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本质是全方位改革开放 ——重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

　　程伟礼

　　国际学术界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所谓“中国模式”的命题是2004年5月由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乔舒亚·库珀·雷默发表题为《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的文章最早提出的。其实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史的文献资料看，“中国模式”命题最早是由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而且他不止一次地提出并不断加以阐述，到1992年南方谈话他把“中国模式”的本质内涵归结为改革开放的“全方位章程”，并具体阐述了有关“中国模式”的五大特性。

邓小平对“中国模式”具体而系统的论述

　　早在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中就强调：“中国革命就没有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去进行。”“既然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

　　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时指出：“我们不靠上帝，而靠自己努力，靠不断总结经验，坚定地前进。总之，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

　　1985年8月21日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尼雷尔时强调：“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当然，不是把它搬给别国。”

　　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穆加贝时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

　　1988年5月18日，邓小平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讲道：“要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讲道：“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

　　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期间，更是明确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从上下文的逻辑连贯性来看，这里邓小平所讲的“章程”是指道路、制度、方针和政策，在他的心目中已经把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全方位建立的章程看成是“中国模式”的内涵。他认为，只要这些改革开放所开创的道路，所创立的制度、方针和政策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中国就大有希望。

邓小平对“中国模式”五大特性的分析及其意义

　　重读南方谈话，人们不难读出在整个南方谈话中，邓小平紧紧围绕这些改革开放的“章程”，揭示了这些道路、制度、方针和政策的“创造性”、“时机性”、“全面性”、“关键性”及“坚定性”等五大特性，人们也可以把这五大特性看做是“中国模式”的特性。

　　首先，“中国模式”的命题是中国几代人艰辛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并体验到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逐渐提出的。这种探索和坚持充满着创造历史的首创精神，充满着改革者不畏艰险的大无畏创造性。邓小平认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恐怕再有三十年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经验很多，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好嘛，就是要有创造性。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再三提醒我们，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他明确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并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要敢于试验。他主张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对于今天处于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紧要关头的中国而言，坚持改革开放就是要保持勇于探索的大胆创造性，特别是要尊重人民群众中蕴藏的社会主义首创精神。我们既不能因为别人的失误而漠视先进文化和普遍价值的存在，更不能因为强调传统特色否认普遍价值而把社会主义搞得面目可憎。全面改革必须全面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没有借鉴就没有创造。拒绝学习先进文化，拒绝取长补短，从来不是邓小平一贯主张的对人民负责任的态度，更不是我们应对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的复杂性的聪慧策略。

　　其次，邓小平非常重视改革开放的时机性，他再三强调抓住时机，他说“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他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央一再指出，我们正处在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我们要抓住时机，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不为任何干扰所困惑。然而，我们有些同志由于对邓小平所讲的这种机遇和时机性理解不深，有时候又总是为某种政绩所迷惑，一遇到国际风云变幻就抓不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攻方向，不花精力去搞“越高越好、越新越好”的科技事业以及教育事业，却纠缠于某些口号之争，一会儿竖某历史名人的雕像，一会儿又撤像，朝三暮四，分散人民群众的建设精力。这一教训值得记取。

　　再次，邓小平强调改革开放的“全面性”问题，也就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事业，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资本主义，这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一贯强调，思想文化卫生体育领域必须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的方针，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很长的历史阶段，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他还说，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对于改革开放的全面性和两手抓方针，我们已经引起足够重视，但是对于靠法制建设来抵御腐败的侵蚀蔓延，力度不够和制度不到位。特别是有关源头上控制腐败的制度，譬如干部家庭财产公开制和党代表常任制与干部撤换制罢免制相结合还没有真正落实，制度反腐和心理建设相结合尚未提上议事日程，反腐倡廉历史使命还任重道远。其实，与其把思想道德建设看成个人修养，不如把心理建设看做是公共道德的组织行为，只有把确立科学发展的世界观方法论与干部的政绩观、人生观、价值观建设相结合，才能取得一定的社会实效。

　　第四，邓小平再三强调：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在共产党内部。邓小平重申，还要继续选人，选更年轻的同志，帮助培养，不要迷信；老年人越老越要谦虚一点，不要作障碍人的事。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干部选拔制，必须在贯彻群众路线上下足功夫。只有在政治竞争上做到择优录用人才，不拘一格降人才，造成人才辈出的局面，才能使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

