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力德zy motor:未来中国?谁来种地？

导读：农民“荒”与农民“慌”

　　  十年后，谁来种地？

　　 “谁来种地”如何破解？

　　我国现在进城务工人员超过2.4亿，每天都以消失20个行政村的速度使农村逐步“萎缩”。十年以后，农村这个概念不仅从风俗习惯、传统文化等方面上消失，也将使贴有农业时代标签的各种生产力所交织的包括种田等关系民生的现象得以消失。一个农业大国出现了“农民荒”，这是一个重大的国情变化。

　　农业部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陈萌山在解读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时讲道，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农村“谁来种地”、“谁来养猪”已成为绕不过的严峻问题。据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愿意再返乡务农。我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需要养活的大国，粮食安全一直是压倒一切的“三农”政策底线。设想二十年之后，目前在我国粮食生产第一线的农民随着年龄变老干不动农活时，他们的子女又不愿意返乡务农，我国的粮食安全将何以为继？城市居民消费的肉、蛋、奶又将来自何方？

　　其实不独中国有这种情况，在韩国、日本、意大利等国，这些发达国家的农村虽然建得很漂亮，空气足够新鲜，环境也足够亮丽，但农村依然还是留不住青年人。原因很多，包括在农村务农收入不高，农村较冷清，青年人喜欢城市的人气等等。

　　如何才能破解“无人种粮”、“无人养猪”的困局？有三条路可走：其一是从娃娃抓起，通过在义务教育阶段中植入农业内容，增加对农业有兴趣的未来接班人；其二是对目前义务教育之后的青年农民进行职业培训，培育更多的种田能手；其三是通过优惠措施吸引部分进城人员返乡。

　　目前我国的农村教育以“智识教育”为主，主要对象也是学龄阶段的农村青少年，教学内容以升大学为目的，而最终能够考上大学的在河南等农业大省不足20%。当前的农村教育，无论在目标、体系建设还是内容设计上，都存在强烈“离农化”倾向。从教学内容看“象牙塔中办学”的农村基础教育使得农村学生缺乏对农村的认同感，更不熟悉农业的基本知识，从教学形式来看，“就教育而教育”的封闭办学模式使得农村教育难以承担农村社区文化中心的重担。

　　针对16岁以下的农村青少年，应该引入“双元制”教育理念，改革现有的农村义务教育模式和内容，纠正“离农化”倾向。可以在智识教育的课程之外，增设劳动技能课程，适当安排适应当地需要的劳动技能和技术教育。培育学生的职业兴趣，使得技能课程教育能够更好地贴近农村生产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使学生在结束义务教育之后能够有充分的准备选择未来的职业生涯，为其将来进一步的职业培训打下基础。此外，应在课程设置上，适当增加乡土教材尤其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的自编乡土教材。使得学生加深对农村、对家乡的热爱和了解与认同感，在教育目标定位上，培养一批立志农村经济发展的人才。

　　国外对义务教育之后的一些“社区教育”、“双元制教育”等理念值得借鉴。我国在义务教育阶段完成后，相应的农业知识与技能培训基本上是缺失的。仅有的培训也只是单向地如何让他们到城市去打工，这种单向的流动培训对农业发展很不利。所以应该针对16岁以上，脱离义务教育阶段又未能顺利升学的农村青少年，应建立完善的农民职业教育体系，做到“无缝衔接”。针对正在农村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老、中、青农民，应以社区教育为基础，根据不同的职业需求，分别提供各种培训和教育服务。

　　费孝通先生曾经介绍过传统中国的人力资源双重循环回路，即乡村地区通过科举等方式向城市输送人才，这部分人力资源再通过告老回乡等方式，作为“乡绅阶层”回流到乡土社会，并广泛参与到乡村社会的管理和乡土社会秩序的构建之中。目前我国这种双重循环早已断裂，农村基本上成为“抽水机”，大量农村优秀青年通过大学、打工、当兵等离开农村。使城乡之间的经济“剪刀差”变成人力资源“剪刀差”。国家应该采取有效的政策吸引部分有志农业的青年返乡，重新构建双重循环回路，培养一批种田能手，并且给予荣誉与奖励，以此来吸引更多的人能够留在农村，守着国家粮食安全的底线。

