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如何输入n个字符窜:30位思想大师的趣闻和传说（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07:02:05
叔本华和小老太
在你们所谓的“意志”、“本能”和“愿望”之中，“意志”是最基本的力量。生命毫无价值，因为出生就是通向死亡，两者之间活动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重复地产生后代。除了这一点便无任何东西——没有策略、没有理由、没有目的。
“叔本华放弃圣经的心理不是非常的坚定和真诚……他认为知识是玛耶女神（Maya）的国土，但是当我们穿透这层面纱时，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上帝，而是魔鬼。邪恶且无所不能的意志没完没了地纠缠着我们，世界万物因遭遇迫害而痛苦。受到魔鬼似的景象的恐吓，明智的人会回答‘滚’，并在非存在中寻找避难所。而这对具有魔力的人来说是一种侮辱，他们是代表神话的信徒……”
伯特兰?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是这样说的。但是，那不是叔本华唯一一个让罗素反对的观点。
假若我们根据叔本华的生活来判断就可以知道他的论调也是不真诚。的。他每天都在一个豪华的餐厅中用餐；他有很多琐碎的风流韵事，性生活丰富但把持有度；他极其喜欢争吵而且经常很贪婪。有一次，他被一个上了年纪的女裁缝惹恼了——她与两位朋友在叔本华的公寓外面聊天，叔本华把她推下了楼梯，造成了对她的永久性伤害。女裁缝得到了法院命令——强制性让叔本华在活着的时间按季度付给她终身补偿。20年之后，当她去世时，叔本华他自己的账本中写道，“老妇死，重负释”（obit anus,abit onus）。
哲学故事
亚瑟?叔本华不仅不能被看作是真正伟人的哲学家——有时甚至连德国伟大的哲学家都称不上。虽然他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甚至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影响毋庸置疑，但他把老女人推下楼梯的原因在他所有的理论中更加有趣。他不仅潜伏在他有名望的同事黑格尔和康德之后，也在马克思和尼采的阴影中①。实际上，他有时候只是因他对经院哲学冗长而尖酸的攻击而被人们记起，这是由讨人厌的黑格尔总结出的。那个男人——“在上文中描述的那个人，人家公认的伟大哲学家”在现实生活中是这样的：
平头、无趣、令人恶心、未受教育的江湖骗子，通过胡乱写文章和表现出最疯狂且令人费解的荒谬行为达到了厚颜无耻的顶峰。
叔本华补充说：“政府认为哲学是服务国家利益的方式，学者则认为哲学是交易。”因此，黑格尔受到普鲁士的君主的高薪聘请，在“愚蠢的观众”面前编造“骗局”。这样，叔本华就可以成功地将其他哲学家的目标与普通大众和“权威人士”的批评结合起来，从而表现其相当厉害的侮辱能力，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最有独创性的思想家主要限于戏剧演出中的一小部分——哲学。
亚瑟?叔本华出生在一个港口城镇，也就是今天的波兰，他的父亲海因里希?弗洛里斯?叔本华（Heinrich Floris Schopenhauer）是一位富商。海因里希是一个亲英派人士，他计划让亚瑟（这样叫是为了让他顺利地进人商业圈）在伦敦出生，但是他的妻子——约翰娜?叔本华突然生病了，所以他们就回到了家乡。这样，亚瑟的出生地就是格但斯克（Gdansk）。为了弥补损失，海因里希把叔本华送到了温布尔登（Wim-hledon）的寄宿学校，不过只待了几个月（因为他讨厌那里）。然后他到了伦敦《泰晤士报》，亚瑟17岁那年就被送进了汉堡（Hamburg）的商业学校。
不久之后，他的父亲跳河自尽了，这显然是因为他的商业失败了。叔本华被打倒了，似乎要责怪她的母亲——比自己的丈夫小大约20岁的一位魅力十足的上流社会人物。然而，不管叔本华有多少忧郁的思想，她的力量继续强大，并获得了“著名浪漫主义小说家”的光荣称号。她把叔本华引荐给当时德国的很多大作家，包括歌德（Goethe）、施莱格尔（Schlegel）和格林（Grimm）兄弟——还有写作这门艺术本身。
但是，不久之后，当叔本华在柏林的大学读书时，他自己选择的计划诞生了。就是在柏林，他第一次断定说：大部分被认为是哲学的东西其实都是“床铺”。在听了著名的乔安?费希特（Johann Fichte）两年的课程之后，他觉得这个男人是一个十足的骗子。在他最后一本书《附录和补遗》（Parerga and Paralipomena）中，他把他的发现解释成“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在我的脑海中不是哲学家，因为他们缺乏哲学家应具备的最基本素质，即对他人的询问认真和诚实地作答的态度。他们仅仅是想成为哲学家的辩论家，而不是真正的哲学家。他们寻求的不是真理，而是自己的兴趣和进步”。
通过比较，他似乎有着比同代任何人更加重要的信息要传递给人类。他开始把自己看作一个形而上学的解密者，觉得自己偶然间找到了理解宇宙的关键，也就是：每个个体——不仅只有一些会猜想的哲学精英——已经了解了真实现象的根本所在。不是通过尝试并深思熟虑地了解，而是直接主动地调查。我们都是在它一时兴起的时候摆动身躯和跳舞的傀儡。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就是这个实践的最终产物，它的写作风格是非学术性的，带着一种讽刺、贵族的气派。在叔本华的晚年，他也确实尝试要过上贵族般的生活，不知不觉、慢慢地成为了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就像他所崇拜的康德那样，叔本华穿着过时，在严格的时间段用餐，然后在他比较喜欢的卷毛狗——阿特玛（Atma）的陪同下去散步。除了定期地去剧院和在公共图书馆读报纸以外，他还是博学隐士的榜样。他对自己放弃了父母为他安排的商业生涯这一重大的挑战性决定的解释是：“生活是一个难题，我决定用我的一生来思考这个问题。”
下面就是他的发现。在你们所谓的“意志”、“本能”和“愿望”之中，“意志”是最基本的力量。生命毫无价值，因为出生就是通向死亡，两者之间活动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重复地产生后代。除了这一点便无任何东西——没有策略、没有理由、没有目的。它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之外，还创造了这些常规现象、这些“表面迹象”。它是最初始的，它忽略了知觉，它决定了我们的观念，它指挥着我们所有的行为动作。它甚至还控制着社会进化，而不是像达尔文证明的那样。动物以它们的外表反映它们的意志——胆怯的兔子用它那大大的耳朵随时准备检测最微弱的危险。鹰用它坚硬的嘴巴和锋利的爪子反映它对与其他生物保持距离的永久愿望。我们就像蚌蟒一样，某天被创造出来，后来又死了，只留下我们的“蛋”（后代）。自然对物种的用处要比个体生命多，但是个体生命也必须重复地作为这个大循环的一部分。
意志也是不理性的，它可以制造理由却不会受到它们的限制。生存和生殖的意志是不理性的，它们不遵循任何原则，也没有任何逻辑。为了说明这一点，叔本华描述了澳大利亚蚂蚁的恐怖故事，这是一个令人作呕的例子。每当砍下那些蚂蚁的头，它们就会变成两台奇怪的“战斗机器”-“机器”的头部试着咬住胸膛，意图使对方死去。
就像罗素所说，叔本华确实写过有关揭开“玛耶女神的面纱”的需要，他是为了弄明白“意志”的普遍现象，即“maharakya”或印度教智慧的一部分。他是能够平等涉猎东西方著作的极少数欧洲哲学家之一，这也是为什么他可以在印度的生活压力或印度灵魂下呼唤他的卷毛狗——阿特玛，让它尾随其后，他的研究包括康德的半身像、像狗一样的朋友的不大正常的肖像、站立的金色佛陀石雕。他的图书馆中藏有超过130条名目的东方哲学，包括他所称的“我的生命的安慰者”的神圣印度文献。叔本华参考了佛教的观点：痛苦（而不是幸福）才是常态。从佛教思想中他得出结论：虚无。虚无正是人所能获得的最好的东西，它就是“涅桑”（Nirvana）的字面意义。
在《存在的虚幻》（on the Vanity of Existence）中，他解释道：
存在的虚幻显示了所有假定存在的形式：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与有限的个体作比较；短暂的现在作为现实存在的唯一形式；所有事情的偶然性和相对性频繁出现；永远得不到满足的欲望；生活中与时常发生的沮丧的不断斗争。时间本身所带来的存在于时间之中的时间和所有事情发生的可能性都是生活意志下的一种形式，这就像事情本身一样，是永恒的。时间使任何事情都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并丧失它的真实价值。
它只是（（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第二版，阅读的人寥寥无几。到那时为止，叔本华在法兰克福（Frankfurt）的名气主要是因为他是著名的约翰娜之子。现在，他有了小小的成就，如果一开始只有一小部分人关注他，那么这也是帮他成名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艺术家描绘了他的肖像，他的半身像由伊丽莎白?奈伊（Elizabeth Ney）绘制。在1553年《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的4月刊中，约翰?奥克森福德（John Oxenford）在一篇以“德国哲学中的偶像破坏”命名的文章中宣传：叔本华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思想家。他最热心的一位德国崇拜者是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53年为叔本华寄去了他的《尼伯龙根的指环》（Der Ring der Nibelungen）并题字：“钦佩和感谢。”
几年之后，尼采在一个二手书店找到《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而且情不自禁地把它读完。在伦敦，在弗洛伊德对人类的“生活本能”和“性欲”的解释之前，弗洛伊德将会急切地研究叔本华对于原始“生活意志”和“性欲望”的描述。
但最初，根本就没有人对叔本华感兴趣，更不用说他的存在哲学了。尽管他的母亲很有名望，但他让别人出版几本书还是存在困难的。在经历第一次出版的多次推延之后，叔本华给出版商写了一封具有鲜明谩骂特征的信，出版商冷漠地回答：“他必须降低信件中所有神圣的粗俗和笨拙，使其更有车夫而非哲学家的风味。”而且要求他自己去印刷，出版商以一句话结束了他的意思，即“我担心这本书毫无益处，纯粹是浪费纸张，没有人会注意……”
实际上，尽管印刷的量不多，那本书还是受到了大部分人的忽视，在16年之后，大部分书也都被人们视为废纸了。然而，面对那些大众的欣赏欲望，叔本华就有了少许的满足。他的妹妹写信给他说道：“歌德在其中找到了很大的乐趣，他迅速拿了这本厚厚的书并立即开始阅读。一个小时之后，他便给我写了一个便条，说他非常感谢你，而且认为书整本都很不错。他指出了其中最重要的段落，读给我听，而且非常兴奋……你是唯一一个让歌德认真阅读的作者，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也很高兴。”
尽管如此，叔本华用非常华丽的辞藻写了本书第二版的序言，即他写这本书“不是写给我的同时代人，也不是写给我的同胞——我现在完成的著作是送给整个人类，我很自信它对人类有价值，即使它受到注意的时间很晚，但是它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普遍有用的”。
是的，但是叔本华真的把老女人推下楼梯了吗？
我们来参考已有的消息，也就是马尔盖（Marquet）事件。
一只手紧握着棍子，另一只手抓住女裁缝的腰部，他试着把她赶出房间。
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天，当叔本华回到家时，他发现三个下流的（他所认为的）女人在他的门外闲谈。其中一个是女裁缝凯若琳?路易丝?马尔盖（Caroline Luise Marquet），她租下了叔本华隔壁的房间。叔本华对“噪音”（他在一本声誉不是特别好的文学作品《论噪音》中谈到）非常反感，希望她们可以走开，而且确实也跟她们说了，但是却遭到了拒绝。接着，叔本华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拿了一根棍子走了出来。一手抓住女裁缝的腰，想要迫使她离开房间。她尖叫着，叔本华推了她——女人掉了下去。
听上去这对叔本华的影响非常大。但是令人好奇的是，当马尔盖女士作出行动以要求他赔偿损失，说他踢打她的时候，叔本华成功地使法院相信了所有的事情（他承认使用了暴力），这很合理。法院驳回了这个案子。不久之后，当她上诉以表不满时，叔本华拒绝在辩护中作证，所以他被判罚款。几年之后，在1825年5月，老马尔盖女士第三次来到了法院，指出那次事故让她发高烧而且她的一只手臂也失去了力量。她不断请求，最后获得了每个月都有的终身补偿。
那么，这样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叔本华有很多风流韵事并有一个私生子，但由于他的忽视，这个孩子很早就去世了。在大学的期间，他爱上了魏玛（Weimar）公爵的情妇，但是她不喜欢他。他最糟糕的性经历是与一位年轻的女演员凯若琳?里克特（caroline Richter），当时的她已经有了一个儿子。但是叔本华从来没有想过要与她结婚。在他的著作中，他嘲笑婚姻是一种债务关系，年轻的时候签订合同，年老的时候偿还。他认为，所有真正的哲学家都是独身主义者——笛卡尔、莱布尼茨、马勒伯朗士（Malebranche）、斯宾诺莎和康德。
他的脾气暴躁，就像罗素所说，他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很冷酷，同他的母亲和妹妹之间也无话可说，尤其在他致使家庭的商业失败之后。自我控制能力的丧失似乎以一个令人不幸的方法反映了出来，即他的哲学观念的核心：控制着我们的不理性的“意志”。
主要是因为他，“自私基因”才会被学者和科学家［如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有规律地使用，尼采对破坏偶像的胡言乱语的看法中显著体现了“对权力的意志”，甚至连“世界由意志创造”这一观点也被扭曲且转化成了存在主义的“美丽花园”。
但是那并不意味着他的贡献要被赏识。他的独创性已经丢失且被遗忘了。实际上，这才是最确切的。因为他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里是这样写的：
地球日夜不停地旋转；个人死亡；但是太阳的照射从不停止——永久的正午。显然，生命就是生活的意志；生活的模式无止境地反复出现；起作用的不是个体，惊人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和消失，就像短暂的梦境。
华而不实的注释
①1788年出生使叔本华投身于德国哲学成果特别丰富的时期。叔本华的敌人是比他大和优秀的人：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格奥尔格?黑格尔（1770-1831）和约翰?费希特（1762-1814），而丹麦的索伦?克尔凯郭尔（Sфren Kierkegaard）（1831-1855）、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和卡尔?马克思（1818-1883）都比他晚。
克尔凯郭尔的诱惑
我来到了存在的世界——我在哪儿？这个所谓的世界是什么？把我诱惑到这个世界且让我留在这里的人是谁？我又是谁？我是怎样来到这个世界的？为什么没有人征询我的意见？
索伦?克尔凯郭尔（Sφ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年5月5日出生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在“来自年轻审美家的信”中，即《恐惧与战栗》（Fearand Trembling）的一部分——他的奇怪且多层次的著作之一，他回忆了当时的场景：
我来到了存在的世界——我在哪儿？这个所谓的世界是什么？把我诱惑到这个世界且让我留在这里的人是谁？我又是谁？我是怎样来到这个世界的？为什么没有人征询我的意见？
哲学故事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正是这个赋予了他“存在主义之父”的称号。但是，不管是否被征询意见，索伦?克尔凯郭尔确实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并不断长大，不过也是一个严厉的新教徒家庭。他的父亲迈克尔?克尔凯郭尔（Michael Kierkegaard）性格忧郁，喜欢在餐桌上谈论耶稣和殉难者的遭遇，他的家庭生活的主要课程就是《圣经》中的“服从观”，就像亚伯拉罕的故事中所提到的。基督教徒都知道，亚伯拉罕是一位由上帝引荐的虔诚教父，他不仅要牺牲一些愚蠢的动物，还要牺牲他唯一的儿子，在最后时刻，他正准备这样做，但是又获得了可以不做的神圣权力。这些是怎样成为索伦?克尔凯郭尔的家规中的一部分还不清楚，但是那听起来是不详的预兆……
但是，索伦?克尔凯郭尔一家都是摩拉维亚教堂（Moravian Church）的成员，这被认为是德国非常令人沮丧的地方，他们认为性享受是有罪的，而且男人与其配偶的婚姻应该由偶然决定。
尽管如此虔诚，在日德兰半岛（Jutland）那被大雨刷洗过的山上，索伦?克尔凯郭尔的父亲仍然以一个年轻牧师的身份，在一个非常阴沉的日子诅咒上帝，不过他后来也因此承受了巨大的负担。他对宗教的虔诚心逐年增加，他努力与所察觉的带有信任的“诅咒”作斗争。他认为这次犯错让上帝惩罚了他。尤其，他认为他所有的孩子都必须在他之前去世，而且很确定他们不会活到34岁，也就是耶稣死亡的年龄。索伦写道，他对父亲对于死亡冷酷的偏见既有钦佩，也有恐惧，但有时候又觉得他的“疯狂”影响了整个家庭。根据柏拉图的观念，哲学家只有在35岁的时候才能开始创造出他们最好的观念，很显然，这种对提早死亡的预测给索伦?克尔凯郭尔带来了巨大的阴影。
