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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历史扭曲了人格

              －－聂绀弩揭发胡风

作者：徐庆全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发表了舒芜的文章后，所谓的“胡风小集团”升级为“反党集团”。5月2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第二批材料，胡风的罪名又升级为“反革命集团”了。这期间，一方面，全国开展了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声讨，一些文艺界知名人士和与胡风曾有过交往的人，纷纷在报刊“亮相”，表明立场和态度；另一方面，公安部开始了对这个“反革命集团”成员的逮捕。其时，身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的聂绀弩，虽然尚在旅次之中，但也没有忘记向周扬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因为人在旅途，这立场和态度只能写在下面转录的一封信里了。

聂绀弩给周扬的信

周扬同志：
我【、】杨晦、胡可等同志由文联组织作对井冈山、瑞金等处访问的事，想已知道了。现已过一周，完成了两处之行，拟赴庐山游览三五天，顺便整理一下所得的材料之后，即转湘访问主席的故乡，约六月中旬可返京。这次访问，由于文联事先未了解谁是党员及一行有几个党员，以致同行的人中本来可成立一小组的也未成立，对各地党组织无任何介绍，对文化局及文联等也未介绍党的关系，造成工作上的若干不便。请在有便时，告文联负责人，在别的组出发时，应注意一下。
江西文化干部甚少。瑞金一地在文化上尤为闭塞。城内有两个中学，学生两千人，教师近百，因为没有电灯，都没有看过电影，也没听过广播，除了少数在别处看过听过的以外。见闻之狭隘可想。书店除了技术工具之类，几乎没有一本属于精神食粮的。如是等等，不及备说。因为是瑞金这样一个地方，我们看了这种情况，感到非常难过。又，党的工作似乎也作得不很好，如一个中学，学生一千五百，老师六十，其中只有一个校长是党员，是从外面调来的，这情况继续了几年之久。跟想象【像】中的革命圣地，未免太不同了。
南昌有一种“赣剧”，语言极其普通。现为文化局长石凌鹤同志的爱人高侯平主持。有人反映：凌鹤同志把主要力量放在这个剧团里，对于别的事和别的剧种都不热心。这个剧团多演凌鹤同志自己改编的戏，我们看过三个：西厢、梁祝、木菊，都是石编高导。我们一致的印象：比任何剧种的同样的戏都坏：一、不近情理；二、没有戏；三、唱词陈腐、肉麻、难懂（不用字幕无法听懂－－现在是边唱边打字幕）。而主要的倾向则是抹煞这一剧种的特点，走向一般化的道路。但凌鹤同志似甚自喜，据说已接洽好在六月中旬率班到京演唱，并想在京卖票演出后转沪演唱。至少我个人认为他一定大失败，也许有个别原封小戏可以得到若干成功。我建议您：如果还来得及阻止，叫他们不要到京，以免人力物力的大浪费；同时，能有什么方法使他们的情况改变一下。如果一定要去，应该把江西的采茶戏、南昌地方戏也带去，我认为后两种都比赣剧有特色－－赣剧可能有有特色的，我说的是指石编的而言。