　　十年后，谁来种地？

　　我国每天消失行政村20个，进城务工人员总数已超过2.4亿，十年后谁来种地？难道是依靠留在农村的老弱病残的剩余农动力吗？到底谁来种地？这是值得深思和探讨问题。

　　民以食为天，粮食是满足和保障人们吃饱饭的首要条件。可当土地快速的荒芜时，当耕地面积缩小时，民以食为天的格局也在悄悄的打破，谁来种地便成我们不得不关心的问题，十年后我们是否有粮吃，是我们不得不担忧的问题？难道十年后我们要指望依靠粮食进口来解决问题？

　　当农村强壮劳动力快速涌向城市，他们的进城解决了城市中出现的“民工荒”，他们通过双手创造出了城市中每一天的变化和发展。当他们在努力改变和创建城市时，“民工荒”的缓解又产生出了“农民荒”的出现。“民工荒”与“农民荒”有着密切的关系。

　　“民工荒”和“农民荒”存在着一样的主体人群，民工们的外出务工造就出了农村“空心化”的出现，使留在农村家中的都是老弱病残，如何依赖这些年迈体弱的人群，可以支撑起几亩粮田？当年青劳动力们都成群结队的进城务工赚钱时，田地中的身影更可以说几乎看不到年青力壮的人影。当不停改进的农业技术与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加速时，确实可以大面积提高农业发展和改革，但改革的发展还不能完全代替农民存在的劳动力。

　　有网友评论说“十年后谁来种地”这样的问题根本不值得关心，因为还有十年的时间可以经历和等待，还有十年的时间可以发展科技和改革农业。

　　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农村学生也在大量减少，还有的全家外迁转移，这都是新农村建设改革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而这又都是造成“农民荒”的原因。现在农村老人是种地主力，80到90年代的青年已经不是农民了，他们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进城打工，连地都没有下过，如何让一群进城后大都不愿再回来的年青人，在“产粮人”和“用粮人”的身份之间转换？

　　有的网友评论说，十年后谁还用人力还种地？是，肯定的说十年后是不会再完全依靠用人力来种地。科技在发展，农业技术也在发展，但操作农业设备的人员，也首先要有文化，有体力，有能力的人群。可当大面积青年劳动力都涌向城市时，还是依然要指望留守在乡村之中的剩余老动力，仍然是老的老、小的小的留守，可以说直正的“空心化”农村时代已经到来。

　　当年轻的“农民”进城变成了“民工”时，有了自己的稳定收入时，肯定会尽量扎根于城市，至少在年轻时，还在城市中生活，等到退休时可以回到有田有地的家中颐养天年。而等他再重新回到农村时，田地早已荒芜很久，谁来弥补中间空闲出来田地空置期呢？等到老时，还有体力去种地吗？

　　当种植农业开始为了土地流转、提高农业技术、改善农业思想意识的时候，又有人多少会注意到“农民荒”的实质问题呢？当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出现差距时，又如何加快改农村经济平衡呢！是否在能在建设新农村之后，进城的民工们乐意回到农村中呢？或者城里人放弃城里的优越条件，来到农村从事农业种植？

　　当前部分农村还存在着：种植效益较低；城乡户籍制度差别待遇；农村教育形势严峻；农业过度投入工业等。这些束缚农村的条件和因素都在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只有通过建立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建立农村社保制度，缩小城市与农村经济差别，改革城乡户籍制度，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等，来提高农民职业的“吸引力”，留住农村劳动力，并吸收农业的专业人才。

　　而在缓解和完善之后，“农民荒”与“民工荒”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个恶性的循环。是需要谁来种地？还是需要谁来建设城市？平均人口分布，减少人口过度流动，又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根据在线调查《十年后谁来种地？》的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出，71%的人认为要解决当前“农民荒”是当务之急，而不愿意去种地的人仍然占到35%，谁去种地又会引起一个不小的争议。而当我们还在争议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时，还不如先注意到实质性的问题“人口拐点”上来，如何真正解决“人口拐点”才是真正的当务之急。

　　农民荒与农民慌

　　“为什么要离开农村？”

