朦胧和朦胧的读音:美国人：开拓历程·5-2

二十五 信奉“不言而喻”的真理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独立宣言》第二句就如此宣告。《独立宣言》把根本性的社会真理归结为“不言而喻”，而不是象原来初稿中所写的“神圣和无可争辩”。可见《独立宣言》是确凿无误地立足于美国的立场之上。

 早在一七二四年，休·琼斯牧师刻画弗吉尼亚人的特点时，就对人们信奉“不言而喻”论的根由作了阐述：他们天生脑子快，并且很快就投身于学习文理科知识。但是，他们往往由于生意和倾向性而不再进行精深的研究，也未能深入探索事物的实质。他们没有奠定良好的学术基础，没有经过这方面的训练，没有获得这方面的成就，就熟练地处理本身的事务。其实，这一切本来是可以灌输到他们天生的资质之中的。他们理解快，拥有足够的知识，也能说会道，虽然他们的学识大部分都流于肤浅而且停留于表面。

他们更倾向于通过商业关系和日常交谈来观察人，而不是埋头于书本之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想花最短的时间，用最好的方法，来学习绝对非学不可的东西。

把这种见解成熟地表达出来的人是富兰克林和杰斐逊。在思维问题上，他们两位都是美国思想方式和反贵族思想方式的最雄辩的代言人。富兰克林不止一次地拒绝卷入学术争论，他反驳欧洲人对他的电学论点的批评，指出“争论容易刺激人的脾气，并且扰乱人的安宁。”他还说，如果他的看法是正确的，就不难从他人的经验中得到证实；如果他的看法不正确，那就理应为人所摒弃。一七八六年，在他的论美国政府的进展这篇报告中，他扼要地向一位英国记者表达了他对“不言而喻”论的信奉：“我认为，我们正走在不断进步的正确道路上，因为我们不断在进行实验。对一切看来是错误的东西，不必在口头上表示反对，因为，对于多数人来说，给他们讲道理，劝说他们免犯错误，还不如让他们通过实验来端正方向，这样会更为有效些。”这种论点同杰斐逊的见解如出一辙。在杰斐逊执笔的《弗吉尼亚确立宗教自由法案》初稿前言中，他是如此主张的：“人们的见解和信仰不是以他们自己的愿望为转移的，而是不由自主地遵循反映到他们心目中的事实。”

欧洲自由派思想的奠基人宣称，在真理与错误的任何公开论战中，真理最终必能取胜。他们这番话只不过是又一个信任宣言，表示对哲学家的信任，相信开明而渊博的人物有神奇的力量，能够从彼此相争的体系中抓住真理，相信哲学家们有能力创设符合自然法则与实际情况的体系。他们这番话分明是另一种贵族式信条，不过今日的贵族是哲学家和科学家。“进展”已经与弗朗西斯·培根所谓的“学识的前进”完全等同，具有才能并享有特权的少数人起着主导作用。根据孔多尔塞侯爵的《人类思想发展史概貌》一书中的法国经典说法，思想最深刻的哲学家——笛卡尔、牛顿和莱布尼兹，已被称作争取解放人类思想的英雄，他们完善的形而上学推动人们冲破几个世纪以来帝王和教士筑起的政治和宗教牢笼。这是“天才人物——人类不朽的造福者”的工作成果。

　　这种解释是同美国格格不入的。甚至认为人类的不平等是历史的源泉的约翰·亚当斯也为之激怒了。亚当斯以冷嘲热讽的口吻感叹说，“真是遗憾，这位天才人物竟然未能成为全人类的帝王和教士！”。在一八一一年，他又进一步指出：法国的哲学家们过于鲁莽和轻率。他们同巴比伦、波斯、埃及、印度、希腊、罗马、土耳其、德国、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或者英国的教士和政治家们一样狡猾、自私和虚伪。他们根本不懂得他们干的是什么。他们错估了他们本身的力量和所掌握的资源，结果是他们同自己的全部理论一起同归于尽。

