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k的书多大:演员与“网员”：江青在延安鲁艺的双重身份(2)

演员与“网员”：江青在延安鲁艺的双重身份(2)

发布时间:2011-10-26 09:56 作者:经盛鸿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3438次 　　（四）江青五个月的“网员”工作 　　江青从1938年4月进入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任“指导员”，同时担任秘密的“网员”，直到1938年8月奉调为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室的秘书，共有约5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她做了5个月的“网员”。他在鲁迅艺术学院的领导人是沙可夫；她在戏剧系的领导人是张庚；而她做秘密“网员”的直接领导人是“中共中央保卫委员会”的委员、保卫部部长许建国。 　　许建国是中共一位老资格的情报特务工作领导人。他原名杜理卿，湖北黄陂人，1903年生。1916年，他年仅13岁就到安源煤矿当徒工。1922年到1923年，参加安源煤矿大罢工，于1923年加入中共。1930年参加红军，历任团参谋长、师特派员、红三军团保卫局长等职，是红军早期保卫工作的开拓者之一。在长征途中，他被调到国家保卫局。红军到达陕北后，他调任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他奉命随周恩来飞赴西安，负责保卫中共代表团。为了便于工作，周恩来给他改名杜智文，应邀担任张学良所部警卫团秘书长兼第三科科长。抗日战争发生后，许建国调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副处长，1938年任“中共中央保卫委员会”委员、保卫部部长。 　　许建国交给江青的任务是：秘密监视、调查、搜集鲁迅艺术学院人员的真实思想、日常言行、社会交往、组织活动等等，侦查是否有重庆国民政府或日伪方面派遣来的特务，或是否有对延安中共不满的人员，每星期一次，按时直接向他汇报。因为江青的身份特殊，所以，“中共中央保卫委员会”确定由许建国亲自直接掌握。 　　但江青的“网员”工作完成得似乎并不太好，使许建国感到失望。因为“中共中央保卫委员会”根据“网员”的工作性质与工作需要，规定江青不能太活跃，不能太引人注目，要表现一般，要以灰色面貌出现，要认真积极地工作，认真积极地汇报。然而江青却早已志不在“此”。她已有着更大的人生目标，或者说有着更大的个人野心：她要寻机进入中共的最上层。她已知道毛泽东的窑洞里目前只有孤独的毛泽东一个人。她要以自己影剧演员、风流女人、情场老手的有利条件，引起正鳏居多日的毛泽东的兴趣与好感，征服毛泽东，最终走进毛泽东的窑洞，成为毛泽东窑洞的女主人。江青明白，毛泽东已是中共的最高领袖，进入毛泽东的窑洞，也就是走进了中共的最上层。接近了最高权力，离掌握最高权力也就为时不远了。不是有一句话说的好；“女人的枕头边有一条通向最高权力的秘密通道。”因而江青对“网员”的工作并不认真，更不积极。他将自己的绝大多数时间与精力都投入到演戏中去，在演出话剧《血祭上海》获得很大声誉后，她又积极地演京剧，如《红绣鞋》、《松花江上》等，这是因为她打听到毛泽东更爱京剧。 　　到了1938年7月7日，“7．7”卢沟桥事变一周年纪念日。晚上，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舞台上演出了三台戏剧。先是三幕歌剧《农村曲》，接着是三幕话剧《流寇队长》，最后是新编京剧《松花江上》。后面两台戏剧，江青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三幕话剧《流寇队长》由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张庚编剧。剧情大意是：抗日战争开始后，华北某地一个流寇（土匪）头子元占魁带着一群把兄弟，接受八路军的整编，参加了八路军，担任游击队长。元占魁虽在打仗中立过一些功，但却居功自傲，尤其厌恶八路军纪律的约束，并拒绝指导员的帮助教育，还和外号“大红鞋”的日军暗探姚二嫂姘居，最后被姚二嫂拉下水，阴谋叛变投敌，终于受到正义的制裁。而大多数“流寇”则在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教育下，和他们的“队长”划情界线，站到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来，为抗日战争做出贡献。剧中日谍、破鞋姚二嫂的扮演者就是江青。她对参加《流寇队长》的演出同样十分卖力，对扮演的角色也很满意。当时延安的人们改口戏称她为“大红鞋”，她也满不在乎。此剧在延安演出时同样获得成功。毛泽东观看此剧后，对此剧作了很高的评价，称赞此剧为抗日斗争塑造了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可以教育群众、动员群众。 　　新编京剧《松花江上》则是对传统京剧《打渔杀家》的酒瓶新装，将原故事发生地改成在东北松花江上，原剧中的萧恩父女改成反抗日本侵略的义勇军战士，背景换了，角色的身份换了，唱词也换了，但京剧唱腔与故事情节都没换。