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圭武：农民问题及三十年农村改革反思

作者：宋圭武  时间：2011-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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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问题是什么问题

　　农民问题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有农业，就有农民，有农民，就有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既具有时间特性，也具有空间特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不同，农民问题必然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不同的地理空间，在生产的要素结构等方面必然也是有所不同的，这也会导致农民问题呈现出不同的空间特点。

　　在一个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内，农民问题根本应是经济问题。说农民问题是土地问题，或说农民问题是制度问题，或说农民问题是技术问题，等等，其最终落脚点都是经济。经济是决定社会发展的基础变量，经济也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基础。

　　但经济本身也是一个结构系统，其中生产要素所有权结构是最为关键的。而在生产要素系统中，核心生产要素又是最关键的。谁掌握了核心生产要素的所有权，谁就掌握了经济生活中生产和分配的主导权。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权力的生产和分配，而权力的生产和分配取决于经济行为人所掌握的生产要素的重要与稀缺程度。新制度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认为，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由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不同，成为最难获得或最难替代的生产要素是不同的，由此决定社会权力的中心和社会财富的分配制度也是不同的。所以，从根本方面看，农民问题是经济问题，但最关键是核心生产要素所有权的实现问题。

　　由于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时代，核心生产要素是不同的。所以，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时代，农民问题呈现不同的特征。

　　在农业经济时代，农民问题可以说是土地问题。在漫长的农业经济时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人类的生产主要表现为人与土地的关系，这时决定了土地是最重要或最稀缺的生产要素。所以，这时谁掌握了土地所有权，谁就掌握了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权，土地所有者成了农业经济时代的最富有者。在这种情况下，解决农民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地权的实现问题。

　　在工业经济时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土地生产要素的地位逐渐下降，而货币资本、机器设备等物质资本的地位不断上升。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主要依靠资本，资本成了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资本的多少决定了财富分配额的多少。马克思说，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随着工业化的深入，社会财富越来越向资本所有者集中。这时，加大资本投入，让农民真正拥有发展的资本，是工业经济时代解决农民问题的主要手段。所以，在工业经济时代，农民问题实质是资本问题。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谁拥有了知识，谁就可以获得财富。“知识＝财富”将是知识经济社会的一条基本公理，知识的拥有者将是社会的最富有者。所以，在知识经济时代，农民问题最重要的应是知识和技术的投入问题。

　　在未来社会，农民问题是什么问题，最终取决于未来社会的经济结构，取决于未来社会的生产要素结构，这里关键是核心生产要素的所有权特征。

　　从终极意义看，农民问题实质也是幸福问题。幸福是人类社会整体追求的最终目的，也是农民群体追求的最终目的。在现实生活中，人类总是通过各种手段，寻找通往幸福彼岸的路径。

　　解决农民问题，关键是要落实核心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和所有权收益。但在现实社会，核心要素的所有权结构不可能是十分均衡和理想的，这时，就存在一个利益分配的不均衡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解决农民问题，一方面，要在核心要素的所有权结构上做文章；另一方面，要通过制度设定来弥补其不足，如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各种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利益再分配的力度，依此解决农民收入分配低下的问题。在发达国家，已经有完善的有关农民的保护制度。在中国，党和政府也在不断采取措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切实提高了对农民的保护力度。

　　在中国，由于内外环境的不同，解决农民问题任务比其他国家将更为繁重。从内部看，长期的小农经济结构和特定的人文传统，决定了中国农民问题内部解决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这里不仅要进行经济的改造，也需要对沉重的历史人文精神进行改造，而且改造后者更需一种韧性和持久精神。从外部看，中国解决农民问题的背景是别人先进我落后。在这种情况下，加大了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难度，也加大了农业本身发展的难度。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政府在农民问题的解决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总体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在发展组织上，重视了家庭的生产功能。

　　在中国农村，重视家庭的生产功能，有其合理和积极的意义。一是可以充分利用传统文化的优势。血缘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而家庭实质就是一个血缘共同体。将家庭作为一个生产单位，有利于降低生产的监督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也有利于发挥分配的调节和保障功能。二是有利于发挥家庭在农业生产上的优势。农业生产不同于工业生产，其生产的自然性和季节性较强，其生产的流程也不标准，这就更需要生产者的灵活性和主动性，而家庭经营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三是农村发展的实践也证明，家庭承包制的推行，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社会生产力。

