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策破风,破血:殊途同归，袁世凯与孙中山的独裁梦

殊途同归，袁世凯与孙中山的独裁梦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开始习惯于要从轰轰烈烈的历史运动中要找出中流砥柱来，要找出其中的领袖，并将所有的光环赋予其身上。将千千万万不同政治背景的人参与甚至付出生命的运动，变成某一个人、某个团体的功劳，我们的辛亥革命的历史观就是如此。

一、             是谁触发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最先是在四川、湖北、湖南发生的，而在两湖地带，促进辛亥革命的主要势力有三股：会党、立宪党人、同盟会等。他们的情形大致如下：

（1）宪政党人。宪政党人也是革命派，只是他们主张的是颜色革命。我们主流的历史观一般将其视为投机的、甚至反动的力量，这对于他们是不公平的。他们只是主张和平演变为首要的手段，而不主张暴力革命。由于他们地位的合法性，他们在宣传（宪政）革命发挥了其他政治势力不可替代的作用。

（2）会党。会党是民间团体，派系繁杂，但人数众多。两湖、四川一带的会党才是辛亥革命真正的发动者。两湖的会党既参加过唐才常的自立军运动，也积极参与华兴会组织的反清起义。部分会党曾经以“共进会”名义加入过同盟会，但后来由于认为同盟会不重视长江流域的活动，于是自行活动，逐渐脱离了同盟会。仅和同盟会原华兴会部分有一定联系。

（3）同盟会及光复会。我们主流认定的革命团体。由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黄兴之华兴会、陶成章之光复会等组成。该组织长期在海外活动，成员人数不多。三派势力也曾矛盾重重，后光复会退出。长江流域一带活动以黄兴之华兴会部分为主。

当时绝大部分参与辛亥革命的人并不知道同盟会和孙中山，更不知道什么是民主共和国。我们现在将辛亥革命的功劳归于同盟会，归于孙中山，这是否符合事实呢？究竟是谁促发了辛亥革命？

我们不妨对比这样两次起义。1911年，中国先后发生了黄花岗起义和武昌起义，两者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前者经过精心组织、策划，而后者则是仓促起事，甚至连像样的起义指挥者都没有，而结果却让我们大跌眼镜。

其实，我们换一种思路来看就不奇怪了。武昌起义及其成功是宪政系力量一系列活动的必然结果，和同盟会单纯组织的军事冒险活动存在显著的差异。

宪政党人表面上是追求宪政革命，不谋求推翻满清，这也给他们带来了明显的好处，就是他们拥有了合法的身份，这使得他们在宣传民主革命上，拥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比如那些留学国外的学生，其中一些具有宪政思想而并未参加革命党的人，可以光明正大地回国加入军政界，为以后的辛亥革命掌握基本的力量。一些亲革命的新军中高级军官，也是因为先接受宪政思想，才在关键时候毅然起义的。

另一批立宪党人，如直隶孙洪伊、江苏张謇、湖北汤化龙、湖南谭延闿、浙江汤寿潜等，则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国会请愿运动。国会请愿运动共进行了三次，每次请愿活动进行的时候，各地的请愿代表都会受到上万的群众欢送，请愿代表还征集到几十万人的签名。第三次请愿的时候，甚至连满清的18省督抚将军也联名声援（官员们大多同情革命，也是辛亥革命成功的另一个不可忽略的条件）。请愿运动自然没有结果，可是积极意义是不可抹杀的，因为这是对辛亥革命最好的预热，正是因为这些颜色革命运动的开展，才使得广大的人们在辛亥革命时一呼百应。这是同盟会组织无法起到的作用，也是辛亥革命成功必不可少的准备。

武昌起义真正的起因是保路运动。在立宪党人准备组织第四次国会请愿运动时，另一个事件转移了立宪党人的注意力，那就是川汉、粤汉铁路的国有化。湖南、湖北、四川等地的立宪党人自然不愿意放弃这个为民请命的机会，他们立即组织起来，坚决反对铁路国有化，并在各地发动了规模庞大的保路运动。

保路运动的领导核心一直是宪政党人，他们取得了大部分人的支持，民众、会党、新军、甚至是大批的满清官员。在即将发生的革命中，这些人其实早已经被宪政党人在不知不觉中染了颜色。

无论宪政党人是否有这样的预谋，清政府不得不面临这样的难题，如果不镇压（立宪党人也力求避免冲突），这些宪政党人会越闹越大，如果要镇压，已经失去了最好的时机。但清廷决定要挽回自己的颜面，给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一些厉害。

