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短发女演员:[原创]浅论北宋软弱的原因

提起北宋，人们总是想到《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辉煌盛世，宋代的商品经济和进出口贸易的发达是令人吃惊的，巨大的贸易规模导致城市的高度发达。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全球通史》中这么写道：“宋朝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根源在于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显著提高。技术的稳步发展提高了传统工业的产量……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还增加了贸易量，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尤其是宋朝，对外贸易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马可•波罗来到中国游历，他笔下的中国城市，繁华、富裕，以致他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误译为苏州为“地上的城市”，杭州为“天上的城市”，殊不知元朝的苏杭的繁华程度又如何能够与宋代相提并论。同时，宋代巨大的经济实力带来巨大的财政收入。根据一些学者的推算，宋朝年财政收入最高曾达到16000万贯文，北宋中后期的一般年份也可达8000-9000万贯文，即使是失去了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也高达10000万贯文。

但现在的人们在为宋朝的繁华陶醉的时候，也很快会想起靖康之耻，如一瓢凉水从头泼下。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生产力水平处于当时世界的前列的北宋，为什么连年受辽国西夏的侵略而不停地退让呢？为什么最后竟然会亡于人口是其几十分之一的金朝？

本文试图从几个方面浅显的进行一些探讨，希望引起读者们的注意，共同得出一个比较全面准确的结论。

原因一：重武轻文　　国风柔靡

北宋之前的五代十国时期，是个极其动荡的年代，军阀割据混战，朝代更替频繁。带兵的武将，只要手里有个几万人马，就都蠢蠢欲动，要夺皇帝的龙椅坐坐。“世无天子，兵强马壮者得之。”出自当时一个武将口中的豪言，打碎了历朝历代苦心经营的“天命所归”的神话。忠诚道德，那里比得上天子大位的诱惑。

宋太祖赵匡胤自己，也是依靠一场有趣的“黄袍加身”的闹剧上台的，对这位武将皇帝的最大课题就是：如何保住自己夺来的江山不被别人用同样的手段夺走。他当时有两个选择：大加屠杀（武力解决的老办法）和“杯酒释兵权”（以武力为后盾和平的消除武将兵权）。

屠杀如同割草，一茬接一茬，长江后浪推前浪，武将是杀不尽的，前朝的例子太多了，宋太祖自己就是周世宗对武将大清洗的幸存者，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将来自己的子孙被人家同样夺权是肯定的。太祖问心腹谋士赵普：“自唐季以来数十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民生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之计，其道何如？”赵普回答道：“此无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这段谈话坚定了宋太祖的决心，他坚决选择了后者，硬逼着自己的铁哥们慕容延钊、韩令坤和石守信.高怀德们交出了兵权，为了取信于臣下，他甚至将自己妹妹燕国长公主和女儿延庆公主、昭庆公主，当作礼物交出去，嫁给高怀德和石守信、王审琦的儿子，恩威并施，终于使这一帮才力和勇气不亚于自己的哥们们回家“拥美妾住豪宅”休息去了。

然后，北宋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取消了唐代以来节度使由武将担任的传统，让文官去管理军务和地方事务，“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有宋一朝，没有发生过大的地方行政长官扯旗造反的事件，赵家江山终于消除了心腹之患，但同时带来一个几乎是必然的问题：谁来带兵抵抗那些如狼似虎的外敌？让那些文采飞扬的书生？

北宋是典型的“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横扫华夏迅速统一的北宋军队，甚至说出过“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的豪言壮语，可是，当北宋企图凭借天下统一之威，一举夺回被辽国侵占多年的燕云十六州的时候，却被辽国的“孤儿寡妇”带领的军队打的灰头土脸，太惨了：

公元９７９年，宋太宗大举攻辽，在高梁河一带遭到辽军大队骑兵的“破阵”

，宋太宗几乎被俘，居然慌张到丢下大部队不管，狼狈的乘着一辆驴车逃出战场；

公元９８６年，宋太宗第二次北伐，再次失败，左路军几乎全军覆没，右路军也受到重创，右陆军副帅杨业（杨老令公）在掩护部队主力撤退的时候重伤被俘，绝食而死，宋辽攻守之势互易；

公元1004年，辽萧太后与辽圣宗耶律隆绪以收复瓦桥关（今河北雄县旧南关）为名，亲率大军深入宋境。辽朝统军萧挞凛攻破遂城，生俘宋将王先知，力攻定州，俘虏云州观察使王继忠。宋廷朝野震动，宋太宗的儿子宋真宗畏敌，欲迁都南逃，大臣王钦若主张迁都升州（今江苏南京），陈尧叟主张迁都益州（今四川成都）。同平章事（宰相）寇准、毕士安坚持作战到底，宋真宗无奈亲至澶州（今河南濮阳）督战，萧挞凛恃勇，率数十轻骑在澶州城下巡视，被宋军大将张环以伏驽射杀，这一意外事件使双方最后议和：