几年之后，这个悲惨的预测似乎实现了。首先，迈克尔?克尔凯郭尔的12岁的两个女儿在玩耍时意外死亡，25岁的马伦（Maren）死于无人知晓的疾病。在马伦之后，便是另两个女儿妮卡林（Nicohne）和佩特丽（Petrea），她们都是33岁且处于分娩期。还有一个儿子尼尔斯（Nie1S）逃到了美国，但24岁的时候死了。他的哥哥彼得（Peter）尽管幸存了下来，但却失去了他的妻子埃莉斯（Elise）。实际上，除了彼得，只有索伦?克尔凯郭尔成功地打破了预言，活过了35岁。
一些评论家想知道迈克尔?克尔凯郭尔为什么如此确信诅咒上帝会受到如此严厉的处罚。很确定它就是比“年轻人的咒骂”更深的罪孽，需要如此多的年轻生命付出代价吗？如果不是咒骂，那就是不为其他任何事，而只为钱财与一个女人结婚，两年之后就把她送进了坟墓，然后再与女仆生一个私生子吗？当然，这些推测可能跟索伦?克尔凯郭尔的父亲的案例毫无关联，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位虔诚的路德教派成员（Lu-theran），视神圣的法令和自我修养为一切。这些也差不多就是学者告诉我们的。
然而，迈克尔?克尔凯郭尔的第一位妻子克里斯汀（Kristine）出生于富豪之家，当他们结婚的时候，她已经36岁了，很显然不能生子。就在结婚后的第二年，她由于肺炎去世了。她的石碑上仅仅简单地表明她被埋在那里——“她的丈夫把对她所有的记忆都埋藏在了石头下面”。然而，虽然那块空地给了迈克尔?克尔凯郭尔的第二位妻子安妮（Ane），她是家里的女佣，但是她在怀孕的时候，她更加热情奔放。这一点宣布了她“虽然要离开家上天堂”，但却将“被她幸存的孩子与朋友所爱戴和想念，尤其是她老去的丈夫”。迈克尔?克尔凯郭尔看上去似乎更喜欢他的第二个年轻的妻子，或者是因为数年后的他变成熟了。
但其实是安妮更适合迈克尔?克尔凯郭尔。迈克尔和他的儿子们都认为女人本质上就是家庭的用人，对生孩子有着特殊的责任。确实，索伦?克尔凯郭尔的妹妹的责任还包括服侍她们的哥哥。从家里的一个朋友伯森（Beoson）那里我们得知，女孩们对自己所处的时代以及偶尔的反抗的态度是非常极端的。
然而，如此乏味的家庭管理方法似乎未能让索伦?克尔凯郭尔改变他的看法。在他的书中，索伦?克尔凯郭尔写了很多对他父亲的评论，但却从未提到他的母亲和妹妹。否则，就像他的父亲一样，他满脑子想着上帝。
这就是人们现在喜欢说的丹麦“金色年代”（Golden Age）。18世纪90年代，哥本哈根曾两次被大火毁灭，1801年，这个国家完全失去了它的领土；1807年，英国在海边炮击它；1813年，国家造币厂倒闭。
但至少那儿有艺术“百花齐放”的景象，丹麦被看作是科学、艺术和文学富饶的土地是毫无疑问的，这也许是因为丹麦也正经历着社会动乱时期。封建社会的必然性基于封建领主，他们的领土和耕作的农民被更加复杂的东西（富裕的商人和技术高超的技工）和社会所替代，用来挑战等级制度。迈克尔?克尔凯郭尔仅仅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作为家庭最年轻的一员，没有遗产的他不得不离开贫穷的日德兰半岛，到哥本哈根做他叔叔的学徒。但是，一到那里，他很快就创造了一小笔财富，取得了一个新的社会身份。
尽管如此，迈克尔和他的儿子索伦?克尔凯郭尔对社会的转变还是高度不满，认为重要的价值和承诺将会失去意义或丢失。索伦?克尔凯郭尔用哥本哈根的一个公园概括了“新丹麦”的表面现象，这里有西洋景、蜡像馆、视觉的谋略技巧（如透视画）、肤浅且无信仰的生活方式。
即使是一个年轻的男孩，索伦?克尔凯郭尔也非常认真。在哥本哈根的精英语法学校、公民美德学校，他的绰号叫“叉子”，因为他喜欢让同学们进行辩论并呈现他们在讨论过程中产生的矛盾。
不久之后，他的兴趣不仅局限于赢得辩论赛和在文学世界中获得一席之地，他还特别想加入哥本哈根文学界中最著名的人物——海伯格（Heiberg）的文学圈子。海伯格先生也是一位哲学家，他肩负着向丹麦传授黑格尔哲学的责任。如果这一点还不够，那么海伯格还是当时最有名的丹麦剧作家，是皇家剧院的总指挥，他与一个非常有名且美丽的演员结了婚，并开办了哥本哈根最高雅的文学沙龙。索伦?克尔凯郭尔多么羡慕他呀！他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被引荐进入这个吸引人的圈子。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索伦?克尔凯郭尔与维珍妮?奥逊（Regine Olsen）订婚了。他第一次遇见这个女孩儿时，她只有14岁。”婚姻也保持了人类最重要的发现之旅。”他在《生命的阶段》（stages on Life’s Way）上解释说。维珍妮成了他随后的很多著作中一个重要的主题，但是却不是以非常乐观的形式出现。就像索伦?克尔凯郭尔所言：“将一名女子赋予诗意是一种艺术，而将自己赋予她一样的诗意是一种杰作。”后来，在《诱惑者的日记》（Diary of the Seducer）中的《非此即彼》（Either/Or）这篇文章中，他写道：
青少年时期对性欲的觉醒使我们获得我们自身之外的欢愉，而这种满足感的获得又取决于另一个人所带来的自由。性交可以使我们获得飘飘欲仙的快乐，但同时又夹杂着承担责任的恐惧感。焦虑就这样矛盾地徘徊在沉迷与恐惧之间。
索伦?克尔凯郭尔将蒙受耻辱的维珍妮公之于世，希望能和她解除关系〔维妮珍最后和索伦的其中一个对手（一个学校老师，要不是作为外交官上的事业暗淡，他可能会继续走向成功）结了婚〕。《非此即彼》瞬时取得成功，主要是因为它新奇的角度。在8年的时间内，维妮珍的这段经历引发了索伦?克尔凯郭尔20本书的创造性写作高潮。
但是索伦从未把它引人文学写作中。有时，索伦没有得到海伯格文学团体的完全认可，这使他很沮丧。他转而出人了相反的比较堕落的地方：他逛妓院，和一群酒鬼混在一起。这些酒鬼里面还包括另外一个非常害羞的汉斯?安徒生（Hans Anderson），那个已经因他的童话故事成名的作家。索伦曾经很喜欢在聚会上愚弄他，但是这两个人也创造了一种奇怪的体系。安徒生也曾经靠借债度日，并且因还不起债务而被关进牢房，几次三番地要他的父亲保释。
当他挑衅一个名为《海盗报》（Corsair）的讽刺性期刊时，他的噩运也就随之而来了。这个期刊巧妙地将他描述成一个奇怪的人，漫无边际地游荡在哥本哈根，和人们谈天说地——更为糟糕的是，他的裤子总是太短！对于这些嘲讽，他感到震惊和心痛。索伦?克尔凯郭尔在他的旅程中写道：“天才就像是雷电——它们和风作斗争，虽有些吓人，但却能使空气清新。”
但是在他25岁的时候，他经历了他所谓的突如其来的“难以名状的快乐”，并决定改造自己。他戒掉了酗酒的习惯，与他的父亲和解，发表了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对安徒生的一部小说的批判性评论，题为《来自一位在世者的论文》（From the Papers of One Still Living）。
“天才就像是雷电——它们和风作斗争，
虽有些吓人，但却能使空气清新。”
但是，索伦?克尔凯郭尔是在《非此即彼》中展现出了他的新见解——我们所作的必要选择是感官上的自我满足以及无私地一心追求纯洁和美德。而我们无法理性地对此作出选择；它实际上是“存在的”。那意味着什么呢？存在主义者认为，这种决定阐释并创造了个人，这个人在他或她被选择后才会认为自己是存在的。因此，他们在他人的理性判断之外。索伦?克尔凯郭尔将此方法应用在维珍妮身上，所有人认为这是为了“激怒”维珍妮从而结束他们的婚约，是对这位年轻少女施行的一系列精妙的公开羞辱。但是，对索伦?克尔凯郭尔来说，他在创造下一个迈克尔?克尔凯郭尔。
“每当我们决定对道德表示怀疑时，”他狂傲地写道，“这些行为必定会超出社会论证的范围，并且绝对是‘避讳’的话题。”这些会在《恐惧与战栗》中得以解决，因为他们藐视公民美德，并且徘徊在疯狂的边缘。
间接交流
索伦?克尔凯郭尔的作品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他的幽默。《对哲学片断所作的非科学附录》（Concluding Unscientific Postscriptto Philosophical Fragments）是对不到55页的小书（（哲学片断》（Philosophical Frag-ments）追加的600多页的附录。两者都是用的笔名约翰尼斯?克里马科斯（Johannes Climacus），这正是索伦?克尔凯郭尔称为“间接交流”的特点。
索伦?克尔凯郭尔认为，“直接交流”是对上帝、作家和读者的一种“欺骗”，因为这只与客观思维有关，而无法适当地表达主观性的重要性。间接交流可以使读者引人他们自己的思想，并与这些观点形成一种个人联系。相反，客观写作使人们在感兴趣的领域无法蕴涵自己的激情。尤其是基督教教义，只能在带着激情和诚挚之时才能被欣赏，而在这里主观性是必须的。相比之下，黑格尔的真理——他的“连续的世界历史的进程”则非常冷酷无情。
因此，为了确保没有明显的“权威”观点，读者被迫必须对意义作出自己的判断，他将他的原文分解成了前言、序言、初探、插曲、附注、致读者的信、匿名部分和匿名编辑的校对、整理和细分（留意的读者会发现，为了对索伦?克尔凯郭尔表示尊重，本章也是不连续、不完整的。这形成了糟糕的风格，并且让那些不得不弄清它们联系的读者厌倦不已——但是这对作者来说是一种很棒的快捷之道）。
而且，既然索伦?克尔凯郭尔的书都是用他的遗产自行出版的，那么他当然可以用他喜欢的方式来写作——而他依然还有足够的钱与他忠实的用人安德斯（Anders）住在一个舒适宽大的套房里。
在《非科学的附录》中，索伦?克尔凯郭尔将真实的存在形容成像“骑着野马”，而“所谓的存在”像在运送干草的马车里睡觉。明显是受此启发，索伦典型的工作日包括早上一段时间的“沉思”，然后一直写作到中午，他喜欢在下午散步，走很远的路，并会在沿路停下来与任何他认为有趣的人聊天，然后很晚才回到家。之后，他会写作大半个夜晚，一直到深夜（这大概就是“野马”的标准做法……）。
在哥本哈根的散步和他连续出版的书最终使他成为了一个公众人物，他以作为当时受欢迎的黑格尔哲学和国教的批评家而著称。
但是后来，这两个对手碰头了，索伦?克尔凯郭尔在大学时代的老对手和黑格尔哲学的著名支持者汉斯?马顿生接任了丹麦教会的主教职位。索伦?克尔凯郭尔暴怒不已，他立即对这位基督教会新主教发起全面进攻，并表明了他自己的观点。而这次，他关于语义学的哲学理论为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却未用自己的笔名。这本书以及后来的作品〔如系列讽刺短论《快报》（The Instant）〕都大受欢迎，并十分畅销——但是这也意味着，因为印刷费用比书的收人大得多，他花费了更多的钱。事实上，在索伦，克尔凯郭尔最后一次患病而晕倒在街上的那一天，他正是在到银行取出遗产的最后一笔钱后返回家的路途中。
忠实于他反对教权主义的原则，他在临终之前拒绝接受最后的礼拜仪式。而且，他的葬礼被一帮反对一位牧师出席的抗议者所打断，尽管那位牧师是他的兄弟。这座城市有意忽视他的离去，并且在他去世多年后，哥本哈根的子孙们在洗礼时仍不允许取名为索伦，因为这个名字附上了糟糕的名声。
索伦?克尔凯郭尔的作品大多都被忽视或遗忘。直到20世纪，他的思想才开始影响法国的存在主义者，他们敬慕并推崇他的个人主义和反理性主义，并完全忽视他的宗教优先权。索伦?克尔凯郭尔将感激这个讽刺的局面。
穆勒的诗意转折点
从哲学角度看，因为穆勒反对后验的合理性，所以他反对其他人对于“制度”无证据的偏爱。穆勒没有公开验证证据，他写出的作品就是对“当权派”和“错误教条及陈旧制度”的支持。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被认为是19世纪英国“最负盛名”的哲学家，他提出并发展了功利主义理论。其最重要的著作是《逻辑体系》（System of Logic）（共2卷，1843年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1848年出版）、《论自由》（on Liberty）（1859年出版），当然还有《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1861年出版）。但早年的时候，他曾发生过一些不幸。卡尔?布茵通（Karl Britton）在《牛津哲学指南》（Oxford Companion）里作了全面的解释。
20岁的时候，穆勒经历了一场“心理危机”，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很消沉，直到他在华兹华斯（Wordsworth）的诗里找到安慰。在他的恢复期，受柯勒律治（Coleridge）、卡莱尔（Carlyle）和约翰?斯特林（John Sterling）的影响，穆勒曾一度抵制有关他父亲、他自身学识和道德方面的说法。1831年，他遇见了海丽特?泰勒（Harriet Taylor），两人一见钟情，这得到了泰勒丈夫的宽容，但并没有得到朋友们的支持。正是因为泰勒夫人的影响，穆勒才摆脱了对柯勒律治思想的病态偏好。
这些都很真实。穆勒究竟是怎样到达那样声名显赫的地位的呢？看起来似乎有捷径。
哲学故事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生于伦敦，从小由父亲詹姆斯（James）亲自教育。詹姆斯本身也是哲学家，积极宣扬功利理论（有人可能会说他是功利主义布道者）。穆勒3岁开始学习希腊语，8岁学习拉丁语，12岁开始学习逻辑学，大量精准的哲学训练将他的大脑造就成强大的“理性机器”。
这项培养计划得到穆勒的父亲和他的世俗教父本瑟姆（Bentham）先生的支持，本瑟姆先生因设计了圆形监狱而闻名。在圆形监狱里，每个人都被监视，不确定、模糊、不严密等问题都得到解决。
18岁的时候，穆勒开始跟随穆勒?西尼尔（Mill Senior）在东印度公司（The East India Company）工作，从基层做到审查员。4年后，他发生了“心理危机”。22岁的穆勒读到了华兹华斯的一本诗集，之后他决定要做一个全然不同的思想者，不只是逻辑机器，还要有哲学思相①
“众所周知，诗由情而发，因此诗歌应当区别于华兹华斯认为的诗歌是关于逻辑的、事实的、自然的。一方强调信念，另一方强调感觉。一方晓之以理，另一方则动之以情。一方满足理解的需要，另一方则关注感官的体验。”（《对诗歌及其种类的思考》（Thoughts on Poetry and lts Varieties）之《什么是诗歌》，1833年出版）
在湖区（Lake District）他姐姐家美丽的庭院里能够望见英格兰最美丽的群山，在那里，穆勒遇到了华兹华斯。华兹华斯在宁静的庭院里，在茶香相伴中这样解释：
在所有的写作形式里，诗歌是最富哲学性的……它的对象是真理，它不是个体的也不是局部的，而是普遍的、具体的；不以外在的证词之类的东西为依据，而由内心的激情点燃。真理就是它的证词，给予它所信服的法庭以证明和信心。
穆勒也会这么写。华兹华斯的人文主义就是穆勒心灵的“灵丹妙药”，当时柯勒律治的诗歌正引导他从原子哲学向对社会本质的认识的发展。
穆勒的教父——伟大的功利主义者本瑟姆说：“我们在表述任何东西的时候都用到文字，而在精确阐述逻辑真理的时候却不用。”在听到他说“所有的快乐都是一样的，图钉与诗歌一样美好”的时候，穆勒打了个冷战。穆勒还听到了本瑟姆另一句更为经典的名言：“所有的诗歌都是误传。”穆勒在他常读的诗歌集上记下了这句话，就像记下“卡莱尔先生强烈声称的‘有限人类的完整性’”一样。
华兹华斯的诗歌像穆勒心灵的一剂灵丹妙药。
下面的这位哲学家像坐井观天的青蛙：他自夸完全从贫疥的人类知识的规律下得到了解放，在一段时间只能看清一件事物，甚至看不到缺点。在诗歌里只有论点是不正确的，诗歌不能包括自身所有要运用于实践的限制和功用，本瑟姆真的这样认为吗？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散文主题离实现乌托邦有多远：他所做的尝试不仅与诗歌不协调，还与演讲术以及每一种流行的写作形式格格不入。
然而，平心而论，本瑟姆早期的作品轻快甚至偶尔有点戏谑（起码在穆勒看起来是在这样的，相对于他的代数和语言学习来说）。然而，很不幸的是：
在他后期的深入学习中，他陷入了一种拉丁语和德语的句式结构中，而这些对英语学者是陌生的。他不能忍受为了文章的清晰性或者读者的舒适性而像凡夫俗子一样，在一个句子中写下真理，又在下一个句子中纠正。他坚持在句子中间嵌入插入语。
穆勒继续用他刻苦学来的古典知识在他对诗歌的抵制中指责自己的老师：
“他想以一种反对异议的姿态来写作，因为不具可读性，他不会取得任何成就，而且与任何一位诗人或感伤主义者的观．点都不协调。如果从表达文学或阐释哲学的角度来看，他们有可能对大众产生影响，如果他的反对是成立的，那么所有风格的作品都禁不起考验。”
本瑟姆的朋友都对此忧心忡忡。似乎年轻的穆勒已经“阅读过华兹华斯的作品并为它所迷惑”，约翰?鲍林（John Bowring）写道，“他陷人了从来没有过的奇怪的混乱状态。”
痊愈
对诗歌的争论不是个模糊的议题。它带着“线性、男性”的思维方式、冷淡平静的逻辑、特定的对象等特点进人西方哲学的中心。穆勒抛弃了哲学推论的虚饰，这些推论带着虚假的确定性和欧几里得几何学，它们不阐释真实世界的复杂性，也不阐释因果关系的各种复杂模式和因素——尽管这些因果关系有的是不可预测的。穆勒甚至不愿意将自己描述成哲学家，而宁愿被称作“社会学家”。他认为最重要的工作是研究人类思维中的精神特性，如他在《逻辑体系》（第6篇，《论道德科学的逻辑》）中所述：“讨论决定性格类型的因素的理论属于一个民族或者一个时代。”《逻辑体系》借鉴了康德的《先验与后验》（A Prio-ri and a Posteriori）中的部分观点，然后用分析综合的方法（康德最喜欢的方法）找出了“字面”与“真实”论点之间微妙且有用的差别，结论只能是而且必须是正确的。如穆勒所言，如果逻辑不包含任何“真实的”结论，它就只是一席空话。但数学确实能产生新的知识（穆勒赞同这一点），这只是因为它能采用不同的事物作为基础。数学和逻辑学看起来如此确定、如此不可置疑，这是我们的心理倾向。
尽管穆勒的功利主义与本瑟姆的完全不同，但因为他被认为是本瑟姆的顺理成章的接班人，所以他们的成名轨迹常常被放在一起研究。穆勒不是像他父亲一样的宗教布道者，1938年，他像个异教徒一样在一篇散文中指责本瑟姆。穆勒指出本瑟姆对于“清晰性”的困扰曾使他自己错误地认为不清晰的东西就不存在，而且会像抽象概念“人类种族的全部不可分析的经验”一样溶解。边沁学派（Benthamites）认为穆勒完全受柯勒律治学派（Coleridge School）的影响，这种观点也不对，柯勒律治派是浪漫诗人（Romantic Poets）新运动的一个分支，最后变成政治保守派，反对激进的社会主义和新经济理论中的非人性化。从哲学角度看，因为穆勒反对后验的合理性，所以他反对其他人对于“制度”无证据的偏爱。穆勒没有公开验证证据，他写出的作品就是对“当权派”和“错误教条及陈旧制度”的支持。这里他采用了本瑟姆的部分方法：分解整体、分析局部。如果将社会当做一系列个体的综合体来看待，社会就能够被理解，但个体也需要被看作是一系列感觉的综合体来被理解。