同情民众的川督王人文被免职，继任的赵尔丰虽然先是同情保路运动，可是最后还是决定要维护大清的权威。他抓了四川立宪党和保路会的首领蒲殿俊、罗纶等人，还杀了请愿要求放人的民众三十余人。在人命如草的年代，消灭三十几个冲击政府的暴徒，算不了什么大事。但被立宪党人发动起来的几十万人们会怎么办，他们会答应吗？

真正的辛亥革命首先爆发在四川荣县，发生于1911年的9月8日。四川的立宪党人不会组织暴动，他们大多都是文人，甚至连军事都不懂。组织武装革命的任务交给了一贯骁勇的会党成员们。四川的哥老会组织首先在荣县发到了起义，他们将保路会变为保路军，在人们的纷纷响应下，杀向了四川首府成都。

会党组织早就渗透到了新军内部，尤其是湖南、湖北一带。经过了立宪党人组织的一幕又一幕声势浩大的革命预演，新军中的会党们早就对清廷失去了兴趣，他们在等待那个时刻。10月10日，湖北新军们在无人带领之下，发动了起义，占领了武昌。12天后，湖南、陕西的会党们响应，辛亥革命在全国呈现燎原之势。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很显然地看到，对民众充分的宣传，是革命成功的先决条件。当然这种宣传并不是一开始就要推翻满清，而是通过声势浩大的运动让人们对满清失去信心，从而等待革命的那一刻。这种革命的前戏，不是孙中山的同盟会所能做到的。虽然四川、两湖一带有同盟会活动的身影，但绝大部分起义的参与者，并不认识同盟会员，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宣传而起义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孙中山组织的起义中，民众只是冷漠的看客。而在宪政势力最活跃的地区，辛亥革命却可以一呼百应？其中的答案不难得出。立宪党人也不是武装革命的看客，一些军界的立宪党人，或者发动武装起义，或者积极响应革命，如蔡锷、吴禄贞、蓝天蔚等。而文人出生的立宪党人，在当地革命爆发后，大多都第一时间参与革命，组织政府，稳定政局。湖北的汤化龙，在起义的第二天就主持了湖北起义部队的会议，组织革命政府（此时革命的风险还是非常大）。当然，我们主流历史上将立宪党人的行为称之为窃取革命成果，那么他们的行为和在革命时期一直在外国喝咖啡，等到南方大局基本稳定后才回国的孙中山相比，又有怎样的不足呢？

最先起义的长江中上游地区、西南地区，基本遵循的是这样的模式，立宪党人发动了一系列的国会运动、保路运动，民众和大批官员于是同情颜色革命。矛盾终不可调和，于是会党率先起义，官员或是同情革命的（特别是新军官员）、或是直接参与革命，起义后又和立宪派组织政府。同盟会也参与了其中的活动，无奈人数太少，影响不大，其发挥的作用也非常有限。这也正好解释了在率先建立的湖南、湖北、四川、云南、贵州等省政权中，孙中山及其同盟会并无多大影响的缘由。

二、形形色色的革命者

（1）立宪派：如前面所说，立宪党人是辛亥革命重要的推动力量，也是积极参与的力量。在云南、贵州、四川、湖北、广西、湖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立宪派不但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也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我们的主流历史将立宪派看着是消极的、甚至是反革命的，并以此来认为立宪派在革命后取得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因为“窃取”了革命成果，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2）会党：是参与辛亥革命最广泛的组织群体，武昌起义实际是由会党“共进会”发起的。几乎所有地区的起义中，会党力量也成为了绝对的主力。由于会党自身的局限，在革命后各派势力的争斗中，会党遭到了各派势力的围剿，残害他们的势力，既包括立宪派、更包括孙中山系的同盟会集团。

（3）前清官员：其实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武昌起义后，许多地方的前清官员，包括文官、武官，或者消极镇压革命者，或者自身投入到革命当中。例如，江苏巡抚程德全、广西巡抚沈秉堃、安徽巡抚朱家宝等。其中程德全的转入革命，对推动华东地区革命形势发生巨大影响，而沈秉堃则组织北伐军，增援武昌义军。至于参加革命的前清武官，更是不计其数：第十镇（师）统制孙道仁、江北提督第九镇统制徐绍桢、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第十七镇统制朱庆澜、新军第五十三标标统马毓宝等。

这些前清官员在起义前大多和革命党并无联系，只是同情革命（当然主要是颜色革命）。当革命爆发的时候，他们或者在立宪党人的劝说下，或是革命党人的鼓动下，参加了革命。这些人的参与，使得革命从自发的小规模暴动，变成了更大规模的有组织的行为。当然，这些人也有窃取革命成果的嫌疑，但事实上，他们参与革命的时候，革命形势还是处于极其危险的时刻，正是他们的大量倒戈，才使得形势得以根本逆转。

