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系统突然崩溃了:义和团运动与山东士绅

本文摘自《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3期

义和团运动作为一场从乡村刮起的运动风暴，素为中国乡村天然领袖的士绅在这场运动中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庚子年前后的中国社会中，有哪些历史因素影响了士绅的心态及其行为模式？进而，士绅的行为又对这场运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搞清楚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更真实的认识这段历史，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士绅们带着某种矛盾的心态，步入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矛盾的心态，导致了他们前后矛盾而变动不定的行为模式。这种变化，又影响了整个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山东省作为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在这一点上体现得尤为充分。因此，笔者选取了这一地区作为典型来考察士绅在义和团运动中扮演的角色问题。

一、山东士绅的区域差异及其对义和团运动的影响 

我们一般把持有功名但不居官位的人看作是地方士绅，他们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天然领袖，依靠政治、经济、宗族以及宗教等各种机制控制着乡村社会。而那些功名较低甚或没有功名，但因其所持有的财势和族权而在乡村中享有很高权威的族长、豪绅亦纳入了本文的分析之中。

清末时期，山东各地区间士绅情况存在着很大差异。而地方士绅势力的强弱程度直接决定了他们对当时义和团运动的影响深度和广度。

自1368年以来，胶东半岛和济南昌邑一带的举人数比例整体呈上升趋势，济宁地区基本保持恒定状态，鲁南山区呈现剧烈的曲线起伏。相反，鲁西两个地区16世纪中期后呈不断下降趋势。至1900年左右这两地的举人比例与人口比例最为悬殊。（注：［美］周锡瑞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5页。）

至清末时期，胶东半岛和济南昌邑一带成为山东省经济和政治上的重心地区，　这是自明末以来山东地区经济政治格局逐渐变迁的结果。1897年底德国占领胶州湾之后，受外国侵略势力冲击最严重的无疑是鲁东南地区。在1898年底和1899年初，反洋教斗争很快就在整个鲁南蔓延开来。然而，“在鲁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日照，乡绅的势力强大，最重要的教案均发生在那里。……该地区的反洋教事件属于传统的类型——通常表现为由地方乡绅进行幕后操纵，冲突经常发生在村庄或家族之间。”（注：［美］周锡瑞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8页。）

山东中南部的济宁地区通过大运河与富庶的长江下游经济区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因而经济相对比较发达。作为孔孟之乡，这里的科举之风极盛，产生的举人比例仅次于胶东半岛和济南一带。1899年春这一地区的教会势力开始遭到当地红拳组织的冲击。与胶东半岛和济南一带一样，地主乡绅在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一地区首当其冲的德国传教士就曾经向清朝当局抱怨：煽起民教纠纷的是“济宁的乡绅与团练首领”。（注：总理衙门致毓贤，第59号，转递一封安治泰的抱怨信，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1899年7月6日），“山东巡抚档案”；转引自《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第240页。）

义和团时期的大刀会最早兴起于鲁西南地区。该地区的人口密度居山东之首，自然灾害众多，是山东举人比例最低的地区。虽然有功名的士绅较少，但是由于这一带严重的盗匪问题（注：由于这个地区贩卖私盐和种植鸦片现象十分普遍，加之地处山东、江苏、河南三省的边界地区，盗匪活动很容易摆脱地方官府的追查，盗匪遂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当时这一地区的绝大多数村庄都筑有坚固的围墙，就足以证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从而造成了这一带村庄内部的高度凝聚力。依靠土地经济财势和宗族家族权威对乡村进行控制的众多豪绅和族长严密控制了这一地区的乡村社会，并建立了众多的武装自保组织，这一地区的大刀会最初就是作为一个防范盗匪的乡村自保组织出现的。许多大刀会的活动和组织都是以宗族、家族为单位进行的，并作为一种维护宗族利益的武装力量而出现。当依仗帝国主义势力的天主教不断向乡村进行渗透和挑战时，这些武装组织的矛头就由防匪顺理成章地转向了反教。鲁西南一个庞氏宗族，因与教民家族刘家争夺土地而参加了江苏大刀会的活动。在族长被官府抓捕后，为求庇护便全体加入了当地的耶稣会。其行为体现出非常强烈的以宗族家族利益为转移的特征。

