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斯洛特saber画师:吴麟：以《中国青年报》“钩沉”专栏为例的考察(2012-2-16)

传媒建构历史记忆的努力与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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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忆

新闻生产

国家-社会关系

文化

   麟按：此文刊于2012年第1期《中国传媒报告》，算是对自己一个心愿的了结。

传媒建构历史记忆的努力与限制

——以《中国青年报》“钩沉”专栏为例的考察

吴麟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北京，100048)

    [摘要]：公众对历史的记忆为一定社会框架所形塑；传媒是建构公众历史记忆的一种重要机制。通过运用归纳解释法对《中国青年报》“钩沉”专栏进行考察，呈现了其积极对抗断裂和遮蔽，修复与完善公众历史记忆的努力及困境。立足这一个案研究，可以认为：在当前社会转型的语境中，传媒对公众历史记忆的建构，其作为空间由现时国家-媒体关系所框定；其建构质量则取决于新闻人的史学素养。

    [关键词]：历史记忆；国家-媒体关系；新闻生产；史学素养

一、问题之缘起

    公众对历史的记忆为一定社会框架所形塑。首先提出“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概念的法国社会学者哈布瓦赫（2002：39-43）认为：人的记忆有自传记忆（autobiographical memory）和历史记忆（history memory）之分。前者是“对我们在过去亲身经历的事件的记忆”，后者并非个人“直接去回忆事件”，而是经由阅读、听人讲述、参与纪念庆典等活动“被间接激发出来”。因而，“过去是由社会机制存储和解释的”。在现代社会中，大众传媒是建构公众历史记忆的一种重要机制。它们通过对诸多历史片断进行选择和编排，构成过往的叙事与图像，从而影响公众的历史认知与记忆。

    有关“大众传媒与历史记忆”这一论题的研究，通读中国知网上所有相关文献发现，大陆新闻传播学界目前还是成果寥寥：或阐述传媒是建构历史记忆的主要途径、或分析传媒表达历史记忆的不同模式、或探讨传媒形塑历史记忆的现实困境。毋庸讳言，研究面向较为单一，且有粗疏概略之嫌。相形之下，台湾学者研究更为细致深入，多以具体个案为研究对象。譬如：夏春祥（2003）通过检视不同时期台湾传媒对1947年 “二二八”事件的论述，揭示出台湾社会对此事件的“结构性失忆”现象，进而分析媒体处理历史事件时的议题设定、多元论述、整合差异的功能及实际表现。李依倩（2006）则以建构“古早台湾”怀旧主题的印刷媒介文本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其再现策略与论述框架，指出媒介怀旧试图通过“常民记忆”重构台湾过往并建立新的文化主体性；还强调美化过往、压抑差异的怀旧，存在引发历史断裂和社会疏离的隐忧。总体而言，台湾相关研究论述重心虽有不同，不过基本关怀颇为一致，皆是探讨传媒在特定的历史脉络下如何运用素材与方法建构历史记忆。

    借鉴这一思路，本文拟以《中国青年报》“钩沉”专栏为研究对象。2004年6月1日，《中国青年报》改版，将《冰点》栏目扩充为《冰点周刊》，“特稿”版外，增设了“文化”、“探索”和“人物”3个版。其中，“人物”版开辟“钩沉”专栏，时任周刊主编的李大同（2006：65）曾指出：该专栏“专门回顾近代中国著名知识分子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傲人风骨”。相较这一描述，最早负责专栏写作的记者徐百柯总结得更为准确，他将“钩沉”之意图概括为“对抗断裂、遮蔽与遗忘”。“钩沉”专栏持续了4年有余，2006年获评为《冰点周刊》“最佳专栏”，被称作是“史与诗、学与识、才与情、旧与新的融会贯通”，以及“以独立的判断和诗一般低徊的笔触，唤醒了一段正在消逝的历史”。本文旨在通过对其进行个案研究，呈现当前大陆媒体修复、完善公众历史记忆的努力，并探讨在现实新闻生产中影响其作为的主要因素。

二、研究方法

    本文以《中国青年报》“钩沉”专栏为研究对象，运用归纳、解释方法进行研究，以资料为力论基石、通过解释形成框架。

    本文据以立论的资料主要可分为以下5类。

    1.访谈资料。笔者曾于2009年7月8日，前往《冰点周刊》编辑部，以“传媒建构历史记忆的努力与限制”为主题、列出18个具体问题，与其时周刊主编杜涌涛、“钩沉”专栏的主要执笔者徐百柯、林天宏进行了颇为深入的交流，获知不少一手信息。