（4）同盟会和光复会：他们是传统意义上的革命组织。同盟会本是由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为主组成，但是由于孙中山的个性专断，他们之间很快就爆发了矛盾。首先是黄兴对于孙中山在确定青天白日旗一事非常不满，后是光复会陶成章对于孙中山在财务管理和对民报的支持等的问题极为不满。

黄兴的华兴会主要来自湖南等内陆省份，如果和海外背景强大的孙中山闹翻，不仅会削弱同盟会，而且连华兴会自身的生存也存在问题，黄兴等很快决定继续支持孙中山。可是陶成章不愿意容忍下去，在倒孙未果后，就率光复会退出了同盟会。

陶成章是个充满热情的人。重组光复会虽然要从头开始，可是经过一番积极的活动，居然成效也不小。一些原本是同盟会而对孙不满的人，也转而加入了光复会，海外筹款也收获不小。可是光复会的发展却与同盟会形成了巨大的竞争，在一些地区，人们注意到了一个新的革命领袖--陶成章，而这是孙中山不能容忍的。于是，奇怪的事情出现了，当武昌的革命者正准备起义的时候，海外最主要的革命政党同盟会和光复会正在忙于口舌之争而好不热闹。

新的光复会除了继续在江浙一带保持优势之外，还吸收了湖南著名革命家李燮和、广东会党领袖许雪湫、陈芸生等，势力不可小视。

在辛亥革命中，真正由这些革命党组织的起义光复的地区，只有上海、浙江、广东等。不过没过多久，光复这些地区的革命者们很快又相互残杀起来，最终同盟会将光复会势力消灭了。

三、在革命中膨胀的私欲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每逢改朝换代，推翻原政权要简单的多，而如何分配权力是最重头的戏份，往往会演变成起义者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比如秦末战争、隋末战争、元末战争等等。满清王朝被推翻，情形也大致相同。所谓辛亥革命有多少革命的成分，看看今天的人们，我们就该知道百年前的那个时代，是没有几个人懂得什么叫民主、什么叫宪政。即使是号称“最革命”的同盟会，也看不出有任何宪政素养的体现。和历代起义者一样，“革命者”和投机者毫无差别地投身于权力的争斗中。

1、  同盟会对光复会的残杀

辛亥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可是为了革命奋斗了十几年的同盟会成员们却不那么高兴了。首先起义的省份，主要集中在华中、西南一带，而领导这些起义的，却不是同盟会的人员，在新建立的第一批政权中，同盟会居然占不到一席之地。

为了出走被动的局面，同盟会决定由自己为主导在上海发动起义。可是冤家路窄，老对头光复会的二号人物李燮和也来到了上海，他利用上海军警多是自己湖南老乡的优势，说服了上海巡警起义，而成功运动的警察部队多达数千人。

同盟会和光复会暂时达成了合作起义的意向，光复会的数千军警、同盟会的数百黑社会分子（青帮敢死队）和一些商团准备联手行动，要一举光复上海。同盟会的首领是陈其美，他担心自己的人数太少，会在胜利后因功劳不够而得不到上海的大权。他决定出一着险着，自己带着青帮弟兄抢先进攻江南制造局，一旦攻下那里，就可以获得大量的武器从而控制上海。

谁知人算不如天算，陈其美带着自己的几个弟兄冲了进去，很快就被清军俘虏。好在李燮和不计前嫌，重新组织队伍进攻，终于攻进了制造局，逐走清军，将陈其美救了出来。上海光复了，陈其美却没有立下奇功，反而还欠了李燮和一个人情。不过，陈其美毕竟是青帮出生，他把选举上海都督的会议变成了一场闹剧，他的手下在会场拿出炸弹，威逼大家选出了陈其美当上上海都督，至此，同盟会终于以光彩的方式获得了第一个都督的宝座。李燮和和他的部下自然不服气，于是在吴淞成立军政府，和上海的陈其美政府形成了水火之势。后来，由于财政不足，加之李燮和也不愿意革命党人自己火拼（陈其美派来刺客暗杀李燮，李侥幸逃脱），带着光复会的部队去解放南京去了。