　　最后，邓小平以历史的眼光阐明了坚信马克思主义、坚持改革开放的坚定性的极端重要性。他清醒指出，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他告诫人们，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确实如此，相对于今天西方发达国家面临国际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西方社会的人们在探索更为合理的社会制度；放眼我们周边的邻国，他们正在执政党的创新变革中有所进步、有所发明。事实证明了邓小平所讲的那段话：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不要以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坚信马克思主义，坚持改革开放的坚定性不动摇，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今天的世界上你真的可能一事无成。

“中国模式”研究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今天“中国模式”的研究已经涉及到改革开放的成功不仅仅归结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运行方式的结合，而且涉及中国不同于欧美各国的独特社会政治动员体制特点，譬如集中办大事的效率优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组织优势、改革开放形成的制度创新优势以及中国文化传统儒道释兼容并包的文化包容优势等等。但值得引起注意的是，由于过分强调传统特色，固守悠久历史传统，在“中国模式”的一些研究中，也出现了某种不健康因素，甚至把封建社会的专制统治手段（例如朝贡体系等）也当作优点加以肯定。由此可见，中国模式研究不能离开对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思想原则，不能离开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精神，不能离开中国共产党不断自我革新、自我完善的改革精神。离开这些基本思想元素，就是背叛革命历史、背离实事求是，就是没有读懂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精神。

　　对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我们必须热中有冷，始终保持清醒，不被别人“捧杀”。在肯定我们某些政治优势的同时，必须清醒意识到我们的政治文化中还有不少弊病：譬如权力腐败、权力崇拜、滥用权力、滥用资本，甚至出现“权势分利集团”、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还没有社会化为国民的自觉意识、实用主义盛行、拜金主义张扬等。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邓小平的心目中，“中国模式”只是发展中的改革开放全方位的章程，还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创新。我们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取得成效，人民群众得到实惠，大多数人对于现状还是比较满意的。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分配不公、官员腐败和环境恶化，治理的任务还很重。特别是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如何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以人民群众企盼为念，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需要我们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真正以战略思维、理性思考和忧患意识考察问题，我们绝不能自娱自乐、自鸣得意、自我满足。新的国际国内形势非常复杂，充满挑战，特别是对于执政党的挑战格外严峻。“中国模式”研究是一种复杂性研究和系统性研究，来不得半点马虎，来不得半点不懂装懂。对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的中国，谁都不能说对深层次的现实国情完全了解清楚，对国民精神深处的价值心态也不能说了然于心，而是必须以小学生的态度，老老实实向群众学习讨教，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认真调查研究，对改革开放全方位的章程一一审慎研判，才有可能做出一些有益工作。这就是我们重读邓小平20年前南方谈话所领悟到的最大心得体会。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南方谈话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南方谈话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钟祥财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讲话。这篇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献内容丰富，其中经济方面的重要观点是再次强调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年12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改革和中国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20年后的今天，重温邓小平南方讲话，有助于我们加深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逻辑、智慧和前景，从而坚定改革的信心，坚持改革的方向。

中国改革的逻辑结论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计划经济时期，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成员，邓小平参与领导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对传统体制的特点有全面了解。他也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论战的主要参与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过深入系统的钻研。“十年动乱”，使他加深了对国情的认知和对经济规律的思考。就经济改革而言，当时的严峻局面是，计划体制的低效率和错误思想的干扰使中国经济未能快速发展，贫穷现象依然存在，而在邓小平看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因此，搞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寻找不同于传统计划体制的路径。也就是说，当中国经济改革拉开序幕的时候，邓小平敏锐地关注到市场的作用绝非偶然，而是他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懈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结果。

　　从这个基本前提出发，邓小平一直以开明、鼓励的姿态推进市场因素的培育，他对市场作用的呵护和肯定贯穿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提法酝酿、发展和形成的全过程。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在一份手稿中写道：“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来调节。”1979年，他提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87年，他说：“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1990年，他重申：“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要把市场作用与社会主义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需要决策引导、实践检验，而且需要理论突破。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提法，如改革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等等。对此，邓小平给予高度评价：“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

　　由此可见，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重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是他深思熟虑作出的判断。南方谈话为随后经济改革的实质性飞跃奠定了基石。历史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确立，是中国改革的逻辑结论。

