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达tr4:王树声大将

王树声（1905-1974）同志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军事家，我军军械装备建设和军事科学研究事业的重要奠基人和领导人。原名王宏信，湖北麻城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建了麻城县第一支农民武装，1927年参与领导麻城暴动和黄麻起义。1928年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团长、副师长兼团长、师长、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第31军军长、西路军副总指挥兼第9军军长等职。他英勇善战，战功显赫，为创建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建立了不朽的功勋。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他身遇危难，矢志不渝，一心向党，最后一路乞讨，历尽艰辛，辗转回到延安，先后入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学习。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晋冀豫军区（后为晋冀豫边游击司令部）副司令员、代司令员。1940年6月，晋冀豫军区一分为二，分别组成太行、太岳军区，他改任太行军区专职副司令员兼人民武装力量动员部部长。他从革命的根本利益出发，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愉快地服从组织分配。他说：“职务大小，都是为人民服务，我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争名誉地位的权利。”在率领太行军民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参加反“扫荡”和百团大战的同时，下大力气抓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使地方武装同正规军的比例由1941年的77：100上升到1942年的200：100，从而为主力部队输送了大量兵员。1942年秋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参加整风运动。1944年10月，任河南军区司令员，率部深入河南敌后，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建立起了拥有300多万人口的河南（豫西）抗日根据地，与新四军第5师一起在中原地区打通了华北与华中的联系。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第1纵队司令员、鄂西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鄂豫军区司令员等职，为中原解放区的创建与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湖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二政治委员等职，为加强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特别是武器装备建设和军事科研事业作出了贡献。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九、十届中央委员。1974年1月7日病逝于北京。

　　大事年表

　　1905年—1930年

　　1905年5月26日（农历四月二十三），出生于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区项家冲。

　　1923年春，考入麻城高等小学，在校长、堂兄王幼安（又名宏文）的教育启发下，阅读进步书刊，加入该校马列主义研究会，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

　　1925年春，受聘在本乡教私塾。不久任乘马岗初等小学校长。

　　1926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乘马区农民协会组织部长，领导本地农民运动，并组织农民武装。

　　1927年初，任国民党麻城县党部委员，中共麻城县委委员，县防务委员会委员，县农民协会组织部长。4月，湖北麻城和河南光山一带土豪劣绅，组织红枪会土匪武装万余人进行暴乱，指挥农民武装坚决反击。在敌众我寡的危急关头，他只身去武汉找董必武、毛泽东搬兵，带领省府警备团和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军，平息了暴乱。6月中旬，指挥麻城农民县农民自卫军和义勇队在破寨岗激战三昼夜，打垮地主武装万余人的进攻，追杀20公里，毙俘敌3000余人。后又相继指挥了癞痢寨和扬泗寨战斗，粉碎了地主武装进攻。战后群众将破寨岗改名为得胜寨。8月20日，参与组织指挥北界河战斗，粉碎了麻城流亡土豪劣绅武装杀回乡里的企图。

　　1927年9月下旬，参与组织领导麻城“九月暴动”。11月13日，率部参加了黄麻起义。起义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任第二路军分队长。之后，参加木兰山游击斗争。

　　1928年1月，鄂东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7军。4月，任工农革命军第7军第1队党代表，率队返回黄麻地区，参加开辟柴山堡根据地，实行边界武装割据。7月，第7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1师，任第1大队（第91团）党代表。

　　1929年6月至12月，率部参加粉碎敌“罗（霖）、李（克帮）”和“徐（源泉）夏（斗寅）”的三次会剿。9月，任中共鄂豫边特委委员。

　　1930年3月，中共鄂豫皖边特委成立，任特委委员。4月，鄂豫皖的三支红军合编为工农红军第1军。5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第1师第1团团长。6月至8月，率部与兄弟部队配合作战，两次出击京汉铁路、攻战杨家寨、伏击扬平口、突袭花园镇，三战三捷，歼敌2600余人。12月，率部参加第一次反“围剿”作战，先后攻占金家寨、麻埠、独山、叶家集、东西鲜花岭，歼敌5000余人。

