军的水平,可出来后呢?一次顶多吃掉2万就不错了。究竟是损失大还是利益大,天知道!幸亏粟裕没有南下,否则华东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解放呢,说不定就要靠东野南下了。所以中野是解放战争中牺牲最大,走路最多的野战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元帅、大将、上将名单
1955年9月27日,即新中国成立6周年国庆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在北京中南海隆重举行。首先由毛泽东主席授予10人元帅军衔,随后由周恩来总理向获将军军衔者授衔。这是我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自1921年诞生以来首次实行军衔制。

      获得最高的元帅军衔和勋章的10人是:朱德、彭德怀、林彪、贺 龙、刘伯承、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这就是新中国的“十大元帅”。他们都是解放军总司令部、四大野战军及军区司令员或参谋长。获得大将军衔和勋章的是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10人,获得上将军衔和勋章的是王平、王震、王宏坤、王建安、王新亭、韦国清、乌兰夫、邓华、叶飞、甘泗淇、吕正操、朱良才、刘震、刘亚楼、许世友、苏振华、李达、李涛、李天佑、李志民、李克农、李聚奎、杨勇、杨至诚、杨成武、杨得志、肖华、肖克、宋任穷、宋时轮、张宗逊、张爱萍、陈士榘、陈再道、陈伯钧、陈明仁、陈奇涵、陈锡联、周桓、周士第、周纯全、赵尔陆、洪学智、钟期光、贺炳炎、郭天民、唐亮、陶峙岳、阎红彦、黄永胜、董其武、彭绍辉、韩先楚、傅钟、傅秋涛、谢富治、赖传珠共57人。此外还有175名中将,802名少将。

1948年11月1日,中央军委向全军颁发了《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1949年1月15日,中央军再次发出《关于各野战军按番号按顺序排列》的命令。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四个野战军进行了改编。从1949年2月至6月期间,四大野战军的编制及领导人是:
    第一野战军 由原西北野战军改编。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参谋长:阎揆要,副参谋长:王政柱、李夫克。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副主任:张德生。辖第一、二两个兵团。全军12万人。
    第二野战军 由原中原野战军改编。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参谋长:李达。辖第三、四、五三个兵团和一个特种兵纵队。全军28万人。
    第三野战军 由原华东野战军改编。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粟裕,第一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唐亮,副主任:钟期光。辖第七、八、九、十四个兵团和一个特种兵纵队。全军58.1 万人。
    第四野战军 由原东北野战军改编。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谭政。第一参谋长:萧克,第二参谋长:赵尔陆,副参谋长:聂鹤寿、陈光。政治部副主任:陶铸。辖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八、十九、二十兵团和铁道兵团,全军103万人
第四野战军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之一。它是由抗日战争转入大反攻后进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各一部及东北抗日联军逐步发展起来的。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随即出兵我国东北, 对日本关东军发起全面进攻。八路军冀热辽军区遵照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派出一部兵力就近进入东北, 会同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配合苏军作战。

   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的援助下,向东北大举运兵,企图消灭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独占东北。为打破国民党的企图,中共中央依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决定从关内各解放区抽调一批部队和干部挺进东北,会同东北原有部队执行发展东北的战略任务。先后调进东北的部队有:八路军山东军区直属队一部,第1、第2、第3、第6、第7师,第5师一部,鲁中、滨海、胶东、渤海等军区主力部队各一部,共6万余人;新四军第3师(辖第7、第8、第10旅,独立旅)3万余人;陕甘宁边区第359旅、警备第1旅、教导第2旅各一部以及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延安炮兵学校等万余人;晋绥、冀中、冀鲁豫各1个团。以上连同先期进入的冀热辽部队一部共11万余人。同时,延安及各解放区的党政军干部约2万人,也陆续进入东北。10月31日,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任第二政治委员,吕正操任第一副司令,李运昌任第二副司令,周保中任第三副司令,萧劲光任第四副司令兼参谋长,程子华任副政治委员,伍修权任第二参谋长,陈正人任政治部主任。各部队到达东北后,一面阻击国民党军的进攻,一面着手发动群众,清剿土匪,组织和发展武装。到年底陆续成立了锦热、辽宁、辽东、辽西、辽北、吉林、松江、三江、嫩江、北安10个军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兵力发展到27万人。

   1945年11月14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东北民主联军把工作重心转向距离国民党占据的大中城市较远的城市和乡村,以师(旅)为单位开始有重点地分散到东北各地,发动群众,清剿残余伪军和土匪,建立根据地。到1946年3月,全区歼灭土匪7万余人。在这期间,对部队初步进行了整编,将原来划分的军区先后合并为东满、西满、南满、北满4个二级军区,实行新老部队合编,以主力的大部划归各军区指挥,重新调整了各省军区和军分区,抽调少数主力部队充实地方武装。后因情况变化,东北民主联军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又逐步集中主力,进行了为时1个多月的四平保卫战,歼敌万余人,打击了国民党军的进攻气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谈判。

   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东北民主联军根据中共中央对东北的斗争方针和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东北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七·七决议”)精神,决定利用国民党军战线延长、兵力分散、暂难继续大举进攻的时机,进一步集中力量清剿残余伪军和土匪,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同时,加紧部队的整顿和建设。8月至10月间,先后以山东第1、第2师及原滨海支队为基础扩编为第7纵队,组成东北民主联军第1纵队;以华中第3师(欠第7旅)组成第2纵队;以山东第7师及华中第3师第7旅组成第6纵队。以上连同前已编成的第3、第4纵队,陕甘宁第359旅和南满独立第1、第2、第3师,全区共有野战军5个纵队、1个旅、3个独立师, 约12万余人。为加强以炮兵为重点的特种兵建设,至1947年3月,建立了9个炮兵团,27个营,120个连,1个战车大队,1个高射炮大队,并以东北炮兵学校为基础成立炮兵司令部和政治部,以剿匪、“土改”中发展起来的骑兵部队,组成10个骑兵团和1个骑兵支队;成立了护路军司令部,将原分散各地护路部队3400余人,统一整编为7个团,以维护和保证铁路交通的顺畅。此外,还分别成立了东北军政大学、东北医科大学和炮兵、工兵、测绘、通信、军需、汽车、航空、外国语等各种专业学校, 有计划地训练各种人才,以供部队发展和作战的需要。

   为打破国民党军“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进攻计划,1946 年10月下旬至11月初,东北民主联军举行新开岭战役,在辽宁宽甸西北地区全歼国民党军1个师。接着,又集中南北满主力进行“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歼灭国民党军大批有生力量, 迫使其由进攻转为防御,东北解放区也得到了巩固和扩大。1947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将晋察冀军区之冀热辽军区及所属部队共8万余人划归东北民主联军建制,东北民主联军的总兵力达46万人。

   1947年5月中旬,东北民主联军转入战略性反攻,在长春至沈阳段和沈阳至吉林段铁路两侧地区发动了夏季攻势,歼国民党军8万余人。8-9月间,以12个独立师(旅)编成第7、第8、第9、第10纵队,并成立了南满、冀察热辽两个军区前方指挥所(后改称第1、第2前方指挥所)。9月中旬,东北民主联军又集中9个纵队的兵力发动秋季攻势,歼灭国民党军6.9万余人, 攻克城市15座,进一步掌握了东北战场的主动权。

   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区分为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以原民主联军总部机关为军区兼野战军领导机关,林彪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任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吕正操、周保中、萧劲光任副司令员,罗荣桓任第一副政治委员,陈云、李富春任副政治委员,刘亚楼、伍修权任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2月,以9个独立师(旅)编成第1第11、第12纵队。1947年12月15日至1948年3月15 日,东北野战军冒着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发动了为期90天的冬季攻势作战,歼灭国民党军15.6万余人,收复城市18座,将国民党军压缩于长春、沈阳、锦州等几处互相不能联系的孤立地内,东北解放区的面积扩大到全东北的97%,解放区人口占东北的86%,为全歼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奠定了基础。

   为适应大规模进攻作战的需要,东北人民解放军有组织、有计划地加强了二线兵团建设,从1947年7月至1948年11月,先后组训了164个团,为主力部队输送新战士37万人。同时,教育改造了大批俘虏士兵补入部队。继续加强炮兵建设,在炮兵司令部下成立了炮兵纵队,统一指挥与管理所属炮兵部队。各步兵纵队、师、团也分别扩建了炮兵团、营和连。全区拥有战防炮、迫击炮1600余门,山炮、野炮、榴弹炮、加农炮600余门,高射炮116门。1948年7月,以护路军所属部队为基础扩编为铁道纵队,下辖4个支队,共1.7万余人。至8月止,东北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已发展到103万人。为便于作战指挥,8月14日,建立了单独的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由林彪兼司令员,罗荣桓兼政治委员,刘亚楼兼参谋长,谭政兼政治部主任。原第1前方指挥所改为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部,萧劲光任司令员,萧华任政治委员;原第2前方指挥所改为东北野战军第2兵团部,程子华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此时,东北野战军下辖2个兵团部, 12个步兵纵队,15个独立师,1个炮兵纵队,1个铁道纵队,3个骑兵师,1个坦克团等共70余万人。9月12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线举行辽沈战役,至11月2日结束,历时52天, 歼灭国民党军47.2万余人,解放了东北全境。从此,东北野战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战略机动部队。