穆勒的诗意转折点使他改变了对人类自然和社会科学的看法。这不过是他生命里一个反常的时期，所幸很快就过去了。
华而不实的注释
①海德格尔也曾关注过诗歌，但他认为没有矛盾，在他的一篇论荷尔德林（Holderlin）的散文中，他写道：“存在造就世界。”诗人拥有与哲学家同样的角色和权威。
梭罗和他的棚屋生活
当我独自一人身处遥远的森林或田野，毫无遮掩于嫩芽或祖露于带有野兔奔跑痕迹的牧草地，甚至是碰上像今天这样的萧瑟且毫无生气的一天时，当一个乡下人都在思考他的内心世界时，我也回归了自身。
我们依赖哲学家来描绘良好感觉和理性思维的绿洲，但是在经过进一步的研究之后，我们遗憾地发现许多哲学家不仅非常古怪，而且毫无理性。大卫?亨利?梭罗（DavidHen叮Thoreau），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当他住在靠近池塘的棚屋里时，主要靠制造铅笔维持生活，另外，他给人的第一印象也非常古怪。他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位哲学家仍然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问题。
在1857年1月7日的日记中，梭罗这样描述自己：
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我几乎总是俗气而又放荡，我的生活是难以言表的卑贱。无论多少钱财和多高的社会地位都丝毫不能弥补这样的卑贱——当我与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共餐的时候。但是，当我独自一人身处遥远的森林或田野，毫无遮掩于嫩芽或祖露于带有野兔奔跑痕迹的牧草地，甚至是碰上像今天这样的萧瑟且毫无生气的一天时，当一个乡下人都在思考他的内心世界时，我也回归了自身。我再一次感受到自我，此时冷漠和孤独便是我的朋友。
我认为，这种感觉对我来说就如同其他人到教堂里祷告后得到的感觉。我来到了我独自的精神家园，就像游子回到家乡一样。然后我着手处理那些繁杂的事情，还原事物本来的美丽面貌……我希望……每天都有清醒的头脑。
哲学故事
这样的解释并没有给罗伯特?路易?史蒂文森（Rohert Louis Sste-venson）留下深刻的印象。罗伯特?路易?史蒂文森是《金银岛》（Treasure Island）和《绑架》（Kidnapped）等令人振奋的传奇故事的作者，他也放弃了传统的教授生涯而成为一名作家。年幼的史蒂文森战胜了病魔，娶了一个住在偏远地区的漂亮女人，一同定居在国外的萨摩亚群岛（samoa）中的一座山上。从那时起，他就提到梭罗在小棚屋里，充满了“某种品德上的自我放纵”，他补充说：
生命中容易有一些娇气，甚至懦弱的东西，它们不会因为冲击和自而移动，它们害怕那些令人振奋的世间关系。总而言之，梭罗是一个逃避者。他不希望将自己的美德传播给他的兄弟，而是溜进一个角落将美德藏匿起来。
事实上，许多其他对梭罗的生活方式深有印象的人也不会将美德传播给他人。因此，终其一生以及他死后多年，梭罗都被认为只不过是一个怪癖的荒蛮人——敌视社会和进步。他对各种各样运动的贡献——包括奴隶制的废除、印第安人的福利和美国原始环境的保护——只使得他更加难以被认可。但是，哲学家是不应该用跟他同时代的人的观点来评判的。时间和历史才是他们的评判员。这也就是隐藏在标题“亨利?梭罗”背后的历史记录。
他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的康科德（Concord）,马萨诸塞州在生态学中意指北美洲东岸的热带雨林地区。在他那个时代，康科德曾一度是作家和文学的集中之地。他全名大卫?亨利?梭罗，一直以来以亨利这个名字为大家所熟知。现如今，他的住所被改建为博物馆，但已迁离原址几百米，这也带来了一个小小的哲学问题：梭罗真的在这里出生吗？如果不是，那现在不就有两个这样的地方了？
有人称他为“诗歌界的桂冠诗人”，还有人尊称他为“生态良知的先驱”。他的一位后继者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曾说他“肮脏如罪犯”，并评论说：“他长着长耳朵和奇怪的嘴巴，行为粗俗、怪异但不失礼节，正好与其外貌相称。但是他的丑陋正合时宜，也正是他该有的形象。”
霍桑曾在其著作《七个尖角的阁楼》（The House of Seven Gables）中说：“世界的不安都归于人类的冲动，快乐的人不可避免地被历史限制着。”事实上，霍桑非常尊敬梭罗，甚至想宣称在他自己隐居于阁楼中的几个月里获得了灵感。
作为一个政治上的激进分子，梭罗顺理成章地就读于哈佛大学，在那之后，他学到了一个传统哲学家的基础知识（修辞学、古希腊文学、数学等），然后回到了他的故乡。在那里，他成为了一群作家中的一员，这些作家中有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他是“新英格兰超验主义”（New Engl and Transcendentalism）运动的领跑者。这种运动指出，通过自然我们才能够触摸到我们的灵魂深处。梭罗得到了一个在康科德学院（Concord College）任教的职位，但是由于拒绝使用教鞭惩罚学生，也就是后来的委婉说法“执行体罚”，他被开除了。后来，梭罗跟他的兄弟约翰一起开办了一所学校，教授“漫步大自然”等课程。但是，当约翰的合约到期，并因感染破伤风死后，学校就关闭了。在这个低谷上，梭罗接受了爱默生的邀请，成为了他的助手、爱默生子女的教师以及名副其实的勤杂工，其中当然包括园林工的工作。但是他的主要工作还是在他父母的铅笔厂，这份工作整合了他的两个兴趣：本地的树木和本地〔至少是新罕布什尔州（New Hampshire）〕的岩石、石墨。
在接下来的1845年，他每天花半个小时从家里走到一个小小的木质棚屋里——他很喜欢但含糊地称之为“木屋”，其位于瓦尔登湖（Walden Pond）岸边。瓦尔登湖并不是一个池塘，而是一个坐落在森林里的湖泊。毕竟池塘有“小”这个限定词，但据说这个瓦尔登湖是无底的。至少梭罗有一个对人类的小小贡献得到了肯定的——他发现了湖泊中最深的地方有100英尺。然而，不管他是出于何种动机移居到那儿，那片土地属于爱默生，那里靠近城镇，也不是特别隐蔽。梭罗的确赞扬了那里保持着自然状态的旷野和“一定程度上的原始乡村”。
穿过最近的路，到达家中。一个人总待在原地，就像花冠总在花萼里，橡子总是藏在杯形的外壳中。当然，这里有你所爱的一切、期待的一切和你自己的全部。这里有你选中的新娘，她近在咫尺。这里有你所能想象到的一切最好和最坏的东西。你还想要什么呢？把它带走！那些蠢货们幻想着“他们的幻想是在别的什么地方”（1858年11月1日的日记）。
因为它离城镇很近，当他偶然碰上当地的收税员而他又无力缴税时，他很难安顿下来。梭罗说过，他的良心阻止他通过墨西哥战争发横财，也阻止他压榨奴隶——这样的解释导致他被捕人狱。据说这个事例激励了其他的逃税者。著名的甘地（Gandhi）反对驻扎在印度的英国政府；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抵抗美国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不幸的是，由于抗议的力量，他仅仅在狱中度过一夜之后便被释放出来，同时，他的姑母替他缴纳了所有的税款①。如果有这样一位姑母，那么甘地身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而梭罗则写了一篇题为《抗议国民政府》而不是《履行国民责任》的文章来使自己心安。
这激发了他在狱中的那个晚上所产生的一个想法——当他的思想和精神都自由的时候，限制他的身体是多么的荒谬啊！他为当局试图惩罚他的身体而感到遗憾，因为对身体的惩罚无法触犯到他的内心。他们有较好的体力来对付他的身体，但是丝毫危及不到他的信仰，而道德的力量来自于更高的层面。政府宣布：“你的钱财或者你的生命。”这是在耍弄投机者，他还补充说：
“投上你的一票吧，那不仅是一张纸，还有你整个的影响力。人少力量就弱，但少数人可以向多数人的一方靠拢，这个时候少数人就不再是少数的了；当少数人的群体发展受到阻碍的时候，合并势在必行。如果我们可以选择将所有人囚禁或者放弃战争解放奴隶，我们的政府将会毫不扰豫地这么做。”
回到小屋后，他写了他的第一本书，名为《康科德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周》（A Week on the Concord and Merrimack Rivers），这是献给他哥哥约翰的颂词。不出所料，出版商对这本书没有很大的兴趣，但爱默生鼓励他自费出版这本书。几年以后他负债累累，也因此产生了对爱默生的怨恨。
时光飞逝，两年后他离开了小屋，为了还债，他到铅笔厂工作。那两年的生活经历催生了他的下一本名为《瓦尔登湖或林中生活》（Wal-den,or Life on the Woods）的书，在这本书中不仅有对森林的描写，他还用批评的眼光观察人类自然和社会，论点如“一群人在一起就有了独自绝望的生命”。这本书开篇写道：“大部分人并不是追求简单的生活，而是把时间浪费在追求物质生活上（这也是柏拉图的名言），即使是那些有点追求的人也是把时间浪费在阅读现代小说而非经典的古典著作上。”这是受哈佛大学影响的表现。值得庆幸的是，在故事展开以后，梭罗开始发现自然的神秘与壮丽，甚至比希腊的古典文学更有趣。因为这样，他的日记比他的书籍更有价值。经年累月，这些日记提供了丰富的记录，关于森林和湖泊，关于自然如何变迁、适应和再生。有些人认为他应该获得赞誉，因为通过描写物种、地理和气候怎样交互作用，他为生态学奠定了基础。毫无疑问，梭罗是达尔文的追随者，受达尔文在比格（Beagle）的航行日记的激发而成为美国最先拥护进化论的人，当时的美国还受“造物主造物”论调的主导。当然，梭罗杂记的范围并不仅限于此。
梭罗小心地记下每天的天气，哪种花儿正盛开，以及瓦尔登湖的水深。
每项工作都分两步进行。首先，梭罗会小心地记下自己观察到的东西，如天气、正在开放的花、瓦尔登湖的水深以及他所见到的动物的行为等。这一步完成后，他还要辨别和描写所见事物的精神和美学意义。梭罗很欣赏华兹华斯的故事：一名游人访问华兹华斯，请求华兹华斯的仆人带他参观华兹华斯的书房，女仆把他带到一个房间说：“这是他的图书室，但他的书房在户外。”梭罗也是如此。
后来有人对梭罗的杂记作了统计，大概有20万字，这是大量观察的结果累积起来的。不说纸张，光是墨水就用了很多，这么大一笔凡销，任何一位生态学家都会犹豫，但这些文字闪耀着哲学的光芒。他的杂记是他哲学思想的基础，正如梭罗在《湖畔生活》（Life on the Pond）中写下的结论：
如果你在空中建楼阁，你的工作不会是徒劳无益；楼阁本应在空中。
你需要做的是在下面打好基础。
那么梭罗究竟是个自我放纵的懒鬼还是个哲学先驱呢？史蒂文森由于体质弱，少年时期都在病床上度过，还要为赢得独立而斗争，他放弃了正常工作，游历各国，写夸张的小说。相反，尽管患有气喘，但仍然在铅笔厂做工的梭罗却显得生机勃勃。他很少旅游，只在自己的院子里看世界。
尽管如此，史蒂文森和梭罗还是有许多共同点。因为梭罗的确离开过他的小屋进行日常的散步。巧合的是，就是这一次散步，当他在一个特别漆黑的夜晚里数着树木的年轮时，天空下雨，他也就放弃了，回来之后他就感冒了，一病不起直至身亡，那年他才44岁。但当时，就如他自己所写，“虽然我们是懦弱的斗士”，但每次散步还是像战斗。
我们从旧壁炉前起身出发去散步，然后夜里回来，每次散步都是一次观光。有一半路程我们是在走原路。我们应该走最短的路线。偶尔在冒险精神的激励下我们决心再也不回来——我们不朽的心脏可以作为遗物寄回来。如果你打算离开父母、兄弟、妻子、孩子和朋友，再也不与他们相见，如果你还清了债务、实现了心愿、处理完了后事，成为一个完全自由的人，那么你可以去散步了。
华而不实的注释
①梭罗在他的《杂记》中记载：“我婶婶玛利亚让我读查尔穆斯博士的生平传记，但我从没答应。昨天，也就是星期天，我听见她向我的耳聋的姑姑珍妮一字一句地喊道：‘你想想看！他今天站着听青蛙叫听了半个小时，他是不会读查尔穆斯博士的生平传记的。'”
马克思的革命性唯物主义
对于我自己，我没有宣称我已经发现了现代社会中阶级的存在和阶级之间的斗争。早在我之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已经描述了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已经深入剖析了他们的经济结构。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Poverty of Philosophy）一书中写道，人既是自己人生戏剧的创作者，又是表演者。同样地，哲学家“不会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他在《科隆公报》一次社论中补充说，但是他们是“他们所属的时代和国家的产物，而其大部分精妙、珍贵又无形的精髓都流人到哲学思想中”。
因此，为了理解马克思（和其后来的社会理论），我们应该灵活探究马克思的个人生活与其社会“存在”中相对较小的信息主体，而不是费力地去研究“拟经验”（quasi-empirical）历史研究的内容。毕竟，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写过，“思想、概念和意识的产物首先直接与人的物质活动和物质交流、现实生活的语言相融合”。“纯哲学”只是一种“自慰”——理性自慰——他们说，即使是他们自己无疑也会犯此罪……而且，马克思将自己形容是一个“世界历史性”个体——所有先前历史趋势的一种结晶。
而且，如果未被悲哀地忽视，这会是一个更加有趣的研究。
哲学故事
马克思出生于特里尔（Trier），这个地方也因此至今仍是德国一座具有资产阶级商业性质的城镇。他的父母无疑都是资产阶级。他的父亲是一名律师，尽管因其是犹太人，他可能会成为遭受迫害的少数民族的一分子，但是他却选择了通过改变其信仰来提高社会地位。他的房子具有资产阶级色彩，里面到处都是最博学和文雅的东西，包括拉辛（Racine）、但丁（Dante）、莎士比亚和像卢梭和伏尔泰这样的哲学家们的书籍。马克思的一位邻居——著名的社会主义思想家维斯法兰（WestPhalen）男爵也会借书给马克思。在适当的时候，“特里尔最美丽的姑娘”也会借书给他。这位女孩就是男爵的女儿珍妮（Jenny），她早已倾心于矮壮黑黝而又帅气阴沉的马克思。无论是他浮夸的风格、嗜酒的习性、斗志，还是他的浪漫情诗，历史都未给出证明。在接下来的40年里，她既是马克思忠实的妻子，也是他的秘书——将马克思的笔记整理得清晰连贯。这似乎很适合她，因为她认为女人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忠诚”。她还认为，对于男人来说，最重要的品质应该是“道德勇气”。相反，马克思认为，男人最重要的品质很简单，就是变得“强壮”，而女人就是要“脆弱”。而他心中的幸福是“去斗争”。顺便说句无关的，恩格斯认为，理想的男人应该“管好自己的事”，完美的女人应该能够“不放错东西”，而幸福是要在革命（1848）的美酒的瓶子中寻找。
但是在这里谈革命有些超前。首先，马克思全家不得不放弃他们沉闷的德国小镇，前往魅力四射的巴黎。在这里，他们与赫尔维柯（Her-weigh）和海涅（Heine）等诗人和巴库宁（Bakunin）等政治哲学家们混在一起。马克思已经认识的恩格斯也在那里，两人建立了坚实的友谊。恩格斯与马克思不同，他消瘦苍白，拥有蓝色的眼睛，还是近视眼，并且擅长写作。他们的关系将会不朽。然而，马克思陷人了与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们的争吵中，他们争吵的问题是共产主义先锋们是否预示着无产阶级社会的到来，还是只会堕落成一个腐朽、残酷、无能的政府。
但是与巴库宁的争吵还得等上一段时间。马克思首先是与法国当局争吵，然后被逐出巴黎，宣称自己是“世界公民”。接着，在简单地定居于布鲁塞尔，并继承了一小笔财产后，他又开始与比利时人争吵。比利时当局控诉他试图花钱为布鲁塞尔的工人购买武器。
回到他的祖国德国后，他与恩格斯匆忙地开始书写《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试图赶上1848年横扫欧洲的革命浪潮。主要是由恩格斯执笔的《共产党宣言》（尽管他公开表示抗议）以此名句起头：“一切至今现存的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如果说《共产党宣言》并未推动革命，那么它却让马克思在德国变得不受欢迎，以至于到1849年，马克思和珍妮（还有他们的孩子和“忠实的守门人”）不得不到伦敦定居。此时的伦敦就是查尔斯?狄更斯小说里描述的伦敦。这个世界里充斥着黑暗的魔鬼磨坊和恐怖的厂房，“卖火柴的小女孩”在磨坊里做苦工，“雾都孤儿”被罚没粥吃。马克思将在那里度过余生。此时马克思一家的情况十分“窘迫”，委婉地说是“负债累累”,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可否认依然是资产阶级的。当他们抵达伦敦时，为了更好地适应新环境，他们甚至还将阿盖尔公爵（Duke of Argvll）的头像装饰在他们的银色器具上。
此时，马克思依靠在《纽约论坛报》（New York Daily Tribune）发表文章（尽管事实上大部分专栏是由恩格斯代为执笔的）的微薄收人和恩格斯寄给他们的1英镑旧纸币来补充家用。而马克思一次只会收到半个英镑，并非是因为恩格斯很吝音，而是因为两个人都相信——也许是正确的——他们的信件被拦截了。
尽管这些钱是从恩格斯在曼切斯特的工厂中剥削工人而来——或者正如马克思描述的：
资本……从剥削直接生产者或工人得来的一定量的剩余劳动。剩余劳动是指没有获得等量的价值，无论因自由合同协议它看似有多少，其本性依然是强迫劳动……（《资本论》第3卷）
至少这些钱让马克思能够继续他在大英图书馆阅览室的“研究”,也能进伦敦的各种酒馆和（将得以证明）一个名叫伊莲?德穆斯（Helene Demuth）的卧室，而且会因她而有一个私生子。那个名叫弗雷迪（Freddy）的孩子最终会被收养，而历史并未对此有任何记录。但是马克思与珍妮的七个孩子的命运也不会遭人嫉妒——营养不良夺去了还是婴儿的四个孩子的生命。
