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黛丽赫本小时候照片:寅公蒙难记

寅公蒙难记

　　陈寅恪的学问驰名海内外，但他为学界广泛瞩目的起点却在执教清华、名列国学院“四大”导师。进清华大学前，他虽然放洋十余载，于哈佛、柏林等美国、欧洲名校转过一遍，终未能揣一张博士文凭回来，完全是为求知而读书。

　　不过，在“四大”之中，只有赵元任一人怀揣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而王、梁、陈等三位，均无博士、硕士头衔，甚至连学士学位也未拿到。但三位却学贯中西，思想、学问博大精深，是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

　　但作为片纸皆无的陈氏，如果没有王国维与梁启超两位大师的鼎力相助，仅凭一个头戴主任空帽并无实际权力的吴宓推荐，恐怕难以踏进清华的大门。

　　王与梁二位大师皆与陈家有一段渊源。王国维与陈寅恪均受过晚清大学者沈曾植的指导与影响。1915年，王国维经罗振玉荐引得识沈曾植，后二人情谊甚笃。沈为寅恪父执，与其父陈三立酬唱密契，作诗吟赋，共为“同光体”诗派领袖。

　　梁启超不仅是陈家旧识，且与寅恪祖父宝箴、父亲三立、长兄衡恪祖孙三代交谊笃厚。正因为陈寅恪与王、梁二人有如此渊源和交情，两人为其进清华园助力，没有片纸学位和一顶学历帽子的陈寅恪才以导师的资格踏进了风景秀丽的水木清华，开始了悠悠四十载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生涯。

　　困顿孤岛

　　但清华国学院却未能长存，成立短短四年，在铸就一段辉煌后，就已风雨飘摇。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成立之时，傅斯年趁机盛情邀请，陈寅恪应允并前往广州，成为史语所历史组主任。

　　到1929年春末，史语所由广州迁往北平北海静心斋办公。作为历史组主任的陈寅恪仍在清华授课。这年9月，傅斯年与陈寅恪筹划成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史料编刊会”，除傅、陈二人外，另聘史学大家朱希祖、陈垣以及年轻的学术中坚徐中舒为编刊委员，拟列了一个庞大的出版计划，历史组人员一边整理、分类、编目，一边刊布印行，将珍贵史料公诸于世，取名为《明清史料》。

　　这是陈寅恪一生在生活上最舒心，精神上最得意，学术上最有创见的极盛时期。但抗日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陈携家眷随清华师生迁长沙，继而由长沙转香港赴云南，不料初到香港，夫人唐因旅途劳累过度，心脏病突发，三女美延又身染百日咳，高烧发热，昼夜尖叫咳嗽不止，全家不能再行，只好在陈寅恪的好友、香港中文大学许地山的帮助下租赁了一间房屋暂住下来。陈寅恪不久后告别家人，独自取道安南海防市抵达云南蒙自西南联大文学院。

　　不久后，他迎来意外惊喜。1939年春，他收到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聘书，请其赴牛津主讲汉学。但当陈在香港等候赴英之际，忽得中国驻英大使郭复初发来电报，谓因时局关系，赴英之事需延期一年。这时，返回昆明的路线又被截断。陈氏走投无路，一面写信请傅斯年“如本所及联大有迁地之消息，乞速示知”，一面做携家眷内迁之打算，并通过许地山在香港大学暂时谋得一客座教授职位，以换取微薄的薪金维持生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港岛失陷，陈氏一家错过最后一次机会，未能及时逃离，从而陷入港岛，遭到天命与际遇双重的不幸。由于学校关门，粮库封锁，钱粮来源皆已断绝，陈家只靠一点存粮维持一家人的生命。陈氏困坐家中，惶惶不可终日。为节省口粮，唐开始强行控制家人进食，孩子们能吃到红薯根、皮，就甚觉味美无穷。

　　忽一日，日军又要征用陈寅恪家所租住楼房作为军营，勒令所有住户限期搬出。然而街上交通封闭，日军在路口架设铁丝网，动辄开枪杀人，常有过路者无故中弹倒地而亡。闻知将遭驱逐的消息，全楼人惊慌失措，皆感大祸临头又不知何以应对。

　　如此情景，不仅全家人眼眶湿润，连要告辞返乡的保姆也哭了。”危难间，陈寅恪决定不再顾及个人安危，豁出性命与日军一搏，遂毅然下楼与凶悍的日军交涉，终使对方同意延长时日，以留出居民搬迁的空隙。后因这支军队突然奉命开往新的战场，全楼才得以幸免。

　　刚刚躲过被驱逐的厄运，夜幕沉沉中，忽又传来对面楼上阵阵凄惨的哭叫声与撕打声，睡梦中的陈家惊恐而起，紧张地听着外面的动静，直到天将大亮哭叫声才渐渐平息。次日有邻居转告，说是昨夜前方楼上一家五个姑娘遭到日本大兵的强奸污辱。

　　此时陈家大女儿流求已上初中，母亲唐听罢打了个寒战，立即从身旁摸过剪刀，一把拉过流求，不由分说，“嘁里喀喳”把头上的长发剪掉，又找出陈寅恪的旧衣让其穿上，女扮男装，以躲避可能的不测。

　　飞狗院长

　　1941年初，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迁往四川南溪李庄，傅斯年致信陈寅恪，告之消息，并云西南联大也即将迁川，其时已在四川叙永建分校，如在香港不能支撑，可携家眷由香港转赴四川李庄，专任史语所研究员兼历史组主任一职。