我看，哲学家们的鲁莽和轻率把人类境况的改善和好转的进程拖迟至少百年之久。就知识而论，公众的思想确已有所进步，从人道、平等和慈善为怀的角度上来说，公众的心灵也确已有所升华；封建余孽、宗教法庭、严刑拷打和残酷体罚，以及黑奴制度等等都已一扫而光。但是，哲学家们要求，必须在每次急转弯时都达到完美无缺的地步。他们比讽刺作品《一只澡盆的故事》中描写的小兄弟杰克还要激烈十倍，他们把整套衣服全都撕得粉碎，一丝也不留下。他们甚至一度投靠拿破仑，而且吉本本人也变成了宗教法庭的鼓吹者。他们当今在欧洲建立的竟是如此可爱而光荣的“平等、博爱、自由”！

亚当斯对天才人物的无情要求很不信任，他宁可信任公众思想比较缓慢但却清醒的循序渐进，这反映了美国人情感中的一股激流：他们深知华盛顿同拿破仑不同，也深知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欧洲那些阁楼里冒出来而又自命不凡的人物（诸如，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之间的区别。

在美国，人们思想得以解放，不是由于有机会用当代哲学体系来战胜古老而谬误的哲学体系，而在于有机会把所有的哲学全部纳入日常生活中充满疑云的世俗竞技场中。任何哲学都不可能神圣到可以免受这种考验。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无论是以知识武装起来的学者们之间的学院式智力竞赛，还是地球上另一岸的艺术家和预言家们的热烈争论，都不如市场上的自由竞争更有价值。对于这类自由竞争，欧洲迄今几乎还一无所知，而且恐怕永远也不会以其原始的美国形式在欧洲流行。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大法官在一九一九年写道，“对真理的最佳考验就是那种能在市场竞争中为人们所接受的思想力量。”他说这番话并非以哲学家的个人身分向哲学家的同行发出呼吁，而是以专业思想家的身分向美国大众发出呼吁。

在十八世纪（如果不是更早的话），美国的实践已经开始把这种色彩注入人们的思想。为了维护出版自由，富兰克林在一七四O年七月二十四日的《宾夕法尼亚报》上写道，“如果发表的东西是好的，人类便能从中得益，如果是坏的……越使之公诸于众，其缺点也就暴露得越透彻，其作者也就会更加名誉扫地，无论他是什么人，一概如此。”同样，杰斐逊在敦促实行言论、出版和宗教自由时，也并没有强调每个人的心灵应受到当代哲学家的开导，而是宁愿让每个人的心灵都对其特有的经历作出自由而直接的反应。杰斐逊告诫说，“你本人的理智是上天赐给你的唯一神谕，而你应负的责任不在于自己所作的决定是否正确，而在于决定的诚实性。”美国的基本问题应在实践的舞台上得到解决，而不是在争论或者学术的舞台上解决。美国人有自己的捷径去作出结论，这可以从他们关于“进展”的概念中得到阐明。

到了十八世纪，许多欧洲思想家通过迂迴曲折而又坎坷痛苦的求知之路，找到了“进展”的概念。其中有一条是弗朗西斯·培根和勒内·笛卡尔探索的哲学推理之路。另一条则是芳泰尼尔、孔多尔塞和吉本探索的历史推理之路。有些思想家以人的基本特征和自然法则为其立论的出发点，另一些思想家则把他们的历史观。倒溯到古罗马、苏格拉底、或者甚至倒溯到人类的原始部落。有些思想家对人类、社会和宇宙进行剖析，力图找出“进展”的源泉和必然性；另一些思想家则以遥远的过去的一段时间作为基点，探求通向现在和进入未来的路线。

所有这些都是学者们的反应。在英国，“进展”看来是时间颇长、相对平稳的历史的产物，整个过程既缓慢而又无巨大剧变。在法国，“进展”看来是只有未来才能充分证实的一种希望。但是，在美国，一个人如想证实是否存在着“进展”，他本人无须是历史学家或预言家，“进展”似乎可以由日常实践来鉴定。