   1948年11月13日,东北野战军所属第1至第12纵队,按照中央军委规定的统一序列,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第39、第40、第41、第42、第43、第44、第45、第46、第47、第48、第49军,每军4个师5至6万余人;另以长春起义的国民党军第60军编为第50军。部队的装备由于辽沈战役的大量缴获而得到很大改善。11月下旬,东北野战军奉命入关。11月29日至1949年1月31日,与华北军区第2、第3、第4兵团及地方武装一部举行平津战役,历时64天,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 解放了除绥远一隅和太原、新乡等少数孤立据点以外的华北全境。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1949年1月15日和3月7日的命令,东北野战军于3月11日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下辖4个兵团:第12兵团,萧劲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辖第40、第45、第46军;第13兵团,程子华任司令员,萧华任政治委员,辖第38、第47、第49军;第14兵团,刘亚楼任司令员,莫文骅任政治委员,辖第39、第41、第42军;第15兵团,邓华任司令员,赖传珠任政治委员,辖第43、第44、第48军及两广纵队;原野战军所属之特种兵指挥机关改称特种兵司令部,辖2个炮兵师,1个装甲师,1个高炮指挥所和1个工兵指挥所。原铁道纵队扩编为铁道兵团,归军委直接指挥。

   1949年3月下旬,第四野战军组成先遣兵团开始自华北地区南下,4月20日,配合第二、第三野战军发起渡江战役;5月中旬,在湖北团风至蕲春之线强渡长江,解放武汉。野战军主力于4月中旬南移。5月12日,中央军委决定,第四野战军领导机关与中原军区领导机关合并,组成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领导机关。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第一政治委员,邓子恢任第二政治委员,萧克任第一参谋长,赵尔陆任第二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6月上旬,野战军主力渡过长江,分三路对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部和华南军政长官余汉谋部进行迂回包抄, 10月中旬和下旬,分别在衡阳、宝庆(今邵阳)地区和阳江、阳春地区歼灭白崇禧部主力4个师和余汉谋部4万余人。接着又向广西挺进,至12月中旬,将白崇禧集团17余万人歼灭于粤桂边之容县、博白和钦州地区。另一部配合第二野战军向西南进军。

   第四野战军在向中南进军过程中,先后抽调部分部队和干部,在豫、鄂、赣、湘、粤、桂等省进行发动群众,建党建政, 清剿残匪,建立民主新秩序的工作。广西战役后,野战军又以80%的兵力在湘、桂、粤境内清剿土匪,先后歼灭土匪115万余人。同时,在组织上继续作了若干调整:7月,以国民党军第19兵团起义的4个师改编为第51军。8月,第12兵团部兼湖南省军区。第14兵团部奉命改为中央军委空军的领导机关。装甲兵师调东北成立装甲兵学校。10月,以长沙起义的国民党军第1兵团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辖第52、第53军)。11月,第15兵团部兼广东省军区。12月,第13兵团部兼广西省军区。12月26日,中央军委批复华中局并四野:“同意华中军区即正式改名中南军区”。12月30日,中南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向所属部队发出通知,自1950年1月1日起,华中军区改称中南军区,组织机构仍旧。下辖6个省军区、3个兵团部,16个军,1个炮兵司令部(辖4个炮兵师、1个高炮师),1个工兵司令部(辖5个团),1个铁道司令部(辖5个铁道团)和16个独立师,92个独立团,8个警卫团及军政大学6个分校,全军区共150万人。

   1950年3月5日-5月1日,第四野战军以第15兵团指挥两个军,在琼崖纵队的配合下,以木帆船为主要航运工具实施渡海作战,5月1日解放海南岛。至此,除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等岛屿外,华南全境获得解放。

   为明确野战军与军区双方兼管关系,1950年3月13日,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司令部向所属部队发出通报: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规定,今后各部颁发一切文件,统称:“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7月6日,中南军区、第四野战军司令部再次就此事发出通报,今后行文时,如纯对地方军区的,只书中南军区不书四野;如纯对野战部队的,只书四野不书中南军区;如两者均有关连,即书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或将中南军区与四野并书。

   l955年4月,中南军区奉命改称广州军区,第四野战军番号撤销,部队归广州军区指挥。

中国人民解放军之第三野战军

  第三野战军,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之一。它是由抗日战争时期的新四军和八路军山东军区部队一部逐步改编扩建而成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遵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向北发展, 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罗荣桓等率领山东军区部赴东北,陈毅等率领新四军军部及第7师、第2师第4和第5旅、第4师第9旅、苏浙军区第2和第4纵队及苏中军区教导第1旅等部,由华中先后北上,执行巩固和发展山东解放区的任务。

  留在华中的新四军部队,于1945年10月25日成立华中军区,张鼎丞任司令员,邓子恢任政治委员,粟裕、张爱萍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任政治部副主任,辖苏中、淮南两个军区及四个军分区,全部兵力约13.5万余人。同年11月10日,正式组成华中野战军,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刘先胜任参谋长,下辖第6纵队,王必成任司令员,江渭清任政治委员;第7纵队,吉洛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8纵队,陶勇任司令员;第9纵队,张震任司令员。全部兵力约4.7万余人。华中野战军在建制上属华中军区,在战略行动上受陈毅指挥。

  1946年1月7日,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领导机关,新四军军长陈毅兼山东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饶漱石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副军长张云逸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黎玉任新四军副政治委员兼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陈士榘任新四军参谋长兼山东军区参谋长,舒同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山东军区辖滨海、鲁中、鲁南、胶东、渤海等五个二级军区,全部兵力约20万人。

  与此同时,组成山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黎玉任政治委员,宋时轮任参谋长,唐亮任政治部主任,辖第1纵队(含第1、第2、第3旅),叶飞任司令员,赖传珠任政治委员;第2纵队(含第4、第5、第6旅),罗炳辉任司令员,赵启民任政治委员;第7师(含第19、第20、第21旅),谭希林任师长,曾希圣任政治委员;第8师(含三个团)何以祥任师长,丁秋生任政治委员。总兵力约7.4万余人。

  山东与华中我军在统一编组的同时,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 向日伪军进行大反攻,并坚决回击国民党正规军的进犯。经过五个多月的作战,歼敌近4万人,解放县城及重要市镇约90处,巩固和发展了华中与山东解放区。

  从1946年3月起,山东和华中野战军在进行“百日”大练兵运动中及其以后,进一步调整了部队的战斗序列。5月间,中央军委任命罗炳辉为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韦国清为第2纵队司令员。同时,华中野战军第8纵队改为第1师,粟裕兼师长和政治委员;第6纵队改为第6师,谭震林兼师长和政治委员;第7、第9纵队番号不变;华中第5军分区基干武装及向我投诚的赵云祥部改编为第10纵队,谢祥军任司令员,刘培善任政治委员。6月2日,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决定: 以第7纵队兼苏中军区,第9纵队兼淮北军区,第10纵队兼苏北军区。7月,东江纵队等部和中原军区第13旅,先后到达胶东和苏皖解放区,分别编入山东和华中我军。至此,山东与华中野战军13万余人,军区部队26.6万余人。

  1946年夏季,蒋介石集中约占其进犯解放区总兵力三分之一的正规军,即62个旅(师)约50万人开始向我华东解放区进攻。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山东、华中野战军和军区部队,分数路迎击进犯之敌。至1947年2月,我军在苏中、淮北、淮南及宿北、鲁南和莱芜等地区连续作战,歼敌有生力量约30万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对华东解放区的全面进攻。

  1947年第一季度,山东与华中我军进行统一整编,撤销山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和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组成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华东军区以陈毅为司令员,饶漱石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司令员,黎玉为副政治委员,陈士榘为参谋长,舒同为政治部主任,辖鲁南、鲁中、胶东、渤海、苏北、苏中等六个军区及滨海分区和东江纵队,共约36.6万余人。华东野战军以陈毅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治委员,陈士榘为参谋长,唐亮为政治部主任。辖第1纵队(含第1、第2、第3师和独立师),叶飞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2纵队(含第4、第5、第6师),韦国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3纵队(含第7、第8、第9师),何以祥任司令员,丁秋生任政治委员;第4纵队(含第10、第11、第12师),陶勇任司令员,王集成任政治委员;第6纵队(含第16、第17、第18师),王必成任司令员,江渭清任政治委员;第7纵队(含第19、第20、第21师),成钧任司令员,赵启民任政治委员;第8纵队(含第22、第23、第24师),王建安任司令员,向明任政治委员;第9纵队(含第25、第26、第27师),许世友任司令员,林浩任政治委员;第10纵队(含第28、第29师),宋时轮任司令员,景晓村任政治委员;特种兵纵队,陈锐霆任司令员,张潘任政治委员。

  另外,原华中野战军第7纵队改为第11纵队,兼苏中军区(辖第31、第32旅和三个军分区),管文蔚任司令员,吉洛任政治委员;第10纵队与苏北军区一部合编成第12纵队,兼苏北军区(辖第34、第35旅和三个军分区),陈庆先任司令员,曹荻秋任政治委员。

