沏茶步骤的名称:姚文元老照片

　　姚文元（1931－2005）
　　男，浙江诸暨人，“四人帮”成员之一。其父姚蓬子，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1891－1969），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69～1976）。
　　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后曾在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卢湾区委宣传部工作。1955年批判胡风文章《分清是非，划清界限》（《文艺报》1955年1、2期合刊）引起张春桥注意。他的左的文艺观点历史观点，早在1950年代中期，即为毛泽东所欣赏。 按毛泽东的旨意，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6年5月10日在《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揭开文化大革命大戏的序幕，为文革一系列批判定下基调。此战功成发迹后，从《解放日报》编委一跃而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再跃为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1966），历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1967；参与上海夺权）、中共九届（1969年4月）、十届（1973年8月）政治局委员并任宣传组成员。任《红旗》杂志总编、主管意识形态（1970；接替倒台的陈伯达）；参与组织了批林批孔和评《水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政治运动。是“池恒”等御用写作班子主管。著有《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红旗》杂志1975年第三期）。
　　1976年10月6日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姚文元中**籍并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认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在法庭的最后陈述中姚文元辩称，犯有错误或严重错误而非反革命罪行，同林彪及其反革命罪行“挂不到一起”。
　　1996年10月姚文元出狱，隐居浙江湖州和上海市。1998年6月，姚文元提出有生之年的两个愿望：出版回忆录、重新入党。2001年9月，中央有关部门曾准许姚文元出版近42万字的回忆录，但要送中宣部审核而不准由海外出版。而最终却不了了之，有传因初稿版本审查未获当局通过而未能如愿（有“五不准”批示：不准公开没有解密的党、政、国家机密；不准公开党和国家已故领导人的私人问题；不准公开会引起社会争议、被国际反华势力利用、危害国家声誉的资料；不准公开无法核实真伪的敏感政治问题；不准公开发行）。
　　2006年1月6日新华社发出以下不足百字新闻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姚文元因患糖尿病，于2005年12月23日病亡。姚文元，男，74岁，於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6年1月刑满释放。”
　　姚文元是最後一位逝世的「四人帮」成员。 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分子。浙江诸暨人。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卢湾区团工委，区委宣传部，上海《解放日报》 ，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1965年11月，在江青、张春桥组织下，炮制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从此成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等职。是中共第九、十届政治局委员。他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写了许多文章，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 ，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结成四人帮，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1977年7月 ，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0年11月20日～1981年1月25日 ， 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公开审判，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1972年4月11日：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代表团
　　

　　江青、姚文元会见维特克
 

　　文革：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合影
　　
　　姚文元、华国锋等合影

　　姚文元、李先念等接待外宾
　　
　　粉碎“四人帮”后，姚文元接受审判

　　1967年2月24日：张春桥、姚文元讲话

　　1967年3月26日：张春桥、姚文元讲话
　　
　　姚文元(后排右一)

　　周恩来、姚文元合影

　　给姚文元的信－封面

　　
　　给姚文元的信－封底
　　
　　姚文元等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与群众五一联欢

　　
　　姚文元、纪登奎、王洪文等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与群众五一联欢

　　文革：姚文元、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合影

　　左起：姚文元，邓小平，华国锋、胡耀邦
　　
　　 　　
　　姚文元参加追悼会 　　
　　審判四人幫成員姚文元

姚文元的书法

当人们在欣赏书法的同时，常会油然联想到书写者本身的风格和性情。“书如其人”，这一中国人常用的俗语简洁地阐明了书写风格与书写者之间所潜在的依存关系。但历史上很多奸人，甚至乎汉奸卖国贼，其书法也蔚为可观，或可称书法大家。所以，从一个人的字来判断其忠或奸是不可能的，也是可笑的。

作为四人帮之一的姚文元已经成为历史人物，其政治生涯早已在1976年冬结束，千秋功罪自有历史评判。但其文采却不因其政治污垢而磨灭，有许多从政前的文章，现在细细品味，仍可看出当年号称文胆并非是浪得虚名，其笔锋之犀利、哲理之醒人，同样对当代人有着深深的启迪。现从笔者当年的笔记中抄录其两篇散文，（或有残缺）供大家欣赏。

鹰还是鸡

　　鹰击长空，鸡栖于树。

　　鹰，不畏风雨，不畏狂风。鸡，风雨来临，鸡舍避之。鹰，窥越鸡巢锐目雄，捕食害鸟利爪疾。鸡，今日不明三日事，弱步阳台对残食。

　　鹰的性格是格斗，鸡的性格是投机。鹰对敌人毫不留情，扑而食之。鸡对友决不客气，谓之鸡斗。鹰，从不自吹自擂，鸡而长鸣不止。鹰是谦虚，鸡是吹嘘。

　　人说，鸡永远飞不了鹰那么高，尽管鹰有时比鸡飞得低。高度的敬仰。　鸡说，鸡永远飞不了鹰那么高，尽管鹰有时比鸡飞得低。恬不知耻。

江河

　　江河在奔流、奔流、不息地奔流。绕过遥远的路程，到达汪洋大海。你观过江河的奔流吗？世界上没有一条江河是笔直奔向海洋的。小的曲折、大的曲折，充满在路途上。有时猛进、有时迂回、有时直泻千里、有时弯弯曲曲、暂时好像往回绕了，但绕过圈子后，仍向大海奔流。千万个曲折都朝着一个总方向。曲折变化多，但方向不变。

　　江河在奔流、奔流、不息地奔流。不管有多少曲折、有多少缓急、多少起伏，永远只朝一个方向。

　　亲爱的同志，历史的潮流又何尝不是这样不可阻挡的向前涌进，不管是直还是曲，是起还是伏，生活的江河，总是朝那雄伟壮丽的大海前进的。在任何时候，要深切的感觉到历史潮流的这脉搏。要望得见那经过长途而必将到达的目标。即使大雾迷江的时候，也要听清江河水正在哗哗的前进。即使在冰封江面的时候，也要听见波涛正在冰下汹涌澎湃。

