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和土组成的字:美国人：开拓历程·3-3

十四 一个依靠慈善赈济的殖民地

伦敦的慈善家们一直想使佐治亚实现一个欧洲的梦想。他们更感兴趣的不是北美洲有可能实现的东西，而是欧洲一向不可能实现的东西。他们理想中的新殖民地乃是英国人心目中的必须如此这般的殖民地，它应该是疆土的保卫者，伦敦的不幸者和失业者的托庇之所，以及珍贵的亚热带产品的来源地。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以及宾夕法尼亚的教友会教徒的理想也是由欧洲的经验编织而成的，但他们却拥有一种神学上的共通性。

十八世纪的英国最珍视的社会特性莫过于安全感与依赖性。安全感来自确保人们能在一个熟悉的、可以预见的关系网中生活。亨利·菲尔丁的小说《汤姆·琼斯》中的奥尔华绥老爷和韦斯顿老爷，就象征着英国中产阶级能够自己享受到、并能顺便赐予依赖他们的各个阶级的那种安全感。一位殷实的乡绅老爷，既是治安官、受尊敬的社会支柱、大善人、弱者的保护神，又是国家利益的捍卫者，这并不仅仅是虚构的人物。他所象征的安全感的反面就是依赖性。诚实的农民依赖他的老爷，老爷依赖贵族地主，教区长依赖主教，作家依靠赞助人，甚至高贵的埃格蒙特勋爵也把对罗伯特·华尔普尔爵士和皇室的依赖视为荣誉和利益的源泉。就是上述这些再加上成千种其它的依赖关系，赋予英国生活那种令许多人感受得到的安全感和舒适感。当然，这样的制度也要求每一方都心甘情愿地接受别人分配给他的角色。也许再没有什么比这一整套确保无虞的关系更能说明英国生活的特色，也更鲜明地使之有别于新世界的生活。除了那些因生意倒闭或早期工业化而脱离原有社会地位的人们，以及偶有发现的流浪汉之外，每个人都知道人们期望他干什么；而他这样做就能有把握地按自己在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受人尊敬地生活。

对于被束缚在这一古老的关系网中的人来说，北美洲的吸引力就在于可以使他们逃出网外。富兰克林在劝说那些有可能当移民的人迁往北美洲时，不是象一个正直无私的雇主那样，以慈父施恩的口吻来打动他们，而是以这里的生活的流动性和充满希望为号召。而正是这种开放性，在该世纪后期点燃了赫克托·圣约翰·德·克雷夫科尔的热情之火：在北美洲，一个卑屈的欧洲人可以开始按自己的意志生活在世界上——当然这样做总是有些风险的——但正是由于这样，使他成了一个美国人。美国生活的气质是由好凡种因素复合而成的：冒险性、自发性、独立性、主动性，以及迎合潮流、流动性大和充满机会。甚至美国的平等的理想也不能自上而下强加于人。

但是佐治亚的定居者却吃了苦头，因为他们被捏在施恩者手心之中。如果说投资者谋求的是利润，那么施恩者所追求的却是一种抽象的目的。投资者对企业如何经营并不过分根究，只要企业能赢得可观的利润。但是施恩者的报酬却寓于按自己的特定方式做好事。佐治亚殖民地的托管人也不例外。佐治亚殖民地创建者的慈善动机，写进了该殖民地的特许状中，它明确规定，托管人不得在佐治亚担任公职、拥有土地或谋取私利。托管人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应该只是为了定居者或大不列颠的利益。尽管发生过攻击佐治亚托管当局的抗议浪潮，但却从未有人提出过可信的证据，证明有任何一位托管人哪怕在精神上违反过托管的条件。

托管人本身对支持殖民地确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奥格尔素普有一次便声称：他曾经“不仅冒着生命和健康”以及自己信誉的“风险”，而且在建立殖民地最初的五年内还花费了个人所有的三千英镑；到一七四四年，他已经垫支了（大都是为了军事目的）九万多英镑，这笔款子后来由国会以一致同意的表决全数偿还给他。英国人民也作了很多小额捐款而且并不期望偿还。埃格蒙特勋爵在日记中写道：一七三三年六月的一个晚上，“一个无名氏派人给我送来了三十英镑捐款给佐治亚的穷人。”在英国各地都进行了呼吁捐款的布道会。一次又一次，殖民地托管人得到了爱德华·德鲍弗刊爵士那样的人的捐助；德鲍弗利爵士的父亲曾大方地留下五百英镑那样的一笔款子供慈善救济之用，他把这笔款项连同自己差不多数额的一笔钱一起作了捐助。在头八年中通过私人捐助得到的一万八千英镑，表达了成百上千教区民众的友好情谊，他们都行动起来把自己少许几个先令放进了募捐的盘子。