义和团时期的神拳活动的中心地区是鲁西北平原。这个地区的粮食平均产量最低，天灾频繁。举人数在山东全省排在倒数第三，尽管高于鲁西南，但由于不存在严重的盗匪问题，乡村士绅的控制力亦不如前者严密。仅有的商业贸易繁荣区即运河沿岸城市也是现代化进程（蒸汽船的使用导致传统河运业的衰落）和自然因素（运河的逐渐淤塞；黄河的改道，以及它对农业灌溉系统长期以来的负面影响）的牺牲品，加上19世纪几次大的农民起义期间的战争破坏，这些都使这一地区的传统乡村社会处于不断的衰败之中。昔日严整的乡村社会共同体在不断的瓦解之中，变得极不稳定而松散，对于村外因素非常敏感。由于上述因素，使这里兴起的神拳成为义和团运动最典型的代表（注：周锡瑞先生认为，“对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传播起了核心作用的是它的具有标志性的仪式——‘降神附体’、‘刀枪不入’。”而这一仪式最为典型的代表是鲁西北的“神拳”。这一观点亦是本文的一个重要立论前提。见《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文版前言第5页。），其“降神附体”的仪式赋予了神拳运动以组织上的极端松散性、自发性和平等主义的倾向。这里的士绅无力将席卷而来的自发性神拳运动纳入自己的控制轨道之中，而是被强大的运动浪潮裹卷而行。其心态和行为体现得最为矛盾，在各种因素交替影响下，还往往出现大的逆转。

由以上的区域分析可以发现，士绅势力强大地区的义和团，如鲁西南的大刀会，济宁地区的红拳等组织，从活动状况到组织系统基本上受到地方士绅的强烈影响，官府从而可以通过士绅的途径来控制事态的发展；而在鲁西北这样的士绅力量薄弱、传统乡村社会正在衰败解体的地区，运动往往超出士绅的控制所及。

在庚子年前后，有三种历史力量对士绅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它们分别是洋教势力的渗透，义和团新兴神权权威的兴起，以及官府态度和政策的变化。我们对义和团运动期间山东士绅的心态和行为模式的进一步分析，也必须从这里着手。

二、士绅支持义和团运动的直接动因：洋教势力的渗透及其对士绅权能的僭越

洋教势力自近代以来就一直在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结构进行全面渗透。外国教士及教民尽管在人数上处于绝对少数，其政治潜能却不可小觑。他们主要通过条约制度，以外国领事在幕后、清朝官府的官方权威在台前的形式，以一种外力作用的方式强行切入和干扰着乡村传统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日常运作。无庸质疑，这种外来的“异端”势力对迄今为止一直对乡村拥有最大发言权的士绅的权威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陈旭麓先生曾经指出：“政教分离对于政教合一的否定，曾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性胜利之一。然而，欧洲资产阶级在中国却为教会争得了世俗权力。”（注：陈旭麓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90页。）不仅如此，这种世俗权力还成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拓事业的一张王牌。对于这一情况，外国传教士也是直言不讳的。1897年末，当德国人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入侵山东之后，天主教的势力立刻得到了突飞迅猛的发展。连当时同样在山东传教的新教教士莫约翰都深有感触地说道：“天主教信仰的影响几乎在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角落都能感受到。大批的人们向他们蜂拥而去，以取得各种形式的‘帮助’，主要是因为他们拥有比新教教士更多的‘权能’。”（注：莫约翰济宁来函，1898年5月12日，“长老会”微缩胶卷，第214盘。转引自《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第153页。）众多的中国教民冲着这能给自己带来各种利益或庇护的“权能”而投身教会，并由此脱离了传统士绅的控制范围。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19世纪后半叶，乡村士民舆论对诸如洋教“干涉词讼”、包庇教民等现象深恶痛绝之。民教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成为当时令清官府最为头痛的问题之一，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由于外来势力的渗透而造成的华北乡村社会结构实质上的错层和断裂。从乡村政治权力运作角度而言，洋教势力已严重侵犯到了传统士绅的独占地位。另外，洋教势力设立教堂、学校，举办慈善赈济等活动，也严重侵犯了士绅对乡村社会的社会和文化事业的垄断权。为了与日益膨胀的洋教势力争夺乡村的控制权力，地主士绅之乐于支持义和团的激烈反洋教运动，也就是历史逻辑的必然结果了。