  整编后,华东野战军约有27.5万余人(不包括第11、第12纵队)。

  从1947年3月起,蒋介石先后集中24个整编师、60个旅约45万人向我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4月下旬,华东野战军在泰安歼敌第72师。接着,转移至蒙阴、新泰和莱芜以东地区隐蔽集结。至7月底,举行了孟良崮及南麻、临朐等战役,歼敌近8万人,其中孟良崮战役全歼国民党军精锐整编第74师3.2万余人,基本上粉碎了敌人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1947年8月,遵照党中央关于将战争引向蒋管区的战略方针,中共华东野战军前委确定:以第1、第3、第4、第6、第8、第10纵队及特种兵纵队组成外线兵团,由陈毅和粟裕率领,执行外线进攻作战任务;以第2、第7、第9纵队和新组建的第13纵队(该纵队由周志坚任司令员,廖海光任政治委员)组成内线兵团,由许世友和谭震林率领,担负山东内线作战任务;以第11、第12纵队和各军区武装继续坚持敌后斗争,配合外线和内线兵团作战。

  9月初,蒋介石集中20个旅向胶东解放区进攻。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为吸引敌人,策应外线兵团作战,集中4个纵队,在军区武装的配合下连续作战5个月,歼敌有生力量6.3万余人,迫敌撤出胶东腹地,彻底粉碎了敌人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9月下旬,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除留第10纵队等部在鲁西南继续箝制敌人外,主力分5路于徐州和开封间横越陇海路,挥戈南下豫皖苏区,于12月下旬,连续举行了进军豫皖苏、破击陇海路和平汉破击战(与陈谢兵团共同举行的)等战役,歼敌7万余人,配合刘邓和陈谢大军恢复并扩大了中原解放区,粉碎了敌人在中原战场上的防御体系。同时吸住国民党军约90个旅,减轻了我其他战场的压力,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将战争引向蒋管区的战略任务。

  1948年1月-3月,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先后开展新式整军运动。随后,根据战争形势发展,华东野战军以第1、第4、第6纵队组成第1兵团(亦称粟裕兵团),粟裕兼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叶飞任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金明任第二副政治委员,张震任参谋长,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准备挺进江南,担负开辟华南战局的任务(后该兵团奉命仍留中原作战);以第7、第9、第13纵队及渤海纵队(1948年2月组建的,袁也烈任司令员)组成第2兵团(亦称山东兵团和许谭兵团),许世友任司令员,谭震林兼政治委员,兵团继续留在山东执行内线作战任务;以第3、第8、第10纵队组成第3兵团(亦称陈唐兵团),陈士架兼司令员,唐亮兼政治委员,兵团归刘伯承、邓小平统一指挥。抽调原内线兵团之第2纵队南下华中,会同原在华中的第l1、第12纵队组成第4兵团(亦称苏北兵团和韦吉兵团),韦国清任司令员,陈丕显任政治委员(后未随兵团行动),吉洛任副政治委员,兵团留苏北地区执行进一步开展华中战局的任务。这时,华东野战军36万余人,华东军区部队38万余人。

  1948年5月上旬,中央军委决定陈毅到中原局工作,并任命他为中原局第二书记和中原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5月21日,中央军委决定粟裕全权指挥华东野战军。6月至7月,华东野战军第1、第3、第4、第6、第8、第10纵队,两广纵队(原东江纵队)和中原野战军第9、第11纵队,在粟裕等同志的统一领导指挥下发起豫东战役,歼敌9万余人。至8月,山东兵团连续举行了胶济路西段(周村、张庄)、胶济路中段(潍县)、津浦路中段(兖州)等战役,共歼敌14万余人。同时,陈唐兵团会同中原野战军陈谢兵团解放洛阳,歼敌2万余人;苏北兵团先后进行了益林、盐(城)南、陇海路东段、众兴和涟水等战役战斗,歼敌2万余人。

  1948年秋,华东野战军主力奉命在中原野战军之第9、第11纵队及部分军区部队的配合下,发起了济南战役,全歼守敌10万余人,生俘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使山东省除青岛等少数城市外全部获得解放。同年11月上旬,华东和中原两大野战军在部分军区部队的配合下进行淮海战役,歼灭敌军55.5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以北广大地区,为我军渡江和解放江南大地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1949年2月,遵照中央军委的统一命令,华东野战军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陈毅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为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为第一副政治委员, 张震为参谋长,唐亮为政治部主任。辖4个兵团和1个特种兵纵队。

  第7兵团,王建安任司令员,谭启龙任政治委员,姬鹏飞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迎希任参谋长,辖第21军(含第61、第62、第63师),滕海清任军长,康志强任政治委员;第22军(含第64、第65、第66师),孙继先任军长,丁秋生任政治委员;第35军(含第103、第104、第105师),吴化文任军长,何克希任政治委员。

  第8兵团,陈士榘任司令员,袁仲贤任政治委员,江渭清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何以祥任参谋长,辖第24军(含第70、第71、第72师),王必成任军长,廖海光任政治委员;第25军(含第73、第74、75师),成钧任军长,黄火星任政治委员;第26军(含第76、第77、第78师),张仁初任军长,王一平任政治委员;第34军(含第100、第101、第102师),何基沣任军长,赵启民任政治委员。

  第9兵团,宋时轮任司令员,郭化若任政治委员,覃健任参谋长,谢有法任政治部主任,辖第20军(含第58、第59、第60师),刘飞任军长,陈时夫任政治委员;第27军(含第79、第80、第81师),聂凤智任军长、刘浩天任政治委员;第30军(含第88、第89、第90师),谢振华任军长,李干辉任政治委员;第33军(含第97、第98、第99师),张克侠任军长,韩念龙任政治委员。

  第10兵团,叶飞任司令员,韦国清任政治委员,陈庆先任参谋长,刘培善任政治部主任,辖第28军(含第82、第83、第84师),朱绍清任军长,陈美藻任政治委员;第29军(含第85、第86、第87师),胡炳云任军长,张藩任政治委员;第31军(含第91、第92、第93师),周志坚任军长,陈华堂任政治委员。

  特种兵纵队番号不变,陈锐霆任司令员,张凯任政治委员。

  以胶东军区武装编为第32军(辖第94、第95师),谭希林任军长,彭林任政治委员,暂归山东军区指挥。两广纵队拨归第四野战军建制,曾生任司令员,雷经天任政治委员。这时,华东军区约42万人,第三野战军约58万余人。第三野战军组成后, 主力于3月中旬进至庐江、无为、除县、六合、扬州和如皋一线, 进行渡江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4月中旬,第三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发起渡江战役,4月23日解放了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随后解放了杭州和我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至6月1日, 京沪杭战役胜利结束,歼敌约40万余人。

  第7兵团在第二野战军与华东军区一部的配合下,解放了浙江省及沿海大部分岛屿。第10兵团于7月上旬由苏州地区车运南下,向福建进军,8月17日解放了福建省会福州市。接着又举行了漳(州)厦(门)金(门)战役,至10月中旬,解放了福建省及沿海大部分岛屿,歼敌约10万余人。

  为了完成中央军委所赋予的各项任务及建设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统一和加强华东地区的军政领导,华东军区与第三野战军的领导机关于1949年7月合并(其名义仍保留)。同时,对野战部队的机构先后进行了较大调整:第7兵团兼浙江省军区,该兵团第23军拨归结9兵团建制,第35军全部地方化;第8兵团部撤销,大部与华东军政大学合并,组成新的华东军政大学(陈毅兼校长和政治委员),小部与第34军军部合并组成南京警备司令部(含第24和第25军),第26军拨归第9兵团建市;第9兵团第20、第23、第26、第27军,准备执行解放台湾的任务(后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第30、第33军调归凇沪警备司令部建制;第10兵团在福州市解放后,即兼福建省军区。

  至1949年12月,第三野战军发展到82.5万余人。

  1950年1月3日,中央军委决定撤销第三野战军第30和第35军番号,其成员拨归华东海军建制。8月,撤销第二野战军前委,组成新的华东军区党委,以陈毅为第一书记,粟裕为第二书记,唐亮为第三书记。野战军部队全部归华东军区领导。11月, 以第29和第32军军部组建为铁道公安司令部。

   第二野战军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之一。它是由抗日战争时期的晋冀鲁豫边区八路军和地方武装组建和发展起来的。

  抗日战争转入大反攻时,为了最后消灭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并制止内战危机,中共中央于1945年8月11日发出指示,要求各战略区编组“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8月20日,中央军委决定各战略区就现有兵力迅速抽出二分之一或五分之三,编为野战兵团,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遵照这个指示精神,刘伯承、邓小平同志令所属太行、太岳、冀南和冀鲁豫的八路军部队,分别编组成1至3万人的野战兵团。同时,党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军区,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滕代远、王宏坤为副司令员,薄一波为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为参谋长,王新亭为政治部副主任。军区辖冀鲁豫、冀南、太行和太岳4个二级军区,以及刚起义的国民党第38军之第17师,共29万余人。