    2.专栏文章。2004年6月2日，“钩沉”专栏开栏，首篇题为《杨晦：沉默的五四英雄》。自此，除节假日休刊、2006年“《冰点周刊》停刊”事件及个别情况外，每周一篇，一直延续到2009年2月18日，共刊出195篇。除了介绍张申府的两篇之外，其余每篇描述一人，共钩沉了194个历史人物，其中29位是新闻出版界的前辈。

    3.评报记录。《冰点周刊》读者自发成立豆瓣冰点小组，存续时间为2006年7月1日至2009年3月22日，期间几乎对每期周刊的内容皆有具体点评，其中关于“钩沉”专栏文章的讨论不乏灼见。《冰点周刊》记者、编辑也是小组成员，他们关注读者褒贬，不时进行回应。在此小组成立之前，读者“山水间”坚持个人每周评报。

    4.读者书评。2007年9月，“钩沉”专栏最早亦是最主要的执笔人记者徐百柯，将自己的专栏文章结集为《民国那些人》出版，颇受关注，豆瓣网上有书评53条。

    5.其他资料。与“钩沉”专栏相关的报道、讲座、发言等。诸如：2007年9月13日，钱理群教授在北大的讲座记录《承担，独立，自由，创造——从〈民国那些人〉谈起》；2007年11月17日，徐百柯在第一百三十二期“单向街沙龙”活动中的发言记录《对抗断裂、遮蔽与遗忘——钩沉民国数十人》。

   本文收集资料力求全面，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反复的梳理和解读发现问题、提炼论点、形成解释。在立论过程中，观点和资料始终活跃地互动；而非盲守既定计划，并据此任意裁剪资料。[①]

三、研究发现

    为避免研究对象孤悬于时代之上，本文力求在语境中解读，此即:将相关文字及具体史事皆视为“文本”（text），其所发生的特定时代则被视作“语境”（context）；不仅注重文本的内容，亦注重文本所在的语境以及文本与语境的互动。采取此种方式对“钩沉”专栏进行考察，本文发现：传媒对公众历史记忆的建构，其作为空间由现时国家-媒体关系所框定；其建构质量则取决于新闻人的史学素养。

    1.现时国家-媒体关系框定建构的空间

    传媒建构公众历史记忆的空间取决于其所处时空的国家-媒体关系。呼应当前社会转型的现实，中国现时的国家-媒体关系，已有“审慎而积极”的调整（展江，2008）。在不违反“喉舌论”、“祸福论”等理念所宣示的相关基本原则的前提之下，媒体拥有一定自主空间。意识形态之争往往导致“结构性失忆”，对此当下大陆媒体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作为，通过积极挖掘被湮没的过往人物、事件乃至细节，从而修复、完善公众历史记忆的结构与内容。

    “钩沉”专栏呈现的正是这种努力。它所描述194位的历史人物，大抵都是民国学人，虽然个性多样、面貌不一，但内里全不失风骨、风趣或风雅。继李大同任《冰点周刊》主编的杜涌涛对这些人物神髓曾有一个精妙概括——“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 （转引自徐百柯，2007：2）不过，由于政治与社会的变迁，对今日的公众而言，作为个人，尽管学识、胸襟、气度可观，但他们几乎都被遗忘；作为群体，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与风骨，更与当下相去甚远。因此，四年半中，专栏的执笔者在历史的尘烟中打捞，逐篇精心钩沉，如徐百柯所语：或是“向不知道他们名字的读者提出这些名字，以对抗遗忘”；或是“向知道他们名字但存有固定偏见的读者呈现他们身上更多元的面貌，以对抗遮蔽”。