从更加广泛的背景来看，洋教势力是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和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对传统中国进行双重渗透的急先锋。洋教势力及其背后的西方文明，作为一种异己文明，无疑是传统社会的天敌。在反抗西方殖民势力和排斥近代文明渗透的阵线上，传统士绅与义和团运动站在同一条战壕里，其反抗就带上了反殖民主义和反现代化的双重性质。

三、一种新兴“魅力型”神权权威（charisma）的迅速兴起及其对士绅的多重影响

在义和团运动的巨大浪潮面前，即使是持保守态度的士绅们也必须掂量掂量。于是，像“本地绅士张、吴两姓，均系城内巨族，罔明大义，恐不免暗合拳匪，以为自保身家计”（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山东义和团案卷》上，齐鲁书社，1980年，第32页。）之类的事情，在当时山东地方官员的奏报中屡有提及。还有许多山东士绅更是积极参加了义和团运动。而另一方面，士绅们在强大清军的支持下，又曾组织民团对义和团运动进行过顽强的抵抗。这些矛盾不一的行为及其后深层次的历史蕴涵，令人玩味。士绅在义和团运动中的多重心态和行为从反面体现了义和团运动对士绅的多重影响。

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各团领袖，皆称大师兄。……大师兄躬代神位，口含天宪，因此声势赫耀，可以颐指而气使，凡隶该团本域住民，无论富贵贫贱，生死祸富，举出于其一言之下。此职率由地方豪猾充任，其威力远出郡县长官之上。”（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73页。）“率由豪猾充任”则不可信，其“威力远出郡县长官之上”倒确是实情。当时一些山东地方官员亦抱怨道：“民不随其教，则曰民人［入］教矣。官或拂其为，则曰官向教矣。甚至挟制府县，烧毁公局”（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山东义和团案卷》上，齐鲁书社，1980年，第267页。）。在其后不久出现的《西巡回銮始末记》之《拳匪侮辱大员记》一节还记载了义和团运动发展到京畿重地的鼎盛时期，北京的义和团甚至发展到公然藐视和冲击一些昔日高高在上的中央官员。（注：中国历史研究社编：《庚子国变记》，上海书店，1982年，第134页。）神权以一种咄咄逼人的态势从乡村崛起，成为一种暴发户式的新兴权威。

按照德国学者韦伯的社会学分析概念，笔者把这种突然兴起的神权权威纳入一种“魅力型”权威（charisma）的范畴中。韦伯论述道：“……在心理的、生理的、经济的、伦理的、宗教的、政治的危难之时的‘天然’领导者，既不是被任命的官职人员，也不是在今天意义上的作为专业知识来学习的和为了报酬而从事的某一种职业的持有者，而是特殊的、被设想为超自然的（在并非人人都能企及的意义上）身体和精神的天赋的体现者。”（注：［德］马克斯·韦伯著：《经济与社会》（下），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44—445页。）在庚子前后的帝国主义瓜分狂潮的“危难”之时，众多的义和团师兄们通过“降神附体”、“念咒吞符”等神道方式，轻易地获得了这种“超自然的身体和精神的天赋”，并转化为一种新的“魅力型”权威。对于传统士绅来说，这种“魅力型”神权权威的遍地开花，确实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士绅们可以投身其中以号召乡民攻击令人反感的洋教，在乡村社会获得更大的威望和名声；另一方面，新兴的“神权权威”咄咄逼人地威胁着士绅们的“传统型权威”。

山东大学的孔令仁教授曾就山东义和团运动领导人的阶级背景做过一个对比，从中可以看出，地主在义和团领导人中占据了一个相当可观的比例，（注：孔令仁：《19世纪末山东的社会经济与义和团运动》一文，原载《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0年第1期，第20—22页；转引自《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第279页。）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义和团神权权威对地主士绅阶层的动员功能。周锡瑞先生生动地描述道：“这些穷人、外村人、甚至在村内被人看不起的年青人都有机会成为神拳头目。这种吸引力与机遇对于很多遭践踏的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注：［美］周锡瑞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78页。）同样有理由认为，这种吸引力对部分地方士绅也是巨大的。随着义和团渐呈燎原之势，加上山东地方官府的暧昧态度，足以让许多传统精英产生投机和从众心理，攫夺这一突然出现的权力资源。