同盟会和光复会几乎同时也将目标投向了浙江。浙江是光复会的重要基地，势力较强。取得上海控制权的同盟会也组建敢死队，奔赴浙江准备发动起义。浙江的合作倒也顺利，起义者很快占领了杭州，浙江迅速光复。围绕着浙江都督的位置，双方又展开了一番角逐。光复会认为，自己在浙江势力较大，且上海算是让给同盟会的，那么浙江的都督应该是由光复会的人来担任，光复会的首领陶成章决定自己去角逐这个位置。可是陈其美绝不答应。一来陶成章是孙中山的政敌，在南洋曾痛批过孙中山，二来，浙江上海近在咫尺，一旦浙江落在光复会的手中，将来对同盟会是十分不利的，况且，从个人私怨来说，陈其美也很痛恨陶成章，在共同筹划起义的时候，陶成章给了陈其美数万经费，却叮嘱陈不得拿之去嫖赌挥霍，陈当即心中记恨。不让陶成章当上浙江都督的最好办法，就是消灭陶成章。陈其美派出的杀手，一位叫着蒋介石的青帮小弟，在一家医院将光复会的首领陶成章枪杀了。

浙江都督最终谁也没有拿着，先是给由中立的立宪党人汤寿潜担任。孙中山当了临时大总统的时候，汤被任命为交通总长，浙江都督一职落在了曾经是光复会出生的同盟会员蒋尊簋头上，袁世凯担任总统的时候，原光复会（此时光复会已灭亡）成员朱瑞当上了浙江都督。同盟会始终未能控制浙江。

广东是同盟会的另一个基地，在辛亥革命在全国蔓延的时候，广东各地的民军也纷纷起义。同盟会人员获得广东的控制权是在料想之中的事情，可是同盟会必须除之而后快的事情就是消灭粤东光复会的队伍。潮汕民军的领袖许雪湫曾是孙中山依赖的一支力量，许还多次指挥了孙领导的会党起义，但很快许与孙发生了冲突，许雪湫、陈芸生等一气之下加入了光复会，成为新光复会的重要领导人。辛亥革命之时，许雪湫等人回到潮汕，组织民军起义，光复了潮汕等地。为了彻底消灭潜在的危险，已经控制广东大权的同盟会领导人胡汉民、陈炯明将许雪湫、陈芸生、陈涌波等一批广东的光复会首领全部杀害。

至此，一个曾经非常重要的革命团体光复会被消灭了，灭在革命胜利之时，灭在其他的革命者之手。

2、  对会党的残杀

辛亥革命真正的发动者是会党组织，但这些会党的命运却十分悲惨，他们推翻了满清王朝，却遭到了其他当权者的联合绞杀。我们主流的历史主要会提及立宪党人杀害会党的情形，但实际上，同盟会政权也在大肆屠杀会党及会党领袖。

第一个当都督的会党人物是湖南的焦达峰、陈作新。会党担当政权，把湖南政府当做了江湖堂口，一帮江湖人士充斥其中，自然让立宪党人、士绅、同盟会等各派人士非常不满。不久，一个军官梅馨发动了政变，残杀了焦达峰、陈作新。后各派推举立宪党人谭延闿为湖南都督。主流历史上称这次政变是立宪党人发动的，但这是没有什么依据的。受益者也绝非是谭延闿，会党组织被清除湖南后，同盟会员得以在湖南担任重要职务，使得湖南成为受同盟会影响较大的省份。

立宪党人也直接残杀会党。贵州的起义是两派立宪党人联合会党发动，起义成功后，政权落在了较激进的立宪党人（自治学会）和会党手中。不久贵州执政者发生内乱，另一派立宪党人在云南军队的支持下，清洗了自治学会和会党组织。

同盟会对会党的残杀主要发生在江西、广东等地。江西的起义首先发生在九江，领导起义的是新军标统马毓宝。而其中最关键的人物是马手下的会党首领洪帮老大朱汉涛。在朱汉涛的劝说下，马同意起义。而且在起义过程中，朱汉涛利用自己的会党身份，使得很多地方不发一枪就取得胜利。马毓宝成为了江西第一个都督，而朱汉涛是马的得力部下，也是江西辛亥革命的重要功臣。同盟会对江西都督一直是必欲取之，为了得到这个都督的位置，采取了各种手段，最终都落空，直到孙中山当上了临时大总统，依靠总统的权威，才强行任命李列钧担任江西都督。为了排除异己势力，李烈钧将担任九江警备司令的朱汉涛未经合法程序就杀害了，从而逼迫马离开江西。朱临刑前说：“我没有对国家不起，对人民不起，对革命不起之事。”朱身中九枪未倒，对此，受过朱无私帮助的李烈钧部下、后国民党桂系高官刘士毅对此为终身憾事。李烈钧对会党领袖的杀害，导致了江西会党开始了反李斗争，会党多次在江西组织起义，而李烈钧的镇压也极其残酷，曾经将一百多被杀害的会党分子头颅挂在南昌城内。后袁世凯是以李烈钧在江西滥杀无辜的罪名将其解职的。1913年，上海数十名会党成员先于国民党举行反袁起义，失败后逃入江西，希望和袁世凯不和的李烈钧能保护他们，但被李烈钧交给了袁世凯而全部被杀。