在报上看到关于胡风的两批材料，真令人发指。给舒芜的信，以前曾听舒芜口头谈过一点点，这回看见文字，印象自大不同。但第二批材料则更恶劣。胡风问题，自看到他的《报告》之后，我便认为一定有政治背景，不然就简直不可理解。看到这两批材料后，更加强了这一认识。看报纸的按语及郭老的文章、文联作协的决议，推测我们已掌握了一些具体材料。但有一两种线索，不知您已注意到没有。一、庄涌是胡风介绍到东北给吕振羽同志的。这可能是胡风派去作“开辟”工作的。庄涌那里有胡风夫妇的信，行箧中有托匪文件，又曾写过两封匿名信骂主席，“理论”也近似托匪。这些材料现在在公安部或京公安局，庄本人现在想还押在北京。此外，向吕振羽同志了解一下庄涌在东北的情况及庄胡之间的关系，可能得到一点什么。二、胡风和国民党有什么关系，我至今不了解，例如他怎样进中山文化教育馆的。只知道他和国民党方子樵是同乡并且很熟。但据胡风说，胡风的哥哥张名山是方子樵的族人杀了的。为什么杀以及是否真实，都不可知。鄂省委统战部副部长何正华（即方天奕）同志是方子樵之侄，和胡风相处很久，可能知道一些，并且知道胡风过去的历史当较详，可能从他得到一点资料。三、胡风从香港到桂林时，与国民党文化工作者张煌搞得很好，他有一篇答文艺青年的谈话，由戈阳同志笔记的，那个谈话会是张煌召集的。现张煌好像已死，不知戈阳同志能不能记得一些当时的情况。又，曾经做过张煌的老婆的鲁琳，曾经在《大公报》工作，不知此人何在，她可能知道一些张胡之间的关系。四、胡风的南天出版社是由一种什么关系搞起来的，彭燕郊同志可能知道一些。我即将到湖南湖北去，碰见他们时，可能得到较多的了解。可惜他和泥土社的关系，我一点也不知道。舒芜似乎知道一些。诸如此类的线索，应该还有一些。不过此时也许没有什么用处了。
第二批材料中有个别的注释似乎是错的，给张中晓的信中两次提到“浦兄”，注均作指胡风自己，从文字语气看来，不像。他处指自己的字，如“谷”、“荒”均用过的笔名，浦字似未用过。疑指罗络。张中晓常与罗络相关的。当然，这是些不重要的事。
从上海开始，一路“报告”而来，都是关于胡风的，杭州作过两次，江西做过三次。但现在却不能报告了：既已宣布为政治问题，属于理论性质的辩论，就引不起听众的兴趣了。想写一点记胡风过去的文字，不知写不写得成，也不知还有什么用处没有。
几年以来，总想回故乡去一次，了解一下解放后的地方情况，但一直找不到恰当的机会。前些时，曾给雪峰同志一信，想趁此次到湖北时，请假绕道回去一次，可以比专去省许多时间，说明他的回信寄到武汉，不知结果如何。见到雪峰、任叔诸同时【志】，请问一声。如果未蒙批准，而您觉得可以批准，就请对他们说一下。如果您也认为不应批准，那就什么也不必提了。
近一两年来，觉得有些什么要写，有些问题要研究，对于古典文学和马列主义，似乎都找到了些少的窍门，自信可以写点什么出来。我的工作，当然不能算是繁重，但总有些事，耽阁【搁】不少时间，很想能够解脱一点。但因为自己的能力有限，怕得不到信任，一直不敢向组织提出来。偶然和荃麟同志谈到，他表示相当同意，认为至少可以请半年写作假。这意思，未向别人提出过，现向您提一下。您是否可以考虑，和雪、任、适等人商量商量：最好是全部解除职务，作职业作家；或者作特约什么；或者从现任工作中减除一部分可以减的工作；或者请假若干时。关于职务的减轻，雪峰同志屡有表示：找到一个可以分担或代替的，我就可以不管。其实，我虽然管也并未管好，特别是纪律、计划之类的问题。
自然想得到您一点指示，恐怕您没有功夫写信，而且这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尽可俟回京后面谈。但万一回信，请由于黑丁同志转。
衷心的敬礼！
聂绀驽【一九】五五、五、三○、
起于南昌写完于庐山