油画姚文元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姚文元

　　从１９５９年６月开始，吴?同志接连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许多歌颂海瑞的文章，反复强调了学习海瑞的“现实意义”。１９６１年，他又经过７次改写，完成了京剧《海瑞罢官》，还写了一篇序，再一次要求大家学习海瑞的“好品德”。剧本发表和演出后，报刊上一片赞扬，有的文章说它“深寓著丰富的意味”、“留给观众以想像的余地”，鼓吹“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有的评论文章极口称赞吴?同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今作用”，这个戏更是“开辟了一条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实、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有的文章还说：“人们在戏里表扬‘清官’……是在教育当时的做官的，起著‘大字报’的作用。”
　　既然《海瑞罢官》及其赞扬者提出了这么重大的问题，并且广泛地宣传了他们的主张，我们就不能不认真地进行一次研究。
　　《海瑞罢官》是怎样塑造海瑞的？
　　在这个历史剧里，吴?同志把海瑞塑造得十分完美，十分高大，他“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是当时被压抑，被欺负，被冤屈人们的救星”，在他身上，你简直找不出有什么缺点。看来，这是作者的理想人物，他不但是明代贫苦农民的“救星”，而且是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民及其干部学习的榜样。
　　为了塑造自己的英雄，作者是精心设计过的。安排这位青天大老爷的出场，就用了九场戏中整整三场戏。第一、二两场戏，海瑞都没有出场，剧本不惜笔墨地大写徐府即曾经斗倒严嵩、当过首相、退休在家的徐阶一家，如何霸占农民土地、强抢民女、贿赂官府打死贫苦农民赵玉山，正当在公堂上农民洪阿兰“满腔悲愤唤苍天”之际，一纸紧急公文带来海瑞将作应天十府巡抚的命令，得意忘形的官吏们如闻晴天霹雳，惊呼“这便如何是好！”连“衙役”都大叫“海青天要来了，这可不得了！”第三场戏海瑞穿便服上场了，作者安排他当面倾听“心如油煎”的“众乡民”如何用最敬仰的词句，倾吐对海青天的百般盼望，歌颂他是“公正为官”、“明断公案”、“口碑颂满”、“美政多端”……。虽然封建社会“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无钱莫进来”，但呼冤的农民一致相信“海青天”这个官是一个例外，“海青天一定能替我们作主！”
　　这种烘云托月的手法，是为了使观众强烈感到只有海瑞才能解救农民的痛苦、它说明了《海瑞罢官》并不是如作者所说的是写什么“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而是千方百计地为我们今天的观众塑造一个决定农民命运的英雄。
　　戏剧冲突围绕著“退田”展开。虽然吴?同志在序言中自称剧本“改以除霸为主题”，但实际上冤狱是从占田开始，“除霸”、“平冤狱”的行动也是围绕著“退田”进行。“退田”被写成是“帮助穷农民办法的一种”，作为戏剧冲突最高潮的“罢官”，就是罢在“退田”这件事上。剧本通过“乡民甲”的口特别说明：“我等都是徐家佃户”；要观众记住：戏里写的是贫苦农民同徐阶等乡官、贪官之间的斗争，而海瑞是完全站在徐家佃户一边的。“海青天”果然不负众望，一上任就“为民作主”，他不但咒?“高放债强占田真真市侩”，鼓动农民去“告状”，而且在公堂上颇有民主风度地徵求告状的“父老们”的意见。农民要求退还被徐家和“各家乡官”所占土地，要求“大老爷作主”，于是海瑞一道号令，“发出榜文，限令各家乡官，十日内把一应霸占良民田产，如数归还”。退田以后，尖锐的阶级矛盾忽然都不起作用了，“众乡民”向海瑞叩头道：“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
　　作者要贫民们“感恩戴德，……朝夕礼拜”，欣喜鼓舞，齐声“同唱”对清官的赞歌：“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剧本告诉人们：尽管封建制度原封未动，地主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依然存在，只要照海瑞的办法去做，农民的“土地”、“衣饭”就统统可以解决，“一片好光景”就在“眼前”了！
　　剧本还著重刻划了海瑞如何“为民雪恨”，大杀“贪官”。剧本反复宣传：“冤狱重重要平反”，海瑞决心“平民愤”，要把“恶官吏都扫颈，“今日定要平民怨，法无宽恕重如山。”行动是：剧本中海瑞判华亭知县王明友斩罪，判松江知府李平度“革职囚禁，听候朝命”，判徐阶儿子徐瑛绞罪。据吴?同志自己说，为了不致让海瑞“走得灰溜溜的……没劲头”，“下了决心，把徐瑛处死”。这样，罢官而去的海瑞，便成为一个反抗封建皇朝的胜利了的英雄。戏结束时，徐瑛被处死刑，徐阶昏倒下去了，新任巡抚惊惶失措，海瑞高举大印，昂然挺立，口说“大丈夫顶天立地”，心里想：“我海瑞还是胜利了！”作者塑造自己的英雄人物的任务，也“胜利”完成了。
　　这个戏里，作为正面英雄人物出现的，只有海瑞一人。农民只能消极地向大老爷喊冤，恳求“大老爷与我等作主”，把自己的命运托给“海青天”。为了衬托海瑞形象如何高出于所有封建官吏，其他出场的主要官吏统统设计成坏蛋。海瑞的妻子和家人也是“明哲保身”派，只有他母亲支持了他一下。海瑞孤零零一个人，从经济到政治，单枪匹马搞了一场大革命。
　　看完这出戏，人们强烈地感到：吴?同志塑造的这个英雄形象，比过去封建时代许多歌颂海瑞的戏曲、小说都塑造得高大多了。尽管吴?同志在剧本的单行本前面特地写了历史说明，还在“海瑞罢官本事”中摘录了许多条史料，企图使人们得到这样的印象：他是完全根据历史事实来写戏的；但是，人们仍然不能不发出这样的疑问：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当中，难道真的出现过这样的英雄吗？这个“海青天”是历史上那个真海瑞的艺术加工，还是吴?同志凭空编出来的一个人物呢？
　　一个假海瑞
　　我们不是历史学家。但是，根据我们看到的材料，戏中所描写的历史矛盾和海瑞处理这些矛盾时的阶级立场，是违反历史真实的。戏里的海瑞是吴?同志为了宣扬自己的观点编造出来的。
　　海瑞是１５６９年夏到１５７０年春这段时间内，任应天巡抚的。当时，江南农村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十分尖锐。从正德到嘉靖、隆庆年间，随著地主阶级用各种方法疯狂地掠夺农民土地，土地集中程度越来越高，农民受的剥削越来越重。《日知录》载：“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说明松江一带绝大部分土地都被地主所占有。顾炎武虽没有指明确切年代，据我们查到的资料，这个估计是符合明代中叶以后苏、松一带情况的。掠夺土地最厉害的，是依仗政治势力扩大“皇庄”的皇族地主集团，此外就是一部分在乡间的官僚地主，徐阶就占有大量土地，有的说２４万亩，有的说４０万亩，大约相当于今天上海市所属松江县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或一半。海瑞所谓“华亭乡官田宅之多，奴仆之众，小民詈怨而恨”，就是他亲眼所见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写照。
　　土地的集中，加速了农民同地主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农民大批破产逃亡，许多土地荒芜，“无田者为人佣工”（《华亭县志》）。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必然会影响地主阶级内部各个阶层的相互关系。在土地绝大部分为地主占有的情况下，官僚地主要继续兼并土地，不能不把对象集中到中小地主，以及“请人耕作”的“富家”即“富农”（又叫“上农”）身上，因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也尖锐起来。同时，由于官僚地主隐匿了大批不交税的土地，独占剥削果实，封建皇朝的财政十分困难，“帑藏匮竭”，一部分在朝的官吏不断地要求查田，要求限制“皇庄”和其他庄田，限制继续兼并中小地主的“民田”。这就引起了朝野各派地主集团之间矛盾的尖锐化。而当时官僚地主兼并土地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海瑞在“退田”中所反对的所谓“投献”。
　　投献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有势力的豪强地主收买同原田主有某种关系的狗腿子，把原田主的田“献”给自己，使原有的“富家”丧失土地，“献田”的狗腿子就变成这块土地的管家或二地主。另一种是中小地主、富农、个别或少数自耕农为了逃避严重的徭役和赋税，把自己的田寄献给官僚地主。
　　因为《明律》规定官僚可以根据品级的高低有减免徭役赋税的特权，把田算在官僚地主的名下，就可以逃避徭役。官僚地主乘机把想逃避徭役的中小地主和富农、自耕农的土地强占为己有。由于土地绝大部分都为地主、富农所占有，官僚地主通过“投献”强占的土地主要是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土地。这是事情的本质。《海瑞介公传》中记载：“以故富者辄籍其产于士大夫，甯以身为佣佃而输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献。故士一登乡举，辄皆受投献为富人。而士大夫既谢失势，又往往折入于暴贵者，以兼并为固然。乃豪强大有力之人，视田宅所便，收之莫敢不与。”这里所说的“富者”，当然不是贫农，他们无田可“献”；而是指地方上“失势”的士大夫或没有政治身份的中小地主和富农。他们的“民田”不断被“豪强大有力”的官僚地主兼并，达到“收之莫敢不与”的地步。既严重损害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又严重影响了皇朝的财政收入。
　　正因为这样，海瑞一到松江华亭一带，就发现当地的“诸生员”“乡官之贤者”甚至某些“府县官”，都“群声”反对徐阶这类大官僚地主兼并巨量土地，反对他们搞“投献”。
　　“乡官之贤者”对海瑞说：“二十年以来府县官偏听乡官举监嘱事，民产渐消，乡官渐富”。后八个字不是活活画出大官僚地主吞并中小地主的一幅图画吗？海瑞下的结论是：“为富不仁，人心同愤”，这个“同愤”，就是指中小地主、富农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份子对大地主兼并的共同的政治态度。
　　当戴凤翔这个江南大地主的代言人攻击海瑞纵容“刁徒”时，海瑞就用上述材料证明他的“退田”是以这些人的呼声为基础的。看来，海瑞的话符合事实。他的“退田”，反映了这些“民产渐消”的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共同要求，也为了缓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以及广大农民同地主阶级之间越来越尖锐的阶级矛盾，有利于增加赋税收入，解决朝廷的财政困难。
　　弄清楚这些历史事实以后，《海瑞罢官》怎样歪曲了阶级关系，就清清楚楚了。
　　海瑞要乡官退田，是要地主向农民退还土地吗？不是。《明史》及几个海瑞传记都写明，海瑞要求乡官退田是退出“受献”的土地。“公严厉以治，下令受献者悉退还，或许赎回。”这是削弱兼并，打击大地主。除退回官府的以外，退出去的田，绝大部分还是落到原来“献田”的“弱者”、“富户”即中小地主和富农手中，实际上保护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贫雇农既无田可“献”，无钱去“赎”，“退田”当然不会退到他们手里。怎么能够臆造出海瑞是一心一意为贫农获得土地而“战斗”呢？
　　海瑞要徐阶退田是为了“徐家佃户”翻身吗？根本扯不上。海瑞在给李春芳的信中说明过要徐阶“退田”的目的：“若不退之过半，民风刁险，可得而止之耶！为富不仁，有损无益，可为后车之戒……区区欲存翁退产过半，为此公百年后得安静计也，幸勿以为讶。”这不是把海瑞的阶级立场说得再明白没有了吗？明明是为了“止”民风的“刁险”，是为了地主阶级不致在越来越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被打倒，是为了徐阶“百年后得安静”，哪里是什么徵求贫农意见而解决“徐家佃户”的土地问题！
　　海瑞搞“退田”是“为民作主”吗？海瑞自己在《督抚条约》中告诉我们：他当巡抚的一切措施，都是“除积弊于相安，复祖宗之成法”。原来“祖宗”制定的《明律》中早有规定：“若将互争及他人田产妄作己业朦胧投献官豪势要之人，与受者各杖一百，徒三年。”这不正就是海瑞所处理的矛盾吗？明皇朝早就规定这条反投献的法律，是为了缓和本阶级的内部矛盾，防止兼并恶性发展，以利于巩固整个地主阶级专政。这个法律后来成了一纸空文。海瑞不过在这个范围内搞了一下反投献而已，怎么能够把他写成为江南农民“作主”呢？
　　海瑞为了“穷农民”而反对过“高放债”吗？最好听听海瑞反驳戴凤翔攻击他的话：“先年粮长往往于收粮时，先除还自己平日私债，后算官数；富豪亦乘出米之时，伺逼偿债，公私并举，钱粮难完。臣……谓待完粮后，方私下取偿，非禁不许还债也。”“公”是封建皇朝；“私”是地主土豪。海瑞说明自己并不反对乡间的地主剥削，并不反对“放债”，只是为了解决皇朝的财政收入问题，反对乡间大地主独吞剥削果实。
　　海瑞从来没有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同地主之间的矛盾。他只是想缓和这个矛盾。海瑞自己就说过：“以下奉上，义不可缺，为之损益调停，使可久行”。坦率地说明了他做的是“损益调停”的工作，目的是把大地主的剥削限制在不妨碍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法定范围之内，削弱农民的反抗，使“以下奉上”的封建剥削可以“久行”。他再三再四要农民服从封建统治，遵守“礼义”，“毋作强贼”，对已产生的农民暴动，他主张双管齐下，“用兵安民，并行不悖”。他反对最反动的大地主，目的并不是削弱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而是巩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巩固地主对农民的统治，巩固明皇朝政权。这是封建统治阶级各个集团、各个派别的共同利益，也是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所在。把海瑞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这是混淆了敌我，抹杀了地主阶级专政的本质，美化了地主阶级。海瑞一再表明自己对于皇帝忠心耿耿，他给高拱的信中痛陈自己内心时说：“区区竭尽心力，正欲为江南立千百年基业，酬上恩报知己也。”他怎么能够做出动野千百年基业”的事来呢？
　　对“退田”的描写是假的。“平冤狱”的描写是真的吗？根据我们查到的资料，只能做出否定的回答。松江知府、华亭知县根本没有被杀、被革。海瑞任应天巡抚时，苏、松一带没有撤掉任何一个县以上的官。徐阶的儿子根本没有死，曾被判充军。这件事也不是海瑞干的，而是徐阶罢相后，徐阶政敌高拱再起时干的，张居正上台，这个判决就取消了。《明史　高拱列传》是这样写的：“阶子弟颇横乡里，拱以前知府蔡国熙为监司簿录其诸子，皆编戍，所以扼阶者无不至。逮拱去位，乃得解。”《徐阶列传》中也有相同的记载。抓徐阶儿子这件事，性质上是高拱乘机报复，执行者也是另外的官僚，同海瑞不相干。严嵩垮了之后，徐阶、高拱、张居正之间进行过长期的夺权斗争。把内阁中不同政治集团的倾轧，硬移到海瑞身上，变成海瑞“站在穷农民一边”去“平民愤”，这不是违背了基本的历史事实吗？吴?同志明明知道历史上“徐阶的儿子只被判处充军”，但为了极力美化海瑞，仍旧要这样写，这说明他为了塑造自己理想的英雄，是不惜改写历史的！
　　海瑞也不是像戏里写得那样“民主”。相反，他认为“江南民风刁伪”，“百端架诬，盖不啻十状而九”。他自言对付“刁讼”的办法是“衙门前尝不绝七八人枷号，又先痛打夹苦之”，认为这是好经验。海瑞在《兴革条例》中谈到“疑狱”时还说过：“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甯屈小民，以存体也。”
　　下有小注曰：“乡宦小民有贵贱之别，故曰存体。”为保护“贵贱之别”可以“宁屈小民”，这是地主阶级专政反动本质的表现。现在硬说海瑞如何民主，甚至会向农民请求“指教”，这岂不是把海瑞的政治立场给颠倒过来了！
　　看一看这些历史事实，再看一看《海瑞罢官》中的假海瑞，就不难发现，这是一个编造出来的假海瑞。这是一个用资产阶级观点改造的人物。历史剧需要艺术加工，需要再创造，我们并不要求新编历史剧的细节都同历史一样，但必须要求在人物的阶级立场阶级关系上符合于历史真实。尽管吴?同志曾经说过历史剧要“力求其比较符合于历史真实，不许可有歪曲，臆造”，然而事实胜于雄辩，这个新编历史剧中海瑞的形象已经同合理想像和典型概括没有什么关系，只能属于“歪曲，臆造”和“借古讽今”的范围了。
　　阶级斗争的进程告诉我们：无论海瑞或海瑞以后的封建官吏，都无法使已经腐朽没落的明皇朝恢复青春，更无法缓和农民仇恨的烈火。海瑞之后，松江农民依旧受著重重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兼并、逃亡继续发展，阶级矛盾继续尖锐化。
　　１５８７年海瑞死，以后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势如怒潮。１６４４年明亡，离海瑞死还不到６０年。在这样历史现实面前，剧本竟然要贫农对“退田”唱出“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欢呼“江南贫民从此有好日子过了！”这不是荒唐到可笑吗？
　　《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
　　既然是一个假海瑞，我们就来看一看作者通过这个艺术形象宣扬了什么？
　　我们知道，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国家。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待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从这种观点出发，就不能不承认，封建国家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工具。