　　1931年—1940年

　　1931年1月，任鄂豫皖红4军第10师第30团团长，率部参加磨角楼战斗，以“围点打援”战术获胜。2月，以“坑道爆破法”攻克敌设防坚固的豫南重镇集。3月至9月，任第33团团长，在双桥镇战斗中，率部担任主攻，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全歼敌第34师，活捉敌师长岳维峻。4月至5月，率部参加第二次反“围剿”作战，后调任红11师副师长兼第33团团长。在南下蕲（春）黄（梅）广（济）的行动中，指挥所部攻克英山县城，打开南下通道，回师途中激战洗马畈，粉碎敌重兵阻截。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黄安（今红安）县七里坪成立，任阅兵总指挥，指挥了隆重的阅兵式，后任红4军第11师师长。11月，红四方面军运用“围点打援”战术发起黄安战役，率部担任最艰巨的打援任务，先后击败敌三个师的援兵，此役共歼敌1.5万余人，活捉敌师长黄冠英，黄安县城获得解放。为纪念胜利，将黄安县改名为红安县。

　　1932年1月，率部参加商（城）潢（川）战役，打败敌军4个师另1个旅，解放豫南重镇商城等大片地区，此役他身负重伤。7月，调任第25军第73师师长，率部参加潢（川）光（山）战役，歼敌1.5万余人。接着，又率部参加麻城战役，歼敌一个多旅。8月，率部参加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和冯寿二、七里坪、扶山寨等战斗。10月，由于张国焘盲目轻敌错误，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向西转移，率部担任后卫，在枣阳新集、土桥埔等战斗中，迭挫强敌追堵，在漫川关被围的危急关头亲率一个团和兄弟部队配合突围，打开了全军的通道。12月，指挥先遣团，翻越大巴山，挺进川北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参加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33年2月至6月，指挥所部参加了反“三路围攻”作战，粉碎了四川军阀田颂尧6万余人的疯狂进攻。7月，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第31军军长。同年8月至10月，参与指挥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和宣（汉）达（县）三次进攻战役。11月至次年8月，协助总指挥徐向前指挥反“六路围攻”作战，共歼敌8万余人，巩固和发展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5年1月，参与指挥广（元）昭（化）战役。3月，协助徐向前指挥强渡嘉陵江战役，开始长征。4月至5月，参与指挥土门战役，歼敌1万余人，挺进岷江地区，为迎接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作出重要贡献。6月至7月，任岷江纵队司令员，指挥所部在茂（州）威（州）汶（州）地区抗击强敌进攻，有力地 保障了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10月，随部南下川康边地区，先后参与指挥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和天（全）芦（定）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共歼敌1.3万余人。

　　1936年3月，率部队进入甘孜道孚炉霍地区，6月，与红军第2、6军团会师，第二次北上。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接着，红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这委命令，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他在病中以教导团团长的身份随部西征。11月，过河部队改称西路军，并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任西路军副总指挥（后兼第9军军长）、军政委员会委员，参与指挥血战河西走廊的多次战斗。

　　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孤身辗转，历尽千辛万苦，于8月到达陕北延安。毛泽东在窑洞里接见了他，说：“西路军的失败你没有责任......”后介绍他去抗大第三期学习。之后，又转入马列学院第一期学习。

　　1938年4月，任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指挥所部开展后游击战争，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

　　1940年6月至1943年10月，晋冀豫军区撤销，成立太行军区，任太行军区副司令员，协助刘伯承指挥抗日作战。

　　1941年—1950年

　　1944年9月，率部进入豫西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组建了河南军区，任司令员。

　　1945年10月，奉命率部南下桐柏山，与新四军第5师会合，组成中原军区，任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接着奉命率部移师光山泼皮河，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与兄弟部队一起，牵制国民党军精锐部队30余万兵力达8个多月之久，为我军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创造了条件。

　　1946年6月，参与指挥中原突围，率左路军先后突破敌重兵防守的平汉铁路和汉江防线。8月初，1纵撤销，组成鄂西北军区，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武当山区开辟鄂西根据地。

　　1947年7月，率部随刘邓大军挺进中原，任鄂豫军区司令员，配合刘邓主力，粉碎国民党军“重点清剿”，为重建大别山根据地打开了局面。

　　1949年5月，任湖北军区副司令员。

　　7月，兼任鄂豫皖边剿匪指挥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统一指挥湖北军区部队和三野、四野各一部，彻歼灭了大别山国民党残匪，活捉敌中将总司令汪宪以下1.5万余人。