打从开始起，北美殖民地的人们就已经意识到，“进展”在新世界是不言而喻的。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的地方行政长官一六四六年对蔡尔德请愿者的答复就明确声称：“让他们试试在世界上任何别的地方建立一个殖民地，看谁能在十六年之内取得比我们更大的成就。”大约一个世纪以后，安德鲁·伯纳比访问费城，他兴奋地惊呼道，仅仅八十年之前，“这里还是一片荒芜而未开化的蛮荒之地，除了贪婪的野兽和野蛮人之外一无所有”，如今却出现了一座欣欣向荣的城市。“在我们盼望着无数城市和王国不断兴起和发展之际，亲眼目睹这一巨大成就，能不雀跃欢呼吗？让我们设想一下，一个富裕而丰饶的国家将从这个小小的定居点或殖民地中突然崛起，能不使人衷心高兴吗？任何人只要一想宾夕法尼亚，内心深处就无不感到欢欣雀跃。”总之，美国的历史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这句话不止一次地出现在许多书刊的扉页之上：“英属北美殖民地在发展、进步。”

美国的实际情况使得“进展”与“增长”同“扩张”成为同义词，这是很自然的。北美殖民地得以延续生存，并具有无穷活力，这本身就是“进展”的明证。富兰克林从一件任何人都能看到的事实中得出美国在不断进展之中的结论。这一简单明白的事实是：北美大陆的空白地区人口日益增长。富兰克林在他的《关于人口增长、分布等问题的看法》一文（一七五五年）中阐述说，如果按照旧世界的经验对美国人口的增长进行概括，那将是无可比拟的巨大错误。“对欧洲那样早已挤满了人的古老国家进行观察得出的结论，决不适用于美国这类新兴国家。”在美国，试图限制制造业或者限制人口，都是徒劳的。“结婚的人数越多，人口就越多，而人口越多就越容易维持家庭的生计。一旦家庭生活易于维持，又会有更多的人结婚，并且更早地结婚。”在美国，土地众多和易于谋生诱使人们早婚和多生子女。这里的人口肯定每隔二十年就会翻一番。“尽管有了这样大的增长，但北美的版图是如此之辽阔，以致需要经过好多年代才能使其布满人口，而且在人口布满之前，这里的劳力是决不会便宜的。在这种地方，没有人愿意长期替别人当劳工，而是更乐于独立经营自己的种植园。在这里，人们不会长期在某一行业打短工，而是加入新移民的行列，自己建立独立的事业。因此，尽管成千上万的劳动力连续不断地移入宾夕法尼亚，但是，同三十年前相比，那里的劳力丝毫没有降价。”劳力的昂贵既妨止了殖民地在制造业方面与母国进行竞争，殖民地人口的增长又年复一年地使容纳英国货物的美国市场不断扩大。

简而言之，植物和动物的自然繁殖是没有止境的。但是，试设想一下，他们互相挤来挤去，又互相侵犯对方的生活手段，将会造成什么后果呢？……估计现在已有一百万以上的英国人在北美定居（虽然据说当初航海来此者不到八万）。而且由于北美殖民地向母国的制造业提供了就业条件，英国的就业人数就决不会减少，相反，还会大幅度增加。假定这一百万移民每二十五年人数翻一番，那么，在下个世纪美国的人口就将超过英国，而且绝大多数英国人将生活在大洋这一边。这对大英帝国在陆地上和海上的权力将是多么大的一次扩张！这对贸易和航运、对海船和海员的数目又将是多么大的一次增长！

富兰克林早就看到，美国人所注重的事实已压倒欧洲人所注重的理论。举例而言，“重商主义”——英国和它的竞争者都以此作为争霸的理论依据，而这一理论就是以欧洲人口拥挤这一事实为借口而形成的。在重商主义背后还有一种假设，那就是说世界的财富象一个馅饼，一个国家要是取得较大的一块就必然意味着其余所有国家所得到那块较小。在日益扩张的新世界，所有这些都成了不切实际的教条。美国为何要追随欧洲的模式呢？美国人口的增加为何会威胁到英国的财富呢？相反，正如富兰克林所坚信的，北美殖民地的扩大必将削弱可能来自北美制造业的竞争，与此同时也必将扩大英国产品的市场。

制造业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之上的。一个国家有大批无地贫民，他们不得不以低工资为别人劳动，否则就会挨饿，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有人经营制造业，也才能提供大量廉价产品，以阻止从国外进口同类的产品，甚至可以担负这一产品输出所需的开支。