　　封建国家的法律、法庭和执行统治权力的官吏，包括“清官”、“好官”在内，只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决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决不可能是既为统治阶级又为被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当然，由于地主阶级内部存在各种阶层和集团，由于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他们之间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在对待大地主、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的态度上，在压迫农民的程度和方法上，会有区别，有斗争。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种斗争的实质不可能超越维护地主阶级专政的范围。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把这种地主阶级内部斗争歪曲成农民同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就拿“清官”同“贪官”的斗争来说，确实有过清官大老爷在地主阶级的法庭上、根据地主阶级法律的某些条文，惩办一些“贪官”的事；也有个别农民所告的恰巧是某个“清官”所反对的派别或集团中的一员，出现个别农民在这个“清官”面前“打赢”官司的事。这种现象迷惑过不少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农民，使他们看不清“清官”的阶级面貌，看不清封建国家和封建法庭的阶级本质，地主阶级也经常利用这种现象来麻痹农民的觉悟，把“清官”当作掩盖阶级统治本质的工具，当作配合武装镇压、对农民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手段。《明史》上就记载过地主阶级派出“清官”作为缓兵之计，然后把起义农民一举消灭的事。但是，从根本上说，不论“清官”、“好官”多么“清”、多么“好”，他们毕竟只能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清官”、“好官”，而决不可能相反。
　　《海瑞罢官》却向我们说：不！“清官”不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是为农民阶级服务的。你看，戏里的海瑞是一个封建皇朝的钦差大臣，可是他却代表贫苦农民利益向徐阶展开剧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清官”海瑞以保护“徐家佃户”和所有贫苦农民利益的大英雄出现，同所有执行地主阶级专政的别的官吏相对立，“清官”和“贪官”之间的矛盾竟被写成保护农民和镇压农民的矛盾、退还农民土地和强占农民土地的矛盾，丝毫看不出“清官”在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所有农民都被写得消极无为，没有一点革命的斗争精神，他们唯一的作用就是跪下来向“海青天”告状，哀求青天大老爷为他们申冤作主，把“清官”看作是自己的救世主。显然，在《海瑞罢官》的作者看来，阶级斗争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清官”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不需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只要等待有某一个“清官”大老爷的恩赐就立刻能得到“好日子”。这样，戏中就把作为地主阶级专政工具的“清官”和法律、法庭，统统美化成了离开地主阶级专政而独立存在的超阶级的东西，宣扬了被压迫人民不需要革命，不需要经过任何严重斗争，不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只要向“清官”卑躬屈膝地叩头，实行封建皇朝的“王法”，就能把贪官污吏一扫而光，就能求来“好光景”。
　　列宁说过：国家问题，这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论国家》）。所谓“清官”“平冤狱”之类，作为国家问题的一部分，恐怕是被地主资产阶级弄得特别混乱的问题，成了毒害人民思想的一种迷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责任揭露这种假像，破除这种迷信。《海瑞罢官》恰恰相反，它不但不去破除这种迷信，而且在新编历史剧的名义下百般地美化地主阶级官吏、法庭、法律，加深这种迷信。农民本来还知道“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无钱莫进来”，海瑞一出场就愤慨问农民，地主恶霸“凭的是哪条王法？”教训农民：“这又是你们的不是了，为何不告？”在“平冤狱”的过程中，又反复强调“王子犯法，与庶人同罪”之类掩盖“王法”阶级本质的话，并且用“实际行动”证明：只要有海瑞这样的“清官”按“王法”办事，就能使法庭变成保护农民的场所，就能“为民雪恨”，就能平反“冤狱”，使农民获得土地。这不是把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统统当作保护农民的工具了吗？这不是把地主阶级专政镇压农民的本质一笔勾销了吗？这不是在宣传只要有地主阶级清官大老爷在衙门里“为民作主”，农民一“告”就能获得解放了吗？这种大肆美化地主阶级国家、宣传不要革命的阶级调和论的戏，还谈得上什么“历史剧的创作也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呢？
　　自从人类社会有阶级和国家以来，世界上就没有出现过“大老爷为民作主”的事情。在中国，不但地主阶级改良派，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也从来没有给农民带来什么“好日子”。
　　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彻底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解决了江南和全国农民的“土地”“衣饭”问题。这毕竟是任何人都无法推翻的铁的事实。
　　我们希望吴?同志把自己塑造的海瑞形象，把通过这个形象宣扬的那些观点，同毛泽东同志一再阐明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对照起来看，就不难发现，吴?同志恰恰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级斗争论。在今天宣扬这些地主资产阶级吹嘘了千百年的陈旧观点：究竟是为什么？究竟是对谁有利？需要分清是非。
　　《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什么东西？
　　海瑞是一个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看来，他是封建社会处于没落时期，地主阶级中一位较有远见的人物。他忠于封建制度，是封建皇朝的“忠臣”。他看到了当时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尖锐矛盾的某些现象，看到了当时本阶级内部某些腐化现象不利于皇朝统治，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削弱农民反抗、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为了维护封建皇朝的根本利益，他敢于向危害封建皇朝利益的某些集团或者某些措施进行尖锐的斗争。在若干事情上，他同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一致，抑制豪强地主，目的是为了巩固整个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维护皇朝的利益。他上《治安疏》，这是被吴?同志和许多文章、戏剧说成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事情，也有人专门编演过新的历史剧《海瑞上疏》，可是，正如他在疏本劈头就说的：他认为“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他的目的是为皇朝“求万世治安”。这个行动也只能说明他如何忠君，而不能说明别的。
　　所以嘉靖皇帝没有杀他，他死后，皇帝很难过，“赠太子少保，　忠介。”礼部左侍郎祭悼时还说：“虽强项不能谐时，而直心终以遇合”。封建皇朝很懂得海瑞是地主阶级利益忠心的保卫者。这是海瑞的阶级本质，是海瑞全部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象吴?同志那样，把海瑞描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说什么海瑞“爱护人民，一切为百姓著想”，他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甚至把他说成是“不怕封建官僚势力”的英雄，这是彻底歪曲了海瑞的阶级面貌的。明皇朝歌颂海瑞“保民如子”，吴?同志则说他“一切为老百姓著想”，请问两者到底还有什么区别呢？
　　历来地主阶级史书上，还曾经大书特书过许多材料来说明海瑞如何“处处事事为百姓”，如海瑞在担任江南巡抚时期，如何大反徐阶，大搞“退田”，如何“不到一个月”就修好了吴淞江，人民歌颂他是“海龙王”，等等。因此，他死后，“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恸而哭者，百里不绝。”这些记载加上旧小说、旧戏的渲染，很容易迷惑人。但是，这种“官书”上的记载，显然包含著地主阶级的夸大成份，我们应当用阶级观点慎重加以分析。“反投献”要徐阶“退田”，是有过这件事的，但徐阶究竟退了没有，退了多少，是真退还是假退，都找不到可靠的材料。根据谈迁《国榷》隆庆五年七月记载，徐阶曾退出４万亩田，但那十分明确是退给官府，“入４万亩于官”，根本不是退给农民。极而言之，就算“退产过半”吧，也还是为了地主阶级利益，也并不是只有海瑞一人干过的事。徐阶在朝时，也干过“退田”，在嘉靖第４子景王载圳死时，“奏夺景府所占陂田数万顷还之民，楚人大悦。”如果不分析“还之民”这个“民”是哪个阶级，如果按照吴?同志的观点，谁敢“退田”就是英雄，敢退几万顷皇田的徐阶岂不是比海瑞更大的英雄了么？修吴淞江确有这件事，但究竟修好了多少，也是值得怀疑的。只要想一想：在现代条件下修一条江都不很容易，海瑞难道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把一条江整治好吗？据海瑞在《开吴淞江疏》中自己说，他原来“议开江面１５丈”，从正月初三动工，到二月间钱就用光了，但“工程浩大，银两不敷”，要求动用公款。可见至少这一个多月中连原计划也没有完成，而且困难很大。吴?同志鼓吹什么“进度很大，不到一个月就完工了”，这种夸大连海瑞自己的话也不符合，至于出丧的描述，我们只要想一想：在解放以前，广大贫苦农民在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下，穷得连衣服都穿不上，许多农民几代人穿一件破衣裳，自己家里死了亲人都没有丧服穿，就知道那时候能穿体体面面的“白衣冠”来路祭的人，决不是贫农，决不是吴?同志说的“广大人民”，而只能是地主、富农和商人中的某些人。如果在新编的历史剧中，能够真正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用阶级观点，对这类史料进行科学分析，去伪存真，按照海瑞的本来面貌去塑造这个人物，使观众看到他的阶级本质是什么，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认识历史人物的阶级面貌，也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从破除许多歌颂海瑞的旧小说、旧戏的所散布的坏影响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可是吴?同志却不但违背历史真实，原封不动地全部袭用了地主阶级歌颂海瑞的立场观点和材料；而且变本加厉，把他塑造成一个贫苦农民的“救星”、一个为农民利益而斗争的胜利者，要他作为今天人民的榜样，这就完全离开了正确的方向。
　　吴?同志毫不含糊地要人们向他塑造的海瑞“学习”。我们到底可以“学习”一些什么呢？
　　学习“退田”吗？我国农村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建立了伟大的人民公社。在这种情况下，请问：要谁“退田”呢？要人民公社“退田”吗？又请问：退给谁呢？
　　退给地主吗？退给农民吗？难道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坚决前进的五亿农民会需要去“学习”这种“退田”吗？
　　学习“平冤狱”吗？我国是一个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说什么“平冤狱”的话，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从最黑暗的人间地狱冲出来，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枷锁，成了社会的主人，这难道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平冤狱吗？如果在今天再要去学什么“平冤狱”，那么请问：到底哪个阶级有“冤”，他们的“冤”怎么才能“平”呢？
　　如果不是学退田、学平冤狱，那么，《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也许吴?同志会说：就算学习退田、平冤狱都不对吧，学习他“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精神，“以反对旧时代的乡愿和今天的官僚主义”，这总可以吧！？我不是在《海瑞罢官》的剧情提要中说过，这个戏“著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的“坚强意志”吗？我们今天在处理内部关系上不是也需要这种“真男子”吗？剧本中的确突出地写了海瑞反对“甘草”，骂“乡愿”，而且还把徐阶塑造成“乡愿”的典型。
　　官僚主义确实要反。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放松过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但是，我们知道，今天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官僚主义有它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需要长期的斗争才能根本肃清。至于说到“刚直不阿”，“大丈夫”、“真男子”、“反对乡愿”等等，那就需要首先明确它的阶级内容：为哪个阶级？对哪个阶级？各个阶级对这些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不能抛开它们具体的阶级内容而抽象化。地主阶级所提倡的“刚直不阿”、“大丈夫”等等，有它特定的阶级含义，根本不能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战斗性混为一谈。这里，我们想重复地引用一下毛泽东同志解释过的鲁迅的两句著名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毛泽东同志说：“‘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敌人，是“横眉冷对”，对人民，是甘心情愿地俯首做牛。今天如果离开了这样明确的阶级立尝阶级观点，抽象地说什么“刚直不阿”“大丈夫”等等，甚至把“俯首甘为孺子牛”也叫做“乡愿”，把横眉冷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叫做“刚直”，用这种“傲骨”去搞什么“退田”、“平免狱”，去“反对今天的官僚主义”，去向劳动人民“罢官”，那会把人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
　　如果不健忘的话，我们还会记得：１９５７年，当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有一小撮人，忽然对于大反“乡愿”产生了特殊的兴趣。有人就曾用“反对乡愿”、“反对甘草”的口号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部和民主人士中的左派，咒?党的领导是“拘拘于小德的乡愿”，把跟共产党走的民主人士诬为“甘草主义”，这样的语汇可以从当时的某些报纸上找到一大堆。因为站在地主资产阶级阶级立场看来，从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采用民主和说服的手段，用团结　　批评　　团结的方法，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推动人们努力走向进步，都是“乡愿”，都是“甘草”；从地主资产阶级利益出发，敢于坚持错误到底，敢于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对派，敢于把不赞成他们的人一棒子打死，这才是“大丈夫”、“强哉矫”，才是“羞为甘草剂”。这一套东西的实质早已路人皆知了，为什么《海瑞罢官》及其评论者又要重新拾起来加以鼓吹呢？
　　吴?同志顽强地宣传过一种理论：历史剧要使封建时代某些人物的“优良品德”“深入人心，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我们不在这里讨论道德问题（这也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十分混乱的问题），但如果像《海瑞罢官》这样把海瑞的思想行为都当作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那还要什么学习毛泽东思想，什么思想改造，什么同工农兵结合，什么革命化劳动化呢？
　　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１９６１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明确请他回答：在１９６１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大，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需要加以讨论。在这种讨论中，只要用阶级分析观点认真地思考，一定可以得到现实的和历史的阶级斗争的深刻教训。
　　（原载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文汇报》）
姚文元文章目录