　　1950年5月，任湖北军区司令员。

　　1951年—1960年

　　1951年8月，任中央革命老根据地访问团鄂豫皖分团团长，热情慰问革命老战士和父老乡亲，挨门挨户访军烈属，深切关心老区建设。

　　1954年1月，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致力于研究改善我军的武器装备，加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2月，任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湖北省军区司令员。还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议。

　　9月，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国防部副部长。

　　1955年3月，任总军械部部长。

　　9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9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59年4月至6月，参加中国人民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蒙古、东德、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亚七国。

　　1959年11月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协助院长叶剑英元帅致力于军事科学的研究工作。

　　1960年，组织领导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种条令条例的制订工作，还参加徐向前主持的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委会的领导工作（至1973年结束）。

　　10月，出席军委扩大会议。

　　1961年—1974年

　　1961年2月，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汇报我军《合成军战斗概则》、《连以下步兵战斗条令》、《空军飞行条令》的制订情况。

　　4月24日，发表军事著作《几点作战经验》。

　　1961年至1963年，主持筹建军事科学院军事技术直观教研馆，建成后的该馆分设9个教研所，成为对干部进行军兵种知识和合成军知识教育的基地。

　　1969年4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70年3月，遵照中央军委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带领军宣队进驻七机部等国防工业口，对其所属院、所、厂实行军管。

　　1971年6月，出席军事科学院第一届党代会。11月30日，陪同周恩来总理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

　　1972年1月，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带领11人组成的“学习调查组”赴南京军区调查，为军委扩大会议的召开提供第一手材料，向军委写出了林彪对军队建设进行破坏情况的调查报告。

　　2月，陪同周恩来总理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

　　5月20日，以国防部副部长名义邀请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来华访问。

　　6月20日，陪同董必武代主席，接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

　　7月10日，陪同周恩来总理会见也门总统伊斯梅尔。7月18日，陪同周恩来总理宴请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理艾尼。

　　9月29日，陪同周恩来总理会见日本国首相田中角荣。

　　10月，以国防部副部长名义邀请秘鲁军事代表团来华访问。

　　11月，任军事科学院第二政治委员，党委第二书记。

　　1973年8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74年1月7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69岁。

王树声生平介绍

　　一、再破黄安城 活捉赵瞎子

　　1931年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黄安县七里坪宣告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王树声任第十一师师长，成为总指挥的得力助手。不久，红四军接到了攻打黄安城的命令。

　　黄安位于大别山南麓，是鄂东北的重镇。守敌为六十九师的两个旅共4个团。师长赵冠英，在黄安精心部署兵力，大力构筑工事，摆出一个“众星捧月”的防御体系。战前徐向前总指挥分析了三条：首先，敌虽兵力多，装备好，可自9月调驻黄安以来，即不断受到我武装群众的袭扰，军心涣散，士气不佳；其次，敌虽工事森严，可从总体布局看，过于突出、孤立，犹似单枪匹马深入，难以与我持久抗衡；其三，也是最主要的，敌虽控制了供应要道，可兵力有限，只要高桥、桃花两处断其援军，就等于扼住了赵冠英的脖子，置敌于死地。因此，打援就是我们这次战役成败的一大关键。

　　王树声率领的第十一师担当了打援的重任。在兄弟部队和黄安独立团配合下，他们击退了敌第三十一、三十三两个师和黄安城内敌人的增援，攻克高桥、桃花店两镇，全歼守敌一个团，首战告捷。赵冠英一听高桥、桃花店失守，顿感仿佛有一条绳索套上脖子，暴跳如雷要夺回两镇。但令部队猛冲多次，也未能成功，反而损兵折将上千。粮弹供应断线，出城反攻碰壁，军中怨声渐起。

　　12月7日，驻宋埠之敌第三十师的两个旅，经尹家河向黄安出援。王树声指挥第三十三团阻击，采取挫其锐气、磨其实力，寻机痛打的战术，给敌以重创；9日，敌人1个旅进至黄安城郊嶂山脚下的十里铺，王树声指挥第十一师以两个团分别向敌人两翼猛烈反击，又全歼敌一个团；20日，在黄安战役“围点打援”的关键时刻，驻守黄陂之敌第三十三师3个旅，驻宋埠之敌第三十师1个旅，分两路向黄安县城以钳形攻势增援，战斗十分激烈。敌人曾一度突破我前沿阵地，逼近红十一师指挥所。