一、辽宋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后世仍以世以齿论。

二、以白沟河为国界，双方撤兵。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停匿。

三、宋方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至雄州交割。

四、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盟约缔结后，宋、辽之间百余年间不再有大规模的战事。

平心而论，这个条约不算苛刻，30万的岁贡和迁都比起来,代价简直不值一提（当时宋年收入1万万以上），这些钱帛对于经济拮据的契丹来讲,无疑是天上掉的大馅饼.不过契丹上下因此而与宋交好达百年之久,加上辽国自己内部不断有一些内乱，契丹铁骑不再大规模南下。

可是，历史再次显示了两面性：北宋在得到百年和平的同时，也痛失整顿武备的机会，百年无大仗可打，也使宋代的民风迅速柔靡，北宋的官员们，大都过着“一曲新词酒一杯”的生活，民风向文，风调雨顺莺歌燕舞的生活，让人忘记了还有群狼环伺。一句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宋代的尚武之风究竟有多差，我们可以从一篇大家都很熟悉的文章中找到答案－－欧阳修的《卖油翁》：“陈康肃公尧咨善射，当世无双，公亦以此自矜。尝射于家圃，有卖油翁释担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见其发矢十中八九，但微颔之。”对着固定靶子“发矢十中八九”就“当世无双”，不知道辽国和西夏的皇帝读了之后会有什么感受。《辽史》记载，辽圣宗一次出猎，就亲自射死狗熊三十只－－－这是在快马奔驰之中，而不是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对着死的箭靶子射击。

更可怕的是，我们从文中读出的弦外之音：一个达官贵人擅长射箭却不被世人所重，还被卖油的平民老百姓嘲笑－－－－宋朝的重文轻武，可见一斑。在很多文学作品中，宋代对于习武之人的鄙视令人心酸。其实看看宋词就知道了，豪放派的词数量远远少于婉约派，而且写豪放词的本身也多半是文弱书生。

在险恶的环境中，宋朝依旧歌舞升平，毫无危机感。辉煌的宋词和一个个文学巨匠诞生了，但相伴而生的，却是国家的软弱。《清明上河图》的繁华竟然无人来保卫，象窗户纸一样一捅就破。

富裕的软弱，这就是对宋代的评价。”国无防必亡“这是历史给我们的很大的教训。

二。宽仁治国　　法令不行

大概是北宋认识到宋代的之前各个短命王朝对于大臣和宗室的过于残暴，北宋统治者奉行“宽仁治国”的统治方针，对于大臣.宗室的猜忌时时刻刻都不放松，但是屠杀却是历朝历代最少的。

早在宋太祖时期，宰相赵普公然违令走私贩卖木材牟利，最后却仅仅免相了事，后来到宋太宗时期又重新上台执政。一切只因为赵普辅佐这兄弟两个登位有功，是所谓“佐命元勋”，所以刑法便对其失去作用。更为可笑的是，有一次宋太祖去赵普家里做客，当时的割据政权吴越国主钱淑的送礼使者刚刚到达，打开坛子，里面满满的都是黄金－－宋太祖只是发了一顿脾气就算了－－－读者可以想象，如果朱元璋遇到同样的情况，这件事会有什么结局（顺便说一句，朱元璋的所有丞相不得善终）。有法不行，莫此为甚。这个口子一开，以后宋朝对于大臣们无比的宽仁，一些有名的贪官奸臣乃至政治斗争的失败者都大大方方的回归故里，大不了免职了事。就连大奸臣蔡京，弄得宋朝最后亡国，宋钦宗对他的处罚也仅仅是流放。

一个“宽”字，置法令于无地，各种法令难以推行，上面的命令到不了地方，各级官员营私舞弊，无法无天。反正只要不涉及到谋反，天塌下来也无事。一部《宋史》，处死贪官污吏的内容远远少于其他任何一个长命的封建王朝。这就使国家政策乱七八糟，各地官吏贪污成风，行政效率十分低下。举个例子：苏轼的大量诗词散文比如前后赤壁赋。欧阳修的散文等等难道都是在工余时间写的？不是，多半都是办公时间用来公费旅游，游山玩水去了（而且规模往往很大，有时候甚至是全城集体出动郊游玩耍 ，我们很少发现别的朝代的地方官员如此轻松惬意的，同时也感觉到北宋从官方到民间的享乐主义倾向）。我们不是怀疑诗人们的品格和操守，而是上面要求不严，下面当然可以随便一点罢了。