    谨举两例以便具体感知。其一，抗日期间“明星级”的摄影记者王小亭，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其所拍摄的“上海南站日军空袭下的儿童”照片，曾被刊于美国《生活》杂志封面，有力地影响了当时美国舆论，并引起强烈的国际反响，以致记者本人因日军高额悬赏通缉而逃往香港避难。此外，今日所能见的淞沪会战的影像资料，大多出自王小亭之手。由于他后来去了美国并最终逝世于台北，以致目前大陆关于他的资料非常有限，即使在新闻摄影界也是个“模糊的名字”，更遑论普通公众。2005年9月7日，“钩沉”专栏刊发《王小亭：“缺一半”的抗战影像》一文，对他进行尽可能具体的描述。其二，冯友兰先生被尊为国学泰斗，算不得被遗忘的人物，但其早年两篇大作通常不被提及。1939年，陈立夫以国民党教育部长身份三度训令西南联大，要求必须遵守教育部核定课程、统一教材和考试等新规定，学校教务会议决定抗辩，冯友兰执笔写就《西南联大致函抗辩教育部文》，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尽显大学的尊严与品质。1945年抗战胜利，他被公推执笔《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倡言兼容并包、独立精神、自由意志之可贵。此文见识、感情、气势、词藻相得益彰，曾被史学家何炳棣誉为“至文”、“不朽文章”。2006年3月29日，“钩沉”专栏刊发的《冯友兰：今日谁识冯芝生》，对此雄文进行了很翔实的介绍。

    “钩沉”专栏积极对抗断裂与遮蔽的努力，得到了读者的认可。目前虽无具体数据说明，但有一侧材料可兹旁证——“周刊甫一问世，新创办的《冰点?人物》便异军突起，一举超过创办近10年的《冰点?特稿》，成为最受读者喜爱以及阅读率最高的版面。此后，《冰点?人物》一路上扬，阅读率不仅稳居《冰点周刊》第一，同时跃居中国青年报各版之首……这一纪录，一直保持到2006年1月《冰点周刊》停刊为止。” （《今传媒》，2010年：19）“钩沉”专栏是“人物”版的品牌栏目，应是深受读者欢迎，在笔者对编辑部的访谈中，这一推论也得到了证实。此外，在读者评报记录、书评中，也不乏具体赞誉。譬如：2004年9月15日，读者“山水间”称赞：“‘钩沉’很有味道，确实把一些不该遗忘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打捞上来了，而且很有胆量。” 2007年9月4日，在得知《民国那些人》出版时，读者“春天花会开”更是详细写道：“‘钩沉’是《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上除‘冰点特稿’之外第二喜欢的栏目，作者往往每篇只有千言，可是就是这不长的千言，了了数语，却每每勾勒出一个个已成为历史的现代史上的个性独特、风骨长存的人物，并使那一个个本已模糊不清、渐被遗忘的大师背影又再一次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使人怅惘、悲切、悸动、感伤不已。每读过一篇，总期待着下一期赶紧出来，就想听评书一样，一回完了，说书人的惊堂木放下了，而下面听书人的心却被悬起来了。”2008年1月16日，当期《冰点?人物》缺少“钩沉”专栏文章，读者“一醉”当日发帖询问缘由；读者“岸上岸下”则表示“还真不适应”。“钩沉”专栏还有多篇文章被选入《读者》、《青年文摘》等国内为普通公众喜闻乐见的期刊。

     不过，如何对历史进行选择、记忆与解释，实质上是现实权力关系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体现，取决于其时的国家-社会关系。因而，媒体在建构公众历史记忆时，必然受到一定限制。2004年7月28日，“钩沉”专栏刊发《傅鹰：被毛泽东“钦点”的教授》，文中引用了一些傅鹰当年对共产党的批评，诸如“党对知识分子的脾气还没有摸对”、“党和知识分子的紧张是党员瞎汇报的”、“年轻党员如同国民党特务”、“我最讨厌思想改造”、“学校里的衙门习气比解放前还重”等等。同年8月11日，“钩沉”专栏刊发《王芸生：彻头彻尾的新闻人》，文中引用了王芸生的话：“我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我才有独立的发言权，我才有资格说真话，对国民党才能嬉笑怒骂。同时，待国共双方都必须一样，是我一贯的原则。”此外，文中还有两处表述颇引人注目，其一是“有关方面让王芸生写1949年前《大公报》的历史，遭王婉拒。后来有人披露‘这是毛主席的意思’。王芸生违心写下长篇回忆录《1926到1949年的旧大公报》。”其二是“其实对《大公报》最高评价者，正是毛泽东”、“毛泽东当场为《大公报》题词：为人民服务”。据李大同披露（2006：46-47）：这两篇文章都被“团中央青年报刊阅评小组”的一份《阅评意见》点名批评，前者被指“甚为不妥”。后者更被严厉批评：“该文从标题到内容都在未经任何引导的情况下倡导一种错误的新闻观，在引用人物、事件等方面非常不严肃，存在明显的错误。”它们与“冰点特稿”《寻找林昭》一道，被认为是“这些文章虽长短不一，但均以回顾历史为名，以敏感人物、敏感事件为题材，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党史中的重大事件，一些提法、观点不严肃、不妥当，这些文章中所反映出的倾向也值得关注。”