　　在这干钧一发之际，徐向前总指挥亲率三路劲旅，如天兵飞降，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凶敌的正中和左右两翼压来。王树声和红十一师战士，顿时精神振奋，力量倍增，他亲率师通信队、手枪队和第三十一团，与敌人展开肉搏战。他身先士卒，提出“死守桃花店，寸步不后退”的战斗口号，鼓舞干部战士浴血奋战，彻底打垮敌人的增援。红十一师打援成功，宣告厂赵冠英的末日到来。红军第一架飞机“列宁号”的助攻，敲响了黄安守敌的丧钟。赵冠英扒掉军装，换上便服窜山西门企图溜走，谁知冤家路窄，在红十一师打援地区的一个小寨被群众认出活捉。

　　二、夜摸青龙观 吓煞刘神仙

　　1932年寒冬，转战川陕的红四方面军迅速建立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一大片红色区域。相互厮杀中的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田颂尧、邓锡侯等，预感到他们共同的不妙前景，不得不接受蒋介石“立即停战言和”的敦促，暂停了在川西的火并，宣布枪口一致对付红军。

　　蒋介石委任在军阀争霸中得势的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统120余个团共20多万人马向红军发起6路围攻。“三期总攻”过去，刘湘被愈战愈强大的红军在东、西两线打得焦头烂额，损兵折将3万余人，原定“三个月内全部肃清川陕边区赤匪”的野心破灭了，原本就“各怀鬼胎”的各路军阀矛盾进一步加剧，面临散伙的危险。刘湘只得拨款400万大洋和400万发子弹奖励各路军阀再战。为确保“剿匪”的全胜，还请出他的最高军事顾问、军师“刘神仙”为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他全权指挥。

　　“刘神仙”名刘从云，本是威远县一浪子，当“八字”先生骗乡民钱财。正当他穷困潦倒之际，恰值刘湘、刘文辉两大军阀为争霸在泸州和老君台爆发激战，打得难分难解。他为刘湘胡占一卦，说道“两战必胜，全川属君”。这无非想讨个欢心骗些钱财，没想到“瞎猫碰上死老鼠”，居然测了个正着。生来迷信的刘湘，佩服得五体投地，从此拜刘从云为师父，言听计从，奉为“活神仙”。

　　徐向前定计将刘湘引到东线作战，并决定由王树声在西线多作点文章，把这股祸水引向东去。为实现“诱敌东歼”的战略，分管西线的王树声副总指挥，巧施妙计，将“迎击”变为“迎敌”。6月27日佯装败退，撤出敌人急欲占领的通江城；又虚晃一枪，分兵向东进击，攻占城口，造成红军将出巫峡、奉节，直捣刘湘老巢万县的声势。刘神仙果然中计，举兵东进万县，即钻进我军布下的铁阵。刘神仙使出浑身解数，驱赶数万人马，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对红军进行了轮番猛攻，可遗憾的是只留下了一批批尸体。黔驴技穷的刘神仙孤注一掷，下令农历七月初五与红军决一死战。

　　战场形势对我极为有利，方面军决定总反攻开始。战略部署是：先集中兵力击破敌人第五路，尔后再挥戈向西，横扫西线敌人。东线敌军第五、六路七、八个师分布在东起万源西迄通江东南100多公里战线上。我军把反攻的突破口选在万源东南的青龙观。青龙观位于万源城西南70里的青龙山主峰，形势险峻，两侧全是抬头望不到顶的、刀切斧削般的悬崖峭壁，只正面有一条羊肠小路可通。

　　总指挥部之所以选此处为总反攻的突破口，一是由于这里恰系敌主力第五路左、右两翼的结合部，一旦攻取，就能将敌拦腰斩断；二是由于这里易守难攻，敌人防备较松，较适宜我军采取夜袭方式，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举夺下；三是由于刘神仙最近常出没青龙观玩神弄鬼，说不定还可来个“擒贼先擒王”。