联系到《水浒传》中几乎无处不在的关于宋代官吏贪污受贿的事例，以及梁山好汉们数十次的行贿国家官员以求重罪轻判.逍遥法外的行为（甚至通过妓女直接向皇帝索要特赦令），我们有理由相信宋代的法律尽管可能比较完善，但是可以肯定的说，宋代法律并未能真正的严格的执行。腐败横行，不贪者成了稀有动物。

法令宽容毕竟也有一定的威慑力，可是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宋代居然对于本来已经十分宽松的法律还规定了大量的缓刑和赦免条款，尤其是大赦天下的滥用，让大量的犯人有恃无恐，犯罪不要紧，只要逢上大赦，在监狱里混两天之后，就又大摇大摆地出来继续称王称霸。由于法律如此软弱，宋代形成了大量的地方豪强，他们欺行霸市，为患乡里，抢男霸女，同时又勾结地方官员，进一步导致了地方政府的加速腐败，中央政府逐渐对地方失去了直接调控的能力。

综上所述，宽厚的宋朝宽的实在有点过头，在强敌环伺的时代，却自我放纵，使自己本来十分巨大的力量集中不起来，也发射不出去。很多人感叹宋代的灭亡实在冤枉，但从某种角度来说，也确实灭亡的合情合理。过分地实行宽仁，就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三.机构臃肿　　兵庸吏散

北宋统治者从“杯酒释兵权”就开始信奉“高薪养廉”“厚禄防反”之道，君臣颇有“有钱一起花”的风度。官员俸禄优厚而且人数众多，官员的俸禄及各项福利开支占据了国家财政开支地很大一部分。实际上，宋代的统治者的思路就是，高收入必然带来高廉洁，在不愁生活之后，官员们必然提高自己的道德素质。

但是，人的贪欲是无限的，有了小楼就想大厦，在没有制度监督的情况下，高薪其实并不能养廉，大大小小的官员巧取豪夺，就像吸血虫，向上吸光了政府财政，向下吸干了民脂民膏。一代接一代，成为北宋灭亡的不能承受之重。

北宋的官员考核制度形同虚设，只要不涉及到权力斗争，便不问贤愚劳逸，文官三年一迁，武将五年一升，重资历而轻才能，所以大多数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要熬年头，就会长工资，增福利，至于什么国家强盛，抗御外敌，根本不在考虑范围。

有趣的是，宋朝的高级官员退休之后待遇根本不减，而且又加其子孙为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接班”），同时原来的职位又由别人来接任，人数等于增加了二倍，政府开支当然连年增长。

宋代除科举之外，还有五种特别任官方法：恩荫.贡举.流外.从官.摄罢。其中以恩荫法最为泛滥，凡是皇室子弟和高官子弟亲属，不论年龄功劳甚至不论智力程度，一律授予官职，多至一家数代均受恩荫，甚至连襁褓中的婴儿都授予官职（他除了吃奶之外居然还会管理政府事务），每个官职就是一笔政府开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官员的数量达到极其惊人的程度。

更为可笑的是，北宋统治者居然发明了一条自认为有效防止农民造反的方法，就是让他们当兵。让他们当兵的首要目的是给他们饭吃，不要揭竿而起。每当一个地方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百姓难以生存，导致流民增多，政府就在那里大量募兵，理由是堂而皇之的“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军队人数自然疯涨。同时，除了战死.受伤退役。犯罪处死等情况之外，北宋实际上没有制定通行的服役期限和退役制度，实际上兴进不兴出，造成了大量的老弱残兵，如此之兵，纵有百万，又有何战斗力可言！

举个例子，《水浒传》最威风的官职之一是“八十万禁军教头”。其实宋朝真有“八十万禁军”：太祖时选练禁军（中央军）时，全国有禁军十九万三千。太宗时对辽用兵，增加到三十五万。真宗时增到四十三万二千。仁宗时，对西夏用兵，各路郡县招募兵士补充禁军，更激增到八十二万六千人。　　　

此外，各地的厢军（地方军），到仁宗时也增加到四十三万多人，正规军总计一百二十五万九千！

募兵以外，还有强迫抽丁的乡兵（预备役）。真宗以后，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因对外作战，乡兵不断增加。仁宗、英宗时三路共达四十二万人。来源是在民间强迫抽丁，一般是三丁抽一。

三项相加总兵力达到惊人的二百万，据中国所有朝代之冠。实际上全是雇佣兵，因此军费也就屡创奇迹。庞大的军费和其他开支使得宋朝的财政开支也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就连那样庞大的财政收入有时都会有入不敷出的问题，

每遇饥荒，便征募大量的士兵。且不说大多数缺乏训练，水准相当低落，关键还在于朝廷没有真正的退役制度，造成了“冗兵”问题，军费除了日常工资的常项开支外，还常有恩赐、杂赐等各类名目的慰问金等。以致军费耗费掉财政开支的十之七八，大约四千多万的人口养了二百多万的军队，难怪宰相富弼后来说“自来天下财货所入，十中八九赡军”（《续资治通鉴长编》）。宋朝巨大的财政收入 居然被巨大的军饷和官员们的工资吃得干干净净，甚至有时还有亏空。