　　但陈寅恪在势如牢笼的港岛左冲右撞，总是突不出重围。1941年12月8日，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爆发。同一天，日军开始进攻港岛。13日，九龙半岛沦陷，25日港岛失守。

　　12月18日，国民政府派出的最后一架飞机抵达香港机场，那些尚未来得及离港的政府要员和文化名人，已是大难临头，到了生死攸关的最后一刻。

　　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的提议，被傅斯年誉为“三百年仅此一人”的“教授的教授”、国学大师陈寅恪，当之无愧地被排在了“抢运”之列。但当陈寅恪于兵荒马乱中携家带口匆忙赶到机场时，却被无情地挡在了圈外。阻挡者乃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夫人宋蔼龄、女儿、随从和眷养的一大批保镖。孔家二小姐、时常装扮成半男不女模样的孔令俊，从容地指挥她的随从、保镖把自家大大小小的家私、洋狗、甚至私人用过的马桶全部装入机舱，强行下令开拔，甩下了一群站在圈外，于凄雨寒风中悲愤交加、捶胸顿足，徒叹“奈何！奈何！”的党国大员与文化名流。

　　消息传到西南联大，许多师生都以为陈寅恪此次在劫难逃，已经在乱枪流弹中死去了。整个西南联大师生沉浸在莫大的悲痛与激愤中，积压在心中的怒火如电石碰撞，瞬间爆发。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吴晗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南宋亡国前有个蟋蟀宰相，今天又出了一个飞狗院长，真是无独有偶啊！”力主师生起来反抗。

　　就在国内群情激愤，四处声讨“飞狗院长”之时，陈寅恪并没有死去。他与家人已顾不得“国法”与“公理”何在的是非之争了。经过一番苦心孤诣的秘密筹划，终于在1942年5月5日突出重围，携家登船离开坟墓般的孤岛，取道广州湾（即湛江）返内地，一路艰苦跋涉，终于同年6月抵达桂林。

　　关于逃难经过与颠沛流离之苦，陈寅恪在1942年6月19日致傅斯年的信中有一段泣泪滴血的叙述，信中道：“此次九死一生，携家返国，其艰苦不可一言尽也，可略述一二，便能推想，既有二个月之久未脱鞋睡觉，因日兵叩门索'花姑娘’之故，又被兵迫迁四次；至于数月食不饱，已不食肉者，历数月之久，得一鸭蛋五人分食，视为奇珍。”

　　投奔燕大

　　抵达桂林后，陈寅恪一家最初落脚于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历尽千险万难，死里逃生的陈家，自是百感交集，怆然难忘。

　　不久，重庆方面的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命人将聘书匆匆发往桂林，请陈寅恪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让他身在桂林，却领取专职人员薪酬。而这一切，在李庄的傅斯年还被蒙在鼓里。

　　就聘任陈寅恪一事，叶与傅曾有争论。有一点是傅斯年断然不能同意的，这便是专职与兼职之区别。他在给叶企孙的信中说，陈寅恪来史语所任专职，则是傅氏本人及全所同人渴望日久之事，但由于中央研究院和本所有严格的制度和服务规程，故陈寅恪不能常住在桂林而遥领本所专任研究员之薪水，必须来李庄住在史语所租赁的房中办公，才可以拿专任之薪。

　　所以，得知叶企孙竟瞒着自己这位史语所掌门人于不顾，擅自聘陈寅恪为“专职”之后，傅斯年怒火顿起，竟至写信给叶，以笔当炮讨伐之。同时，傅斯年又提笔写下了“总处所发聘书，乃假定兄到李庄者”的电文，请管理图书的助理员兼事务秘书那廉君发给陈寅恪。陈氏看到电文后即刻回复，表示自己深知史语所的规定，已将聘书退回。

　　傅斯年又多次去信劝陈离桂迁川。但婉拒一份额外薪水的陈氏夫妇贫病交加，难以成行。在傅的一再催促下，陈寅恪于1943年1月20日致信傅斯年道：“弟所患为穷病，须服补品，非有钱不能俞也。奈何，奈何！”次日凌晨，陈氏继续前一日因病情未能写完的信，再道“若如来示所云，弟到李庄薪津约月千七百元，不识（知）何以了之也。弟今则卖衣物为生，可卖者将卖尽矣，因怕冷不能卖皮衣棉被，皮鞋则早卖矣”。

　　眼见李庄地处偏僻，缺医少药，生活异常艰难。这对患病在身，双目即将全部失明的陈寅恪而言，显然无法生存。而此前他已接到燕京大学聘书，在同俞大维一家协商后，陈氏无奈决定赴条件稍好的成都燕京大学任教。

　　多年后，李济之子李光谟说：陈寅恪之女陈流求在一封信中告诉他，寅恪先生全家由香港返回内地时，他原打算回到史语所工作，后因得知李济两个爱女不幸夭折，说明当地医疗条件很差，陈先生担心自己和家人身体无法适应，乃应燕京大学之聘去了成都。

　　陈寅恪原是奔李庄而来，最终却舍李庄而去。自此，一代史学大师失去了李庄，李庄失去了这位300年才得一见的大师。李庄与大师之间的缘分，如滚滚东流的长江之水，一去不返。

　　作者为近现代文化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