锤子录音在哪个文件夹:明朝万历年间抗倭援朝战争史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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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阶段:万历二十五(1597)年——万历二十七(1599)年

出乎明神宗意料,万历二十五年正月十五日,辽东副总兵马栋报告,有倭将清正带领倭兵船二百余只,已于十四日到朝鲜海岸,至原住机张营驻扎,其兵力不下两万。朝鲜陪臣刑曹郑其远,向明朝痛哭求援[i]。神宗得到报告,下令廷臣会议倭情,决定对策。署兵科给事中徐成楚指出,倭情紧急,倭将清正率领兵船二百余只,丰茂守等率兵船六十余只,至朝鲜西生浦等处,别起倭船络绎过海不绝。他抨击“奸臣党庇天听”。诡称“只为礼文缺典”引起兵端之类胡言乱语,驳斥道:“世岂有兴师十数万,浮海数千里,争一繁文缛节”之事。至此,神宗才知道封事已经失败,使臣与兵部一起隐瞒真相,面子上十分下不来台,神宗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下令革去兵部尚书石星、蓟辽总督等人官职,下令交法司议罪。他在给刑部的谕旨中说:“倭奴狂逞,掠占属国,窥犯内地,皆前兵部尚书石星谄贼酿患,欺君误国,以致今日,戕我将士,扰我武臣,好生可恶不忠!著锦衣卫拿去法司,从重拟罪来说。”神宗被大臣忽悠,被日本欺骗,先拿石星出气,从重从快就把石星斩首,石星妻子发烟瘴地面永戍。至于那个市井小人沈惟敬,自知回国有祸,便躲在朝鲜不回,结果还是被驻朝明军抓获斩首。神宗任命邢玠以兵部尚书出任总督,督御史杨镐经略朝鲜事务,以麻贵为提督,东征援朝。   

经过修整补充,日军实力大增。第二次侵朝战争参战日军大多从长门岛等地调来,达二十万之众,其中精锐部队有清正一万二千,直政一万八千,行长一万,义弘一万,辉元二万,其余各部各有数千不等,可以说第二次侵朝日军所部是当时日本最精锐的部队。日军在大战前用反间计使朝鲜名将李舜臣丢了官,万历二十五年(1595年)七月十五日,被日本人称为“海贼大名”的九鬼嘉隆,率领庞大的日本舰队,偷袭了停泊在漆川岛(世济岛北端西)的朝鲜海军。由于在壬辰之役中日本的安宅船不是朝鲜龟甲船的对手,此次日本海军大量动用了巨型铁甲船,并专门针对朝鲜海军的龟甲船做了改进。当时是停战期间,朝鲜海军原以为日本的舰队是运输舰队,没有料到日本人会突然发起进攻。由于朝鲜海军没有丝毫戒备,结果战船几乎全被日本海军击沉击毁,海军统帅“三道水军都统制”元均被火炮击中身亡,朝鲜海军全军覆没,逃到岸上的也大都被日本陆军狙击歼灭。有的史料说,此战失利的主要原因是李舜臣被解职,而主帅元均又过于无能。漆川岛之战后,漆川岛、闲山岛等军港和要塞悉数被日军占领。

朝鲜海军覆灭后,丰臣秀吉才于七月末正式下达进军朝鲜的命令。日军陆军分为左右两路,登陆后采取的是钳形攻势。左路军以宇喜多秀家为主将,小西行长为先锋,率军49千,沿宜宁、晋州一线,向全罗道挺进,意图攻取南原。右路军以毛利辉元为主将,以加藤清正为先锋,率军64千,沿密阳、大丘一线,向全罗道挺进,意图攻取全州。根据原计划,这两路军计划在王京汉城会师,一举拿下汉城。八月初,日军展开进攻,日军的攻势起初还是比较顺利的。左路军连克泗川、南海、光州,最后进攻南原。在南原城,先期入朝作战的三千浙兵与数倍于己的日军激战,在粮草、火药补给困难的情况下,又遭朝鲜乱军背叛,腹背受敌,苦战数天无法冲出重围,全军覆没。明军副总兵杨元率领三千明军和三千余朝鲜军镇守南原,坚守数日后被日军攻破,守城将士绝大部分阵亡。攻破南原后,付出很大伤亡代价的日军屠城一日。这时驻全州的明将陈愚忠因南原失陷立即撤退,这样加藤清正的右路军便兵不血刃的拿下了全州。之后日军又分别攻陷黄石山、金州、公州等地,汉城的屏障尽失,再一次濒临险境,朝鲜局势再度危若累卵。