(凡署笔名的官方禁书-----姚文元文章目录_读者文摘，在括号内注明)

　　1、《革命的意义——(青年近卫军)读后感》(志毅)，1949。4。收入《细流集》。

　　2、《揭穿帝国主义的阴谋！》，1949。6。22。《青年报》。

　　3、《要求音乐界创作镇压反革命歌曲》，1951。4。12。《解放日报》。

　　4、《一个值得严重注意的数字》，1951。11。5卷2期《文艺报》。

　　5、《注意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1952。3。5期《文艺报》。

　　6、《错误的了解》，1953。5。10期《文艺报》。

　　7、《应改进歌曲出版工作》，1953。8。16期《文艺报》。

　　8、《路是官方禁书-----姚文元文章目录_读者文摘人走出来的！》(志毅)，1954。10。42期《展望》。

　　9、《分清是非，划清界限！》，19551。1——2期《文艺报》。

　　10、《马克思主义还是反马克思主义？——评胡风给党中央报告中关于文艺问题的几个主要论点)，1955。3

。15《解放日报》。

　　11、《胡风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三套手段》，1955。3。3期《文艺报》

　　12、《胡风文艺思想的反动本质》，1955。3。28。《文汇报》。

　　13、《胡风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批判胡风唯心主义历史观之一》，1955。5。7。《解放日报》。

　　14、《胡风污蔑劳动人民的反动观点——批判胡风唯心主义历史观之二》，1955。5。9。《解放日报》。

　　15、《胡风反对有组织有领导的阶级斗争——批判胡风唯心主义历史观之三》，1955。5。11。《解放日报

》。

　　16、《给胡风的两面派手腕以十倍还击！》1955。5。17。《解放日报》。

　　17、《用最大的决心粉碎胡风反党集团》，1955。5。94。《新闻日报》。

18、《认清敌人，把胡风反党反革命的毒巢彻底捣毁》，1955。5。29。《文汇报》。

　　19、《胡风反革命两面派是党的死敌》，1955。6。1。《人民日报》。

　　20、《彻底清除隐藏的两面派反革命分子》，1955。6。14。《青年报》。

　　21、《要用铁的心肠消灭敌人》，1955。6。18。《新闻日报》。

　　22、《百家争鸣，健康地开展自由讨论》，1956。6。30。《解放日报》。

　　23、《请简单明确的讲话(党员来信)》，1956。7。13。《解放日报》。

　　24、《和徐中玉先生商榷几个问题》，1956。7。15。《解放日报》。

　　25、《理论家和墙头草》，1956。7。24。《新闻日报》。

　　26、《在酷热中战斗的上官方禁书-----姚文元文章目录_读者文摘海》，1956。7。28。《解放日报》。

　　27、《江水和葡萄酒》，1956。8。19。《解放日报》。

　　28、《对生活冷淡的人》，1956。8。25。《解放日报》。

　　29、《坚持“真理”的火鸡》，1956。8。28。《新闻日报》。

　　30、《学习鲁迅反八服和反教条主义的精神——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1956。8。22作，收入《细流集