广东的光复依赖会党的纷纷起义。然而革命之后，这些会党武装就显得多余了，而且也是同盟会当局的潜在危险。广东会党武装最多时候多达十余万人，为了消灭这些武装，胡汉民、陈炯明采取了裁撤、杀害等手段。对于自己构成危险的武装，以土匪的名义加以杀害，如前面所说的粤东民军，光复会第三号人物许雪湫的队伍。曾追随孙中山多次起义、辛亥时光复惠州的会党领袖王和顺部，也被广东当局武力消灭。许多被裁撤的会党，后又在针对返乡会党“滋事”的清乡行动中被随意杀害。对于同盟会内部反对自己的，也以各种罪名杀害。例如同盟会员黄世仲，本是著名报人，后联络会党起义，成为广东民团总局局长，后来竟然也以“图谋不轨”被胡汉民枪杀。广州《公言报》的记者陈听香因为黄世仲鸣不平，竟然也被处决，成为民国后被当局杀害的第一个记者，而这个当局是革命的同盟会当局。

相对而言，湖北的共进会作为革命首义之地，其命运还算好的了，除了张振武被黎元洪杀害，大部分首领或者成为黎元洪的重要助手，大部加入民社，政治上和同盟会想对，或者加入后组建的国民党等其他政党。比之其他地区，湖北会党武装虽然也遭裁撤，但没有遭到其他地区的命运。张振武被杀害，则主要是由于张黎之间一直存在的恩怨。

四、谁来问鼎最高权力？

辛亥革命前期，武昌是革命当仁不让的中心。各地起义军纷纷派遣援军支援武昌，军政府都督黎元洪的号令也在各光复地区行走。此时的同盟会还在前次失败影响中消沉，对武昌起义的胜利有些猝不及防。好在同盟会有个拼命三郎黄兴，湖北义军也孤掌难鸣，急需各种形式的支援。

虽然孙中山还下落不明，但黄兴在起义后几天内赶到了武昌。黎元洪大喜过望，于是拜黄兴为总司令，指挥义军作战。然而，黄兴虽然是个勇敢的革命家，也带过上百人的敢死队，但指挥大军作战，却是他的头一遭，而且，他的麾下是组建不久、几乎没有受过训练的万余民军。他的敌人，则是训练有素，且深谙兵道的北洋大军。经过一个左右的鏖战，武昌义军损失惨重，汉口、汉阳失陷，而武昌也随时会陷落。好在袁世凯并不想马上拿下武昌。

在武昌和北洋军激战的同时，其他地区纷纷起义。十一月，华东地区纷纷独立，一个新的天地出现了。对于同盟会来说，武昌越是成功，黎元洪的地位就越高，而对同盟会并无多大益处，况且武昌已经陷入重围。而上海已被同盟会控制，华东其他起义地区也没有领袖级的人物，此时不去华东，更待何时？况且，黄兴和武汉众将领已经关系失和，留在这里还不定发生什么情况。于是，黄兴一句兄弟先走一步，等俺在华东稳定了，定带两万精兵来助，离开了武昌。

南京的清军虽然实力不弱，但起义的大军云集，拿下南京是迟早的事情。江苏、上海、浙江等地的革命军经过几番血战，终于拿下了南京。拔除了华东地区清军最后的钉子。黄兴作为唯一的革命领袖（在武昌的地位是在黎元洪之下），成为南京基地的革命长官。

于是，革命最高权力的争夺开始了。首先是两个中心的争夺，武昌作为首义地区，当然希望武昌成为革命政权的中心，各地革命政府也认同这一点，各地的代表纷纷向武昌赶来，可是，由于武昌战局的急转直下，各地代表开始担心起来了。南京光复之后，那些华东地区的起义者们于是发话了，革命大本营总不能再敌人的炮火危险之下吧，于是，大家又都赶到了南京。