  1945年9月初,晋冀鲁豫军区为举行上党战役,以冀南军区主力编为冀南纵队、太行军区主力编为太行纵队、太岳军区主力编为太岳纵队。10月7日,冀鲁豫军区主力编为第1纵队(辖第1、第2、第3旅),杨得志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冀南纵队改为第2纵队(辖第4、第5、第6旅),陈再道任司令员,宋任穷任政治委员;太行纵队改为第3纵队(辖第7、第8、第9旅),陈锡联任司令员,彭涛任政治委员;太岳纵队改为第4纵队(辖第10、第11、第13旅),陈赓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治委员。同时,晋冀鲁豫军区组成25个团的架子,调往东北。

  1945年11月10日,第1纵队奉中央军委命令,在开往东北途中到达晋察冀军区,后因形势变化留该军区担负作战任务。

  11月11日,在邯郸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新编第8军改名为民主建国军,高树勋为总司令,加入晋冀鲁豫军区序列。

  11月中旬,以太行军区主力组成第6纵队(辖第16、第17、第18旅),王宏坤兼司令员(后由王近山代司令员),段君毅任政治委员;以冀鲁豫军区主力组成第7纵队(辖第19、第20、第21旅),杨勇任司令员,张霖之任政治委员。同期,因中央军委拟调第4纵队(不含第11旅)去东北,组成第8纵队(辖由第11旅改称的第22旅、新组建的第23旅、军区独立旅改称的第24旅),谢富治任司令员,王鹤峰任政治委员。12月初,中央军委决定第4纵队不去东北,仍留太岳军区。随后,第4纵队与第8纵队(不含第24旅)合并,称为第4纵队(仍辖原第10、第11、第13旅及第23旅),陈赓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治委员。第24旅改为太岳军区独立旅。

  这时,各二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是: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王秉璋、政治委员张釜;冀南军区司令员杜义德、政治委员李菁玉;太行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政治委员李雪峰;太岳军区司令员王新亭、政治委员聂真。

  1946年5月15日,国民党第38军副军长孔从周率第55师于河南巩县起义,后与第17师会合,被命名为西北民主联军第38军,孔从周为军长,汪锋为政治委员。

  至1946年6月中旬,晋冀鲁豫军区部队除精简整编和调往其他地区的以外,尚有野战军5个纵队,连同地方部队共27万人。

  从1945年秋季开始,晋冀鲁豫军区正规兵团和地方部队对日寇进行大反攻,同时对国民党军的进犯给予坚决的回击,曾先后在上党地区歼灭国民党进犯军13个师,在邯郸地区歼灭沿平汉路北犯的国民党军两个军,并争取1个军起义。这两次作战,打击了蒋介石的内战气焰,保卫了抗战的胜利果实,对争取和平民主和支援我军在东北的展开起了重要作用。

  在国民党与我党签订停战协定后,晋冀鲁豫军区部队除坚决执行和维护停战协定,击退敌人对我解放区的蚕食和偷袭外,各部队展开了大练兵运动,并积极参加地方减租减息和生产运动,为对付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作了充分的准备。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晋冀鲁豫军区处于解放区南线的中央,除要粉碎敌人对本区的进攻外,还担负着前与中原、左与华东、右与陕甘宁我军进行战略配合和策应的重要任务。据此,军区于6月27日,以第3、第6、第7纵队(后增加第2纵队)和冀鲁豫军区主力一部组成野战军,由刘伯承、邓小平等率领,担负豫东方向的作战任务。接着,于7月14日组成野战军指挥部,由邯郸开赴冀鲁豫前线指挥作战。军区的工作由滕代远、薄一波等负责。

  1946年7月至10月间,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下,连续取得出击陇海、定陶、巨野和鄄(城)南等战役的胜利,予敌以沉重的打击。与此同时,陈赓率领的第4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在晋南辗转机动作战,接连取得闻(喜)夏(县)、同蒲、临(汾)浮(山)等战役的胜利。军区各地方武装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有力地配合了野战军作战。1946年11月至1947年2月,第4纵队在晋绥部队的协同下,取得吕梁、汾(阳)孝(义)战役的胜利;野战军主力取得了滑县、巨(野)金(乡)鱼(台)等战役的胜利。1947年3月-5月,为粉碎敌人对山东和陕甘宁解放区的重点进攻,野战军又分别在晋南和豫北进行战略性反攻,歼敌6万余人,克城30多座,并为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此期间,为建立战略机动的枢纽,1946年12月12日,以冀鲁豫军区水东军分区与华中军区第8军分区扩建为豫皖苏军区,张国华任司令员,吴芝圃任政治委员。同年12月20日,第1纵队由晋察冀军区归建。1947年3月16日,第1纵队与第7纵队合并为第1纵队,由杨勇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

  到1947年6月,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已发展到42万人,其中野战军为5个纵队,炮兵和工兵的建设有进一步发展,各二级军区所辖独立旅已达10个。

  遵照党中央关于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战略方针,1947年6月10日,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1、第2、第3、第6纵队组成晋冀鲁豫南征野战军(亦称刘邓大军),执行挺进中原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战略任务。6月23日,野战军指挥部率南征大军由安阳地区向楼阳、寿张地区出动。6月30日晚,刘邓野战军4个纵队12万余人在冀鲁豫军区部队的配合下,发起鲁西南战役,歼敌4个师部、9个半旅6万余人,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

  1947年7月2日,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决定以太岳、太行、冀南、冀鲁豫军区主力与原中原军区部队一部(原第5师),依次组成第8纵队(辖新组成的第22、第24旅和第23旅),由王新亭任司令员;第9纵队(辖第25、第26、第27旅),由秦基伟任司令员、黄镇任政治委员;第10纵队(辖第28、第29、第30旅),由王宏坤兼司令员、刘志坚任政治委员;第11纵队(辖第31、第32、第33旅),由王秉璋任司令员、张霖之任政治委员;第12纵队(辖第34、第35旅),由赵基梅任司令员、文建武任政治委员。

  1947年7月27日,中央军委决定:以陈赓、谢富治纵队与秦基伟、黄镇纵队及孔从周、汪锋之第38军组成一个集团,统受陈赓、谢富治指挥,挺进豫西创建鄂豫陕根据地,以协助陕甘宁我军击破胡宗南的进攻,并配合刘邓大军“大举出击,经略中原”。

  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后,在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和第11纵队的掩护下,胜利到达大别山区,迅速完成战略展开。同时,陈谢集团(含第8纵队之第22旅)从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随后,与挺进豫皖苏的陈毅、粟裕所部协同作战,创建中原解放区,有力地配合了我军其他战场转入战略进攻。到1947年11月底,第12纵队、第10纵队先后进入大别山,与刘邓主力会合。经过半年作战,刘邓、陈谢两军歼敌近15万人,创建了鄂豫、皖西、江汉、桐柏和鄂豫陕5个军区,以及31个军分区和各级民主政权。这时,第10、第12纵队和第1第12、第19、第25、第28旅以及第38军之第17、第55师等野战部队,均分别作为新建军区和军分区的基干部队。

  为适应解放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扩大作战规模,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于1948年5月9日指示重建中原军区,并将晋冀鲁豫野战军团改称中原野战军。中原军区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毅任第一副司令员(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李先念任副司令员,邓子恢任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

  中原军区辖鄂豫军区(有5个军分区),王树声任司令员,段君毅任政治委员;皖西军区(有3个军分区),曾绍山任司令员,彭涛兼政治委员;豫皖苏军区(有8个军分区、1个独立旅),张国华任司令员,吴芝圃任政治委员;豫西军区(由第38军军直与第4纵队后方司令部合并组成,有6个军分区),李成芳代司令员,张玺兼政治委员;桐柏军区(有3个军分区及第28旅),王宏坤任司令员,刘志坚任政治委员;江汉军区(有3个军分区、1个独立旅),张才千任司令员,刘建勋任政治委员;陕南军区(有两个军分区及第12旅、第17师),刘金轩任司令员,汪锋任政治委员。

  中原野战军共有7个纵队:第1纵队(辖第1、第2、第20旅),杨勇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第2纵队(辖第4、第6旅),陈再道任司令员,王维纲任政治委员;第3纵队(辖第7、第8、第9旅),陈锡联任司令员、彭涛任政治委员;第4纵队(辖第10、第11、第13、第22旅),陈赓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治委员;第6纵队(辖第16、第17、第18旅),王近山任司令员,杜义德任政治委员;第9纵队(辖第26、第27旅),秦基伟任司令员,黄镇任政治委员;第11纵队(辖第31、第32、第33旅),王秉璋任司令员,张霖芝任政治委员。

  中原野战军组成前后,与华东野战军主力协同作战,先后进行了洛阳、宛西、宛东、豫东、襄樊等战役,削弱了中原敌人的有生力量,为我军尔后进一步开展中原和华东战局,求歼敌军主力于长江以北创造了条件。

  1948年10月下旬,中原野战军主力解放郑州和开封后,于11月至翌年1月,在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领导下,与华东野战军一起进行了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歼灭国民党军刘峙集团55.5万余人,使淮海地区全部获得解放。

  1949年2月5日,中原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和部队番号的命令,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野战军辖第3、第4、第5兵团,共9个军。

  第3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谢富治,辖第10军(由兵团副司令员杜义德兼任军长、王维纲任政治委员)、第11军(曾绍山任军长、鲍先志任政治委员)、第12军(由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兼任军长和政治委员)。