　　面对记者的提问，48岁的粤北农民李剑明回答很干脆：“一年到头守着几亩薄田，靠种地为生赚不到多少钱。而附近也没有像样的工厂，就算再想挣钱也找不到工作。”李剑明的话，道出了大多数农民的想法，靠土地过日子心慌，靠种庄稼过日子肚里慌，靠老老实实当农民更是心慌意乱。只有进城打工，才是最好的出路。

　　所谓的“农民荒”，其实是农民“慌”。记者追访了几位背井离乡、奔向城市的农民，从他们的经历中探寻他们外出打工的原因与无奈。

　　土里刨食难以承担沉重家庭开支

　　36岁的曾学文是广州某服装市场的送货员，他每天的工作是简单而机械地将布匹打包、发货。“工作十分辛苦，很多时候要扛着100多斤的货物爬上三四楼送货。”曾学文形象地描述道，“每天就像打仗一样从早上9点一直忙到晚上，唯一的休息空隙就是吃中午饭的那半小时。”

　　曾学文出生于粤西一个普通的小山村，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辗转东莞、广州等地打工。在他看来，外出打工和留在家里种田一样辛苦，但是他更喜欢打工的生活状态，“因为打工每月能拿到3000元，这相当于在农村种田一年的收入”。

　　和大多数农民工一样，曾学文外出打工是被“逼”出来的。曾学文所在的村庄，八山一水一分田，在山区县非常具有代表性。“家里6口人，人均不到4分地，算下来有2亩左右的土地。”他告诉记者，如果留在村里，只能靠种水稻、卖竹子等为生。

　　而仅仅依靠传统的耕种方式，农民的收入相当微薄。曾学文做了一份详细的收支列表，如果2亩地都种上水稻，一年能收获2500斤左右稻谷，大概能卖到3000元。除去种子、化肥、农药等成本，只能剩下一两千元了。

　　自从曾学文外出打工后，家里的农活就落在了年过花甲的父亲身上。父亲干不动重活，只能花钱请周边的村民帮忙，如插秧、收割。而这几年农忙时节的人工费一直猛涨，以前60元/天的工钱，现在已经涨到100元/天。除去1000多元的人工费，种粮所得收入几乎所剩无几。“光靠种田，让人看不到希望。”曾学文感慨道。

　　前段时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一条新闻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黑龙江农民刘贵夫靠着种田，年收入高达二三十万元。曾学文则对此连连摇头，年收入二三十万元靠的是大面积承租、机械化耕种，而这样的事情在土地分散的山区很难实现。

　　除了种田，“靠山吃山”也是当地农民的重要收入。曾学文表示，当地盛产竹子，周边乡镇有家香烛加工厂，常年向村民收购香骨。闲下来的时候，村民会加工香骨补贴家用。“每天工作5小时，大概能生产5斤香骨。按照每斤香骨两元钱计算，一天下来能挣10元左右，每个月能挣两三百元。”

　　种粮、卖竹子，这几乎是村民所能赚取的所有收入。“按照每人每天5元钱的生活开销，平均每月的生活费都要一两千元。再加上孩子的教育费、人情往来等开支，一年下来得花一两万元。”在曾学文看来，光靠在土里刨食，难以承担起家庭的沉重开支。

　　微薄的农业收入，也让越来越多土生土长的农民告别耕作、离开土地。

　　城里有大把的工作机会

　　可以说，山区县经济发展的快与慢、好与坏，决定着农民的去与留。

　　48岁的李剑明所在的乡镇，只有几家小型服装加工厂，大量的农民很难找到工作机会。10年前，从未出过远门的李剑明第一次来到珠三角，密密麻麻的工厂让他眼界大开。很快，李剑明就在佛山一家五金加工厂找到工作，一干就是10年。

　　小学文化的李剑明从来没有跳槽过。他依然延续着农村的惯性思维，“能找到一份工作就很不错了”。和城里白领所不同的是，李剑明很盼望加班的日子。“如果加班的话，每小时能拿到5元加班费。”李剑明告诉记者，如果是在淡季，每月的工资只有1500元左右；如果遇到旺季，大量的订单需要工人加班加点，算下来自己每月能赚到2000多元。