谁来做革命政权的最高领袖？在同盟会的领地上海，各地留守代表选举了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可是这个提议被包括两个当事人在内的大家拒绝了。首先，黎元洪非常不满，湖北是革命的首义之地的都督（虽然黎是被动革命的，但武昌起义将领大多支持黎元洪），而黄兴曾是自己的前线总司令，且打了败仗，又要放弃武昌，湖北将领对黄兴其实已经不满了（包括同盟会员）。此时，同盟会和光复会的冲突已经发生，光复会将领对同盟会也产生了抵触情绪，陶成章、朱瑞、章太炎、李燮和等均反对黄兴担任大元帅。各立宪派、前清反正官员控制的政府则没有自己的人选，他们只是希望早日组建临时政府，好与北洋军抗衡。黄兴不愿在众人反对中上台，最终各方达成妥协，以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但以黄兴代行大元帅之职。

在国内在为谁当革命政权首脑发生第一轮冲突的时候，孙中山已经开始在海外以未来总统的身份展开活动了。.此时的孙中山，是革命的一面旗帜，人们不知道孙是怎样的人，但是知道孙的回国也许会化解黎黄之间的分歧。在国外游历一番后，孙中山回到了战局已经稳定的国内。与黄兴直接赶赴十分危急的战场不同，孙回到了同盟会的大本营广东、上海，去接受人们对海外革命家的欢呼。不过，黄兴是顾全大局的人，他既顾全革命的大局，也顾全同盟会的大局，他毫无怨言地支持孙担任临时大总统。

同盟会内部发生了小的争执，孙希望总统前面不要有临时二字，也希望未来的政权不是内阁制，而是总统制。孙雄心勃勃，他不希望自己的权力受到约束。同盟会内部唯一懂些宪政的宋教仁不同意这样的设计，正当冲突即将发生的时候，顾全大局的黄兴要求这些以后再说。

当时，能成为临时大总统的只有四个人：黎元洪、黄兴、孙中山和袁世凯。黎元洪的资历不足，而黄兴成为了同盟会与其他势力矛盾的替罪羊，袁世凯此时还在清廷阵营，问鼎临时总统位置的，只有孙中山。各省代表一番选举，孙中山以十六票当选。当然，这不并不表示大家有多拥护孙中山，几十天后，当袁世凯迫使清廷退位后，各省代表又齐刷刷地投票给了袁世凯。

五、在困境中挣扎的临时大总统

革命者需要大总统，唯有这样，各自为政的起义省份才可能和清廷对抗，才可能解决随之而来的军事、财政问题，才可能缓解各地越演越烈的相互残杀事件，还有，对于很多省份而言，这样才可以在和袁世凯谈判中施加压力。可是，孙中山的这个临时大总统并不好当

（1）       财力窘迫的临时政府

孙中山政府必须解决的问题是，要么组织北伐，直捣清廷，要么和谈，尽早结束南北对持的局面。这所有的问题，围绕的是一个核心：钱的问题。

一个政府的运转是离不开钱的，而此时的临时政府，财政系统几乎是空白。各地控制在各派势力之中，临时政府向他们要军队，他们可以给，而且也乐意给，要钱就没有。这也怪不得地方政府不支持，哪个地方都没有钱，还都巴望着临时政府支持呢。

此时，云集到南京的革命军队有二三十万人，革命声势虽然浩大，可是开销却一样庞大。军队没有钱，后果是不堪想象的，南京地区就多次发生乱兵暴乱（无其他政治意图，就是为了填饱肚子），黄兴严厉镇压也不能杜绝（一次就处决了几百乱兵）。更别说展开北伐的花销了。

好在孙中山还算能理财，当然，这也是大家选他当总统的原因，尤其是光复会的一些将领（此时陶成章已经被杀害）。可是临时政府是个庞大的摊子，孙中山使劲浑身解数，也难以募集到足够的钱让它运行。

第一招是向华侨募集借款。这件事其实在武昌起义前就开始了，先后募集到了一百多万，当然，用在南京政府开支有多少就很难说了。第二招是发行军需公债，可是临时政府控制地区有限，到哪里去发行？况且，各个地方没有钱了也要发行债券。尽管如此，靠着这一项，还是筹集到了四百六十三万元。还有，就是从江苏盐税中要了一百一十万元，孙中山还想多要些，但两淮盐政总理张謇不答应，两人为此几乎翻脸了。

唯一的指望，也是孙中山寄予最大希望的，就是借外债了。英美对临时政府并不感冒，向外借款的主要对象就是日本了，况且孙中山和日本的关系不错。首先是以江苏铁路公司为抵押，向日本大仓洋行借了三百万元，黄兴、张謇也以私人名义从日本三井洋行借到日金三十万元来筹建南京政府。