》。

　　31、《僮族青年的歌声——读龙金珊的两首诗》，1956。6期《萌芽》。

　　32、《刻苦学习，永远前进！——介绍鲁迅的学习精神》，1956。7期《萌芽》。

　　33、《“扶得东来西又倒”》，1956。9。14。《人民日报》。

　　34、《从拒绝放映〈天官方禁书-----姚文元文章目录_读者文摘仙配〉想起的》，1956。9。23。《劳动报》。

　　35、《不要拒绝李白游秦岭——对宋禾同志一文的意见》，1956。9。24作，收入《细流集》。

　　36、《谈猎奇心理》，1956。9。25《新闻日报》。

　　37、《锋芒篇》，1956。10。30。《解放日报》。

　　38、《关于“名单学”及其他》，1956。11。11期《文艺月报》。

　　39、《致埃及兄弟》，1956。11。6。《解放日报》。

　　40、《电车上的杂感》，1956。11。11。《新闻日报》。

　　41、《也谈庸俗社会学》，1956。11。15。《人民日报》。

　　42、《馆子里的杂感》，1956。11。18。《新闻日报》。

　　43、《算命摊旁的杂感》，1956。11。26。《人民日报》。

　　44、《碎贝集》，1956。11。29。《文汇报》。

　　45、《让理想的火焰照耀着你！》，1956。12。48期《展望》。

　　46、《论对句》，1956。12。12期《文艺月报》。

　　47、《人和钱》，1956。12。4。《解放日报》。

　　48、《谦虚和圆滑》，1956。12。4。《新闻日报》。

　　49、《回忆》，1956。12。6。《文汇报》。

　　50、《漫谈“同”与“异”——读书杂感》，1956。12。7。《人民日报》。

　　51、《论“为政策去写作”》，1959。12。18。《解放日报》。

　　52、《“针尖”不要刺错了对象》，1956。12。20。《新闻日报》。

　　33、《时代的歌手在哪里？》，1956。12。27。《文汇报》。

　　54、《幸福和享受》，1957。1。4。《青年报》。

　　55、《未来集——答杜勒斯“一九五七年幻想曲”)，1957。1。16。《文汇报》。

　　56、《也谈感情》，1957。1。17。《解放日报》。

　　57、《谈“一窝蜂主义”》，1957。1。30。《新闻日报》。

　　58、《量衣台边的杂感》，1957。1。30。《大公报》。

　　59、《论诗歌创作中的一种倾向》，1957。2。2期《文艺月报》。

　　60、《论“知音”》1957。2。2期《文艺月报》。

　　61、《艰苦和磨炼》，1957。2。5。《青年报》。

　　62、《杂谈风格、领导和规格》，1957。2。6。《解放日报》。

　　63、《教条和原则——与姚雪垠先生讨论》，1957。2。6。《文汇报》。

　　64、《〈细流集〉前记》，1957。2。14作，收入《细流集》。

　　65、《影评家和英雄》，1957。2。4期《中国青年》。

　　66、《奇怪的“逻辑”——仿鲁迅〈论辩的魂灵〉》，1957。2。4期《萌芽》。

　　67、《在“奇案”的背后》，1957。3。7。《人民日报》。

　　68、《拍卖行中的声音》，1957。4。2。《解放日报》。

　　69、《英国人民的愤怒》，1957。4。3作，收入《在革命的烈火中》。

　　70、《望洋集》，1957。4。12。《文汇报》。

　　71、《论辩出真理》，1957。4。18。《解放日报》。

　　72、《顺流和逆流》，1957。4。25作，收入《在革命的烈火中》。

　　73、《三则广告》，1957。4。27。《大公报》。

　　74、《谈称呼》，1957。5。3。《解放日报》。

　　75、《一点补充——与若望同志交换一点意见)，1957。5月7、8日《文汇报》。

　　76、《放下架子》，1957。5。13。《解放日报》。

　　77、《人的价值》，1957。6。7。《解放日报》。

　　78、《录以备考——读报偶感》，1957。6。10。《文汇报》。

　　79、《关于青年的杂感》，1957。6。10。《劳动报》。

　　80、《敌友之间》，1957。6。10。《解放日报》。

　　81、《我们要反对的是什么？——关于“硬骨头”及其他》，1957。6。11。《新闻日报》。

　　82、《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1957。6。14。《解放日报》。

　　83、《法国人民的觉醒——介绍苏联电影〈第六纵队〉》，1957。6。11期《大众电影》。

　　84、《右派野心分子往何处去》，1957。6。15。《文汇报》。

　　85、《从恐吓信中所窥见的》，1957。6。18。《新闻日报》。

　　86、《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考验自己》，1957。6。21。《解放日报》。

　　87、《“过去是有功劳的”》，1957。6。24。《解放日报》。

　　88、《揭露谜底》，1957。6。27。《新闻日报》。

　　89、《对党的领导的态度是辨别右派分子的试金石)，1957。6。28。《文汇报》。

　　90、《鲁莽耍的是什么把戏？》，1957。6。29。《解放日报》。

　　91、《这场“戏”的确“好看”》(文潮)，1957。6。29。《解放日报》。

　　92、《党颂》(尖兵)，1957。7。3。《文汇报》。

　　93、《谈阶级仇恨与阶级斗争》，1957。7。13期《萌芽》。

　　94、《读〈文艺报〉上的一篇翻案文章》，1957。7。6。《人民日报》。

　　95、《乘胜追击》，1957。7。7。《新闻日报》。

　　96、《一种右派人物的灵魂》，1957。7。7。《解放日报》。

　　97、《从“来函照登”说起——对〈文艺报〉上的几篇文章的一些意见》，1957。7。9。《文汇报》。

　　98、《流沙河与〈草木篇〉》，1957。7。27期《展望》。

　　99、《温情主义及其他》，1957。7。14。《解放日报》。

　　100、《丑相》，1957。7。15。《劳动报》。·327·

　　101、《驳施蛰存的谬论》，1957。7。7期《文艺月报》。

　　102、《〈新观察〉放出的一支毒箭》，1957。7。19。《人民日报》。

　　103、《鲁莽被什么人“利用”？》，1957。7。21。《解放日报》。

　　104、《辟谣三则——答徐中玉〈积疑三问〉》，1957。7。4。《解放日报》。

　　105、《走哪一条路——批判王若望几篇文章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1957。8。8期《文艺月报》。

　　106、《不要同时代脱节》1，1957。8。8期《学术月刊》。

　　107、《反党野心家的四个手段——揭露右派分子王若望的阴谋活动》，1957。8。2。《解放日报》。

　　108、《再谈教条和原则——与刘绍棠等同志讨论》，1957。8。18期《文艺报》。

　　109、《驳徐中玉向党进攻的六个论点》，收入《在革命的烈火中》。

　　110、《从“这是一场革命”来看问题》，1957。8。15。《解放日报》。

　　111、《重视工农知识分子——支持一个读者的建议》，1957。8。20。《文汇报》。

　　112、《十个“客观上”》，1957。8。25。《解放日报》。

　　113、《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文学——同何直、周勃辩论》，1957。9。9期《人

民文学》。

　　114、《在斗争的风暴中所想到的》，1957。9。17期《萌芽》。

　　115、《摄影也是阶级斗争的武器》，1957。9。11。《文汇报》。

　　116、《平凡的新闻，伟大的道德》，1957。9。12。《人民日报》。

　　117、《丁玲的才华何怜之有》，1957。9。85期《展望》。

　　118、《论陈涌在鲁迅研究中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想》，1957。10。10期《文艺月报》。

　　119、《人类的骄傲》，1957。10。6作，收入《在革命的烈火中》。

　　120、《〈在革命的烈火中〉前记》，1957。10。27作，收入《在革命的烈火中》。

　　121、《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1957。11。11期《人民文学》。

　　122、《静夜杂感》，1957。11。12。《文汇报》。

　　123、《新的时代、新的美和新的文学——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1957。11。11期《文

艺学习》。

　　124、《聋哑人的幸福》，1957。11。22期《萌芽》

　　125、《“真理归于谁家”？——批判徐懋庸杂文之一》，1957。11。26。《文汇报》。

　　126、《“联系实际”的魔术——批判徐懋庸杂文之二》，1957。11。26。《文汇报》。

　　127、《术语、花巧、杀气——批判徐懋庸杂文之三》，1957。11。29。《文汇报》。

　　128、《“独一无二”的逻辑——批判徐懋庸杂文之四》，1957。12。6。《文汇报》。

　　129、《无产阶级人性最合情理——批判徐懋庸杂文之五》，1957。12。17。《文汇报》。

　　130、《徐懋庸提倡的是什么“小品文”？——批判徐懋庸杂文之七》，1957。12。27。《文汇报》。

　　131、《几句结束的话——批判徐懋庸杂文之八》，1957。12。30。《文汇报》。

　　132、《论“探求者”集团的反社会主义纲领》，1957。12。12期《文艺月报》。

　　133、《一种应当抛弃的坏作风》，1958。1。4。《新民晚报》。

　　134、《两条值得注意的消息》，1958。1。21。《解放日报》。

　　135、《“梦魇般的生活”》，1958。2。2期《文艺月报》。

　　136、《从一套照片引起的感想》，1958。2。6。《新闻日报》。

　　137、《展望未来》，1958。2。25。《文汇报》。

　　138、《冯雪峰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思想基础》，1958。2。4期《文艺报》。