1856年，马克思全家从另一处遗产中得到了更多钱。他们用一部分钱在汉普特斯西斯公园（Hampstead Heahh）附近买了一栋舒适的房子，并将剩下的三个孩子送进了南汉普特斯西斯女子学院（South Hampstead College for Ladies）。然而，这笔遗产很快被花光了，而且，即使马克思愤怒地写道：“我不会让资产阶级社会将我变成一个赚钱机器。”他还是不得不加倍努力赚钱，其中包括写信给恩格斯。
其中一封信这样写道：
亲爱的恩格斯：
通过今天这封信，你会发现我们正处于极度的痛苦之中。我的妻子生病了，亲爱的珍妮生病了！琳薪（女佣）好像得了热病。我不能，也无法请医生，因为我没钱没药。过去的8-10天里，我一直给我的家人只吃面包和土豆，但是今天我是否还能弄到一些还是未知数……
马克思气呼呼地说：“《资本论》的稿费甚至
不够付我在写作时抽雪茄的钱！”
最好且最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女房东将我扔出去。这样我至少会摆脱22英镑的债务。但是这种亲切行为几乎不能寄希望于她。（残暴的地主阶级之一……）当务之急是欠面包师、牛奶商、茶童、菜贩和肉贩的债务依然未付。我怎样才能摆脱这恶魔般的境地呢？
第二天，马克思收到了恩格斯寄来的4英镑。少得可怜的4英镑啊！纺织厂的生意很明显处于艰难时期。作家——甚至是革命作家，这种职业并不能养家糊口。正如马克思气呼呼地说：“《资本论》的稿费甚至不够付我在写作时抽雪茄的钱！”
事实上，吸烟有害健康，而且曾经充满活力的马克思已经或多或少成为了社会的遗弃者，他已经千疮百孔。曾经美丽的珍妮于1860年患上了天花，而且虽然她痊愈了，但用马克思的话说，她看起来像“一头犀牛，一头河马”。
19世纪60年代见证了马克思失去作为《纽约论坛报》的“欧洲通讯员”的收人，但是又有两次遗产的继承为他的家庭提供了经济保障，而他们用这些钱买来更大的房子，举行了盛大的舞会。
1870年，恩格斯以工厂主人的身份退休，拆掉他的工厂办公室里曾用来睡觉的吊床，然后搬到伦敦。为了让他的朋友也能“退休”，他提供给马克思一种退休金——数目不算少，每年350英镑。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马克思漫长的政治煽动事业开始为其赢得公众的认可。他写了一篇赞美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的平等主义、民主和简朴的出奇的理性的文章，这为他赢得了“红色恐怖博士”的美誉，从而取代了另一个绰号“暴躁博士”。关于巴黎公社，他曾写道：
巴黎公社真正的秘密是这样的。它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工人阶级政府，是与政治上正确的阶级对抗斗争的产物，是最终发现的政治形式，在该形式下去实现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的，先生们，公社意在抛弃阶级财产，这使少数人的财产变成大众的。
然而，后来，马克思更正了他支持公社的说法，改为“没有明智的社会主义者”。
历史账簿的条目
如果马克思的私人生活看似有些自我放纵和非常虚伪，那么这也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是绝对有瑕疵的：毕竟大部分“马克思主义”真的是“恩格斯主义”。正是在被马克思全家称为“上校”的恩格斯撰写了《共产党宣言》的初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German Ideology）的大部分内容以及许多报刊上的文章。也正是因为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思想予以赞美和发表评论，很多人还认为是恩格斯在他的著作《社会主义：乌托邦和科学》（Socialism：Utopian and Scientific）中创造了“马克思主义”这个词。最后，也正是恩格斯从马克思的笔记中“收集”《资本论》的各种内容。
那么马克思自己还剩下什么成就呢？在一封写给魏德迈（Weydem-eyer）的信中，马克思谈到了这些成就：
对于我自己，我没有宣称我已经发现了现代社会中阶级的存在和阶级之间的斗争。早在我之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已经描述了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已经深入剖析了他们的经济结构。我自己的贡献是：
1．表明了在生产发展过程中，阶级的存在只与历史阶段紧密相关；
2．阶级斗争必定会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3．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只是消灭阶级和达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
然而，对于这些遗产的成分，我们可以说，第一条是老生常谈，第二条和第三条只能在华丽的辞藻中得以“证明”。
1863年，在恩格斯的玛丽?伯恩斯（Mary Burns）突然出乎意料地去世时，马克思与恩格斯有过一次争吵。得知她的死，马克思只是简单地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玛丽的噩耗使我感到极为意外，也极为震惊。她非常善良、机智，而且又是那样眷恋你。”接着就立刻给恩格斯详细地描述了自己的财政困难。
罗素指谓了什么
理发师应该为镇上所有通常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对于理发师来说，理发的潜在客户范围已经足够：要么是通常给自己理发的人们，要么不是。那么他自己的头发呢（我们假设这里是一位男士理发师）?
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Bertr 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是某地①的第三任伯爵，一个维多利亚时期总理的儿子，也是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哲学教授。他至今仍在剑桥（如果未在其他地方的话）被看作“对20世纪哲学发展影响最深刻”的人。他的特殊专长据说是在于哲学逻辑领域；他确实在杜撰术语方面有功，尽管这些术语都各自有长期的精确性，这些行为也早在他2000年前已经出现，但很难把他的整理看成一种新意。然而，尼古拉斯?格里芬（Nicholas Griffin）说，在《劳特里奇哲学百科全书》（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中，他无可争议地担负了许多“重要逻辑创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一种“把包含短语‘某某人’的句子再分解成这个短语不再出现的形式”的方式。这个成就值得进一步地检验。
哲学故事
一切起始于1890年，那时他在巴黎的一个哲学会议上遇到了著名的逻辑学家皮亚诺（Peano）。朱塞佩?皮亚诺（Giuseppe Peano）启发了年轻的罗素去从事将数学建立在逻辑基础之上的事业。起初，一切发展顺利。从1907年到1910年，在慈爱的阿尔弗莱德?诺斯?怀特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历史记载，他主办了“传奇的下午茶”活动。）的监督下，罗素在剑桥大学每天工作10?12个小时，来写一些数学定理。这些定理最终将成为权威的《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一书。
但是，当这部巨著完成后，正如另一位“20世纪伟大的英国哲学家”艾尔（A.J.Ayer）所说，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的理事们未能领略出这些证明的重要性，而只看到了它的篇幅是如此之长，并且认为几乎无人会愿意阅读此书。他们未能看到将数学建立在逻辑学的基础上的益处等等，相反，他们只看到了这本书会花费他们600英镑来印刷，而这数目是他们的预算的两倍。值得高兴的是，罗素和怀特海德都是其会员的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被说服捐助200英镑，但是两位作家仍需要筹集到余下的100英镑。因此，弗雷迪爵士悲哀地总结说：“这部伟大的作品已经让他们付出了10年的努力，他们在资金上得到的回报却是每人还需各付50英镑。”
《数学原理》一书是长篇巨制，现今仍没有多少人读过。但是它的观点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逻辑比数学更重要，而数学事实上可以用仅仅几个逻辑原理来概括。”
例如，对于数学家们十分重要的数字被罗素揭示为仅仅是形容词而已。举个例子，两只狗只是具有“成双”特性的一些狗的另一种说法。看到那边的那群狗了吗？它属于“成双”这一类，我的耳朵，你的手，罗素的前两个妻子也是如此，事实上，其他每组事物也都会含有此短暂的性质。但是，四只狗的组呢？它也属于成双事物的组吗？因为它包含了两组两只狗。
但是，这已经很复杂了。我们需要诸如伦敦大学的当代教授马克?塞恩斯伯里（Mark Salnsbury）这样的专家来让我们轻松地理解这些。拿1+2举个例子（2+2就留给高级学生吧），他解释道，这可以更好地表达为：“集是一个命题与两个命题的并集（一个命题与两个命题相同的个例除外）。”换句话说，塞恩斯伯里教授漂亮地总结为，“有三个命题子集的集！”
这怎么会是一种提高呢？然而，对于许多现代哲学家来说，这就是。他们认为，日常语言能更好地“正式”地表达对逻辑的使用。正如罗素在《心物的分析》（Mindand Matter）中带着十分的种族优越感解释的那样，关于世界的命题应该剥去它们的“野蛮的迷信”来揭示它们的逻辑精髓。即使是简单的命题，如“雪是冰冻的水”也需要解释说明，因为“是”是什么样的动词（这在一句话中两次使用这个词）？这个“是”就是表示某种存在的东西？或者“是”是与“等号”相同的是（三次出现这个词）？或者说，“是”是用于描述雪的一种性质？到底哪个“是”呢？
不管怎样，罗素提出的就是这类问题。但是，如果罗素作为伟大的逻辑学家的名声令人怀疑的话，他通过《哲学问题》（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和《西方哲学史》（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等书籍对哲学通俗化和分类的贡献已经承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但是回到1905年，罗素出版了第一部重要著作《论指谓》（On De-noting）。正是在此处，罗素对他的理论——需要省略的诸如“some”、“no”、“a”和“every”或他所谓的“量词”等名词之前的词语——进行了概要的论述。这是因为，就像独角兽和法国国王一样，他们并不代表什么。苏格拉底代表苏格拉底，“哲学”这个词代表一个人的某些学术特征，但是在短语“苏格拉底是一名哲学家”中，“一名”代表什么呢？数量，是的，但是这使得一切更为复杂。因为，说一只独角兽有一只角并不是真的意味着那里真的有一只有且只有一只角的独角兽。
罗素认为，我们所说的每个事物都只由我们拥有的直观知识和理解的事物的说法（也许是合成的）构成——知识实质上凭的是感性知觉。
因此，我们可以说，“有一天，我在法国遇到一个人，他告诉我他是法国国王，我还能看到他是秃头”——但是，当然不是——“法国现在的国王是秃头”。这与他在1914年提出的观点一致，即我们究竟是怎样了解“外部”世界的事物的这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可以通过不断地借助“感知”来解答。实际上，只需通过借助我们头脑中的想法即可。后来，他改善了他的方法，说所有的“感知”都应该像一些简单的感性知觉一样来理解。
罗素也将这些缩小到如颜色、气味、硬度、粗糙度等这类事物上，尽管这些技巧对在他之间的其他人并无多大作用。他说，“感官数据”为我们提供了“通过感性认识得到的知识”，否则，我们不得不解决“通过描述得到知识”的问题。我们几乎无法直接理解，我们的存在甚至只限于“意愿”、“相信”、“希望”等意识中。一个古怪的例子就是，罗素认为，山是无法被直接认识的，因此，我们不得不将自己局限在谈论我们可能会有的，能使我们产生一座山的“猜想”的感知（罗素的房子被高大的、坚硬的、顶上有积雪的事物所包围着）。（为了与最优秀的科学实践一致，罗素作出的唯一的让步是我们可以继续作出一些设想，例如我们未来看时还依然存在的事物，或至少“一般说来”今天正确，而明天依然正确的事物。）
他自己的头发怎么办？一般来说，如果他之前没有剪掉
自己的头发，那这次他肯定会剪掉他的头发……
然而，科学是一个十分不精准和逍遥自在的领域。数学并非如此。罗素正是于此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难题，也是一个尖锐的难题。事实上，在适当的时候，这会成为他的哲学纪念碑——自此以后，在哲学界永远以“罗素悖论”著称。在数学用语中，它被称为“不是自己命题的集合的集合问题”，而问题就是它是不是自己的命题。但是，如果我们记得兴都库什（Hindu Kush）理发师的案例，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它。理发师应该为镇上所有通常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对于理发师来说，理发的潜在客户范围已经足够：要么是通常给自己理发的人们，要么不是。那么他自己的头发呢（我们假设这里是一位男理发师）？如果他通常不给自己理发，那么他这次当然可以给自己理发。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看似就在为一个通常为自己理发的人理发——而这并不是他应该做的。因此，理发师不应该为自己理发。但是如果他不为自己理发，那么他当然符合他能为其他人理发的人的类别。
这总是在转圈圈，最终只是无用的自指的失败。因此，罗素觉得拯救他的杰出理论，他宣称所有自指的论述是不对的（不仅仅是理发师，或者不包含自己的集合的陈述）。这就是他的“类型论”。
下一个问题是关于否定。说“苏格拉底是一个男人”很复杂，但是说“苏格拉底不是一个女人”则更加糟糕。罗素也想将这种否定陈述排除。因为他希望将所有的陈述都变成简单陈述，直接与逻辑真理或经验真理相关联。而我们要怎么样直接谈论不存在的事物呢？很明显，否定不能解决。或者也许我应该说，只有肯定能。
从现在起，我们应该要肯定和精确，而不是否定和模糊。我们应该说“x是狗，y是一个供写作的房间，Z是一沓手稿，x跑进y里，吃了z”，而不是说“一只狗也许跑进了我的书房，现在我找不到我的手稿了”。
它的好处对于非哲学家来说并不直观明了。但是它能让逻辑哲学家们在他们的言论中避免作出无意和不必要的存在的承诺。例如：
法国国王是秃头
苏格拉底是人
雪是白的
独角兽只有一只角
长庚星（Hesperus）是金星（Phosphorus）
……
看第一句话“法国国王是秃头”，②这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对罗素和后来的哲学家们来说是一个大笑话——而非小笑话——的是法国没有国王。他早在几世纪之前就被砍头了。事实已经如此，我们不清楚这个结论是对还是错，或两者都不是。但是现在就有一个解决方法。罗素说，这个句子可以分成三个组成部分，即现在有一个法国国王，并且只有一个这样的事物，这个独一无二的存在的事物实际上是秃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第一部分并非事实。因此，“法国国王是秃头”这个句子是错误的。“独角兽只有一只角”也是如此。但是“雪是白的”不是。
对于这伟大的作品，罗素自然会期待获得诺贝尔奖。但是他将会很失望。然而，至少他没被关进监狱。这在他后来的人生中发生过两次。但是当时，“罗素伯爵”也多少有些不擅社交和政治激进。也许这是将逻辑应用于日常生活的必然结果。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素开始走下坡路。我们可将此追溯到1916年，他因反对征兵制度而被驱逐出三一学院［与诗人西格夫里??萨松（Siegfried Sassoon）联名签署了一个反对“这个邪恶的不公平的战争”的抗议书，而萨松两年后去世〕。之后不久，他或是因诽谤美国军队，或是因发表了“很可能损害陛下与美国的关系”的声明而被关人布利克斯顿（Brixton）监狱六个月。
在监狱期间，罗素撰写了《政治理想：自由之路》（Political Ide-als：Roads to Freedom）一书。在此书巾，他试图解释为什么他想要因他的政治信仰而受苦：“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的大部分先锋人物都经历了入狱、流放和贫穷的苦难，故意招致这些是因为他们不会放弃他们的宣传，也要通过这种行为来表明鼓舞着他们的信仰并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全人类。”
战争结束后，他与多拉?布莱克（Dora Black）（后来成为了他第一个妻子）一起到俄罗斯旅行，并遇到了列宁和托洛斯基（Trotsky）,但是他并不是特别喜欢他们和他们的制度。相反，在接下来的50年，罗素伯爵变成了一个流浪儿，交替出现在激进的非传统公社和学校、示威游行和国际会议中，结了四次婚，创作了大量哲学作品，这些作品不经意地涵盖了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而这种写作爱好在亚里士多德后就再也没出现过（不幸中的幸运）。权力、色情文学、性——都落人他敏锐的眼界里。总的来说，他在写关于公众道德的作品时就失去了逻辑。后来，他告诉同事，他做这些只是“为了钱”。
1940年，反对他关于上帝的观点（不存在③）的抗议者们成功阻止了他接受纽约的一个哲学职务。因此，他回到了英国，并参加了各种反核武器运动，为此他还为著名学者（尤其是科学家）组织了一系列会议，这些学者都是他从世界各地邀请而来联合反对战争的。为此，他又在监狱里待了一段时间。当然，他利用这些时间写了另一本书。