可是这帮农民兄弟当兵实际上是为了吃饭，而不是为了整天艰苦的训练和战场上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九死一生，而且更糟糕的是，在军费数量稳定的情况之下，军队数量和武器装备的水平成反比，而且由于北宋的武将不能长期带一支军队，将领们饱受猜忌（大家想想“杨家将”和“岳家军”的结局就知道了），也不可能有多大的心思和时间去严格训练士兵，所以这样的军队的临阵表现就可想而知了。

四.皇帝无能　　治国无方

宋朝的皇室斗争，恐怕是历朝最为安宁的。大概是北宋统治者受够了之前的五代.唐朝.隋朝.南北朝的皇室斗争的无比残酷和血腥，下决心要走皇帝家族和谐发展之路的原因吧。

过于残酷的宫廷斗争在五代时达到顶峰，“父不为父岂知其不为虎？子不为子岂知其不为狼？”骨肉至亲互挥屠刀的事司空见惯，以致于连很多无辜的被害者被杀之前都对屠杀者表示理解，坦然受死。

宋太宗为了自己和自己子孙的皇位，作了“风声斧影”和“金匮之盟”两件大案，除掉了自己的侄子和亲弟弟，很可能杀掉了自己的亲哥哥————宋太祖，为历朝历史所诟病。但是令人吃惊的是，在这两件案子之后，北宋的宫廷斗争立刻大幅度降温，宋真宗之后，父子相残.兄弟互斫之事，几乎绝迹。虽不可避免的有几次争权斗争，但惨烈程度大大降低，比起隋唐五代和元明清来说，简直是皇室子弟的天堂了。如果搞一个“皇子幸福指数调查”的话，宋代绝对是历朝第一。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皇室权力斗争虽然惨无人性，但却是丛林法则的最好体现。经过腥风血雨的洗礼而得权的胜利者，几乎都是头脑敏捷.敢说敢干.乾纲独断.臣下恐惧的主子－－－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唐太宗.武则天.宋太宗.明成祖.清雍正帝无一不是－－因而他们的政策，能够做到贯彻执行，打击贪腐也相对有力。事实证明，只要不是权力斗争玩得太过火－－－比如西晋的八王之乱这样的大动乱－－权力斗争多半是会在客观上促进社会进步的。

但是宋朝恰恰相反，皇权斗争除了开国之外平淡无奇，接班的皇帝大多数早有名位，即位的时候，要么早就是太子，要么皇太后拍板定案，要么宰相一言九鼎，至于什么“夺门”“逼宫”“弑父”“鸩兄”“改旨”“兵变”一律没有。就连民间传得神乎其神的“狸猫换太子”一案，其实也是假的，只不过是宋真宗的刘皇后夺了李妃的孩子自己养育罢了（而且李妃自己原来就是刘皇后的侍女），李妃死后被亲生儿子宋仁宗追封为皇太后，而且宋仁宗对刘太后也始终如同生母。

宋朝始终顽强的坚持”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和“兄终弟及”三原则，普通皇子夺位的可能性极小，而且由于分权制和异论相搅原则的制约，大臣们敢于参与动乱的就更少了，所以，皇子们的进取心大大降低，对各种才能尤其是政治和军事才能的求知欲大大降低，有那么强的政治才能干吗？夺权没机会，过高的才能和欲望只会引起父兄的猜忌，所以出现了一个有趣的价值取向：“皇子无才便是德。”富贵荣华无灾无难一生，也不失为一种明智选择。再加上皇子生活的种种诱惑，宋代皇子的不学无术足以与明朝的皇子相提并论。

但是历史偏偏喜欢开玩笑，连续让宋徽宗和南宋高宗这两位几乎不可能即位的皇子即位，他们都是庶子，根本就没做好当皇帝的准备，我们除了骂他们昏庸无能之外，还应该骂宋朝的迂腐的皇位继承制度。刻意的减少冲突，往往会带来更大的危机。相比起来，清朝前中期的皇子们争权达到疯狂的程度，却连续出现了几位治国大师－－－皇太极.多尔衮.康熙.雍正（其实顺治也不是太差）－－－宋代有这样杰出的皇子群体吗？

这里重点要说说宋徽宗，他绝对是北宋昏君之冠。

宋徽宗赵佶（1082-1135年）是宋神宗赵顼第11子，哲宗赵煦弟。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病死，因无子嗣，向太后遂立时为端王的赵佶为帝。

赵佶刚即位时，也想有一番作为，去奸任贤，察纳忠言，但为政持平、清明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他的致命弱点就暴露出来：“迷信”“爱玩”。赵佶排斥了韩忠彦、曾布等正直的大臣、重用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等佞臣，百姓恨之入骨，称他们六人为六贼。