总督邢玠就此役向神宗大吐苦水:“朝鲜南原,全州已失,倭势甚大,该国官民纷纷逃散,渐遗空城,不惟不助我兵,不供我饷,且将粮食烧毁,绝军咽喉,反戈内向,萧墙变起。数支孤军,御倭且难,御朝鲜之贼益难。”朝鲜军队不堪一击,州府官员擅离职守,纷纷逃跑。朝鲜很多地方对明军实行坚壁清野,给明军抗击倭寇带来巨大困难,更有甚者,部分地区朝鲜军队发生哗变,反戈一击,向明军开战,明军深入别国境内,补给困难,部队战斗力严重下降。

九月六日,麻贵命副总兵解生等率军两千,奔赴稷山北部,巩固汉城的前沿阵地。七日于稷山北与日本战国名将黑田长政和伊达政宗率领的日军第三军团一部发生遭遇战。明军的后续部队杨登山率军赶到,大败黑田长政,黑田长政退守稷山闭门不出。此时攻打青山的日军也被参将彭友德率领的中朝联军重兵包围,死伤惨重。这时从海上也传来捷报,重新复职的李舜臣,于九月十六日率领朝鲜海军残余战船十二艘,在鸣梁附近与日海军一支由一百三十三只战船组成的舰队发生激战,击沉日军指挥舰及其他三十一只战船,击毙日军主将来岛通总。日本海军遭受严重打击,又一次败于李舜臣手下。

在这种艰难形势下,邢玠督师抵达平壤,进军王京。杨镐、麻贵先后于十二月初由王京起行,进至庆州,二十三日攻取蔚山,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即攻向侵朝日军大本营岛山。神宗闻讯,传令嘉奖,但嘉奖令还未传到朝鲜前线,明军即遭惨败。十二月二十三日,联军总攻开始。黎明前由游击摆寨为先锋,率步兵1千人,参将杨登山为后援,率精骑3千人,突袭蔚山城。城内日军大半被歼,摆寨佯退,诱敌深入,大败敌援军。日军逃回岛山,坚守待援。第二天联军开始围攻岛山外围,游击茅国器率领河南步兵,连破日军新筑的外围三寨。这三道防线一破,日军坚壁据守,不敢复出。时至中午,明军攻抵岛山寨下,裨将陈寅率领浙兵,在枪林弹雨中奋勇攻坚,连破岛山寨二重栅门,就在明军将要攻击最后一重栅门时,眼看平壤大捷再次重演,明军的攻势戏剧性的停下来了。关于这个停顿,不同资料有不同的说法。《中国全史》里说,杨镐命令游击茅国器割敌首级报功,致使阵脚稍乱,攻击受阻。又称茅国器不愿居功,自行退兵,丧失了这个宝贵机会。《明史-李如梅传》则称杨镐为了把军功留给后来的李如梅而鸣金收兵。无论如何,这次鸣金都与杨镐有关。  

随后几日,明军久攻不下,战况没有任何进展。明军减员非常大,弹药供应也渐渐捉襟见肘。此时固守蔚山城和岛山的加藤清正也已是弹尽粮绝,濒临绝境。十天后传来有利于日军的消息,小西行长、黑田长政、岛津义弘率领援军五万陆续赶到。战场形势立刻发生变化,明军由攻势转为守势。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明军统帅部决定撤军。然而,在日本援军的追击下,明军撤军失控,阵营大乱。《明史-李如梅》载,李如梅的辽东骑兵部队,率先逃奔,致使各营溃散,兵败如山倒。《明史-杨镐传》、《明史记事本末》、《中国全史》等书载,明军溃败是由于主帅杨镐策马先逃引起,这种说法最不可信。事实上,3万人大军的撤退,不可能是主帅一人率先逃奔引起全军溃败。关于杨镐的历史记述都是后来撰写,由于杨镐对明与后金萨尔浒之战的惨败负有主要责任,因而使得他在史书里也对朝鲜之役承担了过多的责任。最符合逻辑、最接近事实的是,明军撤退过程中组织调度失控,致使全军溃败。据说此次溃败,明军、朝鲜军一路死伤无数,血流成河。  