    可见，受益于现时的国家-媒体关系，媒体在建构公众历史记忆方面能有一定作为。同时，媒体作为的空间，诸如人物选择、素材运用、观点表达乃至遣词造句，也不同程度地为其所框定；一旦逾越相应尺度，则会受到处罚。或许正是意识到了此点，曾有读者将“钩沉”专栏文章称之为“安全的回忆”。

    　2.新闻人的史学素养决定建构的质量

    传媒对公众历史记忆的建构，在由现时国家-媒体关系所框定的有限空间中，其具体作为主要取决于新闻人能否妥善应对下列3个问题:在当前的语境中，如何激活陈年往事？在追忆历史时，如何保持客观叙事？在运用史料时，如何不沦于无识见地单纯堆砌素材？“钩沉”专栏先后共有9人执笔，皆是《冰点周刊》的记者和实习生，所有文章质量虽都保持一定水准，但就读者回应而言，仍存高下之分，其区别在于不同作者解决上述问题的能力。

    善于嫁接历史与现实，才能实现对陈年往事的激活。负责两年“钩沉”专栏写作的徐百柯，被认为总能“从今天相关的人物或场景切入正题，从而‘激活’一段陈年往事。”譬如：2004年8月18日刊出的《张季鸾：民国故报人》，由一段采访切入——“被《大公报》老人、历史学家唐振常感慨为‘于大公报研究卓然成家’的王芝琛，很笃定地认为，1941年8月19日发表的《我们在割稻子》，是《大公报》乃至中国报界在抗战期间最出色的社评之一。在病榻上接受记者采访的王芝琛，说起当年从父亲王芸生口中听到的有关这篇社评的酝酿情景时，有些激动，瘦削的身体微微颤抖着。”又如：2006年1月4日刊出的《胡政之：报人逝，报纸亡矣》，则通过金庸的回忆切入——“1948年胡政之亲自主持《大公报》香港版复刊，年届六十的‘老总’夜以继日，和同人们同吃同住，不辞劳苦，‘其人格深深感动着年轻后辈，虽然相处只有一个多月，却永生难忘’。”此种对历史与现实的巧妙嫁接，实质上体现的是一种进入历史情境的能力。这要求做足事前的功夫，从而深入了解过去的时空结构，将过往的人和事置于斯时斯地的情境中加以理解和评论。徐百柯曾自述：写“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时，专程去图书馆读其多达13册的回忆录。他将阅读感受融入文章，文末写道——“今天，图书馆里，灰蓝色的封皮的《顾维钧回忆录》摆放得整整齐齐，积了一层薄薄的灰，显然少有人问津”，全篇显得很有质感。如果准备功夫欠缺，效果就会难如人意。2006年8月2日刊出的《杨度：货与帝王终书生》，被认为“写得不够到位”，读者“林特特”表示：“文章给我的感觉，应该是没采访过杨念群。这个人物，杨念群老师最有发言权；如果采访了他，他一定会有经典的话留下，甚至于是画龙点睛的那一笔。对于文章来说，这点非常遗憾。”后来执笔者张伟坦承 “钩沉杨度而不采访杨念群，实在是记者的失败”。

    在追忆历史时，保持温情和敬意固然必要，但是过犹不及。应当尽量在炽热情感和冷静笔触之间保持平衡，以免有违媒体职业准则。2005年7月20日刊出的《李赋宁：说不尽的英语》，其中有一段文字——“英语算不上好的我，曾听被李赋宁夸奖为‘发音好的学生王式仁的‘英诗选读’课，如今内容早已记不起来，惟独记得王教授用舒缓而纯正的英式英语朗诵莎士比亚的商籁体诗，‘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我怎么能够把你来比作夏天）’，以及他分析玄学派诗人约翰?邓恩的诡谲意象，脑中云里雾里，耳边却兴趣盎然。”这段描述充溢情感，叙事明显不够客观。其时周刊主编李大同曾提醒执笔者徐百柯注意——“‘我’都跳出来了”。对此，他也坦承“一般来说，我还是力求保持客观的，但偶尔也会控制不住……实在是王先生课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哲学家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1632—1677年）曾言：我们研究过去时，“不必赞许，不必惋惜；但求了解而已”（Smile not, lament not, nor condemn; but understand）。其实，在报道过去时更应如此，应当平衡作为记者的职业要求和作为追忆者的情感带入，避免用力过猛、用情过度，尽量保持客观叙事。2007年2月28日刊出的《陈布雷：一入侯门不自由》，就有读者批评“写得不够隐忍，恃才张狂，像好莱坞的编剧”。更应注意的是，“钩沉”专栏一些文章的写作方式，被读者称之为“1949两分法”：以1949年为界，人物际遇前后存在着一种惊人的断裂。之所以给读者这样的观感，固是事实如此，但也不乏被放大、被渲染的缘故。2007年4月25刊出的《钱端升：半生空白》即是一例典型，文中不少对比极其鲜明的描述，诸如“如果光看1949年前的履历，称钱端升为现代中国政治学、法学的一代宗师并不为过……但在1957年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我的罪行》的检讨后，钱端升几乎再无文字留世。”