然而，一方面是许多士绅趁势加入，以求获取此类权威地位，另一方面则有不少士绅对之忧心忡忡甚至公开反对。对于义和团这种带有异端色彩的运动形式，当时许多正统士绅及官员就有格格不入之感，上述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的那段话，就淋漓尽致地表现出这种不满心态。

韦伯则从社会学角度这样论述“魅力”的特质：“魅力在其最高的表现中，从根本上突破规则和传统，干脆推翻所有神圣的概念。它不是让人孝敬历来就习以为常的、因此是神圣的东西，而是强制服从，还未曾存在过的，绝对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是神圣的东西。它在这种纯经验的和无价值偏见的意义上，当然是历史的特别具有‘创造性的’革命力量。”（注：［德］马克斯·韦伯著：《经济与社会》（下），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52页。）当然，需要补充指出的是，这种“理想类型”的纯理论分析与义和团运动的具体历史内容必然有一定偏差。义和团的“魅力型”神权权威模式无疑是一种从内部对传统社会的突破，但又非根本的突破。这些“神的魅力”从根本上说仍是这个传统农业社会的典型产物，是传统社会内部的异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与它潜在威胁着的对象相比，它并不具有更多的现代性。

但不可否认的是，当许多曾是乡村社会权力网络底层的人们，在这一时期借助“降神附体”的仪式取得了在正常传统社会秩序下不可企及的神权权威后，必将对昔日村内的天然领袖乡绅的世俗权威构成潜在的和事实上的挑战。日本学者小林一美也曾指出：“在义和团运动中，这些神被作为主神得以丛生。这一事实的本身就意味着封建意识形态已丧失威力，地主、乡绅、地方官的封建束缚已被打破。”（注：齐鲁书社编辑部编：《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2年，第607页。）

由此，义和团运动创造了一种新兴的民间神权权威模式，在主要矛头对准西洋势力之渗透的同时，又给传统的乡村社会权威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对于士绅而言，他们传统世俗权威在遭受以洋教为主的外来势力长久冲击之后，又遭到了来自传统社会内部新的潜在威胁。对乡村权威资源的垄断欲望必然使部分士绅对这种新兴的神权“魅力型”权威产生排斥心理。

附带指出的是，义和拳民的这种神权“魅力型”权威，其本身具有不可避免的内在缺陷。它没有足够厚实的经济和文化资源作支撑，只是传统异端神道在特定历史环境刺激下的昙花一现。韦伯曾经论述道：“与其本质相适应，魅力型权威的存在是特别不稳定的：……因为纯粹的魅力只知道由自己的、总是经受新的考验的力量而产生的‘合法性’，尚不知道有其他的‘合法性’。……只有在生活中通过考验他的力量，才能获得和保持他的权威。”（注：［德］马克斯·韦伯著：《经济与社会》（下），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48页。）很显然，依赖神道仙佛、吞符念咒的这种“魅力型”权威经不住热兵器时代战争血与火的“考验”，因而也就无法“保持他的权威”。其“魅力”的光环在近代化的枪炮声中迅速消褪。义和团运动期间，一些士绅前后行为之所以截然相反，这可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从上述的分析来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于士绅而言，义和团运动就如同一把双刃剑：可以以之来对抗和攻击气势嚣张的洋教及西方势力，却也有被其僭越和取代的威胁。由此，义和团运动对士绅的双重的影响，造成了他们对义和团运动的双重矛盾心态。而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一种强有力的第三势力加入这一矛盾天平中，就会极大地左右士绅的心态和行为，导致其急速滑向天平的某一端，并进而影响到整个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庚子年前后，这一重要的历史变数就是下面将要提到的山东地方官府。

四、第三变数：山东地方官府的态度和政策，及其对士绅的重要影响

在中国的传统封建官僚社会中，官府的公共权力权威，历来是影响士绅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义和团运动兴起阶段，由于西方教会凭借条约制度，通过清中央当局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加上维护正常封建统治秩序的考虑，山东地方官府对义和团运动也采取了许多制约及镇压措施，以图控制事态的发展。但总体而言，由于主政官员们手中兵力不足，加上他们对洋教势力抱有同样的不满态度，因此在对待义和团的政策上就显得犹豫而不够强硬。例如时任茌平知县的豫咸在民教纠纷中就公开支持过义和拳民，一些口述史料回忆道：“张官屯唱戏是神拳罚天主教的钱叫他们唱的”（注：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0年，第144页。），“神拳在张官屯组织唱了四天戏，豫官还去看戏贺神拳呢！那时候神拳正兴，各庄教去，豫官还给神拳开了赏”（注：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0年，第143页。）