  第4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辖第13军(周希汉任军长、刘有光任政治委员)、第14军(李成芳任军长、雷荣天任政治委员)、第15军(秦基伟任军长、谷景生任政治委员)。

  第5兵团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辖第16军(尹先柄任军长、王辉球任政治委员)、第17军(王秉璋任军长、赵健民任政治委员)、第18军(张国华任军长、谭冠三任政治委员)。

  2月12日,成立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由野战军参谋长李达兼任司令员及政治委员,扩建了野战军后勤领导机构和部队,由段君毅任后勤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经过整编,第二野战军的总兵力达28万余人。

  1949年4月20日,第二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与第三野战军并肩发起渡江战役。4月21日黄昏,第二野战军自马垱和贵池间突破敌长江防线,乘胜追歼溃逃之敌。至5月6日,切断敌东南大动脉浙赣线,解放皖南及闽浙赣边区广大地区,并参加了接管南京、南昌等城市的工作。根据中央军委关于进军华南和西南的指示,刘伯承、邓小平同志于8月19日下达了“川黔作战的基本命令”。11月,第二野战军主力在第一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各一部的协同下,以大迂回、大包围的行动,向川黔进军,举行了成都战役。野战军第4兵团在参加解放广东和广西的作战后与第四野战军一部向云南进军。至12月底,歼灭胡宗南等部90余万人(包括敌军起义、投诚在内)。1950年春,野战军主力一部发起滇南战役,歼灭敌人2.5万多人。3月中旬至4月初,我军另一部挺进西昌,歼敌万余人。至此,西南全境除西藏外,均获得解放。

  1950年2月22日,中央军委指示,以第二野战军的领导机构为基础,成立西南军区,贺龙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下辖西康、川西、川北、川东、川南、云南、贵州、西藏8个军区。5月,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第二野战军并入西南军区,取消兵团和野战军机构。陈毅(1901-1972)字仲弘。四川省乐至县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在南昌起义部队任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参加领导湘南起义。土革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党代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十二师党代表、师长,红四军军委书记、军政治部主任,红六军、红三军政治委员,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红二十二军军长,江西军区总指挥,西方军总指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领导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江南指挥部、苏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代军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粟裕(1907-1984),湖南省会同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连长、营长、支队长,六十四师师长,红四军参谋长,红一军团教导师政治委员,红十一军参谋长,红七军团参谋长,红十军团参谋长,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挺进师师长,闽浙军区司令员。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新四军江南、苏北指挥部副指挥,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苏中军区、苏浙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代司令员、代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委。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张云逸(1892-1974)原名张运镒,又名张胜之。广东省文昌县人。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参加辛亥革命和讨袁护国战争。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曾任国防革命军旅长、师参谋长。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广州、香港做党的秘密工作。一九二九年参与领导百色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红军总司令部作占部部长,中央纵队先遣队司令员,中革军委副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华东军政大学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南局第二书记,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南局第二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九、十届中央委员。


谭希林(1908-1970)湖南省长沙市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六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入黄埔军校,一九二七年毕业。北伐战争中,任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排长,武汉革命政府警卫团排长。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特务连连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三十一团副营长、代营长,红一军团随营学校校长,红军学校教育长,闽西红军指挥部参谋长,红十二军参谋长兼三十四师师长,红二十一军参谋长、代军长,军委警卫团团长,南路军临时指挥部司令员,干部团工兵主任,特科学校工兵营营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参谋长,新四军第四支队参谋长,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新四军第二师六旅旅长兼政治委员,津浦路西分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皖北军区司令员,新四军第七师代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野战军第七师师长,第四纵队司令员,豫皖苏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胶东军区代司令员,第三野战军三十二军军长,山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大使,军委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覃健(1911-1959)广西东兰县人,壮族。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七军第十九师五十六团代排长,红三军团政治部政卫连排长,红一方面军政卫队警卫营连长、营长,红十五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队长,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团长,冀鲁豫支队大队长,淮海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新四军第三师十旅副旅长、独立旅旅长兼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军区第六军分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副司令员,苏北军区副司令员,苏北兵协和参谋长,第三野战军九兵团参谋长,华北军区副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参谋长,南京军区副参谋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孙继先(1911-1990)山东省曹县人。一九三一年参加宁都起义。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江西独立第四师教导大队区队长,红二十二军第六十四师连长,江西模范师第二团营长,红一军团第一师一团营长,陕甘支队一大队连长,红一军团第一师一团参谋长,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参谋长,津浦支队支队长,山东纵队第二支队支队长,第二旅旅长,教导第一旅旅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副校长,鲁中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军区第四师师长,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副司令员,第三纵队代司令员,第三野战军二十二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七兵团参谋长兼浙江军区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系副主任、主任,军事学院战役系副主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训练基地司令员,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员、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委员会委员。


饶子健(1909-2000 )原名饶国汉。湖南省浏阳县人。一九二五年参加本地农民协会和缝业工会。一九二七年参加工农自卫军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十师二十九团班长,红十五军第二十九团机枪连排长,一三五团连长,红五军团第十三师三十八团营长,三十九团参谋长,三十七团团长,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迪化(今乌鲁木齐)西路军大队长,新四军第六支队团长,八路军第四纵队六旅代旅长,新四军第四师十二旅代旅长,淮北军区副司令员,淮北军区第二军分区、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新四军第四师十二旅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副司令员,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中共地委书记,江淮军区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三十四军副军长,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九兵团军长,华东军区海军第六舰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苏北军区司令员,江苏军区副司令员,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饶守坤(1915- )江西省德兴县人。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七军团第十军五十六团班长、排长、连长、营长,闽北独立师第二团团长,闽东北军分区司令员。参加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三支队五团团长,军部教导大队大队长,江北指挥部特务营营长兼政治委员,第五支队八团副团长,十五团团长,新四军第二师五旅十三团团长,淮南军区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苏中军区独立旅副旅长、旅长,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八师师长,先遣纵队副司令员兼第七支队司令员,第三野战军三十军副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海军第七舰队司令员,吴淞要塞区司令员,海军淞沪基地司令员,海军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国防部和七研究院院长,北海舰队司令员,济南军区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一九八五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钱钧(1905- )原名钱运彬。河南省光山县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与领导本地农民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豫鄂皖特区手枪队队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一师三团连政治指导员、连长,红四方面军第十师二十八团副营长、营长、营政治委员,红四军警卫团政治委员,第三十三团团长,第十一师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团长,第十二支队副司令员,沂山支队司令员,鲁中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警备第三旅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军区第九师师长,鲁中军区副司令员,鲁中南军区司令员,胶东军区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刘培善(1912-1968),湖南省茶陵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赣游击大队青年干事,茶陵县独立团连政治指导员,江西安福县独立营政治委员,湘赣红三师第三团政治委员,湘赣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湘赣第一支队政治委员,独立团政治委员。参加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政治委员,苏北指挥部第二纵队政治委员,第一师二旅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十兵团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副政治委员,福建军区副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皮定均(1914-1976)安徽省金寨县人。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湖北应山县儿童团团长,红四军第十二师三十五团排长、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教导员,红军大学上级指挥科副科长,步兵学校第一营营长,教导师第二团团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特务团团长,太行军区第五、第七军分区司令员,豫西抗日独立支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第一旅旅长,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二十四军副军长、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八兵团军长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军长兼军政治委员,福建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兰州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届中央委员。

刘飞(1906-1984),原名刘松清。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一九二七年参加黄麻起义。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乡苏维埃主席,县赤卫军连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十师二十九团排长、副连长、连长、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委员,第十一师三十二团政治处主任、师供给部政治委员,第三十团政治处主任,第十二师三十四团政治委员,独立师政治部主任、师总务处处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三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六团政治处主任,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政治部主任,第一纵队政治委员,第五支队司令员,新四军第六师十八旅五十三团团长兼政治委员,五十四团政治委员,第一师十八旅政治部主任、旅长兼苏中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独立第二旅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二旅旅长,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二师师长、纵队副司令员,第三野战军二十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皖南军区司令员,安徽省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公安军司令员,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南京军区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彭林(1914- )原名彭栋才。江西省吉安县人。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赣兵工厂政治委员,湘赣省工会委员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湘赣军区总医院政治委员、卫生部政治委员、保卫局局长,红六军团第十七师五十团政治委员,五十一团政治委员,军团保卫局局长,第十七、十六师副政治委员,红二方面军第六军模范师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上海军委分会三科科长,浙江吴兴县抗日游击队参谋,中共浙西特委委员,新四军金肖支队大队长、支队参谋长、支队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纵队二旅政治委员,胶东军区东海军分区司令员,第三野战军三十二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公安部队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海军旅顺基地政治委员,海军航空兵部政治委员,海军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许世友(1905-1985),河南省新县人。一九二六年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师任连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七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黄麻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三十一师班长、排长、营长,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三十四团团长,红九军副军长兼二十五师师长,红四军军长,红四方面军骑兵司令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副部长,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副旅长,山东纵队第三旅旅长,山东纵队参谋长,胶东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东线兵团司令员,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山东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华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南京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兼南京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九、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副主任。