聂绀弩与胡风的关系

在给周扬的信中，聂绀弩对胡风的“底细”说得很详细，可见是与胡风相知很深的人。

被誉为“论武略可以为将，论文才可以为相，弃高官厚禄如敝屣”的聂绀弩，一生经历坎坷且有许多传奇色彩。

聂绀弩出生于湖北京山县城关镇，在读高小时就以作文闻名，同学们戏赠“聂贤人”这一雅号。高小毕业后，因家贫失学在家，但他仍攻读不辍，并将自己的习作寄到汉口的《大晚报》，且时有刊用。

1920年，在上海国民党总部工作的孙铁人在《大晚报》上读到他昔日的学生聂绀弩的诗作，大为惊异，马上致信报社总编、好友胡石庵：此生颇有文才，但尚需开拓视野，这样才不至埋没乡间，并邀请聂绀弩去上海。

次年，聂绀弩摆脱家庭的束缚，入上海高等英文学校就读。1922年，由孙铁人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不久被介绍到福建泉州国民革命军“东路讨贼军”前敌总指挥部做司书；1923年，他又南下马来西亚当小学教员，后又到缅甸做《觉民日报》等报的编辑；1924年又由孙铁人推荐，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在这里，他与周恩来结识；1925年，聂绀弩参加了国共合作的第一次东征，在彭湃主办的“海丰县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教官。东征胜利后，他又回到黄埔学习；1926年初，从黄埔毕业后，他又考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大革命失败，对聂绀弩震动很大，他曾表示要加入共产党。回国后，他先任国民党中宣部总干事，又任南京中央通讯社副主任，以后又兼任《新京日报》副刊《雨花》编辑兼撰稿人。“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宣传抗日，因此被迫逃亡日本。

在日本，聂绀弩结识了自己的同乡胡风。其后，由上海、武汉、桂林、重庆而北京，两个人结下了终身的患难情谊。

在日本，胡风与聂绀弩所从事的进步活动，引起了日本警局的注意，两人被关进监狱几月后被驱逐出境。1933年7月，他们同船回到上海，胡风担任左联宣传部长，聂绀弩在胡风的介绍下加入左联，从此投身到更为进步的文化斗争中来。

1934年，林柏生邀请聂绀弩主编汪精卫的南京《中华日报》副刊《动向》。征得组织的同意，聂绀弩开始编副刊《动向》。当时，汪精卫与蒋介石有冲突，所以报纸时有攻击蒋介石的言论，聂绀弩趁机在副刊《动向》上发表一些抨击社会不良现象和国民党丑恶的文章，成为进步作家继《申报》的副刊《自由谈》之后的又一重要阵地，在反文化围剿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胡风给予聂绀弩积极的支持，他不但自己写文章，而且还约鲁迅写。鲁迅后来将他1934年的杂文编为《花边文学》，共61篇，其中载于《动向》的就有22篇。

1934年，聂绀弩在自己的同乡吴奚如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动向》副刊被迫停刊后，1936年初，在鲁迅的支持下，聂绀弩又与胡风、萧军等人创办《海燕》。10月，鲁迅逝世。聂绀弩与胡风等人一起操办丧事，并与胡风等人一起，为鲁迅抬棺。

上海“八.一三”抗战开始后，聂绀弩根据组织的安排，先到武汉、山西，后又来到延安，再后来，参加了新四军。在新四军，聂绀弩与陈毅诗词唱和，情谊很深，并替陈毅传送情书给张茜，权当红娘，促成了“打打吹吹娶小乔”的姻缘。1940年回到重庆后，聂绀弩与留在后方的胡风见了面。

聂绀弩的到来，胡风感到惊喜。他准备到香港去，正物色人来接替他所创办的《七月》，聂绀弩的到来，正是最合适的人选。胡风将刊物的登记证和几个作者的地址交给聂绀弩，就匆匆离开了。但是，当时的局势已不容聂绀弩有所作为，胡风的希望落空了，刊物的登记证也被国民党当局吊销。

其后，胡风由香港到桂林，聂绀弩也由重庆赴桂林。两位老朋友又见面了。不过，这次见面并没有给两人带来愉快的感觉。《聂绀弩传》中写道：

绀弩与胡风在桂林相遇，说起《七月》被吊销了登记证，胡风很不高兴，他说：“你是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真是……”

他对绀弩有了芥蒂，没有从前要好了。后来他曾在几篇文章里不点名地骂过绀弩，绀弩也回敬过他。
 
但素来落拓不羁，我行我素，不拘小节的聂绀弩，对此并不在意，继续与胡风保持着友谊。

1949年，聂绀弩作为香港地区的代表，与胡风一起参加了第一次文代会。不久，聂绀弩调回北京，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此后，胡风也来到了北京。尽管胡风面临着在理论上被清算的局面，但聂绀弩仍然与胡风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清理高岗、饶漱石后，并没有向社会公布，只是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传达。听到了这个传达的聂绀弩，在去看望胡风时，竟然把这个党内机密告诉了党外人士的胡风，后来聂绀弩因此遭到审查。聂绀弩的这一举动表明，尽管报刊上对胡风的批判如火如荼，但在他的眼里，胡风从来就不是什么“异类”。
 