作为一个哲学家，罗素有时候完全是胡说八道。罗素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举出了越来越多荒谬的例子的同时露出了他“调皮的笑容”。而他的继承者们则不是这样。他们一本正经地出版了他们沉闷的改编作品，而这种一本正经则是源于缺乏自知之明。幸好，除了他的逻辑，罗素还做了其他事情。他的追随者却并非如此。
华而不实的注释
①在威尔士也许也是如此。伯特兰?罗素出生于“白手套之乡”南部的格温特郡（Gwent）。罗素自1955年起便生活在北威尔士，这使得他无可争议地成为威尔士最伟大的哲学家。
罗素甚至创造了一个特别的“数学一哲学”术语（许多花体甚至无法在大多数人的电脑上使用）来表述这些真理，而这些除了专业哲学家外无人能懂。最终，这给了职业哲学家们一个存在的理由，尽管不是一个“必要的”理由。
②塞恩斯伯里教授讨论了法国国王不是秃头更糟糕的推论如下：（a）“法国国王是秃头”和（b）“法国国王不是秃头”似乎都不是正确的。罗素认为，（b）并不确定是（a）的否定命题，因此现在不确定有一个法国国王也是正确的，并且不是（a）的否定，但是与“确实有一个法国国王，而无论谁是法国国王，他都不是秃头”十分相当，同样地，（a）是错误的。
③当他在辩论中被问到如果上帝不存在，他要怎样解释宇宙的存在时，他的回答是：“我想宇宙就在那里，仅此而已。”[（宇宙）必要地存在……]
维特根斯坦的成熟之旅
一个放弃了所有财产的奥地利百万富翁，希特勒的同窗，一个战争哲学家的大部分命题和问题来源于我们并不明白的逻辑语言。
谁是维特根斯坦？对于大多数的哲学权威来说，路德维希?约瑟夫?约翰?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出生于1859年，卒于1951年，是“20世纪分析哲学的领导者”。牛津大学约翰学院的皮特?海克（Peter Hacker）博士说他的“两部主要作品”改变了哲学的发展轨迹。他的“哲学的革命性概念”意味着再也没有任何具体的哲学的提议或者是具体的哲学的知识。哲学的任务仅仅是“理清哲学概念和解决哲学问题”。哲学的目标不再是知识而仅仅是理解。但是首先哲学家们需要了解维特根斯坦。
哲学故事
维特根斯坦的人生充满了成熟的旅行轶事，并且没有多少哲学意味。在乏味的单调的哲学家阶层中，维特根斯坦显得杰出闪亮——就像一个被扔在晦暗卵石群中未经雕琢的钻石。他的履历看起来使他与众不同：一个放弃了所有财产的奥地利百万富翁，希特勒的同窗，一个战争英雄，一个现代派的建筑师，一个乡村老师，世界上第一个喷气式发动机①的设计者，伯特兰?罗素的有才华的学生，他经过两年的学习就解决了哲学最主要的问题（正如他以后谦逊地写的那样）。
思想的真理对我来说是不容置疑和确定的。我因此相信我已经在非常重要的方面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身为哲学英雄的典型例子是《逻辑哲学论》的出版②，在他的人生中这的确是第一本而且是唯一的一本著作。他并不是在布满灰尘的欧洲大学里漫无目的地虚度光阴，而是身在奥地利乡村的鸡群和村民之中。对于哲学来说幸运的是他停止了在维也纳为他的妹妹设计漂亮的房子（包括新的有趣的供暖和散热设备），回到了剑桥大学。
在当时的剑桥，维特根斯坦成为了一个机构中的知名人士，他以自己非正式的个人风格和革命性的教学方法而闻名。在他充满禁欲主义的办公室里只有很少的书籍和那有名的帆布椅，他也拒绝演讲只举办研讨会。那些参加了他的研讨会并成为他的弟子的人在出席讨论时要穿着与他一样的风格，格子花纹的夹克，法兰绒的裤子，不打领结（和哲学一样，这些装扮不是给女生的）。每次研讨会结束，他会选择性地邀请那些自信者加人他的“轻弹会”，他坐在最前面一排的中间（离屏风最近的）大声咀嚼猪肉派。维特根斯坦拒绝参加学校的“餐会”，但是他多次赞成参加一些“科学道德俱乐部”，其中还有声名狼藉的晚上，他用肢体语言要求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提供一个价值尺度的典范。波普尔想当然地说道：“不能用扑克威胁来访的演讲者。”维特根斯坦摔掉扑克怒骂着出了门（他的弟子紧跟着）。
还有一次，他被要求向著名的维也纳学术圈讲用科学的方法获取知识的价值，他同意这么做，但是他整段时间都背对着他们，给他们读了一段东方的诗歌。只在快读完的时候转过身来，宣称道哲学和诗歌最类似。
这不是全部，但是绝对足够了。毕竟这些描述是误导，尽管建立在足够真实的故事之上。这不是杜撰出来的人和事，但是它绝对是一个传奇故事。
杰出的天才——或者只是骄傲自大
在生活中，紧张的，甚至轻微狂热的维特根斯坦都会恐吓周围的人使之陷人沉默。并不是因为维特根斯坦苏格拉底似的对话。他宣讲，然后其他人记录。同样，今天的官方的圣徒言行录忽略了一些事实。维特根斯坦把他继承遗产的权利给了他妹妹。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的暴行是那样的显而易见和骇人听闻。他依然有能力掌控维特根斯坦一大家族的命运——不是三锭金子（就像我们经常送的）而是三吨金子给了纳粹。作为回报，这个家族收到了官方认可的“非犹太”的身份。宽厚的人说维特根斯坦这样做是为了“救他的妹妹”，但是事实是维特根斯坦使整个世界都活下来了，让整个世界与迫害者为邻。
但是维特根斯坦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官方也不是经常地评论，维特根斯坦——这个承认自己没有哲学上的源泉或者灵感的人——揭发了他的一个哲学的良师益友：他的奥地利同志，奥托?魏宁格（Otto wein-inger）。魏宁格的哲学在19世纪和20世纪受到欢迎，他认为人类的最高形式是一个拥有冷静逻辑的超级男性英雄，同性恋者，感情丰富者，或者说犹太人（这些特征在某种感觉上更加具有女性气质）都是缺陷。魏宁格承认每个人都有两个部分，男性和女性，但是最好尽量成为男性。成为完全的女人可能使一个人降到动物的等级。”男性成为真正男人的时候就是充满逻辑的时候，直到到处都彻底充满逻辑。”魏宁格解释得非常简洁。这本书在仅仅几年的时间里进行了29次印刷和多次的翻译，其中包括英语的版本。这本书受到名流推荐的帮助，其中包括一条阿道夫?希特勒的评论：“魏宁格是我听说过的唯一好的犹太人”。维特根斯坦在剑桥大学分发书籍的抄本使他的校友非常困惑。
其次，在这个平常的故事中依然有被压制的学术上的因素，维特根斯坦“辞去”在乡下学校教书的职务，事实上他离开了耻辱。一项调查发现他有一次狠狠地打了一个小孩以致使小孩失去了意识。这个小孩的家庭有理由觉得在之后的询问中受到了欺骗，但是当地政府也已经意识到了冒犯当地最有势力的家族的危险。
维特根斯坦在剑桥有短暂的事业，比起他的影响来有点还是相对的少的。他博士学位的授予在罗素和罗素的朋友和同事摩尔（G.E.Moore）之后，摩尔接受了《逻辑哲学论》从而放弃了传统的论点。
但是尽管有在学术上的联系，事实上，罗素和维特根斯坦彼此相处得并不好。从智力水平来说他们也是相对的。维特根斯坦，因为之前的原因，在那个妇女参政论者为正在为权利垂死的争斗的时代，他拒绝给女性投票。罗素则相反，他积极支持女性的选举权。其次，维特根斯坦相信严格的肉体处罚（这也是为什么他打那个奥地利乡村小孩），而罗素成立了一个激进的并且按照另类原则运行的学校。维特根斯坦自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轴心国战斗，并因为他的热情受到了嘉奖。罗素有意识地躲避或者“因为良心谴责而逃兵役”而受到了牢狱之灾。之后，罗素参加了核裁军活动，维特根斯坦称之为“知识分子的渣滓”。最后，罗素是个为同性恋斗争的异性恋。维特根斯坦是一个积极但是具有负罪感的同性恋者，可是他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试图压制和逃避他的自然性取向，因为他认为他的行为是软弱的。他的传记作者很努力地隐藏维特根斯坦的这方面，结果显然是白费的。
但是我们要回到这个哲学故事的中心，维特根斯坦的传奇故事。他真的“发明”了分析哲学并且鼓励维也纳学术圈完全地重新评估这种学科的方法吗？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他多年积攒遗留的使他的文学作品遗产继承人〔像安斯库姆（G.E.M.Anscombe），他的一个学生〕嫉妒的信件中，而是在他已经出版的《逻辑哲学论》中。此外，这本书非常简短，因此通读此书并找到答案是可能的。
维特根斯坦发表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主张——世界是一系列“事实”的集合。就是“单一成分”或“客观”的事物。材料——事实的最终构成物质。
客观存在组成了物质世界，这就是为什么它们不能综合的。这种物质只能决定一种形式和没有任何物质的非本质属性……换句话说,客观存在是无色的……客观存在是不可改变和独立存在的。它们的外部形态是不断变化和不稳定的。
《逻辑哲学论》随后成为了博士学位的论题，却没有提供任何的参考书目和史料来源。如果一个观点不像《逻辑哲学论》的悠闲的断言那样鲜明，你也不需要盼着看到这个与其他观点类似的观点了。例如，伯特兰?罗素是他的专题论文的导师。罗素自己的作品很长的时间内都延续着莱布尼茨的传统。以上两者都认为这个世界是由逻辑原子（罗素的术语）或者“简单事实”（就如莱布尼茨所描述的）组成的，他们都假设只要逻辑上行得通，就会找到显示的终极构成要素（莱布尼茨的单子论）。罗素和莱布尼茨都认为只是分析显示的构成要素和保证语言中的感觉确定性的要素。这也是《逻辑哲学论》的课题。
现在罗素和莱布尼茨也认为构建一种人工语言来更好地展示论点的逻辑形式是可能的和令人满意的。在描述单子论时，莱布尼茨解释道它们没有出现，但是我们必须在逻辑上假设以便说明客观存在和明白语言的意义。
罗素应用化学中的隐喻来谈论从“逻辑原子”中创造“分子命题”的任务，同时莱布尼茨优雅地描述了逻辑单子中可能存在的复杂排列。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解释说语言描绘了事实的图像，“命题表明了现实的逻辑形式”。罗素反对莱布尼茨风格的“系统建立”，反而强调需要确定语言的“逻辑结构”和不同于“语法”的令人困惑的方式。这是“后来的维特根斯坦”研究课题。但是“年轻冲动的维特根斯坦”宣称《逻辑哲学论》至少在原则上应该可能建立一种新的逻辑严密的语言。当然这种新的语言可能不能解释很多论题（《逻辑哲学论》最常被引用的一句）“因为一个人不会说话，那么这个人就要沉默”。或者像魏宁格诗意地说道：“康德这个孤独的人，不会笑、不会跳舞，不会吼叫、不会开心。对于他来说不需出声这个世界就深深地加重了他的沉默。”
虽然维特根斯坦过去在剑桥经常赞美并分发魏宁格作品的手抄本，但这并没有被认真看待。可能是因为他由于潜在的种族主义情绪而倡导极度厌恶女人。
很多命题和问题已经被写成哲学了，虽然没有错误，但是却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我们不能回答这种问题，而只是陈述它们的无意义，哲学家的大部分命题和问题来源于我们并不明白的逻辑语言。（《逻辑哲学论》）
如果这是罗素课题本质，那还仍然是一种偏离了学者们去解释维特根斯坦的语言，维特根斯坦是维也纳学术圈这个在战争年代提倡使哲学作为逻辑和科学合理化哲学的非正式组织的“灵感”和“一束领先的光”。
“……孤独的人，不会去笑，也不会跳舞……不会开心”
然而，维特根斯坦（像魏宁格，不像罗素）还是认为重要的真理不能通过逻辑来达到。因此他深切地反对逻辑实证主义者，这也是为什么他背对着这些人朗读那些神秘的文字。这个学术圈没有留下任何印记，后来学术圈的一个成员逻辑学家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写道：
他给我们的印象好像是他的领悟力来自神赐的灵感。以致我们情不自禁地感到他的清醒冷静的评论和分析是一种亵渎……他一旦因为一个行为的灵感获得了顿悟，就不容忍来自其他人的批评性的验证。
当然，《逻辑哲学论》的大部分内容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眼里是形而上学的无稽之谈。例如“语言描述事实”这句话。但是随后维特根斯坦用他自己的话解释道这些只是向上攀爬的梯子，之后是会被抛弃的。这只是他的说法而已。他建议整个哲学的研究，在它自身必须被抛弃之前，它的优先目标就是让我们用新的方式来看待事物。
维特根斯坦自己至少将钱用在了哲学仁，他还尝试出版了他的著作。但是很多年之后他又回来了，在剑桥大学获得了教授职位和研究资金。尽管他没有再致力于他自己理论的出版，但他的很多短文、评论和演讲随后都被收集为（（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出版。其中他将语言描述为一系列互联的通过各种不同而且微小的方式起着作用的“语言游戏”。例如“行为”、“符号”、“命令”。他说仁引用瑞士语言学家弗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话〕单词就像国际象棋中的棋子，只在游戏的情境中才能呈现它们的意思。某种程度上，他甚至悲伤地悔恨：
比较语言中的工具的多样性和使用它们的方法，逻辑学家说的关于句子结构的单词和句子种类的多样性是很有趣的（包括《逻辑哲学论》的作者）。
华而不实的注释
①唉，这个“设计”是维特根斯坦放弃他的工程学习去追求他的形而上学而剩下的。最后留给弗兰克?惠特尔（Frank Whiule）真正地完成了这个设计。
②这本书的英文版本在1922年出版，还是比在一份晦涩的德国期刊上出现早一年。文学界当时并没有对《逻辑哲学论》有很大的热情，使维特根斯坦非常气愤，罗素用他自己的名誉去劝说出版商出版并为本书写了序言，但是维特根斯坦并没有感谢，反而责难罗素完全不理解他的书，说他曲解了本书。
海德格尔的故事
一旦一个人找到了他存在的界限，这个界限将他从无尽的可能性中拉回来，这些可能性最接近的一个可能是安逸、偷懒和放松，让存在者（这里大体上是指“人性”）的命运变得简单。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毁誉参半。他的作品多种多样，有三个人批评他就会有一千多个人赞美他。一位后来者，戴维?克雷尔（David Krell）称他“无疑是本世纪最有力量和影响力的哲学家”,至少在传统的欧洲大陆上是这样的。当然，直到今天，大概有上千卷研究海德格尔的英文出版物。在过去的几个世纪没有任何一个人受到过如此多的关注。
牛津大学三一学院的茵伍德（M.J.Inwood）介绍了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的著作。
从1916年到1927年他没有出版任何的作品，只是大量而集中地学习，特别是对胡塞尔（Husserl）的现象学，舍勒（Scheler）的哲学人类学，狄尔泰（Dilthey）的解释学和保罗（Paul）、奥古斯丁（Augus-tine）和路德（Lnther）的文学。基督教经文给他提供的不仅仅有大量的历史决策实例，还有区别于我们自己的希腊的本体论。同时，他发表了很多关于这些和其他主题的演讲。
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他的作品都建立在演讲的基础上，而且演讲是如此的单调沉闷，这是一个谜。这些猜测对于海德格尔没有什么，但是有一个谜团很容易总结出来：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12年中，他是纳粹党的一分子？
但是这有点超前了。马丁?海德格尔的故事开始于1889年的德国巴登（Baden）。
哲学故事
海德格尔是在农村长大的，那里有着极端民主主义的传统。他的家族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且海德格尔最初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教父。他在费莱堡（Freiburg）的大主教学习和教授神学。追溯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明白，在他的作品中，“深渊”（正如在伊甸园的故事中一样）被不真实（罪恶）的一生紧随着，从而产生出焦虑（内疚）。这种焦虑促使了对救赎的寻求，海德格尔通过提出“什么是存在”这一问题来解决这一点。
因为这是他的解决之道，所以他的兴趣就从宗教转向哲学，接着他带着这些兴趣来到了马尔堡（Marburg），也就是他1923年追随现象学创始人埃德蒙?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地点，他在此之前就见过这位学者。《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就是他5年之后的成果，他把这本书献给了他的导师。提到胡塞尔，我们必须注意，他被划分为犹太人，尽管他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和训练。另外，他在德国不能拥有一席之地。即使如此，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承载在犹太学者身上的压力还得逼迫他们远离了德国的公共生活。当胡塞尔最终辞掉费莱堡教授职务时，海德格尔已经准备好去取而代之。
特别是在随后的几年，海德格尔喜欢说他的理论是由胡塞尔的“新康德主义”作品中的“毁灭”产生的不足所建立起来的，那些作品的抽象本质特性得到加强，因为赞成世俗对每一天的错误看法而受到古人的爱戴。相反，海德格尔将他的注意力集中于人类意识、对人类意识存在的认识、人类意识的短暂以及它的重要性。海德格尔还神秘地说，人性问题“存在于其中，总是会朝着它的方向发展”。
海德格尔继续满足地在费莱堡的讲台上讲授着各种问题，一直到1933年早期，也就是希特勒被选举成为整个德国的总理之时。这所大学的校长（一个坦率批评纳粹的人）辞职了。现在故事情节更加复杂了。海德格尔接任了原校长的职位，1933年5月1日加人了国家社会主义党。甚至，他的《存在与时间》也再次出版，在书中他减少了对胡塞尔的致谢。只有一个注脚被留下用于记录他的个人关系，后来者被他的拥护者作为“在德国作出的无数妥协”的证据。