这是在传统京剧旧形式中装进了抗日的新内容。此剧由阿甲、江青主演。阿甲扮演萧恩。江青扮演的萧桂英，扮相俊美，唱腔响亮，颇得好评。毛泽东也去看了此剧的演出，十分赞赏。 　　毛泽东一连看了江青“主演”的多部话剧、京剧，对江青的印象越来越深、越来越好了。 　　在这段时期中，江青更是千方百计寻找机会和毛泽东接近。每次开会，江青总是“积极”地为大家唱歌，唱了一首又一首。她还特地买来红毛线，织了一付红手套，戴在手上，指挥大家合唱，显得十分触目，以便让毛泽东远远地就能看到她。而当毛泽东到鲁迅艺术学院作报告时，江青更是早早到场，特地坐到第一排，端茶递水，十分热情。报告结束了，她又飞快地递上早已准备好的笔记本，请毛泽东签名题字。在这段时期中，江青还常常借故到毛泽东的窑洞里“请教”、谈天，一谈就是很久，甚至赖着不走。毛泽东热情地招待她吃中共领导人才能吃到的“小灶”。她事后得意地向人宣称：“不吃白不吃，以后想吃还吃不上呢！” 　　这样一来，江青就没有多少时间做“网员”工作了。因而每个星期六，她按规定秘密地去中央机关驻地，向许建国汇报时，就讲不出多少关于鲁迅艺术学院人员的真实思想、日常言行、社会交往、组织活动等等的材料。这使许建国大为不满。江青虽讲不出什么，每次却要把时间拖到天快黑。因为鲁迅艺术学院离中央机关驻地很远，她是赶不回去了，就能够顺理成章地住在中央机关的宿舍里。第二天是星期天，她就可以跑到中央领导人驻地转悠，最终目的是到毛泽东的窑洞里。她的目的常常能够达到。这引起许建国的更大不满。 　　许建国终于严厉批评了江青，说：“江青同志，你作为一名网员，不能够太活跃，不能够到处拉关系，要表现得一般，以灰色面貌出现，这样才能接近各种类型的人，才有可能从中了解到情况。你老是出风头，又那么爱和中央首长接触、联系，谁还会和你接触，告诉你情况呢？”（杜超：《调查江青的人——许建国的悲剧》） 　　江青开始因其“前途”未定，因而尚能表示接受许建国的批评，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但检讨归检讨，江青在行动上依然我行我素，甚至变本加厉，因为她已看到她离进入毛泽东窑洞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她更加卖力地参加戏剧演出。许建国对江青的这种行为十分气愤，多次越来越严厉地批评她，但“聪明”的江青在感到自己的身份与地位即将发生变化后，就有恃无恐，对许建国的批评越来越不在乎，先是不予理睬，后来则当面顶撞。当许建国明白事情的缘由后，已是毛泽东与江青谈婚论嫁之时。 　　中国共产党是遵守苏俄列宁的组织原则与纪律而建立起来的。就是中共的一般党员，若要与异性结婚，也必须报经党组织审查与批准。毛泽东作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要与一位经历十年苏区斗争和万里长征的老红军干部贺子珍离异，而与一位刚来延安一年、有着惊人的风流浪漫婚恋史的江青结婚，就更引起中共上层的震动与分外的重视。由于十分明显的原因，中共上层反对这桩婚事的人很多。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几位最高领导人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王明、陈云等人都心存疑虑，按组织原则，就此事征求“中共中央保卫委员会”的意见。作为“中共中央保卫委员会”的重要成员与江青的顶头上司，许建国毫不留情地明确地表示了反对的意见。 　　但许建国与中共上层的许多反对意见未起作用。1938年8月（夏天），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来了调令，调江青为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室的秘书。江青离开了鲁迅艺术学院，来到了延安凤凰山中共中央军委机关驻地。当时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因此江青作为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室的秘书，实际上就是毛泽东的秘书。江青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实际上两人就同居了。据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兼生活秘书叶子龙说，毛泽东与江青在这时—— “1938年夏天以后就生活在一起了”。（《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5页）这应是他们两人实际结婚的时间。几个月后，到了秋天，到了1938年11月20、21日，毛泽东请一些中共领导人来吃了两次酒——算是他们两人正式结婚。江青终于如愿以偿，成为毛泽东的妻子。 　　随着江青离开鲁迅艺术学院，她约5个月的“网员”身份与“网员”工作自然就结束了。 　　（五）  江青“网员”工作对历史的影响 　　江青的“网员”身份与“网员”工作虽然结束，但这个“身份”与“工作”却给她后来的生活与思想以重大的影响。她学会了或者说她更精通了秘密监视、调查、搜集文艺界、文化学术界乃至共产党与社会各界人士的文章著作、日常言行、社会交往、组织活动、真实思想等等的工作，成为毛泽东的文艺“哨兵”与政治试金石，成为毛泽东指向哪里就咬向哪里的恶犬。 　　