当然，在公开场合，作为党员的聂绀弩，也要进行批判胡风的发言。不过，聂绀弩似乎对这些批判并不放在心上。即使要发言，其风格也是绝对的“聂绀弩式”的。比如，在1954年底批判《文艺报》连带批判胡风的会上，“老聂似乎刚喝了酒，带着醉意就上了台，用舒芜文章中的话指责胡风，还说他和路翎过去反党，现在也反党……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引起众人的哄笑，他只好下去了”。

不过，聂绀弩对一些能引起严重后果的事情却并不糊涂。

1945年，胡风发表了舒芜的《论主观》一文后，就被认为是与毛泽东思想相冲突而受到批判，抗战胜利后在香港又组织了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的批判。解放后，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在广西工作的舒芜写了文章批判自己的《论主观》并发表了《致路翎的公开信》，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的批判也逐渐升级。到了1954年夏天，老友何剑勋来北京看聂绀弩，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院子里，他们碰到已调到这里工作的舒芜，三人就一起出去吃饭。饭后，聂绀弩建议一起到离此不远的胡风家看胡风。进了会客室，胡风好一会儿才出来，他与众人寒暄后，就指着聂绀弩说：“老聂，你也太不像话了，随便把什么样的人都带到我这里来？”聂绀弩一听，就觉不妙，没想到胡风当众就对舒芜表示不欢迎。

大家急忙出来，到北海去喝茶。

舒芜说：“胡风太自信了，我手头上就有他的几封信，拿出来大家看看，很可以说明问题的。”

聂绀弩只得劝说：“你在气头上，这种事，非同小可，冷静了再说。”

聂绀弩在给周扬的信中说，“给舒芜的信，以前曾听舒芜口头谈过一点点”，大约就是指这一次听舒芜说的。

到了1955年，对胡风的批判紧锣密鼓之际，舒芜受命写关于胡风的宗派小集团的文章时，却没有听从聂绀弩的劝告，将这些信作为资料抛了出来，结果，使胡风事件一再升级，最后成为反革命集团了。

从揭发胡风到为胡风问题鸣不平

在聂绀弩给周扬的信中，对胡风可以说作了无情的揭发。初读这封信时，令我大吃一惊。

这与我心目中的聂绀弩判若两人。

我最早知道聂绀弩这位文化名人，是因为读到了他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应该说，凭着我那有限的诗学知识，并不能完全读懂聂绀弩诗作，即使如此，我还是感受到了一种震撼。聂绀弩的诗，记录了自己及其友人的二十多年来真实的历史，即使在表达对于“文化大革命”中某些人的倒行逆施无可奈何的悲愤情绪时，其嬉笑怒骂的诗句，也透露出一种洞察历史的达观与诙谐。这种达观与诙谐，胡乔木给予“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 。的高度评价，一点都不为过。

古人云：文如其人；又云：诗言志。对历史有如此达观认识的人，居然还留下这样一封“揭发信”，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历史就是这样扭曲着一个人的人格。

在给周扬的信中，聂绀弩在报上看到关于胡风的两批材料后，用“真令人发指”这样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震惊。聂绀弩所不知道的是，与他熟悉的周恩来总理这样领导核心中的人物，对这样的定性也是始料不及的，他的信的收信人周扬，看到毛泽东这样的定性也是没有想到。

这几乎是当时人们普遍心态。

韦君宜的描述，可以使我们对这种心态有相当程度的了解：

当时我们全都震骇到了极点。“反革命”！这可不同于对俞平伯等人的思想批判，这是政治上的定性。当时我想，中央再怎么也不会在这样的大问题上冤枉人。那么，胡风反革命集团真的是反革命了！至于他们在解放前确实做过进步的工作，胡风的《密云期风习小记》和他编的《七月》确曾影响过我，我就没有脑筋去想这个了。我只觉得这些人怎么坏得这样出奇，怎么能隐藏得这样深！连忙将材料交上去的周扬，也在讨论会上声称真想不到胡风集团根本就是反革命！
 
在一般知识分子以至文艺界人士的心目中，反胡风运动没有像反右派运动那样大的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它涉及的人少，没有像反右派运动那样波及全国一切机关单位；另一方面是由于大家不明内情。党中央公布材料说胡风集团就是与蒋介石有勾结的反革命集团，大家谁也不怀疑，在这个前提下，人们全被蒙蔽了。周扬也罢，聂绀弩、韦君宜也罢，都只能埋怨自己眼光太钝，识别力太差。可是，历史的真相揭露后，人们才大吃一惊：所谓建国以来第一个反革命集团大案竟是这样的一场局面！这倒真正是一个“想不到”了。