　　139、《莎菲女士们的自由王国——丁玲部分早期作品批判，并论丁玲创作思想和创作倾向发展的一个线索

》，1958。3。2期《收获》。

　　140、《我永远坚持自己的信念——答一封没有地址的信》，1958。3。3。《文汇报》。

　　141、《反对懒惰，发扬干劲》，1958。3。6。《解放日报》。

　　142、《以革命者姿态写的反革命小说——批判丁玲的〈在医院中〉》，1958。3。3期《文艺月报》。

　　143、《战斗生活的颂歌——读〈在和平的日子里〉》，1958。3。3期《延河》。

　　144、《辨毒篇——批判王实味的〈野百合花〉》，1958。3。6期《萌芽》。

　　145、《健康·明朗·朝气——介绍〈爱情的开始〉》，1958。3。10。《文汇报》。

　　146、《亲切而引人上进的书——读〈回忆马克思恩格斯〉》，1958。3。9作，收入《兴灭集》。

　　147、《略谈“系统派”和“当前派”》，1958。3。21。收入《兴灭集》。

　　148、《文艺上的修正主义表现在哪几个方面？》，1958。4。4期《文艺月报》。

　　149、《批判文学中的人性论》，1958。4。《跃进文学研究丛刊》第1辑。

　　150、《谈谈看小说》，1958。4。4。《青年报》。

　　151、《漫谈大学文学理论课》，1958。4。7。《文汇报》。

　　152、《略谈“存真”》，1958。4。17。《解放日报》。

　　153、《并非“偏见”》，1958。4。19。《文汇报》。

　　154、《鼓掌欢迎》，1958。4。20。《新闻日报》。

　　155、《为什么人写作》，1958。4。23。《劳动报》。

　　156、《不要怕》，1958。4。24。《北京日报》。

　　157、《艾青的道路——从民主主义到反社会主义》，1958。5。5期《学术月刊》。

　　158、《不健康的趣味——评〈球场风波〉》，1958。5。5。期《中国电影》。

　　159、《照相馆里出美学——建议美学界来一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1958。5。3。《文汇报》。

　　160、《何必害怕》，1958。5。6。《解放日报》。

　　161、《雄心惊得专家叹！》1958。5。10。《北京日报》。

　　162、《“李崴事件”的感想》，1958。5。18。《新闻日报》。

　　163、《介绍〈大跃进〉之歌》，1958。5。19。《劳动报》。

　　164、《毒草及锄毒草》，1958。5。29。《解放日报》。

　　165、《〈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序言》，1958。5。29作，收入《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

　　166、《评〈早霞短笛〉》，1958。6。6期《文艺月报》。

　　167、《怎样看待西欧古典文学作品中的爱情描写——从〈红与黑〉谈起》，1958。6。11期《中国青年》。

　　168、《如何认识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个人物》，1958。6。6期《文学青年》。

　　169、《狗丢，你真是好样的！——从张狗丢的创造看劳动人民伟大的创造力量》，1958。6。7。《文汇报

》。

　　170、《让诗传单飞遍全市》，1958。6。10。《解放日报》。

　　171、《我们工人骨头硬》(诗)，1958年6且第1期《街头文艺》。

　　172、《贯彻总路线，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1958。6。12期《萌芽》。

　　173、《打倒“假洋鬼子”的派头》，1958。6。17。《新闻日报》。

　　174、《杂感四则》，1958。6。19。《文汇报》。

　　175、《英国佬有啥了不起！》，1958。6。26期《展望》。

　　176、《鲜明、乐观、战斗的文学——推荐〈文艺月报·上海工人创作专号〉》，1958。7。9。《文汇报》

。

　　177、《漫谈杂文》，1958。7。7期《新闻战线》。

　　178、《和平出在斗争里》(诗)，1958。7。20。《文汇报》。

　　179、《上游有止境吗？》，1958。7作，收入《兴灭集》。

　　180、《我们不怕战争》，1958。7。29。《解放日报》。

　　181、《提高警惕》，1958。8。10。《新闻日报》。

　　182、《无耻的骗局》，1958。8。12。《解放日报》。

　　183、《“爱和美”的一人生观”》，1958。8。20。《文汇报》。

　　184、《论〈来访者〉的思想倾向》，1958。8。16期《文艺报》。

　　185、《在跃进再跃进的号角下——记诚孚铁工厂的再跃进》，1958。9。5期《解放》。

　　186、《伟大的史诗——论新民歌》，1958。9。《跃进文学研究丛刊》2辑。

　　187、《最新最美的图画——为邳县农民的画欢呼，并谈革命的浪漫主义的重要性》，1958。9。4。《文汇

报》。

　　188、《自套绞索，自掘坟墓，自我死路》，1958。9。10。《文汇报》。

　　189、《论〈林海雪原〉》，1958。9。16。21。26《新文化报》。

　　190、《向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精神学习》，1958。9。27。《解放日报》。

　　191、《论稿费》，1958。2。27。《文汇报》。

　　192、《革命的军队，无敌的战士——谈谈〈保卫延安〉几个特点》，1958。10。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

本)。

　　193、《论巴金小说〈灭亡〉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1958。10。19期《中国青年》。

　　194、《向广大群众推荐什么东酉——简评〈欧阳修词选译〉》，1958。10。16期《读书》。

　　195、《歌颂工人阶级共产主义精神的作品——简评胡万春同志最近的创作》，1958。10。10期《文艺月报

》。

　　196、《五星红旗射出万道金光——国庆前夕杂谈思想战线二、三事》，1958。10。1。《文汇报》。

　　197、《一部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小说——论〈青春之歌〉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特色》，1958。10。

《语文教学》。

　　198、《水兵的心，水兵的歌——读〈水兵生活速写〉》，1958。10。19期《萌芽》。

　　199、《驳秦兆阳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理论》，1958。10。3期《文学研究》。

　　200、《驳“共产主义必出懒汉’论》，1958。10。23。《文汇报》。

　　201、《写在影片〈红与黑〉上映的时候)、1958。10。20期《大众电影》。

　　202、《丑事奇闻》，1958。10。28。《新闻日报》。

　　203、《文艺界的又一反面教材》(向红)1958。10。30。《新民晚报》。

　　204、《我们在创造着胜利的欢乐——驳对于全民炼钢的‘怀疑论’》，195B。11。4作，收入《冲霄集》。

　　205、《兴灭集》前记，1958。11。11作，收入《兴灭集》。

　　206、《这些“豪客”是什么人？》，1958。11。16。《新闻日报》。

　　207、《论巴金小说(家)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和它的消极作用——并该怎样认识觉慧这个人物》，1958。11

。22期《解放日报》。

　　208、《小饭店里的杂感》，1958。11。26。《解放日报》。

　　209、《再驳“共产主义必出懒汉”论——下乡劳动的杂感》，1958。11。27。《文汇报》。

　　210、《大家动手写文艺评论》，1958。12。20。《解放日报》。

　　211、《杂谈文学中的共产主义思想性》，1958。12。12期《文艺月报》。

　　212、《一幅优秀的照片剪贴》，1958。12。25。《文汇报》。

　　213、《从什么标准来评价作品的思想性——对〈布谷鸟又叫了〉一剧的一些不同的意见》，1958。12。12

期《剧本》。

　　214、《介绍刘白羽的〈政治委员〉》，1958。12。3期《文学书籍评论丛刊》。

　　215、《利用科学规律一例——鸡也在嘲笑杜勒斯》，1958。12。26。《北京日报》。

　　216、《巴金作品的讨论，分歧的实质在哪里？》，1959。1。2期《读书》。

　　217、《更深入地学习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介绍〈毛泽东论文艺〉》，1959。1。22。《文汇报》。

　　218、《他们为什么狂吠？》1959。1。29。《中国青年报》。

　　219、《无产阶级的英雄花——论革命传记文学》，1959。2。2期《文艺月报》。

　　220、《略论辩证法、片面性和折衷主义——和巴人同志讨论两个问题》。

　　221、《三种人的三种“冷”》，1959。2。27。《中国青年报》。

　　222、《永远要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1959。2。4期《解放》。

　　223、《发扬“闲不住”的精神》，1959。2。27。《解放日报》。

　　224、《百折不回》，1959。3。2。《新闻日报》。

　　225、《“蛇足”与“议论”——为诗中的“议论”一辩》，1959。3。9。《文汇报》。

　　226、《论〈白兰花〉和〈丁佑君〉——一个思想上和艺术上的对比》，收入《新松集》。

　　227、《重读鲁迅的〈拿来主义〉》(金兆文)，1959。4。第7期《解放》。

　　228、《漫谈读书》，1959。4。8。《文汇报》。

　　229、《“罪不在书本”的提法不确切》，1959。4。17。《文汇报》。

　　230、《点滴集》(六则)，1959。4。18。《解放日报》。

　　231、《外行读报谈“心理”》，1959。4。28。《新闻日报》。

　　232、《心心相印，息息相通》(肖尧)，1959。4。8期《解放》。

　　233、《春风桃李花开日——谈谈群众业余创作中反映工人生活的一些优秀的小说和特写》，1959。5。5期

《文艺月报》。

　　234、《一个深刻的悲剧——论鲁迅的〈伤逝〉》，1959。5。9期《萌芽》。

　　235、《多读点理论书还是多读点文艺书？》1959。5。5。《文汇报》。

　　236、《这是什么“人道主义”？》1959。5。6。《解放日报》。

　　237、《从古人谈读书中得到的“借鉴”》，1959。5。9。《文汇报》。

　　238、《写声音》(文艺漫谈)，1959。6。11期《萌芽》。

　　239、《学而思小札》，1959。6。5。《文汇报》。

　　240、《歌颂劳动的诗篇是不朽的》，1959。6。7。《新闻日报》。

　　241、《略谈“命题作文”——和徐鳌先生商榷》，1959。6。7。《解放日报》。

　　242、《鼓劲集》，1959。6。11期《解放》。

　　243、《点滴集》，1959。6。5作，收入《冲霄集》。

　　244、《千秋浩气入诗篇——读〈革命烈士诗抄〉》，1959。6。12期《解放》。

　　245、《长江中的一个小片断——读〈虚惊〉有感》，1959。6。19作，收入《冲霄集》。

　　246、《论〈风雪之夜〉》，1959。7。7期《延河》。

　　247、《“废物”中有奇珍异宝——读书札记》，1959。7。2。《解放日报》。

　　248、《“想”作用》，1959。7。9。《新闻日报》。

　　249、《点滴集》，1959。7。11。《文汇报》。

　　250、《读〈谁是奇迹的创造者〉——给胡万春同志的一封信》。

　　251、《需要什么样的业余生活》，1959。7。14期《支部生活》。

　　252、《鲁迅论文学——〈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第七、九两章》，1959。7。4期《收获》。