赵佶摆脱了繁忙的政务，使移情道教，重拾起对草木花石的嗜好，专心于书画，把国家大事抛到了九霄云外。赵佶是一个穷奢极欲的皇帝。为了满足享乐需要，他滥增捐税，大肆搜括民胎民膏。他大兴土木，修建华阳宫等宫殿园林。他设立苏杭应奉局，朱勔掌管，调运江南民间的奇花异石，称为“花石纳”，运送汴京。“花石纲”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害得许多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赵佶的享受使北宋政府历年积蓄很快挥霍一空，社会动荡不安。

靖康二年（1127年），金军攻破汴京，赵佶与其子钦宗赵桓连同后妃、大臣数千人，被驱赶押送至五国城囚禁，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变。”赵佶被囚禁9年后死亡，终年54岁，先葬于河南广宁，遗骸后运回临安，葬于永佑陵，庙号为徽宗。

赵佶是个杰出的书画家，正书称为“瘦金体”，绘画长于花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流传至今的有《牡丹贴》、《蓉锦鸡图》、《柳鸦图》、《腊梅山禽图》、《御鹰图》等精品。可惜的是，再高的艺术造诣，也不能挡住敌军的铁蹄。

宋徽宗的悲剧，就是皇位继承缺乏竞争的体现。没有准备好的人当了皇帝，对于国家来说，只能是悲剧。

５.党同伐异　政策反复

宋代皇帝害怕臣下专权，于是在人事安排上实行“异论相搅”原则，大量同时使用不同政见者出任地位相当的官职，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司马光与王安石的斗争，两人没有什么私怨，私下里还互相尊重，但是正如王安石所说“所持之术异而”，政治见解截然不同，两人分别为首的两派斗得很厉害。

宋神宗既然已经下决心进行变法，就应该授予王安石全权和空前的信任，但是宋神宗不是，他继续沿用祖宗留下的老规矩，除了让王安石主持变法之外（而且王安石的正式职务居然只是副宰相 ，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王安石集团实际上始终没有做到大权独揽），还留下了司马光这一支伏兵，用以牵制王安石．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司马光避居洛阳１９年编纂《资治通鉴》，多次明里暗里进行政治表态，实际上领导一帮大臣反对变法，影响之大，撼动朝廷，迫使王安石两次退位，最后改革失败．等到宋神宗死后，司马光当政，尽废新法．宋代的党争给后世留下了很可怕的记忆．

重新上台的守旧派对改革派进行了全面打击，实际上连死去的皇帝也没放过，庙号＂神宗＂就肯定是巧妙地转着弯骂他呢（皇帝的庙号中＂神＂字是很差劲的一个，基本意思是说功业不足）－－－勤政奋斗的宋神宗居然与后来鼎鼎大名的罢工皇帝明神宗（万历皇帝）同一庙号，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讽刺．不过我们也许要说一句：＂活该！＂谁让你宋神宗狐疑不决，遇小难而弃大事（他居然因为一幅《流民图》而暂停了变法），失去了宋朝最后一次复兴的机会！

皇帝＂异论相搅＂，臣下呢？＂党同伐异＂．

王安石及其新党当权时，对＂守旧"一党，大加挞伐，把很多名声很响的老臣和名人踢出朝廷，最著名的就是司马光和苏轼，司马光面子大又有皇帝罩着，避居洛阳，没有大事．可是苏轼就惨了，他反对新法，写了很多讽刺新法的诗句，新党当然大怒，组织了一堆御史进行讨伐，终于抓住了苏轼的一首诗，扣上＂诽谤朝政＂＂辱及圣躬＂等等罪名，每一条都是死罪，但是还好宋代的皇帝手软一 些，加上苏轼的名声实在太响，用现在的话说是大众偶像，所以只是降职了事。 这个案件对于后世的文字狱影响很大，简直是明清文字狱的教科书。

苏轼当时连生活费都不足，只好吃当时富贵人家根本不屑一顾的猪肉，他把猪肉红烧来吃，才有了现在著名的"东坡肉＂．

可是新党还是不放心，非把他置于死地不可，仍然多人多次攻击苏轼，以至于苏轼又被多次贬职，一听到圣旨到来的消息，就以为是赐死的圣旨，吓得不敢出来见传旨者，当年意气风发的大诗人成了可怜的惊弓之鸟．党派斗争之激烈，可见一斑．不过好在宋代对大臣比较宽容，否则我们今天就肯定读不到那首著名的“大江东去浪淘尽”了。

后来宋神宗死了，主政的高太后重新让司马光上台执政，尽废新法，变法派的辉煌人物被一扫而光，旧党恨得牙根痒痒，想要大开杀戒，可是，关键时刻又是＂异论相搅＂原则救了这些人的命，他们绝大多数只是被贬，还有翻盘的机会。

