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泣关服了吗:陈独秀为何拒绝中共邀请回延安

陈独秀

　　入狱后，陈独秀一直坚持反日反国民党的立场，因此对中共1935年“八一宣言”后的政策转变，开始并不理解，曾作文攻击“八一宣言”是个“丢丑的文件”，“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而“亲英反日”，“是可耻的选择主人的态度”。“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消息传来时，陈独秀像儿童过年那样高兴。他托人打了一点酒，买了一点菜，对同狱的人说：我平生滴酒不喝，今天为了国仇家恨，我要痛饮一杯。他先斟满一杯酒高举齐眉说：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然后，他把酒奠酹在地上。他又斟了第二杯，呜呜咽咽哭起来说，为二位已经牺牲的儿子酹酒。情景十分感人。在场的濮德志说：“人们见过他大笑，也见过他大怒，但从未见过他如此伤心地痛哭失声。”他一边哭一边说：“我看蒋介石这个独夫，此次难逃活命。东方国家的军事政变，很少不杀人的。”后来蒋被释放回南京，他又说：看起来蒋介石的统治是相当稳固的。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野心，又向上海进攻，并轰炸南京。陈独秀的牢房有一次也被震坍屋顶，他躲到桌子底下，幸免于难。后来见到去探望他的陈钟凡，还谈笑自若。于是，陈与胡适、张柏龄等联名保释他。当局要他具“悔过书”，他闻之大怒说：“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并拒绝人保，说“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愿”。但是，国民党在“释放一切政治犯”的巨大压力下，被迫在8月23日释放了陈独秀。为了保全他们的面子，国民党政府在宣告陈独秀减刑释放的内部“指令”、“训令”和公布的“明令”中，都强调陈独秀“爱国情殷，深自悔悟”。陈出狱后发表声明表示：“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

　　陈独秀出狱时，面对祖国危亡和国民党被迫抗战的严重形势，思想发生重大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由打倒国民党转变为“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出狱后，他在南京、武汉多次发表讲话、文章，宣传抗战，提出“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各党派“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于抗日战争之军事最高统率权”。(二)由反对国共合作转变为拥护国共合作。出狱后，陈独秀两次主动地找到当时在南京筹备八路军办事处的叶剑英、博古，表示“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无疑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多年隐居的罗汉也主动出来为陈独秀与共产党重新合作抗日而奔走，并在叶剑英等的建议下，亲自奔赴延安，因山洪被阻西安。经电报联络，中共中央以为陈独秀要回到党内，就由毛泽东、张闻天签署提出三个条件，要求陈：(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承认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张国焘在解释三个条件时说，托派中愿意恢复中共党籍者，须公开脱离托派并承认已经参加托派的错误；不愿恢复中共党籍者，可以与中共在党外合作，支持中共的抗战政策。中共中央也不再对抗日的托派人物采取敌视态度。

　　但是，陈独秀在闻知三条件后，十分不满，说：“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尽管如此，当时在克服了左倾错误的中共中央与拥护国共合作的陈独秀之间，的确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良好气氛。自然，从当时陈独秀发表的文章看，在抗日问题上他与党作一定程度的合作是可能的，但要他拥护党的全部革命理论和路线，甚至回到党内，没有可能。因为他思想深处仍坚持欧洲马克思主义“城市中心论”的观念，看不起游击队和农村抗日根据地，不承认中共是无产阶级政党，讥笑毛泽东思想是“山上马克思主义”。不过这些思想上的深刻分歧还没有表现出来，而且也不是当时时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

　　然而，正在此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副团长的王明和康生，从莫斯科回来，把当时苏联正在严厉镇压托派的狂风带到中国，又把前一年他们在巴黎《救国时报》上连篇累牍诬陷中国托派和陈独秀是“汉奸”的丑行，带回国内，硬是诬陷陈独秀等是每月向日本特务机关领取津贴的“日本间谍”和“汉奸”，并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杂志上公开散布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此举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抗议，严重影响党的威望。陈独秀和罗汉也以为这是中共中央的意见，分别发表公开信，说了一些很激烈的话语。从此陈独秀与党的关系就彻底决裂了。