晚年的聂绀弩，与胡风和舒芜都有很深的友情。当人们对舒芜进行指责的时候，聂绀弩却为舒芜辩解。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一个卅来岁的青年，面前摆着一架天平，一边是中共和毛公，一边是胡风，会看出谁轻谁重？我那时已五十多了，我是以为胡风这边轻的。至于后果，胡风上了十字架，几千几万，几十万，各以不同的程度上了十字架，你是否预想到，不得而知，我是一点未想到的。正如当了几十年党员，根本未想到十年浩劫一样。
 
1982年，舒芜60岁时，聂绀弩写诗相赠，其中有句：“错从耶弟方犹大，何不讨廷咒恶来。”他认为，人们把舒芜比作胡风的门徒是不对的，人们恨犹大而不恨送人上十字架的总督，是一大怪事。

聂绀弩的这种坦诚，源于他对历史的洞察。

历史的吸引力就像苏轼那两句人们耳熟能详的诗句所说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处在历史的漩涡中的人们，是难以看清历史的真相的。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公布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进行了科学的、正确的评价，指出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在胡风事件发生的50年代，人们当然不可能想到毛泽东也会犯错误。

那时，建立政权初期的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所具有的向心力是空前的。土地改革和农村合作社唤起了亿万农民的热情，跟以美国为首的以联合国名义派出的十六国军队在朝鲜打得难解难分恢复了民族的自尊心。这一切，使得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政权成为民族全体仰视的灯塔。在这个灯塔的光环下，人们因为一个统一的思想而自觉自愿地放弃了自己的思维。那些历经不同政权分散在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知识分子，即使是曾经对共产党、对毛泽东有过怀疑的人，也产生了真诚的、圣愚的心地，更何况像聂绀弩、韦君宜这样的真诚地为共产党的事业奋斗过的人。所以，在给周扬信中，聂绀弩在“震惊”过后，只能揭发。

聂绀弩给周扬写了揭发胡风的信后，回到了北京。以他与胡风的关系，他的命运不会因一封揭发信而有所改变：他被隔离审查了。

人们当时在聂绀弩的一份交代材料中看到的第一句话是：“我比胡风分子还要胡风分子。”这大约也是“聂绀弩式”的语言。写下这样的话，聂绀弩大约已经大彻大悟了。这有他被解除隔离审查后与好友楼适夷一段对话为证：

有一次楼适夷问绀弩在反省期间是否相信党。他说：

“当我承认我是胡风分子，是反革命的时候，就是最不相信党的时候。”

“即使送你去枪毙，你也应该相信党。”

“我很惭愧，我就是没有达到这一步。” 

或许，从此以后，聂绀弩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定案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

这一次隔离审查，大概最终也没有找到聂绀弩参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蛛丝马迹，在给予他“留党察看”和“撤职”处分后，1957年上半年又让他回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

逃得了初一，跑不了十五。1957年下半年整风反右中，聂绀弩还是被定为右派。其中的原因多半还是由胡风引起的。

在鸣放期间，聂绀弩很少发言，而他的夫人周颖则极为热情，不但在社会主义学院演讲，还到民革、邮电部等单位演讲。在周颖的讲稿中，本来要谈到胡风问题，但是聂绀弩予以劝阻。可是，周颖在演讲中还是把胡风问题也补充进去了。

有一天，她回来很兴奋地对绀弩说：

“你看，你说胡风问题不要谈，我谈了，《人民日报》还要发表咧！”她拿了一份打印稿回来校对。绀弩替她把头一段换了一百多字，最后一段添了一句“表示一点愚忠”，把爱党和忠于党这一点特别强调了一下。
 
结果，周颖被划为老右，他也沾光了。不过，即使带着右派的帽子，聂绀弩对胡风的事情也很关心。

1962年初，刚从北大荒回来的聂绀弩找到胡风的夫人梅志，要她设法尽快与不知生死的胡风联系上。1966年，胡风被关押十年回来后，聂绀弩第一个上门看望。胡风旋即被送往成都监外执行，还是聂绀弩赶来为他送行。并赠条幅一张：