邓逸凡(1912- ),广东省兴宁县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一纵队一支队文书、书记官,红四军第十师政治部秘书、宣传干事、担架队政治指导员,红一军团第二师参谋处文书,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调查统计科科长、巡视员、组织科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组织部组织科科长兼巡视团团长、教导大队教育处处长,三四四旅政治部宣传科科长、教导营政治委员、旅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第五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华中总指挥部后方政治部主任,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政大学第三总队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驻越南军事顾问团政治顾问、顾问团副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副教育长、教育长、副院长,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叶飞(1914- ),原名叶启亨。福建省南安县人。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共青团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代书记,福州中心市委书记,中共闽东特委书记,闽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兼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师长、师政治委员。参加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三支队六团团长,江南抗日救国军副指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一师一旅旅长兼旅政治委员,第一师副师长,苏中军区司令员,苏浙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十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福建军区司令员,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福建省省长,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福建省军区司令员、第一政治委员,福州军区司令员、第一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第一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八、十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

唐亮(1910-1986),原名唐昌贤,别名唐昌明。湖南省浏阳县人。一九二七年参加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赤卫队。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乡苏维埃政府宣传文化委员,红三军团第二师六团连政治委员,七团总支部书记,军团直属队政治处主任,第六团政治委员,第二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四师十团政治委员,第二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教导大队政治委员,三四四旅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第二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山东滨海军区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山东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华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三兵团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治委员,南京军区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政治委员,政治学院院长、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九、十、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陈士榘 (1909-1995) ,湖北省荆门县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并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一师一团教导队区队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排长、副连长、副营长、副大队长,红十二军第三十四师参谋处处长、参谋长,红一军团司令员作战科科长、教导营营长,第四师参谋长,红十三军参谋长、代军长,红一军团随营学校校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天三旅参谋长,晋西支队司令员,八路军一一五师参谋长,山东滨海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参谋长,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兼西线兵团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兼第八兵团司令员和南京警备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教育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兼特种工程指挥部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届中央委员。

王必成(1912-1989)湖北省麻城县人。一九二八年参加本地赤卫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十师三团通信队长、连长、连政治指导员,第十师三十团营长,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二六三团营政治委员,第八十九师二六五团副团长、二六七团团长、副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参谋长、团长,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二纵队司令员,第一师二旅旅长,第十六旅旅长,苏浙军区第一纵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新六师副师长,华中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第三野战军第二十四军军长,第七兵团副司令员兼浙江军区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浙江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副司令员,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司令员,武汉军区司令员,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腾海清(1909- )安徽省金寨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游击队。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一师三十三团班长,第三十二团副连长、连长,四川巴中游击队营长,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团营政治教导员,第十师二十八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教导大队大队长,新四军游击支队第二大队大队长兼政治委员,游击支队第二团团长,八路军第四纵队五旅旅长,新四军第四师十一旅、九旅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六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第十三纵队副司令员,第二纵队司令员,第三野战军二十一军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兵团军长兼政治委员,军事学院高级系副主任,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内蒙古军区司令员,济南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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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号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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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毅(1903-1989)
  
  原名赖玉生。湖南省平江县人。一九二四年参加本地工农革命运动。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当兵。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一师一团班长、排长,中国工农红军四军第三纵队司令部副官,红十二军第一纵队司令部副官主任,教导队政治委员,红五军团团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政治部总金库主任,福建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委直属队总支部书记,警卫营政治委员,军委直属政治处副主任。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后方留守处主任,军委副官处处长,新四军第六支队政治部副主任,第四师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八路军第四纵队六旅政治委员,新四军第四师十一旅兼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和中共地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军区第七军分区政治委员兼中共地委书记,华东军区卫生部政治委员,苏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干部部第一副部长,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副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周纯麟(少将)
周纯麟是湖北麻城人,1912年出生。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周纯麟担任红30军军部排长、通信队队长、88师是红30军的主力,叁个团都赫赫有名:268团擅长正面进攻,263团擅长守备,265团擅长夜战。周纯麟先后在265团2营任教导员,周纯麟在天全县的一次战斗中左臂负伤。后调88师263团3营任教导员。周纯麟曾带一个连在倪家营子坚守一个碉堡,全连打剩9个人。倪家营子突围后,一次与敌遭遇,展开肉搏,周纯麟砍倒叁个敌兵,自己背部被砍了一刀,旧皮衣被砍破。西路军失败后,周纯麟跟着程世才、李先念进了祁连山。周纯麟因伤担心连累部队,曾要求跟伤员走,李先念没有答应。李先念对他说:“我们在一块相处了很长时间,雪山、草地那么艰苦都过来了,现在难道就不能坚持了吗?我们要想倒如何把这支队伍带好。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有信心,时时刻刻要想到,我们现在多带出去一个人,就是为革命多保存一份力量!” 李先念让周纯麟到268团3营任教导员。没有吃的,就叁天两头杀马,部队的马越杀越少。有一天,李先念叫人把自己的马送到周纯麟那儿,让杀了给战士吃。周纯麟坚决不肯,把马送了回去。
  
  1937年7月, 周纯麟和西路军几百名幸存者到达星星峡,后在我党举办的乌鲁木齐“新兵营”学习。1938年2月底周纯麟来到喀什盛世才部骑兵48团任连长,开始了骑兵生涯,以后周纯麟成为新四军赫赫有名的骑兵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2纵5师副师长、第叁野战军21军62师师长。参加了孟良崮、淮海、渡江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周纯麟1952年毕业于军事学院。他负责华东军区炮兵的组建工作,先后担任华东军区炮兵副司令员、司令员、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
  
  1970年5月底, 许世友、周贯五找周纯麟谈话:根据目前上海警备区的形势,需要一个领导去压台。我们考虑再叁,准备让你去。周总理、中央军委考虑到上海地位特殊,任命周纯麟以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上海警备区司令员,这与前几任不同。1971年初,上海市开党代会,驻沪叁军应有一人出任市委书记(当时市委配第一书记),因许世友与张春桥、南京军区与上海市矛盾尖锐,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等认为周纯麟来上海时间短,上海警备区支左不力,提出让支左有功的空四军政委王维国出任市委书记。因为历来都是陆军作为代表参加市委工作,张春桥为周纯麟任市委书记做了工作,但他说周纯麟刚来上海不久,可以先试试看,如果不行以后再说。就这样周纯麟当了“试试看书记”。这一届市委,张春桥为第一书记,姚文元为第二书记,王洪文、马天水、周纯麟、徐景贤、王秀珍为书记,7个书记除周纯麟外,其他都是"四人帮"成员和死党。在选另一位常委时,周纯麟提上海警备区政委刘耀宗,张春桥、王洪文不同意,结果选了上海警备区副政委张宜爱为常委,张宜爱当时正在管农业。周总理非常关心周纯麟,在十大工作的筹备会上,他专门提出:“鲁瑞林同志虽然是昆明军区副政委,但他现在是贵州省革委会主任,主要负责地方工作。因此,他应该算作地方代表的名额;周纯麟同志虽然参加地方工作,但他主要负责部队工作,所以,他应该算作军队代表的名额。”
  
  1972年初的中央打招呼会上,张春桥阴阳怪气的说:“周纯麟同志,你从来不对我说真话,我是挂名的警备区第一书记,是盖章画押的政委!”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张宜爱、李彬山写信给张春桥,反映上海警备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捂盖子。张春桥批示由王洪文主持市委常委和上海警备区常委开会,帮助警备区领导取得“主动权”。 马天水等在会上攻击上海警备区执行没有廖政国的廖政国的路线。会议的第二、叁天,张宜爱、李彬山发言,站在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一边指责警备区其他领导,攻击周纯麟,致使周纯麟在会上心脏病发作,昏倒在会场。周纯麟住院后不断被纠缠,体重减了50斤,最后被迫带着氧气瓶到会上检讨。
  
  1976年10月7日,周纯麟、马天水和江苏省、南京军区的负责人丁盛、廖汉生、彭冲、许家屯同机飞往北京,参加中央处理“四人帮”的打招呼会议。13日上午九点,周纯麟乘专机赶回上海掌握部队。下午召开市委常委会、14日下午召开区、县、团以上干部大会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15日下午,周纯麟在文化广场主持召开了万人大会,直接向上海人民传达中央精神,结束了“四人帮”在上海的统治。周纯麟是中共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2月12日,成立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由野战军参谋长李达兼任司令员及政治委员,扩建了野战军后勤领导机构和部队,由段君毅任后勤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经过整编,第二野战军的总兵力达28万余人。
      
    1949年4月20日,第二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与第三野战军并肩发起渡江战役。4月21日黄昏,第二野战军自马垱和贵池间突破敌长江防线,乘胜追歼溃逃之敌。至5月6日,切断敌东南大动脉浙赣线,解放皖南及闽浙赣边区广大地区,并参加了接管南京、南昌等城市的工作。根据中央军委关于进军华南和西南的指示,刘伯承、邓小平同志于8月19日下达了“川黔作战的基本命令”。11月,第二野战军主力在第一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各一部的协同下,以大迂回、大包围的行动,向川黔进军,举行了成都战役。野战军第4兵团在参加解放广东和广西的作战后与第四野战军一部向云南进军。至12月底,歼灭胡宗南等部90余万人(包括敌军起义、投诚在内)。1950年春,野战军主力一部发起滇南战役,歼灭敌人2.5万多人。3月中旬至4月初,我军另一部挺进西昌,歼敌万余人。至此,西南全境除西藏外,均获得解放。
    