当时的平原县令蒋楷则有意招抚义和团为民团而不是强行镇压之。（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山东义和团案卷》上，齐鲁书社，1980年，第6—7 页。）山东巡抚毓贤（1899年3月至12月在任）亦曾向总理衙门奏报：“该地拳民为数甚多，当地官员恐激起事端，不敢贸然行事”（注：毓贤致总理衙门，第90号，光绪二十五年六月二日（1899年7月9日），“山东巡抚档案”。转引自《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第239页。）。在这一阶段，与山东地方官府的态度相契合的是，山东士绅总体而言是支持、参与甚至在一些地区主导着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即使是心存不满者也大多默认了义和团运动的发展。义和团运动特别是鲁西北的神拳以自发的形式迅速地在广大乡村传播开来，与此时的官与绅的态度不无关系。

从1900年开始，义和团运动在直隶地区如水银泻地般地迅速发展。上至中央大员，下至众多士绅民众为之“如醉如狂”。以至“京城士绅富户，多有设坛者，皆称坛主也”（注：《义和团》（第1册），第91页。），“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优隶皂，几乎无人不团”（注：《义和团》（第1册），第306页。）。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作为义和团兴起地区的山东，运动的声势却一落千丈。此中差别的重要原因，应该归结为山东地方官府态度的突然逆转。己亥年（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899年12月25日），新任山东巡抚袁世凯到济南，立即颁发了《禁止义和拳匪告示》和《严禁拳匪暂行章程）；同时严令各府州县募雇壮勇，举办团练，协同防剿义和团。其属下的武卫右军则迅速分赴山东各地进剿“拳匪”。在其批阅山东各地官员的奏报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是“就地（即行）正法，以昭炯戒”（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山东义和团案卷》上，齐鲁书社，1980年，第214及301页。）等。禹城县地方官曾因惩办义和团不力，遭其严厉斥责：“当场拿获要犯，不能明正其罪，反虑匪徒聚众报复，庸懦寡识，一味因循宽纵，焉用彼州县为也。应将该令记大过一次，”（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山东义和团案卷》上，齐鲁书社，1980年，第270页。）即使在1900年夏间，清中央政府公开支持义和团运动以对抗列强军事压力的情况下，袁仍以种种手段阳奉阴违之，声称“现在津沽洋兵麋集，拳民均赴前敌努力拒敌，何至窜入内地滋事，显系土匪冒充拳会，扰累地方”，并要求地方官员仍“照土匪例惩办。如敢拒捕，格杀勿论，不得稍涉宽纵，至酿巨患。”（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山东义和团案卷》上，齐鲁书社，1980年，第264页。）当清政府在八国联军的兵锋所逼下仓皇“西狩”，并将一切“罪责”归之于义和团身上时，袁世凯更是理直气壮地要求各地官员“奉旨严行剿办义和拳匪，务尽根株。”（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山东义和团案卷》上，齐鲁书社，1980年，第215页。）这与以前的山东巡抚衙门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可忽视的是，袁世凯之所以能够推行他的强硬政策，是因为其手中掌握有两大法宝：一是其掌握的西式训练和西式枪炮装备的武卫右军，二是他以巡抚身份代表的官方权威和态度。两者在地方士绅的心目中是极具分量的。其强硬政策对义和团运动造成的直接后果，不仅是袁氏新旧军的血腥镇压，还有由此导致的山东士绅态度的普遍逆转。是为山东义和团运动发展的一大转折点。

《山东义和团案卷》一书，收录了自清光绪二十五年八月（1899年9月）至光绪二十七年二月（1901年3月）期间山东巡抚衙门所汇抄的文件。从这批来往官方文件中可以看出，新任巡抚袁世凯极为重视士绅的作用，希望各地能“赶紧筹办团练，以辅兵力之不足。”（注：《山东义和团案卷》（下），第609页。）山东各地的士绅亦普遍与官府保持一致，积极配合官府的清剿。其主要任务为：