　　突破青龙观的任务由擅长夜战的第三十一军二七四团担任，这是一支由王树声在鄂豫皖根据地亲自带出来的素以攻如猛虎、守若泰山名扬军内外的部队。王树声针对川军畏惧夜战的弱点，亲率二营向青龙观出发，穿山越涧，攀藤附葛，登悬崖，爬峭壁，过暗哨，神不知鬼不觉地摸上了青龙观。正披头散发“作法”的刘神仙，听到枪声一响，感到大事不妙，这个长期花天酒地、外胖内虚的妖人，手中宝剑掉地，从祭坛上栽了下来，便一命呜呼了。

　　夜袭青龙观，歼灭敌师部和一个营。后续部队紧接着投入战斗，乘胜追击。从8月9日到9月22日，我军在40多天反攻作战中，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四川6路军阀，使敌人“空全川之兵”、“竭全川财力物力”发动起来的6路围攻，遭到了彻底的破产。

　　三、强渡嘉陵江 气坏邓锡侯

　　接到遵义会议后中央军委的指示，红四方面军收缩东线部队，集中主力强渡嘉陵江，迎接中央红军。

　　嘉陵江，是四川省的四大河流之一，起源于秦岭山脉，与长江汇合于重庆，中上游出没在高山峡谷之中，水深流急，对于缺少渡河工具的我军来说，确是一道不易逾越的天险。敌为阻止我军西渡，以52个团的兵力布防。北起广元，南至南部县境的沿江一线，敌具体兵力的配备是：邓锡侯部17个团，防守北起广元以北陈家坝，南至江口以北的沿江地段，其中以10个团守备江防，以6个团分别于车家坝、三磊坝和下西坝地区作预备队，以1个团担任广元兵站勤务。田颂尧部35个团，防守江口以南迄南部县境新政坝的沿江地段，其中33个团守备江防，以1个旅为预备队。上述邓、田两敌江防部队均筑有坚固工事，妄图凭借嘉陵江之险，阻止红军向西发展。但是，由于敌人防线绵长，致使兵力稀薄，纵深空虚。

　　根据当时敌情和地形，主要突破地段选在哪里为好?徐向前、王树声等领导反复勘察了地形，确定集中兵力在苍溪县的鸳溪口至阆中以北地段，实施多路而有重点的突破，首先夺取沿江要点，尔后向敌人纵深发展，占领嘉陵江至涪江的广大地区，为向甘南发展创造条件。我军选择的这一主要突破地段，江面虽较宽，约150—400米，却是敌人整个江防的薄弱部位。该地段正面宽约30公里，敌人仅部署了3个团，一线地区只有4个营；这些部队属田颂尧第二十九军，装备较差.又因屡遭我军打击，士气低落，是薄弱而好打之敌；从地形条件看，东岸一般高于西岸，便于我军隐蔽待机和组织火力掩护；水文条件有利，江水流速缓慢，水深只有3至5米；岸滩比较平坦。战后，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共军竟乘虚进攻，真可谓善于选择弱点。”

　　在根据地人民大力支援下，军民协力经过一个多月的辛勤劳动，造出了可以同时运载3个团的船只，还用毛竹扎了3座浮桥。造船的同时，各部队在思想动员、敌情侦察、组织计划和渡河训练等方面，进行了周密而充分的准备。王树声亲任渡江前线总指挥。

　　3月28日黄昏，各部队按预定计划推进至嘉陵江边。29日凌晨3点钟，渡江开始。涂有“奋勇杀敌，争取革命早日成功”大红字的木战船如百舸争流，直冲对岸。敌人用猛烈的火力阻挡我军前进。勇士们顶着弹雨，齐心协力向前摇着、划着，先头连登陆成功。可岸畔是一片空荡荡的、难以掩护的沙滩；而且敌人又在强大火力支援下反攻过来。在此万分紧急时刻，王树声指挥炮兵开火了，密集的火力构成了道道火网，映红了嘉陵江上空，打得反扑的敌人缩了回去，掩护突击队乘机从左、右两侧插入敌阵，拿下几个大碉堡，巩固了滩头阵地。随即，大量后续部队，通过强架的竹扎浮桥，涌过江去。拂晓，强渡完全成功。红军乘胜追击，一天推进70多里，全歼江防守敌刘汉雄一个旅。敌人经营多年，自夸天堑的嘉陵江防线此刻全线崩溃。