但是海德格尔看起来不是那种会妥协的人。在成为校长期间，他被自己的哲学所激励，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前景表现出巨大的热情。由于海德格尔是校长，而对纳粹致敬在所有课程开始和结束之时又都必不可少，所有犹太学生的联合组织被愤怒的暴徒占领，还有部分犹太教授和学生遭到了驱逐。1933年6月，在海德尔堡，海德格尔宣称德国大学的课程随之会成为“国家社会主义坚持到底的一场艰巨斗争，不会被天主教和人类观念所淹没”。海德格尔写密函给纳粹官方谴责一位同事赫尔曼?施陶丁格尔（Hermann Staudinger）（他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他拒绝再教授任何犹太学生，并在衣领上佩戴纳粹十字标志。
让我们把脚步稍微向后倒退，来理解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复杂的思想家。
为了把国家社会主义的观念带到弗莱堡大学，海德格尔努力的第一步就是成为这个大学的校长。他在就职演讲中赞扬了“德国人在历史上的精神任务”，强调纳粹党职业服务和军事责任的精神，并宣布“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即誓死保卫土地和鲜血的力量”。他严肃地教导全体师生：“仅仅只是首领自己，是德国的现实、目前、将来和法律。”最后，他引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一句话结束了他的演讲：“所有伟大的东西才能经受暴风雨的考验。”
海德格尔相信，德国继承了古希腊语言和思想方面的传统。希腊语和德语是原始且智慧的语言。欧洲所有其他的语言都是拉丁语系的，而拉丁语对海德格尔来说意味着腐败。古希腊人曾试图理解“存在”的含义，现在德国人是唯一能够屹立于西方文明之林并使传统复兴的民族。据说希特勒也持有类似的观点。
海德格尔警告说，德国位于为生存而斗争的中心，夹在布尔什维克主义虚无论和资本主义唯物论之间。”我们被一个钳子夹住了。位于中间，我们的民族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个民族的邻族是最多的，所以德国是遭遇危险最大的纯哲学国家。对于这次任务我们很有把握。但这个民族仅仅只能意识到，就其本身来说命运会引起共鸣……而且会创造性地检查它的遗产。所有的一切都暗示着，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民族，这个民族必须前进，这样西方历史就会跨越它们未来事件的中心并进人生存力量的原始国度。”他认真地写道。
显然，现在海德格尔认为自己在把文明从它衰落的地方拯救出来，而文明的衰落是由逻辑和科学的技术理性导致的并因为科技而贬值了。纳粹主义也有着返回朝气蓬勃的黄金时代以再次发掘真正的德国意识这一目标。他在1933年H月份的演讲中表现出的妥协也不是很明显。”Bekenntnis zu Adolf Hitler und dem.national-sozialistischen Staat”的意思就是“效忠阿道夫?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宣言”。
德国人是唯一能够屹立于西方文明之林并使传统复兴的民族。
“极右”是纳粹党最喜欢的主题之一，是对于一个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坚定信念：民族共同体。这要求摆脱其他政体强加给德国人民的议会制度和现代主义的枷锁。只有这样，种族和鲜血才能创造出理想的社会。完成这一任务需要有真正的英雄，如阿尔伯特?里奥?史拉格特（Albert Leo Schlageter），一个德国士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他对别人采取随机的暴力行为。尽管柏林的人们表示抗议，他还是在1923年被法国当局处死了，因为他在莱茵兰（Rhineland，同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接壤的德国领土，曾被宣布为非军事区）进行破坏活动。在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Mein Kampf）的第一页，他得到赞扬，纳粹党在执政以后以史拉格特的名义设立了一个国家法定假日。对于海德格尔，史拉格特是真正存在者的楷模。很快，在担任校长后的另一次演讲中，海德格尔授予史拉格特荣誉，断言他死于一个“黑暗、耻辱和叛逆的时代”，但承认他的牺牲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将来对荣耀和伟大的觉悟”。
史拉格特告诉满意的大学听众，“像学生一样行走在这些场地上。但弗莱堡不可能长久地支持他。他被迫去波罗的海（Baltic）；接下来去西里西亚北部（Upper Silesia）；然后去鲁尔（Ruhr）……他不能逃出命运的安排，所以他的死是世界上最困难和最伟大的，并伴随着坚强的意志和一颗明静的心。”
这也是《存在与时间》（Beingand Time）里的语言，在这本书里海德格尔详细说明了“真正的”生命。
一旦一个人找到了他存在的界限，这个界限将他从无尽的可能性中拉回来，这些可能性最接近的一个可能是安逸、偷懒和放松，让存在者（这里大体上是指“人性”）的命运变得简单。这就是我们指明存在者最初历史化的方法，它取决于真正的果断，而且存在者会一直存在，不会死亡，它可能已经继承了但还没有被选择。
至于虚无，这一元素在二战后就在《什么是形而上学》（What is Metaphysics）中被存在主义者理解了。海德格尔说“我们知道虚无”我们通过恐惧而知道了它，“恐惧揭露了虚无。”
听起来有点不祥……
但是海德格尔当弗莱堡校长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他在1934年辞职了，这一时期正在清除“救世军”（The Salvation Army，一个成立于1865年的基督教教派，以街头布道和慈善活动、社会服务著称），当时纳粹组织普遍敌视那些被犹太和资本主义思想所站污的国家。即使是这样，海德格尔直到1945年还坚持做国家社会主义党的纳税成员。
1966年，在对他的演讲进行回忆的一个采访（德国《明镜周刊》）中，他解释说，从纳粹主义中他看到了“这里有出现新事物和新曙光”的可能性。然而，他说自己后悔在1933年劝告学生让首领自己成为“存在的规则”。
被大众接受的海德格尔故事的版本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与纳粹党的荒唐行为只是年轻时犯下的一个错误，是一个幼稚的学者对于政治和世故的一个简单的调戏。当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时，他辞去了自己的校长职位，并拒绝以后再参加纳粹活动。此外，即使在这段时期，他还试图保护大学不受纳粹主义的过度干扰，并代表犹太学生和同事亲自干涉纳粹当局。这个关于海德格尔年轻时轻率言行的故事受到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所支持，包括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和里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
他们认为自己有非常充分的证据：海德格尔在1945年提交给“去纳粹化（De-Nazification）委员会”的论文。通常他的两个句子的连接处不会少于12个含糊之处，而这一次却异常简练。他写道：“在1933年，我在弗莱堡大学全体出席的会议中被毫无异议地选为校长（两个弃权），就像传言所说，没有被任命为国家社会主义党的部长。”事实上，这个句子是如此简练以致他忘记提到自己的另一个头衔即大学“首领”，这是部长赐予的荣誉。他继续说：“先前我不渴望也没有一间学术办公室。我从来都不属于任何政党。”却没有提到他在青年团体“Gralbund”中的活动，这个团体是由里查德?冯?克莱里克（Richard von Kralik）建立的，他是个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并称英国人和美国人为“被德国丢弃的人”。
他解释说，不管怎样他参加纳粹党只是为了促进弗莱堡大学的行政关系。
在我当校长后不久，在管理大学事务的两个职员的陪同下，区长亲自来劝我加入纳粹党，这与部长的意愿也相吻合。部长坚持说，这样我与纳粹党和管理部门的官方关系就会被简化。经过长期考虑，我声称自己为了弗莱堡大学的利益而准备加入纳粹党，但却以书面形式拒绝接受在党内担任职务或在担任校长期间和以后代表党的利益。
这里海德格尔再一次失去了解释原因的机会，如果他想减轻校长工作任务的欲望促成了他的党员身份，他每年都会延长任职期限直到1945年，这离他完成校长任务已经很远了。
相反，1934年后，他表明了自己慎重的抵触。”我辞去校长职务以后，通过继续讲授，我对国家社会主义者要人的世界观的抵触日益增长……国家社会主义者思想变得越来越僵化且越来越不倾向于哲学解释，我是一个活跃的哲学家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了我的反对立场。”
很多年以后，他的一个学生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因为对奥斯威辛（Auschwitz）集中营的描述表现出“恶的庸俗”而被记住了，她被请求为一个纪念海德格尔80岁生日的文集写一篇文章。她以回忆自己第一次听说海德格尔为开端，追溯到了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
这只是一个名字，但他的名字却传遍了德国，就像神秘国王的谣言。关于海德格尔的谣言非常简单：“思想又有了新生命……有一位教师；他学会了思考。”
显然，他的思想并不是重点。但她接下来提供了关于海德格尔政治活动的解释，还回忆了柏拉图是怎样旅行到锡拉库扎（Syracuse）去给暴君提供建议的。”现在我们都知道，海德格尔曾经也屈服于改变‘住所’和参与人类事物的诱惑。”她写道。当他相当简单地参与政治后，柏拉图不得不返回雅典，并认为想进一步把理论付诸行动的欲望是毫无意义的。海德格尔受到的待遇“在某种程度上不如柏拉图，因为暴君和他的受害者并不是位于海外，而是在自己的国家”，她继续写道：
柏拉图和海德格尔，当他们介入到人类事务后，他们就分别转向了暴君和领导者。这不仅要考虑时代环境和表演人物，还应考虑法国人所谓的职业的畸变。暴君的吸引可能在理论上被很多思想家（康德是最大的例外）证明。
这样一来，阿伦特甚至成功地使海德格尔成为他自己思想的受害者。的确，他从带有某一荣誉的事件中浮现出来了：
海德格尔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比那些后来评论他的人更快、更彻底。
情况有变
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跟随者对所有这些都有很多感悟。毕竟，他们指出，阿伦特本身就是一个犹太人，甚至曾有段时间被关进法国维希（Vichy）的集中营。理所当然地，她的评价会被认为是不带任何偏见的。而且，阿伦特也是一个非常受尊敬的哲学家。然而，“不带任何偏见”也不全是正确的。海德格尔事件还有另外的因素。很奇怪的是，当阿伦特还只是马尔堡的海德格尔教授的一个18岁的学生时，她就已经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个35岁的已婚男人，并且还跟他秘密进行了一段浪漫爱情。海德格尔也不想把这段恋情公开，他很坚定地告诉他的“俏皮的林中女仙”，一定毁掉他所有的书信。当然，她没有这么做（不讲道德的女人）。因此，数年之后，另一个海德格尔事件曝光了。所以，从海德格尔写给阿伦特的信中（日期为1925年7月22日）世人都能够读到这样的文字：
从未有人欣赏到的一点是如何进行尝试。就这一点来说，所有的妥协、技术、道德伦理、逃避现实都仅仅只是抑止和扭曲了存在的意义。
当然，没有人可以轻易地侵人这样的个人情感。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到！真理需要它。以下这段文字是四年后，在他们注定要分道扬镰后，来自阿伦特书信中的一个片段：
我经常听到关于你的事情，但只要一提到你这个名人，人们总是带着稀奇古怪的保留和迂回——也就是说，有些事情我几乎弄不明白。我感到很苦恼，很想知道你怎么了、在干什么，弗莱堡大学是怎么对你的。
信的结尾她满怀爱意地写道，“亲吻你的额头和眼睛。”尽管海德格尔每次回信总是简短地写道，“你的海德格尔。”
但是即使有人开始怀疑海格德尔对汉娜?阿伦特的描述，他的辩护者们却坚持说海德格尔的任何性格缺陷都是与他的哲学完全分开的，必须按“它本身的好坏”来判断。他们坚持说，任何试图将他的哲学和纳粹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做法都是非法的。这里面与纳粹主义并无任何的关联，特别是《存在与时间》。
然而海德格尔却不是这样看待上述事件的。例如，在1933年n月H日的一次演讲中，他说道：“民族主义革命不是简单地推翻为另一个政党的政权的现有力量；相反地，这场革命是要彻底地推翻我们的德国的此在（dasein）。”海德格尔希望纳粹政治革命继续进行到第二个更为深人的阶段，这其中包括“人类自身的转变”。他的哲学研究，包括对希腊思想的修补，帮助推进了这个政治进程。
直到战争结束，正当腐朽的西方民主国家外于崩溃的边缘，面临民族主义运动的“内部的伟大转变”时，海格德尔看到了形而上学缺陷的证据。1945年之后，海格德尔简单地交换了周围人的意见，展示了这一缺陷，它污染的不是民主主义而是纳粹主义。在1945年“关于人道主义的信”中，他的新计划——摧毁第三帝国，成为推翻负责纳粹主义的“西方人道主义”的工具！
从二战结束以来，很多哲学家赞美过海格德尔重要的政治著作。德里达应用了他特有的“解构理论”的技巧，甚至说曾经海格德尔成功地摆脱了“形而上学”，他的哲学也变成了反纳粹主义的最好形式。
尽管如此，许多海格德尔的最信服的支持者们却感到很疑惑，因为战后他从未（至少）正式表态谴责纳粹主义，据推测，例如，那可能是对媒体报道的蔑视，或者是一般意义上的道歉，而非是那个更为简单的他是一个纳粹党人的原因。当海格德尔作为校长时拥有的那栋声名狼藉的住房遭到他的朋友卡尔?雅斯贝斯（KarlJaspers）（他有一个犹太妻子）挑战时，他们选择的不是回忆他是否真正地支持纳粹计划。他说这里面有一场国际犹太阴谋，但无论如何，希特勒有一双“非常了不起的手”。这些哲学家们更愿意猜测纳粹主义的根源是在集中营守卫的大房子里而不是在他们的抽象的图标上。然而，在一条长长的德国哲学传统的延伸带上「至少是从黑格尔和尼采起，就一直在额外地引人意大利哲学家乔瓦尼?詹蒂莱（Giovanni Gentile）的思想〕法西斯就描绘了一个蓝图。
詹蒂莱，一位受人尊敬的“新黑格尔主义分子”，是一个具有墨索里尼思想的人，他成为了意大利法西斯的官方思想家——并且在战后被共产党处决了。纽伦堡法庭注意到海格德尔与希特勒传递的救世主风格有某些共同点，但仅仅是禁止海德格尔五年之内不能进行演讲。
战后，提及大屠杀时，海格德尔仅仅只作了一段评述。他把它等同于食品工业中的机械化，说“本质上”这与在毒气室和死亡集中营生产尸体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他指出这两者都是有“虚无主义”的例证。
希特勒的政治影响多少是有点减弱了；然而，哲理却深深地留在海格德尔脑海里。
沃尔夫和颜色研究者平克
本杰明?李?沃尔夫并没有受到认真的对待。他没有被当作是一位人类学家、一位语言学家，或者甚至是一位哲学家。史蒂芬?平克是一位当代哲学家，他平常都用一种更为轰轰烈烈的方式把自己描述为一位“认知科学家”。
“萨皮尔一沃尔夫假说”（The Sapir-Whorf Hypothesis）以它的创作者本杰明?李?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汀）及其聪明的密友爱德华?萨皮尔（Edward Sapir）命名，它听起来带点民主感，但名字本身却有点奇怪。毕竟是沃尔夫创作了它并且给它取名为“语言相对论原则”（principle of linguistic relativity）。不管怎样，因为学术家们比较喜欢这个名字，诺丁汉大学的罗伯特?科克（Rohert Kirk）在继续研究之前，才有可能称它为“相对论主义”（relativistic doctrine）（不然他的研究就会看起来有点愚蠢）：
根据萨皮尔所说，我们看见并听到……在很大程度上就像我们所做的那样，因为我们社会的语言习惯更偏向于经过阐释的某种选择。沃尔夫发展了这种思想，并试图用美国印第安语将它阐述出来。这个相对主义冒着落入公认的真理的问题——有些事物用某种语言可以很容易地说出来，但用别的语言却不能够做到。
哲学故事
这段时期，本杰明?李?沃尔夫并没有受到认真的对待。他没有被当作是一位人类学家、一位语言学家，或者甚至是一位哲学家。事实上，他没有获得任何东西。他关于北美洲霍皮印第安人（Hopi 1ndians，美国亚利桑那州东南部印第安村庄居民）的语言模式的开创性的工作至今仍被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等当作是“无心的滑稽演员”。史蒂芬?平克是一位当代哲学家，他平常都用一种更为轰轰烈烈的方式把自己描述为一位“认知科学家”（能很好地意识到语言的力量）,在其著作《语言本能》（The Language Instinct）中他解释说，“思想如同语言（这当然不是沃尔夫所说的），是我们所称谓的传统谬论的一个例证。”平克有力地概述了由今天的科学家才能提出的相反的答案（忽略了意识的角色，那是认知科学家所不相信的）：
从某种程度上说，眼睛的细胞都是跟能够引起神经细胞回应的神经细胞相连的［对一定的颜色］。不管是多么有影响力的语言，对于一个生理学家来说，颜色都能够进入视网膜，连接到神经中枢，这似乎是荒谬可笑的。
甚至在沃尔夫自己的语言学原则里，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描述他的作品为“完全的早产儿”和“精确性不足”。正如沃尔夫后来的跟随者丹?木恩霍克?沃尔弗德（Dan Moonhawk Allford）所言，如果你想要找出关于他的著作的更多材料，你就需要忍受这个事实：任何一个社会语言学家似乎“都不能嘴角不带一点嘲笑地说出沃尔夫的名字”。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些反应的原因是什么呢？就像罗伯特?科克（Robert Kirk）所说的，他的作品比公众的真理还要多一些吗？或者，正如乔姆斯基（完全不同）所宣称的那样，或许是因为它没有足够的证据作基础吗？甚至是因为沃尔夫显示语言特性的完全正确，乔姆斯基抱怨地说：“他的正确猜想可能会以不具有说服力的正规英语结构分析为依据。”或者，有可能是因为沃尔夫喜欢将他整个短暂的一生奉献于学术圈之外，作为一名保险调查员呢？