　　1937年9月中旬，陈独秀来到武汉。这时的武汉，是国民党政府的临时首都，成了政治军事的中心和群众抗日运动新的策源地。一时冠盖云集，各种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为抗战事业所激发，汇集到这里进行紧张的活动。陈独秀凭着他对政治局势的敏感观察，决心抓住身边出现的这个特殊环境，与一时在武汉耽搁的王文元、罗汉、濮德志等人共同努力，以争取民主与自由为旗帜，联络那些中间党派和势力，组成一个“不拥国(民党)，不阿共(产党)的联合战线”，企图在抗日阵营独立开创一个政治局面，为国家和民族再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陈独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时他对国、共及托派都失望了。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又专制独裁，不发动民众抗战，致使正面战场一败涂地，他觉得靠国民党来夺取抗战胜利是无望了；对中共又有以上的偏见和恩怨不可能合作；昨天他还寄于热望的托派，忠实执行托洛茨基指示的路线，口头上支持抗战，而把主要矛头攻击国民党和共产党，特别抨击共产党再次与国民党合作是对国民党“投降”，对无产阶级的“背叛”。他们主张直接搬用列宁在第一次大战中的策略，在战争中引发革命，即变国外战争为国内战争，对本国政府实行“革命的失败主义”，促使其在战争失败的危机中垮台，以造成革命形势，乘机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条极左路线实际上是破坏抗战，有利于日本侵略，遭到当时全国正派舆论的强烈谴责，使“托派即汉奸”的宣传在全国流行开来。陈独秀极端痛恨这条路线，并与推行这条路线的上海托派中央“极左派小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多次公开宣布自己与这个集团脱离关系：“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而托派中央却反过来多次作出决议，强烈谴责陈独秀坚持“机会主义”，背离“托洛茨基主义”。双方也因此决裂了。

　　陈独秀认为托派传统的靠一张报纸来活动的方式，在武汉不但无可能，而且无必要，更无实效，必须抛弃，应该采取新方法，走新的途径。于是，他以新方法和自己的新的政治抱负，与王文元等人同中间势力章伯钧等第三党、救国会以及何基沣等抗日军人接触。何部即“七七”事变时抗击日军的部队，他在战斗中负了伤，来武汉治疗。他不满蒋介石的统治，正在探索新的出路，与陈接谈后颇为投机，双方达成一项计划：陈独秀派王文元、濮德志和一个姓马的河南青年，到何的内黄师部去，王任秘书长，濮为参谋。陈给他们的指示是：到兵士群众中进行教育工作，以造成群众的革命环境，即在辖区内尽可能发动土地改革运动，以便使军队同时革命化。但是，这个情况很快被蒋介石侦知，在王等赴任前夕，蒋介石停了何的职；同时，由于王明、康生制造的陈独秀“汉奸”事件的影响，那些中间党派也纷纷离开了陈独秀，虽然他们知道这是十足的诬蔑，但他们也不愿得罪共产党。

　　就这样，陈独秀最后一次独立开创政治局面的企图也落空了。有天时而无人和，真是天人不合志难酬，长使英雄泪沾巾。

　　恰在这时，国民党的失败，使日军很快逼近武汉。陈独秀于1938年7月，带着几多怨恨、失望、不满、挫折和空前的孤寂，顺长江而进入了四川。

　　陈独秀入川后，贫病交加，生活十分艰苦，但他傲气不减，如他在几首诗中所表达的那样：寒夜醉成

　　孤桑好勇独撑风，乱叶颠狂舞太空。

　　寒幸万家蚕缩茧，暖偷一室雀趋丛。

　　自得酒兵鏖百战，醉乡老子是元戎。

　　纵横谈以忘形健，衰飒心因得句雄。

　　该诗表达了作者一生(特别在晚年)在狂风恶浪中独立支撑、英勇搏击，以及在反动派压迫与贫困生活折磨下，纵谈笑傲，以酒自慰的风范。

　　病中口占

　　日白云黄欲暮天，更无多剩此残年。

　　病如檐雪销难尽，愁似池冰结愈坚。

　　蕲爱力穷翻入梦，炼诗心豁猛通禅。

　　邻家藏有中山酿，乞取深卮疗不眠。

　　该诗反映了诗人烦忧集结，百病缠身的痛苦境遇，同时也表达了他对自己曾为之奋斗过的革命事业和并肩战斗的朋友同志无限眷恋的情感。

　　当时他没有职业，又离开了组织，经济上没有正常的收入，除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很不固定的稿费外，主要靠亲友的接济。由此可知，他生活之清苦并非一般。1942年春节前，他向著名佛学大师欧阳竟无商借字帖《武荣碑》，写了这样一个字条：