武乡涕泪双雄表，
杜甫乾坤一腐儒。
尔去成都兼两杰，
为携三十万言书。

在“文化大革命”风云乍起之际，聂绀弩不怕株连，坦然而不避，且歌而颂之。这样的举动表明，在内心深处，他已经不认为胡风是“反革命”了。

1979年，参加了第四次文代会的聂绀弩，对于胡风没有得到邀请很是不平，他与吴奚如相约，决定为自己的这位老乡呼吁，想在大会的发言中提出胡风的问题。主持文代会的周扬在会前特意找聂绀弩和吴奚如，告诉他们“中央要在年底专门解决胡风的问题”，这才阻止了他们的发言。

1980年4月，胡风到了北京后。聂绀弩正躺在病床上，既是胡风又是聂绀弩好友的萧军，弄了一辆车，把胡风拉到聂绀弩的病房，三人合了一张影留作纪念，而他们却不能畅谈如昔了。

此后，躺在病床上的聂绀弩，仍然关心胡风的结论。这时，被聂戏称为“周婆”的夫人周颖和萧军等人，为胡风到处奔走。1980年9月，中央对胡风问题作出了结论。这个结论被胡风的家属认为是“留有尾巴”。

1985年6月8日，胡风逝世。有关方面在拟好的“悼词征求意见稿”中，关于胡风的“政治历史问题”，仍然沿用1980年中发76号文件的说法：

胡风同志是带着复杂的思想感情由旧中国进到新中国的。他真诚地拥护祖国的解放，但对党的文艺方针以及党的政治组织抱有一定的保留意见，他本人于1954年7月间向党中央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对于他的意见是完全可以和应该在正常的条件下由文艺界进行自由讨论的，但是当时却错误地把他的文艺思想问题夸大为政治问题，进而把他作为敌对分子处理，这是完全错误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于1980年9月重新审理了胡风一案，决定予以平反。

悼词是对一个人一生的总体评价，也是对这个人的结论，此之所谓“盖棺论定”也。按照中国人传统的避讳原则，悼词一般在对逝者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时，往往赞美有加。但是，这份“征求意见稿”却有悖于惯例，不但有了“但书”，甚至仍保留着“1927年冬至1928年间，曾在国民党机关任过职”这样含糊其辞的语句。

可以预料到的是，这份“悼词征求意见稿”引起了家属的不满。但是，向有关方面申诉又迟迟得不到回音，家属只好将胡风的遗体存放在太平间。

这样的悼词，也引起了躺在病床上的聂绀弩的不平。不平则鸣，聂绀弩的方式仍然是用诗来表达：

精神界人非骄子，沦落坎坷以忧死。
千万字文万首诗，得问世者能有几！
死无青蝇为吊客，尸藏太平冰箱里。
心胸肝胆齐坚冰，从此天风呼不起。
昨梦君立海边山，苍苍者天茫茫冰。

此后，经过几个月的周折，到这一年的岁末，悼词经中央审定，有了较大的改动。除将有关政治历史问题中那些含糊不清的语句和那段“胡风同志是带着复杂的思想感情由旧中国进到新中国的。他真诚地拥护祖国的解放，但对党的文艺方针以及党的的政治组织抱有一定的保留意见”文字取消外，给胡风作出了“我国现代革命文艺战士”的评价。中央并指示，胡风后事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开追悼会，然后由中宣部再复查胡风文艺思想和文学活动中的遗留问题。

1986年1月15日，胡风追悼大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重病缠身的聂绀弩无法前往，只好录为胡风80寿辰的旧作表达追念之情：

不再垂纶渭水边，头亡身在老刑天。
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
便住华居医啥病，但招明月伴无眠。
奇诗何止三千首，定不随君到九泉。

“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前句指胡风出狱后精神有时失常，“三十万言”指胡风关于文艺问题的三十万言《意见书》，“三十年”指胡风因这《意见书》而遭受的三十年的非人折磨。读来让人凄然。

聂绀弩信中所提到的四条“线索”