　　二、在发展目标上，重视了物质方面的建设。

　　三十年中国农村发展的轨迹，从总体上看，虽有人文方面的建设，但主要还是重视了物质方面的建设，其主线就是农民收入的增加。从农业生产经营制度的创新到农产品流通制度的改革，从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到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一直到新农村和现代农业建设，其实际的效果大都体现在物质建设方面，而非精神人文方面。三十年改革，农村物质方面的建设成就是巨大的，这也为以后农村更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硬件基础。

　　三、在发展动力上，重视了内部积极性的调动。

　　一、在发展的组织选择上，我们要更加注重各种合作组织的建设。

　　合作可以产生规模效益和分工效益。家庭本质也是一种合作组织，是一种以血缘为纽带的合作，但建立在家庭基础上的合作，其职能的拓展和作用的范围毕竟是有限的。合作既可以以血缘为纽带，也可以以地缘和业缘为纽带。中国农村发展，既要重视和发挥以血缘为纽带的合作功能，也要大力发展以地缘和业缘为纽带的合作，这也是更有效提高农村资源配置效率的要求。政府要大力推动农民之间的各种形式的合作，同时，也要注重提高合作的规范化和合理化水平。目前，中央提出建设现代农业，而现代农业就需要多种形式的合作。同时，大力发展农村合作组织，也有利于应对国际市场的严峻挑战。

　　二、在发展的目标选择上，我们要更加体现和落实人文关怀理念，坚持发展以人为本。

　　三十年农村发展，中央在政策制定上也是体现了人文关怀理念的，但在具体落实上，主要体现在了物质建设方面。今后农村发展，人文关怀就不仅要体现在理论上，而且也要体现在实践上，要在具体行动中体现出来，而且要作为重点来体现。目前，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倡导以人为本，反映在农村发展上，就是要将人文关怀落到实处。这里有几个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一是要注重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农民有了自由，但自由没有平等，自由的代价就是巨大的。因为若没有平等，自由就有可能受到自由的侵犯，自由只能体现为强者的自由，而弱者的自由就只能是受到强者自由的自由侵犯。二是要更加注重农村文化建设，丰富农民的文化娱乐活动。尤其在农闲时节，要多开展一些健康的文娱活动，不然，一些低级趣味的活动就会在农村乘虚而入和泛滥。要用文明的活动代替不文明的活动。三是要注重农村人的道德伦理方面的建设。目前在我国农村，道德伦理的缺失也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据调查，在一些村庄，一些老人遭到虐待或遭到不好好赡养的问题就十分严重。解决这些问题，既需要进一步创新社会保障制度，也需要加强道德伦理方面的建设。四是要更加注重农村生态和环境方面的建设。生态环境建设，既要注重城市方面，也要注重农村方面，二者都十分重要。

　　三，在发展的动力选择上，我们要更加注重外部力量的推动和拉动。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认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这是对我国农村所处发展阶段的正确判断。目前，来自农村内部的潜力可以进一步挖掘，但空间不大，推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更需要借助外力的推动和拉动，这种推动主要体现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拉动。对农村内部而言，就是用现代工业改造传统农业，建设现代农业。解决农村问题，从长远和根本看，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关键。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证明，解决农民问题最终要靠工业化、城市化推动。西方国家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过程，实质体现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农业和农村发展推动和拉动的历程。一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保证和先进的技术支持；二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奠定了稳固的前提；三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农村和农业的现代化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四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市场需求支持。

　　四、在发展的精神建设上，我们要更加注重农民诚信品格的培育。

　　要建设有合作意识和规则意识的社会，这里诚信建设最为根本。诚信是合作的灵魂和纽带。诚信能降低合作的成本，增大合作的收益。所以，有了诚信，人们之间就容易合作。中国农民为什么善分不善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诚信缺乏有关。当然，说中国人没有诚信未免有点绝对，在血缘的圈子里，中国人的诚信还是有的，所以，中国人更容易实现以血缘为纽带的合作。但在更为普遍的社会范围内，诚信就显得十分缺乏。另外，诚信也是规则的灵魂和保证。诚信的本质是遵守承诺，而规则意识本质也是遵守承诺。所以，有诚信意识，也就有规则意识，规则也就能得到保证和有效执行。