　　253、《尼克松的“拿着吧”》，1959。7。92。《新闻日报》。

　　254、《全》，1959。7。30。《解放日报》。

　　255、《钢人颂》(向红)，1959。8。5。《解放日报》。

　　256、《特殊性格的人》序言，1959。8作，收入《新松集》。

　　257、《从一个演员的下乡体会谈起》，1959。8。16期《解放》。

　　258、《一点余文》，1959。8。22。《文汇报》。

　　259、《人民公社颂》，1959。8。23。4《解放日报》。

　　260、《还有一点余文》，1959。8。26。《文汇报》。

　　261、《惊回首，喜欲狂》(向红)，1959。8。30。《解放日报》。

　　262、《倒霉的诽谤家》(向红)，1959。9。4。《解放日报》。

　　263、《是满腔热情，还是没群众冷水？》，1959。9。17、18期《解放》。

　　264、《是谁最热心大跃进？》，1959。9。9。《解放日报》。

　　265、《童话中的真理——读〈宝葫芦的秘密〉》，1959。9。9期《红旗手》。

　　266、《鲁迅对资产阶级反动文人和反动文艺的批判》，1959。9——10月，9、10期《语文教学》。

　　267、《论动摇》，1959。10。10。《解放日报》。

　　268、《这是原则和立场上的分歧》，1959。10。11。《文汇报》。

　　269、《英雄的梦》(向红)，1959。10。16。《解放日报》。

　　270、《江边断想》，1959。10。18。《北京日报》。

　　271、《鼓足干劲，乘风前进——从鲁迅先生对培养新生力量的意见谈起》，1959。10。18。《解放日报》

。

　　272、《读列宁给高尔基的三封信》，1959。11。18。《解放日报》。

　　273、《〈冲霄集〉前记》，1959。10。22作，收入《冲霄集》。

　　274、《总路线上群英会》(向红)，1959。10。23。《解放日报》。

　　275、《论辩和推荐——杂感二则》，1959。11。2期《上海文学》。

　　276、《不让一个同伴掉队》(向红)，1959。11。8。《解放日报》。

　　277、《老话》，1959。11。23。《文汇报》。

　　278、《谈标准》，1959。12。7。《解放日报》。

　　279、《胡万春的〈特殊性格的人〉》，1959。12。12期《语文学习》。

　　280、《评〈草原烽火〉》，1959。12。24期《文艺报》。

　　281、《响彻云霄的赞歌——读〈红旗歌谣〉》，1960。1。1期《安徽文学》。

　　282、《批判巴人的“人性论”》，1960。1。2期《文艺报》。

　　283、《用什么态度去读文艺作品？》，1960。2。19。《青年报》。

　　284、《在斗争中发展——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一点体会》，1960。3。3期《上海

文学》。

　　285、《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民》，1960。3。6期《萌芽》。

　　286、《伟大的“公”字》，1960。3。26。《解放日报》。

　　287、《马克思主义的战斗的批评——读列宁论托尔斯泰的论文》，1960。4。4期《上海文学》。

　　288、《彻底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驳钱谷融的修正主义的观点》，1960。5。5期《上海文学》。

　　289、《冰块挡不住奔流》(向红)，1960。5。1。《解放日报》。

　　290、《前进的“脚印”》，1960。5。8。《文汇报》。

　　291、《我们绝不能“忘掉”》(向红)，1960。5。23。《解放日报》。

　　292、《走狗显原形》，1960。5。23。《解放日报》。

　　293、《群众创作的新花——评上海电机厂职工群众创作选集〈大风暴中的故事〉》。

　　294、《论陈恭敏同志的“思想原则”和“美学原则”——答陈恭敏同志》，1960。6。6期《剧本》。

　　295、《天下无废物》(金兆文)，1960。6。11期《解放》。

　　296、《肮脏的自白——斥美国现代反动堕落的“垮掉文学”》，1960。6。8。《新民晚报》。

　　297、《为人民的幸福而思索》，1960。6。12。《解放日报》。

　　298、《一个大阴谋——杜勒斯的几笔黑帐》，1960。6。11作，收入《想起了国歌》。

　　299、《介绍〈萧三诗选〉》，1960。6。15。《文汇报》。

　　300、《粉碎美帝国主义这个大阴谋》，1960。6。16。《解放日报》。

　　301、《迅速反映新事物，热情歌颂新事物》，1960。7。13期《萌芽》。

　　302、《奴才哲学——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什么要鼓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1960。7。13期《解放》。

　　303、《艾森豪威尔的“非暴力论”》，1960。7。21。《解放日报》。

　　304、《革命文艺的战斗纲领》，1960。8。8期《上海文学》。

　　305、《掌握思想斗争的规律，把兴无灭资的斗争进行到底》，1960。8。13。《解放日报》。

　　306、《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史——读〈创业史〉》，1960。9。第17——18期《文艺报》。

　　307、《努力反映农村生活中的新事物——谈李准短篇小说的几个特点》，1960。11。30。《人民日报》。

　　308、《这就是主人翁的态度》，1960。12作，收入《想起了国歌》。

　　309、《列宁和列宁主义的颂歌——评〈以革命的名义〉》，1960。12。2期《上海电影》。

　　310、《从阿Q到梁生宝——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看中国农民的历史道路》，1961。1。1期《上海文学》。

　　311、《论生活中的美与丑——美学笔记之一》，1961。1。17。《文汇报》。

　　312、《用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教育人民》，1961。3。24。《解放日报》。

　　313、《关于美学讨论的几个问题——答朱光潜先生、美学笔记之二》，1961。5。2。《文汇报》。

　　314、《“红色娘子军”的思想意义》(金兆文)，1961。7。8期《解放》。

　　315、《艺术的辩证法——祖国美学遗产初探、美学笔记之三》，1961。6。6期《学术月刊》。

　　316、《古今谈》，1961。7。22。《解放日报》。

　　317、《〈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改版后记》，1961。8作，收入《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

。

　　318、《艺术的辩证法——美学笔记之四》，1961。8。第7—8期《上海戏剧》。

　　319、《“烂桃”和“萌芽”》，1961。8。22。《文汇报》。

　　320、《学习鲁迅的文风——纪念鲁迅诞生八十周年》，1961。10。11期《解放》。

　　321、《关于“锥刺股”》，1961。10。13。《文汇报》。

　　322、《蟹的杂感》，1961。10。12。《文汇报》。

　　323、《天才与勤奋》(金文)，1961。11。22期《解放》。

　　324、《大跃进的果实》，1961。11。9。《文汇报》。

　　325、《另一种毒药》，1961。11。14。《文汇报》。

　　326、《诗的警语》，1961。12。12。《文汇报》。

　　327、《论艺术品对人民的作用——美学笔记之五》，1961。12。11、12期《上海文学》。

　　328、《夜读偶感》，1962。1。15。《解放日报》。

　　329、《〈新松集〉前记》，1962。1。25作，收入《新松集》。

　　330、《在前进的道路上——评胡万春短篇小说集〈红光普照大地〉》，1962。2。16。《解放日报》。

　　331、《看花漫笔》，1962。2。26。《解放日报》。

　　332、《评〈擂鼓集〉》，1962。3。3期《上海文学》。

　　333、《论建筑和建筑艺术的美学特征——美学笔记之六》，1962。3。3期《新建设》。

　　334、《革命志气和踏实作风的力量——一九六一年短篇小说选评之一》，1962。3。3。《文汇报》。

　　335、《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人形象——一九六一年短篇小说选评之二》，1962。3。17。《文汇报》。

　　336、《想起了国歌》，1969。4。9。《解放日报》。

　　337、《并非“挨批”》(尖兵)，1962。4。11。《解放日报》。

　　338、《第一位的工作——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1962。5。5期《山东文学

》。

　　339、《黑牢中的红鹰——赞〈红岩〉》，1962。5。5期《四川文学》。

　　340、《须要总结文艺工作者成长道路上的经验》，1962。5。9—10期《中国青年》。

　　341、《两个编辑同志的想法》，1962。5。13。《文汇报》。

　　342、《关于郑板桥的“狂”》，1962。5作，收入《想起了国歌》。

　　343、《郑板桥家庭教育一事》，1962。5作，收人《想起了国歌》。

　　344、《咏物杂感(江河、红绿灯、像片)》，1962。5。28。《解放日报》。

　　345、《一点辩证》，1962。6。8。《解放日报》。

　　346、《从播种到收获》，1962。6。18。《解放日报》。

　　347、《“七一”抒情》(顽石)，1962。7。1。《解放日报》。

　　348、《革命的传统力量》(顽石)，1962。7。31。《解放日报》。

　　349、《手表和挂表》(何自)，1962。8。20。《解放日报》。

　　350、《找》(顽石)，1962。9。13。《解放日报》。

　　351、《赌棍的自白》(针锋)，1962。9。17。《解放日报》。

　　352、《躲不开，赖不掉，骗不了！》(针锋)，1962。9。21。《解放日报》。

　　353、《读报偶感》，1962。9。20作，收入《想起了国歌》。

　　354、《蕴藏着无穷潜力的人——谈唐克新小说中的人物形象》，1962。9。9期《上海文学》。

　　355、《不可征服的人——谈杜鹏程短篇小说集〈年青的朋友〉中的人物形象》。

　　356、《草原在歌唱——读短篇小说集〈遥远的戈壁〉》，1962。9。22。《文汇报》。

　　357、《“大道理”的力量》(顽石)，1962。10。13。《解放日报》。

　　358、《〈想起了国歌〉后记》，1962。10。18作，收入《想起了国歌》。

　　359、《生气勃勃的农村图画——读浩然近年来的短篇小说》，1962。10。28。4《人民日报》。

　　360、《革命的“红玫瑰花”——读〈甘蔗田〉》，1962。11。11期《上海戏剧》。

　　361、《垂死阶级的心理》(顽石)，1962。11。26。《解放日报》。

　　362、《反映人民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读〈傲霜篇〉和〈壮志录〉有感》，1962。12。12。《解放日报