江青的地位与身份变化以后，不仅再不登台演出，而且对她参加《血祭上海》、《流寇队长》等剧的演出，对扮演小老婆、“破鞋”与日本间谍这样的角色十分后悔。从此以后，她不仅对此事讳莫如深，再也不许人提起，而且对剧本作者以及同台演出的演员都充满了深深的仇恨。她更不让人提她曾做过“网员”的事。因为“网员”，即秘密特工，毕竟不是一个怎么好听的角色，甚至在常人眼里，自古以来，就是当面做人、背后做鬼、窥人隐私、陷人于罪的暗探，就是像明朝东厂、西厂的那些太监一样的“特务”，令人可怕，令人可恨。尤其是江青始终没有忘记当年围绕她与毛泽东婚事的“恩人”与“仇人”，没有忘记推动与阻挠她钻进中共权力核心、爬上中共权力顶峰的“恩人”与“仇人”。她时时想方设法打击报复。终于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江青从后台走到前台，一下子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她要塑造自己的“光辉形象”，编造自己的“光辉历史”，首先要掩盖她早年在山东、在上海、在延安浪漫、放纵而丑恶的种种秽闻。为此，她利用毛泽东授予她的巨大权力——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的身份与权力，疯狂扫荡一切知道她历史的知情者，尤其是与她结过冤的中共高干。许建国与许多中共政治保卫工作与情报特务工作的领导人，以及许多文艺界人士，首当其冲。于是，在中共上层形成了一次次政治风波，一次次重大的甚至骇人听闻的政治迫害事件，为此事罹难甚至丧命的中共高级干部与普通知情人不知凡几。如与江青同台演出话剧《血祭上海》、《流寇队长》的孙维世，尽管成为周恩来的养女，担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总导演，还是被江青指使人将其抓入监狱，活活打死，尸体惨不忍睹；再如与江青同台演出京剧《打鱼杀家》的阿甲，已任中国京剧院副院长，被江青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关押。许建国更是在劫难逃。 　　许建国在1939年3月由延安调到晋察冀边区，担任中共北方局社会部部长。1944年，他兼任晋察冀边区政府公安管理处处长和边区政府党团书记。1946年到1949年国共内战时期，他历任晋察冀中央局、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常委、社会部部长兼华北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天津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1952年，调上海，任国家公安部副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兼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负责华东地区及海口的安全保卫工作。后来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上海市委常委、上海警备区政委等职。1956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副市长，分管政法、党群和外事工作。1958年，调外交部工作。1959～1964年出任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1965～1966年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可谓是位尊权重。但因为江青始终没有忘记他，始终记恨他。他的悲剧的命运就是难免了。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1968年3月11日，江青通过其亲信、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下令，正式逮捕许建国，称其伙同原公安部部长、总参谋长罗瑞卿，搞江青的“黑调查”，“侦控无产阶级司令部”。许建国被关到北京近郊著名的秦城监狱，一关就是7年多，倍受折磨，患了肺癌。1975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专案组第三办公室”作出《关于许建国的审查结论》，将其“定为叛徒，清除出党”，赶出北京，遣送外地。1976年10月6日江青被抓后，许建国的罪名仍不能得到清洗，终于在1977年10月4日在安徽合肥含冤去世。直到1980年3月许建国死后三年，中共中央才为他平反昭雪。 　　在封建王朝时代，臣民言行常常受到诸如东厂、西厂特务那样的秘密监视，动辄得咎，轻则坐牢，重则杀头、满门抄斩。 　　在封建王朝时代，臣民一旦得罪了皇妃，即使是功臣宿将，也难逃一劫。…… 　　然而这些在封建王朝时代常常发生的事，竟然屡屡发生在二十世纪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岂非咄咄怪事！ 　　（（刊《粤海潮》2008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