蔚山战役,明朝和朝鲜联军惨败,日军“惨”胜。联军阵亡人数约为2万人,日军也付出了约1万人的代价。此战后半年内双方都无力再战。明军在岛山围攻十昼夜无法得手,后路反被日军增援部队截断,陷入日军重围之中。各部溃不成军,士兵死亡两万余人,日军士气大振,驱赶明军直至王京。岛山一战,是明朝军事史上的惨重失败,日军为炫耀战功,将全部明军将士首级砍下垒成塔状,并建武德碑为标志。这块武德碑至今尚存,该地区的韩国民众每逢祭祀时节便自发前往该碑处祭奠。

朝鲜战事又陷入相持局面。明朝在对峙阶段片刻不敢停歇,邢玠认为欲击败日本,必强水军,在海上断绝日军侵朝路线,予倭寇以沉重打击。这个观点在今日看来仍有现实意义。他增募江南水军,打造新式战船。又拉来陈璘、刘廷、老将邓子龙等经验丰富的著名将领充实指挥层,在兵员补充上,从广东、四川、浙江等处抽调精兵,甚至特获神宗恩准从南直隶调动部分拱卫京师的卫戍部队参战,援朝部队战斗力达到最高峰。明王朝高层也认识到必须倾力与倭寇决一死战,方能解除心腹大患。

万历二十六年九月,邢玠的第二次攻击计划分为水陆齐头并进,对沿海日军各处要塞同时形成压力,促使敌各处守军以及海路不能互相支援,从而避免蔚山之败的教训。陆上明军同上一次一样仍然是三路:东路军麻贵,率联军3万,攻打据守蔚山的加藤清正部;西路军刘綎,率联军2万余人,进攻顺天和釜山的小西行长部;中路军李如梅,后替换为董一元,率军15千人,进攻盘踞泗州的岛津义弘部。水路则有陈璘会同李舜臣的朝中联合舰队。此次联军总兵力也大大加强,约为8万人左右。  

中路董一元部起初进展顺利,九月底先攻取晋州,再拿下泗州。逼的岛津义弘背海临时筑起工事防守。日军临海设防,又没有海军支援,犯了兵家大忌。置之死地的日军十分顽强,明军数攻不下。董一元调来大将军炮、红尊炮,对日军阵地开炮,日军临时搭建起来的工事崩塌了好几处。眼看这个日本战国奇人、外号为“鬼石曼子” 的岛津义弘要毙命于朝鲜,此时发生了一件双方都没有想到的事情,真是天意。明军的大炮突然炸膛,并引起大营火药库连番爆炸,全军登时乱成一片。这时岛津义弘一看明军大营发生爆炸,随即命令日军出击,混乱中的明军大败,泗州又被日军夺回。  

东陆军麻贵吸取了上一次失败的教训,再加上加藤清正部兵员得到补充,因而作战相对比较谨慎,双方互有胜负,处于拉锯状态。西路军刘綎进展也不是很大,日军小西行长部把守的顺天,易守难攻。这时刘綎以谈判为诱饵试图捕捉小西行长,后未能奏效。小西行长率军来攻打,明军不支败退。翌日刘綎率军死战,大破日军于顺天城外。小西行长遂闭门不出,坚壁死守。  

此时的战争形势对日军大大不利。日军盘踞在几处孤立的据点,互相不能支援。面对联军八万以上的兵力毫无对策,只好苦守度日。海上的军事力量对比也开始倾向于联军,李舜臣的舰队实力已经恢复了不少。大明水师出动了数百艘战船,一万三千余水军,在陈璘的率领下进入对马海峡。日本海军 “及见璘舟师,惧不敢往来海中”(《明史-陈璘传》)。在联军水师的压力下,日军的后勤补给也成了问题。而明军的粮食、军火、后续兵员不断开往前线。双方军事实力的差距渐渐开始拉大。  