还有，或许是这个解释与他的论点不受众人欢迎的事实有关联。对于这一点，他们对美国印第安人的思考超越了对美国学术性的思考——一个用科学的语言作出的更加糟糕的可恶假定。约翰?露西（JohnLu-cy）对此表示：“对于一些（语言相对论）而言，它们代表了对理由充分的探究的可能性的一种威胁。”沃尔夫解释说，这威胁到了传统研究员寻找“客观事实”和“本相”的正当性。
但是，这个缺乏事实依据的危险的理论是什么呢？本质上，它是这样的：
我们沿着我们的母语这条线来解析本质。我们在那里没有发现我们从现象世界中分离出来的类型和分类是因为它们表面上凝视着每一个观察者；相反地，在我们脑中所组织起来的千变万化的印象代表了世界——这也意味着我们脑中的语言系统在很大程度上起着决定性作用。我们把本质分开，把它组织成我们所用的类似概念和意义。主要是因为我们认同的共识——它贯穿于我们语言的一致性并且在我们的语言模式中得到修正。
当然，所达成的共识就是“一种隐晦且未加说明的观点”，沃尔夫继续说道，但是“它那些条款是绝对强制性的；我们根本不能提出任何观点，除非同意这个共识中的数据的组织和分类”。
“我们沿着我们的母语这条线来解析本质……”
因此，让我们现在彻底地进行分类，组织其中的一些数据，排除一些类别。
1897年4月24日，本杰明?李?沃尔夫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的温斯罗普（Winthrop），是家里面三个孩子中最大的一个。他的父亲哈里（Harry），很明显是一个有文化内涵且博学多才的人，他谋生的方式有很多种：商业艺术家、作家、摄影师、舞台设计师和剧作家。受到母亲莎拉（Sarah）的激励，年幼的本杰明探索着算术和谜语的奥秘并广泛阅读了关于植物学、占星学、墨西哥历史、玛雅考古学和摄影术方面的书籍。通过研究物理学、荣格（Jungian）的共时性、系统论和完形（gestalt）心理学，他及时领悟到了人类学——但是以上一切都以语言学为基础。所有这些令他感兴趣的学科都仅仅只能在他空余的时间才能去追求。
他白天的工作相当单调——为哈特福德火险公司（Hartford Fire In-surance Company）作视察和设计工作。但是这些日子并没有浪费。在他工作期间，他偶然地见到很多他所谓的有关语言影响思维方式的案例，当他的语言学理论以数篇有影响力的文章出现时，它主要以火灾的预防为主题。他在这些文章中说人们通常忽视了装汽油用的“空桶”，也就是说桶是“空的”却相当于“满的”。
在20世纪20年代，尽管仍要全天工作，但他还是与当时顶尖的美国学者建立了通信联系。1931年以后，他就在爱得华?萨皮尔（Edward Sapir）——新社会语言学学科领域中一个关键人物的门下学习语言学（利用空余时间）。也就是在这时他对霍皮印第安人的语言结构进行了更为深人的探究。一系列详细的诗学论文为他建立了名声，他成为了耶鲁大学的一名研究人员。
语言相对论本身就不是一个新的理念。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陈旧的课题，比物理学的多样性还要古老，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语言学的创造人——哲学家兼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Baron Wilhelmvon Humboldt）。洪堡自认为没有思想，语言就无法进行，思想完全由语言决定。这与沃尔夫的想法是完全不同的。在爱因斯坦的时空“相对论”得到证实之后，洪堡的理论呈现有了新气象，而且爱因斯坦自己在一个电台节目中还引用了这一理论。沃尔夫有着化学背景，他宣称自己并不想要去创造任何事物；相反地，他想要在带有古老哲学理论的“自然科学学科”中嵌人新的思想。
在他的一篇论文（后来集结成书《语言、心理和现实》）中，他写道：
正如欧几里得几何学之外的其他几何学理论可以对空间形状作出同样完美的解释一样，我们也可以抛开自己熟悉的时空对立的观念，用其他方式对宇宙作出同样有效的描述。现代物理学的相对论便是这样一种宇宙观，它是用数学术语构建的；霍皮世界观（Hopi Weltanschauung）则是另外一种，它不是数学，而是语言学。
他持续不断地挑战牛顿的像柏拉图的形式论一样永恒且亘古不变的世界观。就是这样，他震惊了哲学家们，而并非仅仅只是语言学。
霍皮语的观点：时间浦逝、空间变更，因此，不再是我们设想的直觉或传统牛顿力学的无限空间。同时，新的概念和抽象，取代了描述宇宙的任务，无须考虑时间和空间——抽象是因为我们的语言缺少术语。这些抽象……将会毫无疑问地作为心理学，甚至神秘的特性呈现给我们。
两千多年来，欧洲思想家就一直认为语言只是在跟随着思想。而思想理应取决于逻辑或理性规律，这些逻辑或理性规律对任何人来说都一样，不管他们是否使用语言。但是现在，沃尔夫说，语言和观念都不再是通用的！
当然，陷人我们的“语言笼子”，这看起来非常的奇怪。但是，西方语言可以被看作是静态的且由模式化主导的，而像霍皮语这样的语言却是动态且与程序有关的。这两者的最大区别就是关于身份的问题。名词（名字）给出了一种身份。这种主张是西方哲学的核心。亚里士多德的“思维规律”包括：
同一律：A=A
矛盾律：A不等同于“非A”
排中律：或者A或者“非A”，但是不是A和“非A”
事实上，这些规律要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之前，当然是前苏格拉底时期最著名的哲学家巴门尼德（Parmenides）。就是他在公元前巧世纪制定了巴门尼德定律，写道：“它永远不会盛行，那不是它本身。”它看起来毋庸置疑，但在当时，巴门尼德定律实际上代表着与传统的根本决裂。在那之前，像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这样的哲学家提出异议，他表示，既然事物改变了，它们就得包括它们本身不具备的东西。赫拉克利特的话语正是霍皮印第安人语言的回音：“冷的会变暖，暖的会变冷；湿的会变干，干的会变湿。”
但是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西方哲学家都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主导。后来，沃尔夫到来了而且动摇了这一常规。他不是去模仿他们的定律，而是去指出逻辑仅仅只是要力求使西方语法制度化，这样做了就会造成对世界观的误解。
以汽油桶为例。沃尔夫说铁汽油桶上“空的”字样的标志就会让人想到这个桶是“空的”，空的就是“没有装任何东西”。可实际上这个桶里却装满了易燃的残留物。为了再次恢复语言学中的顺序，相反地，平克坚持认为，工人们的误解是因为汽油桶看起来是空的——误解是经验主义造成的，总之不是语言上的。由于铁汽油桶常常不是透明的，这个争论多少有点弱化了，但是无论如何，沃尔夫的观点还是相当不同的：他指出，当工人们机械地将桶归为“空的”一类时，他们采用了“空的”器皿的语言模式，这才让他们觉得没有毒。
平克说：“没有人能够真的确定沃尔夫是怎样提出他的稀奇古怪的主张的，但是他对霍皮语言的局限且极端的分析以及他对神秘主义的长期学习肯定是有所贡献的。平克教授自己并没有这样的偏见：当科学家们处于研究思维如何发挥作用或是如何研究思维的黑暗期时，语言塑造了思想的观点看似就合理了。既然认知科学家们知道如何思考思想……”
既然科学家们已经解决了思想的神秘性，沃尔夫的理论看起就非常脆弱，甚至是滑稽的。通过比较，平克可怕的现代假设就是人类的大脑是一种计算机，是一个根据预设的生物学上的电路“原则”并通过将语言学或知觉的东西转换成数据的“处理符号的机器”。
在大脑中，或许存在三组神经元：一组用来代表个体（苏格拉底等人）；一组代表逻辑关系（是一个、不是、像等）；一组用来代表阶级或种类（男人、狗、小鸡等）。
每种概念相应地激活一个特殊的神经元；例如在神经元的第一组，第5个神经元或许会激活代表苏格拉底的那个，而第17个或许会激活代表亚里士多德的那个；在第二组，第8个神经元或许会激活代表男人的那个，而第12个神经元或许会激活代表狗的那个。这些程序或许是流入这些组群里的其他神经元的一个网络，并用这样一种方式连接起来，这种方式可以重新创造出在其他组群里的一组神经元的激活模式……在成千上万的代表物和一系列的某种更为复杂的程序中……你或许拥有一个真正聪明的大脑或是计算机。正如平克所说，这是大脑中的“计算”理论。红色被编成代码进入大脑中（在“心智”中），即使人们所使用的语言不包含它。现在，平克打出王牌来对杭本杰明?李?沃尔夫那可悲的稻草人：“1972年，埃莉诺?罗施（Eleaonr Rosch）在新几内亚高原（the new Guinea Highlands）所进行的关键实验。”
埃莉诺?罗施发现丹尼人（Dani）只有两种“颜色词”：莫拉（mala）用于描述明亮的暖色，米利（mili）用于描述黑暗的冷色。这些在未经加工前可认为是“白色和黑色”，平克确实是这样命名的。仅仅只有两种颜色词，然而罗施教授却发现丹尼人比其他任何人都善于区分颜色！显而易见，他们虽然缺乏“颜色词”，但这并未影响他们的理解。就平克所言，故事结束了，可怜的沃尔夫的理论也结束了。
然而，埃莉诺?罗施的研究并没有结束。从方法论上说，她那图表上配对颜色的测验似乎不经意地对不使用英语的人对颜色的区分产生了影响。接下来却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些测验太复杂，只有20％的丹尼才能完成。也许仅仅是因为缺少“颜色词”才增加了测验的难度……
这项研究后所有想重复研究的意图似乎都白费了。更为糟糕的是一项关于22个伯润莫人（Berinmo，他们比起丹尼人有更多的颜色分类，但没有一处有英语演讲者那么多）的研究得出了一个不同的结论：
对已经稀释了的颜色的识别确实呈现了色彩词汇……到目前为止，像所有其他语言所调查的那些人一样，伯润莫人似乎将颜色相近的都归到一起，但是并没有证据来证明这些是与有限的基本颜色种类相一致的。
当然，这个争论在沃尔夫离开这一领域之后很久发生了。但是，无论如何，或许他不会太烦恼了。因为在其他的章节中，沃尔夫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观念：
在全球范围内，语言系统难以置信的多样性不可避免地让人类觉得他们的精神已经过时了；由我们的笔记录下的几千年短暂的历史仅仅是记录我们过去在这块土地上的经验，或者说是纸张上面含糊不清的笔迹；人类几千年来的感情发泄对智慧的发展没有什么帮助。
身为萨特还是身为波伏娃
萨特的全部作品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其他的主流哲学家还没有谁能同时是主流剧作家、小说家、政治理论家和文学评论家。现在评判萨特哪一方面的杰出才能最重要还为时过早，但因为他的哲学思想渗透在他的其他作品中，这种哲学思想的永久性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萨特的全部作品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其他的主流哲学家还没有谁能同时是主流剧作家、小说家、政治理论家和文学评论家。现在评判萨特哪一方面的杰出才能最重要还为时过早，但因为他的哲学思想渗透在他的其他作品中，这种哲学思想的永久性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不管怎样，那是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的托马斯?鲍德温（Dr.Thomas Baldwin）博士在他的《牛津哲学指南》（The Oxford Com-panion to Philosophy）中得出的结论。但在这种对萨特的评论里是“萨特夫人”——难道是指西蒙娜?德?波伏娃？不，与波伏娃毫不相干。布法罗州立大学的格林纳鲍姆（Grunebaum）教授在百科全书的某些地方这样看待萨特的形象：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她的散文《皮鲁斯与斯内阿斯》（Pyrrhuset Cineas）和《模糊的伦理学》（The Ethics of Ambiguity）中曾试图通过辫别（并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个人自由（这种个人自由不可避免地与其他人的自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来使自己并不那么突出的观．毅与萨特的观点取得一致。但是，像他一样，她不信服将自由的问题看作是一个道德问题的观点，或者，从逻辑上说，她不认同萨特的存在主义无理由地偏爱一方胜过另一方的做法。
哲学故事
萨特鄙视那些作假的人：中产阶级假装乐意尽所谓的“义务”，同性恋者装成异性恋，有偷窥癖好的人在偷窥现场被抓，最众所周知的是胡乱冲撞的侍者。他认为所有这些都是其他人意识的奴隶——其他人。他们都是在自欺欺人——糟糕的想法。心理学家说这是一种普遍的弊病，在对其他人的这种毛病进行谴责的时候，萨特也暴露了自己身上的一些东西。
虽非出自本意，萨特仍将自己看作是一个有原则的人和政治激进分子。在19世纪50年代早期，其他人都对古拉格（Culag）存有异议，萨特却对英雄人物约瑟夫?斯大林领导下的新俄罗斯表示祝贺，甚至前往俄罗斯期待发现事实。在这之后，他返回巴黎谴责“俄罗斯人没有真正的自由”的谣言。而且，他告诉一个就此话题采访他的记者说“苏联（USSR）内部完全有批评的自由”。
因为存在主义是种行为哲学，是“行为道德和自我承诺”，所以在实践中这就是存在主义。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间，萨特都在写关于哲学的东西，在那之后即1946年他提出了上面的论点。他在《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of Dialection Reason）（1960）中说，“我曾多次说过——对人类历史的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这里只是将萨特作为独立个体的一种尝试。
像马克思一样，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是个说得多做得少的人。萨特生于法国边远地区，从小在一种平静的氛围中被带大。他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祖父的书房里。他在少年时期也主要与书籍为伴，他在法国一所最好的大学刻苦学习，立志成为杰出人才，最后他带着自己的学识回到学校成为一名教师。在法国，他能教自己喜欢的科目——哲学，但他还是不喜欢这段经历以及当时周围的环境——勒阿弗尔（Le Havre）港口，后来在他的第一本小说《恶心》（Nausea）里，他对勒阿弗尔港口像对布维尔（Bouville）一样反感。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断了他的学术研究，他成了军队里的一名气象学家，法国向纳粹（Nazis）投降的时候，他又成了战俘，尽管受到监视，他还是被假释回去继续教哲学（此时是在错综复杂的法国）,并且将他的第一部话剧《战中》搬上了屏幕。后来他说他考虑过积极抵抗，但积极抵抗要么使他屈服于共产主义，要么使他成为戴高乐主义分子。最终他专注于写作，完成了巨著《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他在书里宣称：“我被宣布是自由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不当作家也不当学者，他选择成为一名教授。他参加了一系列的解放运动，如越南人民反抗美国，阿尔及利亚人反抗法国。同时，他的小说被世界各地的读者所接受，在硕果累累的1964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他没有接受这个奖项。
萨特的哲学思想强调运用想象，这就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形式上最单纯的自由。如海德格尔（尽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众所周知，而且他曾是纳粹分子，海德格尔还是被法国的存在主义学者尊为哲学先导）所言，存在的痛苦在于世界上的“事物都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在《辩证理性批判》里萨特举出了一个例子，整天从事单调乏味的工作的工人也会有性幻想，这就说明了与事实相反的自由想象的伟大力量。
他强调“非”胜过“是”，后者由大量等待科学家检验的单调乏味的事实组成，“非”就有趣得多了。他这样总结他的观点（如果“总结”在存在主义学者笔下是个合适的词的话）：“同时产生的意识的本质是要成为‘非’而不是‘是’。”然后回归到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本质”。我们存在，但我们如何“定义我们自身”?（某项运动中有一条空洞而醒目的标语，“存在先于本质”）侍者的形象是这样形成的：
他的动作向前，有点快、有点准、有点急。他快步向顾客走去，身体急切地前倾；眼里急切地流露出对顾客手里的菜单的兴趣。他转过身，端着盘子，极力模仿某种机器人的僵硬步伐，有点像古灵精怪的步行者，又有．点粗鲁，似乎．总处于一种平衡状态，而这种平衡状态又随时有可能被打破。他需要通过手和胳膊的轻微动作来恢复平衡。（《存在与虚无》，1943年）
对“意识”的关注成就了萨特的名声。但奇怪的是，1943年面世的另一本书《女宾》（She Came to Stay）——由他的终身朋友兼伴侣西蒙娜?德?波伏娃所著——也描绘了形形色色不同的意识，如主人公游走穿过一个空剧院（直到有观众来，舞台、墙壁、椅子才能获得生气），他（她）看见一位女士坐在饭馆里，毫不理会她的男性伴侣抚摸她的手臂：“它就在那里，被遗忘，被忽视，这个男人的手只是在抚摸不属于任何人的一片血肉。”另一段也是：
我们存在，是的，但是我们如何“定义我们自身”?