（一）及时报告本地突发事件，为清军之耳目。如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七日（1900年7月13 日）嘉祥县给山东巡抚衙门的禀报中称：“据西南乡顾家庄武举甘来聘等投报，初十日夜，有匪徒曾二条、张留所等纠领数十人分持枪械，突赴该庄滋扰”，“十二日早，迭据北乡王家桥、东北乡凤凰山各团长分派捷足飞报，该庄各聚土匪百余人，……请速往剿办”（注：《山东义和团案卷》（下），第825页。）。又如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1900年7月20 日）金乡县禀：“团长韩怀锦等迎来禀称，伊庄有城武刀匪二、三十人，正在尖饭，意图抢掠教民”，“田口庄庄长李慕袒令派出壮役回县驰报，伊庄亦有刀匪聚会一百余人”（注：《山东义和团案卷》（下），第819页。）。准确及时的情报，极大地便利了清军的清剿行动。

（二）组织地方团练，与义和团直接对抗，成为清军一支重要的辅助军事力量。当时许多地方官员的禀报中，这类事例比比皆是：拳民“向该庄肆索。该团长贾锦城……整齐团众与匪相击”；“东乡团长于继文……闻有土匪数十人各持洋枪刀械，……现集团众赶往拿捕”（注：《山东义和团案卷》（下），第824页。）。

（三）“劝禁”乡里，以和平说服手段瓦解义和拳会。这种劝禁以士绅平素在乡威望和官府权威为恃，是对义和团运动进行软硬兼施的重要手段之一。山东巡抚衙门曾批复禹城县禀：“该县首事贡生李茂先，前据吴统带青纯禀保，已核给奖札矣。李万善既与李茂先同赴四乡，竭力劝禁邪术拳会，解散胁从，在事出力，自各查照前案赏给五品奖札，以昭激劝。”（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山东义和团案卷》上，齐鲁书社，1980年，第252页。）

对于各地士绅的情报支持、武装配合及“和平演变”的作用，素谙乡村社会运作机制的官府极为重视，并屡有嘉奖鼓励之，以期“官绅一气，上下一心，均以剿办外匪解散内匪为务。”（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山东义和团案卷》上，齐鲁书社，1980年，第372页。）如巡抚衙门批复禹城县1900年7月21日禀文道：“孙庄及附近三四庄共集团丁追捕匪徒，殊属奋勇可嘉，着赏功牌四张，银一百两，以示奖励。”（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山东义和团案卷》上，齐鲁书社，1980年，第270 页。）又如1900年8月6日聊城县禀：“团长文生张文炳与文生胥笃庆、黄玉藻、冯玉魁平日整顿团防不遗余力，故能临阵不致退缩。”巡抚衙门批复：“团长［张］文炳等四名，均准赏给六品功牌各一张。”（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山东义和团案卷》上，齐鲁书社，1980年，第372页。）

在山东巡抚衙门的不断督促下，对于那些胆敢参加义和团运动的士绅，各级地方官则毫不手软地予以严惩。如临邑县曾禀：“文生姜贯……身列胶庠，不思恪守碑训，安分读书；胆敢充膺拳匪首事，聚众立坛；复听纠围攻村寨，焚掠杀戮。实与土匪无异。……应详将该匪姜贯一即姜道传照土匪章程就地正法，以昭炯戒。”（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山东义和团案卷》上，齐鲁书社，1980年，第306—307页。）山东地方官府这种“胡萝卜与大棒”交替使用、双管齐下的策略，无疑促使士绅更加积极地配合官府行动，共同镇压义和团运动。

由此可见，山东官府态度的显著变化直接促进了士绅所代表的正统乡村势力对义和团运动所代表那种极具攻击性的社会潮流的疏离甚至对立。山东地方官府以公共权威和军事力量之代表的身份，作为一个重要的变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士绅对义和团运动的态度和行为模式。

我们习惯于把义和团运动看作一场农民运动，然而，由此也往往会把这场运动中的所有内容都简单归结到农民的头上。殊不知，象义和团运动这样的规模宏大的运动风暴，已经把中国北方乡村的各个阶层都席卷了进来，因此仅仅靠分析农民的特征、心态和行为是不能说明所有问题的。历史往往包含着更加复杂的内容。毋宁说，它体现了当时中国北方社会纷纭复杂的众生相，士绅便是这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掌握着乡村社会众多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士绅，对义和团运动的发展进程无疑有着巨大的影响。从他们对义和团运动时而融入、时而疏离甚至对抗的举动中，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历史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