如果人们都能拥有足够多的土地，并能在这块土地上依靠自己的劳动富裕地养活全家，那么，任何人都不会穷到非投身制造业替雇主干活不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美国既有足够的土地可供我国人民使用，也就不会出现大量一定规模和一定价值的制造业。在人口稀疏的森林地带，人们的自然生计必然是打猎；人口数量要是略多一些，自然生计就会是放牧；要是人口达到中等程度，自然生计则会是农业；只有人口极其稠密的地带，自然生计才会是制造业。在人口稠密的国家，大量居民的生活最终必须由制造业来维持，否则这些稠密的人口就只能依靠别人施舍为生，或濒临灭绝。这是一位才华出众的作家的惊人之笔写出的惊人之言。总之，人口不断向外扩张对大不列颠极为有利，它就是这样干的，并且只有占有加拿大，这一点才能得到充分保证。

富兰克林在他与理查德·杰克逊合著的《论大不列颠拥有殖民地及兼并加拿大和瓜德罗普的好处》（一七六O年出版）一文中，把上述论点运用于解释英国战胜法国后对北美的政策。自此之后，在社会上出版的各种小册子中以及在国会里都纷纷议论英国究竟是应该通过兼并加拿大而把法国赶出北美，还是应该拿下产糖的瓜德罗普岛。正统的重商主义者争辩说，加拿大是一片寒冷而未经开发的荒漠之地，而且有漫长的边界需要捍卫，唯一可得的好处是区区皮毛生意而已，它心将成为母国的沉重负担。同时，他们还强调说，把法国驱出北美有促使美国从速独立的危险。但是，富兰克林对此的看法则截然不同，他认为，“进展”、“扩张”和“增长”都是美国生活的必然规律。所有那些把国家比作人体的古老比拟都是十分谬误的，因为实际上国家的发展是没有自然极限的。美国市场通过消费英国的工业品将为英国工人提供更多的就业，并且最终将使母国的人口增长十倍。富兰克林这本小册子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特别是相当一部分有权势的英国人（其中包括大英帝国举足轻重的人物威廉·皮特本人）都与他持相同看法。在一七六三年的巴黎和约中，英国所兼并的是加拿大而不是瓜德罗普，从而消除了法国对美洲大陆殖民地的威胁。

这种思想方式实际上为大英帝国的扩张提供了崭新的美国式论据。同时，也阐明了一种针对“进展”这一概念的新颖而朴素的观点。如果不是富兰克林等人以这种朴素方式给美国人打好思想基础，使他们从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基点出发来进行论证，十八世纪北美殖民地的扩张也不可能带来如此有力的经验教训。

对于殖民时期出现的其它一些美国概念，也可以作同样的解释。这些概念初看起来颇象欧洲“启蒙”哲学家所得出的结论。再仔细一看，又有充分证据说明，这些美国原则往往都源自美国生活现实的“不言而喻”的结论。举例而言，一个法国哲学家兴趣的多面性表现出他坚信理性的崇高的一致性，而他渊博的兴趣则证实了一种理论化的“理性主义”。但是，一个弗吉尼亚种植园主之所以多营博能却更多地是由于他的实际责任的多样性——要对行政管理、作物收成、医药、宗教以及他的小小种植园世界里的一切事物负责。再者，在法国，人类不可或缺的平等需要依靠埋头研究和思考才能费力地表达出来（例如在卢梭所著《关于不平等根源的论文集》中就是如此），但是在美国，“平等”这一概念本身就具有一种完全“不言而喻”的含义。当然，美国的现实也限制了美国的理想。如果美国的“生活现实”看来会否定平等的话（诸如黑人和印第安人的情况），就会有许多善良的美国人强烈地提出质疑。

　　从一开始，美国人就形成一种习惯，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只接受似乎业已在实践中得到证实的概念。他们往往把现实的事物作为尺度，来衡量事物发展的应有情况。在美国，“这个样子”成了“应当成为这个样子”的检验标准。新世界本身就否定了“世界原来是这样”与“世界可能怎样或应当怎样”两者之间古老而鲜明的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