机会来了，宋神宗的儿子宋哲宗亲政之后，决心继承父亲遗志，重新启用新党，“守旧派＂又被一扫而光，宰相章惇把已经死了的高太后骂做“老货”，而且扬言要把司马光等人的坟刨了，可惜最后还是被皇帝给否决了。

到了后来的宋徽宗时，掌权的新党首领蔡京（他的弟弟是王安石的女婿）做得更过分，居然将司马光等120人的名字刻在石碑上，叫做＂元佑党人碑＂，想要让人家遗臭万年－－－－可惜最后臭的是自己．

后来宋徽宗当了太上皇，儿子宋钦宗在金军的锋芒之下，为了调动民心，将他们父子所有的胡作非为统统推到蔡京等人身上，把他们统统扫地出门................

党派的激烈倾轧，一直持续到宋朝灭亡。无情的内耗，反复无常的政策，态度游移的皇帝和太后，朝秦暮楚的大小官吏...........任何新法都半途而废，如何国富民强啊！

６.武备不修　　用兵失策

如前文所述，宋代的军队数量极为庞大，所以，在政府拿不出更多的军费的情况下，必然带来一个反作用：军队的武器装备太差．平内乱则勉强，御外患则不足．

唐朝以后，中原朝廷已经失去了西北的养马基地，军马数量严重不足，农耕文明的发展，必然导致放牧牛羊地域的急剧减少，事实上，北宋几乎根本没有大面积的牧地，所以北宋不可能建立如汉朝和唐朝那样的庞大的骑兵部队，可是，在西北和华北的大平原和戈壁上，如果没有强大的骑兵部队，部队的机动性就等于零，捕捉敌军主力进行决战的可能性极小，相反，自己的运输线和孤立的据点对于机动性极强的西夏.辽国和金军骑兵来说，则是盘中之餐，想吃就吃．北宋的很多战役，本来应该打胜，可是最后却因此失利．

宋军中骑兵只占军队总数的七分之一，骑兵中又往往有十之三四无马，最高曾达十之八九无马，到了南宋，可怜到连皇帝的御林军的马匹都不够．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辽、西夏、金、元的军队都是以骑射见长，平均一人有两匹马，精锐部队可达人均三匹。当时宋军只要一次溃败，就会一泻千里。因为丧失了队形的步兵对于凶狠的居高临下的骑兵来说，不异于砍西瓜一样容易。

同时，农业民族的饮食是以素食为主，老百姓和普通士兵吃肉是很少的（比较接近宋代情况的《水浒传》中，宋江归顺之后，朝廷对每个士兵也不过是赏了两斤肉而已，而且还被克扣，同时由于当时肉类不可能大批量长途运输），尤其是对于提高男性体力和耐力具有重要意义的牛羊肉的数量就更是稀少，这就造成宋军的普遍身体素质较外族明显偏弱（人家长年累月地吃肉喝奶，身体杠杠的），这在当时已肉搏战为主的作战当中就十分被动了。北宋的农民军主要以抢劫为生，经常大块吃肉大碗喝酒，身体素质就超过了正规军 ，动不动就打州克府，摆开架势和官军对着干。更不用说，铁骑如云如狼似虎的的外族军队了。

另外，北宋尽管科技发达，但始终没有研究出足以有效制衡敌军骑兵的先进武器。记得宋人的一部杂记里，将金人和宋人的事物来比较。问金人有鸣镝箭，宋有什么？则答道，“有锁子甲”。又问金有四太子，宋有何人？则答道，“有岳少保”。临末问，金人有狼牙棒（打人脑袋的武器），宋有什么？却答道，“有天灵盖”！此非只是笑谈，当时金军骑兵的百分之二十五装备有狼牙棒，当宋军步兵面对居高临下面目狰狞力大无比挥舞大棒的金军勇士的时候，这些当兵只是为了吃饭而且身体瘦弱的的农家子弟，有什么勇气在身上溅满自己战友的脑浆和鲜血的情况下奋勇杀敌？

有人会问，宋代的先进武器很多呀？的确，宋代当时确实有一些先进的武器，首先看看弓弩．

宋军兵器以弓弩为主。宋军的弩种类很多，突出的有两种，一为床子弩，二为神臂弓。床子弩是一种重武器，是依靠几张弓的合力将一支箭射出，往往要几十人拉弓才可拉开，射程可达500米，确实是当时的远程武器，契丹大将萧达览即是中了床子弩箭阵亡的。 神臂弓装有机关，可由一人发射，射程也可达370多米，且可贯穿重甲。