》。

　　363、《垂死的阶级心理》(之二)(顽石)，1962。12。15。《4解放日报》。

　　364、《“有这样一个党！”》，1962。12。21。《解放日报》。

　　365、《新年买鬼》(向红)，1963。1。5。《文汇报》。

　　366、《提倡多写一点热气腾腾的短文》，1963。1。5。《解放日报》。

　　367、《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人们一定胜利——论〈第二个春天〉主题思想的现实意义》，1963。1。21。

《解放日报》。

　　368、《颂“三宝”》(顽石)，1963。3。17。《解放日报》。

　　369、《传播科学破除迷信》(顽石)，1963。3。20。《解放日报》。

　　370、《〈母亲〉的思想意义——重读〈母亲〉，并以纪念高尔基诞生九十五周年》，收入《在前进的道路

上》。

　　371、《论艺术分类问题——美学笔记之七》，1963。4。4期《新建设》。

　　372、《光辉的“灵魂工程师”——推荐〈红色宣传员〉》，1963。4。4期《上海戏剧》。

　　373、《不能忽视任何一个思想阵地》(顽石)，1963。4。7。《解放日报》。

　　374、《手的解放》(顽石)，1963。5。8。《解放日报》。

　　375、《这不仅是家庭问题——读〈家庭问题〉》，1963。5。12。《人民日报》。

　　376、《为革命而读书》，1963。5。10。11期《中国青年》。

　　377、《请看一种“新颖而独到的见解”》，1963。5。20。《文汇报》。

　　378、《“和群众一起革命”》(金人)，1963。5。22。《解放日报》。

　　379、《奇解一则》，1963。6。7。4《文汇报》。

　　380、《宣传唯物主义破除迷信思想》，1963。6。11。《解放日报》。

　　381、《关于加强文艺批评的战斗性》，1963。6。3期《文学评论》。

　　382、《辩“义气”》(葛铭人)，1963。7。3。《文汇报》。

　　383、《析“苦学”》(葛铭人)，1963。7。10。《文汇报》。

　　384、《“谁该掩鼻？”》，1963。7作，收人《为革命而生活》。

　　385、《谈“化装》(葛铭人)，1963。7。29。《文汇报》。

　　386、《几句补充的话》，1963年，收入《为革命而生活》。

　　387、《无产阶级的父子情》(顽石)，1963。8。4。《解放日报》。

　　388、《防“落井”》(葛铭人)，1963。8。11。《文汇报》。

　　389、《从德彪西讨论想起的》(群山)，1963。8。19。《文汇报》。

　　390、《从德彪西想到星海》(铭人)，1963。9。9。《文汇报》。

　　391、《略论时代精神问题——与周谷城先生商榷》，1963。9。24。《光明日报》。

　　392、《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青春之歌——评《〈年青的一代〉》，1963。10。19期《文艺报》。

　　393、《文艺作品反映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问题》。

　　394、《为革命而生活，还是为爱情而生活？》，1963。10。19期《中国青年》。

　　395、《爱“未来”》(葛铭人)，1963。10。19。《文汇报》。

　　396、《破“而已”》(葛铭人)，1963。10。16。《文汇报》。

　　397、《〈文艺思想论争集〉再版序言》，1963。12作，收入《文艺思想论争集》。

　　398、《这股风和那股风》(闻潮)，1964。1。5。《解放日报》。

　　399、《歌颂为主》(闻潮)，1964。1。19。《解放日报》。

　　400、《破“陈腐旧套”——也算纪念曹雪芹》(葛铭人)，1964。2作，收入《为革命而生活》。

　　401、《首先做革命派》(同期)，1964。2。11。《解放日报》。

　　402、《反映最新最美的生活，创造最新最美的图画——关于现代剧若干问题的研究》，1。964。3。2期《

收获》。

　　403、《革命的青年一代在成长——谈话剧〈年青的一代〉》，1964。3。6期《红旗》。

　　404、《评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1964。5。10。《光明日报》

　　405、《冰山雪岭奏新歌——推荐短篇小说〈迎冰曲〉》1，1964。5。16。《人民日报》。

　　406、《革命的歌声是千百万群众的歌声》(闻潮)，1964。5。28。《解放日报》。

　　407、《两种“境界”》(闻潮)，收入《为革命而生活》。

　　408、《青年人的“生活教科书”——分析几个反映青年生活道路的优秀作品的思想意义》，1964。5—6月

，收入《在前进的道路上》。

　　409、《韧》(闻潮)，1964。7。9。《解放日报》。

　　410、《读〈故事会〉》(金向红)，1964。8。22。《文汇报》。

　　411、《创作更多优秀的革命故事——读〈故事会〉》(金向红)，1964。9。9辑《故事会》。

　　412、《使社会主义蜕化变质的理论——提倡写“中间人物”的反动实质》，1964。12。14。《解放日报》

。

　　413、《新事物的灿烂光辉——赞越剧〈春风送暖〉》(闻潮)，1965。2。28。《解放日报》。

　　414、《名词小议》(葛铭人)，收人《为革命而生活》。

　　415、《驳“写普通人”——对于一种“写中间人物”论点的批判》，1965。4。4期《萌芽》。

　　416、《〈在前进的道路上〉前记》，1965。4作，收入《在前进的道路上》。

　　417、《向革命故事学习》，1965。5。9期《文艺报》。

　　418、《化仇恨为力量》(闻潮)，1965。5。3。《解放日报》。

　　419、《叛徒的逻辑——看戏有感》(永红)，1965年作，收入《为革命而生活》。

　　420、《革命辩证法的胜利》(闻潮)、1965。5。23《解放日报》。

　　421、《赞“走在世界冠军前面的人”》(葛铭人)、1965。7。4。《文汇报》。

　　422、《有革命远见的英雄们——谈谈两本短篇小说集中的几个英雄人物的特色》(葛铭人)，1965。7。13。

《文汇报》。

　　423、《敢教日月换新天——影片〈人民战争胜利万岁〉观后》，1965。9。8。《解放日报》。

　　424、《写出劳动人民的斗争史——从一位老贫农的批评中得到的启发》(葛铭人)，1965。9。26。《文汇报

》。

　　425、《团体操中的真理》(金向红)，1965。9。28。《人民日报》。

　　426、《“君子国”的幻想和共产主义风格》(顽石)，1965。10。10。《解放日报》。

　　427、《这是什么样的“爱”——批判电影中“人性论”之一》(闻潮)，1965。10。11。《解放日报》。

　　428、《虚伪的“良心转变论”——批判电影中“人性论”之二》(闻潮)，1965。10。20。《解放日报》。

　　429、《这是研究心理学的科学方法和正确方向吗？——向心理学家请教一个问题》(葛铭人)，1965。10。

28。《光明日报》。

　　430、《高潮后的高峰》(葛铭人)，1965。11。3。《文汇报》。

　　431、《轻装前进》(金向红)，1965。11。4。《人民日报》。

　　432、《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11。10。《文汇报》。

　　433、《谁是历史的创造者》(闻潮)，1965。12。12期《学术月刊》。

　　434、《欢迎“破门而出”》(劲松)，1965。12。15。《文汇报》。

　　435、《为革命而生活》后记，1965。12。24作，收入《为革命而生活》。

　　436、《哪个阶级的立场》(牛子明)，1966。1。28。《文汇报》。

　　437、《“吃人”的“光明面”》(牛子明)，1966。2。1。《文汇报》。

　　438、《“似曾相识”的论调》(牛子明)，1966。2。8。《文汇报》。

　　439、《为谁化装》(伍丁)，1966。3。22。《文汇报》。

　　440、《奇妙的逻辑——录以待考》(伍丁)，1966。3。21。《文汇报》。

　　441、《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伍丁)，1966。4。25。《文汇报》。

　　442、《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1966。5。10。《解放日报》。

　　443、《“三家村”里的坏家伙是民族败类》(劲松)，1966。6。2。《解放日报》。

　　444、《纪念鲁迅革命到底》，1966。11。1《解放日报》、《文汇报》，1966。14期《红旗》。

　　445、《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1967。1《红旗》。

　　446、《〈讲话〉》是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纲领——在上海纪念〈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大会上

的讲话》，1967。5。24。《文汇报》。

　　447、《在阿尔巴尼亚共青团“五大”的贺词》，1967。6。29《人民日报》。

　　448、《评陶铸的两本书》，1967。14期《红旗》。

　　449、《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1968。26。《人民日报》。

　　450、《在首都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70。12。21。《人民日报》。

　　451、《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1975。3期《红旗》。



　　
　　姚文元参加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