勿庸置疑,前方战事不利,给远在日本的丰臣秀吉以很大打击。内外交困的丰臣秀吉于万历二十七年八月十八日郁郁死去,给他那波澜壮阔的一生,划上了一个悲剧的句号。他留下一首辞世歌:“随露珠凋零,随露珠消逝,此即吾身。大阪的往事,宛如梦中之梦”,毫无不可一世之态。丰臣秀吉一死,大臣们决定:密不发丧、自朝鲜撤军。九月五日,五大老以丰臣秀吉名义,指示在朝各军,“争取最体面的议和”。日军士气顿时一落千丈,阵脚大乱。邢玠抓住战机,合兵七万,以总兵刘綎、董一元、麻贵分兵三路出击。十一月,清正发舟先逃,麻贵率部进入岛山、酉浦,朝鲜元帅权慓(piao)、明朝将军刘綎于两侧夹击日军,分散于朝鲜半岛南部的倭寇皆汇聚于此负隅顽抗,明军为雪前次岛山惨败之耻,个个奋勇当先,与倭寇死战不息。水上陈璘与朝鲜名将李舜臣密切配合,大败小西行长,使日军退路被堵。

日军为打通撤退用的海上通道,倾国之水军力量与陈璘、李舜臣、邓子龙率领的中朝联合舰队决战,李舜臣且打且撤,将日军战船引至露梁海域,露梁海域两侧各有巨石拦阻,仅容单船驶过,四面环礁,水域内水文情况十分复杂,李名梁早已命人暗沉石桩于该海域出入口,石桩间以铁链相连,待海水退潮时,日军才发现中计无法脱身。十一月十二日午夜战斗打响,联军三面合围,在露梁海域与日军展开东亚近古时代规模最大的海战。日军船只数量占绝对优势,每艘中朝联合舰队的舰只要对付十余艘日舰,但中朝水军毫不畏惧,抱定必死之信念冲向日方舰群。狭路相逢勇者胜,中朝水军杀声震天,火炮、火箭齐发,率先击沉烧毁数艘日本战船,待敌我舰船交错时,中朝水军将士跳上敌船,与敌展开惨烈的肉搏战。年逾七旬的老将邓子龙屹立船头指挥明朝水军作战,所乘舰只中弹起火,李舜臣见状赶来救援,结果遭到敌人伏击,被二十余艘日舰围在中央。倭寇涌上二将所在船只试图活捉二将,二将拼死搏杀,战至血染征袍、长刀卷刃,始终不屈,终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露梁海战粉碎了日军幻想打通海上交通线的狂妄企图,日水军虽人数众多,但却不能取胜,反而损失惨重,几乎被全部歼灭,及至天亮,日军死亡人数以万计,第五军主力几乎全部被歼,舰船也几乎全部被击毁击沉。岛津义弘后率只50余艘战船突围而去。以致日本水军在露梁海战后数年仍无法恢复元气。倭寇在陆上作战更是节节败退,战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三月,倭寇陆军主力大部被歼,仅有一小部分从海路窜回日本。主要战场结束战斗后,明军不顾疲劳,连续作战,继续清剿散布于朝鲜半岛各处的倭寇残余,至万历二十六年年底,朝鲜半岛上的倭寇残余被彻底剿灭,第二次抗倭援朝战争以明王朝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三月,神宗命征倭总兵麻贵、陈璘、董一元等班师回朝;任命李承勋以原官提督水路官军,充防海御倭总兵官,驻朝鲜,周于德移镇山东,为备倭总兵官。四月十五日,神宗破例来到午门城楼,接受百官朝贺,并把平秀政等六十一名俘虏当场正法。闰四月初八日,神宗为征东胜利,向全国颁发诏书,诏书写道:

“属者东夷小丑平秀吉(丰臣秀吉),猥以下隶,敢发难端……(朝鲜)君臣逋亡,人民离散,驰章告急,请兵往援。朕念朝鲜称臣世顺,适遭困厄,岂宜坐观!若是弱者不扶,谁怀其德;强者逃罚,谁其畏威!况东方乃肩背之藩,则此贼亦门庭之寇,遏阻定乱,在予一人。于是少命偏师,第加薄伐。平壤一役,已褫(chi)骄魂。而贼负固多端,阳顺阴逆,本求伺影,故作乞怜。册使未还,凶威复煽。朕洞知狡状,独断于心,乃发郡国羽林之材,无吝金钱勇爵之赏,必尽卉服,用澄海波……

于戏!我国家仁恩浩荡,恭顺者不困不援;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兹用布告天下,昭示四夷,明余非得已之心,识余不敢赦之意……”