    1950年2月22日,中央军委指示,以第二野战军的领导机构为基础,成立西南军区,贺龙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下辖西康、川西、川北、川东、川南、云南、贵州、西藏8个军区。5月,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第二野战军并入西南军区,取消兵团和野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是由晋绥军区部队 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发展而成的。1947年3月,国民党军向延安进攻时,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晋绥军区第l、第2纵队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旅、新编第4旅共2.6万人组成西北野战兵团,由彭德怀统一指挥, 负责保卫延安和陕甘宁边区。7月31日,正式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任副政委。同年8月至10月,又由晋绥调来第3纵队,编组第4、第6纵队;1948年再编组第7、第8纵队,使野战军兵力达到约10万人。
    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整编命令,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参谋长阎揆要,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下辖第1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辖第1、第2、第7军)、第2兵团(司令员许光达,政委王世泰,辖第3、第4、第6军);4月下旬,中央军委决定将华北军区第18、第19兵团拨归第一野战军建制,赋予第一野战军进军和经营西北五省的任务。9月,国民党军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率部起义,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司令员陶峙岳,政委王震兼)。11月,第18兵团由贺龙率领入川,改归第二野战军建制。年底,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合并,司令员彭德怀,政委习仲勋,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参谋长阎揆要;第1兵团兼新疆军区,第2兵团兼甘肃军区,第19兵团兼陕西军区,第65军兼宁夏军区,第1军兼青海军区;原新疆三区的民族军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5军,也归第一野战军建制。第二野战军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之一。它是由抗日战争时期的晋冀鲁豫边区八路军和地方武装组建和发展起来的。

  抗日战争转入大反攻时,为了最后消灭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并制止内战危机,中共中央于1945年8月11日发出指示,要求各战略区编组“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8月20日,中央军委决定各战略区就现有兵力迅速抽出二分之一或五分之三,编为野战兵团,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遵照这个指示精神,刘伯承、邓小平同志令所属太行、太岳、冀南和冀鲁豫的八路军部队,分别编组成1至3万人的野战兵团。同时,党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军区,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滕代远、王宏坤为副司令员,薄一波为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为参谋长,王新亭为政治部副主任。军区辖冀鲁豫、冀南、太行和太岳4个二级军区,以及刚起义的国民党第38军之第17师,共29万余人。

  1945年9月初,晋冀鲁豫军区为举行上党战役,以冀南军区主力编为冀南纵队、太行军区主力编为太行纵队、太岳军区主力编为太岳纵队。10月7日,冀鲁豫军区主力编为第1纵队(辖第1、第2、第3旅),杨得志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冀南纵队改为第2纵队(辖第4、第5、第6旅),陈再道任司令员,宋任穷任政治委员;太行纵队改为第3纵队(辖第7、第8、第9旅),陈锡联任司令员,彭涛任政治委员;太岳纵队改为第4纵队(辖第10、第11、第13旅),陈赓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治委员。同时,晋冀鲁豫军区组成25个团的架子,调往东北。

  1945年11月10日,第1纵队奉中央军委命令,在开往东北途中到达晋察冀军区,后因形势变化留该军区担负作战任务。

  11月11日,在邯郸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新编第8军改名为民主建国军,高树勋为总司令,加入晋冀鲁豫军区序列。

  11月中旬,以太行军区主力组成第6纵队(辖第16、第17、第18旅),王宏坤兼司令员(后由王近山代司令员),段君毅任政治委员;以冀鲁豫军区主力组成第7纵队(辖第19、第20、第21旅),杨勇任司令员,张霖之任政治委员。同期,因中央军委拟调第4纵队(不含第11旅)去东北,组成第8纵队(辖由第11旅改称的第22旅、新组建的第23旅、军区独立旅改称的第24旅),谢富治任司令员,王鹤峰任政治委员。12月初,中央军委决定第4纵队不去东北,仍留太岳军区。随后,第4纵队与第8纵队(不含第24旅)合并,称为第4纵队(仍辖原第10、第11、第13旅及第23旅),陈赓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治委员。第24旅改为太岳军区独立旅。

  这时,各二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是: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王秉璋、政治委员张釜;冀南军区司令员杜义德、政治委员李菁玉;太行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政治委员李雪峰;太岳军区司令员王新亭、政治委员聂真。

  1946年5月15日,国民党第38军副军长孔从周率第55师于河南巩县起义,后与第17师会合,被命名为西北民主联军第38军,孔从周为军长,汪锋为政治委员。

  至1946年6月中旬,晋冀鲁豫军区部队除精简整编和调往其他地区的以外,尚有野战军5个纵队,连同地方部队共27万人。

  从1945年秋季开始,晋冀鲁豫军区正规兵团和地方部队对日寇进行大反攻,同时对国民党军的进犯给予坚决的回击,曾先后在上党地区歼灭国民党进犯军13个师,在邯郸地区歼灭沿平汉路北犯的国民党军两个军,并争取1个军起义。这两次作战,打击了蒋介石的内战气焰,保卫了抗战的胜利果实,对争取和平民主和支援我军在东北的展开起了重要作用。

  在国民党与我党签订停战协定后,晋冀鲁豫军区部队除坚决执行和维护停战协定,击退敌人对我解放区的蚕食和偷袭外,各部队展开了大练兵运动,并积极参加地方减租减息和生产运动,为对付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作了充分的准备。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晋冀鲁豫军区处于解放区南线的中央,除要粉碎敌人对本区的进攻外,还担负着前与中原、左与华东、右与陕甘宁我军进行战略配合和策应的重要任务。据此,军区于6月27日,以第3、第6、第7纵队(后增加第2纵队)和冀鲁豫军区主力一部组成野战军,由刘伯承、邓小平等率领,担负豫东方向的作战任务。接着,于7月14日组成野战军指挥部,由邯郸开赴冀鲁豫前线指挥作战。军区的工作由滕代远、薄一波等负责。

  1946年7月至10月间,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下,连续取得出击陇海、定陶、巨野和鄄(城)南等战役的胜利,予敌以沉重的打击。与此同时,陈赓率领的第4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在晋南辗转机动作战,接连取得闻(喜)夏(县)、同蒲、临(汾)浮(山)等战役的胜利。军区各地方武装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有力地配合了野战军作战。1946年11月至1947年2月,第4纵队在晋绥部队的协同下,取得吕梁、汾(阳)孝(义)战役的胜利;野战军主力取得了滑县、巨(野)金(乡)鱼(台)等战役的胜利。1947年3月-5月,为粉碎敌人对山东和陕甘宁解放区的重点进攻,野战军又分别在晋南和豫北进行战略性反攻,歼敌6万余人,克城30多座,并为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此期间,为建立战略机动的枢纽,1946年12月12日,以冀鲁豫军区水东军分区与华中军区第8军分区扩建为豫皖苏军区,张国华任司令员,吴芝圃任政治委员。同年12月20日,第1纵队由晋察冀军区归建。1947年3月16日,第1纵队与第7纵队合并为第1纵队,由杨勇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

  到1947年6月,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已发展到42万人,其中野战军为5个纵队,炮兵和工兵的建设有进一步发展,各二级军区所辖独立旅已达10个。

  遵照党中央关于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战略方针,1947年6月10日,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1、第2、第3、第6纵队组成晋冀鲁豫南征野战军(亦称刘邓大军),执行挺进中原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战略任务。6月23日,野战军指挥部率南征大军由安阳地区向楼阳、寿张地区出动。6月30日晚,刘邓野战军4个纵队12万余人在冀鲁豫军区部队的配合下,发起鲁西南战役,歼敌4个师部、9个半旅6万余人,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

  1947年7月2日,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决定以太岳、太行、冀南、冀鲁豫军区主力与原中原军区部队一部(原第5师),依次组成第8纵队(辖新组成的第22、第24旅和第23旅),由王新亭任司令员;第9纵队(辖第25、第26、第27旅),由秦基伟任司令员、黄镇任政治委员;第10纵队(辖第28、第29、第30旅),由王宏坤兼司令员、刘志坚任政治委员;第11纵队(辖第31、第32、第33旅),由王秉璋任司令员、张霖之任政治委员;第12纵队(辖第34、第35旅),由赵基梅任司令员、文建武任政治委员。

  1947年7月27日,中央军委决定:以陈赓、谢富治纵队与秦基伟、黄镇纵队及孔从周、汪锋之第38军组成一个集团,统受陈赓、谢富治指挥,挺进豫西创建鄂豫陕根据地,以协助陕甘宁我军击破胡宗南的进攻,并配合刘邓大军“大举出击,经略中原”。