这点钱还不够填牙缝的，所以还得借钱。可是，这时的中国国力孱弱，国家信用极低，列强对中国又虎视眈眈，岂能在不伤主权的前提下借到钱？虽然孙中山声称借外债应该“一不失主权，二不用抵押，三利息甚轻”。可是真正实施起来，才发现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临时政府于是又展开了以招商局为抵押和汉冶萍中日合办的两笔贷款。这两笔借款立刻遭到了全国舆论的批评，认为前者出卖了中国的航运业，后者是贱卖了中国企业和资源，反对之声不绝于耳。这样的决议自然是通不过参议会的。特别是汉冶萍借款，临时政府已经偷偷拿到了二百万元，更是激起了参议员们的不满。尽管孙中山和黄兴为了钱的事情几乎苦苦哀求，声称没钱的话，“将陷于革命军解散和革命政府垮台的危机状况”。黄兴几乎累得吐了血，但两笔贷款都被迫中止。其实孙中山所面临的问题，和袁世凯在善后借款遭遇的问题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孙没有撑过去，也没有能力强行借款，但袁世凯做到了。

无奈之下，孙中山和黄兴甚至想到了和日本人缔结秘密协定，以一千万元将满洲租借给日本。待拿到了钱，武装了军队，看谁还敢说空话？！可是日本人没有答应。他们认为满洲并没有在南京临时政府控制之下，自然不愿意为一个空头承诺买单。况且，此时南北和谈正在进行中，南京临时政府存在多久还是未知的。

（2）       临时政府的管辖范围

一个旧政权的瓦解，必然是群雄崛起。起义各省虽然成立了临时政府，可是这个临时政府的管辖范围非常有限。如前所说，大多数省份并不是控制在同盟会人员手中，他们自然对于这个由同盟会控制的临时政府是持观望、甚至抵制的态度。真正支持孙中山的地方政府首脑，就只有上海的陈其美、广东的胡汉民了。此外，江苏、浙江等地虽然不在同盟会的控制之下，但因为地域关系，对于南京政府也是给予了一定的支持。

首先起义的湖北地区，早就和同盟会闹翻了，虽然黎元洪也被选为副总统，但他们对临时政府毫不关心。一来，他们是首义地区，对后来才介入的同盟会本来就看不起，二来当时武昌地区依然也是南北争夺的中心地带，他们无暇参与临时政府的纷争，三是南京临时政府也排斥武昌革命者，临时政府除了黎元洪一个虚位外，武昌起义的重要领导人无一进入临时政府，这使得武昌起义将领下定决心和孙中山决裂。南方、及西南诸省也视武昌为重要中心，大批援军依然是奔赴武昌。

云南是立宪党人蔡锷为主领导的起义，主要领导权控制在立宪党人如蔡锷、唐继尧（有人称其为同盟会会员，但其实质上和同盟会无联系）等手中。他们也组织北伐进贵州，入四川，在西南地区形成了另一个中心。四川、江西、安徽等地内部纷争不断，军政府林立，也顾不得南京政府。湖南、福建、广西的同盟会虽然有很大影响，但主要领导人却是立宪党人或前清官员。值得一提的是，江苏都督程德全虽然是前清巡抚，但其对南京临时政府给予极大的支持。

汇集在南京政府附近的，有二三十万各地的援军。其实这些援军大多是被出发地区所驱赶的，为了消灭竞争对手，打发他们去北伐是各省实力派常用的手段，如广西的赵恒惕军、广东的姚雨平、上海的李燮和部、浙江的吕公望部、镇江的林述庆部等等。这些来自各地的部队，都是积极革命者，他们极力支持北伐，他们虽然都听南京政府的调遣，但只能用于打击清军，至少此时很难成为孙中山加强个人权威的依靠力量。他们犹如美国独立战争时来自各州的部队一样，可以打击英军，却不会效忠于个人。没有钱，这些部队反而成为了南京政府巨大的负担。

不过，孙中山还是利用临时大总统的权威，为同盟会争取到了江西、安徽两省的控制权。前面已经提到，孙中山以大总统令，解除了江西都督马毓宝职务，杀害江西会党领袖朱汉涛。南昌军界、商界大多反对，李烈钧部再采取偷袭的方式，解除了南昌城内支持马的四个团的武装，从而夺得了江西的控制权。