    在具体写作中，执笔者有识见，文章方才精彩。这对“钩沉”专栏而言，更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因为文章篇幅基本都在1500字左右，但是所描写的人物，几乎每一个人都够分量进行专题研究。虽然专栏强调“特稿写作”，即“写人物，一定不是写他的小传，而应取其特出一点”，但由于执笔者的识见不同，有的人物被写得形神兼备，形象跃然纸上。诸如：2005年12月21日刊出的《刘文典：世上已无真狂徒》、2006年5月31日刊出的《乔大壮：刀石其人》、2006年8月9日刊出的《陈铭德：报社老板最谦恭》、2007年6月29日刊出的《朱湘：诗人之死》等等，都是佳作。有的人物则未能被写出精气神，显得面貌模糊。即使同一作者，勾勒不同人物，水准也有差异。2006年8月30日刊出的《熊十力：世上从此无真人》和同年10月11日刊出的《张友鸾：报纸岂可无无风趣》，皆是张伟执笔。前者被读者批评在写作时“胸中未有丘壑”，以致“有段子、无全篇，文章缺乏鲜明主线”。同年10月11日刊出的《张友鸾：报纸岂可无无风趣》，则被读者称赞为“思考多于动笔”，能够“从浩瀚史料中一点一点地还原旧人”。由于专栏风格使然，每篇“钩沉”文章写作都是建立在运用史料的基础上，如果执笔者缺乏足够的识见，那么文章难免会陷入堆砌材料的困境。譬如：2006年11月8日、11月22日刊出的《邓拓：文章满纸书生累》、《梁遇春：半梦半醉半人生》，都被读者认为“引用别人的说法太多，资料查了不少，但还没有‘化’，你一嘴我一嘴的，要写的这个人物却没立起来。”此外，2006年11月29日刊出的《张恨水：鸳鸯蝴蝶不害人》、2006年12月6日刊出的《卢前：诗酒人生》、2007年6月9日刊出的《成舍我：我要说话》、2007年9月12日刊出的《李健吾：“花团锦簇”的多面手》等篇，皆被批评存在类似“材料堆集”的问题。

    上述新闻人链接现实与过往的具体素质，诸如进入历史情境的能力、保持客观叙事的能力、以识见统筹史料的能力，皆属于新闻人的史学素养范畴。因而，在既定的有限空间内，新闻人的史学素养决定了传媒建构公众历史记忆的质量。当然，新闻生产有其特性，我们不能脱离这一语境分析问题，诸如截稿日期的要求、临时换题的意外、题材选择的限制等问题，都会产生不小影响。譬如：针对读者对《邓拓：文章满纸书生累》一文的批评，执笔者杨芳在回应中透露——“那一个星期，本来是准备写梁遇春的，但考虑到见报时间是记者节，临时改的邓拓。几经周折，联系到他的家人。坦白讲，写这个人我的心里很没底，因为害怕把握不好尺度。最后，我对他的自杀等等，也毫无涉及。”

四、结论与讨论

    人的记忆是人类认知能力的基础。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个人，都需要关于过去的知识来帮助自己定位；如果缺乏足够的历史记忆，则难以具备良好的辨识方向和积极行动的能力。古罗马哲人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前43年）曾云：“人若不知出生以前发生之事，则将永如幼童。”的确，历史是人类对过去的记忆，知识的积累、进步必须以记忆为基础。若是涂抹或遗忘历史， 19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959年）所言的“当过去不再昭示未来时，心灵便在黑暗中行走”的状况，便很有可能会出现。由此，我们的历史记忆应尽量趋向完整。