  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后,在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和第11纵队的掩护下,胜利到达大别山区,迅速完成战略展开。同时,陈谢集团(含第8纵队之第22旅)从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随后,与挺进豫皖苏的陈毅、粟裕所部协同作战,创建中原解放区,有力地配合了我军其他战场转入战略进攻。到1947年11月底,第12纵队、第10纵队先后进入大别山,与刘邓主力会合。经过半年作战,刘邓、陈谢两军歼敌近15万人,创建了鄂豫、皖西、江汉、桐柏和鄂豫陕5个军区,以及31个军分区和各级民主政权。这时,第10、第12纵队和第1第12、第19、第25、第28旅以及第38军之第17、第55师等野战部队,均分别作为新建军区和军分区的基干部队。

  为适应解放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扩大作战规模,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于1948年5月9日指示重建中原军区,并将晋冀鲁豫野战军团改称中原野战军。中原军区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毅任第一副司令员(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李先念任副司令员,邓子恢任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

  中原军区辖鄂豫军区(有5个军分区),王树声任司令员,段君毅任政治委员;皖西军区(有3个军分区),曾绍山任司令员,彭涛兼政治委员;豫皖苏军区(有8个军分区、1个独立旅),张国华任司令员,吴芝圃任政治委员;豫西军区(由第38军军直与第4纵队后方司令部合并组成,有6个军分区),李成芳代司令员,张玺兼政治委员;桐柏军区(有3个军分区及第28旅),王宏坤任司令员,刘志坚任政治委员;江汉军区(有3个军分区、1个独立旅),张才千任司令员,刘建勋任政治委员;陕南军区(有两个军分区及第12旅、第17师),刘金轩任司令员,汪锋任政治委员。

  中原野战军共有7个纵队:第1纵队(辖第1、第2、第20旅),杨勇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第2纵队(辖第4、第6旅),陈再道任司令员,王维纲任政治委员;第3纵队(辖第7、第8、第9旅),陈锡联任司令员、彭涛任政治委员;第4纵队(辖第10、第11、第13、第22旅),陈赓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治委员;第6纵队(辖第16、第17、第18旅),王近山任司令员,杜义德任政治委员;第9纵队(辖第26、第27旅),秦基伟任司令员,黄镇任政治委员;第11纵队(辖第31、第32、第33旅),王秉璋任司令员,张霖芝任政治委员。

  中原野战军组成前后,与华东野战军主力协同作战,先后进行了洛阳、宛西、宛东、豫东、襄樊等战役,削弱了中原敌人的有生力量,为我军尔后进一步开展中原和华东战局,求歼敌军主力于长江以北创造了条件。

  1948年10月下旬,中原野战军主力解放郑州和开封后,于11月至翌年1月,在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领导下,与华东野战军一起进行了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歼灭国民党军刘峙集团55.5万余人,使淮海地区全部获得解放。

  1949年2月5日,中原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和部队番号的命令,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野战军辖第3、第4、第5兵团,共9个军。

  第3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谢富治,辖第10军(由兵团副司令员杜义德兼任军长、王维纲任政治委员)、第11军(曾绍山任军长、鲍先志任政治委员)、第12军(由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兼任军长和政治委员)。

  第4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辖第13军(周希汉任军长、刘有光任政治委员)、第14军(李成芳任军长、雷荣天任政治委员)、第15军(秦基伟任军长、谷景生任政治委员)。

  第5兵团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辖第16军(尹先柄任军长、王辉球任政治委员)、第17军(王秉璋任军长、赵健民任政治委员)、第18军(张国华任军长、谭冠三任政治委员)。

  2月12日,成立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由野战军参谋长李达兼任司令员及政治委员,扩建了野战军后勤领导机构和部队,由段君毅任后勤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经过整编,第二野战军的总兵力达28万余人。

  1949年4月20日,第二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与第三野战军并肩发起渡江战役。4月21日黄昏,第二野战军自马垱和贵池间突破敌长江防线,乘胜追歼溃逃之敌。至5月6日,切断敌东南大动脉浙赣线,解放皖南及闽浙赣边区广大地区,并参加了接管南京、南昌等城市的工作。根据中央军委关于进军华南和西南的指示,刘伯承、邓小平同志于8月19日下达了“川黔作战的基本命令”。11月,第二野战军主力在第一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各一部的协同下,以大迂回、大包围的行动,向川黔进军,举行了成都战役。野战军第4兵团在参加解放广东和广西的作战后与第四野战军一部向云南进军。至12月底,歼灭胡宗南等部90余万人(包括敌军起义、投诚在内)。1950年春,野战军主力一部发起滇南战役,歼灭敌人2.5万多人。3月中旬至4月初,我军另一部挺进西昌,歼敌万余人。至此,西南全境除西藏外,均获得解放。

  1950年2月22日,中央军委指示,以第二野战军的领导机构为基础,成立西南军区,贺龙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下辖西康、川西、川北、川东、川南、云南、贵州、西藏8个军区。5月,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

第一野战军,是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之一。它是由抗日战争末期晋绥解放区和陕甘宁解放区的八路军和地方武装发展起来的。
    
    晋绥野战军和晋绥军区野战纵队是为适应抗日战争转入大反攻的需要而成立的。1945年8月11日,中央军委命令成立晋绥野战军,隶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建制,贺龙兼司令员,关向应兼政治委员(后李井泉),张宗逊任副司令员,李井泉任副政治委员,张经武任参谋长(后许光达代),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后孙志远)。下辖第358旅、独立第l、第2、第3旅和以后成立的独立第4、第5旅。8月21日,晋绥军区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建制内调出,直属中共中央军委领导。
    
    1946年9月,从中原突围的第359旅回到陕甘宁解放区,后转隶晋绥军区建制。
      
    1946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取消晋绥野战军和晋北野战军(于1946年6月组建,属晋绥军区建制)番号,将两野战军部队统一组成晋绥军区第1、第2、第3纵队。第1纵队张宗逊任司令员,廖汉生任政治委员,辖第358旅和独立第l旅;第2纵队王震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辖第359旅和独立第4旅;第3纵队许光达任司令员,孙志远任政治委员,辖独立第2、第3、第5旅。并将第1纵队调驻陕甘宁边区。
      
    西北野战军的成立,是为了迎击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解放区的重点进攻。194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晋绥军区第1纵队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所辖新编第4旅、教导旅、警备第1、第3旅,共6个旅2.8万余人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张宗逊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王世泰任副司令员,廖汉生任副政治委员,阎揆要任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3月初,野战集团军以一部兵力出击陇东,以调动准备进攻延安之国民党军。3月13日,国民党军以34个旅25万余人,向陕甘宁解放区发动进攻。其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所部15个旅14万余人从南线直攻延安。为了加强陕北地区的作战指挥,3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所有驻陕甘宁解放区的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统归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指挥。同时,成立西北野战兵团,撤销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番号。彭德怀兼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副司令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张文舟任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王政柱任副参谋长。下辖第1、第2纵队(3月17日由晋中入陕归建)、教导旅和新编第4旅,共2.6万余人。
     
    3月19日,西北野战兵团胜利完成了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和人民群众安全撤离延安的任务。3月25日至5月4日,西北野战兵团以2万余人的兵力,在粮食、弹药极端困难的条件下, 连续进行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3次战役,歼国民党军3个旅及地方团队一部共1.4万人。经过这三次战役,初步稳定了西北战局。5月下旬至7月上旬,西北野战兵团挥师陇东,北进三边,收复了环县、定边、安边、靖边等地,共歼西北行辕副主任马步芳、马鸿逵所部2400余人。巩固了解放区,并为战略反攻创造了条件。
    
    1947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兵团正式定名为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副司令员(翌年二月任命赵寿山为第二副司令员),习仲勋任副政治委员,张文舟任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王政柱任副参谋长。下辖第1、第2纵队、教导旅、新编第4旅。并组成中共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彭德怀为书记。8月初,晋绥军区第3、第4纵队入陕拨归西北野战军建制。西北野战军总人数达4.5万人。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转入战略进攻。西北野战军于8月6日发起榆林战役,调动了国民党军胡宗南部10个旅北上增援,策应了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赓)谢(富治)集团南下黄河挺进豫西的作战行动。随后,西北野战军适时转移兵力,于8月20日在沙家店一举歼灭胡宗南集团的精锐部队整编第36师主力共6000余人,扭转了西北战局,开始由内线防御转入内线反攻。继之,于9月14日至16日进行了岔口、关庄追击战,歼国民党整编第1、第29军各一部共4000余人。至此,西北野战军打退了国民党军在西北的重点进攻。9月20日,由警备第1、第3旅和骑兵第6l师组成西北野战军第4纵队,王世泰任司令员,张仲良任政治委员。纵队组成后,于9月25日至10月21日,会同第2纵队向黄龙地区挺进,先后攻占白水、石堡(今黄龙)、韩城、宜川等城镇。之后,第2纵队入晋南,解放吉县;尔后又会同晋冀鲁豫军区第8纵队解放运城、安邑等城镇。在此期间,西北野战军主力发起延清战役,歼国民党军8000余人,收复了延长、 延川、清间、子长、绥德等城及延安东北广大地区。l0月11日, 由教导旅、新编第4旅组成西北野战军第6纵队,罗元发任司令员,徐立清任政治委员。至此,西北野战军已发展到5个纵队和1个直属山炮营,共7.5万人。 <><>

定,第二野战军并入西南军区,取消兵团和野战军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