安徽主要分为两个政权，孙毓筠的政府控制着江北一带，黎宗岳部控制着江南。孙毓筠是老同盟会员，一直在清朝监狱坐大牢，南京解放的时候才被释放，被上海的同盟会任命为安徽都督。孙没有多少实权，但几年的炼狱生活自然也是名声大噪，安徽各界也就接受了他，形成了联合政府，但孙毓筠并没有多少控制权。黎宗岳和湖北黎元洪比较接近，是九江马毓宝派来进攻南京的部队，路经自己的家乡安徽的时候不走了，也建立了一个军政府，代表皖南人的利益。后者和同盟会没有多少关系，自然是要被消灭的。孙中山派遣亲信部队北伐第一军柏文蔚部到了安徽，顺便攻打黎宗岳部。黎感慨道：“同室操戈，安得共和？近几个月的事实证明，军人的争利，是国家的一个大害，我决心解甲归去”于是发了通电辞职，解散大通军政府，只身回到了九江。柏文蔚大军在皖，孙毓筠也只好辞职，把都督的位置让给了柏文蔚，于是安徽也成为了同盟会控制的地区（此时孙中山已经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

（3）各种矛盾的激化

南京临时政府是同盟会主导成立的。它首先是上海的陈其美竭力推动这样的政权成立，而后，黄兴主镇南京，使得南京成为了同盟会的大本营。虽然在大多数省份，同盟会并未控制政权，但建立全国性的政权组织，也只有同盟会才能承担这样的任务了。这是因为起义前，唯同盟会是全国性的组织，而且还有自己的领袖。立宪党人和前清官员虽然控制了多个省区，但毕竟他们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组织，也没有自己的政党，也没有自己的领袖。也正是因为这种原因，各省派来的代表也大多是同盟会员，四十三名代表中，同盟会就占了三十四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革命派占了主导，但是，这些人是否能代表立宪党人和前前清官员为主导的省份，让这些省份支持新的政府，就很难说了。

第一个内阁成立了，成员主要是同盟会员和江浙一带立宪党人。可是这个内阁加深了南方阵营的分裂。由于武昌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会党共进会首领孙武被排挤，导致武昌和南京政府的分裂公开化。西南诸省（云贵川桂等）的领袖也无一进入内阁，使得他们成为了这个政府的旁观者。江浙的立宪党人张謇、汤寿潜、陈锦涛和程德全等虽然都被任命为各部总长，但他们均不愿意参与，都借故躲在上海。光复会首领陶成章被杀害后，光复会的人也对同盟会政府持抗拒的态度。

此外，这些大多是同盟会的代表（临时参议员）也面临两难的问题，遇到审议的事项，他们应该本着党的利益为大，还是自己代表的省份的利益？比如汉冶萍借款案，让湖北的同盟会代表格外为难，他们根据湖北的民意坚决反对这项借款，又招致同盟会某些领导的愤恨。

关于确立首都问题，南京临时参议院第一次表决是28票支持北京，20票支持南京，此时，支持袁世凯的省份还未参与投票。孙中山、黄兴大为恼怒，声称要将投票北京的同盟会员抓起来，一番威胁之后，于是再开会，27位到会议员中，19名投了南京，6名投了北京，2民湖北议员干脆投了武昌。孙、黄威逼议员事件，更招致了大家对同盟会的不满，包括一些同盟会员在内的许多议员当即宣布辞职，议员人数从开始的四十多人只剩下了二十几人。

自孙中山当选临时总统之后，南方阵营逐步走向分裂并对抗起来。同盟会从被人们寄予较大的期望，变成了众多舆论指责的对象，如专制、争利等等。一些非同盟会的政治势力，也迅速地组建政党，将同盟会最为主要的抗衡对象。如武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们组建了民社，原光复会的章太炎、江苏都督程德全等一帮知名人士则组建了中华民国联合会，部分立宪党人则组建了共和建设讨论会，等等。这些政党的建立，使得非同盟会势力有了抗衡的政治力量，同盟会及其控制的临时政府遭遇的压力进一步加强。

三个月的临时大总统，让孙中山心力憔悴。除了为财政、政务和应对同盟会和反对派的纷争耗尽心血外，自己的声名也迅速下滑，成为诸多力量谴责的对象，同盟会内部也面临瓦解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孙中山其实是急于要让出临时大总统的原因，而且在孙辞职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孙黄在政治上也比较消沉，除了准备致力搞铁路建设外，党务交给了宋教仁主要负责。直到后来，孙办铁路事务失败，而宋教仁主持的国民党工作红红火火，孙再次将精力转向了政治。不过，自此以后，孙除了口号上依旧激进外，在实际运作中不再支持什么民主和宪政原则，无论是重新组党，还是成为护法为名的非常大总统，都坚决主张个人的专断权为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