    人的记忆有“分享记忆”与“共同记忆”之分。“记忆必须在公共空间中有自由交流，才会成为分享的记忆。”（徐贲，2008：8-9）传播各种知识和信息的公共渠道，诸如大众媒体、宗教仪式、教育系统、主流艺术及官方修史机构等，无疑强有力地影响着人的记忆对象和记忆清晰程度。一般而言，这类渠道被国外学者认为“在不同程度上维系并增强一个社会里现存的权力结构”；其中最显而易见的例子是“国家机器对历史解释权的不懈控制”（景军，1995）。的确，中国内地绝大多数媒体在建构公众历史记忆时，往往都会审时度势，以政治正确作为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不过，少数媒体会有更积极、更高远的追求，它们轻易不去逾越底线，但会尽可能地利用由现时国家-媒体关系限定的空间，努力对抗断裂和遮蔽，修复与完善公众的历史记忆。

    17世纪法国学者皮埃尔?培尔（Pierre Bayle，1674-1706）曾言历史写作不易（转引自李剑鸣，2007：1）——“一般说来，写历史是一个作家所能涉猎的最具难度的创作，或者说是最难的一种。它要求有超常的判断，有高贵、清晰而简洁的风格，有出色的道德感，要完全笃诚正直，要有许多极好的资料，并有将它们安排得井然有序的技巧；最重要的是，要有抵御宗教狂热本能的力量，而这种本能会怂恿我们排斥（cry down）我们认为真实的东西。”媒体对公众历史记忆的建构，虽不能单纯等同于历史写作，但同样有才、学、识、德方面的要求，新闻人应努力提升自己的史学素养。尤为值得强调的是，现代中国经历了一场政治裂变，有实地调查显示“高度政治化的社会变迁往往使对往事的追忆罩上一层强烈的感情色彩”（景军，1995），在此语境之中，新闻人更需讲究“史德”——“慈悲的胸怀、冒险的精神、端正的心术、客观的态度”（杜维运，2006：279-289），应当以并且只能以客观真实来消解长期营造的单一记忆神话。

［参考文献］

[1]杜维运（2006）.史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Du Weiyun(2006).Historical Methodology.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2]景军（1995）.社会记忆理论与中国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3).[Jing Jun(1995).Social Memory Theory and China Studies. Chinese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3).]

[3]《今传媒》编辑部（2010）.杜涌涛：“冰点”制造.今传媒, (6).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Today’s Massmedia (2010).Du Yongtao: The Make of  “Ice Point”. Today’s Massmedia.(6).]

[4]李大同（2006）.用新闻影响今天.香港：泰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Li Datong(2006).Affecting Today with the News. Hong Kong: Tidetime Publishing.]

[5]李剑鸣（2007）.历史学家的修养与技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Li Jianming(2007). Historian’s Accomplishment and Craft .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6]李依倩（2006）.历史记忆的回复、延续与断裂：媒介怀旧所建构的“古早台湾”图像.新闻学研究,(87).[Yi-chien Lee(2006).The Restoration, Continuity and Fragmentation of Historical Memory in Print Media’s Nostalgic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ve “Old” Taiwan. Journalism Studies,(87).]

[7]莫里斯?哈布瓦赫（2002）.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Maurice Halbwachs (2002).On Collective Memory((trans. by Bi Ran& Guo Jinhua).Shanghai: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

[8]徐贲（2008）.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Xu Ben(2008).Do What for People to Keep Memory. Changchun: Jilin Publishing Group Ltd.]

[9]徐百柯（2007）.民国那些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Xu Baike(2007). The Forgotten Ones in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10]夏春祥（2002）.新闻论述与台湾社会：二二八事件的议题生命史.新闻学研究,（75）.[Chun-Hsian Hsia(2002).News Discourse and Taiwan Society: The Agenda History of 228 Incident. Journalism Studies, (75).]

[11]展江（2008）.审慎而积极地调整国家-媒体关系——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解读.国际新闻界,(7).[Zhan Jiang(2008). Cautious and Active Adjusting in State-Media Relationship:An Interpretation to Hu Jintao’s Speech at the People’s Dai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7).]

[①] 《中国青年报》编辑张燕舞促成了对《冰点周刊》编辑部的访谈；豆瓣冰点小组管理员陈永杰提供了小组全部评报记录，并介绍活跃组员背景等相关信息；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