“其他人也是有意识的生物，像我们一样觉察自己内心世界的感受，这几乎不可信。”弗朗索瓦斯（Francoise）说，“认识到这一点对我来说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我们在其他人的脑海里只是虚构的形象。”（《女宾》，1943年）
不管人们有多好奇，虽然这两本书几乎可以算是同时面世，西蒙娜?德?波伏娃的书还是写得更早一些，萨特在起草《存在与虚无》之前，曾在部队一个短暂的假期间热心读过她的初稿。
现在是谁在显露糟糕的信念？萨特还是侍者？
萨特曾在日记中披露波伏娃数次纠正过他对存在主义哲学的错误理解。这就证明萨特借鉴了波伏娃的思想并把它们用在自己的著作中。唯一不为人所知的是为什么波伏娃允许这种事情的发生，并且屡次否认萨特作品的信誉问题。尽管被称赞，被尊为哲学领域的偶像，但当时萨特和波伏娃的关系还是被完全误解了。实际上它本身就是一个哲学故事。一方面，大家都认为萨特是个花花公子，为了保全自己所谓“存在的自由”而推卸自己应当与波伏娃结婚的道义职责，另一方面，他们相互来往的信件记录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从信件中我们可以了解到，1930年萨特曾向波伏娃求婚。求婚的惯例做法和萨特想象的传统做法都使波伏娃无所适从，她提出，如果他们共度余生，她希望自己能继续保持与其他人的性关系（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恋人的）。这个爱情故事应该是最可信的一个，波伏娃辅助天才萨特，沮丧的准妻子变成了尽职尽责的秘书。事实上，萨特比波伏娃年轻，波伏娃具备萨特身上所有的才华和文学天赋。波伏娃毕业于女修道院开办的学校，在那里她的成绩名列前茅，她一次就通过了法国每年一次的最权威的哲学考试，但萨特是动用了所有的特权后考了两次才通过。
萨特后来说，在他的回信里这是在原信的基础上添加上去的，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一定刚刚分别。直到那时，萨特展示的最伟大的创造，还是当他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他小心翼翼地从连环画上仿写故事，然后从祖父的百科全书里找到一些额外的细节加上去。他把拼凑起来的东西当作“小说”来取悦父母。
在《字句》（The Words）中，萨特坦白地承认了一些“错误思想”的例子，当时他就知道他的母亲会怎样表现：
将客人带到饭厅，这样他们就能惊奇地看到小小的创造者怎样在学校的课桌上工作。我假装太过投入以致没有发现我的崇拜者们在场。他们会摄手摄脚地离开，轻声议论我有多么可爱和迷人……
演戏又使我们将注意力转到侍者。我常常观察他们。因为一个实际的理由，而不是某种与“‘错误的意识”相关的某种可以选择的原因，他们常常要很迅速地进行工作。这种工作不低贱，它需要技巧。侍者是真正的演员，因为他们有角色要扮演，并且像演员一样，他们也有观众在关注他们（即使有时候是像萨特和波伏娃这样的人物）。因此让我们使用一种不同的分析方式——哲学知识分子的方式来重新看待他们。
他们声音低沉，过于字正腔圆。他们自以为姿势不稚，眼神太过急切，当试图交流听到的最新言论的时候，他们的声音会偶尔失去假装的自信，他们或者提高嗓门，一丝不易察觉的失望就在这时出现，如果听的人有异议，他们就像感觉到失去了平衡，但一张纸的飘动就能重新建立平衡……
始终贯穿于萨特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在他对“糟糕的信仰”的抨击里的，无非都是价值判断的问题，在这些问题里这位哲学家作者绝望地呈现出人性还没有显露出来的部分。在决定写一本新书之前，这或许是将他在战争中的矛盾身份合理化，或许是他在戴高乐主义分子（Gaullism）和社会主义（Communism）分子之间徘徊（研究侍者的那一本……）。这时他还有可能正在借鉴波伏娃的思想。他并不十分确信身为萨特好还是不好，甚至怀疑侍者的虚无。
到底谁才是真正伟大的存在主义者？与萨特不同，波伏娃意识到存在主义的许多元素随处可见，如对“其他人”的关注，在海德格尔的著作里能找到，在爱因斯坦的哲学作品里同样可见，并且在爱因斯坦的作品里个人主义被当作源于无知的一种幻象，这是粉饰。波伏娃后来将男性主导的社会里的所有女性划为“另一方”，这是她自己的思想。遗憾的是波伏娃早期出版她的哲学作品的尝试被法国出版界粗暴地拒绝了，他们甚至建议她退出男性主导的哲学界！
波伏娃的小说《女宾》是揭示波伏娃与萨特关系的一条线索。在书里她最先塑造了三个人物形象，弗朗索瓦丝（Francoise）代表的是波伏娃本身，皮埃尔（Pierre）代表萨特，泽维尔（Xavier）是波伏娃当时的情人奥尔加（olga）。第一章里提到过，弗朗索瓦丝打开了一部古典戏剧的新视野，在这里萨特的形象不是唯一的主要形象，但也因这部作品而被赋予了责任。在《女宾》里，弗朗索瓦丝隐藏初衷仅仅是出于爱。于是就有人把这当作对真实生活的另一种解释。他们认为波伏娃是萨特的培养者，她欣慰且骄傲地看到他取得每一点成就，同时她自己却陷人了一种尴尬的境地——法国以男性为主导的哲学界。因此这是故事中又有故事。
解构德里达
“我加入左派，最大的愿望是解构主义的某些元素能够为政治化服务，因为斗争一直在继续，尤其是在美国，我希望解构主义的某些元素能使左派政治化或再政治化到某种程度，至少变得不再是简单的学术。”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19世纪60年代创造了“解构”这个词（事实上到处都能找到这个词的根源），如果不是有点过时（借鉴一个法语单词“Passe”），当时的学者们正准备革新传统的解构主义。解构主义学者都是激进的知识分子。他们打算抛弃哲学的一切成果：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等所有成果。毕竟，这些都是根植于错误的对当法（opposition）的世界观的产物。
假的对当法，诸如科学范畴内的“是与不是”的问题，“过去与将来”的继时性问题，道德范畴内的“好与坏”的问题。德里达认为其他一切思想家和哲学家的理论和发现都不过是玩文字游戏——他们在欺骗我们。
安德鲁（Andrew Cutrofello）在《劳特里奇哲学百科全书》中以简明的散文题材对此作了进一步解释。
德里达认为应站在“解构主义”的立场来质疑西方哲学传统，从这一点来看，他的作品能够被理解。解构主义是一种对未思考过的领域的探索，主要研究“所有其他”这一范畴。德里达曾质疑“存在的形而上学”这一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对自我统一的价值判断，由力图阐明主体论的“说应优于写”的一系列尝试来支撑。粗鲁地排除不同物能够使差异性突出，德里达曾试图赋予语言迥然不同的概念，这一概念将从差异的既约性（irreducihility）开始区别于原有概念，相应地，道德责任和政治责任也会有全新的定义。
哲学故事
法国政治哲学在1789年为世界贡献了（（人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他们以此为傲，他们还激发了在巴黎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创造了19世纪令人印象深刻的哲学体系——结构主义。不足为怪的是，当时在法国，自萨特起的所有哲学家都期望获得一定的政治地位。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现象却使政治哲学有衰退的趋势，因为它的对手变成了大众，而大众并不认为任何事物都带有政治性。19世纪50年代的时候很多人都加入了国立巴黎高等学校（Ecole Nationale Superieure），与他的同时代人不同，德里达没有加人这个党派，即法国共产党，而是保持距离，就如他自己在《解构与实用主义》（Decon-struction and Pragmatism）中所述，他把自己划为“左派”。在一本杂志《莫斯科回去》（Mascou aller-retour）对他的采访中，德里达曾向俄罗斯人民许诺“尽管所需时间过长，但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我可以证明斯大林是个逻各斯中心论者（logocentrist）”。
“我加入左派，最大的愿望是解构主义的某些元素能够为政治化服务，因为斗争一直在继续，尤其是在美国，我希望解构主义的某些元素能使左派政治化或再政治化到某种程度，至少变得不再是简单的学术。”
这种观点惹恼了他的法国同人，但在英语国家尤其是美国受到了欢迎，在美国以工作为中心的学者们并不急于加人激进的团体，但他们还是期望看起来很激进。在跟德国“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一大堆相似的知识分子一起的时候，德里达成为许多新学科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批判理论”、“文化研究”和“当代欧洲思想”。
不是采用政治的方式，德里达急于采用结构主义“所有理论都是独立运用的”的行为实际上和马克思主义、纳粹主义、自由主义、功利主义的观点一致，都是“帝国主义”者，压制思想和文化。结构主义却向世人表明，这个世界太微妙太复杂，不能用简单的理论来阐释。
德里达还有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加人了“摧毁”的概念，海德格尔曾向愿意倾听他的人提过这个概念。“解构主义”会戏谑地标明其他理论的矛盾，动摇他们的教条，从而摧毁其他理论模糊的等级限制。
结构主义的第一个对象是并不存在的——隐藏的或被压制的思想。德里达发现“排除”的第一个对象是写作本身，写作曾被哲学家当作是一种与演讲相似的形式。
德里达解构了费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对语言的描述，在找出写作与演讲的区别的过程中，结构主义之父无意中列出了思考的许多特性，它在形式上是主观的、物质的和相对的，在演讲和写作中运用得一样多！于是写作和演讲的区别变成了一种哲学解释。（你能看到解构主义是怎样狡猾地揭露出文中隐藏的假设，然后使它们变得对己方有利。）
伴随对演讲与写作的区别的成功解构而来的是笛卡尔的灵肉合一的终结；由思考获得的知识和由观察获得的知识的碰撞；字面意思和隐含意思之间，自然创造物和文化创造物之间，男性和女性之间等种种对立事物间的差别的碰撞……还有：
所有二元论，所有关于灵魂或精神不朽的理论，与一元论、唯心论、唯物论、辩证法一起都是形而上学的独特主题，形而上学的整个历史都被迫尽力抹去这些主题的轨迹。“出席”附属的轨迹在它的标语里可以见到，写作比演讲次要，这样的屈辱渴望得到平复。这些都是神学需要的东西，它们决定了考古学和末世学意义上的“存在即出席，即基督再临”，生死没有区别，活着只是死亡的另一个代称，以上帝的名义掌管生死，不过是历史的转喻。[《论文字学》（OfGrammatology）]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德里达至少在一个方面失去了激进精神。在为纽约的一位观众上的一堂以公平为主题的课上，他认为在所有独特的理论、概念中，公平是西方哲学（也是这本书的）的起点，但它（像苏格拉底）是不可解构的。他故意用一种模糊的文体来对这一点进行阐述：
如果能对现存的公平进行解构，它必须从一种无限的“公平思想”出发，必须是无限不可分的。它不可分是因为“其他”，所有“其他”,在这一思想提出来的时候，“其他”总是伴着“其他”。不向怀疑主义屈服……“公平思想”看似不可解构……
如果当今世界没有公平，那么什么都没有，唯思想永存，毕竟思想是不可摧毁的。
到底是谁在欺骗我们
似乎是德里达在误导我们。这是个不小的玩笑，关乎“意义”与“理想”以及先验与经验的平行关系问题。
关于差别性的这个游戏只在综合体和转介产生效应，综合体和转介在任何时候都不允许单独的元素被单独呈现或仅与它自身相关。无论是在写作还是演讲的论述中，从没有一个元素能不与其他元素发生联系而单独发挥作用……这种交互作用就像织布，一篇文章是另一篇文章的产物。不管是元素之间还是系统内部，都不存在简单的“出席”或“缺席”。差异和轨迹无处不在。[《符号学与文字学》（semiology and Gramatology）]
或许德里达所说的不存在“意义”就如语言的大网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的一样，实际上在生活和思维里也是如此。一切都是虚幻的，或者更糟糕，是我们的政治与性的幻想杂揉起来被生活糟蹋过后的残渣。“是”与“非”抗衡，“我”与“你”相对。我们必须毁灭这种文字的网！
要赞同德里达的话似乎有点难。先验的事物又是什么？德里达喜欢提出矛盾却拒绝解释。他在不同的时间段都坚持认为解构本身不是一种手段或一种行为，只相当于一门学科中的某一篇文章。他在《致日本朋友的信》（Letter to a Japanese Friend）中曾说，绝不能说“解构是怎样怎样的”或“解构不是怎样怎样的”，因为这个句子本身的结构就是错的。创造一个新词语然后拒绝接受他人对这个新词语发表的任何声明，这仍然是一个值得确定的立场。我们还能采用更为间接的方法来分析问题。德里达受到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启发，使用他的“摧毁”理论作为工具，在自己的哲学研究中解释西方文明和“人性”的完全丧失，他的哲学研究项目叫做“解构”，意如其名。
［事实上，在那之前，这个概念来源于一家由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ring）的表弟主编的纳粹精神病治疗杂志。世界真小！］无论如何，海德格尔的研究工作值得关注的地方就在于，在我们的头脑里、笔底下，当我们将这个世界结构化的时候，它强调并挑战时间的角色。看看德里达的作品，实际上只有很少的部分是原创的。他最主要的原创性恐怕是创造了“解构”这个词。事实上，创造新词并不难，难的是使它们有用（很搞笑，在德里达的祖国法国，至今还没有这个词）。
从海德格尔那里，德里达也引用了“存在”的概念，而他认为对该概念的解构才是哲学的核心任务。海德格尔的足迹也包含了“存在”的概念和存在（beings）与存在（being）的区别。海德格尔将这种区别称为“实体存在的区别”，并在《认同性与差异性》（Identity and Differ-ence）一书中对此进行了详尽动人的描述。德里达在他的《写作与差异》一书中一度模糊地提到这一点，在那里，他将区别定义为本体的与本体论的区别之前的状态。
他的“先验现象学”的思想来源于胡塞尔（Hussel），胡塞尔还提出，“理性就是历史上产生的逻各斯（logos，古希腊哲学术语，意为世界的规律性）。”它用自身来反对存在，从而彰显自身，也就是把自身表现为逻各斯……通过写作的方法来使它自身被看作是理性的历史。因而，为了延长自身，它使自身与自身不同。
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延异”（differance）的起源，延异是德里达最喜欢的双关语短语之一，它有两层含义，即地点（空间）的“不同”和时间的推迟——“延期”。
翻译者艾伦?贝斯（Alan Bass）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他认为德里达“很难读懂”。这不仅由于他的风格，还因为“他对改变已有的、支配着我们的阅读观念有着强烈的欲望……有些困难可以通过提醒读者‘德里达常常参照他自己的作品，反对他人的作品’来解决，而从不直截了当地说明……再综合古典哲学术语的频繁使用，也不会出现任何直白的解释或参考。”（早期，我们见到了一个物体的降临——基督再临（Parousia），一个由存在支配着的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的希腊单词。）
这位伟大哲学家的一个影视传记——《电影德里达》（Derridathe Movie）在2002年发行了。它把德里达描述成一个诙谐的人，就像“我们中的一个”。他作为犹太人的出身以他的贝果（bagel）早餐展现给观众；他的自我怀疑性格主要表现在他对自己衣服的色调搭配上。有一个画面描述的是摄像机跟着他进人了他的图书馆，他把上千本书装人包中，哲学家被问道：“这里所有的书你都读过吗？”“为什么没有？”德里达回答道，“只有其中的4本我读过。但是在读它们的时候，我非常非常地认真。”
我们可能也会作出同样的回答。关于德里达的所有知识我都读过吗？为什么没有？只读过一小部分篇章。但是我读得非常非常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