　　目前，诚信缺乏已是制约中国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大问题。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市场秩序的紊乱，等等，都是诚信缺乏的深刻表现。建立诚信社会，已是刻不容缓。一百多年前，一位叫明恩溥的美国传教士在《典型的中国人》一书中认为：中国人勤劳又刻苦，但中国人缺乏诚信，若中国人既有勤劳，又有诚信，那么中国人理所当然能够成为地球上最兴旺的民族。这里勤劳和诚信是支撑中国社会经济健康长远发展的两轮，二者缺一不可。有勤劳无诚信，勤劳是低效率的；有诚信无勤劳，诚信只能是贫穷的。有勤劳又有诚信，将既有家富，也将有国富；既有小富，也将有大富；既有短期富，也将有长期富。

　　建设诚信中国，人文精神改造是基础。而改造人文精神，习俗改造是切入点。首先，习俗是文化价值观念的外在表现与形式。从外在的习俗入手，是改造人文精神的第一步。其次，历史越悠久，习俗的沉淀就会越厚重，习俗对发展的阻碍就会越大，发展就越要重视对习俗的改造。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和儒家文化的一统天下，使与之相适应的习俗越来越深入到国人的意识深处，如面子文化，其本质就是缺乏诚信的，所以，中国的发展必须重视对习俗的改造。再次，对习俗的改造可以先行。因为习俗不同于政治，政治是与利益密切相关的，所以改革政治的阻力是很大的，政治是现代化的硬核。经济与政治相比，相对容易一些，但经济若不与政治进行配套改革，经济就有可能是高成本与低效率。而习俗与人们的利益联系相对较弱一些，所以改革也相对容易。而习俗的改革反过来又会有效促进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和发展。

大寨与小岗村各自的功过

　　大寨是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农村发展的一面旗帜。小岗村是改革开放后30年中国农村发展的一个起点，小岗村模式也代表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发展的基本形式。对待大寨和小岗村经验，我们应正确看待，不能以偏概全，既要看到其成功的地方，也要看到其不足之处。客观地看，大寨既有其“小”也有其“大”，小岗村也是既有其“大”也有其“小”。

　　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大寨基本经验概括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这里，笔者认为，大寨的“大”和可贵之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有合作。合作提供了一种组织优势。从经济学角度看，合作可带来规模优势和分工优势，这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生产成本。可以说没有合作，就没有现代文明，合作是实现社会经济长远发展的基本保证。中国农村要实现持久长远发展，就不能没有合作。合作是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基础，所以，合作不仅是中国农村发展的基础，也是整个国家发展的基础。二是有艰苦奋斗精神。艰苦奋斗提供了一种精神优势。大寨的发展，离不开这种艰苦奋斗精神。大寨本是太行山干旱土石山区的一个自然村，生产条件很差，山穷水恶，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历史上十年九旱。在土改前，每公顷粮食产量仅1000公斤，总产量60000公斤。1953年实现合作化以后，大寨人依靠集体力量和苦干精神，修梯田，闸山沟，改良土地，生产条件显著改善。1953--1957年合作化头5年，粮食总产量从1952年的96500公斤增加到1957年的136500公斤，增长41%，比全国同期增长率高出一倍多。特别是1963年夏，大寨遭受特大洪灾，80%房屋坍塌，80%庄稼受灾，20%以上耕地地基被冲毁、颗粒无收。但大寨人依靠艰苦奋斗精神，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大灾之年做到了国家救济粮、款、物“三不要”，口粮、生产用粮、征购粮“三不少”，共完成征购粮计划任务120000公斤，占当年总产的57。1%。从目前看，中国农村要实现大发展，艰苦奋斗精神仍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当然，大寨的不足之处也是多方面的。一是太理想主义。生产关系不能脱离生产力的现实，当生产关系太超越生产力的现实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就会产生一种副作用。大寨经验就显示了这一点。二是大寨缺乏一些实现有效合作的条件。首先是法治的缺乏。法治化是推动合作建设的必要制度条件。法治化导致规则化和有序化，规则的有序导致合作预期确定化，而预期的确定化又是合作成功的重要保证条件。人治只导致不稳定和随机，其后果只能是合作走向短期化和家庭化（血缘化）。其次是对个人需求的忽视。约翰·泰勒所强调的是：要实现合作，不仅要求能够通过合作增加合作者们的总收益，而且能够保证在收益的分配上使所有合作者都能受益。所以，要建立有效的合作，其一，共同体内部应充分认可成员之间的相关关系；其二，应充分尊重成员间的相互需求。再次，是诚信环境的缺乏。诚信是合作的灵魂和纽带。三是大寨的苦干精神缺乏科学精神的指导。科学精神就是理性精神。科学精神讲究长远、持续和合理发展。苦干精神如果没有科学精神统领，苦干精神就是盲目的。同样，科学精神也离不开苦干精神，没有苦干精神，科学精神就只能是空中楼阁。苦干精神和科学精神是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两翼或两轮。四是大寨精神缺乏人本理念。人本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发展缺乏人本性，发展就是异化的。