人类文明的智慧成果

　　必须指出，中国经济改革选择以市场为取向既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迂回战术。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醒国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在更高的层面上揭示了市场经济的价值，同时也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是我们汲取人类文明成果的智慧结晶。

　　人类文明是普适价值的积淀和凝聚。把市场经济视为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意味着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对市场经济的客观法则不仅不能忽视和否认，而是应该结合中国的国情，用智慧的方法，予以理性的承认和尊重。对此，邓小平在多个场合，从各种角度阐明了他的见解。1979年，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其中指出：“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根据为这个讲话起草初稿的于光远记述，邓小平的这段话是他亲自写在提纲上的。邓小平把“个人收入多一些”（即对物质利益的重视）看作“广大群众”长期存在的行为目标，客观上是对现代市场经济激励机制的肯定。

　　关于计划体制的弊端，邓小平从知识论角度进行了剖析。在他看来，“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办，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人类社会的经济运行是由无数拥有理性、知识和信息的主体参与的复杂系统，市场机制通过分散决策、自由竞争和重复博弈，使各种资源和专业知识得到多样化的配置和调整，从而促进经济效益的优化。计划体制则把经济增长的基础放在少数计划者的知识能力和道德水平上，其长期而言的效率劣势是不言而喻的。邓小平相信，只要发扬经济民主，充分激发每个经济主体的积极性，所能汇集的智慧当然大大超过经济计划的制订者。

　　除了在经济理念上与现代性吻合，汲取人类文明成果还需要排除传统观念、传统习惯造成的干扰。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告诫说：“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他同时又主张不争论，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是如此。”

　　改革是思想解放的产物，而思想解放必然是对旧观念的突破，邓小平所说的“左”，在经济领域既包括传统的计划体制，也是指急于求成、高度集权的理论观点，因此，经济改革如果获得“左”的认同，就不成其为改革。另一方面，“左”是一种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思潮，基于这样的思维定式，要认知人类文明的普适价值是困难的。“不争论”，改变了以往处理思想分歧的做法，避免了阻碍改革的无谓纠缠，确保了中国发展朝着汇聚人类文明的轨道继续前进，它是一种政治智慧，本身就是文明进步的体现。

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这预示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不会一帆风顺，但必须迎难而上，没有退路。南方谈话发表后20年来的事实证明，关键领域、关键阶段的改革比人们预想的更艰巨、更漫长。也正因如此，中国未来的发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这样的必然性是由现代经济的各种特点决定的。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利于中国发展的道路，这一点已经受过实践检验。当代社会科技发达，知识爆炸，分工加速，产业众多，集权控制的经济模式难以为继，只有通过改革让市场配置资源，才能跟上经济发展的潮流，并且收获出乎预料的成果。邓小平多次用“没想到”表达对改革效益的惊叹。如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劳”……在南方谈话中他又说：“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

　　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现代经济存在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风险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市场机制没有根除风险的功能，它的优越性在于分散风险，把风险控制在局部的、短期的范围内，这是计划体制所缺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是一个自下而上、积累经验、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这同计划体制总是过高估计人类驾驭自然的能力，常常因违反客观规律而造成整体性失误，并且由于思想路线的错误而无法扭转经济运行的偏向等弊端相比，更适合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为我们处理解决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提供必要的经验和框架。邓小平说：“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改革具有渐进的特点，无法一蹴而就。经济改革不是完美无缺的，存在不足难以避免。改革也不可能一劳永逸，新问题总会不断出现。关键在于保持改革政策的稳定性、延续性，不打退堂鼓，不走回头路。如果不坚持改革，对现实生活中的贫富差距扩大、国内宏观调控、国际金融危机等问题就会有截然不同的判断，习惯以教条主义的眼光对改革挑剔责难的人，就会用奇谈怪论搞乱人们的思想，从而加大改革的困难，改革有可能半途而废，或走向歧途。坚持改革，稳定政策，就是稳定人心，稳定预期，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可靠保证，也是中国未来的命运所系。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他的南方谈话阐述的也是朴实的东西，朴实的道理。中国的发展走到今天，得益于朴实的道理。中国的明天要有更好的发展，必须继续遵循朴实的道理。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思想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