　　李剑明两夫妻都在同一家工厂上班，一个月下来有3000多元收入，这几乎是他们在农村干大半年活的收入。“城里的消费比农村高多了，每天起床睁开眼都是要花钱的地方。”李剑明算了一笔账，“两夫妻在工厂附近的城中村租了房子，每月租金要两三百元；一天的基本生活开支需要20多元，每个月算下来就是八九百元。再加上电话费、水电费等开支，一个月的生活开销至少在1500元左右。”

　　尽管如此，李剑明对这样的生活仍然十分满意。“我们两口子每年能攒下一万多元钱，这在农村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李剑明表示，“村里有700多户人家，其中90％以上的家庭靠着外出打工盖起了两层小楼。如果单靠种地，盖新房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现在，李剑明已经举家搬到了珠三角。“城里有着大把的工作机会。”让李剑明开心的是，三个儿女也在珠三角找到了工作。“三个孩子都没什么‘学习细胞’，初中毕业后就跟着我们两夫妻出来打工。目前，他们都分布在佛山不同的工厂里。如果让孩子们待在农村，他们的出路会让我伤透脑筋。”

　　专家表示，县镇经济发展不景气，加上自然资源匮乏、交通不便、信息封闭等种种因素，使农民开始了加速流动。目前，伴随着产业转移的滚滚浪潮，欠发达地区开始承接大量的珠三角企业。正在崛起的县域经济，开始给农民带来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

　　离曾学文家几公里的地方，工业园正在拔地而起。去年，曾学文的妻子为了孩子回到农村。“此前妻子也在服装市场工作，每月的收入是2000多元。回到村旁的工厂上班，妻子的收入陡然降到1000元左右。”曾学文有些犹豫不决，目前仍在观望，“我也很想回家，但是山区和珠三角的收入差距还是很大。等到山区慢慢发展起来了，有合适的机会再考虑回家。”

　　外面的世界更精彩

　　横亘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巨大发展鸿沟，也让农民对城市的生活充满向往。目前，青年农民“跳出农门”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在青年一代农民中，打工越来越成为农民增加收入和谋生的主要手段，城乡流动、迁移并定居城市，日渐成为农民的强烈愿望。

　　在大多数农民看来，身处繁华的城市，每天都在接触着各种各样的新鲜事物。相对于偏僻的农村而言，待在城市里将有着更开阔的视野。曾学文出来打工多年，早已习惯了城市的生活。“简单地说吧，在农村的道路上，只有零零星星飞驰的汽车。而在城市里，每到上下班高峰期，汽车就排起了一条条长龙，很是壮观。”他用最直观的语言，描述出城乡的现代化之别，“虽然现在大多数农村家庭都有了电视机，可以通过电视了解外面的世界，但在城市里能亲眼见到这些新奇的东西，也更加直接。”

　　与此同时，许多农民工也早已习惯了城市的生活方式，不愿意回到落后的农村。21岁的李秋是典型的新生代农民工，目前在珠三角一家电器商场从事售货员工作。她穿着时尚的高跟鞋、连衣裙，在她身上已经看不到农民的影子。她告诉记者，闲暇之余，她喜欢的是上网聊天，喜欢玩时下时髦的网络游戏。而她出生、成长的村子里没有网吧，要到10多公里之外的乡镇才能上网。每次春节回家，农村落后的生活方式都让李秋不太适应。

　　更重要的是，对于大多数农民而言，城里完善的公共设施、公共服务让他们难以丢舍。李秋表示，就拿最直观的环境而言，30多年前，每到收获季节农村里必定是“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但是随着农民的生活逐渐“现代化”，越来越多的垃圾出现在房前屋后。而村里却没有垃圾回收的公共设施，只能任由垃圾被随意丢弃，臭气熏天。而这样的情景，几乎是不可能在城市里出现的。

　　尤其是近些年，珠三角地方政府在农民工所享受的公共服务方面投入很大，比如将他们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解决子女教育问题、免费开放文化场馆等。比如这几年，东莞市镇两级财政对新莞人子女就读公办学校的支出每年超过10亿元。这些政策对农民工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城乡之间的发展失衡，让农民工在繁华的城市流连忘返。尤其是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早已把城市当成了自己的家，故乡农村只是出现在他们的身份证和户口本上。只有真正做到工业反哺农业，统筹区域和城乡发展，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才能让农民留在农村。

　　让农民在农村不再“慌”，自然就无所谓“农民荒”了。

   作者：郑风田