　　小岗村代表了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起点和基本形式。对中国发展而言，小岗村既是成功的，也是沉重的。小岗村既有“大”，也有“小”。小岗村的成功和“大”是符合了现实主义，主要是符合了中国的国情。首先，发展不能是空中楼阁，发展只能是一种立足在现实基础上的发展。任何脱离国情的发展，都只能是低效和高成本的，中国发展只能走中国特色的道路。其次，中国农村发展的实践也证明，小岗村的变革模式有力推动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家庭承包制的推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和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我国的农村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但小岗村的发展也是沉重的，也代表着一种“小”和不足，并且这种“小”对长期发展的制约是根本性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没有体现合作优势。小岗村变革体现了“分”的优势，而没有体现“合”的优势。同样一些工作，既可以通过“分”的形式完成，也可以通过“合”的形式完成。从经济学角度看，应当是“合”的优势要大于“分”的优势，但为什么在中国农村只有通过“分”才能激发积极性呢？这里面恐怕与中国农民的“自私性”是分不开的。大家合作在一块干活，总是互相算计着，生怕自己多干一点，结果就陷入一种自私的“囚徒困境”，每个人都算计着实现自己的最优，结果反倒是实现了最差的状况。“分”只能导致小富，而不能导致大富。“分”有短期效益，但在长期内，“合”才是效益的基础和根本保证。中国农村改革开放后一些村庄的发展实践也证明，发展较快或有重大发展的，大都是重视了合作优势的村庄。而一味重视“分”的村庄，其发展后劲总是有限的。所以，发展要符合国情，这是发展的一个基础，但国情未必就代表着先进性，所以，发展也要超越国情。农村发展，不仅要善“分”，而且要善“合”；既要有第一个飞跃，也要有第二个飞跃。第一个飞跃的实质是“分”，而第二个飞跃的实质是“合”。第一个飞跃是短期的，而第二个飞跃是长期的。二是没有体现规则意识。十八户农民“顶风作案”，实质也是一种规则意识缺乏的表现。规则意识缺乏，其消极作用要远远大于积极作用。中央政策正确不正确是一回事，但遵守不遵守又是另一回事。一方面，我们要尽可能保证政策制定的正确性，这是保证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但另一方面，规则意识也是实现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没有规则意识，既使路线和政策正确，在实际中也就不一定能得到有效贯彻和执行，这时路线和政策也就失去了其正确的价值和意义。另外，有了规则意识，社会发展的交易成本就低，这也有利于提高社会发展的速度和质量。还有，法律实质也是一种规则，所以，没有规则意识，法治社会建设也将难上加难。

　　未来中国农村发展，既需要超越大寨，也需要超越小岗村。农村改革，既需要理想主义，也需要现实主义。发展模式应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要结合起来。理想主义代表一种方向，现实主义代表一种基础。有基础没方向社会是静止的。有方向没基础发展是空想的。有方向，有基础，社会发展就是健康的。中国农村发展，需要合作，但需要超越大寨式的合作，需要一种建立在法治、自治、民主、平等、诚信、人本基础上的合作。同时，农村发展也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在生产组织上，我们既需要发挥家庭的优势，但也要避免家庭的劣势。单纯靠“分”解决不了发展持久性。合作和规则，是发展的重要基础。所以，小岗村是中国农村改革的起点，同时也应成为未来中国农村发展的终点。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