宋军的弩，只能步兵使用，因为弩一般要用脚力张开弩，故射程也远，但弩的射击频率较低，从敌骑兵进入射程到短兵相接，只能发弩三、四次。汉人对汉人，宋军倒是占点优势，因为双方都是行动缓慢而且密密麻麻的步兵，可以动不动就来一个箭雨，可是对付动不动就几万几十万呼啸而来眨眼即至眼前的铁骑，这种速度慢而且准确性差的兵器就实际上无能为力了 －－－－事实上，后来世界各国都面临过这个问题，真正解决的最好方法是－－－－密集火枪，可是那是宋代几百年之后的事情了。

宋朝为制造弓弩，设有专门的机构，官营的兵器工场规模颇大。但在腐败的官僚管理下，弓弩质量较差，神宗曾随意抽取三张弓检查，没有一张弓令人满意，这是因为宋朝的兵器工厂没有建立完善的责任制度，而金朝的兵器工厂制造的兵器上都刻有监造官的姓名，如有质量问题，即可捉拿查办，所以质量较有保证。宋代在武器质量方面法律的严格执行上，远远不如当年的秦朝和他现实的对手们。

再看火药武器，人类史上最早使用热兵器的就是宋朝。把指南针用于军队的行军也是宋朝。北宋初年，政府对制造火药武器非常重视。宋军在灭南唐，夺取金陵的战争中就使用了火炮、火药箭。公元1000年（咸平三年），唐福呈献火箭、火球等新式火药武器，受到宋政府嘉奖。从此，火药成为宋军必备装备。后来北宋政府建立了火药作坊，制造了火药箭、火炮等以燃烧性能为主的武器和霹雳炮、震天雷等爆炸性较强的武器。公元1161年宋朝军队里出现了投掷榴弹的弩机。公元1259年造出了以巨竹为筒，内装火药的突火枪。

可是，火药武器由于装填较慢，发射速率较低，几次发射，敌军骑兵已至面前，所以，火药武器只能有效地应用于堡垒防御战－－－比如后来的钓鱼城之战，南宋军用火炮击毙蒙古大汗蒙哥．

我们的结论是，宋代先进的武器不少，但是有效的先进武器很少，能够规模装备的有效武器就更少（财力不够），一句话：兵多则械不精。这使我们对今天美军连续裁军而换装先进武器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在用兵策略的方面，北宋也连连失误：当初对辽用兵的时机选择就是重大失误，当时辽国大乱，群臣争位，可是宋军却选择先灭弱小的北汉，等到辽国萧太后平定群雄，严阵以待的时候，此时，如果没有充分的准备和严密的军事部署是很难达到收复失地的目的的。可是太宗不顾诸将异议，仓卒发动对辽战争，居然还想以严整的步兵阵法打破凶悍的辽军骑兵，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宋太宗居然三番五次地给各路将领授予阵图（有的居然号称叫“平戎万全策”，真是谦虚得很）－－－真不知敌军会不会按照他的阵图行事．

在澶渊之盟后，北宋与辽国实现了百年和平，正是集中兵力大破西夏的良好时机，可是北宋君臣朝令夕改，对西夏的骚扰不能容忍，可是又不能接受对西夏作战的巨大损失和军费耗用，结果被一个小小的西夏玩弄于股掌之中．要么每年被人家抢一回，要么每年＂赐＂给人家大量的物资和银两，真是丢人丢到家了．

北宋攻不出去，后来只好专守防卫，但是首都离前线太近，敌军精锐骑兵几天之内就可以扑到城下，而且至关重要的黄河渡口居然只有几千军队把守（而且还是杂牌军），一旦前线崩溃，就立刻被人家来一个＂一剑封喉＂－－－－－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北宋最后灭亡于金军的一次突然而凌厉的偷袭．庞大的帝国．庞大的军队毫无用处，这不能不说是历史对北宋的一个深刻讽刺．

七．奸臣当道　　贪贿成风

北宋的奸臣数量之多，历朝之冠。前有宋真宗贬斥寇准，任用王钦若与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时人谓之‘五鬼’；后有宋徽宗时的“六贼”:蔡京、王黺、童贯、梁师成、朱勔、李彦 ，至于中间的奸臣如章惇等则不计其数了，而变法的王安石，由于任用非人，过分打击政敌，在很多史书上也有奸臣之名．

奸臣之奸，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把持朝政，禁绝言路，只知巴结奉承皇帝，不知挺身而出，主持正义，贻误国家；二是结党营私，受贿贪污，任用非人，残害百姓．