　　四、血战剑门关 摔死刁司令

　　“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是唐代诗人李白对剑门地势的描述。剑门关确是险要，是横亘剑阁、昭化之间的剑门山的隘口，两边峭壁如利剑砍成，中间只有一条人行道南北向穿过，扼川陕要道，是一个战略要地和敌人江防重要支撑点。莫说大刀长矛的古代，就是洋枪钢炮的当今，这里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敌第二十八军宪兵司令刁文俊率3个团在该地防守，他口出狂言：“就算他红军能渡过嘉陵江天险，也插翅难飞过我的剑门关。”

　　敌人原定的战略部署，是以剑门关为中心，组织起面北防御的。他们断定，红军若渡嘉陵江，只能在剑门关以北，而非南。这是因为关北江面，水流和缓平稳；而关南江面，水深流急，无船难渡。尤其是前不久红军偷渡失利，他们又加强了沿江防御工事，并毁坏了沿江所有的船只。因此，只要他们把牢剑门关，再由陕南胡宗南部在关北70里外的广元一线布防，构成南北夹击之势，红军一旦钻入，必遭歼无疑。

　　然而，“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红军偏偏从剑门关南第二次渡江，并一举突破敌沿江防御工事，使邓锡侯苦心布置的以剑门关为中心的面北防御，彻底落空。

　　红三十军和三十一军先后到达剑门关地区，对敌形成三面包围之势。不甘灭亡的刁文俊，依托其坚固的工事，逼着士卒将所有的轻重火力，汇成一股股炮风弹雨，向我军不停地倾泻；而我军炮火有限。王树声决定集中使用迫击炮和机枪，掩护突击队对敌各个集团工事实行逐点攻击。4月2日11时许，攻击全面展开，敌拼命反扑，迫使红军的攻击部队一次又一次地攻上退下，退下攻上，几度拉锯。几个回合的恶战过去，敌二道阵地终于被夺取，只剩下最后一道防线了，但攻击部队经过长途奔袭和一天一夜苦战渐渐显得力不从心。

　　王树声决定速调“夜摸青龙观，吓煞刘神仙”的二营预备队上阵。敌人忽见红军预备队投入战斗，先是一愕，几乎忘记了射击；可稍顷，炮火就更疯狂、更猛烈地打来。二营利用山坎，重新组织好战斗队形，趁着敌人炮火稍松，又开始猛冲，眼看敌人最末一道阵地就要陷落了，可红军的支援炮火却意外地稀疏下来，营政委鲍英连中数弹倒下，王树声在望远镜里看得真真切切，悲愤万分。一查，原来3门炮只剩下仅有的10发炮弹了。

　　王树声命令炮兵连长三炮必须打下敌人主峰上的大暗堡，片刻之后，3声炮响，敌主峰上的工事果然被摧垮。霎时，匍匐的红军勇士们，一跃而起，杀声连天地冲上山顶。失去工事的敌人，如被捅了巢穴的蚂蚁，你争我夺往关上乱窜乱跑。

　　但刁文俊早给守关人下了死命令，凡败退逃命者，一律格杀勿论，因而一阵枪响又逼得逃敌调头回跑。前路受阻，后退无门的残敌被压到了一个不足300来米的漕沟，红军居高临下，手榴弹像漫天冰雹落下，炸得敌人烂成一锅热粥。刁文俊想发给每人10块银圆作“拼命奖”，但已不起任何作用。无计可施的刁司令只好带了几个亲信一边催马向关上逃命，一边往路上大把大把撒着银圆，他们以为红军像他们一样见钱眼开。这可打错了算盘！红军战士紧追不舍，刁文俊好不容易奔到关前，可雄关早已易主，又只得慌忙转向营盘嘴。就在这时，自命不凡、害人一世的刁司令，勒马不及，摔下了万丈深渊。当天黄昏，守敌3个团全部被歼，红军一举占领了敌人所谓“插翅难飞”的剑门关要隘。

　　“打破剑门关，好比得四川”。剑门关的夺取，拔掉了敌人沿江防线的最后一个要点，为方面军取得整个渡江战役的全胜创造了有利条件，在红四方面军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