神宗诏书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天朝大国的威严,是他对两次抗倭援朝战争的政策声明。明朝虽是大国,但并未鄙夷外藩,像神宗所言,明朝把中朝关系定位成“东方乃肩背之藩”,日本侵朝视作“门庭之寇”,既然在自家门口挑衅滋事,当然该出手时就出手。笔者非常欣赏神宗诏书后面的几句话,“我国家仁恩浩荡,恭顺者不困不援;义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戮。”充分体现了明朝的对外政策,即不搞霸权主义,对于臣服的外邦不随便出兵干涉,除非遇到极大困境时。对于侵犯别人的跳梁小丑,则定会出于义愤狠狠打击。

神宗又致书朝鲜国王李昖,指出:“比者捷书来闻,忧劳始释。……念王虽还旧物,实同新造,振凋起敝,为力倍艰。倭虽遁归,族类尚在,生心再逞,亦未可知。自命经略尚书邢玠振旅旋归,量留经略都御史万世德等,分布偏师,为王戍守。王可咨求军略,共商善后,卧薪尝胆,毋忘前耻……[ii]”吸取上次倭寇反复无常的教训后,神宗特留下一支部队驻守朝鲜,为免生嫌,在诏书中特意说明“为王戍守”,而非为“朕”戍守,强调尊重朝鲜王国的独立。重申对朝鲜国王的殷切期望,提醒他重建国家的艰辛与困难,对邻邦的关怀之心溢于言表。朝鲜李氏王朝若无明朝援助,早已亡国,李氏王朝对明朝感恩不尽。清兵入关,明朝灭亡,当朝鲜国王得知明思宗崇祯皇帝自缢身亡后,发诏朝鲜全国着孝服,朝鲜王公大臣皆面向北京长跪痛哭不已。按大清律,藩邦在京使臣发往其国内的文书、藩邦内官方文书均应采用大清皇帝年号,但至清朝雍正年间,朝鲜在京使臣与国内联系的文书、朝鲜国内官方文书纪年仍拒绝使用清朝皇帝年号,以示不忘明朝援助之恩。

两次抗倭援朝战争,最终以明朝胜利而告终。两次战争,自万历二十年起,绵延七年,至万历二十七年终结,战争双方前后共调动数十万兵力投于朝鲜半岛,水军、陆军全面参战。用兵期间,明朝在面对宁夏叛乱、播州叛乱、女真扰边等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仍从辽东、南直隶、广东、浙江、福建、四川等多省区抽调大量兵力,不远千里赴朝作战,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数万明军将士长眠在异国土地上,费银八百万两,国库进一步空虚。但战争胜利的意义却不可低估,日本受此打击,在抗倭援朝战争结束后的二百年里都不敢再轻易挑衅,不仅是朝鲜半岛,我国东南沿海各省份也换来了长期的稳定和安宁。

中、日、朝三国在对待万历年间两次朝鲜战争的态度上也是各执一辞。日本史书把万历朝鲜之役分为两次战争,分别叫作文禄之役和庆长之役。朝鲜史书则称之为壬辰卫国战争。中国清史、近现代史对抗倭援朝多持肯定态度,认为不援助朝鲜,战火必然烧到自己身上,而且其害更甚。出于民族大义、维护和平的立场理应出兵。反思的声音也不少,如认为抗倭援朝对人力物力的消耗太大,分散了明王朝的精力,直接加速了明王朝的垮台。日方的大部分史籍则采取缄默立场,既不粉饰也不坦白自己在两次侵朝战争中的失败。多强调客观理由,而不从自身出发发掘战争背后深层次的内容,作为一个战争发动者,未免有些不负责任。朝鲜半岛特别是韩国的历史书多夸大自身在抗倭斗争中的作用,对明军将士功绩则一笔带过。特别是一部分韩国人过分拔高民族主义情节,对明朝的抗倭援朝战争采用极端态度。笔者曾结识一位韩国留学生,她来中国留学前学习导游专业,她的韩国导游手册头几页赫然用中文写着:“我们的国家(指韩国)在十六世纪末期屡遭中国、日本等国家的侵略,人民流离失所……”如此面对历史,不禁让人发出无限感慨!万历年间明军若不出兵奋力抵抗倭寇,朝鲜半岛真的是难逃亡国灭种之难!

青史昭然,忠魂不灭,抗倭援朝,功垂千古!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义武奋扬,跳梁必戮!



[i] 《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五年丁酉卷。

 

[ii] 《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年壬辰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