在给周扬的信中，聂绀弩提到有关胡风的四条线索。

第一条讲到庄涌。庄涌是胡风创刊于1937年9月的《七月》杂志上发表过许多诗歌的一位重要的诗人，也是胡风主编的《七月诗丛》刊出的16位诗人中的一位。他描写抗战的诗集《突围令》，由胡风编辑，1939年由上海海燕书店出版。庄涌与胡风这样的关系，自然是在劫难逃了。

1955年6月10日公布在《人民日报》的第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中，庄涌“榜上有名”：

七、194×年×月21日庄涌给胡风的信（自重庆）
……听说你办的杂志要在正中书局出。其实也好吧！
【庄涌】地主反革命分子。当1946年解放军一度撤出他的本乡江苏省邳县时，他私设公堂拷打农民，实行倒算，逼死农民多人。
【正中书局】国民党CC分子所办的书店。

有了《人民日报》的定性，庄涌的家乡江苏省的《新华日报》在7月18日刊出《反革命分子胡风和庄涌在徐州干了些什么？》的文章，将庄涌进行了批判。

新中国成立前后，庄涌致信胡风，目的是谋一个工作。胡风与时在东北人民大学任教的著名史学家吕振羽很熟，就写了一封信，让庄涌到东北任教授。吕振羽接待了庄涌，但是没有如愿让其当教授，只给了个讲师待遇。大约庄涌对此不满，就写信给胡风和聂绀弩。胡风本拟推荐他到山东大学任教，但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的聂绀弩，让他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因为早在1945年，聂绀弩在重庆办《真报》的副刊时，庄涌就是他的助手。庄涌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到两个月，就在1954年以“反革命”罪被捕。到胡风冤案发生时，就像聂绀弩在信中所说的，庄涌已被关押在北京市监狱里了。

1980年中发76号文件，为庄涌的“胡风分子”平反。第三批材料中所说的“实行倒算”的罪名，经查实也属子虚乌有。

第二条，关于胡风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1955年公布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三批材料中有“胡风与国民党反动派有密切的联系”的指控。1965年对胡风宣判时所列举的“与国民党反动派有密切的联系”的事实，大致有这样几条，一是聂绀弩信中所提到的胡风“进中山教育馆”的问题，一是胡风在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江西剿共军政治部宣传科干过事，并写过《剿共宣传大纲》等。关于这两条，胡风的夫人梅志在《胡风传》和《历史的真实－－读林默涵同志<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已有较为明确的阐述；中央在1980年中发76号文件之后，又在1985年、1988年两次为胡风进一步平反，在这些问题都恢复了历史本来面目。在此不赘。

第三条，张煌与胡风的关系。在梅志的《胡风传》中，对于张煌只约略提到，他是一个不知名的文学青年，当时办了一个杂志《文学创作》。大约只是为了刊物装门面，才请胡风这样的名作家召开座谈会吧？

第四条，彭燕郊与胡风的南天出版社。在当年因胡风受牵连的“分子”中，彭燕郊成为“分子”却有些糊里糊涂。他被所在单位报了“胡风分子”并开除公职，在街上劳动了许多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时才查清，他这顶“胡风分子”的帽子并没被公安厅批准，竟冤枉戴帽25年。

彭燕郊与胡风的关系，最初就是编者和作者的关系。1938年，在新四军的17岁的彭燕郊读到了胡风主编的《七月》，非常喜欢，也试着投稿。半个月后得到了胡风准备采用的通知。此后，彭燕郊便与胡风有了联系，并成为“七月派”诗人中的一员。1942年胡风来到桂林。此时，彭燕郊正协助聂绀弩编《力报》副刊。因有聂绀弩的关系以及曾在《七月》发表过作品的渊源，彭燕郊与胡风开始有了交往，这才有了聂绀弩信中所提到的南天出版社的事情：

彭燕郊介绍了广东籍青年学生朱振生（朱谷怀）和米军（林紫）来考虑看胡风，他们爱好文艺，筹了一点钱，想办出版社。胡风建议先为他们编一套诗丛，以后再出版别的书，这样，就成立了南天出版社，出版了《七月诗丛》。

彭燕郊与胡风的交往，也就仅此而已，但在1955年却成了没有“注册”的“胡风分子”。用25年的磨难给文坛留下这一黑色的幽默，只能让人欲哭无泪！

选自《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感谢作者同意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