下面仅以蔡京为例，看看宋代的奸臣到了什么地步．

蔡京，字元长，兴化仙游人。公元1070年登进士第．蔡京踏入政界时，变法派和保守派正打得热火朝天，但是他的目标只是个人的平步青云。

元袺年间（公元1086—1094年），司马光执掌朝政，保守派暂时得利。这使以变法进身的蔡京很心虚，而且他的弟弟是王安石的女婿，但是蔡京居然还是有办法。

司马光决定废除新法，复辟旧制，下令恢复差役法，限期五日完成。大家都认为期限过紧，唯独蔡京在短短的五天里“悉改畿县雇役”，而且无一违例，为此他得到了司马光的另眼相看。司马光高兴地说：“假使人人都执法如君，还有什么不通的呢？”蔡京千方百计地博得保守派的好感，最后又被擢为龙图阁学士。

元佑八年（公元1O93年），高太后驾崩，保守派的后台一下坍塌了。宋哲宗亲临朝政，变法派又梅开二度，复兴起来，主要人物章惇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京摇身一变，四处钻营打点，入权户部尚书，从此时来运转。

宋徽宗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正月，蔡京“功德圆满”再进左仆射，为相的理想终于成为现实。为了巩固这一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他又进一步勾结内侍和宦官。

走马上任后，立刻禁元佑之法，把元佑党人贬谪殆尽，还感到意犹未尽，又命人把元佑党人按罪列分等次，司马光位居其首。然后又让徽宗把“奸党”的名字御书刻石立于文德殿门，还自书大碑，遍颁全国。

同时还极其荒诞地按照“同己为正，异己为邪”的划分标准把哲宗的旧臣分成正上、正中、正下与邪上、邪中、邪下六类。结果五百四十多人被列为邪党，简直是赋喊捉贼。

蔡京广泛地安插亲信，拉拢朝土、广布党羽。他最初为相的几年间，节度使增到八十余人，留后、观察使及遥郡刺史数以千计！

他提倡“丰亨豫大”之说，视国家财物如粪土，大兴土木，任意挥霍，不消几年就把历朝的储备一扫而空。这种恣行骄淫之间恰与轻薄天子宋徽宗的纵欲无度，崇饰游观不谋而合，所以蔡京更加有恃无恐。

蔡京日驱万役把皇宫大殿建造得不类生境，更似天堂，却把人民推进了十八层地狱，他派爪牙四处劫掠良木、奇花、怪石，搜刮钱帛。百姓流离失所，无以为生，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他自己却因此加官进爵。

皇帝的赐予只是一小部分，蔡京依仗权势，巧立名目；搜刮劫掠的更是数不胜数。每年蔡京的生日，各地官僚争相献媚，进送钱帛和各地区稀有特产。蔡京的生活更是极度奢侈，姬妾成群，奴婢无数。据说蔡家厨房的厨子都有细致分工，管切葱丝的绝不切姜丝。蔡京爱吃鹑羹,而做每一碗鹑羹，都要杀数百只鹑。

自古以来，君明则臣正，君暗则臣佞。蔡京也正是看准了宋徽宗的骄奢淫侠，一味沉溺于声色大马，才一步步投其所好，取悦皇帝，也满足自己。

到了宣和年间，宋徽宗更无心理政，荒淫无耻已到了顶点。宋徽宗还崇尚道教，迷信方术。一时间，一大群信口雌黄的道士都成了座上宾，还被授予仙号、官职，成了朝廷命官。

全国上下一时被道教搞得昏天暗地。

太学生陈朝老上疏列举蔡京的十四条罪名：渎上帝，罔君父，结奥援，轻爵禄，广费用，变法度，妄制作，喜导谀，钳台谏，炽亲党，长奔竞，崇释老，穷上木，矜远略。

御史张克公指责蔡京辅政八年来，权倾天下，轻赐予以蠹国用，托爵禄以市私恩，役将作以聋居第，用清船以运花石等不轨不忠十大罪恶。

御史中丞石公弼、侍御史毛注等人也多次上书弹劾蔡京。徽宗于是贬蔡京为太子少保，出居杭州。蔡京为了免于贬官，居然去求自己的儿子蔡攸帮忙，称其为＂公＂，一时传为笑谈．　

宋朝有这样杰出的奸臣，焉能不亡？！

结语

北宋就如同一个力大无比的巨人，但是他也同样运转不灵，患有肥胖症，高血压，近视眼，最后很容易地被敌人用”四两拨千斤“的招数打倒，死得令人嗟叹。　

但是，令人吃惊的是，北宋灭亡之后，几大顽疾：重文轻武.贪腐横行.机构冗肿.党派乱斗.皇帝昏庸一个也没能解决。南宋居然继续实行北宋的政策，最后还是亡于外族之手。后来的明朝，居然在很多方面还是沿用北宋的政策，很多方面甚至比北宋做得还要糟糕，最后的结局也如同一辙。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古人的血泪，不只是让我们感叹的。

历史总是相似的，可是历史又是可以改写的。在今天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时代，我们的民族能否从古代的那些令人嗟叹的事情中得到一些启示呢？

一定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