　　贯休入蜀唯瓶钵，卧病山中生事微。

　　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

　　好友朱蕴山见此诗后，买了几只鸭子去看望他，只见他因胃病发作在床上打滚，情境十分凄凉。但是他那清高的品性，对人家的赠款并非一概接受，第一，对那些因仰慕而来又素无知交者，不愿无缘受赐。第二，国民党的著名官僚和共产党的叛徒赠送的，即使出于同情而非政治拉拢，他也坚决拒绝。前者如罗家伦、傅斯年等，他对他们说：“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的救济。”弄得来赠钱者很尴尬。后者如张国焘、任卓宣等。他对他们说：“你们比我‘穷’。”这是指“人格”而言，但是他们不解其意，而觉得陈独秀的说法很怪。第三，无功不受禄。陈独秀晚年，在《实庵字说》和《识字初阶》的基础上，继续从事文字学研究，写了一部《小学识字教本》。原定由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出版，并两次预支稿酬共1万元。但是，教育部长陈立夫认为“小学”二字不妥，要他改书名，如《中国文字说明》。陈独秀则认为，“小学”是音韵学与文字学综合的古称，正反映了他研究文字的特点：形、声、义统一，而不是别的学派那样，将三者分裂。因此他拒绝改变书名。于是，该书直到他逝世也没有出版，他也一直不准家人动用那1万元；在遗嘱中，他还嘱咐家人他死后不要拿他卖钱。

　　更加可贵的是，陈独秀出狱后，国民党一方面布置警特继续监视他，一方面又千方百计拉拢他，许以国防参议会五个议席和巨额经费，要他组织一个附蒋反共的新党；张国焘叛党到武汉后，也受命在武汉警察局长陪同下，拜见陈独秀，提议合作组建新共党，与共产党唱对台戏。他都坚决拒绝。后来，陈独秀入川后。蒋介石采纳张国焘的建议，派戴笠和胡宗南去他家拜访，见面后，拿出那次王、康诬蔑陈是“汉奸”事件时国民党要人为其批驳的剪报，煽动他起来反共。陈独秀虽然对中共满腹怨气，耿耿于怀，但不为所动。

　　陈独秀这种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高贵品质，受到人们普遍的崇敬，也保持了他的一世清白，如他当时赠友人题写的一首于谦的诗那样：

　　千锤万凿出名山，烈火焚身只等闲；

　　碎骨粉身都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在政治思想上，陈独秀继续沿着自己独特的思路走下去，从而提出许多至今仍难以评判的一系列特殊见解，在当时也引起颇多争议。这就是他逝世后被他的学生何之瑜收编在《陈独秀最后的论文和书信》中的陈独秀“最后见解”，主要集中在民主与专政、战争与革命，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国与世界前途的问题上，具体内容是：

　　(一)民主主义是“超时代”、“超阶级”的，是“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对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未来世界，民主主义最终将战胜各种专制独裁制度，实现“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

　　(二)斯大林滥杀无辜的罪恶，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决定的；“布尔什维克与法西斯是孪生儿”；“任何独裁制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没有民主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苏联早已不是社会主义。

　　(三)大战中不能引发革命，殖民地不能获得解放独立，最好的前途是做英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此次若是德俄胜利了，人类将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胜利属于英法美，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民主。”

　　原先，陈独秀反对斯大林不反对托洛茨基，更不反对列宁和马克思，不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托洛茨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被否定了，于是他就逻辑地放弃了这个信仰。1941年12月23日，他在给郑学稼的一封信中说：“列(宁)托(洛茨基)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弟主张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在我自己则已估定他们的价值。……弟久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于是他就接受了胡适赠给他的“终身反对派”的“桂冠”。

　　50多年过去了，陈独秀上述论断有些被证明是错误的，有些则是英明的预见。由此表明，陈独秀不愧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但是在当时，陈独秀上述思想言论，首先遭到上海托派中央的激烈批判。托洛茨基得讯后，为了解决双方的矛盾，曾多次要求格拉斯设法把陈弄到美国去，参加第四国际的领导工作。但是，陈独秀表示祖国在危急中，自己应该留在国内为祖国的独立和解放而奋斗，拒绝赴美。因为尽管他在政治上受到无数的打击和失败，生活上又如此的艰苦，但祖国山河的壮美和人民的朴实勤劳，依然使他产生深深的眷恋之情，如他在赠同乡好友胡子穆诗中所表达的那样：

　　嫩秧被地如茵绿，落日衔天似火红。

　　闲依柴门贪晚眺，不觉辛苦乱离中。

　　同时，国民党政府认为他攻击斯大林的言论，有碍联苏抗日的外交，因此，报上刊登陈写的《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一文后，当局就禁止再刊登该文的下篇。已经排除了王明影响的中共中央，认为陈独秀虽已离开了党，但毕竟当过几年党的领袖，于是就托陈的朋友朱蕴山等去说服他，请他到延安去养老，不让他再在外面“胡说八道”。但是，他说，中共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了，大钊死了，延年死了，他也“落后”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我不能被人牵着鼻子走，弄得无结果而散”。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四川江津一个偏僻的山村里寂寞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