但是还需要更多的钱。私人捐助无法支持如此巨大的一项事业。这项事业的慈善目的，连同它对保卫帝国的重要性，促使国会议员们一再以国会的直接补助金支援佐治亚——到托管结束前总数已达十三万英镑以上。在此之前，除了为纯军事目的之外，英国政府还从未以公款支援过任何一个殖民地。这些补贴产生了决定性的后果。由于佐治亚的公共开支全由乐善好施的个人捐款或英国政府的拨款支付，殖民地的居民便无需交纳税款，因此也无需设立代议制的议会来征税。许多年来，佐治亚都没有建立自治政府的基础。这个殖民地的定居者本来是会被囚于伦敦监狱或因失业而流荡街头的，现在却成了公共事业的受益者。作为社会的被保护者，他们根本没有权利抱怨。

伦敦的慈善家们一直按照他们自己的观点小心谨慎地提供殖民地居民需要的东西。从当时一位商店掌柜弗朗西斯·穆尔，所记录下来的“一七三五年规定”中，我们可以约略了解这种关怀的程度：托管人拟于今年在佐治亚设立一个县，并建一新的城镇。

他们将发给那些受慈善赈济来此的每个人一件厚上衣、一支滑膛枪和一把刺刀、一把斧子、一把锤子、一把手锯、一把铲子或铁铣、一把宽锄、一把窄锄、一把锥子、一把木工用的刮刀、一个铁锅、一对锅钩、一个油炸锅，以及给每一个小居住区或村庄一台公用的石磨。每个干活的人为了在这个殖民地维持生活，每年还可得到下列物品（将由托管当局在适当的时候分批发给）：三百一十二磅中肉或猪肉、一百零四磅大米、一百零四磅玉米或豌豆、一百零四磅面粉、每个男子干活时每天可给一品脱浓啤酒（不干活时就不发给）、丑十二夸脱酿啤酒用的糖蜜、十六磅奶酪、十二磅黄油、八英两香料、十二磅食糖、四加仑醋、二十四磅盐、十二夸脱灯油、一磅棉纱、十二磅肥皂。

上述人们的母亲、妻子、姐妹或孩子，也即十二岁以上的每一个人每年也可获得下列物品（发给方式如前述）：二百六十磅生肉或猪肉、一百零四磅大米、一百零四磅玉米或豌豆、一百零四磅面粉、五十二夸脱酿啤酒用的糖蜜、十六磅奶酪、十二磅黄油、八英两香料、十二磅食糖、四加仑醋、二十四磅盐、六脱灯油、半磅棉纱、十二磅肥皂。每个七岁以上、十二岁以下的人，作为半口发给上述物品之半数。每个两岁以上、七岁以下的人，作为三分之一口发给上述物品的三分之一。托管人并为他们支付从英国去佐治亚的船费；旅途中他们每周将有四天吃牛肉，两天吃猪肉，一天吃鱼……。

发给前往佐治亚的移民这些物品，看起来更象是对待一个管理良好的监狱中的囚犯或一支雇佣军，而不是对待一批去新世界谋求幸福的自由人。佐治亚殖民地托管人与他们的共同理事会（会议在伦敦举行的佐治亚行政管理机构）的会议记录，便充满着家长对待晚辈的态度。据说，殖民地的官仓管理员托马斯·考斯顿就曾公开宣称：殖民地的居民们“既无土地、权利，又无财物；托管人给他们东西，也可以随时取回他们的东西。”如果一名军官的勇敢表现超过了职责要求，奥格尔索普就会向托管人请求给予奖励，因为“不奖优惩劣，社会就不能生存下去。”如果在萨凡纳需要一名校长或产婆，伦敦的托管人就必须在当年的预算中列入一笔薪酬。殖民地托管人在拨付一个有柄的平底锅的费用时，其庄严程度就象在给萨尔茨堡来的二十六名妇女发放做紧身胸衣的料子一样。总而言之，托管人亲自掌握着居住在殖民地的人们的日常生活，而这些人却是他们几乎都不认识的，并且住在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地方。

在一七三五年七月的一次会议上，佐治亚殖民地托管人一致宣称：“理事会永远都做正确的事，人们应当对我们有信心。”这种统治者的高做态度，说得最好听也是一种恩赐的口吻，使被统治者滋生了依赖性和不满。佐治亚的定居者对食品、住所、设备诸多抱怨，他们等待着、或者要求在遥远的伦敦的好家长们给予补救。在第一年享有保障的生活过去之后，感到日子不好过的定居者便要求再将此等待遇延长一年。殖民地托管人除了同意外别无它法。托管人为了使定居者们生活愉快、供应充足而作的种种努力，也就延缓了殖民地人民的自立生活。

　　早在一七三九年，琅西瓦尔勋爵就已看到，如果这种象家长照看孩子一样的政策再继续下去，将会发生财政困难。当殖民地的赞助者们感到自己越来越深地卷入这一事业时，殖民地的定居者还是既不富裕兴旺也没有什么希望。这些英国的城市贫民在佐治亚之所以搞不好，不仅是由于性格上的共同弱点，而且也由于他们缺乏开垦荒地所需的特殊技能。不久，殖民地托管人就不得不承认“在英国无用的穷人，在佐治亚看来也同样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